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氏入山 杨氏入山范文优秀8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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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氏入山 篇一
弘农杨氏异祖同宗之谜
以湖南城步县的杨氏族谱《城步谱》、广东梅州的杨氏族谱《梅州谱》和湖南望城的卯田杨氏族谱《卯田谱》为代表的杨氏宗谱认定杨氏受姓始祖为唐叔虞的次子杼，杼于周康王六年被封为杨侯。谱中对杼以下每代人都详细记载了生卒年月日时、爵位官职、墓地山向、配偶及生子等。以福建漳州的杨氏族谱《漳州谱》和湖南汉寿的花园杨氏族谱《花园谱》为代表的杨氏宗谱是以伯侨为始祖而记载世系的，内容较简略。
对比上述两类不同的杨氏宗谱，发现其中存在着令人生疑的奇怪现象。《城步谱》《梅州谱》和《卯田谱》尊杨杼为始祖，传第25代杨章；而《漳州谱》和《花园谱》以杨伯侨为始祖，传第17代也到杨章。这两类杨氏宗谱所记载的杨章都是字道斐，都生活在东周末年，华阴人，配姜氏，生三子（其中二子同名），其子杨款都是字洪（宏）哲，被封为秦国上卿，两个杨款都生四子，都是长子杨显（失考），次子杨硕（承嗣）。由此可见，两类杨氏宗谱所记载的由不同始祖（杨杼和杨伯侨）繁衍而来的杨章竟是同一个人，岂非咄咄怪事？
两位杨侯伯侨身世混淆之谜
以《城步谱》《梅州谱》和《卯田谱》为代表的杨氏宗谱在寻根觅源中，认定杨氏受姓始祖为杼公，而不是伯侨公，且杨姓中的伯侨亦非晋武公之子。晋武公子伯侨是唐叔虞长子晋燮父的后裔，复姓羊舌，属于另外一姓，不能把尚父裔孙杨伯侨与羊舌氏的晋伯侨混为一谈。关于伯侨被封为杨侯之事，在杨氏宗谱中有两种不同的杨伯侨的生平资料，发现他们虽然生活的年代不同，却颇有几分相似之处。在《城步谱》和《花园谱》中，两位伯侨的字（又名）都叫文实，都被封为杨侯，谥贤敬，都是配于氏，生三子，逊、近、述。逊袭位；近，字子恭，为邑宰；述，字子宪，官令尹。说明这两类杨氏宗谱有互相抄袭现象。《城步谱》所记载的资料比《花园谱》更详细一些，可能是一类族谱的续谱人误认为这两位伯侨是同一个人，于是就从另一类族谱中抄来一部分关于伯侨的资料，补充在自己的族谱上，从而造成两位不同年代不同世系的伯侨具有相似性，给后人留下了两位杨侯伯侨身世混淆之谜。
杨氏先人两次大逃亡之谜
有的杨姓专著提出：“杨侯灭国后，他的子孙不是逃往了弘农华阴，而是逃到四川的巫山了。或者杨侯的另一支系逃到了四川（巫山）。”产生上述模糊认识是由于将晋上卿杨食我的子孙与扬侯周伯侨的两次大逃亡混为一谈所致。杨食我子孙是在智伯、韩、赵、魏、范、中行这六卿和晋顷公的追杀下于晋顷公十二年（公元前514年）逃于华山仙谷的；而扬侯周伯侨却是在魏、赵、韩这三侯的追杀下于周安王十五年（公元前387年）逃于楚巫山的。两次大逃亡的时间前后相差127年。杨食我已于公元前514年被杀，他的子孙不可能等到127年后再逃于楚巫山；同样，于公元前387年逃于楚巫山的扬侯周伯侨也不可能上溯127年去充当杨食我的子孙。
两支杨姓渊源的历史真相
第一支杨姓起源于唐叔虞次子杼。周武王伐纣胜利之后，将居住在山西省洪洞县一带的炎帝后裔扬人赶到长江流域去，其中一部分人在湖北北部建立扬子国，楚国在荆山强盛起来后，扬人再南迁到江汉地区与越人结合而成扬越。空出来的扬人之墟（山西洪洞一带）即称为扬地。周康王六年将扬地分封给唐叔虞次子杼，谓之扬侯。传至第6世扬康被乱所害，绝祀，收箕子孙为养子，即扬绍甲。绍甲在公元前841年的社会大动乱中被杀，绝祀。周宣王于十九年封第五子尚父（太祖）为扬侯，取名为扬涧。当扬侯爵位传到尚父的孙子扬丙宏时，正值西周灭（公元前771年），东周兴（公元前770年）。平王东迁继位，实依晋、郑、秦，遂以扬地赐晋国，晋于是并有扬国。故《氏族略》云：“周宣王少子尚父，幽（宣）王时封为扬侯，为晋所灭，其后为氏。”
从扬涧（尚父）的裔孙第10世扬丁宏至第19世扬欢一直都无爵位，到第20世扬季洪时，正值公元前5 14年杨食我被灭族，于是季洪乘机恢复爵位，季洪死后，由其子扬东莲袭侯爵，东莲死后，由其子扬定悼袭侯爵，于周安王十五年（公元前387年），除第十三子伯侨外，定悼及其14个儿子全部被杀。伯侨与其母公孙氏幸被家人古吉搭救，投靠晋国贤士大夫习，习为掩护他们俩，与公孙氏拜为兄妹，呼伯侨为外甥，并将他改名为文实。大夫习惧怕魏、赵、韩，让伯侨母子附周。周安王念其先人功勋，仍封为扬侯，承继乃祖爵位，是为继扬杼之后的扬氏第23世祖。空有爵位并无封地的扬侯周伯侨（由于他是周宣王少子尚父的裔孙，故又称为周伯侨）害怕仇人追杀，就只好逃向远方避难了。
那么，他逃到哪里去了呢？在《汉书·扬雄传》中有这样的记载：“扬雄，字子云，蜀郡成都人，其先出自有周伯侨者，以支庶初食采于晋之扬，因氏焉。不知伯侨周何别也，扬在河汾之间，周衰而扬氏或称侯，号日扬侯。会晋六卿争权，韩、魏、赵兴而范、中行、智伯弊。当是时，逼扬侯，扬侯逃于楚巫山，因家焉。楚汉之兴也，扬氏溯江上处巴江州，而扬季官至庐江太守。汉元鼎间（公元前116～公元前111年）避仇复溯江上处岷山（江）之阳日郫。”扬侯伯侨逃难时间是周安王十五年（公元前387年），当时范、中行氏已灭72年，智伯已灭68年，“周威烈王赐赵、韩、魏皆命为诸侯”已过17年。这正是“韩、赵、魏兴而范、中行、智伯弊”时期，与《汉书·扬雄传》中所记载的“扬侯逃于楚巫山”的时间相吻合。《汉书·扬雄传》中所记载的是周伯侨，号日扬侯，这就意味着他正是周宣王少子尚父的裔孙，无封地而只有扬侯封号的逃避仇人追杀的扬伯侨。由于周衰已无权威，周安王所封的扬侯只能空有封号，而不能实际拥有封地，那就只好逃于楚巫山了。扬雄在诗作《反离骚》中曾哀叹其祖先日：“有周氏之婵嫣兮，或鼻祖于汾隅。灵宗初牒伯侨兮，流于要之杨侯。”这位末代扬侯裔孙怀着与屈原被流放时同样的心情大发感慨，深为祖先失国而悲痛，是可以理解的。
在扬雄时代，尽管扬、杨二字已混用，许多扬姓家族已随波逐流融入杨姓，但作为大文学家的扬雄对自己的姓氏的文字是很认真的，坚持姓“扬”而不姓“杨”是无可非议的。有人指责他“子云好奇，特自标异”，“修家子云，老不晓事”是毫无道理的。
扬侯伯侨住在楚巫山中，死后，其子扬逊袭爵位，事实上，已沦为平民，到伯侨的孙子扬章时，生平已失考，家谱也出现断层，一直到曾孙扬季才东山再起，官至庐江太守。在扬雄以后的漫长岁月中，绝大多数扬姓家庭已逐渐融入杨姓。如今，扬雄的裔孙已遍布四川各地，并播向江南和岭南，繁衍成为以杼或尚父为始祖的由扬氏转化而来的杨姓子孙。
第二支杨姓起源于晋武公次子伯侨。晋侯接受周平王封赏后，即将扬国旧地改为杨氏县，周襄王五年（公元前647年）封伯侨（因系晋武公之子，故又称晋伯侨）为杨侯，辖杨氏县（由于当地盛产杨树，东周以后，扬地逐步改称为杨地，称杨氏县，故晋伯侨被封为杨侯，而非扬侯）。晋伯侨（第l世）的杨侯爵位传到第6世杨食我（任晋上卿）时，于晋顷公十二年（前514年）受祁盈冤案株连而被灭族。据《史记》载：“（颂公）十二年，晋之宗家祁侯孙（即祁盈）、叔向子（即杨食我）相恶于君。六卿欲弱公室，乃遂以法尽灭其族，而分其邑为十县，各令其子为大夫。晋益弱，六卿皆大。”杨食我的个别子孙幸免于难，逃往华山仙谷避难。当时，杨食我的儿子杨道正在周都洛阳任大司马，也幸免于难。杨道的10世孙就是弘农杨氏的奠基人杨章。杨章的10世孙就是东汉太尉杨震，杨震和他的裔孙曾在中国历史上谱写了一系列辉煌篇章，使整个杨氏家族满门生辉。
对杨姓渊源的探讨
由扬氏转化而来的杨姓裔孙从家族世系传承的角度出发，尊首封扬侯的杼公为始祖是正确的，这就是“杨姓起源于唐叔虞次子杼”说法的由来；但杼公传至第6世扬康即绝祀，故从血统关系方面来看，尊再封扬侯的尚父为始祖也是正确的，这就是“杨姓起源于周宣王少子尚父”说法的由来。
由羊舌氏分化而来的杨姓裔孙从首封杨侯的角度出发，尊晋伯侨为始祖是正确的，这就是“杨姓起源于晋武公子伯侨”说法的由来；晋伯侨虽被首封为杨侯，但并没有马上姓杨，而是从晋伯侨的羊舌大夫突开始称为羊舌氏，羊舌突的次子羊舌胖（叔向）为始祖也是正确的，这就是“杨姓起源于羊舌胖（叔向）”说法的由来。
无论是以杼或尚父为始祖，由扬氏转化而来的杨姓，还是以晋伯侨或羊舌胖（叔向）为始祖，由羊舌氏分化而来的杨姓，这两支杨姓的子孙都是周武王姬发第三子唐叔虞的裔孙，这就是“杨姓起源于唐叔虞之后”说法的由来。
《姓考》说，周宣王曾孙封于杨，杨国后来被晋国所灭，杨国后代便以故国名为姓。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实际情况是：周宣王少子尚父封于扬，传到尚父的孙子（即周宣王的曾孙）丙宏和丁宏时，扬国被晋国所灭，于是他们就以故国名“扬”为姓，尊他们为立姓始祖是合乎情理的，但说他们封于杨就不对了。
春秋时，周景王封少子于阳樊（今河南济源），其后裔避周乱北迁幽、燕，因邑命氏，即以阳为姓。很早以来，就有人将杨、扬、羊、阳视为同出一源。这是一种讹传，实际上，除杨、扬、羊（部分出自羊舌）具有同源性关系外，阳姓基本上与杨姓没有关系。
杨氏入山 篇二
历史辗转了千年，那段情爱的绝唱随风而逝了，人们却真切地记住了以肥硕为美的杨玉环。
杨玉环（719——756），号太真，蒲州永乐（今山西省永济）人，蜀州司户杨玄琰的女儿。唐玄宗李隆基的贵妃。
杨氏姿质丰艳，善歌舞，通音律。734年（唐玄宗开元二十二年），纳为玄宗第十八子寿王李瑁的王妃，时杨氏年16岁，李瑁也年约16岁。737年，玄宗宠爱的武惠妃死，后宫数千宫娥，无一能使玄宗满意。高力士为了讨玄宗的欢心，向玄宗推荐了寿王妃杨玉环。740年，玄宗幸温泉宫，使高力士至寿王宫召杨氏，令其出家，号太真，住于太真宫。745年，另立左卫中郎将韦昭训的女儿为寿王妃，玄宗册封杨氏为贵妃，“父夺子妻”，成为唐朝宫闱的一大怪闻。
杨贵妃有三位姐姐，皆国色，也应召人宫，封为韩国夫人、虢国夫人、秦国夫人，每月各赠脂粉费十万钱。虢国夫人排行第三，以天生丽质自美，不假脂粉。杜甫《虢国夫人》诗云：“虢国夫人承主思，平明上马入金门。却嫌脂粉宛颜色，淡扫蛾眉朝至尊。”（《杜诗详注》卷二）乃为事实之写照。
美人，三千宠爱集于一生，衣袂飘动，暗影浮光，《霓掌羽衣曲》的旋律，淹没历史的钟鼓。
杨贵妃靠一身姿色赢得重宠，她的兄弟均赠高官，甚至远房兄弟杨钊，原为市井无赖，因善计筹，玄宗与杨氏诸姐妹，令杨钊计算赌账，赐名国忠，身兼支部郎中等十余职，操纵朝政。玄宗游幸华清池，以杨氏五家为扈从，每家一队，穿一色衣，五家合队，五彩缤纷。沿途掉落首饰遍地，闪闪生光，其奢侈无以复加。杨家一族，娶了两位公主，两位郡主，玄宗还亲为杨氏御撰和彻书家庙碑。
真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有一次，杨贵妃恃宠骄纵，得罪了玄宗，被玄宗谴归娘家。可是，贵妃出宫后，玄宗饮食不进，高力土只得又把她召回来。750年，贵妃偷了二十五郎的紫玉笛，独吹自娱。事发，以忤旨又被送出宫外。贵妃出宫后，剪下一绺青丝，托中使张韬光带给玄宗，玄宗大骇，又令高力士把她召回。张祜《分王小管》诗云：“金舆还幸无人见，偷把分王小管吹。”（《中晚唐诗叩弹集》卷五）就是咏此事的。杨贵妃知道玄宗没有她，便寝食不安，更为骄纵，杨家“出入禁门不问，京师长吏为之侧目”。时人有“生女勿悲酸，生男勿喜欢”之谣。（《杨太真外传》））李肇说：“杨贵妃生于蜀，好食荔枝。南海所生，尤胜蜀者，故每岁飞驰以进。”杜牧《过华清宫》绝句有证：
长安回望绣城堆，山顶千门次第开。
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
一代帝王被几颗“妃子笑”迷倒，那才是历史的真正悲哀啊！
渔阳的鼓点惊醒一夜春梦，马嵬坡、早就为《长恨歌》填上了一个苍凉的休止符。古藤老树昏鸦，有幸与千载难逢的凄美拴到一处。
天宝中年，范阳节度使安禄山立过边功，深得玄宗宠信，令杨氏姐妹与禄山结为兄妹，杨贵妃则认禄山为干儿子。禄山以入宫谒见干娘为名，竟明目张胆地调戏起杨贵妃来。
这些是为安禄山后来造反奠定了基础，杜牧《过华清宫》诗：
新丰绿树起黄埃，数骑渔阳探使回。
霓裳一曲千峰上，舞破中原始下来。
万国笙歌醉太平，倚天楼殿月分明。
云中乱拍禄山舞，风过重峦下笑声。
755年11月，安禄山反，玄宗仓皇入川，次年途经马嵬驿（今陕西省兴平县西），军队哗变，逼玄宗诛杨国忠，赐杨贵妃自尽，时年38岁。白居易的《长恨歌》，就是叙玄宗与贵妃的悲剧故事。
杨贵妃能诗，《全唐诗》收有其《赠张云容舞》一首云：
罗袖动香香不已，红蕖枭枭秋烟里。
轻云岭上乍摇风，嫩柳池边初拂水。
杨贵妃写女入的舞姿，比之秋烟芙容，若隐若现；复比之岭上风云，飘忽无定，人生无常，更比之柳丝拂水，婀娜轻柔，衬以罗袖动香，可谓出神入化。
李白的《清平调词》三首，其：“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旅”名句（《李太白全集》卷五）更成为千古绝句。贵妃死后，玄宗人蜀，“行至扶风道，……又至斜谷口，属霖雨涉旬，于栈道雨中闻铃声，隔山相应。上既悼念贵妃，因采其声为《雨霖铃曲》。”（《杨太真外传》）这就是后来宋词《雨霖铃》词牌的由来。
一条丝巾怎能悬住生命的沉重？
一代帝王啊！你不是万人之上吗？却护不住自己柔弱的爱妃；你不是一言九鼎吗？却眼睁睁看着落鱼沉雁闭月羞花的容颜伸向死神的白绫。
把一场战争的罪过，加到妩媚的女人身上，这是男人莫大的悲剧。
红颜祸水？坐在龙椅上的帝王，你这样说吗？
帝王啊！爱江山也爱美人的帝王，江山已失，美人蔫存？
杨氏入山 篇三
关键词： 遵义；播州土司；研讨会；分组讨论；会议综述
2014年5月16――18日，由遵义市政协、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和贵州省文物局主办，中共遵义市汇川区委、遵义市汇川区人民政府和遵义市汇川区政协承办，遵义师范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管理学院协办的“2014 遵义。播州土司历史文化研讨会”在历史文化名城遵义隆重召开。参加本次会议的有来自云南大学、四川大学、西南大学、中国社科文献出版社、西北大学、西南民族大学、中山大学岭南文化研究院、重庆市石柱县民宗委、重庆市石柱县民研所、重庆市石柱县佛教协会、三峡大学、长江师范学院、吉首大学、贵州社科院历史所、《贵州社会科学》编辑部、贵州人民出版社、贵州大学、贵州师范大学、贵州民族大学、贵州理工学院、开阳县文物管理所、毕节市政协、毕节学院、遵义师范学院、遵义市历史文化研究会、遵义市酒博馆、遵义市图书馆、《贵州政协报》编辑室，共100余名代表。会议伊始，云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方铁教授做了《论土司制度与国家管理》的学术报告；随后西南大学历史纪念研究所所长蓝勇教授、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罗二虎教授也做了发言。大会期间，贵州省考古所副所长、海龙屯考古队领队李飞向大会通报了有关海龙屯遗址的考古发掘情况。随后，对播州土司的历史分别从“播州土司”、“播州文化”、“海龙屯”、“平播战争”四个方面进行了分组讨论。本次会议，与会代表提交的论文共有82篇，分别从历史、文化、社会关系、军事战争、遗产价值等多个方面对播州土司历史进行了有力的论证。无论从参会专家、论文数量，还是与会人数来看，本次会议都是一次规模较大，成果较为丰富的土司研讨会。这次学术研讨会的成功召开，必将对深入研究播州土司及其历史文化，以及对海龙屯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产生深远的影响。其中，“播州土司组”参与讨论的专家、学者共20余人，点评专家4名，提交的论文共9篇。现根据分组讨论时，与会专家学者在“播州土司组”所提交的论文和发言，以及点评专家的点评，对本次分组讨论会作评述。
一、 从历史角度对播州土司的研讨
（一）史学角度上的播州杨氏土司族属问题
历史上，西南地区是少数民族的聚居地，有彝族、苗族、仡佬族等等。因此，探清播州杨氏的族属问题，对于研究播州土司文化，理清播州土司的历史发展脉络具有重大的意义。
何先龙在《播州杨氏族属辨》一文中，运用史学考辨的方法，通过对《吕氏春秋》、《旧唐书》、《水经注》、《贵州通史》、《遵义府志》等一系列史志的研究，结合对《杨粲墓志铭》等资料的考证，首先对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人”进行了详细的论证。随后，指出了播州杨氏的族属，“非汉族、非氐族、非彝族、非仡佬族”，而是“发源于泸州、南州、真州一带，族属为夷即人”。
云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方铁教授在点评时提到：“《播州杨氏族属辨》一文，运用了大量的历史材料，论证了杨氏土司的族属，是一篇典型的史学考辨文章”。同时，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对于土司的研究，应当将着重点放在元、明、清三代，并且同当时的社会结合起来。这对于研究播州土司，是有重大意义的。”
（二）关于“杨端入播”的讨论
播州土司主杨氏家族统治播州的开始，有些专家学者认为是从“杨端入播”开始的。
叶成勇在《播州“上下杨”与“前后杨”浅析》一文中，主要从杨氏的家谱――《杨氏家传》和地方史志《遵义府志》入手，直接指出播州“杨氏土司”政权，是从“杨端入播”开始的。其指出：“杨端进入播州，根据《杨氏家传》记载，应当是唐僖宗乾符三年（876）年，历经十五世”。同时引用了《遵义府志》的记载：“杨昭为七世祖，始祖杨端入播在唐僖宗乾符三年（876）。”来对这个观点进行论证。
陈运洪在《播属真州土司世系演变及其征调活动略述》一文中，同样指出：“杨端入播后，真州土司在杨氏土司带领下，接受中央朝廷的任命，代代相袭。”
梁正乾在《“平蛮入播”诸将定居播州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明确指出：“‘平蛮入播’是指唐末杨端率领各大姓军队征讨侵占播州的南诏国，胜利后大小将官又迁入并镇守播州、经营开发播州的历史事件，又成为‘随杨入播’，意即与主将杨端一起迁居播州。”同时，文中还提到：“《桐梓县志。土官》载：‘逮僖宗乾符三年，太原杨端应募，率令狐、成、赵、娄、梁、韦、谢七族复之。’”
而另一位学者苏涟在《释疑及其他》一文中，则从“杨端入播”的原因及行军路线两方面提出不同的看法。文中分析杨端进入播州的原因时提到：“‘罗闽叛’，有蔡、宋、康、高引兵反攻不果，罗氏四世孙太旺年幼，弃地逃往川南泸州叔祖家避难，乞援于杨端。于是，杨端所率七姓八姓之兵‘乃诣泸州合江’”。提出了“杨端入播”并非如历史上所记载的，因为南诏攻陷播州，杨端自请入播平叛，进而占有播州。
而从行军路线上，苏涟引用文献记载，对“杨端入播”进行了分析：“‘径入白锦，军高遥山，据险立寨’，‘出奇兵’打败彝人，‘子孙逐家于播’。从中可以看到，杨端入播，但并未进入当时州治的今绥阳旺草一带中心区域，而是直接开赴战争的前沿战线，选择了山水环绕，易守难攻的白锦堡作大本营，又分兵在今八里水的高遥山屯兵据守，这完全是应搬兵而来的客家姿态。”
针对上述的不同观点，西南民族大学马庭中教授做出了点评，马教授提到：“研究土司历史之所以有争端，归根结底，是研究的标准不一。研究土司的历史，标准应当有三个：一是当时中央王朝的任命；二是土司任职时所使用的官印；三是土司办公时的官衙府邸。土司历史从何时开始，应当以以上的三项作为研究的标准。”
二、 从社会角度对播州土司的研讨
从所提交的论文及发言上看，与会代表对于播州“杨氏土司”从社会角度上研究， 主要是从“杨氏土司”与周边地区的关系、“杨氏土司”的军事行动两面进行了研讨。
（一）播州“杨氏土司”与周边地区的关系
孙林富在《播州与赤水河流域土司关系简述》一文中，从另一个民族――“濮人”的演变历史及其所处的地理位置两方面，论证了播州土司与赤水河流域“濮人”所建立的“扯勒部”政权之间的关系。文中提到：“北宋时期，赤水河流域仍然是‘扯勒部’统治区域，与播州杨氏土司各守其地，相安无事，但时常与中央王朝发生冲突”；“由于袁、王两大集团的归附播州，联合抗衡彝族‘扯勒部’”；“袁、王两大集团的归附，虽使播州版图向西北扩大到赤水河以南地区，但也打破了唐宋以来和彝族‘扯勒部’之间相安无事的局面，为明万历永宁彝族奢家出兵参与‘平播战争’留下伏笔”。
李跃平在《2001～2013年播州土司研究文献综述》一文中，对2001年到2013年，有关播州“杨氏土司”与周边政权关系的研究进行了综合评述。文中评述了王兴骥、李良品、邹淋巧、张洁、陈季君等几位学者的观点，其中对播州土司与水西土司之间的关系、播州土司与石马氏土司的关系、杨应龙时期的民族关系都做出了综述。
随后，贵州省社会科学院王兴骥处长对以上观点做出点评，并提到：“播州土司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并非是独立存在的。相反，其与周边民族存在着摩擦甚至于发生战争，在此过程中，逐步地产生了民族融合、民族吸收，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现象。因此，研究播州‘杨氏土司’的历史，必须将其与整个西南土司的历史结合起来。人为的将播州土司进行分离研究，是不可取的”。
（二）有关播州“杨氏土司”的军事行动研究
关于播州“杨氏土司”的军事行动研讨，主要是从几方面进行的，其一是“播州杨氏”的内部争斗；其二就是“平播战争”。而关于杨端平蛮入播，前文已经进行了评述，因此，本处不再赘述。
1、“播州杨氏”的内部争斗
苏涟在《杨氏家传》释疑及其他一文中，通过对史料和《杨氏家传》的考辨，论述了杨氏家族内讧的成因、经过、结果。在文中提到：“杨昭嗣位，杨氏中衰，兄弟纷争，各据一方，骨肉相残。杨姓两族分治已成定局，绵延一百多年的分裂局面以其腥风血雨拉开了大幕”；“光荣既死惟聪‘始亲政’，众人难服，于是有杨光荣的弟弟杨光明怒而兴兵，准备乘人不备‘暮夜以兵之’，惟聪早已精心布局，一举击败光明”；“杨光明出走水西，郁郁而亡”。
同时，苏涟在文中，也对杨粲一统播州之谜进行了释疑。首先对杨粲作为统治者本身的“雄才大略”、“韬光养晦”进行考证，进一步论述了：“杨粲使用军事手段诛灭杨焕、统一播州，结束了分裂百年的播州“上下杨”局面”。
叶成勇在《播州“上下杨”与“前后杨”浅析》一文中，从播州杨氏的承继问题入手，运用史料考证的方法，论证了播州杨氏的内部争斗以及外族杨氏加入是导致播州形成“上下杨”与“前后杨”的主要原因。文中提到：“杨氏两族分据，长期对峙由来已久，可追溯至唐末”； “《宋史。蛮夷四》渝州蛮条：‘大观二年（1108），木攀首领赵泰、播州夷族杨光荣各以地内属，诏建溱州、播州，后皆废’；《宋史。徽宗本纪二》：‘大观三年（1109）春二月丙子朔，播州杨文贵纳士，以其地置遵义军。’可见，播州杨氏归附非一人一时之事，正反映了此时杨氏的内部争斗”。从而得出了：“先有土著杨氏内部的‘上下杨’的分局局面形成，时代在宋初”的结论。
2、“平播战争”
关于“平播战争”，虽然大会设置了专门的讨论组“平播战争组”进行讨论，但“播州土司组”的专家学者认为，研究播州土司，“平播战争”是一个不可规避的问题。因此，也进行了一些讨论。
李跃平在《2001～2013年播州土司研究文献综述》一文中，认为：“社会的发展必然遇到‘内忧外患’，这就必然导致产生军事时间和军事行动。”同时，对张贵淮、雷昌蛟、欧阳昌佩、史继忠几位学者的有关“平播战争”的观点，进行了详细的评述。
赵河清在《播州杨氏政权的缘起与终结三论》中，从历史事件的话语权入手，认为：“现今的学者在研究‘平播战争’时，不应该使用诸如‘平播战争’、‘平播之功’、‘平播之策’等历史概念”。这些概念是站在帝制统治的立场上，统治者施加的看法，应当使用“播州之役”、“播州之战”、“杨朱之战”等概念更为恰当。赵河清认为：“客观科学的探究和构建播州杨氏700多年的历史，‘话语权’是需要考量的因素和注意的问题”。
三、 从文化角度对播州土司的研讨
从文化角度看，专家学者对于播州土司的研讨，主要是有关杨氏的家谱《杨氏家传》及其使用的争端，同时也涉及到有关播州土司建筑方面的研究。针对这些问题，与会专家学者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
（一）《杨氏家传》及家谱资料使用的争端
关于《杨氏家传》的讨论，主要围绕一个问题展开，那就是家谱是否能作为历史材料使用。对于此问题，与会专家学者主要存在两种观点：
1、学者苏涟以及点评专家曾祥铣认为，应当加大对《杨氏家传》的研究力度，将“家谱”提升到与“播州土司”同等地位来进行研究。
2、云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方铁教授与另一名学者梁正乾则认为，家谱、家传中多溢美不实之词，《杨氏家传》作为播州杨氏的家谱，在使用上，仍值得商榷。应当坚持史学“二维考据法”，充分考证以后，才能进行使用。
（二）从建筑方面对播州土司的研究
目前，研究播州杨氏土司的建筑，主要集中于对海龙屯遗址的研究上。尤其是海龙屯的结构布局所折射出的播州杨氏土司的军事战略思想。
何烨在《海龙屯军事防御体系布局研究》一文中，从海龙屯遗址所处的地理位置、遗址的结构布局入手，对海龙屯的防御体系和军事战略思想做出详细的分析。他认为：“海龙屯并非无组织、杂乱无章地建筑，是一种由地形地貌决定的地然区划与军事攻防功能决定的功能区划之间的统一规划”； “是西南山地军事屯堡的一座经典实例”。
点评专家马庭中教授则指出：“对于播州土司建筑方面的研究，不应当局限于军事据点海龙屯，还应当加大对杨氏土司治所的发掘、修葺和保护力度，使杨氏土司的研究更趋于完整”。
四、 播州土司的研究方向建议
此次分组讨论，与会专家学者不仅交流了自身的研究成果，还对今后“播州土司”的研究方向提出了许多具有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为之后研究的深度化、多元化指明了方向。
（一）研究范围应当更为宽广、深入
与会专家曾祥铣对“播州土司”今后的研究范围提出了意见，他认为：“有关‘播州土司’的研究不应当停留在贵州省范围之内，而是应当将‘播州土司’推向全国，与整个西南地区的土司研究相结合。同时，有关播州的土司研究，不应当只着眼于‘杨氏土司’，还应当对播州的‘穆家土司’也进行研究，使‘播州土司’的研究更为深入、完整。”
云南大学方铁教授也提出了指向性的建议，他提到：“首先在研究过程中，应当对‘播州土司’在维护国家统一方面所做出的贡献给予肯定。‘杨氏土司’历经唐、宋、元、明四朝，其作为少数民族政权，作为中国历史的缔造者，对维护国家统一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这是必须予以肯定的。而不能单纯从‘平播战争’的角度来评议‘杨氏土司’，这样是有失偏颇的”。同时，针对“海龙囤遗址”，方教授也给出了自己的建议：“对于‘海龙屯遗址’，可以从遗址的雕刻图案上着手，研究雕刻所反映的当时统治者的心态。例如，遗址上所雕刻的龙图案，其实反映了当时杨氏土司的‘土皇帝’思想。如此，必会丰富有关杨氏土司的研究。”
何烨则从另一个方向对“播州土司”的研究，提出了建议，他认为：“目前有关‘播州土司’的研究，专家学者只专注于土司史研究，而忽略了对土司建筑、墓葬以及民族服饰的研究。在今后的研究中，应当加大对建筑、墓葬、服饰的研究力度，同时将它们与当时的政治制度与经济状况相结合，使 ‘播州土司’的历史趋于完整。”
（二）建立统一的土司研究平台，实现与外界的对接
贵州省社会科学院王兴骥处长在会上提到：“播州土司”的研究，目前仍处于一盘散沙的状态，学者大多‘各自为政’”。因此，王兴骥处长希望在会议结束之后，能够在贵州省内联合各高校和各方学者建立一个统一的土司研究平台――土司研究会，作为今后贵州省研究土司的学术机构，以便能扩大对土司的研究，真正实现与外省在学术研究上的对接。
同时，与会学者陈运洪、赵河清等也提出，要在贵州高校建立土司研究的资料库，将各界学者的研究成果收集起来，与土司研究会结合起来，实现资料的共享，真正将贵州的土司研究推向全国。
杨氏入山 篇四
[关键词]播州；遵义；土司；土兵
2013年3月5日，遵义市海龙囤土司遗址入选《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将在2015年进入表决阶段，它被预计为贵州最接近世界文化遗产的土司城堡。加快开展海龙屯价值研究工作，探索播州土司史，也成为了历史研究者的重要任务。虽然播州杨氏土司军队颇具特色，但过去全面探讨其建置者较少，本文试就播州土兵的称号、战力、数量和指挥等方面作一些抛砖引玉的探析。
一、播州土兵的称号
播州杨氏土司军队自唐至明的兵制状况，现存史料的记载分布不均。时代愈前，可考者愈少。时代愈后，可考者愈多（1）。唐时播州之地的土司军队名号已难知，在宋有“手军”之名，在元有“手号军人”之称，其特点相同，即在手上刺字。道光《遵义府志》说：“播兵在宋亦健军也！惜史逸其制。其军名有所谓手号者，见《元史》”。作者引《宋史・兵志》言：“庆历二年（1042），种世衡奏募番兵五千，右手虎口为忠、勇字，此其比也”。作者又引《元史・世祖本纪》所记：“至元三十年（1293）五月癸亥，有思、播等处之亡宋手军”。又引《元史・兵志》所记：“至元三十年（1293）五月，命思、播、黄平、镇远拘制亡宋避役手号军人，以增镇守”。可见，“手军”、“手号军人”即是在右手虎口刻刺上“忠”、“勇”等字，并染为黑色。“忠”、“勇”二字为单刻一字或连刻“忠勇”二字，皆有可能。
播州土司杨氏第十七任为杨汉英，史载：“（大德）六年（1302），闽妇蛇节宋隆济叛，诏合湖广、四川二省兵征之，命汉英以民兵从”。则在元代，播州之兵也有“民兵”之称（2）。
到了明代，播州土兵在右手虎口上刻字的传统，也许还保留了下来。当万历年间末代播州土司杨应龙造反之时，其播州土兵也还被总督李化龙称为“民兵”（3）。时杨应龙又把自己所统之多招苗族为主力的土兵中之精壮者，名为“老虎兵”或“老虎军”或“硬手”。《平播全书》载：“杨酋统马步四万，名为老虎兵，二路包围关隘”（4）。又载：“时报黔兵于乌江河渡失利，贼中奸细倡言：‘杨应龙亲统老虎军十万，专力攻楚’。一时将领莫不疑惧，以退守为请”（5）。这些记载中的“老虎兵”或“老虎军”即杨应龙所辖之精锐土兵部队。杨应龙家族是当地的少数民族仡佬族，汉化程度高。但为了增强反叛实力，更是大量“招苗”，多用苗兵以壮大力量。自然崇拜为苗族主要的信仰之一，其中有老虎鬼的说法。故杨应龙将自己多苗族成分的军队自称“老虎兵”或“老虎军”，是可以理解的。《平播全书》还载：“（杨应龙）取诸苗健者，谓之‘硬手’，劫殷户以养之”。又记：“（杨应龙）招引红脚、黑脚生苗居之，设为四牌、七牌，统制诸所，名为‘硬手’。用以战胜攻取，所向无前”（6）。故杨应龙统属下之苗族军队又称“硬手”。
二、播州土兵的数量
《遵义府志》引《史记》言：“夜郎精兵可得十万”。该书又引《唐书・南蛮传》所载，杨端占据播州之前，“首领姓谢氏，至龙羽有兵三万。武德三年遣使者朝，以其地为州，拜龙羽刺史，封夜郎郡公”（7）。两相比较，则播州之地可出兵约三万至十万人。夜郎乃播州之古地，不过“夜郎精兵可得十万”之说，长期未得重现于播州土司的历史活动中，直到末任土司杨应龙方曾昙花一现。
杨氏自唐末杨端统治播州开始，军事实力并不强大。据说杨氏居播十三传，至宋代之杨粲始大。他对外平邻境之敌，攻击“闽酋伟桂”，“声罪致讨，败其众于滇池，斩首数千级，辟地七百里，获羊牛铠仗各千计”。又对内平定族内之乱，史载：“焕违盟抄掠界上，粲遣兵诛之。归焕所掠地，赋于珍州下杨平，边患遂熄”。故播州土司领地及兵力之盛当从杨粲的统治时算起，之前十二任土司拥有的军事实力还太有限，其土兵的数量有限，难见有用兵过万数的史料记载。播州第十三任土司杨粲的征伐“武功”是如此出色，但其用兵的数量，史料中却似又缺少详述之者。
直到下一任土司为杨粲之子杨价之时，方可考其大规模之用兵数量，他所拥有的兵力已经非常雄厚。史载：“端平中（1234～1236），北兵犯蜀，围青野原。价曰：‘此主忧臣辱时也，其可后乎’？乃移檄蜀阃，请自效。制置使赵彦讷以闻，诏许之。驰马渡剑，帅家世自赡之兵五千戍蜀口。围解，价功居多”。又载：“嘉熙初（1237～1240），制置使彭大雅镇渝，檄价赴援。价督万兵征江南，通蜀声势，北兵不敢犯”。则在宋代播州第十四代土司杨价能调动的土兵至少在一万人以上。由此推之，之前土司杨粲拥有的土兵数量也不会低于此数，杨粲的个人才能为杨氏家族的壮大力量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第二十一任土司为杨铿。洪武四年（1371），明太祖朱元璋遣使赍敕谕铿：“比闻尔听浮言，生疑贰。今大军南征，多用战骑，宜率兵二万、马三千为先锋，庶表尔诚”。则到明朝初年，杨铿竟然已经有能力至少调动土兵两万人以上出战，其中尚有三千更具战斗力的马兵（8）。到洪武二十八年（1395），明太祖朱元璋又赏播州有功将卒士，凡二万三千三百六十一人，钞一十二万三千四百四十二贯（9）。可见，播州在明初洪武朝用兵时已能至少调发二万三千三百六十一人。
到第二十九任土司杨应龙造反对抗明朝时，由于他又新招徕了不少关外的“九股生苗”为兵，所以兵力较播州前代的土司更盛。《史记》所言“夜郎精兵可得十万”之说，终于被证明并非虚言。约在万历二十七八年时（1599-1600），平播的明朝总督李化龙与人讨论杨应龙造反时的兵力总数道：“然贼又未必真有二三十万战兵也，盖贼大众自不下二三十万，此是通男妇并虏掠之众言者，未为实数，而精兵则又自有数。今言彼人人皆以一当十，亦未必然也。大抵极富强之国亦不过战兵十万，精兵二三万而已。贼势大约如此，今我须以十万精兵视之”（10）。他说：“贼初用兵时不过二三万，且皆五司七姓五十四里之人。自连年讦构，抚剿无常，贼遂内自惊疑，多方设备，招集九股恶苗给以杀戮五司之土地，赏以抢掠各省之妇女。又擅立三十六统制、三十六巡警、十三亲管。各有头目，各有兵众。每一人名下多者二三千，少者一二千，总之不下十四五万。羽翼已成，居然劲敌矣”（11）。他说：“播人恒言：‘关内男女可十万，成兵者可五六万，精兵可三四万’。此从来相传之说，今自开刀以来虽屡有斩获，然皆关外人，关内人惟与刘总兵一阵。出关者万三千人，回者多半，则关内实有三万兵矣。向来处处设守，自是不足。今我兵入关，彼必聚而敌之。若三万必死之寇，亦自劲敌，何谓弱也？今宜三四路齐入，彼自无能为。若以一路当之，端非胜算”（12）。当刘入娄山关后，杨应龙曾倾几乎全部精兵来战，时李化龙说：“彼虽报贼数万，问来人，言实只二三万，可见贼之精锐止此矣。（13）”此次遭遇战后不久，他又说：“贼兵原只四五万，今败残之余不过二三万。彼凡应敌必留一半守囤，此其多寡，居可知矣”（14）。李化龙这些言论涉及到对播州杨应龙调动总兵力的不断估测，由于是对不同的人说，或有故意夸大的成分，或有故意低估的成分。但据他在平定播州后的《叙功疏》载：“总计八路生擒贼首、贼从一千一百二十四名，斩级二万二千六百八十七颗，俘获贼属五千五百三十九名口，招降播民一十二万六千二百一十一名口，全活被虏男妇一千六十四名口”（15）。若不计算“被虏男妇一千六十四名口”，则杨应龙造反前可统治和拉拢的在播州各民族男女人口总数不低于155561人。即便男女性别比为1：1，杨应龙所可发动的从军男子无论老幼，总数不低于77780.5人。再加上很多逃窜未能统计之人，可能会有数万。再据上节所说：“至安杨雄据，愈益尚武，以千里之地，为兵者三万人”（16）。那么综合来看，杨应龙造反时对抗明朝的土兵总数约为李化龙所说的“不过战兵十万，精兵二三万”。虽然杨应龙在其中“选枭勇善战者七八千人，豢养之，名老虎军”对抗明朝（17），但由于数量有限和缺少火器，骁勇的播州土兵也终难抗衡指挥有方的明朝总督李化龙所率二十余万明军的进剿。
三、播州土兵的装备
考道光《遵义府志》卷三十一《土官》，仅可略知在杨应龙之前的历代播州杨氏首领所部用兵时曾使用到的重要利器为“劲弩”，另有刀或斧之类。
播州首领杨氏第八世为杨光震，史载：“泸南夷罗乞弟叛，泸遣使乞师。光震督兵行，时闽党宋大郎与乞弟通遏其归道。光震与战连七日不决，遣帐卒王龙间道走播，趣谢都统济师。谢至武婆山见二酋纵骑横槊驰骋若指麾其众，谢以劲弩射其一应弦毙。其一大拔力冲阵，谢斫伤其首，杀之，即宋兄弟也。二彝惧而退囚，不能为泸患”（18）。可见，“劲弩”为播州军队重要利器。另外谢都统“斫伤”对手所用之武器，可能是某种刀或斧。
其无文献可征之播州土兵军队，只能以考古资料为最重要的补充。据介绍杨氏墓群的考古资料，可知其中数墓出土的石刻中，有反映播州军队的内容。
先看杨粲墓，修建于宋淳佑年间（1241-1252），为杨粲夫妇合葬墓。从墓中可以看到不少宋代播州土兵军队的画像。当时之兵将，穿戴头盔和衣甲。有人扛长斧，有人执长剑，有人持弓和箭。武人的装扮和非战斗人员的形象迥然不同。武人显得体格魁梧，全副武装，威猛善战。其头盔上少长条状的装扮，更紧贴头部。而且其袖口很窄小，便于战斗，增加动作的灵活度。而非战斗人员则体格显得柔弱，一副文质彬彬状，袖口更宽大，当为文职人员和服杂役者。
第十五世杨氏首领为杨文，据《杨文神道碑》载：“淳佑壬子（1252），虏酋铁骑火鲁赤寇蜀，嘉定为四川巨镇，顺势帅急调其军赴援，君选马步五千，委总管田万部从间道攻凌云，播军周夜杀贼过江。嘉定一城，唯万山、必胜两堡最要，专以播军任责。我军以强弩射中青一大酋应弦诸军相继，贾勇获胜，重围遂解”。另一史料也载此事：“（淳佑）十二年（1252），北兵围汉嘉，文使总管田万率兵五千，间道赴之。夜济嘉江，屯万山、必胜二堡，万以劲弩射之，敌不能支，遂却，加右武大夫”。可见，“强弩”是播州军队的重要利器。
第十六世杨氏首领为杨邦宪，史载他“善骑射”，则使用弩箭是其所长。
再看杨辉墓。杨辉（1433～1483），杨氏第二十四世首领，明正统十四年（1449）袭任播州宣慰使。杨辉墓1988年出土仪仗陶俑70件，他们有力地反映了正统之后的明代中期播州土兵的形象。这些陶俑们大部分戴尖顶小帽，少数俑戴尖顶圆檐帽或短脚幞头。多数俑着交领右衽长袍，少数穿圆领右衽长袍、圆领对襟长袍或马甲，皆着统靴。骑马俑造型不一，或吹长管喇叭，或负行军锅、包袱、文书，或腰佩大头刀，或双手捧印信、执汗巾。人物俑中有击小圆鼓和腰鼓者，担负火炮者。将这些和杨粲墓的石刻人物画像相比较，杨辉墓反映了更多的内容，如行军锅、长管喇叭、圆鼓、腰鼓等物品在播州军队中的使用。行军锅在播州土兵中使用，肯定是无疑的。长管喇叭、圆鼓、腰鼓既可供军队外的场合娱乐用，也很可能是军队中充当信号装备的重要物品。
在第二十四世杨辉之后，惟有末代土司杨应龙统治时期留下了最多的文字史料，反映在《平播全书》中。因为杨应龙造反，明朝急忙派二十余万大军前去镇压，故而留给后世的史料很多，对了解万历时期播州军队的特点尤其是其中武器装备提供了便利。弩、药箭、苗刀、扁刀、斩马刀、长刀、倭刀、偃月刀、标枪、长枪、铁矛、捞钩、锄刀、滚木、石、脑包、皮盔、皮甲、铁甲、铜甲、绵甲等物为明代万历中期杨应龙军队的主要攻防作战武器装备。杨应龙所统的播州土兵还是有少量的火器。上文已经说到，第二十四世杨辉（1433～1483）的墓中已经出土了有担负火炮的人物俑。播州土兵的火器数量应该不太多，可能是明朝调拨或赏赐之物。到了万历中年杨应龙造反对抗明朝之时，应该还缴获了部分战败明军的火器。除了攻防用的武器装备之外，饭米、草鞋、絮被、草把、水牛、战马、船、篾缆等，是播州军队重要的行军物品和后勤供应物资。
四、播州土兵的指挥
播州土司杨氏世袭播州之地，共历二十九任，为军政合一之地方最高政治首脑。杨氏之下尚有众多管事头目，名号众多，历代有相沿者如“总管”等职，也有土司杨氏新置者如“军师”等职。或以亲子担任，或以杨姓同族之人担任，或以非杨姓之异族担任。杨氏自唐末杨端统治该地任土官开始，历代继任者获得过中央政府给予的众多官衔，有实职，亦有虚职。
考道光《遵义府志》卷31《土官》，则杨氏所得历代中央王朝所授予之职衔，并杨氏所领管事头目有更详的记载。杨氏第一代创始人为杨端，唐乾符初被命领插州，尚未有宣抚使之名。当时其舅“谢将军”所在之谢姓家族对杨端夺得播州，出了很大的力。五代以来，子孙世袭其职。至宋代杨粲以下诸人，始袭安抚使。宋开禧间，又赠杨端为太师。元代始改安抚为宣抚。第四任土司为杨三公，史载当他“幽于闽（水西）半载”而逃归时，曾“遣卫兵檄召谢巡检，谢帅彝獠逆之”，则有谢巡检为杨氏可考之部属。第五任土司为杨实，史载：“会小火杨及新添族二部作乱，实同谢巡检讨之”。第六任土司为杨昭，其弟杨蚁曾发动内乱。时“谢巡检子都统谓昭子贵迁曰：‘蚁召仇雠，而贼同气，罪不容于死，盍讨之？’遂大发兵”。可见，谢姓家族有在土司杨氏下任巡检、都统之职者。第七任土司为杨贵迁，官至武功大夫、德州剌史。第八任土司为杨光震，官至从义郎、沿边都巡检使。当“泸南夷罗乞弟叛，泸遣使乞师”时，“光震与战连七日不决，遣帐卒王龙间道走播，趣谢都统济师”。可见，有谢姓家族之谢都统为杨氏之得力部属。第九任土司为杨文广，官至武节大夫。史载：“仲父光荣潜谋篡立，众弗与。光荣奔高州，欲藉蛮兵以危宗国。文广与部将谢石近、谢成忠谋奉书币逆光荣以归，事之如初”。史载：“会老鹰寨獠穆族亦叛，文广命谢都统讨彝之，斩理郭，戮穆獠，释其党七人”。史载：“初西平视诸苗尤桀黠难制，文广偕成忠夜入其栅擒获之。寻数其罪，贷焉”。可见，有谢姓家族之谢石近、谢成忠为杨氏之得力部将。谢都统疑为谢石近、谢成忠二者中之一。第十任土司为杨惟聪，官至修武郎左班殿直。第十一任土司为杨选，官至武经郎。播州土司杨氏第十二任为杨轸，官至秉义郎。第十三任土司为杨粲，官至武翼大夫，累赠右武大夫、吉州刺史、左卫大将军、忠州防御使。第十四任土司为杨价，先授雄威军都统制，迁武功大夫、阁门宣赞舍人，后赠开府仪同三司威武宁武忠正军节度使。第十五任土司为杨文，以功转武德郎、阁门候，进武功大夫、阁门宣赞舍人，迁左卫大将军，加右武大夫，转左武大夫，拜亲卫大夫，加忠州团练使，进中亮大夫、和州防御使、播州沿边安抚使爵、播川伯、食邑七百户、诏雄威军加御前二字以宠异之。卒于咸淳元年，赠金州观察使，元赠荣禄大夫、同知枢密院事、柱国。如上文前节所述及，到了第十五任土司杨文之时，杨氏除了重用亲弟杨大声之外，非杨姓家族之外的总管赵暹、总管赵寅和总管田万等将已经代替了杨氏早期发展史上谢姓家族的重要助手地位。第十六任土司为杨邦宪，始冠授成忠郎雄威军副都统、通管州事，进武节大夫、沿边安抚使，拜利州观察使，迁金吾卫上将军、安远军承宣使、牙牌节度使。宋亡，至元十五年（1278）入朝，诏袭守如故，拜龙虎卫上将军、侍卫亲军都指挥使、绍庆珍州南平等处沿边宣抚使、播州管内安抚使。至元十八年（1281），升宣慰使。累赠推忠效顺忠臣、银青荣禄大夫、平章政事、柱国。第十七任土司为杨汉英，授金虎符龙虎卫上将军、绍庆、珍州、南平等处沿边宣慰使、播州军民安抚使。加播州等处管军万户。升播州安抚司为宣抚司，授军民宣抚使。拜汉英侍卫亲军都指挥使。以功进资德大夫。进上护军。赐推诚秉义功臣、银青荣禄大夫、平章政事、上柱国。第十八任土司为杨嘉贞，累官资德大夫、湖广行省右丞、沿边宣慰、宣抚使。第十九任土司为杨忠彦，累官资德大夫、播州军民宣抚、宣慰、都指挥使。第二十任土司为杨元鼎，累官资德大夫、绍庆、珍州、南平等处沿边宣慰使、播州军民安抚使、侍卫亲军都指挥使。
第二十一任土司为杨铿，明太祖朱元璋仍置播州宣慰使司。洪武五年（1372），播州宣慰使杨铿、同知罗琛、总管何婴、蛮夷总管郑瑚等相率来归，贡方物，纳元所授金牌银印铜章，诏赐铿衣币。仍置播州宣慰使司，铿、琛皆仍旧职。领安抚司二，曰草塘，曰黄平。长官司六，曰真州，曰播州，曰余庆，曰白泥，曰容山，曰重安，以婴等为长官。可见，在洪武五年（1372）之前，杨铿之部属有宣慰同知罗琛、总管何婴、蛮夷总管郑瑚等人。到洪武年间，播州土司杨氏之部属官职又变为了播州宣慰使领宣慰同知、二安抚司、六长官司。到了明代，播州土司最高首领宣慰使下之职官建置在继承前代的基础上，已经是非常严密。第二十四任土司为杨辉，正统未时有宣慰同知为罗宏，依然以罗姓家族世袭宣慰同知一职，为杨氏之副手。并且其下有部属安抚宋韬、长官毛钊、容山长官韩、重安长官张通等人可供其调遣。第二十六任土司为杨斌，明武宗升播州宣慰使杨斌为四川按察使，仍理宣慰事。当其时，有播州安抚宋淮、罗忠等人为其下属。
第二十九任土司为杨应龙，隆庆六年（1572）接任管事，万历元年（1573）方得敕书正式袭职。他造反前因与自己统治集团之五司七姓头目内讧，除了继续利用播州宣慰使司所领六长官司、二安抚司中之少数附己者，又另立军师、谋士、衙门大总管、文书、督军总管、内司总管、提调、巡警、苗头总管、各里头目、目把等管事名色，以便对抗明朝的征讨，强化在播州的统治（19）。海龙屯为杨应龙造反时主要据点之一，为规范屯内管理，杨应龙曾于万历年间勒石警示，即《骠骑将军示谕龙岩囤严禁碑》铭文，现尚存其地并见于《遵义府志》。这对了解杨应龙统治时期其下部属的建置是非常重要的史料，可见其上守囤者又设有总管、总领、把总、提调、书吏、守衙小童、守仓户、打扫户、总旗、小旗、军士、苗军并住囤医生、匠作、主持人等名色。当杨应龙用兵之时，就挑选各头目带兵出战。有一则史料，对此反映比较典型。《平播全书》载：“据贵州左监军道报称缉获杨酋老虎兵刘奇才刘恩供称：‘应龙闻知各省大兵分作十二哨进播，应龙与心腹庄局家丁、内亲管，估刻共一万七千人，同上海龙囤拒守，本囤实在仓米大小三四千间。其未上刻外亲管苗兵并里民兵于养马城、养鸡城、李三窝等处硬扎营寨。应龙号兵二万于于溪头铺扎一大营拒川路。杨朝栋号兵二万于桃溪坟、坝头扎一大营拒水西并乌江兵。田氏号兵一万于毛坪扎一营，防永宁截龙囤后路。令太监刘元、提调颜和、罗留、元尚意等集六统制所辖汉夷民赴板山囤，敌水西猡兵。令总管何汉良统集湄潭夷汉，拒马脑等囤，敌思南、龙泉、偏桥兵。令伪安抚杨珠并杨留、陈天恩、杨三等统集西平、瓮水司地、黑坝夷汉士兵，敌河渡江界牛场平越兵。令夷头罗刚等领安罗三寨苗兵，拒合江永宁之兵’”（20）。
五、播军的寓兵于农
早在杨文之前，播州杨氏所统土兵已经形成了寓兵于农的用兵传统。当第十一世杨选之时，《遵义府志》已经记载：“始立，值徽、钦二帝播迁，高宗南渡。（他）慷慨负翼戴志，务农练兵以待征调，士大夫韪之”（21），或记载：“（他）务农训兵以待征调”（22）。第十五世为杨文。据《杨文神道碑》载：“时杨播州间，岁必荐福皆其惠。当忠烈（第十三世杨粲）御郡都，士类羽流，皆称其东善而种德，喜儒而好礼，最是寓兵于农，（且）耕且战，得富国强（兵）之策，有古规模。自忠烈至忠显（第十四世杨价），世守疆场”（23）。又载：“君（杨文）领郡式遵家法，于农隙之时，作新政，教以坐作进退，无事则耕，有事则战，军民两利，乐为之用”。可见，“务农练兵”、“务农训兵”、“寓兵于农，（且）耕且战”、“无事则耕，有事则战”为播州土兵的重要特点，至迟自杨选开始“务农练兵”，后被历任杨氏首领继承了该家法。地界川贵的“都蛮”之地万历初年被明朝政府征剿，“都蛮”之地割据势力也有寓兵于农的特点。史载：“凡九丝内各村寨土人强壮者，三酋皆佥点为兵，随伍出劫。其老弱者，一般在寨屯种”（24）。播州土兵之寓兵于农特点，大概与之类似。寓兵于农可以减少播州土兵的军费开支，又可使得土兵不至无战事之时趋于怠惰，所以能取得“军民两利”的效果。
六、播州土兵的战力
播州土兵的战斗力很强，主要是与该地民风彪悍熏染和多民族构成的特点密切相关。据相关学者研究，播州的非汉文化除了主体仡佬文化之外，还有彝文化、苗文化、土家文化，表现出山地游耕的特征（25）。虽然播州的汉化进程有所加速，但该地的风气长期是“好战斗”、“刚劲之风”、“射猎伐山为业”的土著色彩最重，且耕且猎的经济社会特点比较鲜明。
宋代的《遵义军图经》说到当时的播州虽然“世转为华俗，渐于礼。男女多朴质，人士悦《诗》、《书》，宦、儒户与汉俗同”。但当时“边夷则椎髻披毡，以射猎伐山为业。信巫鬼，好诅盟。婚姻以毡矢为聘妆，燕乐以歌舞为佳会。凡宾客会聚，酋长乃以汉服为贵，出入皆佩刀弩自卫”（26）。《遵义府志》还载：“《华阳国志》谓：‘喜佩刀剑’，斯固刚劲之风也。至安杨雄据，愈益尚武。以千里之地，为兵者三万人，虽牛犊乎刀剑之矣！近约文教，此风已戢，然尚有以竹弩守门、以刀自卫者”（27）。到了清代，道光之前的遵义旧志也记：“仁怀俗淳土瘠，人性犷悍，类分四种，好战斗以劫杀为事”（28）。当道光时，遵义所属之“青苗”尚“性强悍，好争斗”（29）。到光绪时，《平越直隶州志》尚说：“平越自辟蛮荒后，卫所、士绅多来自中州，崇文尚礼，不改其旧。惟杨义司土民多苗种、猡，愚狠好斗，迩来衣服言语渐如华人”（30）。同书记：“苗种有大寨，渠长蓄养悍苗，谓之老虎苗，以作爪牙，为人讲歹”（31）。同书记当地的“紫姜苗”说：“轻生好斗，得仇人辄生啖其肉。……多力善战，间入行伍”（32）。同书记当地的“打牙仡佬”说：“其性皆剽悍好斗”（33）。同书还记当地仡佬族中之一支说：“四时佩刀弩，入山捕禽兽。其药箭伤人，见血立死”（34）。平越即万历时播州被分割后之地，清时记载如此，则明代万历年间播州该地之彪悍民风肯定更盛。
在“刚劲之风”、“好战斗”的民风长期熏染之下，自唐至明的播州土兵，敢战斗，不畏死，所以军事力量在西南民族地区是相对较强的。杨氏得以世据播州之地，不被其它势力吞灭，并在协助中央王朝出境作战时经常取胜，正是播州土兵战斗力颇强的证明。下节之土司杨文用兵时的“三战三捷”、“九战九捷”等记载就是较好的例子。尤其是当末代土司杨应龙在叛乱前被调从征时，表现出了很强的战斗力。当明军在海龙囤前与杨应龙的播军主力决战时，总督李化龙也说：“兵以八路进，贼势难应援，亦难防守。故只集兵关内，以俟鏖战。三月二十九，战水西兵。四月初三日，战綦江兵。此二枝于八路中称最劲矣，然皆先败而后胜之，可见贼亦劲敌，未易与也”（35）！这正是播州土司军队战斗力较强的证明。故明朝开始几次小规模用兵征播都失利，不得不派遣二十余万大军，经过苦战才将杨应龙剿灭，这也反映了播州军事力量在西南民族地区的不凡实力。
注释：
（1）（清）郑珍：道光《遵义府志》卷26《兵防驿递》，《中国方志丛书》，成文出版社，1967年，第569页。
（2）（清）郑珍：道光《遵义府志》卷26《兵防驿递》，第569页。
（3）（明）李化龙：《平播全书》卷9《行道镇破酋狡计》，丛书集成初编本，商务印书馆，1935～1937年，第534页。
（4）（明）李化龙：《平播全书》卷4《攻克娄山、崖门等关四报捷音疏》，第153～165页。
（5）（明）李化龙：《平播全书》卷5《叙功疏》，第223～319页。
（6）（明）李化龙：《平播全书》卷4《攻克娄山、崖门等关四报捷音疏》，第153～165页。
（7）（清）郑珍：道光《遵义府志》卷39《年纪一》，第873页。
（8）（清）郑珍：道光《遵义府志》卷31《土官》，第681～700页。
（9）（明）瞿九思：《万历武功录》卷5《播酋杨应龙列传中》，续修四库史部436册，第340页。
（10）（明）李化龙：《平播全书》卷12《刘参议》，第669～670页。
（11）（明）李化龙：《平播全书》卷1《请内帑增将兵疏》，第34～42页。
（12）（明）李化龙：《平播全书》卷13《张监军》，第763～764页。
（13）（明）李化龙：《平播全书》卷14《张监军》，第776页。
（14）（明）李化龙：《平播全书》卷14《史同知》，第788页。
（15）（明）李化龙：《平播全书》卷5《叙功疏》，第223～319页。
（16）（清）郑珍：道光《遵义府志》卷20《风俗》，第427页。
（17）（明）诸葛元声：《两朝平攘录》卷5《播上》，第187～212页。
（18）（明）郑珍：道光《遵义府志》卷31《土官》，第681～700页。
（19）（明）诸葛元声：《两朝平攘录》卷5《播上》，第187～212页。
（20）（明）李化龙：《平播全书》卷9《行道镇破酋狡计》，第534页。
（21）（清）郑珍：道光《遵义府志》卷31《土官》，第681～700页。
（22）（明）瞿九思：《万历武功录》卷5《播酋杨应龙传上》，第338页。
（23）《杨文神道碑》，见贵州省博物馆：《遵义高坪“播州土司”杨文等四座墓葬发掘记》，《文物》1974年第1期，第69～70页。
（24）（明）诸葛元声：《两朝平攘录》卷2《都蛮》，四库存目史部54册，第714页。
（25）（明）陈季君、党会先、裴恒涛、魏登云、谢东莉：《播州民族文化研究》，未刊。
（26）（清）郑珍：道光《遵义府志》卷20《风俗》，第419页。
（27）（清）郑珍：道光《遵义府志》卷20《风俗》，第427页。
（28）（清）郑珍：道光《遵义府志》卷20《风俗》，第420页。
（29）（清）郑珍：道光《遵义府志》卷20《苗蛮附》，第432～433页。
（30）（清）瞿鸿锡、贺绪蕃：《平越直隶州志》卷5《风俗》，光绪三十三年刻本，第72页。
（31）（清）瞿鸿锡、贺绪蕃：《平越直隶州志》卷5《风俗》，光绪三十三年刻本，第84页。
（32）（清）瞿鸿锡、贺绪蕃：《平越直隶州志》卷5《风俗》，光绪三十三年刻本，第85页。
（33）（清）瞿鸿锡、贺绪蕃：《平越直隶州志》卷5《风俗》，光绪三十三年刻本，第85-86页。
（34）（清）瞿鸿锡、贺绪蕃：《平越直隶州志》卷5《风俗》，光绪三十三年刻本，第86页。
（35）（明）李化龙：《平播全书》卷14《内阁赵沈二相公、田东翁大司马》，第799-800页。
杨氏入山 篇五
聊城“海源阁”为晚清四大藏书楼之一，自道光年间建立以来，历经杨以增、杨绍和、杨保彝三代百余年苦心经营，其藏书时间之久、规模之大，质量之精，在当时北方藏书楼中首屈一指。海源阁藏书四千六百余部，仅宋元刻本和名家抄校本就达七百余部。然而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海源阁几经兵燹，其藏书被焚、被掠、被毁极其严重，十余年间，杨氏“海源阁”遭到书散阁毁的悲惨命运。1930年，时任山东省立图书馆馆长的王献唐先生在调查“海源阁”之情形后写成《聊城杨氏海源阁藏书之过去现在》一文，对海源阁藏书进行了高度评价，并呼吁有志之士积极抢救海源阁散出之书。几经波折，如今海源阁散出之藏书多收于国家图书馆、山东省图书馆、台湾中央图书馆和山东博物馆等公家单位。
馆藏海源阁藏书多为善本，宋元佳椠、名家抄校本无所不包。这些珍贵藏品多为王献唐先生经手购藏，另有一部分来源于山东籍藏书家王贡忱、赵东甫等爱国人士的捐赠。馆藏海源阁善本的特点，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宋元佳椠珍本荟萃
杨绍和云：“书以最古者为可贵”。雕版印刷术始于唐代，盛于宋元，延续至明清。海源阁收书尤重宋元刻本，历杨以增、杨绍和、杨保彝三代，共收宋元佳椠二百余部，并专辟“宋存书室”珍藏这些善本。收入馆藏的宋刻本有《韦苏州集》，元刻本有元大德九年太平路儒学刻本《汉书》、元至元六年益友书堂刻《范德机诗集》、元刻本《吕氏春秋》等。这些宋元善本一入藏就成为馆藏珍品。
《韦苏州集》（图一、图二），原为十卷，现存卷一至卷四，二册，为唐代诗人韦应物的诗集。书原为蝴蝶装，后重装为线装。原书高20.7、宽15.9厘米，框高16.5、宽12.7厘米。其行款为：半页十行，行十八字，白口，左右双边，单鱼尾，版心记字数，下题刻工“余”、“同甫刁”等，内避宋讳。宋代刻书多以唐代旧本为依据，学术价值较高，且字体端庄、纸墨精良，是后世刻书的典范，具有较高的文物价值，最为藏书家珍视。书钤多方海源阁藏书印，有“杨氏海源阁藏”、“陶南山馆”、“东郡杨氏海源阁藏”等。另钤有“安乐堂藏书记”、“子清”、“臣澄私印”等藏书印。其中的“安乐堂藏书记”为清宗室允祥的藏书印记，安乐堂是其藏书之地。允祥（1685-1730），康熙第十三子，号青山、朝阳居士，室名为安乐堂、交辉园。雍正时封为怡亲王。“臣澄私印”、“子清”为晚清藏书家朱澄的藏书印记。朱澄（？-1890），字子清，为“结一庐”朱学勤之子。
《范德机诗集》（图三），七卷，四册，为“元诗四大家”之一范柠的诗集。书为元至元六年（1340）益友书堂刻本，元代儒学学正孙存吾校刊。有牌记：“至元庚辰良月益友书堂新刊”。《宋元书刻牌记图录》曾著录此牌记，其中，“至元”为元惠宗年号。书高19.2、宽13.4厘米，框高17、宽10.8厘米。其行款为：半页十一行，行二十字，黑口，左右双边。此书扉页有杨绍和题跋（图四）：“读书敏求记，《范德机诗集》七卷，至元庚辰刊于益友书堂。临川葛雏仲穆编次，即此本也。同治辛未，以朱提十金，得之京城厂肆。彦合主・人识。”跋后钤印：“臣彦合印”、“杨氏彦合”。又钤藏书印“彦合珍玩”、“杨氏海源阁鉴藏印。”《宋存书室宋元秘本书目》、《海源阁宋元秘本书目》均著录此书。王献唐撰写《聊城杨氏海源阁藏书之过去现在》时，此书尚存海源阁，散出后由王献唐收归山东省立图书馆。此书经清藏书家查莹（1743-？）旧藏，有藏印“赐砚堂图书印”、“映山秘玩”、“查氏映山珍藏图籍印”。另有藏印“靖廷”、“靖廷手校”、“恭”、“臣恭”。
二、名家抄校流传有序
清代著名藏书家黄丕烈曾说：“勿以世有刻本而薄抄本。”又说：“无宋刻，则抄本贵矣，旧抄而出名家所藏，由则贵矣。”名家抄本往往因校勘精善、讹误较少，而倍受藏书家的重视。海源阁藏抄本三百余部，明清名家抄本大都有所收藏。入藏馆内的抄本就达十余部，既有明末林宗抄本《经典释文》，又有清钱谦益家抄本《汪水云诗》、吴翌凤抄本《江淮异人录》，还有黄丕烈之孙影写本《霏雪录》，有黄丕烈批校及题跋。
《江淮异人录》（图五、图六），一卷，一册，为北宋初年文学家吴淑所撰，录二十五位异人事迹。书为清乾隆四十八年（1783）吴翌凤抄本。书高25.3、宽16.7厘米。其行款为：半页八行，行二十字，白口，绿格，四周单边。目录页钤印“士礼居藏”、“杨氏海源阁藏”、“古欢堂钞书”；卷端钤印“直本即校”、“复翁”、“瀛海仙班”、“东郡杨绍和彦合珍藏”；卷末钤印“枚庵流览所及”、“东郡杨绍和鉴藏金石书画印”、“道光秀才咸丰举人同治进士”。抄本为吴翌凤据鲍廷博校明代刻本手抄，先由黄丕烈批校鉴藏，后归入杨氏海源阁。吴翌凤（1742-1819），字伊仲，号枚庵，别号古欢堂主人，江苏吴县（今苏州）人。与当时藏书家鲍廷博、吴骞、卢文诏等互换互借图书，遇未见之书，必力抄，仅手抄之书，就达千余卷。所抄之书，精校精核，书法逸秀。其藏书散出后，黄丕烈所得甚多。黄丕烈（1763-1825），字绍武，号荛圃、又号复翁、佞宋主人等，与吴翌凤同为江苏吴县人。黄丕烈是清代中期最著名的藏书家，他专事收藏、校雠和著述，所藏善本、秘本、珍本极为丰富。他精于校勘，经他手所校之书，在藏书家、书商界颇有声望，学术价值也较高。据杨保彝编《楹书隅录续编》著录有“校本江淮异人录一册”可知，鲍廷博校本《江淮异人录》与吴翌凤抄本的流传脉络完全一致，只不过海源阁藏书散出后，鲍校本归了国家图书馆。吴翌凤抄本《江淮异人录》于上世纪30年代被王献唐收购于济南书肆，归入山东省立图书馆，建国后于1954年收入馆内。
《虞山钱牧斋先生绛云楼书目》（图七）不分卷，一册，为明清之际学者钱谦益的藏书目录。书高25、17.9厘米。其行款为：半页十行，行字数不等，无格栏。钱谦益（1582-1664），字受之，号牧斋，晚号蒙叟，东涧老人。钱谦益喜好藏书，不惜重金购藏古本，晚年建“绛云楼”用以藏书，多宋元旧刻。后因家中剪烛不慎引发大火，绛云楼藏书付之一炬。后人研究绛云楼藏书不见实物，因而特别重视《绛云楼书目》，多有抄本流传。此抄本钤印有“杨氏海源阁”、“东郡杨氏鉴藏金石书画印”、“世德雀环子孙洁白”、“宋存书室”、“以增之印”、“绍和筑岩”、“秘阁校理”、“文武世臣”、“苏州渊雅堂王氏图书”、“渊雅堂藏书记”、“王铁夫阅过”、“惕甫”等。此书曾经清著名藏书家王芑孙收藏，扉页有其题跋（图八）：“十年前得昆山叶氏策竹堂书目，今又得此虞山钱氏书目，则以乡人黄尧翁刻之而已，得其所本者也。系非羔禄之家。聊志据迹。嘉庆十三年十月二十七日，沤波舫自记。”王芑孙（1755-1817），字念丰，又字惕甫，号铁夫，又号楞伽山人，江苏长洲（今苏州）人。富于藏书，自谦仅藏书万卷，藏于“沤波舫”、“渊雅堂”、“愣伽山房”中。与江南各藏家往还唱和，为黄丕烈作《陶陶室记》，为吴翌凤《借书图》题诗。
三、明代珍本刻印俱佳
海源阁十分重视收藏经、史、子、集各类书籍，对刻印俱佳的明代珍本书籍也格外重视。如入藏馆内的明闵于忱刻本《孙子参同》，为朱墨套印本，行格舒朗，朱墨灿然；明嘉靖二十七年（1548）黄姬水刻本《两汉纪》，为目前该书能见到的最早版本；明刻本《大广益会玉篇》为明内府藏书，开本朗阔，字大如钱。
杨氏入山 篇六
1925年，杨式太极拳正宗传人陈微明，首次代表杨氏著作《太极拳术》，公开向社会发行，影响甚广。该书是杨澄甫宗师口授，微明代笔，故书中有杨澄甫拳照（杨氏家传）的正宗拳谱。该书经澄甫公审定首肯，拳谱的真实性是有保证的，是一本价值很高的古籍。
书末附录的古拳谱，第一篇的原文如下：
《太极拳论》
一举动，周身俱要轻灵，尤须贯串。气宜鼓荡，神宜内敛。无使有凸凹处，无使有断续处。其根在脚，发于腿，主宰于腰，形于手指；由脚而腿而腰，总须完整一气。向前退后，乃得机得势，有不得机得势处，身便散乱，其病必于腰腿求之。上下前后左右皆然。凡此皆是意，不在外面。有上即有下，有前即有后，有左即有右。如意要向上，即寓下意。若将物掀起，而加以挫之之力，斯其根自断，乃坏之速而无疑。虚实宜分清楚，一处自有一处虚实，处处总此一虚实。周身节节贯串，无令有丝毫间断耳。
长拳者，如长江大海，滔滔不绝。十三势者，*%捋挤按采扌例肘靠，此八卦也；进步、退步、左顾右盼、中定，此五行也。*%捋挤按即坎离震兑，四正方也；采扌例肘靠即乾坤艮巽，四斜角也。进退顾盼定，即金木水火土也。
原书注云：以上系武当山张三丰祖师所著，欲天下豪杰延年益寿，不徒作技艺之末也。
以上拳论，原没有标题，转抄者自立标题。陈微明用《太极拳论》，吴图南则用“太极拳用功秘诀”，杨澄甫著《太极拳使用法》中则用“禄禅师原文”为题，不够统一。后人鉴于王宗岳著“太极者，无极而生，阴阳之母也”一文，已定名为《太极拳论》，为了不致重复，另立一题以示区别。因该拳谱之末有“以上系武当山张三丰祖师所著”一语，故俗称“张三丰太极拳论”。本文为便于读者理解，暂沿用这一俗称。
1931年，唐豪为了树立清初陈王廷为中国太极拳的最早创始人，对拳论中所注“以上系武当山张三丰祖师所著”一语，视为极大的障碍。必须否定张三丰，才能树立陈王廷为“鼻祖”。因此，陈微明所传的“张三丰太极拳论”便成为唐豪的攻击重点。
唐豪攻击的手法，主要是利用清之武禹襄学习上述拳论后，结合其心得，改写的《十三势说略》为据，诬蔑陈微明及其他杨门弟子，将武氏之《十三势说略》篡改成“张三丰太极拳论”。以达到否定“以上系武当山张三丰祖师所著”的重要史证。
武禹襄的《十三势说略》全文如下：
“每一动，惟手先着力，随即松开，犹须贯串一气，不外起、承、转、合。始而意动，即而劲动。转换须一线串成。气宜鼓荡，神宜内敛。无使有缺陷处，无使有凹凸处，无使有断续处。其根在脚，发于腿，主宰于腰，形于手指。由脚而腿而腰，总须完整一气。向前退后，乃得机得势，有不得机得势，身便散乱，必至偏倚，其病必于腰腿求之。上下前后左右皆然。凡此皆是意，不是外面。有上即有下，有前即有后，有左即有右。如意要向上即寓下意。若物将掀起，而加以挫之之力，斯其根自断，乃坏之速无疑。虚实宜分清楚，一处自有一处虚实，处处总此一虚实。周身节节贯串，勿令丝毫间断。”
唐豪否定张三丰，有以下几处歪理：
（1）在《太极拳研究》1的第142页说：“1931年，出版之《太极拳使用法》，篇名为《禄禅师原文》，皆杨门弟子所附会。又杨家太极拳谱‘气宜鼓荡’前39个字，改为‘一举动，周身俱要轻灵，尤须贯串’十三字。此下仅略加增删润色而已。……北京为人文荟萃之地，禄禅行教于此，弟子甚广，岂能不改作？必谓杨氏所得，乃武氏初定本。亦、启轩兄弟，不独与禹襄为甥舅，兼为禹襄直传弟子。如有初定本，决无传杨不传李之理。今亦写贻郝和本，李福荫廉让堂本，皆绝迹不见，独见于杨氏流传之本。此予断，禄禅门人所改。乃衷于理。”
唐豪这些毫无证据的推想，本不足信，后因顾留馨氏支持其说，进一步发挥，才有一定影响。
（2）顾留馨著《太极拳术》2第354页，全文抄引了陈微明的上述拳论后，评论说：“以上引自陈微明著《太极拳术》1925年上海致柔拳社发行，因有杨澄甫拳式图解，故流传极广。原为武禹襄《打手要言》中的末一段（本文注：《打手要言》是李亦将武禹襄的四篇短文合为一篇，冠以《打手要言》之标题。其中末一段，即上文所抄的《十三势说略》），经杨氏弟子窜改开头几句后，作为张三丰《太极拳论》，又将王宗岳所著‘长拳论’及‘十三势者’两段，也作为张三丰所作。”顾氏在当时是大大有名的权威。迷信权威，深信其说者，不乏其人。顾氏不但在言论上有影响，而且在实践上也有行动，在他审校的《太极拳全书》中，已经对傅钟文著《杨式太极拳》、徐致一著《吴式太极拳》所附录的王宗岳著《十三势行功心解》改为“武禹襄作”，将俗称的为张三丰《太极拳论》改为武禹襄著《太极拳论》。又将孙剑云著《孙式太极拳》所附的“张三丰太极拳论”改为“武禹襄太极拳论”；但标题虽改，文末仍有：“原书云：此系武当山张三丰老师遗论，欲天下豪杰延年益寿，不徒作技艺之末也。”露出了篡改原著的迹象。这些改动，使后学之士分不清王宗岳、武禹襄的真正著作，往往张冠李戴，贻误后世。故人民体育出版社1991年出版的《太极拳谱》，受其影响较深。1997年出版的权威著作《中国武术史》也高度评价唐豪的源流考证。但是，真理是否属于权威，仍需实践检验才能定论。
（3）唐豪觉得，要否定张三丰，单否定杨氏拳谱（后简称杨谱）还不能解决问题，还要攻击武禹襄才能圆场。因为武氏之甥李亦，在草写《太极拳小序》时，初稿有“太极拳创自宋之张三丰”一语。禹襄之孙武莱绪在《先王父廉泉府君行略》中说：“太极拳自武当山张三丰后，虽善者代不乏人，然除山右王宗岳著有论说外，其余率皆口传，鲜有著作。”说明武派的嫡传弟子，均尊张三丰创太极拳。唐豪在《太极拳研究》第146页说：“禄禅出身僮仆，无能臆造张三丰。禹襄廪贡生，博览书史，若太极拳之附会张三丰，不出于禹襄，禄禅、亦、莱绪、延绪之说，岂能尽同。……永年西乡何营村文生陈秀峰，禄禅之班侯门人也。其太极拳谱全文之首有曰：‘武当山张三丰老师遗论，欲天下豪杰延年益寿，不徒作技艺之末也。’予断此为禹襄初文以授禄禅者，后来杨氏传流北京之谱，不一其处，无在谱首者，皆为后人改移。”
从以上三则否定张三丰说法观之，全属主观臆想，提不出半点人证、物证的实据，实在太武断了。
本文以充分的历史证据，对上述谬论，详加剖析。揭穿伪误，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二、考证的焦点
要澄清史实，驳斥唐豪之谬论，主要解决下列问题：
1、拳谱中的“原书云：以上系武当山张三丰祖师所著，欲天下豪杰延年益寿，不徒作技艺之末也。”是武禹襄初定本首先提出，授予禄禅，还是王宗岳谱写拳论时，亲笔留下的史证。
2、“张三丰太极拳论”是王宗岳传下的古谱，还是陈微明将武禹襄的《十三势说略》篡改而成。
以上两个考证焦点，前者是主要的，后者是次要的。解决了前者，后者即迎刃而解。
三、杨氏拳谱源自陈长兴之传，
非源自武禹襄之传
杨谱源自何人之传？以前鲜为人知。陈家沟说，其处无王宗岳拳谱（后简称王谱）；杨氏传人，也隐讳拳谱之来源，使人误以为源于武氏之传。实际上，陈长兴拥有整套拳谱。因其谱源于赵堡掌门陈敬伯违反门规（拳不出村），私自授谱族弟，不便宣扬，故长期保密其出处。杨禄禅之拳谱，实为陈长兴之传，证据如下：
（1）杨氏拥有一套古谱32目，杨振基在著述《杨澄甫式太极拳》时，已将原件影印公之于世。杨振基于1992年委托严翰秀代笔出版《杨澄甫式太极拳》时，已将该谱为陈长兴传，告知严翰秀，其后严翰秀告知笔者。
（2）李亦著《太极拳小序》早已点出了陈长兴拥有“王谱”之秘。文曰：“太极拳不知始自何人，其精微巧妙，王宗岳论详且尽矣。后传入河南陈家沟陈姓，神而明者，代不数人。”李亦何以知此不宣之秘呢？因杨禄禅与武禹襄为同一时代、同一家乡之亲密拳友，经常切磋拳艺，交流拳谱，禄禅获长兴授谱之秘，虽对外人保密，但对禹襄是如实透露的。李亦从武氏处得悉真情，故能有证据地点出，王宗岳拳谱已传入陈家沟。李亦之曾孙李光藩也据祖传，在其撰写《杨露禅三下陈家沟》的纪实文学中，证实“陈长兴又将祖传秘诀，看家绝技授予杨露禅。”（载《中国太极拳》杂志1994年第2期48页）这又佐证了杨振基所述是真实的。武氏嫡系传人证明杨谱非源自武氏，是最有权威之证据。
（3）从拳谱的文字校核，“杨谱”与陈长兴家存的“乾隆抄本”是吻合的。所有不同之处是，授予禄禅之谱只传拳谱，省略了六首张三丰的拳经歌诀（七言四句）；而“乾隆抄本”则保存完整。“乾隆抄本”已由长兴之孙陈延熙于1900～1906年期间，在天津授拳时，赠予友人形意拳名家许占鳌，许再传姜容樵等。姜氏于1930年著《太极拳讲义》3，将该谱公之于世。下面是“乾隆抄本”中“张三丰太极拳论”之相关原文：
歌诀二
举动轻灵神内敛，莫教断续一气研，
左宜右有虚实处，意上寓下后天还。
（拳论）一举动，周身俱要轻灵，尤须贯串。气宜鼓荡，神宜内敛。
无使有凸凹处，无使有断续处。其根在脚，发于腿，主宰于腰，形于手指。由脚而腿而腰，总须完整一气。向前退后，乃得机得势，有不得机得势处，身便散乱，其病必于腰腿求之。
上下前后左右皆然。凡此皆是意，不在外面。有上即有下，有前即有后，有左即有右。如意要向上，即寓下意。譬之将物掀起，而加以挫之之力，斯其根自断，损坏之速乃无疑。
虚实要分清楚，一处自有一处虚实，处处总此一虚实。周身节节贯串，无令丝毫间断耳。
歌诀五
*%捋挤按四方正，采扌例肘靠斜角成，
乾坤震兑乃八卦，进退顾盼定五行。
（拳论）长拳者，如长江大海，滔滔不绝也。十三势者，*%捋挤按采扌例肘靠，此八卦也。进步、退步、左顾、右盼、中定，此五行也。合而言之，曰十三势。*%捋挤按即坎离震兑，四正方也。采扌例肘靠即乾坤艮巽，四斜角也。进退顾盼定，即水火金木土也。
以上系三丰祖师所著，欲天下豪杰延年益寿，不徒作技艺之末也。
从“杨谱”及“乾隆抄本”这两份不同流传途径的证据看，基本吻合。可以确认，杨谱是陈长兴之真传无疑。陈长兴的存家之谱，有六首歌诀与王宗岳拳论一一对应。其中歌诀三、四对应的是“山右王宗岳太极拳论”，此论单独抽出后，就会将歌诀二、歌诀五和附在歌诀后之旁注“以上系武当山张三丰祖师所著”连起来。杨氏拳谱，因缺少歌诀相间隔，误把两首歌诀对应的拳论，合为一篇。由此验证，便理顺了杨谱的真正来源。
应当指出，据路迪民等的古拳谱原貌考证4，及笔者的再考证，确认：古谱是王宗岳对张三丰所传的拳经歌诀，作一一对应的诠释。谱中的释文均为王宗岳著，歌诀均为张三丰原著。王宗岳在谱写完毕后，向后人交代，“以上系武当山张三丰祖师所著”，指的是张三丰的拳诀，不是他自己的拳论。因此，“一举动，周身俱要轻灵……”的作者应是王宗岳，不是张三丰。但俗称为“张三丰太极拳论”，从广义来看，也无原则错误，因为王宗岳之全部拳论，均为张三丰的拳理所传。
（4）从杨谱中的《十三势歌》，同武禹襄所传的《十三势歌》相比，其中文字大同小异。小异部分，杨谱与“乾隆抄本”相同，也说明杨谱源自长兴所传，非禹襄所传。见下表：
各拳谱的《十三势歌》异同之比较
武氏拳谱杨氏拳谱乾隆抄本
气遍身躯不稍痴气遍身躯不少滞气遍身躯不少滞
势势存心揆用意势势揆心须用意势势揆心须用意
工用无息法自休工夫无息法自休工夫无息法自休
详推用意终何在想推用意终何在想推用意终何在
歌兮歌兮百四十歌兮歌兮百*2字歌兮歌兮百*2字
枉费工夫遗叹息枉费工夫贻叹息枉费工夫贻叹息
杨氏入山 篇七
由千载寺以及唐村家谱的资料可知，太极拳源于无极功，无极功源出千载寺，为唐朝李道子所始创，太极拳的发源与武当山无关，亦和张三丰无涉，这与历史上对张三丰的记载只字不提太极拳或武术之事是相应的。由博爱唐村的资料可知，王宗岳是唐村李氏十二世李鹤林的弟子，本来和张三丰是毫无瓜葛的，但之前人们并不能得知王宗岳的身世，因为无所知，所以给后人的附会带来了便利。张三丰的身世同样也是一个悬案，所以相关附会也多不胜举。可以说，所有把王宗岳和张三丰强拉在一起的说法都是附会，都是后来人的臆断和添加，可以判伪无疑。
唐豪先生曾在北平某厂肆得到一本《阴符枪谱》和《太极拳谱》的合抄本，因为其中有春秋刀残谱，唐豪由此认为王宗岳学艺于陈家沟，同样的史料，徐震又认为陈家沟学艺于王宗岳，“王宗岳之谜”真真令人彷徨于无地也！历史是不承认推测的，真相要靠证据来表明，西方有句名言：“人一思考，上帝就发笑”，唐、徐二君都是“善于推求”者矣，但在我们知道了历史的真相后也不免哑然失笑了。厂本太极拳谱上有“先师武当山张三丰王宗岳传留”字样（见唐豪《王宗岳考》附厂本残谱），且厂本拳谱和杨氏拳谱同，可见，厂本原来也不过是后人的抄本罢了，绝非是王宗岳手定。我们知道，原本王宗岳抄本太极拳谱远远不是我们现在所认为的那么少，盖武氏交给杨氏的抄本尚是武禹襄的删节本也，厂本无疑是杨氏之后的形制，所以厂本也是杨氏谱的抄本。
张三丰是明朝政府刻画出来的一位仙道隐士的形象，明朝五代皇帝对张三丰的造势使张三丰声名远扬，成为隐仙式神秘人物。清末太极拳传播之初并没有附会张三丰，陈沟旧谱、杨氏旧谱、王宗岳旧谱、武氏旧谱都表明了这一点。在太极拳广泛传播以后就附会成了张三丰仙道所传，亦攀附名士自抬身价耳。此风大约从吴鉴泉、杨澄甫始。
在杨澄甫《太极拳体用全书》的《自序》中，杨自称小时闻其祖父说：“太极拳创自宋末张三峰，传之者为王宗岳、陈州同，张松溪、蒋发诸人相承不绝。”这一说法将清初黄宗羲所说的内家拳祖师张三峰认为太极拳创始者，并将王宗岳混同于王宗，肯定是拼凑无疑，尤其是，王宗岳本是无名之辈，杨氏自从武禹襄那里方闻其名，不可能知道王宗岳的师承，武禹襄也不曾知道王之师承，况且张三峰传王宗岳根本就是无稽之谈，杨禄禅有明确的师承，这些必非杨禄禅所说，定是杨澄甫自编。杨书还有《张真人传》加强其伪说，但此文明显采自《明史・张三丰传》，明史中说张三丰是金元人，亦并非北宋张三峰也。然而，杨澄甫此说的影响力却极其广泛，散布了极其荒谬的信息。
太极拳谱最神秘的还有《杨氏太极拳老谱》。杨家老谱具体内容是什么？杨振铎曾公开了32目，是否是全本尚待考究。吴家有《太极法说》（吴本）是其抄本之一，书封二有吴公藻的题记，言明此谱是杨班侯授予全佑，抄于端郡王府内，内有文40篇。沈家桢从杨澄甫那里抄出的谱子（沈本）有43篇，据称都是从杨禄禅那里传下来的，其中包括《太极拳论》、《十三势行工心解》。收谱广泛的是《太极拳功解》，内容实为杨家老谱、王宗岳抄谱（世传本）、宋书铭拳谱三者的合抄，此即沈寿先生所推重的“万本”拳谱，此谱视王谱、宋谱为杂集，尊崇杨谱，其中杨家老谱内容为37篇。吴本比万本多出《张三丰承留》、《口授张三丰老师之言》、《张三丰以武事得道论》三篇，太极拳早期是不讲张三丰的，此三篇文必非全佑原抄文字，则余37篇和万本相同，此37篇当为杨家老谱的全部。沈本含有王宗岳抄本的内容，世传本王宗岳谱的内容为1.《十三势论》；2.《十三势释名》；3.《太极拳论》；4.《十三势行功歌》；5.《十三势行功心解》；6.《打手歌》。除下王谱内容则沈本尚存37篇，这应是杨家老谱的全貌。吴本的三篇文章是吴家所独有，那么这三篇衍文何来？虽题名《张三丰承留》，但肯定非张三丰所作，观《三丰全集》全是道学家言，而承留等三篇的文辞全是儒家的学说，宋明理学的道理多于道家的理论。由承留文中“授之至于来，字著宣平许”之句，可知此篇非宋书铭所作即吴鉴泉所作！尊奉唐朝于欢子许宣平者何人？宋氏太极功传人宋远桥也。从许宣平到宋远桥，从宋远桥到宋书铭，一脉嫡传，有宋书铭《宋氏太极功源流支派论》为证，吴鉴泉又拜在宋书铭的门下，也是许宣平一系之传。吴氏托名张三丰也许与此段大有渊源。另一篇《口授张三丰老师之言》，文中出现“体育”一词，可知必与张三丰无关也。“体育”为外来词，是戊戌变法前后清朝留学生从日语中舶来的。据考最早见于1898年上海大同书局出版的康有为辑录《日本书目志》，这是中国出现“体育”一词的开始，以后1902年《杭州白话报》上所刊载的译文中出现，1903年上海的《政艺通报》刊登的《无锡体育会简章》正式使用了“体育”这个词语，并立即为社会接受，此后“体育”一词方在中文里扎根落户。1914年许禹生创设体育研究社，邀请吴鉴泉、杨少侯、杨澄甫等参与，讲究“体育之学”者莫非正是吴先生本人？
《杨家老谱》成书很早，在杨家授拳于端郡王府时已经有诸，杨家老谱为何人所撰？必杨禄禅公不能也。从吴公藻上推一百多年看到什么时候？杨禄禅能写拳谱吗？一直以来人们认为杨禄禅质朴无文，不通文墨，推想杨禄禅出入于京城王府，交游于仕子权贵，必非毫无品位之人。到王府任教，杨氏想来不可能是个文盲，在王府期间，又可谓“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杨氏腹中诗书不多该读的书如四书五经、宋明理学等典籍还都是应该补上了的。尤其在与贵族、文士交往的环境下，杨氏要完成教学任务，对于用三教经典等来解说拳理或者装饰理论应该是早已经轻车熟路了。其实在古人的生活环境里，诸如阴阳、五行、八卦等等理论都是很自然的生活常识，并不如我们现在所以为的那么神秘和复杂。例如我们都用钟表，所以我们很习惯的用几点钟来表达平面方位，而在古人表示方向时使用离位、坎位、乾方、巽方来表达都是很自然的，并非是故作高深之态。也许有人认为杨氏的底子太差，不可能写文章，但看杨家老谱文字质朴，亦必非文人手笔，这样的文章想来也不需苏李的文采不可。杨氏既然能达武道巅峰，文事亦必通融，也是远非同等学力的人可比的，何况杨氏所讲无非武学，都是练上身的东西，言必中节，理所当然。例如：李仲轩老先生小学文化，但李老的文笔思维又几人能达到？孙禄堂先生完全是自学，文采及素养又如何？这些活生生的例子使我们明白先前观点的偏颇。又如我师祖陈合龙先生是文盲，但对于拳理却领会很深，所讲的道理往往使人如醍醐灌顶，解放前还曾口编很多劝善、抗日等的歌谣，这也是武通文就的一例。
自从武氏从舞阳盐店得到《王宗岳太极拳谱》以来，随着太极拳的发展普及，相关于太极拳的拳谱也陆续有发现和披露，直到今天尚且有新文献公诸于世。但考察所有面世的太极拳谱文字，都不能脱离唐村所发现的李氏太极拳拳谱的范围或是明显有其影子在焉，唐村千载寺作为太极拳发源地的史实不可撼动。正因为唐村位于太极拳以及无极养生功的发祥地，唐村所发现的拳谱具有不可估量的研究意义，所有太极拳史上所形成的既成错误，以及由其产生的混乱影响，都将在此史料的研究中得以澄清！所有太极拳历史方面的混乱和争议都将平息，这无疑为太极拳向世界民众的推广扫清了很多的障碍，为中华文化向世界的传播立下了卓绝的贡献。
附：博爱县李氏太极拳谱拳论
无极养生拳论
无极养生功者，人未练之先，无思无意，无形无象，无我无他，胸中混混沌沌，一气浑论，无所向意者也，世人不知有逆运之理，但斤斤于天地自然顺行之道，气拘物蔽，昏昧不明，以致体质虚弱，阳极必阴，阴极必亡，于此摄生之术，概乎未有谙也。惟三教融易，圣人独能渗透逆运之术，揽阴阳、夺造化、转乾坤、扭气机，于后天中返先天。复出归元，保合太和，总不外乎后天五行八卦之天理矣。一气伸缩之道，所谓无极功能生一气者是也。吾练功探感之无极养生功乃人之无意无形，联先天极妙之主体，冲和之本始，阴阳动静之初源也。万物之生负阴抱阳，人之真元所从而来，灵明所从而抱，无极生太极矣。于此而与五行八卦元通，通则变，完全人身之阴阳而保此灵明者也。永人之天年，畅达人之血脉筋骨，欲从后天返先天，而卫生之术无极养生功者也。苟以异端目元远矣，无极养生功有百益而无一害，虽以之强吾氏族也，谓世裔贤徒大功练而远矣。谨此无极养生论焉。
大明万历庚寅年岁次春月于太室祠传拳训论
李叶蓁
十三势行功歌
十三总势莫轻视，命意源头在腰隙。变转虚实须留意，气遍身躯不少滞。静中独动动犹静，因敌变化是神奇。势势存心揆用意，得来不觉费工夫。刻刻留意在腰间，腹内松静气腾然。尾闾中正神贯顶，满身轻利顶头悬。仔细留心向推求，屈伸开合听自由。入门引路须口授，工夫无息法自修。若言体用何为准，意气君来骨肉臣。想推用意终何在，益寿延年不老春。歌兮歌兮百四十，字字真切已无遗。若不向此推求去，枉费功夫贻叹息。
大明万历庚寅年岁次春月太室祠创传十三势拳歌训论 李春茂
十三势释名
长拳者一名十三势。长拳者，如长江大海滔滔不绝。十三势者，扌朋履挤按扌采 扌列 肘靠，此八卦也，进步、退步、左顾、右盼、中定，此五行也，合而言之十三势也。扌朋履挤按即坎离震兑，正四方也；扌采 扌列 肘靠即乾坤艮巽，四斜角也；进退顾盼定，即金木水火土也。
十三势论
一举动，周身俱要轻灵，尤须贯串。气宜鼓荡，神宜内练。无使有缺陷处，无使有高低处，无使有断续处。其根在于脚，发于腿，主宰于腰，行于手指，由脚而腿而腰，总须完整一气。向前退后，乃得机得势，有不得机得势处，身便散乱，其病必于腰腿求之。上下前后左右皆然。凡此皆是意，不在外面。有上即有下，有左即有右，如意要向上即寓下意，若将物掀起而加以挫之之意，斯其根自断乃坏之速而无疑。虚实宜分清楚，一处自有一处虚实，处处总此一虚实。周身节节贯串，勿令丝毫间断耳。
大明崇祯壬申年二月研拳草论李春茂
十三势行功心解
以心行气，务令沉着，乃能收敛入骨。以气运身，务令顺遂，乃能便利从心。精神能提的起，则无迟重之虞，所谓顶头悬也。意气须换的灵，乃有圆活之趣，所谓变动虚实也。发劲须沉着松静，专主一方。立身须中正安舒，支撑八面，行气如九曲珠无微不至，气遍身躯之谓也。运劲如百炼钢，何坚不摧。形如捕兔之鹄，神如捕鼠之猫。静如山岳，动似江河。蓄劲如开弓，发劲如放箭。曲中求直，蓄而后发。力由脊发，步随身换。收即是放，断而复连。往复须有折叠，进退须有转换。极柔软然后极坚硬，能呼吸然后能灵活。气以直养而无害，劲以曲蓄而有余。心为令，气为旗，腰为纛。先求开展，后求紧凑，乃可臻于缜密矣。
行功心法辩
又曰：先在心，后在身。腹松气敛入骨。神舒体静，刻刻在心。切记一动无有不动，一静无有不静。动往来，气贴背，敛入骨。内固精神，外示安逸。迈步如猫行，运劲如抽丝。全神意在精神，不在气，在气则滞。有气者无力，无气者纯刚。气如车轮，腰如车轴。
李仲
太极拳论
太极者，无极而生，阴阳之母也。动之则分，静之则合。无过不及，随曲就伸。人刚我柔谓之走，我顺人背谓之粘。动急则急应，动缓则缓随。虽变化万端，而理唯一贯。由着熟面渐悟懂劲，由懂劲而阶及神明。然非用力之久，不能豁然贯通焉！虚领顶劲，气沉丹田，不偏不倚，忽隐忽现。左重则左虚，右重则右虚。仰之则弥高，俯之则弥深。进之则欲长，退之则欲促。一羽不能加，蝇虫不能落。人不知我，我独知人。英雄所向无敌，盖皆由此而及也。斯技旁门甚多，虽势有区别，概不外乎壮欺弱，慢让快耳！有力打无力，手慢让手快，是皆先天自然之能，非关学力而有为也。察四两拔千斤之句，显非力胜；观耄耆能御众之形，快能何为？立如平准，活似车轮。偏沉则随，双重则滞。每见数年纯工不能运化者，率皆自为人制，双重之病未悟耳！惟欲避此病，须知阴阳。粘即是走，走即是粘，阴不离阳，阳不离阴，阴阳相济，方为懂劲。懂劲后愈练愈精，默识揣摩，渐至从心所欲。本是舍已从人，多误舍近求远，所谓“差之毫厘，谬之千里”，学者不可不详辨焉！是为论。
大清乾隆五十二年丁未岁次二月二日于唐村讲武堂
李鹤林
打手歌
履挤按须认真，上下相随人难进。
任他聚力来打我，牵动四两拨千斤。
引进落空合即出，粘连黏随不丢顶。
刚柔快慢自有为，形观耄耋能御众。
彼不动，己不动，彼微动，己先动，劲似松非松，将展未展，劲断意不断。
大清乾隆五十二年丁未岁次二月二日讲于唐村讲武堂
李鹤林
打手要言
内固精神，外示安逸。彼不动，己不动，彼微动，己先动。
身法：涵胸 拔背 裹裆 护肫 提顶 吊裆 腾挪 闪战
刀法：里剪腕 外剪腕 挫腕 撩腕
枪法：平刺心窝 斜刺膀尖 下刺脚面 上刺锁项
打手撒放
（上平） 业（入声） 噫（上声）
咳（入声） 呼（上声） 吭 呵 哈
杨氏入山 篇八
关键词： 遵义； 历史地名； 政区沿革
中图分类号： K9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8631（2013）04-0064-01
黔北重镇遵义，是国务院列入首批公布的24个历史文化名城之一。“遵义”之名沿用至今已有1364年，其名称最早出现于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将播州所领的罗蒙县改名遵义县。遵义所辖地域的历史地名有“夜郎”和“播州”，其次有“柯”、“鳖”。地名的变化反映了遵义地区政区沿革历程。
一、夜郎、柯等地名与遵义古代政区
春秋时期，遵义所辖地域属柯、鳖、等小邦国；战国时期，遵义一带属夜郎国。夜郎国的历史大致追溯到战国至西汉成帝和平年间。“夜郎”首见于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滇王、夜郎王都曾经与汉使者言曰：“汉孰与我大？”家喻户晓的成语“夜郎自大”由此而来，夜郎作为政区名一直存在至南朝。古代乌江被称为“柯”，是比夜郎更早的较小古国之名。据晋常璩《华阳国志・南中志》：“周之季世，楚威王遣将军庄，沅水出，且兰以伐夜郎，植柯系舡……因名且兰为国。”
汉武帝通西南夷后，在遵义建置郡县。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设鳖县，含今遵义、桐梓、湄潭、正安、凤岗等县。西汉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置犍为郡，郡治鳖县，即今遵义市中心城区附近。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夜郎地置柯郡。魏晋南北朝时期，遵义地区为蜀汉和南朝属地。晋建兴元年，分柯郡置平夷郡，鳖县地属之，宋、齐、梁、陈相沿。[1]贞观九年（635年），柯县置郎州，领恭水、高山、贡山、柯盈、邪施、释燕6个县。十一年（637年），废郎州及所领6县建置；十三年（639年）复置播州，改原柯县为遵义县（今遵义市），为播州的治所。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所置的夜郎县，在今桐梓县境，为珍州的治所。唐天宝元年（公元742年）改珍州为夜郎郡，夜郎县为治所，五代时废。此外历史上叫夜郎的古县还有三个，一在今贵州石阡县西南，唐武德四年置，贞观元年废；二在今贵州关岭县境，南朝梁大宝以后废；三在今云南宣威县境，汉置，南朝梁大宝以后废。
二、播州地名与唐至明末遵义政区沿革
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复置郎州及恭水、高山、贡山、柯盈、邪施、释燕六县，省并后为遵义（县治在今绥阳境内）、带水及芙蓉三县，将郎州改名为播州，领辖今黔北的大片地域。这是史书上第一次出现播州之名，由此播川郡正式纳入大唐帝国版图，中央委任职官刺使（太守）治理播川郡。《遵义府志》载：“（唐贞观）十四年（640年），更恭水曰罗蒙，高山曰舍月，贡山曰湖江，柯盈曰带水，邪施曰罗为，释燕曰胡刀”。
贞观十三年（639年）至广明一年（880年），先入播的罗氏家族和乾符三年入播的杨氏家族，为播州侯，世袭镇守和屯垦开发播州。罗氏在大历年间占有今绥阳、遵义、桐梓县境，后被闽族所占，杨氏从闽族手中夺回罗氏的失地，加上原据有的仁怀、赤水、习水等地，从而占据了黔北主要地区。杨氏入播两代后唐朝灭亡，五代时杨氏势力继续发展。而宋代是杨氏势力迅速扩大的时期。宋大观二年（1108），首领杨光荣、杨文贵各献其地附宋，分别置播州和遵义军。宣和三年（1121年）废播州为城，隶南平军；废遵义为砦，隶珍州。南宋嘉熙三年（1239年）复设播州路和播州安抚司。
元朝时经过杨氏杨邦宪、杨汉英、杨嘉桢对少数民族的军事征讨，辖地不断扩大，包括今黄平、今都匀与贵定交界处、施秉、余庆、开阳、綦江、道真、正安、瓮安、沿河、凯里等地的部分区域共计三十余处，主要分布在今遵义地区及黔东南州，在遵义到黄平以及黄平到贵阳的古驿道上，播州杨氏势力发展到顶峰。[2]元十二年（1275年），元世祖忽必烈下诏招抚。十四年（1277年），杨邦宪以播州、珍州、南平军地降，仍置播州安抚司，以杨邦宪为绍庆、珍州、南平等处宣抚司充播州安抚使。杨邦宪卒，子汉英袭职，赐名杨赛。二十八年升为播州宣抚司，隶属于四川行省。次年，以赴京取道湖广为便，改隶湖广行省。宣抚司统辖黄平府、南平綦江、珍州思宁、旧州草塘等十九个长官司和诸峒寨。元顺帝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杨氏附明玉珍。明洪武五年（1372年）降明，六年升为播州宣慰司。
播州因境内有播川得名，播州地名历经唐、五代、宋、元，直到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存在了962年，影响时间久远。至今人们常习惯用“播州”称古代的遵义，而播州自唐僖宗乾符三年（876年）成为杨氏土司割据政权，到明万历二十八年（公元1600年）杨应龙叛乱被平定，共计725年为杨氏土司世袭统治。播州作为遵义地名的历史时期基本上是杨氏土司统治时期，因此播州土司成为遵义的主要的文化符号之一。
三、遵义地名与改土归流后遵义的政区演变
贞观十六年（642年），改罗蒙为遵义。其名取自《尚书・洪范》“无偏无颇，遵王之义”之意。遵义这个地名虽然出现较早，却是三级政区。成为二级政区是在明万历二十八年（公元1600年）“平播之役”后，朝廷取消土司制度，实行“改土归流”，于次年分播州地为二，设遵义军民府属四川，平越府属贵州。遵义军民府于明万历二十九年（公元1601年）四月二十九日设立，府署设于遵义老城，内设职能机构齐全，配知府、同知管理军、政、民、刑等各项事务，实行了与全国职官配置和工作方式的完全统一。遵义军民府改播州长官司为遵义县，真州长官司为正安州，设桐梓县、绥阳县、仁怀县，共辖一州四县。府管一州四县包括今遵义红花岗区、汇川区、桐样县、赤水县、习水县、仁怀市、绥阳县、正安县、道真县等地域。当时今遵义地区的务川县属思南军民府；湄潭县、余庆县属平越军民府；凤冈县属石阡军民府。府内设置机构与中原地区各府机构一致，规范了作为地方政府对内对外承担的职责和义务。平越军民府改黄平安抚司为黄平州，余庆长官司为余庆县，瓮水安抚司为瓮安县，新设湄潭县，共辖一州三县。新设龙泉县今凤冈划归石阡府。改土归流的另一个变化是由朝廷在遵义军民府留中央驻军、设囤卫、恢复驿站、恢复生产等。平播后，朝廷立即恢复驿道、驿站等交通通信网点，根据重要与否配置马匹与人夫，加强中央对地方的了解和控制。[3]
清康熙年间取消“军民”二字，直称遵义府。清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遵义府由四川省划归贵州省管辖。宣统三年（1911年）11月4日，贵州宣告脱离清政府统治，成立大汉贵州军政府。11月9日，遵义军政分府成立，府下设县。直到民国初年，废除“府”的建制，贵州省设11个行政督察区，黔北十余县为第五行政督察区。
1935年1月15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生死攸关的转折点，遵义之名也由此名扬天下。1949年11月，遵义解放，撤第五行政督察区，建立遵义专区，后改遵义地区；划遵义县城区及邻近郊区建遵义市。1997年6月，经国务院批准，撤销遵义地区改建为遵义市（地级市，1997年11月挂牌），原遵义市改建为红花岗区，原遵义地区领辖的县、自治县即归新建的遵义市领辖；赤水市、仁怀市为省辖市，由遵义市代管。2004年，经国务院批准，由红花岗区和遵义县北部划出部分地区，在原遵义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基础上，新成立汇川区。至此，全市共辖2区、2市、8县和2民族自治县，遂成今日遵义之政区格局。
参考文献：
[1] 张祥光。播州建置沿革与杨氏始末[J].贵阳师院学报，1980（2）：23-28.
[2] 王兴骥。播州土司势力的扩展和地域考释[J].贵州文史丛刊，1993（2）：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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