民诉意见民事诉讼鉴定意见精选8篇

2023-11-10 20:1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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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诉意见篇一

「关键词生效，离婚，调解协议，既判力，主观范围

一、问题的提出

2002 年1月，原告洪素兰以双方感情破裂为由，诉至福建省三明市三元区法院，要求与被告陈衍荣离婚。经法院主持调解，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离婚调解协议。调解书中载明：“经本院主持调解，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如下协议：一、原告洪素兰与被告陈衍荣自愿离婚。二、夫妻共同财产：坐落于三明市三元区新市南路215幢 401室房改房一套归婚生女陈伟霞、陈伟丽（注：二人均已成年）所有……”。2003年8月，陈伟霞、陈伟丽以父亲陈衍荣拒不交付该套房屋为由，诉至三元区法院，要求法院判决该套房屋归陈伟霞、陈伟丽二人所有。

对此诉请，有几种不同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陈衍荣不履行协议，法院应当受理此案；第二种意见认为，法院不应受理此案，陈伟霞、陈伟丽二人可依洪素兰与陈衍荣离婚之生效调解书向房管部门办理房屋过户登记；第三种意见认为，法院不应受理此案。对于该套房屋归属，宜由洪素兰与陈衍荣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可由洪素兰与陈衍荣另行诉讼解决。

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上述三种不同意见的焦点，在于对生效离婚调解协议既判力主观范围的认识不同。

既判力理论最早可以追溯至罗马法上的“一事不再理”原则。既判力是指判决确定后，在实体内容上对于当事人和法院具有的约束效力，即当事人受到判决的约束，不得就已判决的内容再行提出争议，法院也受到判决的约束，不得就同一事项作出矛盾的判断。既判力的社会功能在于通过判决的终局性，确定一种规范的秩序并使其相对地固定下来进而诱导社会秩序的依法形成。首先，以判决形式固定的权利义务状态作为后续交易行为的起点，增强交易行为的安全性，无须担心判决会轻易被改变而使交易行为失去基础或者中断。其次，有既判力的判决具有稳定的可预测性，使从事交易的人们越有可能按判决所示的规范采取行动，有利于秩序的形成。最后，司法中判定的终局性意味着一旦判决成立确定，即不再轻易给反复的谈判或讨价还价留下余地，构成了司法作为另一种建构秩序样式的重要特点。

在我国，不论是现行民事诉讼法，还是通行的诉讼理论和迄今为止的审判实践，均未正面涉及既判力的问题。但民事诉讼法第141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以及依法不准上诉或者超过上诉期没有上诉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第158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在这两个法条中，固然没有明示“既判力”一词，但它们无疑是我国民事裁决之既判力的法律依据。因为，所谓“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或 “终审的判决”具有一个突出特点，即具有确定性。判决一旦发生法律效力，无论是原审法院还是上级法院，通常情况下不得任意改变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如果发现确有错误需要纠正，应当经过严格的审判监督程序。在当事人对该判决提出不服申诉后法院可能依职权撤销原判。如果这些通常的不服申诉的方法已经用尽，就意味着该判决在其诉讼程序中已失去被撤销的机会。这种判决已达到用通常的不服申诉不能剥夺其存在的状态，称之为确定，这种判决称之为确定判决。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或终审判决就是确定判决。确定判决具有确定力，包括形式上的确定力和实质上的确定力。前者是指确定判决具有不可撤销性；后者是指形成确定判决内容的判断的通用力，通称为既判力。因此，只要是确定的终局判决，便具有既判力。由此可见，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41条、第152条是我国判决之既判力的法律依据。

既判力的作用范围，包括时间、客观、主观范围三方面。所谓既判力的主观范围，是指既判力及于什么人的问题。既判力的主观范围原则上仅及于当事人，包括原告、被告、上诉人、被上诉人、共同诉讼人以及诉讼第三人等。但在某些特定条件下，案外第三人可能与本案诉讼产生密不可分的关系，而且这种关系对于法的安全性和权利的稳定性明显不利，这就需要法律在适当的情形扩大既判力适用的主观范围。具体来说，既判力扩大的主观范围可及于以下主体：（1）诉讼系属后当事人的承继人。（2）诉讼系属后为当事人或其承继人占有诉讼标的物的人。（3）既判力向一般第三人的扩张。诉讼通常是解决当事人间具有利害关系的纠纷，因而既判力原则上只能在对立的诉讼当事人间产生。但是在某些特定情况下，也例处地规定判决的既判力扩张至一般第三人，否则民事诉讼法所追求的纠纷的合理、高效解决的目标将难以实现。

既判力向一般第三人的扩张一般发生在以下几种情形：① 有关身份关系的诉讼如离婚诉讼、监护权的诉讼、抚养子女的诉讼及认领子女的诉讼等，其判决效力应及于一般第三人；②对于有关法人关系或其他团体关系之诉（如代表人诉讼）所做出的形成判决，因其有对世效力，故形成判决对当事人以外的一般第三人都有既判力。

调解书是法院对当事人通过调解而依法达成的协议所制作的法律文书。人民法院的调解书送达当事人生效后，双方当事人发生争议的民事法律关系在法律上已得到最终的解决，从而在法律上成为无争议的法律关系，双方当事人均不能对此法律关系再生争议，不得以同一事实和理由向法院再行起诉。因此，生效的调解书与终局判决有同等的既判力。民事诉讼法第89 条也规定：“调解书经双方签收后，即具有法律效力”。一般认为，法律效力包括：拘束力、确定力、既判力、执行力、形成力。可见，法律赋予调解与确定判决同等的效力，生效调解书具有当然的既判力。基于前述离婚诉讼判决之既判力主观范围向一般第三人的扩张，因而生效离婚调解书之既判力主观范围也向一般第三人的扩张。事实上，在司法实践中，已经认同生效离婚调解书之既判力主观范围向一般第三人的扩张。父母不履行生效离婚调解书中确认的支付抚养费的义务时，子女可依生效离婚调解书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就是例证。

结合前文所述案情，该调解书的既判力主观范围应向陈伟霞、陈伟丽扩张，故陈伟霞、陈伟丽可依生效调解书直接向房管部门办理房屋过户登记。

注释：

[1] 参见李祖军、蔡维力主编：《民事诉讼法学》，重庆大学出版社。

[2] 参见兼子一、竹下守夫主编：《民事诉讼法》，法律出版社。

[3] 参见陈荣宗：《举证责任分配与民事程序法》。

[4] 参见陈荣宗：《举证责任分配与民事程序法》。

[5] 参见陈荣宗：《举证责任分配与民事程序法》。

[6] 参见常怡主编：《民事诉讼法学新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7] 参见石萍：《判决的既判力应予尊重》。

[8] 参见骆永家：《既判力之研究》，三民书局。

[9] 参见常怡主编：《民事诉讼法学新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民事诉讼法意见篇二

「内容提要在我国，不论是现行民事诉讼法，还是通行的诉讼理论和审判实践，均未正面涉及既判力问题，尤其是生效离婚调解书的既判力主观范围。本文结合案例，借鉴国外既判力理论和诉讼法，探究我国民事判决既判力的法律依据，进而提出离婚诉讼生效调解书的既判力主观范围向一般第三人扩张的观点。「关键词生效，离婚，调解协议，既判力，主观范围一、问题的提出 2002 年1月，原告洪素兰以双方感情破裂为由，诉至福建省三明市三元区法院，要求与被告陈衍荣离婚。经法院主持调解，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离婚调解协议。调解书中载明：“经本院主持调解，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如下协议：一、原告洪素兰与被告陈衍荣自愿离婚。二、夫妻共同财产：坐落于三明市三元区新市南路215幢 401室房改房一套归婚生女陈伟霞、陈伟丽（注：二人均已成年）所有……”。2003年8月，陈伟霞、陈伟丽以父亲陈衍荣拒不交付该套房屋为由，诉至三元区法院，要求法院判决该套房屋归陈伟霞、陈伟丽二人所有。对此诉请，有几种不同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陈衍荣不履行协议，法院应当受理此案；第二种意见认为，法院不应受理此案，陈伟霞、陈伟丽二人可依洪素兰与陈衍荣离婚之生效调解书向房管部门办理房屋过户登记；第三种意见认为，法院不应受理此案。对于该套房屋归属，宜由洪素兰与陈衍荣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可由洪素兰与陈衍荣另行诉讼解决。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上述三种不同意见的焦点，在于对生效离婚调解协议既判力主观范围的认识不同。既判力理论最早可以追溯至罗马法上的“一事不再理”原则。既判力是指判决确定后，在实体内容上对于当事人和法院具有的约束效力，即当事人受到判决的约束，不得就已判决的内容再行提出争议，法院也受到判决的约束，不得就同一事项作出矛盾的判断。既判力的社会功能在于通过判决的终局性，确定一种规范的秩序并使其相对地固定下来进而诱导社会秩序的依法形成。首先，以判决形式固定的权利义务状态作为后续交易行为的起点，增强交易行为的安全性，无须担心判决会轻易被改变而使交易行为失去基础或者中断。其次，有既判力的判决具有稳定的可预测性，使从事交易的人们越有可能按判决所示的规范采取行动，有利于秩序的形成。最后，司法中判定的终局性意味着一旦判决成立确定，即不再轻易给反复的谈判或讨价还价留下余地，构成了司法作为另一种建构秩序样式的重要特点。在我国，不论是现行民事诉讼法，还是通行的诉讼理论和迄今为止的审判实践，均未正面涉及既判力的问题。但民事诉讼法第141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以及依法不准上诉或者超过上诉期没有上诉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第158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在这两个法条中，固然没有明示“既判力”一词，但它们无疑是我国民事裁决之既判力的法律依据。因为，所谓“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或 “终审的判决”具有一个突出特点，即具有确定性。判决一旦发生法律效力，无论是原审法院还是上级法院，通常情况下不得任意改变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如果发现确有错误需要纠正，应当经过严格的审判监督程序。在当事人对该判决提出不服申诉后法院可能依职权撤销原判。如果这些通常的不服申诉的方法已经用尽，就意味着该判决在其诉讼程序中已失去被撤销的机会。这种判决已达到用通常的不服申诉不能剥夺其存在的状态，称之为确定，这种判决称之为确定判决。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或终审判决就是确定判决。确定判决具有确定力，包括形式上的确定力和实质上的确定力。前者是指确定判决具有不可撤销性；后者是指形成确定判决内容的判断的通用力，通称为既判力。因此，只要是确定的终局判决，便具有既判力。由此可见，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41条、第152条是我国判决之既判力的法律依据。既判力的作用范围，包括时间、客观、主观范围三方面。所谓既判力的主观范围，是指既判力及于什么人的问题。既判力的主观范围原则上仅及于当事人，包括原告、被告、上诉人、被上诉人、共同诉讼人以及诉讼第三人等。但在某些特定条件下，案外第三人可能与本案诉讼产生密不可分的关系，而且这种关系对于法的安全性和权利的稳定性明显不利，这就需要法律在适当的情形扩大既判力适用的主观范围。具体来说，既判力扩大的主观范围可及于以下主体：（1）诉讼系属后当事人的承继人。诉讼系属后为当事人或其承继人占有诉讼标的物的人。（3）既判力向一般第三人的扩张。诉讼通常是解决当事人间具有利害关系的纠纷，因而既判力原则上只能在对立的诉讼当事人间产生。但是在某些特定情况下，也例处地规定判决的既判力扩张至一般第三人，否则民事诉讼法所追求的纠纷的合理、高效解决的目标将难以实现。既判力向一般第三人的扩张一般发生在以下几种情形：① 有关身份关系的诉讼如离婚诉讼、监护权的诉讼、抚养子女的诉讼及认领子女的诉讼等，其判决效力应及于一般第三人；②对于有关法人关系或其他团体关系之诉（如代表人诉讼）所做出的形成判决，因其有对世效力，故形成判决对当事人以外的一般第三人都有既判力。调解书是法院对当事人通过调解而依法达成的协议所制作的法律文书。人民法院的调解书送达当事人生效后，双方当事人发生争议的民事法律关系在法律上已得到最终的解决，从而在法律上成为无争议的法律关系，双方当事人均不能对此法律关系再生争议，不得以同一事实和理由向法院再行起诉。因此，生效的调解书与终局判决有同等的既判力。民事诉讼法第89 条也规定：“调解书经双方签收后，即具有法律效力”。一般认为，法律效力包括：拘束力、确定力、既判力、执行力、形成力。可见，法律赋予调解与确定判决同等的效力，生效调解书具有当然的既判力。基于前述离婚诉讼判决之既判力主观范围向一般第三人的扩张，因而生效离婚调解书之既判力主观范围也向一般第三人的扩张。事实上，在司法实践中，已经认同生效离婚调解书之既判力主观范围向一般第三人的扩张。父母不履行生效离婚调解书中确认的支付抚养费的义务时，子女可依生效离婚调解书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就是例证。结合前文所述案情，该调解书的既判力主观范围应向陈伟霞、陈伟丽扩张，故陈伟霞、陈伟丽可依生效调解书直接向房管部门办理房屋过户登记。注释：参见李祖军、蔡维力主编：《民事诉讼法学》，重庆大学出版社。参见兼子一、竹下守夫主编：《民事诉讼法》，法律出版社。参见陈荣宗：《举证责任分配与民事程序法》。参见陈荣宗：《举证责任分配与民事程序法》。参见陈荣宗：《举证责任分配与民事程序法》。参见常怡主编：《民事诉讼法学新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参见石萍：《判决的既判力应予尊重》。参见骆永家：《既判力之研究》，三民书局。参见常怡主编：《民事诉讼法学新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王国征主编：《民事诉讼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福建省三明市三元区人民法院·廖春

民事诉讼法意见篇三

关键词：诉讼契约；肯定；意思自治

中图分类号：DF71

文献标识码：A

诉讼契约理论在德国、日本及我国台湾地区的研究由来已久，且成果不菲，可在祖国大陆的研究却比较罕见，这与我国的民事诉讼法学传统有很大的关系。但近年来，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已经有部分学者开始探讨“诉讼契约”理论了。

(注：在我国最早提及“诉讼契约”概念的是江伟教授，参见江伟。市场经济与民事诉讼法学的历史使命［J］.现代法学，1996,(3).之后有，张卫平。民事诉讼法教程［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60－64；彭世忠，卫强。民事诉讼契约研究［J］.社会科学家，1999(增刊)；陈桂明。程序理念与程序规则［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92－112；张卫平。论民事诉讼的契约化――完善我国民事民事诉讼法的基本作业［J］.中国法学，2004,(3)；张嘉军。民事诉讼契约研究［D］.四川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

首先有必要从诉讼契约的“存在性”问题谈起，以对其历史脉络有一个清楚的认识。不容置疑，契约通常是私法上的概念，尤其是体现在《民法》领域。(注：已有学者指出：契约的观念不囿于民法领域，它还与其他社会问题的研究具有密切的联系，例如它与政治、宗教、伦理结盟，出现了政治的、宗教的、伦理意义上的契约概念，即所谓广义综合契约。它是运用契约规则的方式和效力来表现人际中的正义、合理、公平的伦理观念。广义的契约有3种存在方式：一是人与神的契约；二是人与人的契约；三是人与生境的契约。笔者并不反对在其他领域使用“契约”的概念，但就本文而言，显然是在法学范围内探讨，故而说契约通常是私法上的范畴。参见江山。广义综合契约论［C］//梁慧星。民商法论丛（第6卷）.北京：法律出版社，1996.275－287.)而《民事诉讼法》则是公法，那么作为公法的《民事诉讼法》是否存在某种形式的契约呢？也即诉讼契约在这一领域是否存在？这个问题经历了从“否定说”到“肯定说”的转变。

在19世纪后期，诉讼法学开始脱离实体法学的支配而逐渐独立起来，并确立其一整套的独立理论，但诉讼契约普遍不为学者所接受，对其持“否定说”。当时学者们认为诉讼法是公法，而诉讼法律关系是当事人与法院之间的公法关系，这种公法关系不能由当事人以私人之间的契约随便加以改变；因而，对当事人在诉讼前或诉讼中所为的有关诉讼程序和实体内容的合意行为，学者均以诉讼法的公法性为由而加以排斥，即限制当事人之间以合意约定的诉讼内容和范围。仅仅只有在民事诉讼法上予以明文规定的合意，才被严格适用，如管辖协议。另外，大多数学者还从诉讼法上“禁止任意诉讼”原则出发，认为法律未予规定的合意，应当视为法律之当然禁止。(注：禁止任意诉讼原则，是指诉讼程序的审理方法及其顺序、诉讼行为的方式和要件等等，均由法律加以规定，不允许当事人任意变更。参见：陈桂明。程序理念与程序规则［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93.)其理由是，如果允许当事人任意变更，法院的工作效率和程序的安定性将无法得到保证，所以只有在诉讼法上明文规定的场合（即禁止任意诉讼的例外情形）当事人之间的合意才能直接发生诉讼法上的效果。直到1930年代，上述见解才受到学者们的批判，以德国学者巴兹、日本学者兼子一教授等为代表，他们认为诉讼法上存在诉讼契约，即使法律未予明文规定的合意也并不当然禁止［1］。

尽管德国、日本以及我国台湾地区对诉讼契约的研究比较深入，但学者们对诉讼契约（主要是针对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诉讼契约）应否承认的争论从来没有停止过，而上述国家和地区的相关判例也常常冲突。在祖国大陆，一则由于对诉讼契约的研究比较缺乏，二则由于对诉讼法为公法性质的认识根深蒂固，导致对于承认法律规定之外的诉讼契约还有相当的距离，因此有必要对诉讼契约存在的理论基础作出评述，以彰显其正当性和合理性。本文在此持“肯定说”的立场，并认为应当全面地肯定诉讼契约。

一、诉讼契约的法理根基：意思自治

“私法自治”的基本含义是“私法主体有权自主实施私法行为，他人不得非法干预；私法主体仅对基于自由表达的真实意思实施的行为负责；在不违反强行法的前提下，私法主体自愿达成的协议优先于私法而适用，即私人协议可变通私法。”［2］换句话说，私法自治，亦称意思自治，是指经济生活和家庭生活中的一切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设立、变更和消灭，均取决于当事人的意思，原则上国家不作干预［3］。

本来作为私法领域内的意思自治原则，为何成为诉讼契约的法理根基？这主要与“民事诉讼法的私法性”及“程序的契约化”有关。

首先，《民事诉讼法》尽管是公法，但却是以私法主体产生纠纷为前提的，只有在私权主体之间出现了争议，才可将纠纷提交给裁判机关引起民事诉讼。“民事诉讼是国家权力解决当事人之间不能自主解决的民事纠纷，从国家对公民来说，这是公法关系。但是，从民事诉讼所要解决的纠纷内容来看，显然民事诉讼又具有私法性质的关系。”［4］民事诉讼程序是由作为中立的裁判主体，应当事人的请求作出权威裁判的过程，尽管在纠纷解决过程中出现了代表国家权力的裁判者即法院，但当事人的诉讼主体地位与其在私法领域的民事主体地位并无二致。(注：严格地讲，诉讼主体与民事主体并不能完全重合，但多数情况下，两者是同一个对象，法律身份不同但实质相同。)所以，当事人实体上的主体需求转化为一种程序上的主体需求，当事人实体上的法律地位也应转化为程序上的主体地位。在程序设计之时就应充分考虑程序利用者――人的自主性、自觉性与选择性，赋予当事人广泛而充分的程序性权利，满足其在诉讼中的程序需求，这也是程序主体性原则的重要表现，诉讼契约也就成为实现当事人程序主体选择权的一个积极有效的途径。诉讼程序越是契约化，它便越具有现代性和正当性，同时也越能够体现出纠纷主体的内在意志以及由此产生出的程序自治性［5］。因此，根据民事诉讼内容所具有的私法性质和程序主体性原则的要求，在民事诉讼中适用意思自治原则当是毫无异议的。

其次，“程序是交涉过程的制度化”，其普遍形态是“按照某种标准和条件整理争论点，公平地听取各方意见，在使当事人可以理解或认可的情况下做出决定。”［6］因而，程序与契约有着相同的联结点，“现代契约更倾向于由制度规范辅以法定的缔约过程中的诚实信用义务来确定双方的权责关系”［7］。例如，拍卖、招标、格式合同等，很难说是契约还是程序。而现代法律程序就是一种格式化契约，是契约相对性原则在公法领域的扩大化。有学者甚至认为“正当程序作为公法行为的基本原则，在法哲学的视角里，法律程序的本质就是契约，法律程序的合法性取决于受约束者的同意和认可”，进而提出“程序即契约”的命题［8］。我们姑且不论该命题的合理与否，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存在的，即程序与契约具有共同性。诉讼程序表现为诉讼主体之间的交涉，为当事人之间纷争的解决提供了秩序平台，以防止陷于混乱，促使诉讼主体采取收敛而不是恣意的行为、协作而不是对抗的态度。诉讼的这些最一般的表现体现出了诉讼的本质：诉讼主体的交涉和合意［9］。基于此，作为契约灵魂的意思自治原则在程序法（诉讼法）上当然是可以而且应当适用的。

如何在《民事诉讼法》中反映私法自治的特性和私法的精神，诉讼契约当仁不让，它就是当事人意思自治在民事诉讼领域中的最好体现。当事人作为权利主体，既然可以在实体法领域中处分自己的权利，同样也可以在民事诉讼领域中自由处分自己的权利。这实际上就是意思自治在不同法域中的不同表现，在民事实体法领域意思自治表现为“契约自由”，在民事诉讼法领域则表现为“当事人处分权主义”。由于民事诉讼解决私权纠纷的特性，使得实体法中的契约自由原则通过诉讼主体的处分权得以在诉讼法中延伸，诉讼契约是民事诉讼中当事人双方共同合意行使处分权的结果。

二、诉讼契约的诉讼模式基础：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

在民事诉讼领域，向来存在职权主义诉讼模式和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区分，由于两种模式之间的一些差异具有根本性，这就使得某些具体诉讼制度的存在与适用实际上成为诉讼模式选择的结果。

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是指民事诉讼中，当事人居于核心的地位，诉讼请求的确定、诉讼资料和证据的收集和证明概由当事人负责［10］。按照大陆法系的民事诉讼理论，辩论主义是指认定案件事实的有关诉讼资料只能由当事人提出，否则不能作为法院裁判的根据，即“当事者以什么样的事实作为请求的根据，又以什么样的证据来证明所主张的事实存在或不存在，都属于当事人意思自治领域。”［12］而处分权主义是当事人主义的另一个重要表现，其内容主要是诉讼只能根据当事人行使诉权而开始，当事人可以在诉讼中变更、撤回和追加诉讼请求，诉讼可以基于当事人的意思而终结。其中“当事人对作为裁判基础的案件事实的处分是当事人行使处分权的重要内容。当事人对诉讼资料的处分表现在：当事人没有在特定阶段和场合（辩论过程中）提出来的案件事实，裁判者不能作为判案的依据。”［13］

在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辩论主义和处分权主义两大原则中，辩论主义意味着从程序方面尊重当事人间接处分自己的权利的自由，而处分权主义则就是在当事人直接处分自己权利方面尊重他们的自由。实体法领域中的意思自治这一公理性原则必然在民事纠纷解决领域中得到具体体现和延伸，如前文所述，当事人不仅在实体法上有权处分自己的实体权利，而且在诉讼法上也同样可以自由处分自己的实体权利。根据上述分析，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集中体现了民事诉讼领域内当事人的意思自治，而诉讼契约作为反映私法自治精神的具体形式，也当然成为意思自治原则在民事诉讼领域的体现。诉讼契约与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存在理念和制度上的契合，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也正是诉讼契约制度得以建立和发展的诉讼模式基础。

相反，在职权主义模式下，其核心内容是法院在民事诉讼中拥有主导权，法官的职权高于当事人的意志［10］155。法院大包大揽，享有全面调查取证的权利和权力，可以在辩论程序之外寻求定案的依据，尽管也存在着辩论原则和处分原则，但对法院是没有约束力的；因此，在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下因缺乏必要的法理根据，讨论诉讼契约实际意义不大。(注：尽管在职权主义模式下，也有管辖协议等合意的存在，但仅限于法律明文规定的场合，此显然与本文所要讨论的诉讼契约向去甚远。)

在传统职权主义模式和当事人主义模式的划分之外，有学者提出“协同型民事诉讼模式”。所谓协同型民事诉讼模式，是指在民事诉讼中应最大值的发挥法官与当事人的主观能动性及其作用，法官与当事人协同推进民事诉讼程序的一种诉讼模式。协同型民事诉讼模式是在充分尊重当事人辩论权和处分权的前提下，为促进案件真实的发现，为节约有限的司法资源，而确定法官与当事人必须协同行使诉讼权利和履行诉讼义务的一种诉讼模式［14］。实际上协同型民事诉讼模式是在吸取了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合理内核的基础上，强化了法官职权的作用，也就是要同时发挥法官和当事人的积极性。在尊重辩论主义和处分权主义的立场上，协同型民事诉讼模式与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是一致的，因而诉讼契约在协同型民事诉讼模式的框架内，也有适用的空间和必要。

三、诉讼契约的诉讼目的基础：解决纠纷

诉讼目的论被视为传统民事诉讼法学理论中最抽象而又最重要的三大基本理论之一，一直以来都是国内外学者比较关注的问题，也形成了种种学说，限于篇幅和本文所要讨论的主题，在此不一一列举。(注：关于诉讼目的的相关学说，可以参见李祖军。民事诉讼目的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99－102.)本文认为，民事诉讼制度最直接的目的就是解决纠纷。(注：这里主要是针对诉讼案件而言，对于非讼案件。后者

往往只有一方当事人，并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冲突的存在，也即没有纠纷，其目的就在于通过对一种法律状态的确定，以稳定相应的法律关系。)换句话说就是民事诉讼的直接目的必须定位在纠纷的解决上面［10］35。其意义在于，当事人一旦选择了诉讼，那么诉讼制度本身就能够满足当事人对确定判决的要求，从而使纠纷得到最终解决，同时也能够对诉讼外的其他纠纷解决方式形成良好的促进作用，为社会主体提供多样化的途径和方式以满足其在纠纷解决方面的多层次需求。正是有了“解决纠纷”这一目的的存在，才有了诉讼、仲裁、调解、和解、谈判等多种纠纷解决方式，形成一个系统的纠纷解决机制。

“无争议便无诉讼”这一古老的法谚充分说明了当事人双方进行诉讼的直接动因。纠纷产生了，其解决的途径是多样的。我们必须尊重当事人的选择，也就是说在正式启动诉讼程序之前，已经经历了一次当事人的“意思自治”――选择纠纷的解决方式。在此阶段，就已经有了诉讼契约存在的空间，最典型的就是仲裁契约（仲裁协议）。如果当事人直接选择了诉讼方式，为解决纠纷，法官的裁判是代表国家权力对当事人有争议的法律关系作出权威和终局判定，而对于当事人之间没有“争议”的地方，国家权力就不应当进行干预。诉讼契约是当事人为了最终解决纠纷而自愿达成的合意，完全符合民事诉讼制度“解决纠纷”的目的。“合意即无争议”，因为合意是基于当事人双方的意思自治而达成的一致意见。在当事人没有争议之处，就应该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思，允许合意――诉讼契约的存在，而没有必要否定合意的效力，将纠纷复杂化和扩大化。“解决纠纷”决定了需要诉讼契约，反过来，诉讼契约正好体现了“解决纠纷”的目的性要求。

四、诉讼契约的诉讼法律关系基础：当事人之间的争讼法律关系

关于“民事诉讼法律关系”的各种学说中，本文同意刘荣军教授的观点：民事诉讼是关于审判和争讼的法律，它既调整审判法律关系，也调整争讼法律关系。审判法律关系反映了人民法院与其他诉讼参与人之间的法律关系，而争讼法律关系则反映了当事人之间、当事人与其他诉讼参与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因而民事诉讼法律关系是由审判法律关系和争讼法律关系构成的特殊社会关系。所谓争讼法律关系就是指当事人与其他诉讼参与人之间形成的以诉讼权利和诉讼义务为内容的社会关系，其核心内容是当事人行使诉权，负担提出请求和进行抗辩、承担证明责任。争讼法律关系的发展，既可以为人民法院进行司法判断提供事实基础，也可以为当事人互相处理诉讼权利和实体权利，解决他们之间的纠纷提供了充分的契机［15］。

争讼法律关系，主要是当事人之间的关系。当事人之间互相处理诉讼权利和实体权利以解决纠纷，那么诉讼契约就有了存在的必要。当事人之间的实体法律关系进入诉讼在当事人之间就成为争讼法律关系，“当事人为了获得有利于己的裁判，在诉讼过程中必然要求相互抗辩，实施攻击防御的诉讼行为”。［16］当事人在法院的指导下相互抗辩和防御，其积极主动的诉讼活动是查清案件事实、达到实体正义尤其是程序正义的必然要求。因而，在当事人之间的相互抗辩和防御的诉讼活动中，对于某项权利义务或事实达成合意来处分自己的实体权利（如和解协议）或程序权利（如变更期日的协议）的行为――诉讼契约，是应当许可的，这是当事人之间充分行使处分权的具体形式。

五、结束语

综上所述，肯定诉讼契约已经是现代民事诉讼的发展趋势。在法理根基方面，民事诉讼内容所具有的私法性和程序的契约性，要求在民事诉讼中适用意思自治原则，诉讼契约正是当事人意思自治在民事诉讼领域中的最好体现。在诉讼模式方面，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集中体现了民事诉讼领域内的意思自治，与诉讼契约存在理念和制度上的契合，正是诉讼契约制度得以建立和发展的诉讼模式基础。在诉讼目的方面，民事诉讼制度的最直接的目的必然是解决纠纷，“无争议即无诉讼”，而“合意即无争议”，因此没有必要否定合意的效力，将纠纷复杂化和扩大化，此即诉讼契约的诉讼目的基础。在诉讼法律关系方面，民事诉讼法律关系是由审判法律关系和争讼法律关系构成的特殊社会关系，争讼法律关系的核心内容是当事人行使诉权，因此当事人之间以合意方式行使诉权，诉讼契约就有了存在的可能和必要。

笔者也不得不指出，推崇诉讼契约并不是重新倡导程序自由主义，主张当事人程序主体性的同时也要遵守法律、要求法官对程序的引导与管理。对诉讼契约的合理规定，以及法官积极作用的发挥，意义在于国家能够通过它们更为明确地为行为人设立一个行为的坐标与框架，把个体的行为局限于国家的视野之中。这是对个体契约自由的一种干预，但并不意味着“契约的死亡”，恰恰相反，它使得诉讼契约获得了“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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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江伟。市场经济与民事诉讼法学的使命［J］.现代法学，1996,(3):10.

On The Jurisprudential Bases of the Litigation Contract

ZOU Zheng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Chongqing 400031, China)

Abstract:

民事诉讼鉴定意见篇四

申请人：王金梅，女：汉族，19xx年5月7日出生，个体，户籍所在地内蒙古巴彦淖尔市杭锦后旗三道桥镇乌兰村5社8号，现住鄂尔多斯市包府路公里处(新庙)，身份证号，电话：.

被申请人：刘磊(刘小磊)，男，汉族，19xx年10月28日出生，户籍所在地内蒙古巴彦淖尔市杭锦后旗三道桥镇乌兰村5社8号，身份证号，现羁押于乌拉特后旗看守所。

请求事项：

请求对被申请人刘磊的精神状况进行司法鉴定，并作出刘磊是否有刑事责任能力的结论。

事实及理由：

被申请人刘磊因涉嫌故意伤害罪、抢劫罪现在乌拉特后旗检察院审查起诉阶段。

20xx年11月26日，被申请人刘磊被人欧打致：头部右项骨骨折；右额顶部头皮血肿；头部、左肩胛部、左侧腰部皮肤裂作伤；头部受伤后反应迟钝。在巴彦淖尔市中心医院住院治疗25天。刘磊受伤后经常说话语无伦次，精神反常，目光呆滞，不能正确认识自己的行为后果。有对其进行精神病鉴定的必要，为了维护被申请人刘磊的合法权益，特依法向贵院提出申请，请求贵院委托省级司法鉴定部门对被申请人刘磊的精神状况进行司法鉴定，并作出刘磊是否有刑事责任能力的结论。

敬礼！

20xx年x月x日

民诉法意见篇五

何谓检察诉讼监督方式（以下简称“监督方式”）？本文认为，它是指法定的检方（亦即“检察机关及其检察人员”的统称）依法适用检察诉讼监督法律及其检察诉讼监督权力的具体形式和方法。因此，监督方式与检察诉讼监督途径或渠道不同。前者强调的是，发现监督事项后而采取何种形式、方法对其实行监督；后者强调的是，通过哪些门路、途径而发现监督事项——违法犯罪行为。

根据划分标准的不同，可将监督方式分为许多种类：一据适用范围的不同，可将其分为通用和专用监督方式两类；二据监督者检方与被监督者——羁押方、侦查方、检察方、审判方、执行方和监管方“司法六方”关系差异，可将其分为内部和外部监督方式两类；三据诉讼活动性质的不同，可将其分为检察刑事、民事和行政诉讼监督方式3类；四据诉讼活动阶段的不同，可将其分为检方立案、侦查、起诉（或公诉）、审判和执行监督方式5类；五据被监督者性质的不同，可将其分为检方羁押、侦查、检察、审判、执行和监管监督方式6类。而每一类监督方式又包括许多种；每一种既可单独适用，也可与其他监督方式同时适用。

二、我国检察诉讼监督方式的不足与完善

总的来说，目前我国检察诉讼监督效能并不高；不愿、不能、不敢、不忍监督以及不虚心、不情愿接受检察诉讼监督现象，比比皆是。究其原因，突出表现为通用和专用监督方式的不足所致。为此，本文不仅主张借“两院组织法”、“两官法”、《行政诉讼法》再修正的有利时机，对以下10种通用检察诉讼监督方式进行立法完善，也赞同“一方面，开拓创新，探索诉讼监督新方式。手段上，如建议更换办案人、建议更换办案机关（建议改变管辖权）、建议处分责任人（针对事中监督中较为直观的违法行为或事后监督核实的严重违法行为）、质询意见书（类似于说明不立案理由通知书，只是对象不同，发给负责人）；形式上，如同步监督、综合监督（综合运用各种监督手段）、联动或合力监督（即在检察一体化原则指导下，形成上下级、平级检察机关之间和检察机关内设部门之间相互衔接、配合、制约机制）。另一方面，打造平台，拓展诉讼监督新渠道。真正实现同步监督、全程监督、全面监督，切实增强诉讼监督实效”之主张。

（一）公诉

所谓公诉，亦称公益诉讼，是指有起诉权的国家机关代表国家对被告人进行控告，向法院提起诉讼并请求追究其法律责任的行为。它包括刑事、民事和行政诉讼公诉3种，也是通用监督方式之一。

而完善公诉监督方式的具体办法，除依法用足用好纠正意见等现行公诉监督方式外，要依法建立健全量刑建议、民事和行政公诉监督方式。

（二）抗诉

所谓抗诉，亦称抗议，是指检方认为审判方作出的裁判确有错误时，提请有管辖权的审判方重新审理并予以纠正的监督方式。它包括刑事、民事和行政诉讼抗诉3种，同样也是通用监督方式之一。

而完善抗诉监督方式的具体办法，除应遵循“三大诉讼法”有关抗诉的规定外，还应遵循《关于刑事抗诉工作的若干意见》、《关于加强和改进民事行政检察工作的决定》、《关于对民事审判活动与行政诉讼实行法律监督的若干意见（试行）》等司法解释规定，并彻底扭转重刑事抗诉、轻民事行政抗诉的局面。

（三）检察意见

所谓检察意见，是指检方依法履行检察诉讼监督权责时，依法对“司法六方”在诉讼过程中发生的违法犯罪行为或者对具体案件处理错误，以书面形式依法向其或其上级等有关单位提出纠正意见的一种监督方式。它包括刑事、民事和行政诉讼检察意见3种，也是一种常见的通用监督方式。

另外，检察意见与检察建议不同。前者是对事情的一定的看法并具有约束力，后者则是向有关单位、领导等提出的主张而无约束力；前者是下行文，后者是上行文或平行文；同时，两者的内容载体——法律依据、适用范围、格式和内容等也不尽相同。

此外，从《刑事诉讼法》或其司法解释上说，检察意见是法定监督方式；从《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上讲，它却不是法定监督方式。但概言之，它却不失为通用监督方式之一。

再者，目前，它除缺少法律规范外，实践中的适用成效也不高：缺乏刚性；适用范围随意性较大，并常与检察建议混同适用；适用程序没有统一规范。因此，建议将检察意见法律化。

（四）检察建议

所谓检察建议，是指检方为促进法律正确实施与社会和谐稳定，在履行法律监督职能过程中，结合执法办案，建议有关单位完善制度，加强内部制约、监督，正确实施法律法规，完善社会管理、服务，预防和减少违法犯罪的一种重要方式。它包括刑事、民事和行政诉讼检察建议3种或者口头与书面检察建议两种，也是实践中最常用的通用监督方式。

目前，检察建议的适用还有如下不足：对其重要性和针对性认识不足；适用范围、主体和对象不明，并常与检察意见混用；内容空泛，行文格式不统一；审批、登记、送达、归档等程序不完善，管理机制不健全；对其跟踪督促、回访考察落实不够，整改效果不一。对此，一要在用足用好现行有关检察建议法律及其司法解释、规范性文件的同时，着力促其制度法律化；二要明确采用检察建议参与社会管理的合理边界，防止其被滥用。同时，要明确检察建议问题的来源、适用对象和内容等事宜；三要提高检察建议书的制作质量，严格按照《人民检察院法律文书格式（样本）》制作；四要明确审批、登记、送达和归档等制作程序，提高其制作质量。同时，建立健全检察建议工作的跟踪督促、回访落实、内部考核、奖惩以及检察建议的撤销、变更等机制。其中关键，是将《人民检察院检察建议工作规定（试行）》规定，落到实处。

民事诉讼鉴定意见篇六

格式：

1、首部

包括制作机关、文书名称、文书编号、犯罪嫌疑人基本情况和涉嫌罪名、案件来源、侦察过程中各个法律程序开始的时间以及犯罪嫌疑人归案的情况。

2、正文

包括公安机关依法查清的犯罪事实，证明上述事实的。证据，写明案件的有关情节以及制作起诉意见书的理由。

3、尾部

写明拟移送的检察院的名称或本院公诉部门、制作文书的日期，并加盖公安局局长和公安局印章或检察机关自侦部门公章。

4、附项

写明移送卷宗的情况、犯罪嫌疑人现在的处所、随案移送的物品、被告人是否已提出附带民事诉讼。

起诉意见书范文：

被告王XX，男，现年XX岁，XX市人，X族，初中文化，农民，家住XX市南郊区双港乡双港村。被告王XX自幼上学，初中毕业后务农。19XX年XX月XX日被拘留，19XX年X月X日被逮捕。

被告人宫XX，别名宫XX、宫大X、男，现年XX岁，XX省东阿省人，X族，初中文化，原系XX市红旗运输场工人，家住XX市河西区大沽路1325号内24号。被告人宫XX自幼上学，初中毕业后到红旗运输场做工。19XX年XX月XX日被拘留，19XX年X月X日被逮捕。

被告人张XX，男，现年XX岁，XX市静海县人，X族，高小文化程度。原系XX市南郊区建筑公司工人，家住南郊区南羊乡南羊村。被告人张XX，自幼上学，后在乡里务农，1985年参军，4年后复员到XX市南郊区建筑公司做工。19XX年XX月XX日被拘留，19XX年X月X日被逮捕。

被告人王XX、宫XX、张XX轮奸一案，经本局自19XX年X月X日至19XX年X月XX日的预审和调查，证实上列被告人犯有如下罪行：

19XX年XX月XX日下午，被告王XX将被告宫XX、张XX纠合到家中，计议外出拦截妇女。当日晚8时许，被告王XX身带菜刀一把，伙同被告宫XX、张XX骑两辆自行车沿津沽公路东行，至后辛庄双洋渠桥上等候拦截妇女。当未婚女青年宋XX与对象季XX骑车经过时，三名被告上前将宋、李截住，被告王XX、宫XX以诬陷李是“刘二”，与刘有仇为借口，将宋、李劫下自行车，王、宫二被告对李恫吓，被告张XX上前一拳将李打倒，抢走李的军帽。在宋、李二人苦苦哀求时，被告王XX掏出菜刀威胁，并用刀背猛砍宋、李背部。将宋、李劫持至桥南后辛庄稻场内。被告王XX用菜刀拍李的头部，进行威逼，并伙同被告张XX将李看住，被告宫XX将宋带至稻地沟内，以暴力捺倒，强行xxx。尔后，被告王XX、张XX将宋轮流xxx，三名被告为了发泄xxx，各将宋轮奸两次，并在轮奸时以下流言语、xxx动作肆意蹂躏。被告宫XX还对宋百般侮辱、毒打。宋被害后痛不欲生，身心健康受到极大摧残，后果极为严重。被告王XX等三人轮奸宋XX后，约晚10时许，行至双港大队附近又遇上正在谈恋爱的男女青年古XX、赵XX，三被告欲对赵进行污辱，后因王XX与古相识未得逞。被告人王XX品质恶劣，流氓成性，从19XX年至19XX年先后与刘XX等三人进行流氓活动，并有结伙盗窃工业用铜400余斤、橡胶200余斤等犯罪行为。在轮奸妇女犯罪活动中积极纠合同伙，并手执凶器，威逼被害人，以暴力强奸妇女，是轮奸集团的主犯。被告人宫XX一贯打架斗殴、流氓、盗窃，先后被拘留教育两次，在轮奸妇女犯罪活动中，积极参与拦截妇女，首先进行强奸，并毒打、恐吓被害人，是强奸集团的从犯。被告人张XX一贯目无法纪，因拦截妇女，殴打民警、保卫干部，分别受过开除团籍和行政拘留处分。在轮奸妇女犯罪活动中，趁机进行抢掠、毒打、恐吓被害人；并参与强奸蹂躏妇女，是轮奸集团的从犯。

综上所述，被告王XX、宫XX、张XX三人一贯为非作歹，屡教不改，竟以暴力胁迫手段持刀轮奸未婚女青年，情节极为恶劣。其行为触犯了《xxx刑法》第139条的规定，构成强奸妇女罪。为此，将本案依法移送你院审查起诉。

民事诉讼鉴定意见篇七

沅检公刑不诉〔〕1号

被不起诉人陆勇，男，1968年4月6日出生，身份证号码：32196804062830，汉族，大学本科，私营企业主，无锡振生针织品有限公司和无锡绿橙国际贸易公司法定代表人，户籍所在地江苏省无锡市崇安区紫金门花苑5号501室。因涉嫌妨害信用卡管理罪，于11月23日被沅江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12月25日经沅江市人民检察院批准，由沅江市公安局执行逮捕，3月30 日由沅江市公安局决定取保候审。同年12月24日，经沅江市人民法院决定，1月10日，由沅江市公安局执行逮捕，同月29日，由本院决定对其取保候审。

辩护人张青松、张宇鹏，北京市尚权律师事务所律师。

本案由沅江市公安局侦查终结，以陆勇涉嫌妨害信用卡管理罪、销售假药罪，于204月15日向本院移送审查起诉。本院于同年5月12日将本案退回沅江市公安局补充侦查，沅江市公安局于同年6月10日将本案重新移送起诉至本院，同年7月10日本院将本案审查期限延期15天，同年7月22日，本院对陆勇以妨害信用卡管理罪、销售假药罪向沅江市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沅江市人民法院受案后，因陆勇经传唤不到案，于同年12月23日裁定中止审理，次日对陆勇作出逮捕决定。201月10日，陆勇被沅江市公安局执行逮捕。同月27日，本院向沅江市人民法院撤回起诉，同月29日，由本院决定对其取保候审。

沅江市公安局移送审查起诉意见书认定的犯罪事实：

自2013年以来，陆勇销售这几种药物的金额达300余万元，期间又多次按照Jainsanjay的授意将这些钱款汇给浙江省义乌市从事外贸的张金霞账户上。

经本院依法审查查明：

民事诉讼法意见篇八

论文关键词刑事诉讼律师辩护制度诉讼地位

新《刑事诉讼法》已正式公布，明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这次《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在多处都有较大的突破，引发人们的热议。人们一直所关注的辩护制度在这次的修改中也不负众望，有了较大的修改，在各个方面进行了完善，相应的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也得到了提升。

一、在侦查阶段赋予律师的辩护权

1979年《刑事诉讼法》规定，律师在审判阶段才可以参加刑事诉讼，1996年修改《刑事诉讼法》，规定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可以聘请律师提供法律帮助，将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的时间提前到审查起诉阶段。新《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三条明确规定，“犯罪嫌疑人自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有权委托辩护人”。自此打破了我国侦查阶段律师不得担任辩护人，犯罪嫌疑人只能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申诉、控告的规定。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就可以为自己聘请律师担任自己的辩护人，维护自己在刑事诉讼中的合法权益，让律师能够在第一时间介入刑事诉讼，了解和掌握全面的情况。同时新《刑事诉讼法》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押的，也可以由其监护人、近亲属代为委托辩护人。”这样就解决了犯罪嫌疑人在押不能亲自委托辩护人的困境，也使得侦查机关不能再以犯罪嫌疑人必须亲自委托辩护人为借口而拖延犯罪嫌疑人聘请律师，保障犯罪嫌疑人能够在第一时间为自己聘请律师担任辩护人，改变了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单独面对侦查机关的不平等待遇，让犯罪嫌疑人聘请律师的权力有了保障，最大化的保障自己的合法权力。本次《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不仅规定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可以聘请律师担任辩护人，还明确了谁可以聘请律师担任辩护人以及辩护人可以在侦查阶段行使什么权力，“辩护律师在侦查期间可以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申诉、控告；申请变更强制措施；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和案件有关情况，提出意见。”这条规定为律师在侦查阶段行使权力提供了法律保障，成为这次《刑事诉讼法》修改中的一大亮点。

二、完善辩护人的会见权、阅卷权和调查取证权

1996年《刑事诉讼法》规定辩护律师只有在案件审查起诉之后才享有会见权、阅卷权。而且辩护律师的会见权并没有详细的规定，使得辩护律师会见权的行使在现实当中没有法律保障，操作起来十分困难。而且辩护律师的阅卷范围十分狭窄，在审查起诉阶段仅能复制本案的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在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之日起，才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所指控的犯罪事实的材料。也就是说虽然法律赋予了辩护律师的阅卷权，但是辩护律师并不能完全了解司法机关所掌握的情况，而且在获得使这些资料的时间上有严格的限制。

新《刑事诉讼法》对辩护律师的会见权、阅卷权进行了完善和补充。新《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七条规定“辩护律师持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要求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看守所应当及时安排会见，至迟不得超过四十八小时。”这条规定明确了辩护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需要的手续，而且在辩护律师手续齐全的情况下看守所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安排会见，解决了以前看守所推诿、拖延会见时间的情况。同时也为辩护律师及时、方便行使会见权提供了法律保障。新《刑事诉讼法》第三十八条规定“辩护律师自人民检察院对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案卷材料。其他辩护人经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许可，也可以查阅、摘抄、复制上述材料。”这条规定首先明确了辩护人行使阅卷权的时间是人民检察院对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而不再是以前分为审查起诉阶段和审判阶段；其次扩大了辩护人阅卷的范围，是本案的案卷材料，而不仅仅是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等部分材料。也就是说所有案卷的材料辩护人都可以进行阅卷，让辩护人能够对案件情况充分的了解，这对辩护人以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都是非常有利的。

调查取证权是辩护人最为重要的一项权利，这次《刑事诉讼法》的对辩护人的调查取证权进行了修改和完善。新《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九条规定“辩护人认为在侦查、审查起诉期间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收集的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或者罪轻的证据材料未提交的，有权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调取。”这条为辩护人新增了一项权利，即可以向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调取未提交的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或者罪轻的证据材料。在赋予律师权利的同时，本次修改也为辩护人增设了一项义务。新《刑事诉讼法》第四十条规定“辩护人收集的有关犯罪嫌疑人不在犯罪现场、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属于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证据，应当及时告知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这条规定的意义在于避免律师掌握了以上重要证据却不及时提交，在庭审上搞突然袭击。这样不仅不利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让其不能尽早脱离刑事诉讼的束缚，还浪费了司法资源。所以这次对于辩护人调查取证权的修改时比较科学的，对辩护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及司法机关都是有利的，没有实行一偏倒，是公平与公正的。

三、律师辩护人在刑事诉讼中地位的提高

首先，新《刑事诉讼法》，更明显的区分了辩护律师与一般辩护人的权力，更加体现了律师担任辩护人的重要性和正当性，让我国刑事诉讼逐渐走上仅由律师担任辩护人的模式，突显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作用。

其次，新《刑事诉讼法》赋予了辩护人更多的权力。第一，辩护人申请回避的权力。新《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一条规定，诉讼人可以依照本章的规定要求回避、申请复议。也就是说当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没有提出回避的时候，辩护人可以单独提起。第二，辩护人申请变更强制措施的权力。新《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人、近亲属或者辩护人有权申请变更强制措施。第三，辩护人提起申诉和控告的权力。新《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七条、第一百一十五条分别规定了辩护人维护自己诉讼权利和当事人的权力可以提起申诉和控告的权力。切实保障了辩护人自己以及其当事人的正当权力，改变了以前权力受侵犯却得不到保护的状况。第四，排除非法证据的权力。新《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规定，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人有权申请人民法院对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依法予以排除。至此，辩护人对非法证据可以直接申请排除，切实保障当事人的权力。第五，对量刑的辩论权。新《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三条规定，经审判长许可，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人可以对证据和案件情况发表意见并且可以互相辩论。凡是有关量刑的意见辩护人都可以提出并且可以进行辩论，改变了过去量刑由法官独裁的情形。

再次，充分听取辩护人的意见，使得辩护人与司法机关不再处于以前极度不平衡的状态，辩护人在刑事诉讼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新《刑事诉讼法》规定，在侦查阶段，在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在案件侦查终结前，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辩护律师提出要求的，应当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审查起诉阶段，人民检察院审查案件讯问犯罪嫌疑人，应当讯问犯罪嫌疑人，听取辩护人、被害人及其诉讼人的意见，并记录在案。辩护人、被害人及其诉讼人提出书面意见的，应当附卷。进入审判阶段，人民法院决定开庭审判后，应当确定合议庭的组成人员，将人民检察院的起诉书副本至迟在开庭十日以前送达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在开庭以前，审判人员可以召集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人，对回避、出庭证人名单、非法证据排除等与审判相关的问题，了解情况，听取意见。在审判质证时审判人员应当听取辩护人的意见。审判结束后，判决书应当同时送达辩护人、诉讼人。死刑复核案件，辩护律师提出要求的，应当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和人民法院决定逮捕，应当讯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由此可见，辩护人在刑事诉讼中和以前相比较可以充分的发表自己的意见，而且其意见应当被司法机关所采纳，尊重辩护人的意见，不再受忽视。从诉讼文书送达上也可以看到辩护人享有充分的知情权，对于自己当事人的情况能够有全面、及时的了解。

民诉意见 民事诉讼鉴定意见精选8篇

民诉意见 篇一

民事诉讼法意见 篇二

民事诉讼法意见 篇三

民事诉讼鉴定意见 篇四

民诉法意见 篇五

民事诉讼鉴定意见 篇六

民事诉讼鉴定意见 篇七

民事诉讼法意见 篇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