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论文 博士教育论文范例7篇
下面是漂亮的书包范文网小编为您带来的博士教育论文范例7篇，希望能够给大家的写作带来一定的启发。
完整的博士论文 篇一
三年的博士生生活一晃而过，回首走过的岁月，心中倍感充实，论文即将完成之日，感慨良多。首先诚挚的感谢我的导师张新时院士，从论文的设计、野外试验及论文的定稿过程中，自始至终都倾注着先生的心血。先生以严谨的治学之道、宽厚仁慈的胸怀、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为我树立了一辈子学习的典范，他的教诲与鞭策将激励我在科学和教育的道路上励精图治，开拓创新。
我要以最诚挚的心意感谢福建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教授杨博士，感谢他对我论文的全力支持，为我提供了所有实验的的条件，从实验的思路、经费、人员到实验仪器，感谢他的团队福建省亚热带资源与环境重点实验的全体同仁们，可以说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今天的论文。
感谢重点实验室李老师，从实验场地的建设到实验条件的准备给我提供的便利；感谢杨老师，是他教会了我一台台实验仪器的使用，是他在酷暑炎阳天下帮我做一整天一整天的实验，在我有困难的时候总是提供无私的帮助；
感谢实验室钱老师，在仪器的使用、实验的安排、实验条件的准备上给我提供的帮助；感谢实验室王老师，在我艰难奋战的日子里给我生活上的各种帮助，鼓励我、为我分担各种困难；感谢实验室谢老师，给我提供的实验思路、实验方法上的指导；
感谢实验室曾老师，无数次花时间为我处理电脑的`问题；感谢实验室研究生韩志刚，教我使用仪器，一次次帮我做外业实验，一次次仪器出问题时想尽各种办法帮我解决。感谢福建省亚热带资源与环境重点实验的研究生们，在此，我不能一一的列举他们的名字来表达我的感激之情，感谢他们一年多来给我提供的帮助和关心，与他们在一起的日子开心而充实，他们将是我记忆里最美的风景。
在此，我还要郑重感谢我的饭团同志们，他们给我单调枯燥的科研生活增添了绚丽的色彩，在我实验最困难最需要的时候，他们总是第一时间放下自己的工作无私的为我做一切，在我心情低落时为我分忧，在我信心不足时给我打气，从生活的点点滴滴中给我帮助、给我鼓励，难忘我们在一起时的欢乐和搞笑，一路笑声洒落在长安山脚下。
我要郑重地感谢我的硕士导师，福建农林大学林学院教授吴博士，我虽然已毕业离开了他，但是在我的心目中好像依然还在他的指导之下，学术上碰到难题了我第一个就想到了找他，而他总是会耐心认真的以他博学的知识为我解答，从我论文的初始思路到实验的实施再到实验数据的分析，每一步都有吴老师精深的思想在里面，我感谢我的恩师。
感谢我在福建师大的舍友，她们让我毫无条件的住进了她们的宿舍，并在以后的日子里给了我极大的便利和帮助，在我实验紧张的时候帮我做实验，在我心情低落时为我分忧解难，快乐而温馨的宿舍生活总能带给我一份好心情，心情就是生产力，难忘过去的一年多我们一起度过的点点滴滴。
最后，谨以此文献给我挚爱的双亲，他们在背后的默默支持是我前进的动力，为了论文和实验，我已经两年多没有见到年过半百的他们了，心中甚感愧疚。在此，祝愿他们身体健康，心情愉快！
博士研究生论文范文 篇二
关键词：博士生培养；中德比较；科研
作者简介：叶宾（1980-），男，河南南阳人，中国矿业大学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副教授；解晓芬（1981-），女，江苏徐州人，中国矿业大学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江苏 徐州 221116）
中图分类号：G6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0079（2014）06-0013-02
现代的博士生教育起源于德国。1810年普鲁士教育部长威廉·冯·洪堡在改建柏林大学时提出了教学与科研相统一的办学思想。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德国培养出了西方第一批现代型博士。德国早期的大学教育和硕士研究生的培养是合并进行的，没有专门的硕士研究生教育，大学教育一般也不使用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概念。但在当前国际化不断加强的背景下，为了同国际接轨，德国大学教育也分“本科生教育”和“研究生教育”。在博洛尼亚进程的推动下，德国已基本实现了学位结构和学制的转变，放弃了德国高等教育传统标志性的本硕一体结构，转向学士、硕士二级学制。[1]
研究生培养作为人才培养模式的特殊形式，是根据高层次人才成长的规律和社会的需要，为研究生构建的知识、能力、素质结构以及实现这种结构的总体运行方式，主要包括培养目标、培养过程和评价等要素内容。德国研究生培养模式的核心是在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前提下，突出博士生的科研训练，着重培养其在工程实践中的独立工作能力和创新能力。[2]它是以“导师制”为核心，强调科学研究在培养过程中的首要地位，以培养学术型博士生为主要目标。它既没有专门的入学考试，亦没有专门的管理机构，以研究所为博士生的基本培养单位，由此形成了一套独特的培养体制。
笔者最近在德国杜伊斯堡-埃森大学进行了半年的学术访问，在科研与学术活动之余，对其理工科博士生培养的特点及发展动向做了一番考察。在此作一简介，以期对正在探索研究生教育深化改革之路的中国研究生教育有所启示。
一、培养目标
作为世界上现代博士生培养与教育主要模式之一的德国模式，强调理论与工作实践相结合，突出科研训练。德国大学在日常教学活动中表现出许多有助于促进学生创新能力发挥的观念和实践，比如鼓励和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以及大学教学和学业组织方面的个性化取向。创新能力培养只有在成为日常文化而被明晰意识所遗忘时，才算是真正告别了“谈论”的层面，成为现实。[3]
根据我国学位条例的要求，博士生需要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并且在科学或专门技术上做出创造性的成果。因此我国的博士生培养强调基础理论与科学技术创造性，突出学术研究，并且学习时间有限制。因此，博士生常在学科领域内某一较小的研究突破点深入下去，以求短期内有所创新与领先。所以总体而言，我国博士生在某一研究方向钻得较深，但研究面较窄，科研训练不够广。
二、培养过程
1.课程学习
按照德国的传统，博士生阶段不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教育过程，博士生的中心任务是科研、撰写博士论文。博士研究生在培养期间没有必修课，也没有学分要求。除了传统的课堂教学，还具有丰富多样的研究生研讨会和导师指导下的科研实践等。在这些活动中，教师十分注重启发学生的思维，教师提出问题后，师生共同讨论，气氛非常活跃。这既培养了学生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思路，也教会了学生如何搜集资料。德国学者认为博士的科学研究过程也是进一步学习专业知识的过程；如果说博士应该具有广博的知识面，不能仅仅局限在专业知识方面，那么开设一定的专业课程，倒是局限了他们的知识面，不利于他们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爱好博览群书，也不利于提高他们的学术造诣。[4，5]
在我国各高校的博士研究生培养工作规定中，要求博士生在本学科领域须掌握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因此学位课程的学习，对我国的博士生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培养环节，而且对总学分有一定量的要求。博士生的课程设置一般分为三个部分，分别为基础课、专业课和公共课。这些课程的学约需要1-2个学期。相对而言，德国博士生的独立科研和实验动手能力较我国博士生强，而我国培养的博士生则具有较强的理论知识。
2.科研训练
在德国，博士生的招生没有专门的入学考试。想攻读博士学位的申请者，须大学毕业成绩比较优秀，提供相关的学历证明和教授的推荐信，在征得导师的同意后，就算是入学，这是一个师生双向选择的互动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教授会着重考察一个申请者的科研素质和能力，因此能够得到教授认可的博士生一般具有较好的科研素质。博士生的中心任务是承担课题，进行科学研究，用较多的时间从事课题研究，来提高科研工作能力。博士生也承担一定量的教学辅助工作，如指导大学实验课程等。博士学位论文的研究题目在博士生进入课题组时基本上就已明确，所以博士生的研究方向很专一，与教授的接触很多，也很直接。在培养过程中，鼓励博士生进行跨学科的学习和研究，参加学术交流活动比较频繁。
德国的科研小组一般都由十多人组成，包括1-2名教授，1-2名博士后，3-6名博士生和几位研究生及客座研究人员等。课题组每周组织2-3小时的学术研讨（Seminar），由小组中的一个或两个成员根据自己的研究内容做学术报告。通过学术报告，使课题组其他成员扩大视野，及时了解同事的研究进展和成果。这种活动也可临时变动，如由某一个外国访问学者介绍其研究成果，或由刚参加完国际学术会议的成员介绍会议情况等，使学生及时了解本学科最新发展动态。此外，德国学生短期出国留学的比例相当高，许多德国学生曾在国外高校学习一到两个学期，或有国外实习的经历。各学科的科研成果得以从开放的环境中汲取丰富的营养。
我们的博士生招生设有专门的入学考试，录取考生主要依据入学考试成绩，博士生导师只有在最后面试阶段才能考查学生的科研兴趣和能力。博士生的科学研究也是在导师指导下进行的。博士生入学之后，通过查阅文献资料和参加学术活动，确定自己博士期间的研究课题，然后由研究方向相近的几位专家把关。目前大部分博士生的研究课题都是结合导师的科研项目进行的，如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国家的一些科技攻关项目以及横向项目等。博士生在完成科研项目部分内容的过程中，形成有创新性的方法或结论，由此完成博士学位论文。但是当前科技的发展越来越需要具有宽广的理论基础和交叉的专业知识，单一的教授负责制容易造成学术视野狭隘和落后。近年来倡导的来自不同领域的指导教授共同组成指导小组，可以凝聚不同专业领域的指导教授，实现院系之间跨学科的联合，有效避免上述问题。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发展，教师面对着越来越多的学生，基本上已经没有可能将教学和科学研究完全统一于一个过程。在这种情况下，稍微处理不当就会影响到教师的教学态度，进而导致他们在精力和时间投入上的偏颇，造成重科研轻教学的倾向。实际上，德国大学教授对于研究的偏好比起中国教授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3.经济资助
德国教授要安排和解决其所招收博士生的经济资助（工资）。通常有如下几种资助方式：助教、研究生院奖学金、工业奖学金等。对于外国博士生，还可申请政府学术交流、私人、教会等基金会的奖学金。[6，7]大部分博士生同时兼任导师的助教，要承担一部分教学任务，协助导师指导硕士生的毕业论文工作，从而获取一定的经济资助。
我国的博士生较多地依靠国家提供的各种奖（助）学金。博士研究生一旦被录取，就可享受国家提供的助学金，或带薪上学。由于助学金的金额相对较少，仅依靠助学金，博士生的生活较为艰苦。此外，导师根据博士生取得的科研成果和业绩，以科研项目劳务费的方式适当地给予经济补助。博士生亦可通过大学的助管、助教等形式取得报酬，但是由于分散了博士生的科研时间，许多博士生导师并不提倡。总体来看，我国博士生的每月收入只是其同期毕业硕士同学收入的1/6左右，而德国博士生的收入约是其硕士同学的60-80%。因此需要提高我国博士生的待遇，使其能够专注于学术研究中。
三、一些思考
传统的教育理念长期支配着德国的高等教育，由此造就了德国高等教育在19和20世纪之交的辉煌时期。[8]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及其对社会文化的冲击，德国的高等教育和博士生培养理念也出现了一些危机。在科学研究方面，传统的以研究所为基础的研究生培养模式影响了学科的发展，不能很好地适应大科学发展的需要。因为在这种模式中，教授在研究所中具有绝对的自，学科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授的个人兴趣和意志。这不利于跨学科的合作以及大型科技项目的开展。此外，德国的教授过于注重科学研究，忽视了针对大学生的教书育人基本职责。大学选拔和聘任教授的依据几乎完全是科研水平，教学能力和水平几乎不被考虑。这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时代显然也有失偏颇。
2008年2月德国政府推出了《加强德国在全球知识社会的地位：联邦政府关于科学与研究国际化的战略》，以加强国际科研合作，承担国际责任，应对气候、资源和安全健康等全球性挑战。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增加教育和研发经费投入，鼓励创新，加强高校以及校企之间的合作等是其发展的主题。我们可以借鉴德国博士生培养的优良体制和经验，结合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实际，提高我国博士生的质量，培养更多的创新型高素质人才，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
参考文献：
[1]中国驻德国大使馆教育处。德国高等教育十年改革重要举措[J].世界教育信息，2010，（2）：67-71.
[2]陈正。德国博士生创新能力培养模式探析[J].高校教育管理，2012，6（1）：53-57.
[3]李本娣，程永元。中德两国博士生教育之比较研究（上）[J].学位与研究生教育，1996，（2）：21-24.
[4]俞可。第三届中德高等教育论坛综述[J].高等教育研究，2011，32（9）：106-109.
[5]李本娣，程永元。中德两国博士生教育之比较研究（下）[J].学位与研究生教育，1996，（3）：14-17.
[6]刘爱真。德国研究生教育的项目管理模式[J].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10，（5）：73-77.
博士研究论文 篇三
（一）先唐文学接受的个案研究
先唐文学接受的个案研究主要有《庄子》、《楚辞》、《史记》和陶渊明等的接受研究。杨柳《汉晋文学中的〈庄子〉接受》（巴蜀书社2007年版）从庄子生命意识、理想人生境界和言说方式三个方面来探讨汉晋文学对庄子的接受，著者认为《庄子》强烈的生命精神及由此生发的诗性精神是汉晋士人和文学对其进行选择接受的一个主要兴奋点。白宪娟《明代〈庄子〉接受研究》（山东大学博士论文2009年）从文学、注本和理性阐释三个方面来探讨明代《庄子》接受的纵向走向。《楚辞》的接受研究虽然还没有专著出版，但也有不少论述文章。如刘梦初《论贾谊对屈原精神的接受》（2004）、孟修祥《论初唐四杰对楚辞的接受与变异》（2002）、《论李商隐对楚辞的接受》（2002）、《试论刘禹锡接受屈骚的契机与必然》（2004）、姚圣良《初唐革新派诗人对〈楚辞〉的接受》（2005）、蒋方《唐代屈骚接受史简论》（2005）、张宗福《论李贺对〈楚辞〉的接受》（2008）、叶志衡《宋人对屈原的接受》（2007），等等。这些文章主要是探讨唐人对屈原《楚辞》的接受情况。
陈莹《唐前〈史记〉接受史论》（陕西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9年）和俞樟华、虞黎明、应朝华《唐宋史记接受史》（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分别对唐前、唐代和宋代的《史记》接受情况进行了个案研究。李剑锋《元前陶渊明接受史》（齐鲁书社2002年版）把元代以前的陶渊明接受分为三个时期，即奠基期（东晋南北朝）、发展期（隋唐五代）和高潮期（两宋），并且力求从共时形态和历时形态两个层面上来进行陶渊明接受史的探讨。刘中文《唐代陶渊明接受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按照唐诗的发展线索，全面而有重点地描述了唐人对陶渊明思想与艺术接受的历史特点，阐述了陶诗与唐诗之间复杂的、深层的关系。田晋芳《中外现代陶渊明接受之研究》（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10年）则探讨了现代的陶渊明接受情况，包括中国和外国的接受，视角较独特。此外，唐会霞《汉乐府接受史论（汉代—隋代）》（陕西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7年）、罗春兰《鲍照诗接受史研究》（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王芳《清前谢灵运诗歌接受史研究》（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6年）分别对汉乐府、鲍照诗歌、谢灵运诗歌的接受情况进行了研究。
（二）唐五代文学接受的个案研究
唐代文学接受的个案研究主要有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李商隐、元稹、白居易、姚合、贾岛等人的诗歌接受研究。台湾杨文雄《李白诗歌接受史》（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版）是第一部古代文学接受个案研究的著作，对李白诗歌接受进行史的梳理和分析。后来，王红霞《宋代李白接受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则对宋代李白的接受作了较为具体详细的论述，按宋初、北宋中后期、南宋前期、南宋后期等四个阶段加以探讨。台湾蔡振念《杜诗唐宋接受史》（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2年版）对杜诗的唐宋接受进行了史的梳理和分析。黄桂凤《唐代杜诗接受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6年）则专注于唐代杜诗的接受研究，把唐代杜诗接受分为盛唐、中唐、晚唐五代三个时期。杜晓勤《开天诗人对杜诗接受问题考论》（1991）、《论中唐诗人对杜诗的接受问题》（1995）等论文则专门论述了中唐诗人对杜诗的接受。谷曙光《韩愈诗歌宋元接受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一书通过大量的文献梳理系统地探讨了韩愈诗歌在宋元的接受情况，认为“以文为诗”是韩诗与宋、元诗人在艺术上息息相通的中心线索。
查金萍《宋代韩愈文学接受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则从韩愈的儒学思想、文学思想、诗歌与散文四个方面全面论述了宋人对韩愈的接受情况，指出宋代对韩愈文学的接受是在北宋时期，到南宋则渐趋衰弱。刘磊《韩孟诗派传播接受史研究》（武汉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对韩愈、孟郊等人的诗歌传播接受情况进行了探讨。杨再喜《唐宋柳宗元文学接受史》（苏州大学博士论文2007年）探讨了唐宋时期柳宗元的接受情况，特别是宋代的接受研究尤为详细，先是总论，后是分古文和诗歌两方面来论述。刘学锴《李商隐诗歌接受史》（安徽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一书分为“历代接受概况”、“阐释史”、“影响史”三个部分来探讨李商隐诗歌的接受史，重点是“历代接受概况”，以大量的文献梳理排比了一千多年来的接受历程。米彦青《清代李商隐诗歌接受史稿》（中华书局2007年版）认为李商隐诗歌在理学盛行的宋、元、明三代并没有被广泛地接受，清代才是李商隐诗歌接受的重要时期。全书从虞山派、娄东诗派、黄任和康雍诗坛、黄仲则及乾嘉诗坛、桐城派及曾氏家族、吴下西昆派、樊增祥、易顺鼎、清代女诗人等地域文学、家族文学和女性文学几方面来探讨清代对李商隐诗歌的接受。
李丹《元白诗派元前接受史研究》（武汉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对白居易、元稹、张籍、王建四人的诗歌在唐五代和两宋时期的接受情况进行了详细的研究。此外，尚永亮《论宋初诗人对白居易的追摹与接受》（2009）、赵艳喜《论北宋晁迥对白居易的接受》（2008）等论文对白居易的宋代接受进行了论述。陈文忠《〈长恨歌〉接受史研究》（1998）、陈友康《〈长恨歌〉的文接受史分析》（2000）等论文则对白居易的名篇《长恨歌》的接受情况进行了探讨。此外，白爱平《姚贾接受史》（陕西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6年）对贾岛、姚合并称接受进行了史的梳理和研究；张朝丽《论宋末元初文人对李贺诗歌的接受》（2004）、陈友冰《李贺诗歌的唐宋接受》（2008）等论文对李贺诗歌接受进行了探讨；李春桃的博士论文《〈二十四诗品〉接受史》（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对司空图《二十四诗品》的接受进行了论述。五代时期文学接受的个案研究以《花间集》为典型。李冬红《〈花间集〉接受史论稿》（齐鲁书社2006年版）对《花间集》的接受进行了史的梳理。范松义《宋代〈花间集〉接受史论》（2010）、范松义、刘扬忠《明代〈花间集〉接受史论》（2004）等论文也对《花间集》接受进行了研究。
（三）宋金元文学接受的个案研究
宋代文学接受的个案研究主要有苏轼、柳永、周邦彦、辛弃疾等人的接受研究。张璟《苏词接受史研究》（光明日报出版社2009年版）注重于“变”的立论点，从文体正变、词史流变、词风消长、时运盛衰、才性各异等各个方面，对苏词在宋金元明清的接受情况进行了详细的论述；仲冬梅《苏词接受史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3年）对苏词接受情况也进行探讨。陈福升《柳永、周邦彦词接受史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4年）梳理和研究了柳、周二人之词在历代的接受情况。程继红《辛弃疾接受史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探讨了辛词的接受情况，上编从南宋庆元以前到当代各大学通行的词选本中，选择最有代表性的18种选本作为抽样调查的对象，以总结归纳历代辛词接受与消费的规律；下编通过自南宋至近代王国维的评论，探讨批评史中的辛词接受情况。朱丽霞《清代辛稼轩接受史》（齐鲁书社2005年版）则对清代辛弃疾词的接受进行了研究；李春英《宋元时期稼轩词接受研究》（山东大学博士论文2007年）对宋元时期辛弃疾词接受进行了探讨。陈伟文《清代前中期黄庭坚诗接受史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7年）对清代前中期的黄庭坚接受情况进行较为详细地的研究。金元时期的文学接受个案研究以元好问和《西厢记》接受研究为代表。张静《元好问诗歌接受史》（中国社会出版社2010年版）一书把元好问诗歌接受史分为三个时期，即形成时期（金元）、曲折发展时期（明代）、高潮时期（清代）。全书主要是梳理各个时期诗评家对元好问诗歌的阐释、诗人创作受到元好问诗歌影响的情况，并辅以选本、集本的效果和传播研究。伏涤修《〈西厢记〉接受史研究》（黄山书社2008年版）从刊刻、选本与曲谱收录、演唱、本文批评、题评考订、改续之作、文学影响等各方面探讨了《西厢记》在明清时期的接受情况。
（四）小说接受个案研究
古代小说的接受研究成果很少，最早以接受来研究小说的专著是刘宏彬《〈红楼梦〉接受美学论》（1992），但该书更多的是美学意义上的探讨。高日晖、洪雁《水浒传接受史》（齐鲁书社2006年版）对《水浒传》的接受进行了研究，把《水浒传》接受史分为明代、清代、清末民初、现代和当代几个时期。郭冰《明清时期“水浒”接受研究》（浙江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则对明清时期的“水浒”接受进行了探讨，分统治者、文人和民众三个层面来论述。宋华伟的博士论文《接受视野中的〈聊斋志异〉》（山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8年）对《聊斋志异》的接受进行了论述，分古典接受阶段、建国前的现代接受、建国初期的接受阶段、新时期的接受阶段几个时期，并考察了《聊斋志异》的域外接受情况。
二、古代文学接受研究的反思
无庸置疑，古代文学的接受研究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就，特别是在借鉴外来的接受美学作为古代文学研究的理论指导方面，经过磨合、融通和拓新后，广泛地运用到古代文学研究当中，不仅使外来理论得到了本土化转换和运用，而且开拓了从读者接受视角研究文学的新视野，促进了古代文学研究新的学术生长点，其学术价值和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同时，古代文学接受研究十分注重经典作家作品的接受研究，这既充分体现了“经典”的艺术价值、艺术魅力和艺术影响力，也展示了研究者对于“经典”研究对象选择的学术锐敏性，有助于几千年的文学经典作家作品的艺术成就和艺术价值得到当代重估和转化，有助于传统文化在当代复兴和繁荣。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古代文学接受研究所存在的一些不足之处：
一是接受理论的进一步转化和深化问题
接受研究强调从读者视角来研究文学的传播问题，而读者接受往往是与文本传播相伴而生的，因此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如何区分文学接受与文学传播也就成了研究中的现实难题。如张静《元好问诗歌接受史》虽题为接受史，但一些章节内容涉及到传播的问题，如元好问诗文集编定、刊刻显然是属于传播范畴。而有些问题的讨论则很难区分是传播还是接受。像元好问诗歌的选录研究，从元好问诗歌本身来看，它是传播范畴；从诗歌选录者来看，它又是接受范畴。再如清代元好问诗歌的评点与笺注，从评点与笺注者来看，属于接受范畴；从元好问诗歌本身来看，又属于传播范畴。尽管有些学者已经对文学接受的理论作过一些探讨，并且有过文学接受研究的学术反思，但这些理论和反思所提供的答案尚未圆满解决研究中的难题。因此，从理论和实践上进一步理清接受与传播、接受与研究的本质区别，这样才能真正深化古代文学的接受研究，开拓研究新境界。要真正解决传播与接受的区分，突出文学接受，还是应该抓住“读者接受”这一核心观念。因为文学传播本质上是离不开读者接受的，没有读者接受就没有文学传播，在读者接受这一核心观念下，既可以厘清传播与接受的区分，也可以对传播材料作接受解读，从而深入探讨文学接受之于传播的价值和意义。
二是接受研究实践进一步拓展和创新问题
古代文学接受研究以经典文学作家作品的个案研究为主，同时也有一些宏观上的接受研究。其中，个案研究主要涉及到《庄子》、《楚辞》、《史记》、陶渊明、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李商隐、元稹、白居易、姚合、贾岛、苏轼、柳永、周邦彦、辛弃疾等。无疑这些个案研究突出了中国文学的经典性，特别是唐诗和宋词的经典性。但无论是时代的分布上，还是研究对象的数量上，个案研究中经典作家作品都不具有广泛性，采集面显得较为狭窄。因此，突破唐诗宋词的视阈局限，进一步拓展经典作家作品对象采集是个案接受研究努力的方向。宏观研究也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正如前面综述所论，其研究也在存较大问题。宏观研究一方面要从时间视阈出发进行通代或断代接受梳理，探讨中国文学的通代或断代接受情况；另一方面也要从空间视阈出发进行某一地域文学的接受情况，探讨某一地域文学的接受或被接受情况。同时，宏观研究还可从作家群体接受、作家流派接受、文学家族接受等方面来创新。宏观研究需注意主流文学与次流文学、主要作家与次要作家之间关系处理，否则宏观的接受研究就容易变成为个案研究的拼盘，而显示不出宏观接受研究所具高屋建瓴的学术价值和意义。
三是接受研究的文化视阈问题
博士生学位论文 篇四
我国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生教育始于1985年。该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开始招收第一批新闻学博士生。直到上个世纪末，我国先后有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传媒大学、武汉大学等四所高校和中国社科院拥有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共设置了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5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3个。在这15年间，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一直在稳步发展，培养了一批活跃在新闻传播学术界的出色人才，产生了一批优秀的学术成果，同时也积累了一定的新闻传播顶尖人才的培养经验。进入新世纪后，在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快速发展、且重点建设研究型新闻传播学教育体系的要求在许多高校日益高涨的形势下，经过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闻传播学科评议组的两次评审，又先后有清华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北京大学、四川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暨南大学、浙江大学、上海大学、厦门大学和政治学院等十所高校获得了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新增设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6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7个。应该说，经过这两次评审，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有了一次整体规模的推进，打造了一个更宽广的高层次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平台，形成了竞争与合作的整体态势；对于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来说，这可谓是一次大的“跃进”。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量的增长、规模的扩大并不必然带来新闻传播博士生教育质的提升。尤其是在今天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整体规模迅速扩张的背景下，更应该冷静地对其最高阶段博士生教育进行审慎规划、科学布局和系统建构，将其作为一个关系新闻传播学长远发展的大计，进行具有战略性和基于科学发展观的探讨。
一、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20来年历史与其他学科相比时间并不长，因此，一直是处于摸索和尝试阶段；加之近些年来，随着教育环境的急剧变化以及教育目标及体系的不断调整，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发展的同时，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首先，对博士生教育的目标定位不够明确。如前所述，博士生教育是正规高校教育的最高层次。这一层次的教育是将一个学科的知识体系与学科方法进行综合性地传授和深入地积淀，并培养学生站在学科前沿和尖端，通过具有创新性和开拓性的研究以产生具有学术性和实践性的成果的过程。这一具有普遍性的指导原则，应用于不同学科，就需要针对本学科发展的要求和现状，对自身的目标定位作出准确而清晰的界定。众所周知，相对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新闻传播学科有着自身的“独特性”;它深深植根于人类对新闻传播业的需要和理解之中；它既融合其他学科的知识和理论，又与实践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也正因为这一“独特性”,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开创时，还曾一度被认为没有必要，也被质疑到底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这正说明了中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面临的定位问题。传统上认为，博士学位是精英性、研究性学位，是为从事学术工作或一些领域的应用研究工作做准备的。然而多年来，有为数不少的新闻传播学博士实际上主要从事一般的教学工作和新闻传播实务工作，而在自己的专业方面做的研究工作并不多。特别是近些年来，随着众多业界人士纷纷攻读博士学位，博士学位的传统目的(为研究进行训练)和实际用途日渐分离，已是不争的事实。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究竟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专业化究竟如何体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社会美誉度怎样？如何将博士生教育与新闻传播界的整体发展相联系？对这些问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理应作出系统的、建制化的回答。
第二，博士生教育模式尚不够清晰和稳定。与博士生培养目标定位的不确定相应的是，新闻传播学的博士生的培养模式还缺乏科学和深入的界定。目前一些新闻传播院校的博士生培养方案基本上沿袭其他学科的模式，缺少对新闻传播学科特点，以及学科需要掌握的知识及方法的全面探讨，因此难以制定出针对自己学科特点的人才培养方案。如博士生的入学门槛应该如何设定，是重在考察其学识和科研能力，还是重在考察其一般专业知识和外语水准？博士生学习期间应该掌握什么样的知识体系和方法论，应该开设哪些必需的课程？博士生的课程学习与学位论文怎样衔接？博士生教育应该采取欧洲式的教授与学生一对一式的传授方式，还是采取像美国博士生培养中的集体培养方式，或者采取其他科学有效的方式？博士生要不要实行淘汰制，如何淘汰？在明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时，对这些问题必须作出科学的回应。但遗憾的是，由于经验的不足，认识上的错位，加之我国教育制度安排上的原因，致使一些高校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存在着比较严重的随意性和不规范的现象。比如，一些很有科研素养和潜质的考生，仅仅因为“英语差分”便被拒之博士候选人门外。再如，有的院校对博士生教育规定课程的学习重视不够，课程如何设置、教师如何教、学生如何学，都无“一定之规”,结果课程学习往往未能达到帮助学生获得从事研究工作、准备学位论文所必需的宽广深厚的学科知识基础的效果。还有，博士学位论文开题之前的资格考试或综合性考试应该如何“把好关”,有的院校也无明确的要求和规则，结果造成在培养过程中对博士生的学习效果和质量缺乏“刚性”的制约和监督机制，博士生只要进了“门”一般都能拿到博士学位。
第三，一定程度的浮躁之风对博士生教育造成不良影响。这一方面表现在近些年随着招生规模急剧扩张，师生比例失调，师少生多，导师投入到每个学生身上的时间和精力减少，学术互动和交流受到影响，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呈现出下滑之趋。另一方面表现在培养目标上，不是注重鼓励博士生具有扎实深厚的理论功底、宽广的学术视野和熟练到位的研究方法，而是以数量等硬指标为指针，使得学生在学习期间将凑足文章的发表数当作主要学习内容。再一方面还表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把关上不严，由于每年毕业生数量增加，在开题、答辩等环节，对博士学位论文的要求有所下降；加之学风不正，道德失范，致使弄虚作假，剽窃等现象在博士学位论文中也时有发生。
第四，博士生教育缺乏学术创新性和创造性。博士生教育的价值在于培养具有创造性的人才，产生具有创造性的智力成果。因此，检验博士生教育成效的主要标准，应该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水平上。学位论文是博士生教育计划的核心要素，必须是进行创造性的研究，以对学科的建设与发展有独特的贡献。然而，实事求是地说，目前有些高校对此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和高度的重视。其具体表现是：一些博士论文的选题或过于陈旧，或过于空泛，或流于琐碎，或流于炒作，而不能把握当前学术前沿，参与学术对话；一些博士论文的前期资料积累不够扎实，因此不能针对最具价值的切入点进行广泛而深入地探讨，论述流于粗放；一些博士生对所需了解的相关领域的知识涉猎不广，基础不牢，因此在论文撰写过程中常常捉襟见肘，理论和方法运用不能做到娴熟有秩；一些博士生在批判性、创造性等方面的训练不够，造成思想的力度和对相关问题的挖掘和解决不力。这些都造成了一些论文成为资料的简单梳理，即使有的选题具有新意，但由于研究功力不足，无法创造出具有创新性和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
二、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几点建议
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上述问题，有的是由于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历史较短，对学科规律和博士生教育规律相结合的一些根本性问题缺乏系统深入地全面整合和思考所致，有的是教育制度设计上的欠缺造成的，也有的是由于社会和教育所面临的大环境的冲击所导致。因此，笔者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要使得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得以可持续发展，为社会输送真正优秀的高层次人才，新闻传播学教育自身应积极借鉴国内外博士生教育的经验，针对新闻传播学的学科特点和中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的特殊规律，结合人才需求与社会实际，整合教育资源，走出一条真正合乎科学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之路。
第一，科学界定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内涵。大学的“教育理念是人们对大学精神、性质、功能和使命的基本认识，是对大学与外部世界诸元素之间关系的规定；它是大学内容管理及运转的理性认识基础”。大学的新闻传播教育作为一项专业性的教育，理应如台湾著名新闻传播教育家郑贞铭所言，“在技术学习之外，更要探讨理论、从事研究，以期建立一套严谨的理论体系，才能在高等学术殿堂中树立起应有的地位”。为此，对于新闻传播学科高层次人才的培养，既要注重对其学术视野宽广度的拓展，又要使其具有较强的专业性；既要使其具有较深厚的学养造诣，又要让其关注学科前沿和现实的新闻传播实践，注意研究解决理论与实践问题，具有很强的科学研究能力。这种人才应是其他学科培养不出来的，在学术素养和科研上有自己的特色和专长。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目标与方向，理应琐定在培养这样的专业人才上，即着力为高校和科研机构造就优秀学者。
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必须科学规划博士生的课程学习，并加强对其在阅读、读书笔记、专题讨论、研究方法等方面的训练和提高。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教育上，十分注重专业基础课程的学习。该院的博士生课程一般分为两类，即知识类课程与研究类课程。前者以专业知识的系统掌握和融会贯通为目的，既有广度，又有深度，并有相关研究成果的最新信息；课上还提供详细的阅读书目，要求博士生写读书报告，培养其欣赏和批判专业学术著作的能力。后者的目的是通过边学边做(研究),以培养和训练博士生从事研究和写作的综合能力；在课上，博士生们围绕一个专题进行思考、讨论、做研究。这样，不仅训练、提高博士生的研究和写作能力，更重要的是营造了一个现实的专业研究者的工作环境，教会博士生如何进行批判性的思考，如何遵循学术规范，如何使用各种研究资源，如何设计研究题目，如何解读原始资料，如何回应他人的批评和建议。这种训练实际上是一个铸造学术文化或学术习性的过程。
此外，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还应制定相应的培养模式，对思想道德教育、课程设置、综合考试内容和方式、论文开题时间和形式、博士论文的学术规范等，制定出切实可行的、符合自身特点的方案，并严格实施。
第二，控制规模，严进严出，打造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品牌效应。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平台随着多家高校新闻传播院系的加入而变得更加宽广了，这同时也意味着博士生的数量和规模必将比以前有较大的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更应该注重维护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共同为提高教育成效、培养顶尖人才而努力。针对目前社会上对新闻传播学博士生还缺乏广泛的认可和美誉，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整体效应发挥尚未达到理想的程度，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的招生、培养、资格考核、学位论文答辩以及学位授予上，比较注意通过制度建设，严把质量关。一是控制招生规模。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现有博士生导师15人，每年报考博士生人数达到三四百人之多，但招生人数一直控制在30人左右，平均每位博导招收2人。二是提高博士候选人门槛。这主要是借助资格考核(综合考试)和学位论文的开题报告两个环节，实施筛选、淘汰，以保证德才兼备的合格人才进入到博士候选人行列。三是严格规范学位论文的答辩和学位授予。
这主要通过学位论文双盲评审、校内外专家的集体评审以及学位公示等举措，保证每个博士学位获得者都是符合标准的优秀人才。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每年只有不到十位博士生获得博士学位，占当年招生人数的三分之一左右。
第三，重视博士生导师及指导团队的综合素质要求和能力考核，确保博士生教育师资队伍的素质及其指导教育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博士生导师及其指导团队在招生、培养学生及博士论文答辩等方面较其他层次的教育具有更大的权限，因此要重视博士生导师人选的遴选，重视其“人格”塑造和“师德垂范”;同时要引导、促进博士生导师在博士生课程教学、科学研究、论文把关等方面加大指导力度，鼓励导师与学生经常交流、沟通。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对博士生导师所进行的遴选和考核，就包括着学术水平、道德素养、敬业态度、组织能力以及待人处事等方面的内容。与此同时，还十分注重将学生的成才与导师的责任感、信誉、综合素养联系起来，注重维护导师职责的神圣性和荣誉感。
第四，实行差异化竞争与合作，实现博士生教育的多元化。在博大精深且具备批判精神、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整体素质要求下，各院校新闻传播学博士学位授权点应彰显自己的特色，根据自己的学科优势和特色侧重培养博士生，使其成为该领域和方向的顶尖人才，从而促进人才与学科前沿接轨。这不仅要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和创新性上，而且应系统地体现在博士生培养的各个环节上。目前与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相比，新闻传播学的整体发展水平并不高，高质量学术研究成果、学养深厚的优秀人才并不充裕，因此博士生教育更应成为促进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和高层次专业化人才辈出的舞台。
博士生学位论文 篇五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博士学位论文；选题
DOI：10.15938/ki.iper.2017.01.005
中图分类号： G6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9749（2017）01-0021-07
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研究人类社会中思想政治教育及其规律的专门学科。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具有良好的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但作为一门学科来加以建设，却是在改革开放后才逐步发展起来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一门新兴学科。近年来，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在理论和实践上，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仅用鲜活的实践经验滋养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思想政治教育的持续健康发展，更重要的是在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过程中，更加坚定了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因此，持续研究总结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以及学科专题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2005年底，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颁布了《关于增设和调整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及所属二级学科的通知》，宣告思想政治教育专业作为马克思理论一级学科属下的独立二级学科地位正式成立。十年恚2006-2015），各培养单位以此为契机，不断加强学科建设，学科理论和方法研究以及实践探索都得到很大发展。同时，博士研究生规模快速增长，学位论文研究成果更加丰富广泛。博士学位论文的研究状况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这门学科的建设水平，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是本学科基本理论和前沿问题的具体化，也是学科发展趋势的重要体现。因此，对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博士学位论文进行文献计量分析，特别是对论文研究选题进行全面探析，有助于全面深入认识该学科的发展水平以及研究态势，对我国今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博士论文选题以及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学科分布及学位论文产出情况
1983年，国家教委将当时的政工专业命名为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并开始招生培养专业人才。经过30多年的努力，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渐成规模，在全国设置了75个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博士学位授权点（以下简称博士点）①、282个硕士学位点、275个本科办学点，培养和凝聚了一批较高水平的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团队，形成了思想政治教育原理、方法论等20多个研究领域，产生了思想政治教育基础理论研究、历史研究、应用研究等一系列分支学科体系，基本形成了一个内容完备、结构合理、动态开放、成效显著的学科体系。[1]在这些研究领域，产出了一大批高质量的博士学位论文。下面对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博士点分布状况和博士论文产出情况进行统计分析。
1.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博士点分布情况
目前，我国具有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博士点的院校共有70所（见表1）。其中，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属下的博士点和思想政治教育独立二级学科博士点各占35个（见表2、表3）。[2]
从表1、表2、表3可以发现，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博士点建设发展具有以下特点：
（1）博士点单位增列迅速 在上世纪具有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博士点的单位仅6所：武汉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东北师范大学、中山大学和南京师范大学。而2005年前也只有28所，但2005年以后博士点快速增长，由28所增加到70所，增幅达150%，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的设立。
（2）博士点区域分布不平衡 虽然72所（在分布统计时，中国矿业大学和中国地质大学同时计入两地）博士点单位分布在24个省区，但是各省区数量差距大，北京12所，江苏8所，陕西6所， 湖北5所， 黑龙江、湖南、辽宁、上海各有4所，这7个省区就有47所，占总数的65.3%，而其余16个省区仅占总数的34.7%。同时，内蒙古、宁夏、贵州、青海、新疆、、海南7个省区还没有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博士点。
（3）博士点院校类型和层次分布较均衡 从表中统计发现，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博士点主要集中在综合类、师范类、理工类和部队院校，院校类型覆盖面较广。在院校层次上，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博士点主要集中在“985”高校、“211”高校及其他院校（主要地部属院校及地方重点大学），其中22所是“985”高校，27所是“211”高校，其他院校占21所，因此，博士点在院校层次上分布较均衡。
2.学位论文产出情况
基于中国知网CNKI，统计思想政治教育学科2006年1月1日到2015年12月7日所公布的博士学位论文，共有599篇（见表4），涵盖50所院校。②对培养单位博士学位论文产出数量前十名的院校进行统计（见表5）。
从表4、表5可以看出，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博士学位论文产出具有以特点：
（1）年度产出数量呈非线型增长 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独立的前5年（2006-2010），产出论文数量少，一共才77篇。从2011年开始，论文数量达到100篇，呈现出非线型增长态势。
（2）产出总量不足，院校间差异大 十年间，CNKI收录的50所培养单位共产出博士599篇，年均产出1.2篇/校，这说明思想政治教育博士论文产出量相当低，博士研究生规模较小。从产出量前十名的院校看，东北师范大学、中央党校和武汉大学3所高校产出论文最多，每校年均达3篇左右；据统计，产出总量在5篇以下的有14所高校。这说明院校间对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博士人才培养差异校大。
二、学位论文选题及研究类别分析
对思想政治教育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进行实证分析，可以反映这门学科的发展水平和研究趋势。下面，着重对博士学位论文研究的关键词、研究的类别等方面进行统计分析。
1.关键词频次分析
对599篇论文中所有关键词进行统计，不同关键词总量达1713个（统计时对同义词进行了合并，如：“中共”视为“中国共产党”统计，“高校”、“高等学校”、“高等院校”合并统计为“高校”）。统计发现，有一大批高频率关键词，频次达8次以上的高频率关键词有20个（见表6），而仅一次出现的关键词达917个，占关键词总量的53.5%。
通过对思想政治教育博士学位论文关键词统计数据分析，可以发现以下特点：
（1）高频率关键词反映了研究内容的主流方向 从排前20的高频率关键词看，“思想政治教育”频次达140，说明23.4%的论文以“思想政治教育”为研究范畴。其中，以“思想政治教育”为第一关键词的有54篇论文，说明占论文总数9.2%的论文选择它为核心研究内容。从研究对象上看，“大学生”、“高校”、“中国共产党”成为研究焦点；同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等重大现实命题成为了研究的热点。显然，高频率关键词基本吻合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对象、方法和特点，也反映了这门学科研究的主流方向和发展态势。
（2）低频率关键词量大，既反映研究领域走向纵深与宽泛，也说明存在偏离思想政治教育主题的研究 在低频率关键词中，如责任论理、政府诚信、终身德育、意志教育、自尊外化、幸福指数、医学人文教育等关键词，表明研究主题更加具体，更加现实，更加深入，理论与实践结合更加紧密。同时，少数论文的关键词如财政权力、创业发展、风险社会理论、知识产权文化、企业文化整合等等，s把思想政治教育过于泛化，偏离学科主旨。
2.选题研究类型分析
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研究范畴具有多领域、复杂性、应用性和现实性等特点。一般而言，思想政治教育博士学位论文选题的研究类型是以研究对象作为分类标准的，主要包括思想政治教育基础理论研究、方法论研究、应用研究、现实问题研究、历史发展研究、比较研究、跨学科研究以及其他有关领域研究。
思想政治教育基础理论研究包括思想政治教育原理研究、理论基础研究、思想品德形成发展研究以及意识形态发生发展研究等；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研究侧重教育方法研究，包括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形成、变化、发展、运用等方面；思想政治教育应用研究是将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原理、方法与社会具体的人、群体及社会现象结合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现实问题研究是指运用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分析解决现实问题；研究思想政治教育历史发展研究是针对思想政治教育产生发展的过程和规律、形成的经验与教训进行历史考察；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究是对不同国家或地区的思想政治教育开展比较研究，一般是将中国与外国思想政治教育进行比较研究；思想政治教育跨学科研究是指思想政治教育学与其他学科结合研究；其他有关领域研究是指一些博士学位论文偏离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理论与方法。[3]
按照上述分类标准，599篇博士学位论文选题分类统计分成了7类（见表7）。
从论文选题类型的统计分析可以发现，思想政治教育博士学位论文在选题上具有以下特点：
（1）应用与实践研究是论文主要选题方向 思想政治教育应用研究和现实问题研究是博士学位论文选题研究的主要类型，分别占论文总数的42.2%、22.1%，这表明，近年来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着重于理论与方法的实际运用以及现实问题的分析解决，特别在大学生思想道德修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构建、公民道德建设、思想政治工作方法与路径、和谐社会构建等方面选题多，研究深入，成果丰富。
（2）历史发展研究反映了我国历史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思想政治教育的成功经验和基本理论与方法 论文选题类型处于第三位的是历史发展研究，占论文总数的13.1%，主要集中在中国共产党成立来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方法与实践研究，对三代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思想政治工作研究较多，对抗战时期、建国初期、改革开放等各阶段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较深。同时，也有少数论文对中国古代和国外思想政治教育史开展研究，如孔子道德教育、马恩列思想政治理论等。
（3）基础理论和基本方法研究成果欠缺 论文以思想政治教育基础理论和基本方法为研究选题的总量少，共37篇（其中基础理论研究24篇）占论文总数的6.2%。从附表8看，已有基础理论研究的成果有较高水平和价值，但产出数量过低，这反映出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和方法创新不足，对学科建设的理论支撑和方法创建乏力。
此外，选题跨学科研究偏少，只有24篇论文把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与伦理学、社会学、政治学、教育学、心理学、美学等学科交叉研究。统计发现，有56篇论文选题几乎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没有研究关联，如“财政权力”、“风险社会理论”等选题研究，这些选题与研究成果不利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建设发展。
三、对博士学位论文选题的思考与建议
学科调整后的十年，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在研究内容、方法、实践等方面等到快速发展，学科领域不断拓展，具有鲜明的学科特色。博士学位论文的研究主题也表明，有关思想政治教育的学术研究已逐步形成了本学科的问题领域、研究范式以及方法体系。与此同时，在分析论文选题情况，也发现诸多问题也不足，如选题创新性不够、专业性不强、实证性不多等问题均有不同程度存在。分析取得的成绩与存在的问题，有利于思想政治教育博士学位论文选题研究和学科建设，从而更好地掌握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与方法以及教育对象的特点，把握思想品德形成与发展规律，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与方法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高水平研究，不断增强分析解决人们思想问题与实际问题的能力。
1.博士学位论文选题存在的主要问题
博士教育论文 篇六
互动式营销策略是建立在信息体系上的一种微博营销策略。该策略在实施过程中要对营销过程中的各项微博信息进行充分把握，要对消费者的建议和意见进行认真分析，从该内容着手形成对应营销服务，形成以消费者需求为中心的服务体系。基于互动式营销策略的企业品牌营销体系可以明显提升企业在消费群体中的口碑，对改善企业品牌效益具有非常好的促进作用。在这种营销模式中消费者可以深入了解企业品牌内容和品牌文化，提升对企业的信任度，从本质上提升了消费者消费状况。将互动式营销策略嵌入到企业品牌营销过程中人员要把握好以下两方面内容。第一，要及时了解消费者需求，从消费者需求出发构建品牌营销策略，实时沟通，消除营销隔阂。互动式营销策略的核心是良好的企业、消费者互动。只有把握两者之间的互动内容，平衡好两者之间的关系，互动式营销策略才能够真正满足消费者需求，提升消费者对产品的满意度，改善产品销售效益。微博作为一种应用范围非常广的实时交互工具，为互动式营销策略的实施创造了可能。在互动式营销微博体系构建时，企业要首先对营销广告的投放方式进行明确，要依照微博特色选取高效益、高质量的营销投放内容，提升微博交互平台营销的愉悦性。其次，要在微博平台上对企业自身的品牌内容进行宣传，要依照微博反馈来的信息对消费者消费需求和消费心理进行分析，依照该内容量身定做品牌营销活动。例如，手机企业在对手机进行品牌营销时就可以利用微博从学生需求的手机性能、游戏状况出发，对手机最新测试结果进行展示，通过微博及时将上述信息传输到学生群体中。企业还可以在微博中附加部分学生的评价和手机使用展示，提升产品的口碑，形成良好微博品牌环境。最后，企业还可以适当利用微博达人，通过微博达人形成良好的品牌圈，让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参与到微博交互过程中，形成良好营销交流环境和营销交流氛围。第二，要完善活动策划内容，对各项活动体系进行完善，构建良好微博活动平台。微博为互动式营销策略的实施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体系，可以在运用过程中潜移默化地提升品牌的核心价值，改善企业品牌影响力。这种生活化的工具非常容易引起消费者的共鸣，对企业品牌体系效益的提升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在对该互动策略进行实施时人员要依照市场环境构建对应微博活动，可以通过微博抽奖、微博话题等形成良好的营销信息宣传途径，将营销内容融入到活动体系中，提升企业品牌营销质量。VANCL在网络营销的过程中就对微博营销进行了全面运用，该公司通过官方微博和微话题等对VANCL系列服装信息进行宣传和交流，通过邀请名人参与微博活动提升吸引力，构建了完善的品牌营销结构。VANCL微博互动式营销大获成功，为自身品牌赚足了人气。
二、整合式营销策略的嵌入与实践
整合式营销策略是微博营销的一种常见策略，其主要从企业整体出发，对营销内容进行了全面挖掘。该营销策略将企业品牌营销活动作为一个系统，由该系统内容出发对各项企业资源进行整合和利用，充分提升了系统品牌传播和市场营销的协调效果。在微博平台中实施整合式营销策略可以明显改善营销内容传输质量，形成共同的品牌目标，形成了一体化的营销结构。随着信息技术的提升，网络营销已经发生了本质上的转变，已经开始向整合化、精准化、创意化转变，营销效果大幅改善。整合式营销策略从微博信息资源内容特征出发，对微博营销层面进行了全面深化，将事件营销、互动营销、社区营销和口碑营销等多方面内容融入到微博营销体系中，从本质上改善了企业品牌营销质量。该营销过程中企业已经对微博营销活动进行了调整，开始对微博中的文字、图片、声音、动画、视频等进行合理运用，线上营销内容得到了根本上的提升。而在线下营销方面，企业也形成了非常完善的营销体系。微博不仅改善了企业线上营销状况，更实现了线下营销调整，将微博线上和线下品牌内容有机结合在一起，形成了非常全面的品牌营销结构。在线下营销过程中微博整合式营销策略将微博与线下产品充分联系起来，以线下活动实现线上支持，形成了完整的营销产业链。例如企业在线上微博促销营销中需要线下支持，要能够依照线上信息对线下销售进行把握，防止线下销售脱节导致线上活动无法开展。
三、病毒式营销策略的嵌入与实践
病毒式营销策略是一种典型的微博营销策略。该策略在新产品宣传、品牌推广及网站推广中应用效果非常显著。病毒式营销策略可以利用微博交流的便捷性提升网络信息的传输效益，以该内容带动信息分享速度，形成“病毒式”全面拓展。微民们对网络信息的交流非常积极，可以及时对感兴趣的信息进行、分享、转载，让信息迅速传播开来，这对企业品牌信息的扩散具有非常关键的作用。“@”功能可以直接向微博好友传输微博信息，是病毒式营销策略实施的关键途径。在该微博交流过程中企业可以及时向用户最新的产品信息，通过“@”交流形式对产品内容进行交流，实现一对一微博对话，让产品信息全面、完整的传输到消费者群体中。与此同时“，@”交流中的各项信息还可以被其他人所看见，可以为产品品牌营销创造更多的可能，打破了一般营销策略中的范围限制和人员限制，营销效益大幅改善。除此之外，微博中还可以实现人际共享信息。在微博体系中人员可以及时对自身的信息进行共享，通过粉丝、朋友圈等实现企业产品的病毒式营销，带动企业产品营销效益。企业通过微博粉丝对各项产品信息进行扩散，让粉丝对上述营销内容更进行及时评论，对评论中的信息进行把握和分析，不断优化产品内容，形成了非常完善的营销体系结构。这种树型传播网络可以从本质上转变企业产品传播效益，推进了企业品牌营销进程，已经成为企业品牌营销建设的关键。
四、总结
博士生学位论文 篇七
以2011年教育部将软件工程学科独立设置为一级学科为标志，软件工程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步入了规范化发展的轨道。但与信息化强国相比，我国软件工程博士研究生培养尚处于成长阶段，需要在实践中不断调整探索。文章分析当前软件工程学科博士研究生培养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改进措施。
关键词：
软件工程学科；博士研究生培养；改进措施
0引言
在信息化浪潮的促动下，我国软件工程学科高层次人才队伍培养经历了跨学科培养、海（境）外引进、相近专业转行等方式。2001年12月，教育部首次批准全国35所高校试办示范性软件学院（教高[2001]6号）[1]。以2011年3月教育部颁布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1年）》（学位[2011]11号）[2]为起点，软件工程专业从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科“脱胎”出来，正式成为一门新的学科，标志着我国软件工程学科高层次人才培养完成了由学科从属型向学科独立型的跨越。这一跨越无论对于软件工程的学科建设，还是对于其高层专业人才的培养都具有顶层设计意义。正是由于这一顶层设计的作用，2011年8月教育部首次在我国48所高校增设了软件工程一级学科的博士点和硕士点[3]。截至2015年，全国拥有软件工程学科“博士一级”授权的高校已达52所，具有“博士二级”授权和硕士授权的高校达到106所。我国软件工程高层次人才培养支撑了国家信息产业的发展，基本适应了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国防建设的需要，缩短了我国此学科与发达国家间的差距。由于软件工程学科高度的交叉性、领域的渗透性以及需求的无限性，我国软件工程学科高层次人才的培养特别是博士研究生的培养，无论在基础理论、课程设置，还是在培养方式、评价体系等方面都存在着一些问题。
1存在的主要问题
1.1学科课程体系特色不彰显
我国软件工程学科是从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科分化而来的，虽然已经独立为一级学科，但由于其和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科的紧密联系，在博士研究生课程体系的设置中，仍然有很多内容与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下的二级学科“计算机软件与理论”和“计算机应用技术”极为相似。根据对国内60所具有软件工程一级学科博士点（39个单位）和一级学科硕士点（21个单位）的高校官网上所公布的研究方向和培养方案进行的统计分析，计算机软件与理论二级学科和软件工程一级学科相似度高于70%的研究方向占到了25%，相似度低于20%的研究方向仅为8.33%。从两个学科开设课程相似度的比较来看，同一课程类别开设学校比例相似度高于70%的占80%之多[4]。这些统计数字表明，当前我国对软件工程学科和计算机软件与理论二级学科博士研究生的培养，在课程设置上并没有本质区别。和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科的博士生相比，软件工程教育的核心是能够解决实际工程问题。软件工程学科的博士生要熟悉一个或数个应用领域的相关知识，并强调综合应用各种软件工程方法与技术[5]。他们在软件工程知识广度和深度、工程实践能力、沟通表达能力等方面比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科的博士生要更加优秀。但在目前软件工程学科课程体系下，软件工程学科博士并没有显著特色与优势，这将影响本学科博士研究生的培养质量。
1.2科研考核指标缺乏本学科特点
为了保证博士研究生的培养质量，我国各大高校都相继出台了博士生研究生考核指标体系。博士研究生依靠发表“垃圾论文”，以“论文灌水”等方式蒙混毕业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一般来说，规定在国内重要学术期刊或在国际SCI检索期刊上是博士生毕业并取得学位的基本条件之一。这些科研考核指标的制定给软件工程学科的博士研究生培养质量划定了红线。但这一考核体系仍具有“重期刊、轻会议”“唯SCI检索”等特点。笔者认为，这种机械式照搬的考核体系挤压了软件工程学科博士研究生的学术空间。软件工程是一门知识更新非常迅速的学科，通常情况下，每3~5年就会有一轮知识热点的更新。对软件工程学科而言，国际会议是最新颖、最优秀的论文展现舞台。学者们通过这个学术交流舞台，与国际同行近距离交流最新、最有价值的学术成果，从而达到掌握该领域学术前沿的目的。如果一味地要求软件工程学科博士研究生只能通过发表国内一流学术期刊或者国际SCI期刊作为毕业条件，将导致两方面问题。一方面，SCI国际期刊或者国内一流学术期刊发表周期相对较长，从投稿到出版一般需要1~2年的时间，有些国际顶级期刊则需要2~3年或者更长时间的出版周期。我国软件工程学科博士研究生的学制一般为3~4年，时间窗口有限，致使不少博士研究生放弃从事创新性强但有一定失败风险的科研课题，而愿意选择创新性较低但比较稳妥的科研课题去做，从而确保早日发表期刊论文而尽早获得学位。另一方面，即使软件工程国际一流学术会议可以代表该学科一流的学术水平，但仅发表国际会议论文往往并不能满足软件工程学科博士研究生毕业的基本条件，导致一些博士研究生不愿将最新最好的成果在一流国际会议上发表，而宁可选择一些水平一般的期刊。这种做法显然不利于我国软件工程学科的博士研究生与国际同行们的交流，实际上造成了我国高档次研究成果的流失，对培养优秀的软件工程人才得不偿失。
1.3对工程实践能力的培养重视不够
软件工程学科本质上是一门工程科学，要求学者们运用数学、工程和管理方法去解决软件工程实践中所遇到的人力所无法解决或者很难解决好的问题。因此，软件工程学科与工程实践问题具有高度的结合性。在软件工程领域，除了少数的博士研究生从事基础理论研究外，大部分研究课题是与具体实际相关的产业化问题。这就需要软件工程学科的博士研究生具备较强的工程实践能力，将理论概念转化成为原型系统或者用实证实验验证理论、方法的动手能力。在实际过程中，一些单位对软件工程学科的博士研究生工程实践能力的培养重视不够。有的博士生在攻读学位期间编写程序的代码行数不超过1000行，有的甚至没有编写过代码；有的博士生导师或博士研究生认为编写程序不是创新性的工作，工程实践是浪费学生或自己的宝贵时间；有的博士生由于在本科及硕士阶段没有打下良好的工程实践基础，导致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其能力不能胜任工程实践。无论出于何种原因，工程实践能力的不足给博士研究生及其所在课题组的科研工作都会带来负面影响。其结果是，博士研究生所提出的方法、理论无法得到工程实践检验，导致科研成果无法落地；另外，缺少原型系统或者实践验证的研究论文也很难在国际高水平会议或者期刊上发表，造成科研工作成为无果之花。
1.4博士生导师指导时间尚显不足
博士生导师对博士生的悉心指导是提高培养质量的关键。相比发达国家，我国软件工程学科博士生导师指导的博士生数量普遍较多，甚至出现一位导师一届招收3~4位博士生的现象。有的博士生导师担任单位的行政职务，因此普遍感觉“日常杂事较多”“工作压力较大”，这些因素从客观上使得博士生导师没有充裕的时间去指导每一位博士生，为数不少的博士生在读期间感到与导师间的交流时间较少。有的博士生反映“长期见不着导师的面”，甚至“一个学期没有和导师单独交流”。这种“放养”现象有悖于对博士研究生的精心指导原则，对提高博士研究生培养质量十分不利。
2改进措施
2.1构建软件工程学科博士研究生课程体系
软件工程的学科内涵是：“以计算机科学理论和技术以及工程管理原则和方法为基础，研究软件开发、运行和维护的系统性、规范化的方法和技术，或以之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其研究对象为软件系统，学科涵盖科学与工程两个方面。”据此，我们建议培养单位应当反思当前软件工程学科博士生课程的知识体系，明确该学科博士研究生所应该掌握的学科基础知识和学科特定的高级知识，构建以数学、计算机科学、系统科学、管理学为基础，以软件需求、软件设计、软件构造、软件测试、软件维护、软件配置管理、软件工程管理、软件工程过程、软件工程方法和工具、软件质量等[6]为架构的软件工程学科博士生课程体系，使之具有鲜明的学科特色，培养真正能在软件工程学科内进行创新性研究的高级专门人才。
2.2鼓励博士研究生向国际一流学术会议投稿
目前，在软件工程学科领域，国际一流学术会议的学术水平已与国际一流学术期刊相当。建议有关主管部门适时修改软件工程学科博士研究生的论文考核体系，不再将“国内一流学术期刊”或者“国际SCI期刊”作为博士研究生论文考核的唯一硬性指标，而将国际一流学术会议论文的发表也纳入可选的硬性指标之一。博士研究生通过参加国际一流学术会议，不仅可以提高自身的学术水平，而且更能向本学科的权威专家请教和学习。通过参加学术会议，博士研究生还可以提高自身的外文水平，扩大学术交流圈。笔者在澳大利亚昆士兰科技大学（QueenslandUniversityofTechnology,QUT）信息系统系访学期间，了解到该系的博士研究生每年均有一次参加所在领域国际一流学术会议的机会，费用可通过博士研究生所在系的培养部门和研究生导师所在课题组协商解决。这种做法是值得借鉴的。
2.3将工程实践能力纳入博士生入学和毕业的考核体系
将实践动手能力纳入博士生入学和毕业的考核体系，有利于培养更高科研素养的软件工程学科博士研究生。譬如，QUT信息系统系的每位博士研究生在攻读学位期间，除了开展理论研究外，还须将自己的理论研究内容通过工程实践实现出软件原型系统。这种做法的益处是：一方面，可促使博士生研究出真正经得起实践检验的高质量科研成果，杜绝了空洞而无实际价值的所谓成果；另一方面，因为博士研究生在各高校院所中实际上已是科研的生力军，由他们动手实践得出的原型系统，对于课题组高质量地完成科研课题也极为有益。建议将工程实践能力的考查纳入博士生入学考试的评价体系中，对于工程实践能力欠缺的考生，要提前排除；同时建议博士生导师高度重视对博士生工程实践能力的培养，对于不能将形成的理论进行原型系统实现或者进行实证实验的博士研究生，在毕业环节上要严格把关。应当鼓励博士研究生在发表科研论文的同时，申请软件著作权或发明专利，从而形成理论研究紧密联系实际应用的良好培养机制。
2.4建立博士生培养的导师组制度
实行导师组制度不仅可以有效弥补博士生导师由于精力不足无法有效指导博士生的问题，而且还有利于形成知识结构合理、思维方式相互补充的导师指导团队，这对培养博士生的团队精神和发散性思维都十分有利。笔者在QUT访学时，校方给我安排了由三位导师组成的导师组。两位副导师很好地配合了第一导师的工作，整个导师组对我进行了非常有效的指导。其中，第一导师负责访学期间学术研究方向的制定及总体研究方法的确定，主抓研究的方向；两位副导师各负责一部分研究细节的指导，主抓研究的具体工作。通过导师组的指导，使我在访学期间不但在学术上有较大的进步，而且还对国外博士研究生的指导方法有了一定的切身感受。事实上，导师组指导制在英式或美式的博士研究生培养中是很常规的做法。在博士研究生培养中，建立导师组制度对于多方面利益群体均有益处。第一，对博士研究生而言，可以接受由两（或多）位导师构成的导师组的指导。由导师组构成的更加丰富的知识平台，可以给予博士生更加全面的指导；第二，对博士生导师而言，导师组制度有可能使主导师从指导工作的细节问题中升华出来，而将有限的精力更加聚焦于宏观上的指导和学术方向上的把握；第三，对副导师而言，通过指导博士研究生的研究工作，也可以促进自身学术素养的提高，在丰富学术成果的同时汲取主导师的经验，为未来的学术道路打好基础。与主导师不同的是，副导师一般聚焦于从学术的细节上对博士生给予指导。副导师不一定要求具有高级职称，只要能力具备即可，与博士生的关系更加接近于合作者之间的关系，而与主导师的关系可以定位为助理的关系。
3结语
软件工程学科博士研究生培养方面所引发的问题，既有应当提请教育主管部门加以研究的共性问题，如我国博士阶段人才培养的目标定位、服务面向等宏观方面的问题，更多的则是各培养单位在实践中所需认真解决的具体问题。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互联网的创新成果已经深度融合于软件工程的学术研究与产业实践中，这就预示着我国软件工程学科的博士研究生培养将更加国际化、工程化。教育主管部门和从事软件工程学科教育的实际工作者必须牢记历史责任，认真研究“互联网+”时代下软件工程学科博士研究生培养的理论与实践问题，提出积极的应对措施，使我国软件工程学科博士研究生的培养迈上新的台阶。
作者：冯在文 何敏 何克清 单位：武汉大学计算机学院 国防信息学院信息管理中心
参考文献：
[1]教育部。教育部、国家计委关于批准有关高等学校试办示范性软件学院的通知（2001年）[EB/OL].[2016-03-05].
[2]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1年）[EB/OL].[2016-02-28].
[3]李泽平。软件工程增设为一级学科后的机遇与挑战[J].黔南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12,32(2):75-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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