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运动教案 洋务运动教案范文【8篇】
书包范文为大家精心整理了洋务运动教案范文【8篇】，希望能够对您的写作有一些启发。
洋务运动教案 篇一
第三节、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
教学目标：
基础知识：1、掌握中国资本主义产生的条件
2、了解中国资本主义产生的情况
3、掌握中国资本主义的特点及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
4、理解中国无产阶级的产生及其特点
思想教育：1、鸦片战争到19世纪90年代初，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出现了新的经济因素和新的阶级，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两面性，而中国无产阶级则是近代中国最先进最革命的阶级。
2、通过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产生的教学，让学生认识到由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时代因素，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不可能在近代中国实现自己“实业救国”的愿望。
能力培养：通过讲述和分析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和中国无产阶级的特点，培养学生辩证地、历史地、全面地做阶级分析的能力。
教学重点：中国资本主义工业的兴起、民族资产阶级的产生及其两面性、中国无产阶级的产生及其特点
教学难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
课前准备：教师：制作Powpoint课件
学生：复习鸦片战争、洋务运动的影响
教学设计：
导入：鸦片战争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传统的自然经济遭到破坏，封建主义的生产方式也已经支离破碎。上节课我们讲了洋务运动，出身地主阶级的洋务派并不希望封建制度瓦解，但他们引进了同封建生产关系不相容的新的生产力——西方科学技术，这在客观上加速了封建生产关系的瓦解，从而刺激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我们今天这节课就来讲一下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
讲授新课：
首先明确概念：什么是资本主义？（以资本剥削和雇佣劳动为特征的社会经济制度及其上层建筑。）
资本主义产生的标志则是资本主义工业的兴起
一、中国资本主义工业的兴起
1、兴起的社会条件
讨论：中国资本主义是不是“欧风美雨”的产物？
史学界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不是，认为中国在明朝末年就有了资本主义萌芽，并且正在缓慢地向资本主义发展，只是由于外国的侵入切断了其独立发展的道路。另一种观点认为，民族资本主义不是封建社会后期资本主义萌芽的继续，而是在外国资本主义的刺激下产生的。
总结书上的观点：
（1）、商品经济发达：在鸦片战争之前，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已经达到了相当的水平，资本主义萌芽已经产生。
（2）、外商企业的刺激：中国的一些官僚、地主、商人投资与近代企业
（3）、洋务运动的诱导——技术、人才
2、近代工业的出现：
中国资本主义产生的概况
资产阶级的来源官僚、地主、商人
产生的年代19世纪六七十年代
产生的地点上海、广东、天津等沿海地区（为什么出现在沿海地区）
著名的企业上海发昌机器厂、广东南海继昌隆缫丝厂、天津贻来牟器磨坊等
3、民族资产阶级的特点
组织同学看教材40页的材料，分析材料总结特点（产生这些特点的原因）
社会性质民族工业的特征民族资产阶级的特征
半殖民地（1）受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势力的压迫和束缚革命性
半封建社会（2）资金少、规模小、技术力量薄弱妥协性
二、中国无产阶级的产生
1、发源地：19世纪四五十年代的外商企业中
思考：它比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早还是晚？
指明第一个特点：先于民族资产阶级产生，资格老
2、分布：看教材41页表格]
分布集中在沿海和长江流域各通商口岸
无产阶级主要分布在三种性质的企业中，外商、洋务派、民族资产阶级
联系41页的小字材料，指明第三个特点，深受三重压迫、剥削，革命性强
无产阶级不同于农民阶级，不再是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在地里干活，而是有时间规定的，并且在固定的车间工作。指明第三个特点，集中程度高，便于宣传、组织
3、来源：破产的工人和手工业者
指明第四个特点，和农民阶级有着天然的联系，便于结成联盟
4、中国无产阶级的特点：
具有国际无产阶级的共同特点：与先进的经济形式相联系，具有远大的政治目光，富有组织性和纪律性，是人类最进步的阶级
独有的特点
5、无产阶级早期的斗争
教材42页小字部分列举了1858年中法战争期间工人的罢工斗争及1890年江南制造总局2000名工人的罢工斗争，这些初步显示了中国无产阶级的伟大力量
洋务运动教案 篇二
教学目标
1.需要掌握的基础知识有：洋务派和顽固派的出现及争论；洋务运动兴起的时间、目的、代表人物、主要活动；洋务运动失败原因；评价洋务运动
2.⑴通过学习洋务派发动洋务运动的目的、洋务派的活动，使学生认识到洋务运动是地主阶级在外国资本主义侵华加剧的情况下进行的一场自救运动，虽以失败而告终，但它引进了近代生产方式，刺激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⑵通过分析洋务运动失败的原因，使学生认识到不彻底变革封建制度中国是无法走上独立富强之路的；列强不愿见一个强大的中国，对中国的自救运动只会起消极作用。
3.⑴通过对洋务派和顽固派争论的分析学习，使学生认识到洋务派和顽固派观念上的异同与时代变革的关系，从而对学生进行发展地看待事物的教育。
⑵通过对洋务运动的评价，使学生科学地认识洋务运动在中国近代的积极与消极作用，从而对学生进行辨证地看待历史事物的教育。
教学建议
教材地位分析
19世纪60－90年代的洋务运动，是地主阶级洋务派以“自强”、“求富”为旗号进行的一场自救运动。它引进了西方国家的近代生产方式，培养了一批技术人员，刺激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也对外国经济势力的入侵起了一定的抵制作用。但是，由于洋务运动并没有从根本是变革封建制度，而且存在着各种消极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受洋人的控制，最终以失败而告终。虽然这次自救运动失败了，但是因它而产生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和受过近代西方教育的人才为接下来的中国革命奠定了基础。
重点分析
洋务运动的兴起和发展是本课重点。洋务运动是晚清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而进行的一场自救运动，对近代中国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要正确地评价洋务运动和分析其失败的原因，必须较全面地了解洋务运动的概况，因而洋务运动的兴起和发展是本课重点。
重点突破方案
将学生分为若干小组，阅读课文中有关“洋务运动的兴起和发展”的内容，经小组讨论制作洋务运动活动一览表和洋务运动分期示意图。之后，各组学生派代表展示本组所做的表与图，大家共同讨论，制定最为合理的表与图。
难点分析
对洋务运动的评价是本课的难点。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洋务运动也不例外。虽然洋务运动的兴起是封建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其统治而进行的，具有消极影响，但是，它对中国近代历史所起得积极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学生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的观点分析历史问题的能力还不是很强，因此，在评价洋务运动时会有一定的困难。
难点突破方案
通过引导学生分析洋务派和顽固派的异同，慈禧支持洋务派的原因，“师夷长技以自强”的含义，洋务派兴办民用工业的根本目的，洋务运动中的成就和存在的困难、问题，新式学校的兴建会产生的影响等问题，使学生能正确的评价洋务运动以及分析出导致洋务运动失败的原因。
课内探究活动
⑴让学生仔细观看“江南制造总局”和“开平煤矿”两张图片，通过比较两者建筑物外观的特点的异同，分析洋务派的思维方式，以及这种思维方式会导致的后果。
⑵详见“重点突破”。
教学设计方案
第二节洋务运动
重点：洋务运动的兴起和发展
难点：对洋务运动的评价
教学手段：教学方法：教师讲解、学生分析为主的综合法；教学用具；相关图片和视频
教学过程：
一、导入
让学生回忆“19世纪60年代的清政府面临什样的局面？面对这样的局面，清朝政局出现了怎样的变化？”由此导入新课。
二、洋务派与顽固派
让学生阅读“洋务派与顽固派”一目，回答：面对如何解决内忧外患的问题，清政府内部出现了怎样的变化？各派的代表人物是谁？他们的主张是什么？最高统治者慈禧在这件事上采取了什么样的态度，为什么会采取这种态度？
引导学生分析洋务派和顽固派的主张，讨论他们主张的异同，并根据当时的社会状况比较两者哪一个较进步。并思考为什么会在19世纪60年代兴起洋务运动，即洋务派掀起洋务运动的前提条件。
三、洋务运动的兴起和发展
组织学生分组学习讨论“洋务运动的兴起和发展”一目，制作洋务运动活动一览表和洋务运动分期示意图，并记录学习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
由学生概括“洋务”和“洋务运动”的概念，教师进行总结。
各组展示本组所做的洋务运动活动一览表和洋务运动分期示意图，集各组所长，总结出最佳的洋务运动活动一览表和洋务运动分期示意图。
各组提出本组的问题，教师根据问题的难易程度，或由学生自己回答，或由教师引导学生分析得出答案，或由教师讲解。
引导学生分析“师夷长技以自强”的含义，强调“长技”主要指西方的先进技术，“自强”体现强兵、创办军事工业。对比“师夷长技以制夷”与“师夷长技以自强”的异同，并分析出现这种不同的原因，使学生进一步认识到，清政府对待列强侵略的态度由坚决抵抗转变为妥协求和，认清清政府逐渐被洋人控制的时代特征。并引导学生思考：为什么洋务派以创办近代军事工业为洋务运动的开始？
出示“江南制造总局”和“开平煤矿”两幅历史照片，让学生分析两张照片中的建筑物外观的特点的不同之处，由此深入分析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在其活动中的体现。简单介绍洋务运动的基础理论－“中体西用”论。
由学生回答：洋务派兴办近代民用工业的根本目的。并向学生介绍，此时李鸿章等人已经认识到：西方列强利用中国廉价的原料生产商品，并以高价出售给中国。因此，洋务派此时兴办近代民用工业也有抵制外国商品倾销的意图。
引导学生分析归纳洋务派创建近代工业过程中取得了哪些成就、遇到哪些困难、存在哪些问题？并使学生认识到，洋务派在兴办近代工业和建立近代海军时，是地方的几名大员干吏各自为政并无领导核心。通过让学生分析兴建近代海军的目的，使学生进一步认识到抵御列强入侵也是洋务派掀起洋务运动的一个重要原因。
四、洋务运动的破产
在分析列强对待洋务运动的态度时，教师要强调列强一方面希望中国创办近代工业，这样有利于其商品在中国的倾销（中国的自给自足自然经济使其商品在最初一段时间很难在中国打开市场），另一方面，他们不希望中国富强，因而，只向中国提供已经落后的技术和淘汰的产品。其他导致洋务运动失败的原因和正确评价洋务运动，学生可以根据对前面两目的分析得出。
教学设计思想
通过学生阅读课文、制作洋务运动活动一览表和洋务运动分期示意图等，体现学生主体地位；
通过引导学生分析洋务派和顽固派的异同、洋务运动失败原因、评价洋务运动，实现教师的主导作用。
板书设计
第二节洋务运动
一、洋务派与顽固派
二、洋务运动的兴起和发展
1.洋务派创办的军事工业（19世纪60年代－90年代）
2.洋务派创办的民用工业（19世纪70年代－90年代）
3.洋务派创建的海军（北洋、南洋、福建水师）
4.新式学堂的出现
洋务运动教案 篇三
1．通过本课内容的教学，使学生了解或掌握：总理衙门的建立；慈禧太后发动政变；汉族官僚势力的扩大；曾国藩和湘军；洋务运动。
2．通过分析洋务运动历史作用的教学，培养学生综合评价历史事件的能力。
3．通过对慈禧太后发动政变的学习，使学生认识到个人对历史的发展既可有促进作用，又可有延缓作用，从而使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通过指导学生实事求是地评价洋务运动，培养学生辩证地认识事物的科学态度。
教学建议
教材分析
重点分析：
（1）总理衙门的建立是教学重点。总理衙门是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简称。它是清朝建立的第一个专门负责外交事务的机构。关于总理衙门的建立，我们应从三个方面进行认识。即总理衙门建立的原因、总理衙门的职权范围以及它的建立所带来的影响。①总理衙门的建立有一定的历史背景：从国内来说，经过两次鸦片战争，清政府对外国侵略者的态度，逐渐地由疑忌变为依赖。从国外来说，面对中国人民的英勇反抗，外国侵略者也需要寻找能替他们效劳的人。第二次鸦片战争以来，外国侵略者就多次要求清政府建立专门机构，由政府要员和他们进行交涉。为了适应这种需要，清政府于1861年设立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②总理衙门的职权范围很大，它由奕訢等充任办事大臣，地位高于六部，最初经管外交、通商、海关等事务。后来又扩展到经管修路、开矿、制造机械等方面事务，权力很大。③总理衙门的建立是清朝政局的一次重大变动，对以后中国近代史的发展带来了较大的影响：它有利于资本主义国家控制清政府的内政和外交，也是清朝中央机构开始半殖民地化的标志。
（2）洋务运动是又一教学重点。洋务运动前后历时30多年，是中国迈向近代化的第一次尝试。洋务运动虽然最终没有使中国走上富强的道路，但为后人的探索提供了可贵的经验教训。
难点分析：
对洋务运动的评价是本课教学难点。洋务运动是一个复杂的历史事件，如何引导学生对其进行全面的综合分析，作出实事求是的科学评价，避免简单肯定或否定，这对于师生都提出了较高要求。
教法建议
1．关于"清朝政局的变动"，建议教师紧扣"变动"一词，设计一些简明扼要、突出重点、符合学生认知水平的问题：如"清朝政局何时开始变动，为何要变，怎样变，变化带来了哪些影响。"…….教师结合学生的回答，启发学生整理形成一个提纲挈领的知识网络，并根据网络结构解答变化的原因和影响。
2．关于如何理解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统治阶级内部出现的顽固派和洋务派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问题，教师要引导学生弄清楚两派形成的历史背景：即清政府内外交困，内有太平天国运动，外有西方列强的侵略。正是为了摆脱这种困境，才出现了顽固派和洋务派。顽固派以"天朝大国"自居，闭关自守，对世界毫无所知，排斥一切外来事物，反对一切变革，是封建统治阶级中最保守、最腐朽的集团。洋务派则主张学习外国先进技术，制造船炮，镇压人民，维护封建统治。两派从表面上看似乎差异很大，但这仅仅是区别在对待外国事物上。对内他们的目的是相同的，也就是说，这两派本质上都是要维护封建统治。
教学设计示例
教学重点：总理衙门的建立；慈禧太后发动政变；洋务运动。
教学难点：对洋务运动的评价。
教学方法：讲述法、多媒体手段辅助教学
教具：视频资料、自制课件。
教学过程：
1．复习提问：第二次鸦片战争给中国社会造成了什么影响？
2．导入新课：
第二次鸦片战争进一步加深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的进程。对于清政府来讲，当时外有侵略者的势力，内有太平天国运动，可谓是内外交困。在这种形势下，清政府的统治没有垮下来，靠的是什么力量的支撑呢？（让学生阅读课文提示，引出课题）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中外反动势力进一步勾结，导致了清朝政局的变动和洋务运动的兴起。
3．讲授新课（出示图片）
一、总理衙门的建立（1861年，奕訢）
总理衙门全称总理衙门各国事务衙门，是清朝负责外交事务的中央一级的机构。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前，清政府对英美、法等国的交涉都是由沿海地区的地方官办理。对此，外国人非常不满。他们多次要求清政府设中央一级的对外办事机构，由政府要员和他们直接交涉。为了适应这种需要，清政府于1861年批准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由曾和洋人打过交道，而且很受外国人赏识的恭亲王奕訢充任办事大臣，主持各项事务。
总理衙门职权很大，它的地位高于中央的六部，起初经管外交、通商、海关等事务，后来又扩大到经营铁路、开矿、制造机械等事务，成为清廷的决策机构。
后来的事实证明，外国侵略者正是通过这一机构中国的清朝统治者施加影响，以达到通过清政府控制中国的目的。总理衙门的建立，有利于资本主义国家控制清政府的内政和外交，也是清朝中央机构开始半殖民地化的标志。――引述鲁迅先生的《说面子》：
"面子"，是我们在谈话里常常听到的，因为好像一听就懂，所以细想的人大
约不很多。
但近来从外国人的嘴里，有时也听到这两个音，他们似乎在研究。他们以为这
一件事情，很不容易懂，然而是中国精神的纲领，只要抓住这个，就像二十四年前
的拔住了辫子一样，全身都跟着走动了。相传前清时候，洋人到总理衙门去要求利
益，一通威吓，吓得大官们满口答应，但临走时，却被从边门送出去。不给他走正
门，就是他没有面子；他既然没有了面子，自然就是中国有了面子，也就是占了上
风了。这是不是事实，我断不定，但这故事，"中外人士"中是颇有些人知道的。
……
大清帝国就是这样在维持着这个老大帝国的面子。
二、慈禧太后发动政变
1861年，咸丰死，八大臣辅政，慈禧勾结奕訢，发动政变，处死肃顺等三人，流放其余五人。慈禧太后垂帘听政，改年号为"同治"。
三、汉族官僚势力的扩大
清军腐化堕落，丧失了战斗力。
汉族官僚曾国藩的湘军，成为能同太平军对抗的主要力量。慈禧太后为了巩固统治地位，需要依重汉族官僚曾国藩。这样，汉族官僚的势力扩大了。
四、洋务运动
1．原因
2．洋务派的代表人物、口号、主要内容
洋务派主要主张利用西方的先进技术，创办近代工矿企业，制造船炮以维护清朝的统治。这一派的代表人物在中央以奕訢，在地方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为代表。那时候凡是和外国人有关的事都被称为"洋务"，而这一派又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的生产技术，因而被称为"洋务派"。
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开始，一直到九十年代，洋务派掀起了一场所谓的"师夷长技以自强"的运动，被称为"洋务运动"。
主要内容：
①前期，洋务派以"自强"为口号，采用西方先进的生产技术创办了一批近代军事工业。
②后期，在继续发展军事工业的同时，洋务派又提出"求富"的口号，开办了一批民用工业企业。
让学生看"洋务派创办的主要工矿企业"PPT课件
③洋务派除办军事、民用工业外，从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还筹建了南洋、北洋、福建三支海军。1885年，清政府正式成立了管理海军事务的机构――海军衙门。
3．评价：
①洋务派所创办的军用、民用企业所采用的技术设备，都是外国淘汰下来的旧技术设备，所办工业从一开始就落后于人，况且清朝统治者在两次鸦片战争中已经被西方侵略者吓破了胆，还怎样谈得上什么"自强"。洋务派所创办的民用企业也是官僚式的管理体制，企业中贪污腐化无所不有，等同于清朝的官场，因此，洋务派的民用企业也是经营不善，连连亏损，更谈不上什么"求富"。
②客观上刺激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③对西方的经济侵略也起到了一定的抵制作用。
小结：洋务运动是清政府对内镇压，对外妥协的产物，其目的是强化封建国家机器，对付人民的革命运动。至于对外，他们早被洋人的坚船利炮吓破了胆，"自强"不过是欺骗世人的招牌。洋务运派办的工厂，技术上依赖于洋人，得到的多是过时的机器，落后的技术，这样跟在外国人屁股后面爬永远落后，又怎么能够强起来呢？
说到"求富"，洋务派的企业实行封建衙门式的管理，管事人独断专行，挥霍、贪污样样干。当时有"机器局管事一年，终身受用不尽"的说法，洋务派的"求富"，最终不过是肥了自己，损了国家。
洋务运动教案 篇四
关键词： 曾国藩 是非功过 客观评判
中图分类号：K25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8705(2011)04-13-18
2010年底，笔者在《湖南社会科学报》2010年第5期拜读了梁绍辉先生为易孟醇先生新著《曾国藩真相录》所作序言《还曾国藩以真相》一文（以下简称“梁文”），笔者深感该文作者旗帜鲜明、思路清晰地继承并发展了新中国成立后二三十年间，对曾国藩生平学术与事功予以全盘否定式的政治评判的观点。这既体现了作者坚守传统观点的勇气和态度，又从一个侧面活跃了“曾学”领域的学术氛围，警示人们对于曾国藩这样一位 具有重大影响又存在重大争议的近代历史人物，不能简单予以全盘肯定或不加区别地加以褒扬抬高，更不能为了追求纯粹商业性功利而去人为美化曾国藩，或者如“梁文”指出的，在“思想深处有着一种对农民政权的反感和仇恨，借歌颂曾国藩以打压太平天国”。的确，对曾国藩的简单肯定或人为美化抬高，对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存有“反感和仇恨”的观点，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缺乏客观科学地评价历史人物的基本原则；而用某种先验的原则去评价曾国藩这样一类本来就很复杂的历史人物，往往会使得其结论陷入了无法令人信服的窘境［1］。这是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几十年间，政治评判替代学术研究给我们留下的经验教训。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梁文”，在批评、反对全盘肯定曾国藩的前提下，步入了对曾国藩全盘否定的旧框框而不能自圆其说，其结论也就陷入了“无法令人信服的窘境”。为此，笔者拟就如下几个问题谈谈与“梁文”不同的看法，竭诚期盼学界同仁批评指正。
一、关于“曾国藩研究的立足点”问题
“梁文”结尾时提出了几个带根本性的问题，阐述“采取比较科学的方法来研究曾国藩”的基本观点。其中第五点指出，“我们研究曾国藩的立足点，是应该站在客观的立场上，站在今日所处时代的立场，还是应该站在曾国藩本人的立场，乃至充当曾国藩的‘异代知已’。”即强调对曾国藩研究要做到客观科学，就是要“站在今日所处的立场”；再就批评曾国藩研究中存在着“站在曾国藩本人的立场”，甚至“充当曾国藩的‘异代知己’”全盘肯定曾国藩、美化曾国藩的现象，是不客观、不科学的。笔者认为，“梁文”上述观点中确有可取之处，但只强调“站在今日所处时代的立场”去评价曾国藩，则又步入了很难客观、全面、科学研究曾国藩的“窘境”。笔者主张，对曾国藩这样复杂历史人物的评价，首先应当“站在近代历史背景和时代环境下，通过全面分析考察，指出他与他的前人和同时代人相比提供了什么新的东西”。同时，研究历史不是为了重复历史。“在研究历史人物思想言行的过程中，需要我们站在今人的视角去分析考察造成历史人物功过是非的深层的思想文化因素在哪里，寻找可资借鉴吸取的经验教训所在。”［2］综合起来是这样几层意思：一是研究曾国藩这样的历史人物，首先必须站在当时所处的时代立场，去分析评判他所起的历史作用，这才谈得上客观科学评价曾国藩；二是研究曾国藩这样的历史人物，还应“站在今人的视角”，即“梁文”所强调的“站在今日所处时代的立场”，去指出曾国藩生平思想言行中的消极作用，缺点甚或过错。三是研究曾国藩这样的历史人物，还应站在当时所处时代和今日所处时代两者相结合的立场，去梳理、总结和分析、考察造成曾国藩功过是非的深层的思想文化因素在哪里。只有做到这一点，我们研究曾国藩才有价值，才有可资借鉴的经验教训所言。因为，曾国藩和他那个时代虽已成为了历史陈述，但作为昨日中国历史下产生的曾国藩，他的生平思想言行在许多方面还与今人发生着或多或少的联系，在肯定他在当时历史条件和时代环境下，比他的前人和同时代人提供了新的东西的同时，指出其“你如果这样做就更好了”，这就可以使今人避免重复前人的过错，这就是我们研究曾国藩等历史人物所要达到的目的，就可以避免如“梁文”指出的“站在曾国藩本人的立场，乃至充当曾国藩的‘异代知已’”的不客观、不科学现象的发生。
还须指出的是，“梁文”提出的“站在今日所处时代的立场”的观点，对于曾国藩等历史人物的研究，其结论很难做到客观、科学。因为，只“站在今日所处时代的立场”，而不顾及历史人物所处时代的立场，不仅缺乏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与标准来分析评判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更谈不上从思想文化上探寻造成其功过是非的深层原因，而研究曾国藩等历史人物的价值也就不复存在了。正是从“今日所处时代的立场”出发，“梁文”认为曾国藩“其为人之残忍好杀，却超过了任何一个军事家”。文章并列举曾国藩自诩“以杀人为业”、反复教诲其弟曾国荃等“克城以多杀为妥”，还以亲信幕僚赵烈文所记安庆一战，“太平军伤亡精锐三万余人，其中死于攻战者万余人，城陷后被杀者万余人，被俘或投降后被杀者又万余人”为证，指称曾国藩是“杀人魔王”。不过，“梁文”所列材料，尽管都有事实依据，但不全面。从更完整事实依据而言，曾国藩对“以杀人为业”多有苦衷，并自言是迫不得已，而且还有一个发展过程，其内心多所自责，而且在攻城掠地时尽可能做到少杀人、少“造孽”。如率湘军出师东征之初，曾国藩即劝导诸弟“切不宜干涉军政。”因为“带勇之事，千难万难，任劳任怨，受苦受惊，一经出头，则一二三年不能离此苦恼。”［3］当得知其弟在此前已参与团练的消息后，他就去信反复叮嘱“嗣后总以不带勇为妙。吾阅历二年，知此中构怨之事、造孽之端不一而足，恨不得与诸弟当面一一缕述之也。”［4］此后，曾国藩虽认为“既已带兵，自以杀贼为志，何必以多杀人为悔？”［5］但仍告诫其弟，对太平军与地方哥老会要加以区别对待：“哥老会之事，余意不必曲为搜求”；“即明知其哥老会，唤到密室，恳切劝谕，令其首悔而贷其一死。”［6］他特别劝导曾国荃说：“吾家兄弟带兵，以杀人为业，择术已自不慎，惟于禁止扰民、解散胁从、保全乡官三端痛下工夫，庶几于杀人之中寓止暴之意。”［7］为此，他特别告诫曾国荃及湘军将领，注意尽量少扰百姓，并制订出《爱民歌》等通俗易懂而又含意深刻的规条在湘军中广为散发。他还说：“行军本扰民之事，但刻刻存爱民之心”；［8］“吾辈不幸生当乱世，又不幸而带兵，日以杀人为事，可为寒心，惟时时存一爱民之念，庶几留心田以饭子孙耳。”［9］当他看到战争所及各地萧条景象后，并非如“梁文”所言以“市场人肉价多少钱一斤作为谈资”而“那样心平气和”无动于衷。他在家书中就说：“吾所过之处，千里萧条，民不聊生。当乱世处大位而为军民之司命者，殆人生之不幸耳，弟信云英气为之一阻，若兄则不特气阻而已，直觉无处不疚心，无日不惧祸也。”［10］他在《禁扰民之规》中的强调：“用兵之道以保民为第一义。……若不禁止骚扰，便与贼匪无异，且或比贼匪更甚。”［11］故在《爱民歌》中有“我的军士跟我早，多年在外名声好。如今百姓更穷困，愿我军士听教训。军士与民如一家，千记不可欺负他”［12］的告诫；在《陆军得胜歌》中则规定：“不许吸烟并，不许高声大喧哗。奸淫掳掠定要斩，巡更传令都要查。”［13］从上引完整材料可以看出，曾国藩并不乐意充当“以杀人为业”的“魔王”，而是强制自已及各部将尽量少杀人、少给老百姓带来麻烦。所以只有全面完整看待曾国藩“以杀人为业”的真实情况，才有可能客观、科学分析考察其镇压农民起义的动机、目的和主客观效果。
继而，我以为有必要站在曾国藩当时所处时代的立场和“今日所处时代的立场”两者融为一体的立场来分析曾国藩是否是“杀人魔王”的问题。笔者不赞同用“杀人魔王”的定性来对待曾国藩，更不主张因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等农民起义就对其学术与事功而加以全盘否定。其理由主要有两点：一是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等农民起义，是由他的阶级地位和政治属性所决定了的。饱读诗书身为朝廷求二品大员的曾国藩，面对封建统治秩序大乱已至的现实，勇担维护封建统治的政治重任，是他的唯一选择；面对皇恩浩荡给予的既得利益，曾国藩只有“夺情出山”以示对清王朝的血性忠诚。在两军对垒、你死我活的战场，要求曾国藩不杀人、少杀人是不可能的。在这个问题上，一切封建统治者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如在，林则徐被誉为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抗击外国侵略的民族英雄，但为了扼杀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他也曾带着病弱之身区前往广西“剿贼”；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著名思想家魏源，在江苏高邮举办团练，直接与太平天国对行敌；被人们称之为抵抗沙俄侵略、收复新疆的爱国者左宗棠，杀过不少太平军、捻军和回民起义军。等等。可见，曾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有过功绩，且被后人加以颂扬的人物，由于他们作为封建统治集团的一员，在阶级矛盾激化之际，一般都很自然地站在劳动人民的对立面，为封建王朝效劳卖命。曾国藩也不例外。二是曾国藩、成就“中兴大业”之后，并未像一般顽固守旧派官僚士大夫那样谨守传统，不思变革，而是秉承“天道五十年一变，国之运数从之”［14］的理性认识，揭举理（礼）学经世的大旗，将魏源题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时展命提从理论层面推进到实践层面，勇敢倡导以自立自强为主旨的洋务运动，开启了中国近代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先河，比他的前人和同时代人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向西方学习长技是为了制服西方的新的东西（关于这个问题，下文将详述）。就此而言，曾国藩的远见卓识，比起镇压太平天国等农民起义的举措更具积极意义，其作用更值得肯定。所以，我们不能以曾国藩镇压农民起义而对其学术与事功予以全盘否定。“梁文”之所以对曾国藩予以全盘否定，将曾国藩定性为“杀人魔王”，就在于只“站在今日所处时代的立场”去苛求曾国藩。其全盘否定曾国藩的结论，恰恰是不客观、不科学的表现。
二、关于曾国藩是否“把社会作为攫取和掠夺的对象”问题
“梁文”全盘否定曾国藩的另一个依据是，认定曾国藩“把社会作为攫取和掠夺的对象，总想从中获得更多以肥其私，而没想到如何去改善它，使众多的人得到好处。”这一观点和结论，同样是不符合事实依据的，既不客观，也不科学。
“梁文”虽承认曾国藩“严于律己，克勤克俭”，坚持写日记，“视为一门自我修养的功课”，“确实难能可贵”。但以认为曾国藩这样做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曾家的荣耀，为了曾家的富贵长久。”进而，这样结论到：“遗憾的是，曾国藩的关爱心和责任感多限于家庭、家族和朋友，对社会却是另一副心肠和面孔。”为此，列举曾国藩在办理“天津教案”期间，“不顾时局紧张、朝廷焦灼、百姓呼声，一味寻机回避，生怕自己被牵扯进去。”从而，谴责曾国藩“身为一品大员，朝廷倚弼，遇事竟如此自私，其为人不足道，也就十分清楚了。”认为曾国藩“从小处看似是圣人，从大处看却是小人。”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曾国藩不仅将家庭与社会前途、命运和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而且将社会的进退、封建王朝的兴衰放在首位加以认真对待，尽到了义务和责任，起到了应当肯定的作用。为反驳“梁文”所作的曾国藩“把社会作为攫取和掠夺的对象”这一结论，笔者的理由有如下两点。
其一，曾国藩对家庭和家族的关爱教诲，并非“主要是为了曾氏一家，为了曾家的荣耀，为了曾家的富贵长久”，更不是引导曾氏家族子弟“把社会作为攫取和掠索的对象，总想从中获得更多以肥其私。”曾国藩对家庭和家族的关爱、教诲，与其对国家、对社会的关注和关切之情密不可分，这在曾氏家族子孙后代中产生有积极效果。有关例证，进多，如，曾国藩在家书中反复教导曾国荃等：“弟在军中，望常以爱民诚恳之意、理学迂阔之语时时与弁兵说及，庶胜则可以立功，败亦不至造孽。当此大乱之世，吾辈立身行间，最易造孽，亦最易积德。吾自三年初招勇时，即以爱民为第一义。历年以来，纵未必行得到，而寸心总不敢忘‘爱民’两个字，尤悔颇寡。”［15］对曾国潢说：“家事有弟照料，甚可放心，但恐黄金堂买田起屋，以重余之罪戾，则寸心大为不安……弟若听我，我便感激尔；弟若不听我，我便恨尔。……若大局难挽，劫数难逃。”［16］对曾纪泽说：“凡人多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余服官二十年，不敢稍染官宦气习，饮食起居，尚守寒素家风，极俭也可，略丰也可，太丰则吾不敢也。”［17］在临危遗嘱中还嘱咐曾纪泽等人，“尔曹惟当一意读书，不可从军，亦不必作官。”如做官，则应“以不要钱为本”，如从军，则应“以不扰民为本。”［18］他常常感到平生有“三耻”，其中一耻就是对“天文算学，毫无所知，虽恒星五纬亦不识认。”考虑到大清王朝的未来，认为只有学习西方长技，重视自然科学，才能“勤远略”。他在家书中郑重告诫曾纪泽：“尔若为克家之子，当思雪此三耻。推步算学，纵难通晓，恒星五纬，观认尚易。家中言天文之书，有《十七史》中各天文志，及《五礼通考》中所辑观象授时一种。每夜认明恒星二三座，不过数月，可毕识矣。”［19］必须指出的是，曾国藩教诲、引导和督促子弟们关心国家、社会前途命运，要求他们不要视社会为攫取和掠索对象，不要从中获得更多以肥其私，并没有停留在理论上、口头上，而是落实到了行动上。他明确规定，曾家娶儿媳妇、嫁闺女，聘礼不能超过三百金。不管是在军营，还是在两江总督衙署和直隶总督衙署，曾家妇女都亲历纺纱织布、做布鞋等针线活，都要下厨房做饭菜。据曾纪芬回忆说，“文正公为余辈定功课单……食事则每日验一次，衣事则三日验一次，纺者验线子，绩者验鹅蛋，细工则五日验一次，粗工则每月验一次。每月须做成男鞋一双，女鞋不验。……照此遵行”。［20］为了给家人作出表率，曾国藩在总督衙署坚持种菜，做些力所能及的劳动。当他得知修理富厚堂花钱进多时，即去信批评曾纪泽：“富修理旧屋，何以花钱至七千串之多？即新造一屋，亦不应费钱许多。余生平以大官之家买田起屋为可愧之事，不料我家竟尔行之。”［21］为使曾家子弟学习西方科技，曾国藩曾在两江总督专辟类似现今科技馆的陈列室，备有地动仪等仪器及西方科技书籍供子弟们亲身领略其旨要所在。总之，曾国藩是希望其子弟做一个自食其力的人，做一个具有新思想、新知识的人，做一个对国家、民族、社会有用的人。就实际效果而言，曾氏子弟持身清廉，靠自身本领吃饭，并未误入损公肥私、攫取和掠索社会财富一途。曾纪泽既是著名爱国外交家，同时又对近代西方化学、数学、物理、天文学等，都用心钻研过，并能著文介绍推广，如给《几何原本》、《西学述略》等书作过序言，反映出深厚的西学功底。曾纪鸿更是近代中国著名的数学家，撰写出《对数详解》、《圆率考真图解》等书，受到著名国际科技史专家李约瑟的充分肯定。在曾氏兄弟后裔中，出现了不少有能力、有学识的专家学者，如曾昭抡是中国有机化学的创始人之一，担任过新中国高教部副部长等要职；曾昭是著名的考古学家；曾约农、曾宝荪是著名的教育家；曾昭权、曾昭、曾昭亿、曾昭桓、曾宪模、曾宪栋、曾宪植等，或是有名的化学家，或是有名的机电专家，或是有名的铁路工程专家，或是有名的工矿学家，或是有影响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们深受曾国藩的影响，成了对国家、对民族、对社会多有贡献的有用人才。对于曾国藩及其子弟们，我们无法找到其向社会“攫取和掠索”钱财以肥其私的明显例证。相反，他们自身清廉，并以自身言行为他人作出了榜样。如曾国藩在家书中提到，“在两江交卸时，尚存养廉二万金。在余初意，不料有此”。［22］左宗棠在曾国藩死后就曾纪鸿请他转向刘锦棠借钱为例大发感慨说：“曾栗诚托我向毅斋借钱，闻亦由家有病人，缺资调养之故。毅斋光景非裕，刚又出使外洋，栗诚景况之窘可知。……栗诚谨厚好学，素所爱重。以中兴元老之子而不免饥困，可以见文正之清节，足为后世法矣。”［23］曾国藩的女儿曾纪芬，无论是做千金小姐，还是做官太太，做资本家的母亲，均能节俭以处世，曾在晚年撰有《廉俭救国说》长文，大倡勤俭之风，主张“牺牲个人之欲望，群策群力，以廉救国，以俭拯民，以不欺安群而和众。”［24］这些材料足以从一个重要侧面证明，曾国藩不是一位向社会攫取和掠索钱财“以肥其私”的“小人”。他的子弟后裔延续了他的家训、家风，大都成为对社会有贡献的人才。
其二，应当全面看待曾国藩办理“天津教案”的态度及其全过程。曾国藩奉到清廷要他查办“天津教案”的谕旨后，虽感到极度惶恐不安，在家书中即称：“余此行反复筹思，殊无良策。”［25］在奏疏中说：“此次赴津，深惧措置乖方，失机偾事。”［26］但这并非如“梁文”所言，是“一味回避，生怕自己被牵扯进去”，如，曾国藩之所以感到“反复筹思，殊无良策”；“深惧措置乖方，失机偾事”，其深层原因，除了他当时体弱多病，精力日衰之外，更关键的原因是，他处于战争第一线，在与西方列强打交道的过程中，已经了解 “坚船利炮”的厉害，西方列强是“论势不论理”。更使曾国藩忧虑的是，中国与西方各国并未建立起正常的外交关系，守旧派官僚士大夫并未认识到运用外交途径解决国与国争端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仍企图套用和谨守中国历史上对待周边少数民族那样的“古方”去应对的西方列强。曾国藩，对于此中不利因素看得很清楚，故为此忧忡忡。
我们还应当看到，曾国藩在处理“天津教案”的全过程中，尽力坚持民族大义、维护国家利益，将损失减少到了最低程度。曾国藩到达天津之初，将办案方针确定为：对于天津百姓为“义愤所激”伤洋人，焚教堂的举动，“自当一切置之不问。其行凶首要各犯及乘机抢夺之徒，自当捕拿严惩以儆将来。”［27］还将法国与英、美、俄、等国加以区别对待，“以免岐混”［28］。面对外国公使百端要挟和武力威逼，和清廷“早日完案，免滋后患”［29］的严旨急催，曾国藩在向清廷表示“万难迅速”了结的同时，与西方列强进行了必要的抗争，甚至还调遣李鸿章的淮军“由秦入燕”［30］，配合他与侵略者的谈判。他在奏折中明确表示：“今兹事虽急、病虽深，而此志坚实，毫无顾畏。平日颇知持正理而畏清议，亦不肯因外国要挟尽变常态。”［31］在家书中表示：洋人“如再要挟不已，余惟守死持之，断不再软一步。以前为崇公所误，失之太柔，以后当自主也。”［32］然而，掌握清政府外交大权的慈禧等人，不准曾国藩再拖延时日，决意对外妥协迁就，“一日一函，迫于星火。”［33］外国公使则“猖獗无忌，肆意要挟”。在这种内外压力之下，曾国藩不得不以捕杀“闹事首犯”、充军与此案有牵连的地方官吏，赔款、修造外国教堂的代价来取得西方列强的“谅解”。平心而论，曾国藩在当时已经尽到了最大的努力。再看曾国藩当时参与处理其他对外交涉事务的表现，如面对代办购置船炮事务的英国人李泰国企图控制中国花钱组建的舰队时，曾国藩坚决主张“将狡狯异常之李泰国趁势革退，不准再干预中国事务”，所费一百多万两银子，“即使全不能收回，亦属无关紧要”［34］，强调以维护主权为重。又如，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欲凭借不平等条约以扩大侵华特权时，曾国藩建议奕“不欲率行允准”，并向朝廷建议派大臣“统辖江、楚、苏、浙、闽、粤六省数千里之远”，强化地方政权以应付“自轮船入鄂以来，洋人踪迹，几遍沿江郡县，或传教于僻壤，采茶于深山”［35］的不利局面。为了抵制外国商品对中国的冲击，曾国藩主张制订“征收落地税”新章程，禁止洋商不得藉口于子口半税而扩大侵华利权，达到既保护国家税利，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华商待遇不如洋商优厚的目的。对于洋商提出减轻落地税，加收华商行商税银的要求，他立即照会对方“批驳不行”。对于西方列强借修约之机，提出在中国设电报、筑铁路的要求，企图控制中国交通命脉时，曾国藩表示即使“因此而致决裂”，也“中无所惧，后无可悔。”［36］
事实还说明，先儒那种爱人为仁、为民做主、公而忘私、舍身体国的精神，在曾国藩身上不是“几乎找不到痕迹”，而是留下了明显的印记。
此外，如为国家培养、储备、举荐人才的独特理论和方法，编辑出版《船山遗书》等古籍和组织专家学者校勘、出版经典书籍，创办印书局和恢复、扩建江南各地书院，倡办洋务自强新政造船制炮、翻译出版西方科技书籍以及派遗幼童出国留学等（下文将有专题叙述），尤其是他与彭玉麟等人经过四年左右时间，合创《长江水师章程》，为筹建中国近代海军之前身长江水师作出的重要贡献，都明显体现了曾国藩关心国家、民族、社会前途命运的积极入世精神，是无法用“把社会作为攫取和掠索的对象，总想从中获得更多以肥其私”的结论来加以否定得了的。
三、关于曾国藩对中国近代社会究竟起了推动作用还是阻碍作用的问题
笔者认为，“梁文”之所以将曾国藩定性为对中国社会起了阻碍作用的人物，将其思想言行予以全盘否定的原因，就在于“梁文”仅仅“站在今日所处时代的立场”去评价曾国藩，用今天的标准去苛求曾国藩。然而撇开站在近代中国特定历史背景和时代环境这个立场，去对曾国藩生平思想言行作全面、深刻的分析考察，显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违背了阶级分析方法与历史主义相结合评价历史人物功过是非的原则，其结论当然不会令人信服。
从总体而言，曾国藩称得上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起了推动社会进步作用的人物。最主要最关键的理由，在于曾国藩在封建中国向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过渡的19世纪50、60年代，在中西文化冲突、碰撞尖锐激烈，交流、融合刚刚开始的时代背景下，在“天朝上国，无所不有”，视西方科技为“饥不可食，寒不可衣”守旧观念占据主流社会的特定氛围中，他能够勇敢承认中国有不如西方的地方，积极思考“勤远略”之方，将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时代命题付诸于实践，倡发旨在自立自强的洋务运动。这需要有远见、有学识、有勇气、有胆量的。洋务运动实际上开启了中国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先河。而不对内改革，不对外开放，中华民族将会步入更加灾难深重的境地。对内改革，对外开放，是要承担风险的，是要受到反对和责难的。因为，近代中国人始终面临着不可回避的两难，在抵御侵略者的同时，还必须向侵略者学习。这个道理，当时的中国人中只有曾国藩等少数人清楚，绝大多数中国人还不懂得这个道理。曾国藩倡发洋务运动，尽管只从科技层面认同并学习西方长处，但它已经挪动了近代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步，在实质上涉及到了学习西方是为了抵御西方的深层内涵。
从学习西方到抵制西方，在洋务运动那里并非空洞的名词。洋务运动牵涉到相当广泛的内容，诸如造船制炮等军工企业，开采矿山、修造铁路、纺纱织布、电信航运等民用企业，还有新式陆军的训练和近代海军的创建，派遗幼童到国外留学和新式学堂的兴办等，由曾国藩倡发并在李鸿章主持下，前所未有地在中华大地艰难开展起来。通过洋务运动，中国社会先后出现了第一个大型兵工厂，第一座炼钢炉，第一条铁路，第一个煤矿、金矿，第一个大型纺织厂，第一个轮船招商局，第一个电信电报局，第一支海军舰队，第一批出国留学生等等。“这些都在死气沉沉的中国社会开了风气，至少在小农经济的荆棘从中踩出了一条小路，为中国近代工业体系的建立和发展打下了一定的基础。”［37］还须引起注意的是，洋务运动在曾国藩在生之时，就由对枪炮轮船的制造，引发了翻译西方科技书籍的出版。1867年冬，曾国藩采纳著名科学家徐寿的建议，为解决制炮造船过程中制器之器的困难，附设翻译馆和印书处于江南制造局内，由中外专家学者合作译书，次年即译出“《机器发轫》、《汽机问答》、《运规指约》和《泰西采煤图说》”四种。［38］至1899年，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共出书126种，加上已译未及印行者，共计约有两百种，差不多占了全国同时期译书数量的一半。这其中，自然科学和应用技术方面的书籍占据主要数量，尤以化学和数学书籍的翻译出版最多［39］。这是因为，化学和数学等自然科学与兵工制造尤其是造船工业关系密切，其译书的目的又重在致用，所以特别注重工艺之学的引进。曾国藩将《几何原本》后九卷在金陵重校付印，并命曾纪泽代为作序加以推介，就是一例。正如梁启超指出：“制造局首重工艺，而工艺必本格致，故格致诸书虽非大备，而崖略可见。”［40］
尽管对于洋务运动的目的和作用，至今仍存在着不同意见的争论，持否定论者的主要理由是，认为洋务运动由“靖内寇”镇压农民起义而兴办，由于它维护满清封建统治的根本利益，从而其反动性和对中国近代社会的阻碍作用是主要的。但笔者认为，洋务运动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勤远略”，主要是为了“自强御夷”。曾国藩强调重在“陆续购买，据为己有”，达到“在中华则见惯而不惊，在英、法亦渐失其所恃”［41］的长远目的。至于洋务运动的历史作用，笔者明确认为对中国社会不是起了阻碍作用，而是起了促进作用。其理由主要有两点：一是洋务企业尤其是后期兴办的民用企业，大都以官督商办的形式出现，公开招收商股，标志着官府默许投资工商业并以此获利并非低贱行为，这就很自然地导致了人们思维观念的更新，有利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42］。二是洋务运动中大量译著的印行，为中国近代众多新的学科体系的产生提供了条件，奠定了基础，“泰西声、光、化、电、营阵、军械各种实学，逐以大明，此为欧西文明输入我国之滥觞。”［43］在洋务运动期间，专门化的自然科学学科如物理学、化学、机械工程学、生物学、西医学等相继建立，古老的数学、地理学等学科，也获得新生。同时，洋务动动期间的译书出版，对中国近代思想界也产生了相当程度的影响。康有为、谭嗣同、唐才常等人最初接触西学，就是从这些基本书籍入门的。他们在西方科学方法、科学思想的影响下，强调科学技术与国家存亡之间关系极为密切。如谭嗣同就曾著有《以太说》、《论电灯之益》等科学论文，并在南学会讲义中提出了“学问救国”的主张。总之，洋务运动对于推动中国近代社会的进步作用是不可低估的。尽管曾国藩未能与洋务运动相始终，但它对洋务运动的倡导之功、开拓之功是不可抹煞的。就近代中国社会演变规律而言，洋务运动则是这一演变过程中必经的一个环节、一个阶梯。在推动近代中国社会演变的进程中，有识之士们所作的贡献、所起的作用，都应当予以历史的肯定。曾国藩作为洋务运动倡导者、开拓者，其对近代中国社会的推动作用紧随洋务运动的历史作用理应受到肯定。
综上所述，还曾国藩以真相，应当还历史的曾国藩以真相，而不是还今人所要求的曾国藩真相。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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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0］［21］［22］［25］［32］［33］《曾国藩全集•家书》二，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1275、1326、1325、1370、1369、1376、1383页。
［11］［12］［13］［14］《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466、430、428、1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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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27］［28］［29］［30］［31］《曾国藩全集•奏稿》十二，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6975、6982、6975、6984、6998、6998页。
［34］汪世棠编：《曾国藩未刊信稿》，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02页。
［35］《曾国藩全集•奏稿》四，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2359页。
［36］《曾国藩全集•奏稿》九，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5786页。
［38］《曾国藩全集•奏稿》十，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6093页。
［39］参见熊月之著：《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99~526页。
［40］梁启超著：《饮冰室合集•文集》一，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24页。
［41］《曾国藩全集•书信》五，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3401页。
［43］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八，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438页。
Abstract:Contrary to Mr. Liang Shaohui’s view that tends to completely negate Zeng Guofan, this paper proposes views from three different perspectives: firstly, Zeng Guofan initiated Westernization Movement which was more important than the suppression of the Taiping Uprising; secondly, Zeng Guofan and his descendants carried on the spirit of caring the country, nation and society, in both words and deeds; thirdly, Zeng Guofan was a historical figure who facilitated the progress of modern China.
洋务运动教案 篇五
【关键词】“本真” 思维发展 案例教学
一、案例背景
“洋务运动的作用”是历史教材中的一个重点和难点。从洋务运动发动者的主观愿望上看，它没有、也不可能达到其最终强清朝之兵、富封建之国的目的。但从客观上看，就洋务运动本身而言，它对清朝历史的演变以及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乃至和辛亥革命都有极其深远的影响。对于这个问题虽然教材已有了一定的跟进和阐释，但由于长期以来形成的思维定势，使实际教学仍更多地强调了对中国资本主义产生的作用，但是学生对中国发展以及选择何种发展道路、对后期中国的发展等方面，好似雾里看花，效果一直不很理想。于是，我设想在课堂上实践辩论形式，以研究性学习，借助大量的史实，让历史本身来说话，进而解决这个问题。
但这也承担了一定的风险，毕竟这样内容的度是在教师的把握中，一旦出格，对于教学效果便是“画虎不成反类犬”。而且研究性学习和辩论相结合的新颖形式，也使操作添加了难度。但对于学生来说，这不仅是一种思维培养的过程，更是建立自己思维倾向的机会。
我提前把问题交给全体学生，指导他们去图书馆，通过阅读文献、上网等方式查找资料，形成自己的观点，准备在课上讨论。学生都很认真地做了准备，有的还制作了多媒体课件。我也通过各种方式收集有关资料和图片，并制成了多媒体课件！
二、案例过程
课堂上，有备而来的学生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形成了两派截然相反的意见，一些原来并不打算发言的学生也被卷入了论战。整个场面火爆、精彩，学生搜集材料翔实、明确，的确出乎我的意料。将一些过程摘录如下：
正方：洋务运动不可能使中国富强起来，甲午战争中，北洋舰队的惨败乃至全军覆没就能证明这一点。
反方：洋务运动从20年来看，确实没有使中国富强起来，但从更长时间去看，它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影响是深远的，假如没有洋务运动，中国可能连我们今天看来在黄海战役中那一点微弱的抵抗都做不到，也就更不存在那个“惨败”了。
正方：洋务派创办的企业是清政府的官办企业，不是资本主义的企业。洋务企业在一定意义上遏制了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
反方：从事实上看，洋务运动创办了一大批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为中国留下了许多的第一，尽管它的投资（清政府投资）、生产管理（清政府派官员管理）、产品的分配（清政府统一调拨）都采用的是落后的“官商”形式，但在这些企业中采用了西方先进的机器和先进的技术，而且采用雇佣工人的方式进行生产，都带有一定的资本主义色彩，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进步。
……
三、案例反思
本节课通过师生努力，意见逐步趋向一致，补充了“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化的第一步”的看法，打破了教材的传统结论，更重要的是学生对洋务运动影响的争论是学生思想碰撞而产生的火花，通过辩论，培养了学生批判、质疑的精神和思辨能力。但是，受时间限制和本人过分希望突破教材的结论等因素，所以未能教会辩论双方辩论的标准，这是本节教学的遗憾。
在教学中，学生会发现许多问题，但并不是所有问题都值得讨论，因为学生只会对那些能够发表自己观点，展现自己独到见解，有发挥余地的问题感兴趣。教师可以从中选择一些作为研究性的课题展开教学，往往能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关于洋务运动的讨论，涉及对传统观点的质疑，所以，学生都很认真，学校图书馆、区图书馆都留下了他们的身影。
这次研究，令我最为满意的是网络资源在教学中的运用。我利用网络找到了大量的洋务运动人物、相关企业、产品等的照片，极大地丰富了教学的直观性，而学生在网络中也找到了一些相关资料和图片，做成多媒体课件，展示和证明了自己的观点。现代信息技术给传统历史教学增添了勃勃生机。
教学法百变，但其中关键本质不变。那就是如何促进学生发展，如何引导学生在现存的有限时料中，把握自己的观点，理性对待自己的思维，不因为观点的异化，而出现不同的立场。
四、案例评价
在学生提出的众多问题中，什么问题是最值得“研究”的？在基础型课程中，不仅仅是来自学生的有兴趣的问题，而且应当具备以下三个条件：一（www.shubaoc.com）是这一“研究”能够深化和激活已学的历史知识或技能；二是学生必须对此研究有一定的知识或技能准备；三是这一“研究”可能进一步开拓学生学习的视野和热情。从这个意义上看，本课题研究的选题是恰当的，在回归史实本真的基础上，再加之信息技术的运用，效果可以预见。
可以商榷的是，个别教师认为这次“研究”的结果是“对教材的一个小小的突破，它打破了教材的传统结论”，这与“背景介绍”中，承认教材已有一定改进似相矛盾。如果认真阅读教材就可以发现，教材并没有否认洋务运动的客观作用，而且在多处做了肯定。问题是与分析洋务运动的失败相比，显得薄弱了，对其长远影响也未作集中分析与评论。所以，与其说是对教材的“突破”，不如说是对传统观点的突破，是对教材的不足进行弥补或再开发。
问题还在于，教师虽然已认识到之所以花这么多精力，不仅是因为要让学生对洋务运动有客观、全面的认识，而且还有更深层的目标，即培养学生“批判、质疑的精神和思辨能力”，但对能力目标的设想似还抽象了一些，如定位在“怎样客观、全面地理解和评价过去的事实”及其具体目标上，“遗憾”就会少一些，教师的任务就不仅是真正地“放”，而且能适时、到位地“导”了。
第一，“你确认的事实是从哪些资料中得出的？”“你是否考虑过这些资料的可靠性和有效性？”“你是否看到过不利于自己观点的资料？对这些资料你怎样理解和解释？”
第二，“你不同意的观点在对事实的认定上哪些是对的？哪些还有问题？或不够全面，或缺乏客观性？你能简要说明一下吗？”
第三，“你的评价标准呢？能不能用比较明确的话向大家介绍？”“能否解释一下这个标准为何是正确的？”“你觉得对方的评价标准如何？请说明你的判断？”
第四，“当我们对事实进行了确认，对评价标准作了统一，为什么还有分歧？想一想各自的推理逻辑是否有问题？”“如果用发展的观点或从不同的角度看问题，能否合二为一？想一想，我们曾经做过许多这样的评价……”
洋务运动教案 篇六
关键词： 历史情境
历史能力
正文：时代在进步，社会在发展，在大力提倡素质教育的今天，对历史科的教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是因为素质教育有别于传统教育，素质教育所要求的历史教学，是以“ 能力为中心”，而不是以“ 知识为中心”。如何培养学生历史学科的能力，前辈及同行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讨。这里，结合本人多年的教学实践和经验，就如何创设历史情境来培学生的历史能力作粗浅的探讨。
一、创设历史情境的必要性
历史是发生在过去的事情，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客观存在，过去性是其最显著最根本的特点。因此，学生理解历史有较大的难度，使学生在注重历史能力考查的高考中屡屡吃亏。创设历史情境能较好地解决以上的问题。所谓创设历史情境，就是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通过历史图片、考古实物、文字史料或运用电化教育手段等教学手段，使历史情境化，再现具体时间和空间条件下的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使学生“ 触景生情”， 充分感知历史和理解历史。从而使学生在历史学习过程中，产生质的飞跃，即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
二、创设历史情境的基本方法和重要作用
1、创设历史直观情境，培养学生历史思维的敏捷性。
创设历史直观情境，就是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让学生观察考古实物、 历史图片等，把历史展现在学生面前，缩短学生与历史的距离。直观的历史情境，使学生在回答历史问题时，缩短了思考和领悟的时间，使抽象复杂的历史概念和结论具体化和显浅化，从而提高学生历史思维敏捷性。如在讲授清政府的“借师助剿”，我让学生仔细观察和比较两次鸦片战争形势图，学生经过仔细观察和思考能迅速答出如下变化：①第二次鸦片战争开放的通商口岸比鸦片战争时多；②这些通商口岸由东南沿海深入到内地，由东南沿海延伸到辽东半岛；③这些通商口岸有的在清政府统治区域，有的在太平天国的活动区域；④列强要确保在太平天国区域的特权得以实施，认为有必要与清政府勾结起来，而清政府为了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也愿意接受外来力量共同镇压太平天国。通过如此教学，学生不仅巩固所学的历史知识，而且使历史思维能力得到培养。
2、创设历史文字情境，培养学生的历史综合能力。
创设历史文字情境，就是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适当运用教材文献材料或相关文字材料，帮助学生认识历史和理解历史，培养学生阅读材料分析提炼材料，论从史出等方面的历史能力，如在讲《权力法案时》，我利用教材原始材料，引导学生带着问题阅读《权力法案》史料，并引导学生思考①《权力法案》对王权作了那些限制？②《权力法案》对议会又做了那些规定？③这些规定说明了什么？④你如何理解君主立宪制的含义？通过阅读——分析——解答等一连串思维过程，学生既理解了君主立宪制的含义和《权利法案》的影响，又培养论从史出，连环递进的思维能力。
3创设历史角色情境，发挥学生主体作用，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
创设历史角色情境，就是让学生成为历史角色的扮演者，在教师的引导下，思考历史出现的一些问题，并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案。如我在讲洋务运动时，提出这样一个问题，19世纪50年代，清政府面临着内忧外患的困扰。如果你是当时的清朝统治，你将提出什么样的方案来挽救这场统治危机。然后让学生讨论和设计方案，并将自己设计的方案说出来（最好能说出设计这一方案的依据及预测实施的社会效果），接着打开课本，看看当时清朝统治者如倭仁、曾国藩、李鸿章等人是如何解决这一危机的，导致什么社会效果？并让学生把自己的方案与历史当事人的方案进行对比，引导学生思考和回答历史当事人为什么作出这样的选择，然后结合中国今天改革开放的实践，得出洋务派办洋务运动有什么经验或教训。最后让学生讨论：“有人说洋务运动成功了，有人说洋务运动失败了，你的看法怎样？”从而把学生思维活动推向高潮可见，让学生成为历史角色的扮演者，实际上就是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调动学生学习历史探究历史的积极性不仅如此，学生在扮演历史角色的过程中，通过概括史实、设计方案、评价历史事件等活动，使学生创造性思维能力得到培养和提高。
洋务运动教案 篇七
[关键词]史料证据；有效教学；意识培养
[中图分类号] G633.51[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6746058（2017）16006702
证据意识是历史学习的目标，也是学习历史的重要工具。苏霍姆林斯基曾说过：“如果教师不想方设法使学生产生情绪高昂和智力振奋的内心状态，就急于传播知识，那么这种知识只能使人产生冷漠的态度。”要让学生产生高昂的情绪和智力振奋的内心状态，必须在历史课堂教学中运用史料，尤其对于《近代化的探索》这一单元而言，学生特别难以理解，张冠李戴、思维混乱的现象十分严重。
一、教学观念的转变――重视史料证据
正所谓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傅斯年先生曾说，历史就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他把历史等同于史料学自有其偏颇之处，但是也说明史料在历史教学中的重要作用。朱光潜说过：“真正的史料只有两种：证据与批判，即生活与思想。”而史料大致也有两大功能：一是为我们呈现较为真实的历史，二是我们从中得到的感悟和理解。史料证据大体从出处上可以分为原始史料和二手史料，从内容上可以分为文字史料和非文字史料。那么到底什么样的材料才是好材料呢？怎样才能选择到好材料呢？笔者认为史料的选择要立足课标，立足学生，立足教学。
1.体现“课本”原则。历史课程标准是初中历史教师开展教学的指导方向和行动指南。历史课程标准（2011年版）关于八年级上册第二单元《近代化的探索》的教学建议是：（1）采取小组合作方式，收集洋务运动的有关资料，谈谈对洋务运动的看法。（2）收集孙中山的事迹，举办关于孙中山的故事会。教师在史料的选择上要符合课程标准的要求，从课程目标入手去选择材料。
《洋务运动》一课的重要人物是李鸿章，基于初中生喜欢绚丽的色彩，喜欢形象的图片，更喜欢生动的语言的特点，教师可以用这样一段材料切入主题：他，历史上褒贬不一；他曾代表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为此留下千古骂名；他在中国近代兴办洋务，创办海军企业，为自强而不懈努力，但都以失败而告终。学生在第一单元学习的基础上判断出“他”指的是李鸿章。在讲述《辛亥革命》这一课时，教师可以选择孙中山照片以及南京中山陵的孙中山雕塑、匾额题字等素材引发学生兴趣，然后选择电影《十月围城》的片段使学生感受革命胜利来之不易以及革命志士前仆后继为革命献身的精神。
2.体现“生本”原则。基于初中生的认知特点和思维水平，在史料的选择上要注意难度的控制，通过多增加描述性的语言和情境性的句子来引起学生的关注。如徐中约在《中国近代史》中讲到：“自强的努力仅仅触及了现代化的表皮，而没有获得工业上的突破……中国在甲午中日战争中的败绩，更是确凿无疑地证实了自强运动的失败。”这段材料突出了“自强”二字，把洋务运动与“自强”“工业”“失败”串联起来就是其展现的价值。在材料的选择上，尽可能不要采用古文或理论性过强的句子，初中生的阅读能力还达不到此要求。
二、教学方式的转变――运用史料证据
有效教学的前提是有效的教学设计，教学是一门科学，而教学设计是建立在教学科学这一坚实基础上的技术，因而教学设计也可以被认为是科学型的技术。历史课程标准（2011年版）在“知识与能力”的目标中，要求学生“初步学会从多种渠道获取历史信息，了解以历史材料为依据来解释历史的重要性；初步形成重C据的历史意识和处理历史信息的能力，逐步提高对历史的理解能力”。在“过程与方法”的目标中，要求学生“通过搜集资料、掌握证据和独立思考，初步学会对历史事物进行评价，并在探究历史的过程中尝试反思历史，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
1.问题驱动教学，善用史料。教师要引导学生为结论寻找依据，寻找史实。例如李鸿章在甲午战败后伤感地反省说：“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如何运用这段史料呢？教师可以通过设问引发学生思考，如：书上哪些史实可以佐证李鸿章的伤感？证据：北洋舰队全军覆没，洋务运动宣告破产；洋务运动没有使中国富强起来。紧接着反问一句：洋务运动难道真的一无是处吗？它对中国历史发展有没有促进作用呢？给出如下史料：上海轮船招商局在开张之初只有轮船3艘，后发展到30艘，经营了国内运输，发展了海外业务，打破了外国轮船公司在中国的垄断地位，还一度兼并了美商的旗昌轮船公司。学生通过以上数据可以得出初步结论：中国的企业发展壮大了，还一度兼并了美国公司。再引导学生阅读课本内容，思考问题：你认为书上哪些句子和刚才你的表述意思是相近的？从而归纳落实答案：客观上促进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是中国近代化的开端。
通过上述两段材料的运用，学生基本完成对洋务运动的评价，既加深了对这一知识点的理解，也完成了书本知识的归纳，有效地实现了学习目标。
2.寻找关键词汇，分析史料。通过历史史料的呈现，学生能从中学到什么呢？是知识，是能力，还是情感态度价值观？很显然教师要给学生以导向。有效的方法就是针对所给史料的核心内容设计一些问题，引导学生抓住史料的关键词，分析思考，得出结论，做到“论从史出”。如引用以下材料。
史料一：甲午战争，中国被日本打败，义和团运动后，中国又遭到列强的报复，这终于使中国的有识之士看到中国的当务之急是要有一个更好的更现代化的政府，而不是一个濒于崩溃的帝王之家。
史料二：宣传民主维新，倡西学，发展资本主义；批判专制守旧，兴民权，实行君主立宪。
从“不是一个濒于崩溃的帝王之家”入手可以看出要清政府的统治，而《近代化的探索》这一单元中只有辛亥革命提出要清朝统治。同样从“民主维新”“君主立宪”入手，马上可断定这讲述的是。关键词既是平时学生记忆的重点词汇，也是解题的关键所在，抓住关键词既减轻了记忆的负担，又提高了解题的正确率。
3.追寻教材内容，甄别史料。材料分析题的答案多数来自课本，但新史料新观点的趋势也不容小觑。如引用以下材料。
民国三年，戴季陶遇见一个老农，因戴氏身着日本服装，老农遂问其国籍。戴称“予中华民国人也”。老农“忽作惊状，似绝不解中华民国为何物者”。当戴氏告诉老农“你也是中华民国人”时，老农茫然惶然，连声说：“我非中华民国人，我非中华民国人。”
提问：根据材料，你对教材中关于辛亥革命历史意义的表述的理解会产生怎样的变化？
学生一直接触的知识点是辛亥革命后，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但是这段材料明显说明“老农”并不知道中华民国的成立，因而问题的答案是辛亥革命后民主共和的观念没有深入人心，所以我们不应迷信书本教材的总结性评价，必须结合材料，依据材料的实际情况得出结论。
民谣、对联、故事、论述、图片……史料是丰富多彩的，人物、视角的不同展现出多样化的历史画卷。在教学过程中不断开发、积累形式多样的史料既有助于提升教学的趣味性，也有利于提高教学的有效性。在史料教学的路上，我们一直在不断前行。
洋务运动教案 篇八
[关键词] 甲午战争 洋务运动 影响
一、甲午战争后洋务思想的深化
1.批判与反思
甲午战后，社会各个阶层开展了对洋务运动的批判，洋务派自身也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与检讨。甲午中日战争的惨败证明，洋务运动并没有使中国走上富强之路，在探究战争失败的原因时，出现了对洋务运动莫衷一是的局面。首先是顽固派，他们借着甲午战败之机，把责任全部推到洋务派身上，一时间，纷纷站出来诋毁洋务运动，正如谭嗣同所指出的那样，封建士大夫“徒尚空谈，清流养望，以办洋务为降志辱身，攻击不遗余力”。
在顽固派的攻击和维新派的批判下，李鸿章在《马关条约》上签字后，即将谈判过程奏报清廷，他以战败获罪之身向光绪帝恳切陈辞说：“深盼皇上振励于上，内外臣工齐心协力，及早变法求才，自强克敌，天下幸甚！”在这里，他提出了“变法求才”的主张，把这一主张与时期李鸿章的态度结合起来分析，我们可以认识到，这种“变法求才”不再是甲午战争前开矿设厂、修路造船等一般性的洋务举措，而是含有改革、变革的意味。显然，李鸿章的洋务思想有了深化发展的迹象。但这时的李鸿章，因战败在《马关条约》上签字而成为众矢之的，被剥权夺势，代之而起的是经办洋务多年的张之洞。但甲午之战，中国竟败给“蕞尔小国”,这不能不使他震惊，经过探究，他逐渐认识到“救时必自变法始”,并认为“不变其习不能变法，不变其法不能变器”,把变法作为挽救危亡的前提。由此可见，甲午战后，洋务派开始对“富强之术”的本质进行了自我反思。
2.洋务思想的深化
甲午战争的惨败刺激着整个统治阶级，光绪帝在《马关条约》签定后，首先发出类似于“罪已诏”的上谕，在此上谕中，光绪皇帝陈述了签定和约的万不得已的缘由和苦衷，他说道：“其万分为难情事，言者奏章所未及详，而天下臣民皆当共谅者也。兹将批准定约，特将先后办理缘由明白宣示。嗣后我君臣上下惟期坚苦一心，痛除积弊，于练兵筹饷两大端，实力研求，亟筹兴革。毋沿积习，务期事事核实，以收自强之效。朕于内外诸臣有厚望焉！”在这里，光绪帝提出了当前“练兵筹饷”两大要务，表现出急于革兴自强的决心，已经意识到必须“痛除积弊、亟筹兴革”,中国才能“自强”,才能“一新气象”。在光绪帝“兴革自强”上谕的倡导下，洋务大吏们在反思和检讨战前筹办洋务的得失后，纷纷谏言献策，提出新的变革主张。
《马关条约》签定不久，天津海关道盛宣怀连发三信，分别致署直隶总督王文韶、户部尚书翁同、大学士李鸿章，痛切地提出了变法的问题。盛宣怀是一位“勤于官、通于商、谙洋务”的洋务派官僚，他从1870年入幕李鸿章府开始经办洋务，至此，他的洋务思想由经办一般性洋务发展到“变法”,这固然是由于甲午战败的刺激，但也足以证明其经办洋务的思想有了深化发展。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甲午战后，受到战争失败所带来的危机的刺激，洋务大员们在深刻反省战前经营洋务的得失后，提出了新的洋务主张。洋务派这一时期办洋务的视野更宽了，而且他们的主张已经涉及到变更传统的大政方针。
二、甲午战争后洋务活动的进一步开展
随着甲午战后各种筹办洋务的主张纷纷出台，洋务事业在规模和范围上都有了新的发展，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军事方面
洋务运动是从学习西方的“船坚炮利”入手的，“强兵”是洋务运动最初要达到的目的。战后洋务派在上书奏折中都提出了复兴海军、创练新军的主张。光绪帝首先在“罪已诏”的上谕中提出“练兵筹饷”,各大臣也纷纷提出练兵的计划和建议，在洋务大吏的极力倡导下，洋务运动在军事方面首先从重建海军、编练新军和整顿军事教育几个方面着手进行。
(1)重建海军
甲午战争之后，李鸿章总揽洋务事业和海军建设的时代已经宣告结束。清政府开始重建北洋舰队，清政府在财政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于1896年先向德国订造驱逐舰、巡洋舰3艘，向英国订造大型巡洋舰2艘，又另向德国订购鱼雷艇4支，这些船只大部分于1898年来华。清政府对此甚为重视，称它们为“规复海军之始基”。此外，根据两江总督刘坤一“节饷增船”的方针，清政府裁停了南洋水师旧式兵轮，于1895年裁撤了海军衙门，还对福州船政局进行整顿。
(2)编练新军
光绪帝在《马关条约》签定后的“罪已诏”上谕中，两次提到“练兵”,张之洞、胡、刘坤一等臣工们上度《清史论丛》上刊登的《论洋务新政与立体改革》一文，把洋务运动、戊戌维新和清末新政看作一脉相承的过程，论述了甲午战后洋务运动必然发展为维新变法。
其实，清政府真正编练新军是在1901年实施新政后，但新军的编练早在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后就已开始着手进行，最初是广西按察使胡奉清政府之命用西法编练“定武军”,共四千七百人，是为编练新军之始。1895年末，胡调任芦汉铁路督办，袁世凯以浙江温处道名义接替，遂将“定武军”改称“新建陆军”,扩充至七千人；与此同时，张之洞在署两江总督任内也编练了一支两千多人的新军，名为“自强军”。1896年，他又以从两江调鄂的护军营为基础，选募新兵，参用德国军制，开始湖北新军的编练。在洋务大吏的倡导下，各省相继编练新军。
(3)整顿军事教育
在复兴海军、筹备陆军的同时，清政府采用洋务派的建议，加强军事教育。清政府在甲午战后进行了整顿海军教育的举措，充分发挥甲午战后幸存下来的海军学校的作用。福州船政学堂于1897年再次招生，继续派遣学生出洋，当年从福州船政学堂选拔了六名学生赴法，是为第四届留学生。陆军方面，张之洞于1895年11月奏请创办了陆军学堂，1896年，盛宣怀又创办了武备学堂，仿制西法，编制学堂章程。
2.工商业方面
甲午战后，洋务派对战前“求富”无效的原因进行了反思，认识到了“官办”、“官督商办”的弊端，提出了新的发展工商业的主张，光绪阐明了他的经济思想即“以恤商惠工为本源”,也就是发展洋务运动中的军用工业和民用工业两个方面。
甲午战后的工商业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其标志之一便是民用工业取代了军事工业的主体地位；之二便是商办企业在洋务运动中异军突起，并且越来越占据重要地位。“据不完全统计，在中日甲午战争后几年间，即光绪二十一年到二十六年(1895-1900年)全国各地新办的私人工矿企业，其创办资金在一万元以上的(中日战争以后，中国开始以元为计算单位，即一银元)共104个，资本总额为二千三百多万元。在战前二十多年间，私人资本办的工厂不到八十家，其资本总额为七百三十万元。战后的六年间比战前二十多年，增加二三倍。”
洋务派在经济方面又提出了“奖励工商”、“护商”、“劝工”等主张，在这样一种上下一心发展工商业的氛围中，除了战前洋务派经营的工矿业、交通运输业、电信纺织业仍在进行外，又新兴许多工矿业，建设了许多铁路，在金融、邮电方面都有新的发展。甲午战后，新修了津芦、芦汉、沪宁、粤汉等铁路；在工矿业方面，甲午战争前的大多数厂矿仍在运转，战后又出现了汉阳铁厂这样大型的工矿企业。此外，还有江西萍乡煤矿、直隶滦州煤矿等；纺织业方面，上海机器织布局在甲午战后一直存在直到1901年由于经费问题，才被招商所顶替。战后又新建了一批纺织企业，如上海华新纺织新局、湖北纺织四局。除此之外，商办企业盛极一时。
3.教育方面
甲午战争之前，洋务派经办教育事业的最大成果，便是设立同文书馆，然而，同文书馆所培养的仅仅是些实用性的翻译人才或“一材一艺”的洋务人才，而“欲求一缓急可恃之才而竞不可得”。战后，许多洋务派官员已经认识到“储才”的重要性，提出许多培养人才、加强洋务教育的议见，其中，张之洞在《吁请修备储才折》中就提到：“人皆知外洋各国之强由于兵，而不知外洋之强由于学。夫立国由于人才，人才出于立学，此古今中外不易之理。”
鉴于洋务派的呼声，甲午战后清政府在教育方面的改革出现了新的变化：一是打破了过去以培养军事人才和翻译人才为主的教育模式，开始广设学堂。其中，张之洞于1895的12月，先后创办了储才学堂、陆军学堂、铁路学堂，1898年，张之洞又创办了农务学堂和工艺学堂。二是对科举制度进行改革。洋务派在战后打起了“救时必自变法始，变法必自变科举始”的口号，三是派遣留学生规模越来越大。张之洞、刘坤一等洋务运动的领导者认识到，要培养足够的、合格的新式人才，必须加派中国学生出国留学。清政府在留学人员的选派、留学领域、留学国家的选择以及留学制度的规定上都做了较战前不同的变革。在人员的选拔上，主张“中西会通”,规定凡官派学生，必须在本国新式学堂学完中学和西学基础课。在留学领域上，改变了战前只注重军事学习的狭隘性，学习内容涉及农工商、法律、师范教育等方面。在留学国家上，一改战前只注欧美的做法，大力倡导留日。这样，甲午战后，改革科举的呼声日起，洋务教育走向多元化，留学教育在内容上多样化，在规模上则较战前有所扩大。
4.政治方面
后期的洋务运动一个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已涉及制度的变革。张之洞是洋务运动后期的领袖人物，他改革政治的主张可以看作是洋务运动后期政治方面改革的代表。1898年，张之洞出炉《劝学篇》,一直以来，这一著作都被看作是张之洞与维新派划清界限、用以自清的标志，在这一著作中，张之洞改革政治的主张较多地得到了体现。在这部著作中，张之洞指出：在西学中，“西艺非要，西政为要”。并广泛推行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教育等政策的主张，说明张之洞的洋务思想已经涉及政治改革的领域。
经过上述几方面的分析，可以看到，甲午战后，洋务运动在军事、工商业、教育、政治等方面，都向纵深方向发展，洋务思想呈普及之势，正所谓甲午战后，“家家言时务，人人谈西学”,“上自朝廷，下至士人，纷纷言变法”。洋务运动的深化发展，不仅为维新运动作了铺垫，而且在某些方面与之产生了共鸣。
三、甲午战争后的洋务运动与戊戌维新
1895年5月2日，康有为联合各省在京应试的举人发动“公车上书”,以此为标志，资产阶级维新派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在此后的几年间(至1898年9月21日),在晚清的政治风云里，变法自强成为一股左右时局的潮流。这股潮流与甲午战后的洋务运动并行不悖，甚至，在某些方面，洋务派成为维新派的同路人。二者的关系，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洋务变法思潮与维新思想的趋同
甲午战后，受到战争失败所带来的危机的刺激，洋务大员们在深刻反省战前经营洋务的得失后，提出了新的洋务主张。虽然这些主张大部分仍是战前各项洋务事业的继续，但通过分析，洋务派这一时期办洋务的视野更宽了，而且他们的主张已经涉及到变更传统的大政方针。
康有为在“公车上书”中提到的变法主张，不外乎军事、工商业、教育等几方面。“公车上书”被都察院以“和约已定”为由，拒绝代呈光绪帝。1895年7月19日，署两江总督张之洞上《吁请修备储才折》,提出了九条变法措施(上文有详细介绍),其内容归纳起来，主要是练兵、发展工商业、开办学堂以及富国养民之策，与“公车上书”的内容相比较起来，有许多不谋而合之处。此后，御使胡又上《变法自强疏》,提出十点变法建议，主要有：“一、开铁路以利转输；二、铸钞币、设银行、统一货币；三、开民厂以造机器；四、开矿产以资利用；五、折南漕以节经费；六、减兵、创练新军；七、创邮政；八、创陆军、设武备学堂；九、重整海军；十、设立学堂以储人才，以开民智。”其内容，也不外乎练兵、教育、实业几方面，与康有为“公车上书”所提变法内容似乎异曲同工，而张之洞、胡等人的上疏均在康有为“公车上书”之后，从内容和时间上来看，起到了前呼后应，此唱彼和的效应。从百日维新期间，光绪帝所颁布的法令来看，这些法令的内容归纳起来共分四个方面：(1)政治方面，主要是改革旧机构，裁撤了一批衙门，整顿吏治，鼓励创办报纸，提倡上书言事，准许旗人自谋生计；(2)经济方面，保护及奖励工商业，中央设立农工商总局、铁路矿务局，各省设商务局；注重发展农业，办邮政、修铁路……改革财政；(3)文化教育方面，废除八股文，改试策论，开经济特科；创办京师大学堂，各地设中小学堂，派人出国留学，提倡西学，奖励发明，准许自由组织学会；(4)军事方面，裁汰旧军，用西法练兵。
从上述维新变法的内容，我们可以看出，变法新政在经济、文化教育及军事上都没有脱离洋务所倡导的范围，即使在政治领域，维新派与洋务派也不是完全大相径庭的，只不过维新派除旧的措施多些，而洋务派较少除旧，更多的是布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的学者一直认为，“光绪帝在百日维新期间执行的是洋务派的路线，是一位洋务皇帝。”通过对上述洋务派与维新派二者各自的变法方案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条结论：甲午战后的洋务运动与维新变法二者是并行不悖的，甚至在某些领域出现了合流，产生了共振，这是二者的关系之一。
2.洋务运动为维新变法提供人才支持
甲午战后，许多洋务派的幕僚或洋务骨干，顺应时代潮流，逐渐接受维新思想，从而加入了维新的行列。如汪康年、蒯光典、胡、严复、容闳等人。汪康年原是张之洞的幕府，曾致力于洋务教育，任自强书院编辑和两湖书院分教习，甲午战后力主变法图存，拟创设中国公会。1895年参加上海强学会，次年创办《时务报》并任总理，该报大力宣传维新变法思想。汪本人也撰文宣传民权思想，介绍西方议院制度，赞赏德国议院章程，认为“议员议事，有司行之，不相搀越，更无侵各大臣事权之虑”。他还撰《中国自强策》三篇，“力言中国宜复民权、重公理……彼时变法之说虽渐兴，然无敢言及民权者，先生独大声疾呼，不稍讳。朋辈动色相诫，或贻先生箴之，先生不顾也。”此时的汪康年已由张之洞的幕僚逐渐转变为一个维新斗士。蒯光典也是张之洞的幕僚，他曾主讲南京尊经书院，后任两湖书院监督，逐渐倾向于维新变法。“夙以谈洋务著称”的胡，在甲午战后提出了变法自强的建议。此外，像严复、容闳等维新派人物，在甲午战争之前，都投身于洋务事业，他们通过办洋务，逐渐接触维新思想，拓宽了视野，顺应了时代的潮流，突破了洋务的框架，逐步转化为维新人士。通过上述阐述，我们可以看到，洋务派与维新派并不是截然对立、不可逾越的，洋务派的转化为维新变法提供了智力支持。
3.洋务大吏对维新变法的直接推动
部分洋务大吏参预维新变法推动了变法运动的开展，部分洋务派官员之所以能参预到维新变法中来，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二者的主张有相通之处；二是甲午战后的民族危机使然。关于二者的相通之处，上文已有论述。至于民族危机促成的紧迫局势梁启超曾有一段话这样描述：“甲午丧师，举国震动，年少气盛之士，疾首扼腕言‘维新变法’,而疆吏若李鸿章、张之洞之辈，亦稍稍和之。”由此可见，甲午战后的民族危机使洋务派与维新派在“变法”这一点上达成了共识，这是二者合作的前提和基础。这一部分直接参预、支持维新变法的洋务大吏，主要指张之洞、陈宝箴等人，他们对维新运动的支持主要体现在创办强学会、《时务报》以及对湖南新政的支持等事件上。
《时务报》的创办与发行，也是洋务派与维新派合作的结果。《时务报》作为维新理论的宣传阵地，创立于1896年8月，它是利用强学会解散后的余款创办起来的。它的筹办得到了张之洞的积极支持。
综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甲午战后，洋务派在办洋务上逐渐与维新运动不谋而合；基于二者的相通，一部分洋务幕僚乃至洋务骨干顺应了变法潮流，逐渐转变为维新志士；而以张之洞、陈宝箴为代表的洋务大吏则直接支持维新运动，二者在历史的舞台上找到了契合点。
四、结论
甲午战争之后，洋务运动并没有止步不前，而是呈现深化发展的迹象。它的深化发展是基于顽固派对它的攻击和维新派对它的批判基础上的，洋务派开始反思和检讨战前经营洋务的得失，并得出新的变革方案。甲午战后的洋务运动，归纳起来是在四个方面进行的：在军事上，洋务派致力于重建海军、练陆军、改革军事教育制度；在工商业方面，提出“恤商惠工”的方针，扶植民用企业的发展；在教育方面，科举改革逐步提上日程，教育的单一化得到改变，各式学堂建立；在政治方面，提出“西艺非要，西政为要”。战后的洋务运动与风起云涌的变法思潮彼此激荡，在很多领域产生共振，洋务运动对维新变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一些洋务大吏直接参与了维新变法，还有一部分洋务幕僚投身于变法当中，完成了自身的转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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