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宣怀的教育思想和办学实践 盛宣怀的教育思想和办学实践范文【最新8篇】
这里是书包范文精心整编的盛宣怀的教育思想和办学实践范文【最新8篇】，让您更全面的了解盛宣怀的教育思想和办学实践的相关知识。
盛宣怀的教育思想和办学实践范文 篇一
【关键词】大学生；民族精神；教育途径
前言
北京奥运会是全中国人民包括海内外华人期盼已久的体育盛事，更是全世界人民共同期盼的盛事。我们应以开放的意识和胸襟，和全世界人民一道，共襄盛举，办好本届奥运会。历史已经告诉世界：中华民族是重友谊、讲和谐的民族，更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
当北京奥运圣火在世界传递，受到了世界上热爱和平人们的热烈欢迎时。却在某些国家出现借****集团分裂国家、策划组织打砸抢烧暴力事件进行干扰和攻击。有人心怀叵测故意制造事端，试图把北京奥运会当作向中国政府施压的政治筹码。中国人民出于热爱祖国的诚挚感情，对干涉我国内政的行径表达了强烈的愤慨，特别是当代大学生，表现出空前广泛的爱国热情。
爱国热情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而当理性的因素注入爱国热情之中，爱国的热情非但不会冷却反而会由浅入深地走向思考、比较、判断，从而提升为一种理性的力量。把炽热的情感转化为理性的认识高度，既能够化解面临的各种不利因素，也能充分凝聚和展现内在爱国力量。这种建立在民族自信、自尊和自豪基础上的，空前广泛的强烈的爱国主义，更加充分彰显出中华民族爱国情感的理性力量。
一、多措并举，不断丰富大学生民族精神教育途径
（一）利用课堂教学的主要方式，进行大学生民族精神的教育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和形势与政策课是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方式，承担着弘扬和培育大学生民族精神的责任。应坚持用正确的科学的理论教导大学生，用优秀历史文化教育学生，要进步挖掘课程中的民族精神教育资源，在传授知识的过程中加强民族精神教育。充分利用各种现代教学方法，形象、生动、活泼地展现中华民族的历史传统和文化传统，结合实际宣传中华民族对人类进步的贡献，讲授改革开放三十年翻天覆地的变化等等。要为学生设置新奇、解惑、充满情趣的教学情境，使学生因“疑”生趣，用“疑”生奇，活跃大学生学习氛围，使大学生在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同时，领悟中华民族精神的深刻内涵和博大思想，以此激发学生的民族自尊心、自豪感和爱国主义热情，培育大学生博大的民族精神。
（二）利用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激发大学生民族精神
高校要精心设计和组织开展内容丰富、吸引力强的思想政治、文娱体育等校园文化活动，把弘扬民族精神融入到活动之中，使大学生在各项活动中思想感情得到熏陶、精神生活得到充实、道德境界得到升华。让学生作为校园文化活动主导者，辅导老师从讲台走下来，从“中心位置”“退居二线”，放手让学生组织利用“五四”青年节、“七一”建党纪念日、“十一”国庆节、“一二。九”运动纪念日等重大节庆日和纪念日，开展以民族精神教育为内容的主题教育活动，唱响爱国主义、民族精神的主旋律。
（三）开展社会实践教育，弘扬培育大学生民族精神
重视实践活动，给学生提供足够的实践活动空间。积极开展大学生的社会实践活动，通过社会实践环节是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有效途径之一。以北京奥运为契机，组织大学生通过专题讲座、文艺演出、宣传板报、图片展、奥运知识读本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广泛深入社区、乡镇、农村，面向基层群众大力开展“绿色奥运、科技奥运、人文奥运”奥运理念和奥运精神的宣传活动；组织大学生参加“祥云圣火”的传递活动，使其感受民族精神的宏大；积极营造全社会关注奥运、心系奥运、喜迎奥运的良好氛围，增强广大青年参与奥运、奉献奥运、服务奥运的主动性和自觉性。
充分让学生接触社会、动眼观察、动脑思考、动口说理，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让大学生感受到改革开放后祖国日新月异的变化，对他们来说是最好的教育和自我教育过程。另外，通过实践活动，大学生参与社会服务，还知识于人民，更加深和巩固了所学知识，本身也是传承民族精神的最好体现。转贴于
（四）建立与时代脉搏合拍，凸显针对性和实效性，使网络成为弘扬和培育大学生民族精神的重要阵地
开辟网上民族精神教育新阵地，奏响网络爱国主旋律。美国著名的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曾说：“谁掌握了信息，控制了网络，谁就拥有了整个世界。”******主席在主持学习时指出：“能否积极利用和有效管理互联网，能否真正使互联网成为传播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新途径、公共文化服务的新平台、人们健康精神文化生活的新空间，关系到国家文化信息安全和国家长治久安，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全局。”建设主题教育网站，正是高校积极占领网络思想舆论阵地的重要手段。通过高校主题教育网站，在网上积极的真实信息，进行广泛讨论，从而达到掌握网上教育主动权，培育积极、健康、向上的网络宣传舆论氛围的目的。
当代大学生热衷于网络，善于从网络中获取信息，而目前的网络信息良莠不齐，很多信息会对大学生产生消极负面的影响。因此，高校要重视加强网络信息的监管和建设力度，要建立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特色网站，把民族文化传统、艺术作品、文化艺术科研成果和历史文物等制成数字化产品，实现网络文化与民族文化的有机结合。此外，还要加强大学生的网络文明公约教育，鼓励和引导大学生文明上网，获取积极健康的网络信息。
二、贴近实际，当前大学生民族精神的表现形式
（一）大学生要传承民族精神，正确地、理性地表达爱国热情
当代大学生是建设祖国的人才，担负起历史的重任，他们心怀远大理想，关心国家的前途命运，为了祖国的强大繁荣刻苦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做弘扬民族文化的实践者和促进派，做时代的先锋。
1919年5月4日爆发的那场北京学生反帝爱国运动，其革命浪潮迅速席卷全国，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伟大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这是一次追求民主、追求真理的思想解放潮流，极大地推动了科学思潮在中国的传播。它又是一次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伟大斗争，唤醒了中华民族的觉醒，直接促进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在中国的开展，五四伟大的爱国精神直接影响了我们一代又一代人。
在共同抵御外辱、救亡图存的时代，大学生掀起“一二九”运动，抗日进入新高潮，通过全国人民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最终取得了抗战的伟大胜利，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使中华民族开始了复兴的征程。
改革开放以来，大学生站在时代的前沿，担负起历史的重任，他们心怀远大理想，关心国家的前途命运，为了国家的繁荣昌盛刻苦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做弘扬民族文化的实践者和促进派，做时代的先锋。
当代青年大学生要传承五四精神，热爱祖国，为祖国的稳定和发展、繁荣和富强作贡献。面临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共青团组织应当组织好、引导好广大青年学生，正确地、理性地表达爱国热情。
（二）大学生应通过努力学习汇聚成对繁荣祖国、振兴中华的贡献
祥云火炬传递，让我们再次感受到爱国热情，无论是看到海外华人租用飞机悬挂爱国标语的画面，还是看到人们举着的欢迎圣火传递的五星红旗，还有针对敌对势力的攻击，网友们群情激愤的声讨和谴责，这股强大的中国力量鼓舞人心，为国增辉，也给了敌对势力强有力的回击，充分说明了中国人民不可欺、不可辱。爱国需要激情，但是更要理性，因为单靠一味地愤怒和抵制无法有效回击敌对势力的攻击，弄不好还会被别有用心的人钻了空子，趁火打劫、弄出点乱子，作出亲者痛、仇者快的事，影响我们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北京奥运会，我们要迎接四面八方的客人，展示中国人民的精神风貌和文明素养。
我们要集中精力做好本职工作。在复杂多变的形势下，我们必须坚持正常稳定的社会秩序和经济运行秩序，必须有一个有序的生产生活环境。这是我们搞建设、谋发展、办好奥运会的重要条件。因此大学生要适应时展的要求，正确认识祖国的历史和现实，以奥运为契机，增强爱国的情感和振兴祖国的责任感，树立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弘扬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高举爱国主义旗帜，锐意进取，自强不息，艰苦奋斗，顽强拼搏，真正把爱国之志变成报国之行。今天为振兴中华而勤奋学习，明天为创造祖国辉煌未来贡献自己的力量！
（三）大学生要以实际行动表达爱国热情，支持奥运会
盛宣怀的教育思想和办学实践 篇二
关键词：北洋大学堂；中国；高等教育；缘起
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缘起问题，涉及到中国高等教育史的开端，需要有一个明确的落笔处。可是目前尚缺乏统一的定论，有起源于福建船政学堂说，起源于京师大学堂说，起源于湖南大学的千年学府说，等等。这就给中国高等教育史的分期和断代带来了困惑。本文依据教育学者潘懋元先生给出的判定高等学校历史地位的标准：“一所高等学校的历史地位，创办时间排序第一或前列，固然有它的历史意义，标明他得风气之先，起先驱作用。但更重要的是看他在历史上的影响，对推动中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乃至在文化、经济、政治近代化发展中所起的积极作用。”分析北洋大学堂和中国高等教育起源的关系，乃至于对于中国近代社会的引领作用，应是探索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起点。
一、北洋大学堂的办学水准和办学特色
北洋大学堂创建于1895年10月2日（清光绪二十一年八月十四日），是甲午战争后为“兴学救国”而建立的我国近代第一所大学。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的炮声使中国人振聋发聩，它不仅使中国的统治阶层和知识分子震惊和醒悟，更重要的它“是中国近代民族觉醒的新起点”。亲身经历这次事变的吴玉章在回忆录中写到：“我还记得甲午战败的消息传到我家乡的时候，我和我的二哥曾经痛哭不止”，“这真是空前未有的亡国条约！它使全中国都为之震动”。“四万
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 谭嗣同喊出了四亿国人的悲愤。此时的清朝统治者急于寻找“自强”“求治”之道，清光绪皇帝于1895年5月下谕：“自来求治之道，必当因时制宜。况当国事艰难，尤宜上下一心，图自强而弭隐患。朕宵旰忧勤，惩前毖后，惟以除痼习力行实政为先，叠据中外臣工条陈时务，详加披览，采择实行。如修铁路，铸钞币，造机器，开矿产，折南槽，减兵额，创邮政，练陆军，整海军，立学堂……应及时举办。……各直省将军督抚将以上诸条，各就本省情形上藩臬两司暨各地方官悉心筹划，酌度办法，除文到一月内分折复奏。”是年5月，维新派代表康有为等人“公车上书”，主张改良政体，“废科举，兴学校”，批判“中学”提倡“西学”。9月，洋务派代表盛宣怀提出，“自强首在储才，储才必先兴学”，并上奏《拟设天津中西学堂章程禀》，建议引进西学，开办大学。10月2日，光绪帝批准，北洋大学堂建立。在举国上下感受到教育和科技落后带来的切肤之痛后，国人认识到了培养高级专门人才的重要。面临国家和民族的危亡，北洋大学堂为“兴学强国”而建立。
北洋大学堂基于洋务运动20年来开办西式教育的基础，借鉴其经验和教训，办学起点高，学科设置先进，直接和世界先进国家的高等教育接轨。
第一，北洋大学堂初创即是本科层次的大学。
首先，北洋大学堂建立之始就定位为本科层次的大学。盛宣怀在建立北洋大学堂的章程中写到：“头等学堂，本年拟先招已通大学堂第一年功夫者，精选三十名列作末班。――至第四年底，头等头班三十名，准给考单挑选出堂。或派赴外洋，分途历练；或酌量委派洋务职事。此外国所谓大学堂也。”
其次，从学制上看，与欧美大学学制相同。头等学堂相当于欧美的大学本科，二等学堂相当于欧美的大学预科。头等、二等学堂学制皆为四年，历时8年方能培养出高级专门人才。1895年大学堂成立时，头等学堂直接从天津、上海、香港等地招收“已通大学堂第一年功夫者，精选三十名列作末班”。经过4年的学习，1899年北洋大学堂第一届学生毕业。由香港招生就读于北洋大学堂法科的学生王宠惠，获钦字第一号毕业文凭，这也是我国第一张大学毕业文凭。
再次，从体制上看属于国立官办的第一所大学。北洋大学堂由光绪皇帝亲自批准，并任命津海关道盛宣怀兼任首任督办（即校长），此后历任督办皆由津海关道担任。办学经费从国家关税中拨发。其建校之时就定名为“大学堂”。早期校名的变化是这样的：1895年9月，盛宣怀奏折《拟设天津中西学堂章程禀》校名拟称为“中西学堂”，奏折报到当时的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王文韶处，王文韶在修改后上报光绪皇帝的奏折《津海关道盛宣怀创办西学学堂禀明立案由》又改名为“西学学堂”。光绪皇帝接奏折御批后学堂成立，名称为“北洋大学堂”。目前笔者可以查到的创建之初就称为“大学堂”的考证材料有10余条（可见笔者的另一篇文章《关于北洋大学的几点考证》）。最早的见于1895年10月2日报道北洋大学堂开学消息的英文版《京津泰晤士报》，即称北洋大学堂为“University”， 而不是College或Senior high school（专科学院或高级中学）。此外，1895年11月8日，《直报》刊登的清政府颁布的“劝令加捐”中写道“为晓谕事查前因天津设立头等二等大学堂经费”。北洋大学建立仅月余，清政府文书即称为“大学堂”。这是当时中国唯一被称为“大学堂”的学校。 第二，北洋大学堂初创是综合性大学。
初创之时，头等学堂分设律例（法律）、工程（土木）、矿冶和机械4学科。其中既有社会科学学科，又有自然科学学科。北洋大学堂的法科，是中国近代法律的开山者，它对于中国教育界、法学界乃至于社会的影响巨大而深远。其培养的学生多为各界翘楚。如法科首届毕业生王宠惠后留学美国获耶鲁大学法学博士，1912年出任南京临时政府外交总长，1920年出任北京政府大理院院长，1922年出任北京政府内阁总理，1923年被国际联盟选为海牙常设国际法庭正法官，是我国近代著名法学家。近代著名法学家徐谟，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广州起义总指挥张太雷，近代著名诗人徐志摩等，都毕业于法科。在其后的办学过程中，北洋大学堂不断地根据国家需要增设学科：1897年增设铁路专科；1898年附设铁路班；1903年附设法文班、俄文班，培养专门翻译人才；1907年开办师范科培养师资。北京师范大学早期创始人之一齐璧亭，就是北洋大学堂师范科的毕业生。北洋大学堂在初创时期，实际已经是包括文、法、工、师范教育诸多学科的初具综合性的新式大学。
第三，北洋大学堂所设学科皆为西方大学的新兴和前沿学科。
盛宣怀在设立北洋大学堂章程中提到：“职道与曾充教习之美国驻津副领事丁家立考究再三，酌拟头等二等学堂章程。”丁家立（Charles Daniel tenney），美国教育家，熟悉美国高等教育的情况，为盛宣怀提供了美国大学的经验作为北洋大学堂的办学蓝本。这一时期的美国南北战争结束，社会工业化步伐加快，哈佛、耶鲁等传统大学开始向现代大学转型，芝加哥、克拉克等新的研究型大学建立，工程技术人才的培养成为美国大学适应社会需要的发展趋势。此时的工程（土木）、矿业、机械等学科，成为美国高等教育的新兴和前沿学科。1916年南洋公学向工程院校转型时的会议案纪要，对此也有所佐证。纪要中写到：“世界著名工业学校，英国格城皇家实业学校，有土木、机械、电机、矿务、船政、建筑、纺织等科。美国麻省理工学校1865年设教授土木、机械、电机、化学制造、卫生工程、船政驾驶诸科。德国柏林高等工业学校分建筑、土木、机械、船政、化学及冶金诸科。”由此可见，北洋大学堂学科的设立是着眼于当时世界高等教育前沿的，在我国更是处于领先地位。
第四，北洋大学堂资送我国第一批大学留学生。
北洋大学堂创建之初，就将资送毕业生留学作为学堂的主要任务之一。《拟设天津中西学堂章程禀》中规定：该学堂学生毕业后“准给考单挑选出堂。或派赴外洋，分途历练；或酌量委派洋务职事”。同时，在头等学堂章程中列出“头等学堂年经费――所节省之经费，除另造二等学堂及每次考试花红外，其余积存生息，以备四年后挑选学生出洋川资经费”。1899年北洋大学堂第一批本科生毕业，原本毕业后即可赴美国留学，可是因为英法等八国联军攻占了天津，北洋大学堂被德军强占为兵营，学堂被迫停办，留学一事只能搁浅。
1901年，北洋大学堂创始人盛宣怀通过南洋公学资送北洋大学堂第一批学生赴美留学。这是中国首批大学出国留学生，是中国高等学校留学教育之始。当时，学堂设“留美学堂监督”一职，由学堂总教习丁家立兼任。丁家立亲自带领北洋大学堂第一批毕业生赴美留学。此批留学生共8名，具体情况是：陈锦涛，字兰生，31岁，广东南海人，入美国耶鲁大学学习博物学（物理学）；王宠惠，字亮畴，23岁，广东东莞人，入美国耶鲁大学学习法律学；张又巡，又名煜全，字永云，24岁，广东南海人，入美国耶鲁大学学习法律学；王宠佑，字佐臣，25岁，广东东莞人，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矿学；严一，又名炳芬，字锦榕，26岁，广东南海人，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政治学；胡栋朝，字振廷，26岁，广东番禺人，入美国康奈尔大学学习工程学（土建）；陆耀廷，字佩萸，31岁，广东高要人，入美国康奈尔大学学习工程学（土建）；吴桂龄，字猛舟，22岁，广东新安人，入美国康奈尔大学学习机械学。这批留学生分别取得了硕士或博士学位，回国后大都成为了国家的栋梁。王宠佑获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学位，回国后曾任汉口炼锑公司总工程师、汉冶萍铁厂厂长等职，是我国著名的矿冶专家。张又巡获耶鲁大学法学博士，回国后曾任清华学校校长，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
1901年至1907年我国官费留美学生总计约有100余人，其中北洋大学堂就占有半数以上。他们后来大都成为我国著名的专家学者，如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医学家刘瑞恒，数学家秦汾，银行金融家钱永铭，冶金学家温宗禹、蔡远泽，法学家赵天麟、冯熙运，师范教育家李建勋、齐璧亭等等。
北洋大学堂出国留学生全部为公费派遣，除资送学生留美外，还有留英、法、德、日、比等国。由于北洋大学堂课程安排、讲授内容、所用教科书，均以美国著名的哈佛、耶鲁等大学为标准，故所培养的学生质量很高，从第一届毕业生起即可免试直接进入美国著名大学的研究院深造。
通过对于北洋大学堂初创情况的表述，我们可以看到：第一，北洋大学堂建立于“中国近代民族觉醒的新起点”这一关键性的转折时期，预示着也促进着中国社会大变革的来临；第二，北洋大学堂是在洋务教育20年基础上建立的更高层次的教育，承载着中华民族“兴学强国”的重任；第三，北洋大学堂起步于世界一流大学水平，完全符合大学层次的标准。
二、北洋大学堂对于中国高等教育的贡献
北洋大学堂对于中国高等教育的贡献不仅表现在开先河、引领新风上，而且贯穿于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百年的全过程。
（一）“为继起者规式”的中国高等教育的典范
盛宣怀奏折《拟设天津中西学堂章程禀》写道：“中国智能之士，何地蔑有，但选将才于俦人广众之中，拔使才于诗文帖括之内。至于制造工艺皆取材于不通文理不解测算之匠徒，而欲与各国絷长较短，断乎不能。……职道之愚，当赶紧设立头等二等学堂各一所，为继起者规式。”由此可见，盛宣怀创建北洋大学堂目的就是为了解决我国高级专门人才短缺问题，同时为我国树立高等教育的样板，作为其后建立高校的范式。
从投入经费上看，“头等学堂每年需经费银三万九千余两，二等学堂每年需经费银一万三千余两，――是以常年经费甚巨，势难广设。现拟在天津开设一处以为规式”。两次提出“规式”，反复强调了北洋大学堂的榜样作用。北洋大学堂创办后也确实成为了各省仿办的模式和范本。当时两江总督刘坤一就曾问盛氏说：“闻公在津新设学堂，章程甚佳，即祈钞示全卷，以便将来仿办。”1896年春， 盛宣怀曾禀明两江督臣刘坤一，筹款议建南洋公学，“初议筹设南洋公学，拟照天津分设头等二等两学堂”。并随即着手南洋公学的筹建工作。10月间，他奉命离津海关道职，接任铁路总公司督办，长驻上海，又连续向清廷呈递《条陈自强大计折》、《请设学堂片》等奏折，希望“宜令各省先设省学堂一所，教以天算、舆地、格致、制造、汽机、矿冶诸学，而以法律、政治、商税为要”。因“需才孔亟”，为“收速效”，“筹款议建南洋公学，如津学之制而损益之”。
因为南洋公学的上院（大学部），在清末尚未招生，因此，据清政府学部总务司所编《光绪三十三年份第一次教育统计图表》记载，我国在1902年以前的大学仅有三所：北洋大学堂、京师大学堂和山西大学堂。北洋大学堂建立于1895年，京师大学堂建立于1898年，而山西大学堂建立于1902年。“继北洋大学之后而设立之工程学府，为北京大学之工科。其次为山西大学之工科，南洋公学及唐山路矿专校。”京师大学堂所设工科，1910年才分别按土木、矿业两学门招生，山西大学堂所设学科按照北洋大学堂学科设立，分为法律、工程、采矿、冶金四学门。北洋大学堂的办学模式影响了中国近代高校的建立，确实起到了“为继起者规式”的典范作用。正如盛宣怀所言：“臣前官津海关道时，当讲求学务，尚未萌芽之先，首创北洋大学堂，以开风气。”
（二）“兴学强国”确立中国高等教育百年的价值取向
盛宣怀创建北洋大学堂时提出的“兴学强国”的主张，成为了中国高等教育所特有的历史使命和百年坚持的价值取向。
盛宣怀关于教育是救国强国之本的主张在当时是不同凡响的。清中后期开始闭关锁国，不了解世界的发展，养成朝野夜郎自大的心态，视西方科技为奇技淫巧，认为“自来奇技淫巧，衰世所为，杂霸欢虞，圣明无补”。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不得不折服于西方的船坚炮利，开始向西方学习，办洋务、建西学，但其目的仅局限于“师夷长技以制夷”。甲午战争中我国惨败于先于自己向西方学习的日本，反省失败的原因，加大了兴办新学的力度，但其原则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张之洞在《劝学篇》中提出“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并将这一思想贯彻于1903年清政府颁布的学制之中。“无论何等学堂，均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仍然抱残守缺、食古不化，没有把学习西方的先进教育摆在救国图强的位置。盛宣怀长期操办洋务，从中深刻认识到西方国家乃至日本兴盛的原因，更感到兴办新式教育的迫切和重要，他向清政府进言道：“日本自维新以来，援照西法，广开学堂书院，不特陆军海军将弁皆取材于学堂；即今之外部出使诸员，亦皆取材于律例科矣；制造枪炮开矿造路诸工，亦皆取材于机器工程科地学化学科矣。仅十余年，灿然大备。”他还说：“自强首在储才，储才必先兴学……伏查自强之道，以作育人才为本；求才之道，尤宜以设立学堂为先。”他在提出这一“兴学强国”主张的同时，以急迫的心情提议“当赶紧设立头等学堂、二等学堂各一所”。由此可见，盛宣怀对于新式教育的认识远比同时代的人深刻得多。
盛宣怀不仅认识深刻，而且付诸实践。他在办学实践中摒弃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原则，代之以“西学体用”，他认为“西人学以致用为本”。北洋大学堂的头等学堂课程分为基础课和专业课。各学科的学生都要学习基础课，如笔绘图并机器绘图、格致学、化学、微分学、重学、作英文论和翻译英文等。专业课则各有侧重，如工程学科有工程机械学、材料性质学、桥梁房顶学、水利机器学等；矿务学科有深奥金石学、测量矿苗学、矿务兼机器工程学等；律例学科有万国公约、各国通商条约、大清律例等。学堂规定“汉文不做八股试帖，专做策论，以备考试实在学问经济”。一改封建教育八股取士传统，作“实在学问经济”的毕业论文。1903年北洋大学堂重新厘定课程，“各学门的功课又分为主修功课、辅修功课和选修功课。主修与辅修为必修功课，选修功课为学生自由选学。毕业时，都要自著论文一篇和毕业设计”。
北洋大学堂的创建，为中国近代学制的建立提供了实例。据《河北省志》记载，清末河北省建立有小学堂、中学堂和中等实业学堂、高等实业学堂和高等学堂，初步形成了初等和中等教育的格局，但是缺少高等教育，没有形成完整的教育体系。1895年北洋大学堂的建立，完善了河北省的教育体系，使得河北省成为我国第一个教育体系完全的省份（当时天津隶属河北省管辖）；同时，为中国近代教育学制的建立提供了实例，形成了教育分层的学制结构。1902年清政府颁布了我国第一个近代学制――“壬寅学制”，学制将教育分成三段七层，其中高等教育又分为三层：高等学堂（或大学预科）、分科大学堂和通儒院，从“壬寅学制”中不难看出北洋大学堂对于学制的影响。
盛宣怀“兴学强国”的主张和北洋大学堂注重应用科学的价值取向，是在“中国近代民族觉醒的新起点”上的一次带有突破性的认识转变。从这个起点开始，我国高等教育经过长达一百多年的实践和认识的不断深化，上升到今天“科教兴国”的历史新高度。
（三）中国大学向现代大学转型的引领者
19世纪末，北洋大学堂开中国高等教育风气之先；20世纪初，又成为中国大学向现代大学转型的引领者，表现出了第一所大学深厚的办学功底。
我们知道，传统大学向现代大学的转变，始于德国的柏林大学。19世纪初，德国的教育部长兼柏林大学校长洪堡，在德国实行教育改革，以柏林大学为试点，施行教育和科学研究相结合，由此带动了世界上的大学向现代大学的转型。教育学者韩水法在《谁想要世界一流大学》一文中曾指出：“洪堡1810年按照两条新人文主义的原则建立了一所与当时德国大学模式乃至英法大学模式迥异的柏林大学。这两条原则一是学术和教学自由，二是教学与科学研究相统一。它使德国在几十年内一跃成为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大学制度和系统的国家。美国那些著名的大学在十九世纪后半期的发展，几乎可以说是以洪堡式的德国大学陶铸自己的结果。”
中国大学由传统向现代的演进源自于北洋大学堂。1928年，由北洋大学教授、水利工程专家、中国水利工程学会会长李仪祉发起组织的，由黄河水利委员会、北洋大学和河北省立专门学校合作，建立了“天津水工试验所”，并成立了董事会，李仪祉任董事长。建所的目的是组织科研力量，开展黄河水利工程项目的研究，直接为治理黄河服务。天津水工试验所是我国近代建立的最早的三个工程研究所之一。1933年北洋工学院还成立了矿冶工程研究所和工程材料研究所。1934年，两个研究所合并，设立“国立北洋工学院工科研究所”，“以招收国内外大学或独立学院工科毕业生，研究高深学问，并供给教授研究各项工程问题之便利，及代外界解决各项工程实际技术问题”为宗旨。这包括了三项核心内容，即：培养研究生、开展学术研究和为社会生产服务。这一宗旨完全吻合现代大学的职能。正如美国教育家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在《现代大学论》中指出的：“现代大学的最重要的职能，是在尽可能有力的条件下深入研究各种现象”，“追求科学和学术的工作”。“现代大学在最高层次上全心全意并毫无保留地致力于增进知识、研究问题和训练学生。”这一时期我国高校招收研究生的只有两家：北洋工学院工科研究所和武汉大学工科研究所。开展研究生的培养工作，打通了我国高层次人才的培养空间，形成了由学士、硕士到博士的培养体系，标志着我国高层次人才培养与国际上先进的人才培养体系的接轨，是我国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又一个里程碑。这一时期的北洋大学倡导著书立说，出版学术专著，发表学术论文，参加国际会议，开展项目研究，产学研相结合，在当时的我国高等教育界和科学技术界树立了时代新风。这一时期，北洋大学确立了校训“实事求是”，又制定了“巍巍学府北洋高”的校歌，歌词中“不从纸上逞空谈，要实地把中华改造”，直白的表述了“兴学强国”的思想。
从北洋大学堂的自身演进中，我们可以体会到什么是大学和大学的深厚底蕴。北洋大学堂以他开先河的典范作用和百年的办学贡献，承载着中国近代第一所高校的盛誉，实践着中华民族“兴学强国”的使命。
三、对于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缘起的几点认识
如何认定中国高等教育的缘起，笔者认为应放在中国近代社会变革的大背景下，放在中国近代教育发展的整体过程中，放在世界近代教育发展的共同规律中去认识，将更加准确和客观。
清末，清政府出台了两个学制，《壬寅学制》和《癸卯学制》，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体现教育层次结构的学制，其中在“中学堂”层次之上的是“高等学堂”，与高等学堂在同一层次的有“大学预科”和“高等实业学堂”。“高等学堂‘令普通中学堂毕业愿求深造者入焉，以教大学预备科为宗旨’是大学预科。……这一级的高等学校共有五种类型……高等实业学堂和实业教员讲习所，包括高等农业学堂、高等工业学堂、高等商业学堂、高等商船学堂，以培养高等专门技术人才为目标。”北洋大学堂的二等学堂即是大学预科。“头等学堂即现在之正科，以伍廷芳为总办；二等学堂即现在之预科，以蔡绍基为总办。”[33]北洋大学堂创办之初设立二等学堂是为解决头等学堂生源问题。为了与1902年颁布的《壬寅学制》的规定相一致，1903年北洋大学堂停办二等学堂，改为大学预科，召集二等学堂旧生和北洋水师学堂学生补习普通学科为预备科，1905年毕业升入正科第三班。为解决北洋大学生源问题，自1903年起将保定直隶高等学堂定为北洋大学堂的预备学堂。1912年民国教育部公布的《大学令》，规定大学预科的学生入学资格须为中学校毕业，或经试验有同等学力者。1913年教育部决定将保定直隶高等学堂由保定迁入天津，作为北洋大学堂的预科。至于预科的性质，“大学的预科和普通高等学堂，他们是分科大学的预备教育阶段”。1931年考入北洋大学预科，1937年毕业于北洋大学本科的矿业系学生刘树人的在学过程很好的说明了这一情况。刘树人1931年夏报考了天津北洋大学预科，8月20日北平各大报纸刊登了北洋大学1931年度录取新生榜，他随即收到学校录取通知书，名字榜列第9名。考入预科后，课程除每周有一次国文课为中国老师讲授古文外，其余的数学、物理、化学、英文等均使用英文课本上课，教师亦用英语讲授。下午时间都安排物理试验、化学分析、木金工厂实习、制图等。1933年暑假他升入本科一年级。因为他是二年级工科预科生，按学制规定需要取得高三毕业证书才能升入本科，故暑假留校集中受训。从这个例子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当时大学预科的课程内容及办学层次。中国大学设立预科来解决生源不足的问题，是学习美国大学的经验，美国在19世纪初为解决大学本科生源问题就开办有预科。 “美国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影响是显著的，无论是预科制，还是大学模式，都曾被引入中国。”1902年后随着大学在我国的兴起，开办预科也随之在全国推开，并延续到抗日战争爆发。
预科与正科的不同还可以从保定直隶高等学堂的例子中认识。该学堂是清末北方一所办学水平较高的重要学校，但是他的毕业生离进入北洋大学堂的正科还有差距。“保定直隶高等学堂成立之年，即在督署搭棚招考新生约250名为第一班。第一班学生在保定直隶高等学堂读完三年，第四年转入北洋二等学堂的四年级。翌年升入头等学堂（此时头等学堂改名为正科）。第二班学生在保定直隶高等学堂读了五年，因毕业时学部认为合格准予升入北洋大学堂正科。但北洋大学堂教务提调王劭廉亲往保定甄试，认为程度不够，又续读一年，才升入正科。第三班以后的课程进度经王劭廉予以调整，才与北洋的二等学堂程度一致，毕业生届时升入北洋大学堂正科。”此外，北洋水师学堂学生进入北洋大学堂的预备科，也要补习普通学科的科目。由此可见，清末高等学堂的办学水平与“大学堂”还是有相当差距的。
我们再将此问题放在中国近代教育发展的整体过程中去认识。我们知道，大学教育是人类迄今为止最高层次的教育，他的产生是建立在初等、中等教育基础之上的。中国的近代学堂出现在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但是当时多为外国教会在中国开办的小学堂。中国人和中国政府并没有建立西式学堂。1850年为抵制太平天国的影响，咸丰皇帝发出上谕，要求“书院家塾教授生徒，均令以御纂《性理精义》、《圣谕广训》为课读讲习之要，使之家喻户晓，礼义廉耻油然而生，斯邪教不禁而自化”，可见还在努力维护封建教育。中国的近代教育出现于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1860年11月，中国第一个赴美留学生容闳向太平天国提出7点改良建议，其中有关于建立军事学堂和实业学堂的建议。1862年恭亲王奕忻向清政府上《奏设同文馆折》，7月京师同文馆正式开学。这是洋务派创办的第一所西式学堂，随后1863年建立上海广方言馆、1864年建立广州同文馆等等。这些语言学堂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被统称为“西文”学堂。而“西艺”学堂的建立则比“西文”学堂晚。郑观应曾指出：“今之学其所学者不过精通文学语言，为一己谋衣食，彼自有其精微广大之外，何尝稍涉藩篱？故善学者必先明其本末，以西学言之，如格致制造等学其本也，语言文字其未也。”在国人认识到“西文”学堂的不足之后，“西艺”学堂开始建立。1867年福建船政学堂开学，1876年福州电报学堂建立，1879年天津电报学堂建立，等等。“西文”、“西艺”学堂的建立为中国近代教育进行了宝贵的探索。就高等教育而言，他的贡献至少有三点：第一，丰富了教育层次，为高等教育的建立奠定了基础；第二，培养了具有新文化、新知识的学生，为高等教育准备了生源；第三，各类学堂的探索为高等教育的建立积累了经验。
中国的近代教育发展是一个层次结构逐渐完善的渐变过程，这符合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从1860年洋务派开始创办西式教育，到1895年北洋大学堂建立，中国近代第一所高校的出现，就体现了这一发展规律。这也符合世界近代教育发展的共同规律。
我国的近代教育和日本的近代教育都起步于19世纪中晚期，有许多相近之处。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向欧美教育学习加快了近代教育的步伐，开始出现工业、农业和商业学校。1899年日本连续公布了《实业学校令》和工业、农业、商业及商船学校规程，“目的在于适应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需要，培养产业界所需要的中等技术人才和中等管理人才”。《商船学校规程》规定：商船学校可分为甲、乙两种。甲种商船学校的修业年限为三年，加上实习可延长一段时间。学习科目有作文、物理、地理、化学、外语等。科目（学科）分为航海科和机械装置科。航海科有航海术、运行术、机械装置概论、海上气象学概论和造船学概论等。机械装置科有机械装置术、机械制图、力学、应用力学和电器学概论等。两科分别有航海和造船的实习科目。这与我国培养“分驾驶一途，制造一途”人才的福建船政学堂十分相似，同属于职业技术教育的范畴。
北洋大学堂的创建与日本大学的创建也有相似之处。日本东京大学工学部的前身是建于1871年的工部省东京工学寮。1872年3月公布的《工学部学校建设概要》规定：工学寮由小学部和大学部两部分组成。小学部学制2年，学习期满后，经过考试成绩合格者进入大学部的各门专业。大学部学制4年，专业教育2年，实际教育2年。设有土木、机械、电讯、矿山等6个学科。
北洋大学堂建立之初也是由头等学堂和二等学堂组成，设有土木、机械和矿冶等学科，其办学结构和性质与东京工学寮相似。当时的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王文韶在给皇帝的奏折中提到：“该道拟请设立头等二等学堂各一所以资造就人才。惟二等学堂功课，必须四年方能升入头等学堂。头等学堂功课，亦必须四年方能造入专门之学。”二等学堂“此外国所谓小学堂也”，头等学堂“外国所谓大学堂也”。为保证生源质量，北洋大学堂将小学堂2年制改为4年制。这一改变，使二等学堂达到高中教育水平，加上课程的调整，保证了大学预科的学生水平，从而保证了北洋大学堂本科的生源条件。
综合分析北洋大学堂和中国高等教育起源的关系，乃至于对于中国近代社会、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影响，我们认为将北洋大学堂作为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起点可能更为恰当。
参考文献：
[1]潘懋元。福建船政学堂的历史地位与中西文化交流[A].见：王杰。学府史论[C].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1999.39.
[2]沙健孙，龚书铎。五四运动与20世纪中国的历史道路[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1.
[3]吴玉章。从甲午战争前后到辛亥革命前后的回忆[A].见：吴玉章文集（下册）[C].重庆：重庆出版社，1987. 955.
[4]谭嗣同。有感一首[A].见：谭嗣同全集[C].北京：中华书局，1981. 540.
[5][24]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C].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 136，197.
[6][20]盛宣怀。南洋商务学堂移交商部接管折[A]. 张凤来，王杰。北洋大学―天津大学校史资料选编（第一卷）[C].天津大学出版社，1991. 45.
[7][42]王文韶。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王文韶呈光绪皇帝奏折[A]. 见：张凤来，王杰：北洋大学―天津大学校史资料选编（第一卷）[C].天津大学出版社，1991.16.
[8]劝令加捐[N].直报光绪二十一年九月二十二日，第246号。3.
[9]盛宣怀。筹集商捐开办南洋公学情形折[A].见：交通大学校史编写组：交通大学校史资料选编[C].西安：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1986.35.
[10]交通部上海工业专门学校交通会议案[A].见：交通大学校史编写组：交通大学校史资料选编[C].西安：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1986. 125.
[11]盛宣怀。拟设天津中西学堂章程禀[A]. 见：张凤来，王杰。北洋大学―天津大学校史资料选编（第一卷）[C].天津大学出版社，1991.
[12]教育杂志。1904年（清光绪三十年十月十五日），第一期。
[13]刘坤一。函[A].见：王杰。学府史论[C].天津大学出版社，1999. 217.
[14][22]陈学恂。中国近代教育文选[C].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 76，2.
盛宣怀的教育思想和办学实践范文 篇三
一、加强教育管理，不断提高团员的思想政治素质。
1、我校团员队伍的总体素质是好的，但也存在着素质不高的问题。
为了全面提高团员的思想政治素质，一年来校团委以上为重点，开展工作。一是进行了开展增强团员意识教育活动。增强团员意识教育活动工作是团员素质评估，增强团员意识的一项重点工作，根本宗旨是为了提高团员的思想和政治素质，进一步激励广大团员发挥模范作用。二是有益身心健康的活动，寓教于乐。一年来，校团委围绕学校各时期的中心工作、根据广大团员青年的特点，抓住契机，不失时机，充分发挥校园舆论的导向作用，有计划、有目的地开展各种活动。配合学校工作，提高团员的素质。如今年初开展的“树立新校风，由我做起”、“增强团员素质，提高团员们的思想品德”为主题的组织生活，促进团员队伍的建设。三是大力地开展了成人宣誓活动，有目的、有计划的开展各种团员外出活动。如：四月份我校团委组织部分团员代表参加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中山纪念堂”，增强了爱国主义素质。一年来，积极对团员进行公民素质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遵纪守法教育。在十一月份，举行了03级成人宣誓活动，培养了团员积极向上的思想品质和爱国主义情操，增强社会责任感。四是每个支部每月做好“三个一”活动，一期墙报、一次组织生活、一本团日记，并定期检查评比，每学期进行奖励，做到评比专人负责，规范记载。
2、严格把握发展团员的标准，把好团员“入口关”，有步骤、有计划、有组织、有原则地开展团组织发展工作。
团的战斗力不仅取决于团员的数量，更重要的是团员的质量。发展新团员必须坚持发展的标准。一年来，我们严格按照“双重筛选、四项考核”，“合格者选择录取、不及格者不予发展”的原则发展新团员。对申请入团的同学，按标发展，宁少勿滥，从而保证团员质量。同时也督促青年同学们努力向目标迈进，使后进变先进。
二、与时俱进、大胆创新，完善各项组织制度，大力加强团的组织建设。
“改革才能进步”，为了使各部门更好的发挥其职能，团委会各部门积极的发挥主观能动性。做了有关以下工作：
1、加强团干部队伍建设，多种形式提高他们的工作能力的水平。
组织部不定期地进行支书谈心工作，对遇到困难的支部，特别是低年级的支部，提供指导和帮助。团日记是反映团员心声的园地，政宣部通过团日记的评价工作，收集同学的意见、建议，了解同学们的思想动向，及时向学校有关领导汇报、反映，并及时沟通协调。在四月份，经学生科、团委、学生会的共同努力下，成功地筹备，组织召开了新一届“双代会”。通过此次大盛会，到会代表选举产生了新一届团委委员，这是一次承前起后的大会，继往开来的大会。在团委的指导下在五月份召开了“五四表彰大会”，有郑礼周、钟丽姗等10位同学被评为“优秀团干部”，和郭思漫、梁利琼等30位同学被评为“优秀共青团员”。03预算班、04—5班被评为先进团支部，03给排班、04—1被评为表扬支部。
2、坚持组织工作的检查监督制度
一年来，在组织建设方面，重点抓团支部工作制度的建设。在使用团日记互评表，团支部工作评估表，支部墙报评比办法不断改进，使评比办法更加科学、切实实行。团委坚持每月一次部长、委员例会，部署工作，做到及时发现与解决问题。组织部在团委老师的安排下，每周对各支部进行团徽抽查。增强了团员的纪律性。实践部对学校“三室”开放进行及时的监督和管理，保证“三室”财务管理工作的廉洁性，与此同时做好“七室”的财产登记和管理工作。
三、加强青年志愿服务队建设，积极开展社会实践活动
校团委在社会实践活动方面重点抓了“青年志愿服务队”的工作。一年来，我校“青年志愿服务队”本着服务社会、服务学校、服务他人的宗旨。对孤寡老人进行慰问和探访，参与慰问“寿星大厦”、“海珠区福利院”、“广州市荔湾颐乐园”等进行了自编自导的小品，舞蹈等节目的表演。参与进行打击沙河大街乱摆乱卖活动和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和“十九路军陵园”悼念革命先烈活动。展现新一代市政学生无私奉献、助人为乐、见义勇为的时代新风的宗旨积极走向社会开展志愿活动，在学校和社会上都塑造了良好形象。赢得了社会各界人士的好评和肯定。
盛宣怀的教育思想和办学实践 篇四
摘 要： 从1893年11月金达上书李鸿章请设立铁路学堂，到1896年5月金达再次上书，再到同年11月终于获准，中国第一所铁路学堂的创设几经延宕，历经波折。学堂招生后，又经历了被谋求并入北洋大学堂到摆脱合并独立办学的曲折。在这背后，有英、俄争夺中国路权的斗争，有李鸿章、王文韶、盛宣怀等晚清大员对中国近代铁路建设的不同认知与官场纠葛，堪称那个大变动时代政治的一个缩影，为今人审视晚清近代化的艰辛历程提供了一个视角。
中图分类号： K256.9 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 1009-4474（2013）01-0129-08
从1890年中国自行开始培养铁路人才，到1896年第一所铁路学堂的建立，为时长达6年，中间几经反复。在内忧外患的19世纪末期，一所规模不过几十人的铁路学堂的建立事宜诚属微不足道，但深入观察和体认这个曲折的筹建过程，会发现它是和当时波谲云诡的外争和内争交织在一起的，当时活跃于政坛的李鸿章、张之洞、王文韶、盛宣怀等风云人物均牵涉其中。学堂的创办过程，堪称那个大变动时代政治的一个缩影，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历史信息。
一
1881年，唐胥铁路建成通车。该路虽只有约9公里，却是中国自办铁路之始。1890年，李鸿章在其创办的天津北洋武备学堂中设立铁路班，聘请德国克虏伯工厂派来的工程师包尔任教习。这是中国自办铁路教育之始。大约1892年冬，首批学生毕业，共12人，分配在各铁路参加工程修建。1893年，包尔销差回国，李鸿章专门上奏为之请奖①，并另聘德国人沙勒继任教习。
同年11月，津榆铁路总工程师英国人金达（C.W.Kinder）上书李鸿章，认为将铁路班附设在武备学堂内，由于“合堂事多人众，工程师耳目难周，该学生等所习技艺，亦未能精通”，故建议在山海关设立专门铁路学堂，“方足以收实效而重久远”，并对建立学堂所涉各项事务作了详细筹划和经费预算②。
作为一个中国雇用的外国工程师，金达为中国铁路发展作长远谋划，难能可贵，其建议也切中要害。尽管当时中国铁路建设刚刚起步，在建铁路并不多，但从长远看，必将有大规模建设。事实上，金达上书之时，长达上千公里的芦汉铁路已在筹议之中。因此，铁路修建技术人员将有大量需求足可预期。完全依靠外籍工程师，即使抛开费用、管理上的问题，仅就数量而言，显非长久之计。况且育才非一蹴而就之事，只有未雨绸缪，早作打算，才不致临事措手，事倍功半。
但对于金达的建议，李鸿章反应却很冷淡，只批了“所有盖房用人各节，需费颇多，金达拟定之银恐必不敷”②数语，便将建议搁置了起来。对于上书中顺便提及的铁路车站员工在运输中擅自加价、勒索客商一事，李鸿章倒很重视，作了详尽的指示。
李鸿章权倾朝野，总揽北洋，设立学堂这种无关全局的事务，随手批示，似也不足为奇。但仔细思之，却并不简单。李鸿章在办洋务中对于教育的态度，不好简单评说。在创办一系列近代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的过程中，对于新式人才的缺乏，李鸿章自然有深切感受。在培养新式人才上，他也确实提出不少主张，做了不少工作。他先是主张在既有教育体系中变通，在科举考试中“另开洋务进取一格，以资造就”〔1〕。后又进一步提出在科举之外设立专门机构，在沿海省份设立“洋学局”，分设“格致、测算、舆图、火轮、机器、兵法、炮法、化学、电气学数门”，学成者“与正途出身无异”〔2〕。
李鸿章亦有诸多办学实践，如创办北洋武备学堂、天津水师学堂、天津电报学堂等新式学校，派遣幼童赴美留学。但另一方面，李鸿章对军事教育较为热心，对于实业教育则显得不够重视。如武备学堂和水师学堂，自其创建之初即按常设学堂办理。天津电报学堂创办于1880年9月，两年后培养了一届毕业生，李鸿章即打算停办，只是因新电报线的架设才未实行〔3〕。李鸿章对于实业教育的态度可以为其搁置金达的建议的做法提供一种解释，但进一步思考，似乎说服力还不够。
从表面上看，李鸿章不支持办独立铁路学堂的理由是经费，即认为金达预算不足，实际花销会更大，无法提供。因此首先要讨论的就是金达的预算是否“必不敷”？按照金达的计划，每月所需经费是：聘请洋教习1名，银300两；中国副教习1名，银100两；学生20名，伙食用银120两；杂役10名，用银40两；零碎应用一切器具用银90两；租赁房屋30两。合计每月780两，全年需9360两②。
金达在华多年，对北洋诸多洋务事业的情况比较了解。参照类似事情的花费，他所拟定的开支项目和数额应属妥当。即以1882年天津电报学堂的经费支出为例。从1882年3月到12月，学堂各项开支为：委员汉教习司事夫役人等薪粮，银1964两；洋教习二名费用，银3358两；学生衣履、膏火、奖赏等费用，银731两；委员、司事、中外教习、学生等办公费用，银1852两；书籍、笔墨等费用，银228两〔3〕；以上合计8133两，若按此标准，全年需9760两。金达按照20名学生计算，电报学堂则有40名学生。故金达预算难称“不敷”。虽然李鸿章在1893年面临慈禧太后筹备60寿辰要挪用筑路经费等压力，但无论如何也不至于拿不出这笔钱来。
此外，还有两点原因也使李鸿章似应认真地对待金达的提议。
首先是建议者金达的身份。早在唐胥铁路修建时，金达即为主任工程师。正是在金达的建议和强烈坚持下，铁路轨距采用了1435mm的国际标准，使中国铁路在技术标准上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1882年，金达成为总工程师。1886年，在天津海关总税务司德璀琳（Detring）的安排下，金达得以面见李鸿章，并说服李同意将铁路建造到芦台。此后在该铁路的延展中，在技术上一直由金达主持，李鸿章对金达也十分信任和倚重。金达以这样的身份提出建立独立铁路学堂的建议，理应引起李鸿章的高度重视。
其次，金达在上书中提出了加速培养铁路人才的一个重要理由，即加快关东铁路的建设。此点其实正可迎合李鸿章的思路。19世纪90年代初，俄国正筹划兴建西伯利亚大铁路，这对清朝统治者的发源地东北会构成直接威胁。李鸿章即刻注意到俄国此举，在1890年5月密令金达着手对南满铁路进行勘测。到7月，金达率领的勘测队经锦州、吉林、宁古塔到达珲春，然后通过边境，经黑龙江滨海地区抵达海参崴，原路返回，完成了李鸿章的任务〔4〕。随后，李鸿章以“速征调，利边防”为由，改变修筑津通线的意见，转而奏请清政府将铁路从天津向关外方向延伸，经山海关、沈阳、长春延伸到珲春，修成一条关东铁路。清廷批准了此议，于1891年在山海关设立北洋官铁路局，每年拨银200万两，令李鸿章督办。金达上书时，铁路关内部分即将修完。
因铁路只修到接近山海关处，所以金达主张学堂也暂时在山海关租房建校，“以免首尾不应之虞。待各桥工完竣后，再将铁路学堂迁移奉天要地”，并指出：“现闻俄国加工赶造铁路，其居心实不可问。而中国亦宜赶紧造至吉林为要务。须多用精壮执事，工期速成，屈指一二年内，便可造到千余里之遥”②。可见，金达完全是遵循李鸿章的抗俄思路提出办独立铁路学堂这一建议的。
但或许恰恰是这两点而不是简单的经费问题使李鸿章有意搁置金达的建议。
关东铁路修建甫一定案，便引起俄、法、日、美等国的关注，李鸿章陷入了错综复杂的国际交涉之中。俄国考虑到关东铁路对俄国远东铁路及其利益的冲击，所以立刻开始在北京活动，企图阻止修筑计划的实施。法国则力图在资金和技术上介入，谋取经济上的好处。早在芦汉铁路筹议期间，法国就已厕身其中，后因该路缓建而作罢。关东铁路成案后，法国迅即跟进。1891年5月，法国署理公使林椿向总理衙门推荐由法国商人承办该路。8月，再次照会总理衙门并致函李鸿章，以《中法新约》条款为依据施加压力。法国驻天津总领事白藻泰也就近与李鸿章交涉。
日美在朝鲜争夺铁路修建权的传闻更加剧了东北铁路修建的复杂性。先是1891年3月，传闻美国商人取得了釜山到汉城的铁路修建权，引起日本猜疑，乃活动从美商手中接办。又恐自己实力不够，欲动员中国从北面中朝边境修至汉城，以壮自己声势。李鸿章乃急令驻朝鲜的唐绍仪打探，唐回电称并无此事，李鸿章才心中稍安。5月再起波澜，袁世凯又传来类似的消息，只是除前述情节之外，又增加了一个新的版本，即日本的计划并非针对美国，而是缘于俄国修建海参崴到朝鲜元山铁路的企图。这一传闻虽最终并未成为事实，李鸿章还是倍加小心，电告袁世凯密切注意事态发展，阻止列强在朝鲜筑路③。
法、俄、美诸列强和虽尚不能称“强”、但已显露出勃勃雄心的东邻日本的介入，使得国内围绕铁路修筑形成的政局更加错综复杂，政争更为激烈，这不能不让李鸿章步步为营，小心从事。金达作为一个英国人，虽无太多的政府背景，但由于法、俄和英国的敌对关系，他的建议很可能成为法、俄干涉筑路的口实。他对1890年进行的勘测活动虽尽量保密，“但是俄国人的情报机关早已获悉这个勘测出发前的活动。中国人这个活动的不受欢迎是可以想象到的。的确这件事情的影响所及促使了俄国人不得不赶快实行他们的计划……那时候俄国人在北京不断进行阻碍李鸿章的计划，以争取时间完成他们的计划。事实上，那个局面已经发展成为中俄两国东部边境前进的竞赛”〔4〕。金达设立学堂培养人才以加速关东铁路修建、对抗俄国的建言，也许是出于对中国的善意，但客观上已超越了其工程师的本分。此外，金达上书中批评了天津武备学堂铁路班的德国教习，不主张学生学习德语，而此时德国已与法、俄结成同盟。如果说李鸿章基于对可能产生纠纷的担心而对金达的建议表示冷淡，也是合乎逻辑的。
事情的发展确实如此。1897年之后，清政府决定续修因甲午战争停工的关内外铁路，并仍以金达为工程师。此举遭到俄国的激烈反对，围绕金达的去留，俄、英之间甚至发生了正面对抗，并导致了两国在东北铁路上长达数年的争夺，深刻影响了远东局势④。
二
1896年5月，金达再次上书津芦铁路总办胡保提请设立铁路学堂。上书中说：“目下中国所急需者，首在多储人才”，“今朝廷业经定意推广铁路，核计目下人才虽修路六百里亦不敷用。既乏人才，仅靠外国员司办理诚非得计，而办工撙节，成路迅速，实难专靠洋工程师数人”⑤。此次上书距第一次虽只过去三年，但情势已大有不同。经历了甲午惨败的清政府终于改变了在修路问题上迟疑不决的态度，如上书中所言，“定意推广铁路”。因此，金达的建议也获得了积极的回应。1895年初接任李鸿章担任直隶新督的王文韶于1896年10月29日上奏朝廷设立铁路学堂，得到批准。11月20日，上海、天津各主要报纸上刊出了山海关铁路学堂招生启事，延宕数年的铁路学堂创立事宜终于提上了议事日程。
但此事仍有值得追问之处。金达的上书是5月4日译呈胡钡模王文韶的上奏则在5个多月后，是什么导致了将近半年的迁延？是胡蔽醇笆弊递，还是王文韶另有所虑？
首先来考察一下胡倍源窗焯路学堂的态度。胡保安徽泗州人，祖籍浙江萧山，字芸楣（也写作云楣），同治年间进士。早年曾任长芦盐运使、广西按察使。1894年上疏谈练兵事，得主持新法练兵。1895年10月，转任铁路督办大臣。自此长期投身于清末铁路事务，先后督管关内外铁路的津芦、津榆、京张等段，是中国早期铁路建设的重要人物。
《马关条约》签订后，光绪皇帝上谕，力图改革，引致官员士子纷纷上书言事。光绪阅后，挑选出“胡钡忍醭抡燮九件”发各督抚将军讨论。胡彼上《因时变法力图自强条陈善后事宜折》居九折之首，显为光绪最为看重。事实上，在上奏当日，该折即被光绪“留中”，并与翁同商讨折中事项⑥。在奏折中，胡北泶锪丝办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等设想。虽有研究称该折为他人捉刀，但无疑体现了胡氏本人的看法。而且，以金达与胡痹诮蚵铁路修建中的合作关系，二人平时定有对时局看法的交流，金达不太可能在不了解胡被本看法的情况下贸然上书。由此可以推断，胡庇Ω檬侵С执窗焯路学堂的，不会将金达的上书扣押不予转呈。从胡庇胪跷纳毓彩乱荒甓嗟那榭隹矗二人的关系也很亲密，在正常情况下，王文韶也不会对胡钡慕ㄒ橹弥不理。
王文韶在1895年初由云贵总督赴天津署理直隶总督，8月正式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胡弊魑津榆铁路总办，是王文韶的主要僚属。据王文韶日记记载，王文韶1895年2月11日到天津，2月14日与李鸿章交接，16日第一次见到胡薄4撕蟛坏揭荒臧胧奔洌胡与王面商工作、陪同王视察工厂、铁路，受王的指派办理事情等记载达数十次之多。日渐了解之后，王文韶对胡钡娜似贰⒛芰τ∠笃募选1896年大年初一，署中同僚贺年，均“照向例在二堂彼此一拜，惟云楣行宾主礼，尚强而后可也”。王并夹记：“上年升府尹，后每见必循属官礼，真谦谦君子也”⑦。次日又记：“本拟出门拜年，风甚大。云楣用德律风传语阻止之，同寅相爱之意致可感也”⑦。
5月4日金达上书译呈胡焙螅据王文韶日记，在6月2日胡贝切薪京赴府尹任之前，两人分别在5月11日、20日、26日见面，其中11日“久谈”。日记虽未记载谈话内容，但照常理推测，当有建立铁路学堂的内容。
从王文韶本人的思想看，他对练兵、修路、兴学等甲午后的主要改革措施也是积极响应、极力推行的。正是在他和张之洞的联合举荐下，盛宣怀才得以督办芦汉铁路。在该路筹建中，王文韶也不遗余力，推波助澜。在兴办新式学堂上，王文韶态度同样积极。1896年6月，刑部左侍郎李端鄙稀蹲嗲胪乒阊校折》，建议推广新式教育及与之紧密相关的藏书楼、仪器院、译书局、报馆等事业〔5〕。总署要求督抚议复。王文韶认为该折“语多中肯”，又评论说：“风会所趋，有莫知其然而然者，物穷则变，苟非倭事之创巨痛深，则此风气之开尚在数十年以后也。亡羊补牢未为晚，愿天下有心人共勉之”⑦。
另据王文韶日记，从王文韶上任到1896年10月，与金达的会见也有4次之多：第一次为1895年5月30日，由吴调卿陪同；第2次是1896年3月6日，仍由吴调卿陪同；第3次为1896年6月1日；第4次是1896年10月14日。第一次应是王文韶上任后的礼节性拜访，不会有什么实质性的谈话。第二次和第三次正在金达上书前后不远，金达极有可能借面见之机提出铁路学堂之事，但在王文韶的日记中丝毫未见反映，这也颇令人不解。
若言官场积习，办事拖沓，也区区小事拖延上近半年不足为奇。但这一道理也不充分。其时，王文韶正与张之洞联手大力举荐盛宣怀出任芦汉铁路督办，函电往还甚密，快办心情殊为急切。铁路学堂正关乎修路大计，当一并考虑才合逻辑。
综合考量，王的态度极可能与当时官场复杂的政治生态有关。在多年的宦海浮沉中，王文韶在中央和地方都担任过不少重要职务。在地方，先后任湖北按察使、湖南布政使署湖南巡抚。在中央，担任过兵部侍郎、礼部侍郎兼总理衙门行走等职。转任直隶总督前，王文韶曾任云贵总督。从资历上看，王文韶1852年中进士，升任直隶总督时已年届65岁。和之前所任的云贵总督比较，直隶总督尽管仍为封疆大吏，但二者地位不可同日而语。由边陲一跃而到京畿，是王文韶宦海中重大的提升。甚至从一些细节上，王文韶都能感到地位的变化。1896年新年之前，光绪皇帝赏赐福字寿字各一方，王在日记中写道：“封疆二十四年，寿字尚初次加赏也”⑦。慈禧太后也赏赐福字寿字各一方，并草书“安康”大字一幅，王也记载：“此云贵所无也，恩宠有加不胜荣幸之至”⑦。地位的骤升也使王文韶感到自己资历尚浅，很多事仍需萧规曹随，不可贸然行事。尤其对前任李鸿章，仍要小心应对。所以，李鸿章甲午后虽然落魄，但王文韶对其仍优礼有加。1896年3月5日，李鸿章经天津出使欧美。在津期间，王几次主持或陪同李参加重大宴会。10月3日李鸿章回国，王到火车站亲迎，同样举办了几次盛大宴会接风，二人多次长谈。固然李此时身份为国家专使，王的所为也可看做正常的官场酬和，但迎李回国时，王当晚日记记载李鸿章“环历地球，精神矍铄，秉赋之厚，非他人所能及也”⑦，发自内心的尊敬和钦佩跃然纸上。
事实上，对李鸿章的应对可说是王文韶为官一贯作风的延续。王文韶的仕途总体上看颇为顺遂，其根本原因还在于其为官的一贯之道是既不因循，也不孟浪。在王任湖南巡抚时，就有“琉璃球”称号，谓王处事圆滑。《清史稿》对王的评价是“历官中外，详练吏职，究识大体”，又言“然更事久，明于趋避”〔6〕，可谓一语中的。事实上，“究识大体”也是褒贬兼顾。对于最高统治者而言，服从、顺应即是“识大体”，和“明于趋避”实际上是一回事。费行简的评价更为直接，他认为王“当官镇（疑为缜――引者注）密，不为过举。柔媚无风节，罕持正议，时论颇讽之”。但也承认，王在戊戌年力谏慈禧太后“称训政而不可称听政，光绪匪小儿不可废”，乃“临大事不糊涂者”〔7〕。
由此可以设想，由于1893年金达的建议被李鸿章搁置，王文韶也不好立即表示支持。尽管斯时王正支持盛宣怀，但津榆铁路毕竟是李鸿章的地盘，不能不谨慎行事。在没有探明李鸿章态度之前，不轻易表态，正符合王文韶一贯的官场作风。到10月份，经历了欧风美雨数月洗礼的李鸿章对兴学的认识也发生了不小的变化。在美国接受《纽约时报》记者提问，被问及“您赞成贵国的普通百姓都接受教育吗”这一问题时，李鸿章的回答是：“我们的习惯是送所有男孩上学。我们有很好的学校，但只有付得起学费的富家子弟才能上学，穷人家的孩子没有机会上学。但是，我们现在还没有你们这么多的学校和学堂，我们计划将来在国内建立更多的学校”〔8〕。或许正是李鸿章认识的变化坚定了王文韶的决心。就在李回国二十几天后，王文韶即上奏请设铁路学堂，应非巧合。
再进一步，王文韶奏请设立铁路学堂的具体设想也耐人寻味。在1896年10月，清王朝铁路修建的重点在芦汉而非津榆，但王仍准铁路学堂设在山海关而非天津，当有兼顾李鸿章、盛宣怀两边，预留后路的设想。事实也证明，王文韶的判断不错，在津榆铁路的修建权争夺中，李鸿章是最后的胜利者。
三
创设铁路学堂事一经朝廷批准，王文韶即责成北洋铁路总局总办吴调卿具体筹办。吴调卿于11月初拟定学堂开办具体计划和经费筹措办法，同时制定《铁路学堂章程》20条上呈王文韶。吴调卿在其呈文中说：“铁路自创办以来，先开平，后津榆，垂十余年，通商便民已著成效”，“惟是各工程师皆借资泰西各国，舍己求人，恐非久计”，“拟请专设学堂，招额生80名，以洋、汉文正副教习各一人，分班教授，3年学满，量才器使”⑧。1896年11月20日，北洋铁路总局在上海的《申报》、《新闻报》等报刊上刊登《铁路学堂告白》、《铁路学堂章程》，开始招生。到1897年初，因考生质量未达要求，在天津实际招取学生20名，准备开始上课。就在此时，风云突变，铁路学堂被取消，并入前一年创办的北洋大学堂。这个决定是刚刚介入铁路修建的盛宣怀做出的。
甲午战败，马关议和，李鸿章骤然从人生的巅峰跌落到谷底，一时间毁谤交加，弹劾纷起，其长期担任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职位被王文韶正式接替，李只被安排在总署赋闲。跟随李鸿章办洋务多年的盛宣怀也被牵连其中，这使盛宣怀烦闷不已，一度有退隐耕钓之想。但进入1896年，盛宣怀却时来运转，不但未丢官弃职，反而官运亨通，大受重用。这年3月，两江总督刘坤一将盛宣怀招致江宁，商议新政条陈。5月，盛宣怀又得张之洞赏识，督办汉阳铁厂。10月，又在张之洞、王文韶的联合推荐下，赴京得光绪皇帝召见，委以中国铁路总公司督办，加太常寺少卿衔，准专折奏事。
虽办洋务二十多年，声名在外，但盛宣怀所经营的主要是轮船、电报、纺织业，对于主导经济命脉的煤铁、铁路却无缘掌管。早在19世纪60年代，盛宣怀即对湖北广济大冶煤铁矿动心，此后几番试图进入，均因各种原因未果。接办汉阳铁厂，使他终于得偿夙愿。更不料转瞬间竟能再上层楼，得办芦汉铁路。在官职上，盛宣怀的津海关道不过四品，如今一跃进入中央级官员序列，专折奏事更使他有了和最高权力层直接对话的机会。
甫掌大权，盛宣怀便提出了庞大的实业发展计划。首先，他把掌管的煤铁、铁路连接起来，要求铁路用汉阳铁厂生产的铁，同时为筹资计，筹建中国通商银行，力图合路、铁、金融为一体。其次，在上海、天津、汉口设立中国铁路总公司的分局，不仅办芦汉铁路，更致力于集中全国铁路的修筑权。此时中国已修和正在展筑的主要是关内外铁路。1897年1月，经王文韶奏请，该路的关内段即津榆铁路划归铁路总公司办理，盛宣怀随即派黄建`、张振じ涸鸾庸堍帷
与此同时，盛宣怀还在推进他热衷的办学事业。盛宣怀本人功名不高，但和李鸿章不同，他对兴办教育情有独钟。1895年，他经王文韶许可，在天津创办中西学堂。刘坤一还于1896年2月专门致电盛宣怀，索求中西学堂章程，以便仿办。次月，盛宣怀面见张之洞时，又面陈在上海创办学堂事宜。经刘坤一同意，盛宣怀在上海徐家汇购地，创办了南洋公学。接收津榆铁路后，初创的山海关铁路学堂同样进入了盛宣怀的视野。1897年6月16日，盛宣怀命令将铁路学堂归并北洋大学堂，由王修植兼管。这样，独立的铁路学堂被取消。
历史发展总是充满了吊诡。此时，当年反对建铁路学堂的李鸿章出手，不自觉地挽救了学堂的命运。
甲午之后，李鸿章、盛宣怀两人命运的不同轨迹使两人的关系也微妙起来。李对盛虽多年提携，但到1896年，年过50的盛宣怀不过官居四品，在实业上，始终不得涉足心仪已久的铁路和铁厂。而在张之洞、王文韶的支持下，几个月内好运纷至沓来。两相对比，盛不由对李颇有微词。1897年8月11日，盛宣怀致函湖北按察使恽松耘，称：“弟事合肥师三十年，从不争牌子，合肥亦抑之使不得进。同患难而不足效指臂之力，可长太息也。……湘乡用人，惟恐不能尽其用，绝无所以限制之心，合肥用人，惟恐功为人居。此得人失人之不同也。”次日的上王文韶禀又称：“合肥用人太宽，津榆可为前鉴”〔9〕。李鸿章对盛的抱怨作何感想，尚未见直接材料，但心有不满可以想见。李鸿章虽虎落平阳，但毕竟余威尚在。关键时刻，他不动声色，几次出手，对盛宣怀的大举扩张进行了抑制。正在张、王、盛等人热火朝天地筹建芦汉铁路时，1896年初，容闳突然提出了津浦铁路的修建计划，对芦汉铁路在筹款、将来的铁路收益等方面构成直接威胁。在这背后，就有李鸿章的身影。虽最终该议未成，已着实令张之洞、王文韶、盛宣怀忙乱了一番。
李鸿章对盛宣怀的掣肘，除私人关系的变化之外，更有对国家大计的考虑。1896年使俄后，李鸿章对俄国的态度由防范转变为借俄国力量牵制日本。在使俄期间签订的《中俄密约》中，清政府同意俄国修建经由中国的中东铁路，东北在事实上成了俄国的势力范围。盛奉命督办芦汉铁路后，即与各国谈判借款。在与英国谈判时，英国提出要以粤汉铁路的借款权为条件，盛宣怀则提出以东北的奉吉路抵换，这就涉及俄国利益了。李鸿章马上致电盛宣怀，提出反对：“奉吉路与俄连，俄廷前谓，中国自造准接，若令他国代造，则不准接。英勿庸议”〔10〕。盛又拟借美款，并向李鸿章解释说，只用美款建造奉天以南一段，奉天以北和中东铁路连接部分由中国自筹建造。他还认为美国和英国不同，不为俄国所忌。李鸿章同样反对，在回复中先指出：“中朝无人议及关东铁路”，继而警告盛宣怀：“芦汉借款，议者蜂起，吾与常熟（按：指翁同）力持乃定，岂可遽许美修粤汉、奉吉耶！”⑨
面对盛宣怀的一再举动，李鸿章决心一劳永逸地打破盛宣怀把关内外铁路作为借款筹码的算盘。他反守为攻，首先从技术层面对芦汉路的修建提出批评。1897年3月20日，他致电盛宣怀：“金达来言，芦至保，虽勘路购地，而料物一无预备。卢桥料由汉局自造，恐难经久。……弟担此重任，办无起色，奈何？”〔10〕5月30日，又致电盛宣怀：“金达前呈铁路应归一律，章程甚详妥，应交比监工查阅照办，否则将来与津芦不合辙，为害甚大。比人向未替他国做路，欧美均疑诧。又闻比厂桥料多旧式，订办时尤要讲求重力”〔10〕。言下之意，盛宣怀办芦汉尚顾不暇，遑论津榆？李鸿章再进一步，釜底抽薪，策划津榆铁路重归官办。7月16日，御史李念慈奏请津榆铁路仍归官办，筹款接修，以达奉吉。7月26日，谕旨准奏，“所有山海关以北至锦州、营口、沈阳、吉林铁路，赶紧开办”〔11〕。此时津芦铁路恰好竣工，督办之位又落到了胡蓖飞稀
高层的政争再次决定了学堂的命运。胡本龆将铁路学堂迅速从北洋大学堂中迁出。1897年11月22日，20名学生集体乘车离开天津，铁路学堂终于落脚到最初规划的山海关⑧。到1900年4月，学堂培养出了首届毕业生。几个月后，由于八国联军入侵，学堂被迫中辍，5年后才得以恢复。
为解决芦汉铁路缺乏技术人才的窘境，盛宣怀只有令王修植另招学生20名，创办芦汉铁路学堂⑧。1900年，同样因八国联军入侵，该学堂停办，盛把学生转到南洋公学，此为南洋培养铁路人才之始。于是阴错阳差之间，形成南北洋同办铁路学堂的局面，二者共同成为此后交通大学的渊源〔12〕。
四
列强环伺，官场倾轧本是晚清政治常态，但洋务运动中其他新式学堂创办均未如山海关铁路学堂这样好事多磨。对于学堂创办事宜一再延宕的原因，还需进一步分析。
盛宣怀的教育思想和办学实践范文 篇五
闲暖的阳光斜斜地射进新上院敞开的前门里，一直伸展到立于大厅正中的一尊铜像上。
每天，不计其数的学子们涌来，或端坐受学，或聆听教诲，川流不息。被无数人擦身而过的这尊老者的半身铜像，则是头戴花翎，胡须长长，神色严峻，目光深沉。在他的正面，书写着这样几行字：“交通大学创始人盛宣怀，1844年生，1916年卒”。
这座名为“新上”的院楼是上海交通大学最古老的建筑之一。很难想像，这个有着110年传奇历史的学府，就是从一位看上去普通而瘦削的老者那里诞生出来的。
但事情却从来如此，一个传奇的背后，总是会有另一个传奇。
一个商人的强国梦
1844年的中国，一场长达大半个世纪的噩梦才刚刚开始。7月，清政府与美国签订《望厦条约》；10月，又与法国签订《黄埔条约》。古老中国的大门，正无奈地向西方列强逐步敞开。
也正是这一年，盛宣怀出生于江苏武进的一个封建官僚家庭。他命运里的跌宕起伏，注定要与这个国家的兴衰荣辱紧密相连。
那时，科举制度仍是读书致仕的正途。但国运日艰，只懂得埋首读经的传统知识分子已无法担当匡时济世之大任。盛宣怀多次应试，却屡屡受挫，最终他绝意科举，倾其心力致实学、办实业，投身洋务运动，以实现国富民强之梦想。李鸿章对他深为器赏，他的才具在波澜壮阔的洋务运动中，终得以尽情发挥。
中国历史上的诸多第一，皆由盛宣怀创下：他参与兴办了中国第一家航运企业――轮船招商局，中国第一家电讯企业――电报局，中国第一家近代银行――通商银行，中国第一家钢铁联合企业――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开主持修建第一条南北干线铁路――卢汉铁路。洋务派掌握的轮、电、煤、纺四大企业，盛宣怀直接管理者有其三，遂成为清末洋务派官吏中最大的实业家，其成就也每每为后人所称颂。
在办理洋务的过程中，盛宣怀深刻体会到因“不谙文语”，则“每逢办理交涉，备尝艰苦”。他认为“西国人材之盛皆出于学堂”，要使洋务事业不断发展和巩固，必须培养通晓外语和掌握技术的新式人才，否则将一事无成。
1895年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值得记取的年份：中日战争中，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李鸿章与伊藤博文签订《马关条约》，天朝大国几千年来的自傲与洋务运动自强求富的梦想一同遭遇幻灭。人们终于清醒地意识到，要救国图存，仅靠兴办企业、打造军队，还远远不够。
“自强首在储才，储才必先兴学”。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盛宣怀提出了这一主张。一位商人强烈的救国济世情怀，皆包含于这十二字之中。1896年，盛宣怀于1895年创办北洋大学堂(今天津大学前身)之后，又捐资于上海徐家汇购买基地，筹建南洋公学，即今日上海交通大学的前身。在《请设学堂片》中，他写道：
“中国遣使交邻，时逾廿载，同文之馆培植不为不殷，随使之员阅历不为不广，然犹不免有乏才之叹者，何欤？毋亦孔孟义理之学未植其本，中外政法之故米通其大，虽娴熟其语言文字，仅同于小道，可观而不足以致远也。”
办一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新式学堂，是盛宣怀对南洋公学的期望。以北洋大学堂为鉴，根据中国实业发展的实际需要，盛宣怀进行了更深的思考和谋划，提出了更高、更全的办学设想。上海是人文荟萃，经济领先之区，地理位置也得天独厚，盛宣怀希望能凭借上海的地域优势，将南洋公学办成培养各项及各级新政人才的大本营。他亲任督办，负责学校大事谋划和决策，1897年春又亲自到何嗣府上，聘其为公学总理，相当于校长，负责处理全校大小事务。
后任校长唐文治曾评价盛宣怀道：“当世论公(盛宣怀)政绩者，曰轮船、铁路、邮电，而公实以学校作根砥。”盛宣怀的一生有着丰富的办学实践，除了北洋、南洋两所高等学校外，他还创办了天津电报学堂、上海电报学堂、天津中西学堂、吴淞商船学堂等。盛宣怀曾这样解释自己办学的目的：“人笑我收效不能速，十年树人，视十年若远，若不树之，并无此十年矣！”
在任南洋公学督办期间，盛宣怀几次顶住各方面的压力，知难而进，矢志不渝地把学校办下去。1902年发生“墨水瓶事件”(南洋公学的一次，盛在其中的角色历史学上评价不一)，时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的袁世凯为扩张个人势力，企图借此机会一举搞垮南洋公学。他要盛宣怀停办南洋公学，开将停拨办学经费，意欲趁势夺取盛宣怀在轮船招商局及电报局的控制权。盛宣怀并不退缩，他一面致信袁世凯，说明南洋公学的重要性，一面通过收缩办学规模和起用积存和劝募的方法解决经费问题，袁世凯的阴谋终于未能得逞。
1905年，盛宣怀辞去南洋公学督办一职。他在学校的权力虽然告终，却依然密切关注着公学的发展。学生留洋及新专业的创办等事务，皆倾注了盛宣怀的心血。正是这位优秀的民族资本家，铸就了南洋公学历史上最初的腾飞，为交大定下了横跨三个世纪的品格与气象。
“师道立则善人多”
洋务运动虽然遭遇挫败，其精神、其追求却化作了新式学堂坚实的根基。110年来，求真务实、严谨治学、锐意革新、爱国荣校的优良校风已经根深蒂固，为一代又一代的交大人镌刻下了鲜明的精神气质。大多数接受采访的交大校友都对《望东方周刊》记者说，交大的历史传统是他们最大的骄傲。
洋务运动几十年的经验告诉盛宣怀，为救中国，必须培养能够“学成致用”的人才，像旧式儒生那样只会填词吟诗是行不通的。因此，他要求学生在研习“西文”、“西艺”、“西政”、“西技”时，特别注重实践。他强调按照社会的需求来设置学科、安排课程、布置教学。当时南洋公学外院主要开设地理，理科、笔算、珠算、习字、图画等课程，完全不同于中国旧式私塾和书院的课程，具有广泛的社会实用性。他要求学生讲求实用，在掌握基本理论的基础上，积极动手操作，锻炼实际工作的能力，使学生毕业后具有普通学科的专长。
随着时代的变化，盛宣怀及时改变专业设置，及时添设新的学科。如为迅速培养翻译人才，他办了译书院、东文学堂；为了适应清政府经济特科的选拔，他又精心开办了“特班”，专门培养政府官吏；为了铁路事业的发展，还专门开办了“铁路班”。在盛宣怀看来，既然兴办公学是为了培养真正成为能满足时代之需的新式人才，则学校制度也不应墨守成规，一切皆随时代需要所动。
1897年4月，盛宣怀又做出了一项开天辟地的改革：上奏请求清政府免除新设各学堂学生的岁科两试。在奏章中他写道：“中西
各课精进难而荒废易，一暴十寒，卒业何日。……拟请嗣后新设各学堂书院内学生，凡系增附生一体免预岁科两试，使得专精新学，以仰副朝廷育才致用之至意。”盛宣怀把这篇奏折直接递交到了光绪帝手中，光绪即以朱批“着照所请，礼部知道”。就这样，科举制度先在南洋公学停办了。这离全国性废除科举制度的1905年，尚有八年之久。交大人深为自豪的大胆创新精神，亦可溯源于此。
待何嗣上任后，即主持起草《南洋公学章程》，将学校分立外院、中院、上院、师范四院，逐级递升。外院相当于小学，中院相当于中学，上院相当于大学，师范院即师范教育。这一从低到高、分层设学、相互衔接的制度，囊括了普通教育的全过程，形成了完整的教育系统。因此，《清史稿》认为，南洋公学是中国教育有系统组织之肇端。“师道立则善人多”、“蒙养正则圣功始”，这些教育思想在当时无疑开风气之先。
盛宣怀对南洋公学教习的待遇是优厚的，平均每月支付给总理、监院、总教习、教习及各司事等的薪金逐年增长，到1902年达到2368两银子之多。对任教多年的教习，还给予出国进修机会，对工作辛劳、教学达五至八年以上的教师进行表彰。这些措施有利于培养和稳定师资，促进了公学教学质量的提高。
无论招生考试还是学籍管理，课堂教学还是实验实习，升级留级还是留学出洋，操行评定还是体育锻炼，南洋公学一律“严字当头”。大学物理等基础学科被称作“霸王课”，考试中高达30％的硬性不及格率令学子暗暗咋舌想不用功也难。
“光辉吾国徽便是光辉吾校旗”
110年来，交大几经变迁，校歌也几度更改。但在校友张生眼里，最能体现交大精神的那首，还是出自老校长唐文治的手笔：
“珠光灿青龙飞，美哉吾国徽
醒狮起搏大地，壮哉吾校旗
愿吾师生全体，明白其中意
既醒勿睡，既明勿眯，精神常提起
实心实力求实学，实心实力务实业
光辉吾国徽便是光辉吾校旗”
在交大的历史上，唐文治是一个意义重大的名字。1907至1920年，他担任交大校长，是早年交大校长中任职时间最长的一位，在明确学校定位、改革人才培养制度上功不可没。他出任校长前一年，交大刚刚由一所旨在培育“内政、外交、理则”方面人才的新式公学转变为由邮传部管理的高等实业学堂。交大以理工为重的传统，也正是从此时建立起来的。
在提倡“求实学、务实业”的同时，唐文治作为国学大师，也尤其注意保持国粹，重视学生的国文教育。崇德、尚实、重文、健身，这四条办学思想，是唐文治留给今日交大的宝贵财富。
唐文治在任期间，清廷覆亡，学校改为国民政府交通部直辖，于1912年换名为交通部上海工业专门学校，这也是“交通”之名的由来。从此，交通大学这一校名被一届又一届交大人传承不辍，成了中国高等教育史上一块金字招牌。
1920年12月14日，交通大学迎来了校史上具有历史意义的一日。时任交通总长的叶恭绰在提交北洋政府的呈文中提议，为统一学制起见，将交通部部属的四所学校，即上海工业专门学校、唐山工业专门学校、北京邮电学校、北京铁道管理学校。列为大学分科，而以大学总其成，名曰：交通大学。1921年5月，交通大学正式合组成立，上海工业专门学校相应改组为交通大学上海学校。
盛宣怀的教育思想和办学实践 篇六
【关键词】盛宣怀；教育思想；独特性
【中图分类号】D26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5158（2012）09-0348-01
盛宣怀教育思想的独特性
1895年，甲午战争之后，中国正处于列强入侵，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一批有识之士认为，中国衰弱的根本原因在于教育落后，救国应从教育入手。作为身处洋务运动第一线的清廷重臣盛宣怀，顺应历史发展潮流，“师夷长技以制夷”，积极学习西方各种先进知识，并于其洋务运动的实践活动中，逐渐开始创办一系列新式学堂，在改革教育的活动中迅速形成了他独具特色的教育思想。
（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教育思想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19世纪后期中国社会特定历史条件下所产生的一种政治与教育主张，就是以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和伦理道德为根本，借鉴和采用西方近代科学技术以及政治、法律、文化教育等方面的若干具体办法，以达到富国富民而又不背离中国道统的目的。盛宣怀在处理中学与西学的关系时，始终以“中体”为指导方针，以“西用”来增强中国的实力。
盛宣怀认为要想培养人才，必须发扬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在“中学为体”方针的指导下，特别重视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他说：“中国遣使交邻，时逾廿十载，同文馆之培植不为不殷，随使之员阅历不为不广。然犹不免有令才之叹者。何欤？毋亦孔孟义理之学未值其本，中外政法之故未通其人，虽娴熟其语言文字，仅同于小道可观而不足以致远也。”可见，无论“西学”如何重要，盛宣怀也绝不放弃“中学的指导地位”。他希望通过经学修身等伦理过程向学生灌输中国传统道德和伦理纲常，以中国经史仁义为根本，在此基础上学习西方的自然科学为我所用。
（二）创办新式学堂，培养新型人才的创新精神
盛宣怀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去筹建南洋公学。在当时中国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兴建一所近代新型高等学校，根本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借鉴。而且创建一所大学需要涉及到政府、经费、师资、校址、管理等方方面面，千头万绪十分复杂。最后在上海西南的徐家汇附近选定校址。盛宣怀和何梅生、福开森等人又着手研究聘请教师、招收学生、设置课程等一系列事宜。1897年，南洋公学举行--第一次招生入学考试，数以千计的学生前来应试。经过严格筛选，层层淘汰，结果仅有30余人被录取有资格进入南洋公学学习。这30余人是南洋公学，也是上海交通大学历史上的第一批学生，他们的到来，表明了中国近代历史上N新型大学的诞生。
在创办南洋公学的同时开创分层设学，自成体系的办法。他于1897年首先招收师范生，设立师范院，是中国近代最早的师范学校，标志着中国师范教育的开始。盛宣怀仿照西学师范院有附属小学的做法，成立了“外院”，“外院”就是小学堂，由师范生分班教学。1898年开办二等学堂，接着又开设了头等学堂，头等学堂的学生学习语言学之外，主要学习理工方面的知识，公共课主要有“天算、舆地、格致、制造、汽机、化矿诸学”。除公共课外，头等学堂分成“律例、矿务、制造”三个专科，以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南洋公学是我国最早兼有师范、小学、中学、大学的完整教育体制的学校。
（三）严格选拔，严格管理的治校方针，
严以治校是盛宣怀办学的突出风格，表现在南洋公学教学和管理的各个方面。在人才培养的各环节都坚持高质量、严要求。无论是招生考试，还是学籍管理；无论是升级留级，还是出洋留学；无论是课堂教学，还是校外实习；无论是操作评定，还是体育锻炼；无论是学生学习，还是老师授课……一律严字当头；严格要求。南-洋公学以及后来的实业大学堂、南洋大学堂，直至上海交通大学，一百多年以来，都是以“严”闻名于世。在南洋公学，对所招学生采用“试业制”即进院之后，试业两月，若发现其质性有不可教者，则于辞退；可教育者发给“肄业据”继续留校学习，如果不努力、不长进，以致于落伍，则立即被淘汰。南洋公学学生的功课之多，功课之深，在国内屈指可数。盛宣怀还十分重视学生的考核工作，他把南洋公学师范学院的学生按品德和学业水平分为五个层次，要求学生按各层次标准不断进取，每进一层，发给凭证和奖励。对于每次考试，都是派学堂的总理、总教习或是由集捐筹办学堂的单位派员主持，以保证考试的质量。
盛宣怀为南洋公学制定了十分周全而详尽的章程，总共有15大项，共一百多条小项。对课堂纪律、教员职责、职工职责、学生礼仪、学生用餐、学生休假、学生游息，功过奖惩等等均作了具体的规定，如有违反者，惩戒极严。体现了盛宣怀办学从严的教育管理思想。
（四）注重实践，学以致用的办学目的
盛宣怀注重办学实际，从其创办的南洋公学所设置的一些学科可以看出其注重实践。其所设的学科，正是当时中国社会所急需的理论知识与实践能力。至于各类“西技…西艺”课程，更是和当时社会办实业、发展经济紧密相关。
从他为新式学堂指定的课程表中可以看到：测量、格物学、化学、地学、驾驶、英语等实用性极强的课程占据全部课程的主体地位，并规定对传统经学的学习由学生自修完成。盛宣怀强调按照社会的需求来设置学科，布置教学，学生研习课程时，在掌握基本理论的基础上进行动手操作，培养实际工作能力。学校不惜重金建造“格物化学机器等房”，“以备各学生阅视考据”。学校的实验实习课程安排非常丰富，在整个教学环节中占有很大比重。例如，当时铁道科学生的铁路测量课程，教师每讲授3小时，学生便实验4小时，实验时间超过了讲课时间。学生的毕业设计，要具体设计一条铁路线，教师认为合格以后才准予毕业，否则就不能毕业。
盛宣怀的教育思想和办学实践范文 篇七
关键词：清末时期；师范教育；背景；思想
中图分类号：G64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5995（2020）01-0072-07
師范教育，是教育的母机。近代梁启超置身中西文化交锋的特殊时期，深感兴办师范教育的重要性，为此，他明确提出：“师范学校立，而群学之基悉定。”[1]35正是在开明思想家的呼吁下，在西学东渐与教育救国思潮的推动下，我国终于在19世纪末开启了师范教育。1897年盛宣怀在南洋公学设立师范院，标明中国拉开了师范教育的序幕。“以史为鉴，可知兴替”。同样，教师教育发展理应回溯其发展历程、反思其利弊得失，因此，研究中国师范教育发展史具有重要意义。
一、清末师范教育发端的背景与动因
近代中国社会始于1840年的鸦片战争，近代中国教育却始于1862年创建的京师同文馆。因为中国首次出现与西方教育接轨的具有现代意义的学校教育，从此西学开始纳入教育内容，班级授课制的首次采用，现代管理模式走进学校，这些均具有标志性意义，一改以往传统教育的课程、教学与管理模式，给历经数千年施行传统教育的中国教育注入了新的活力、带来了新的气象。然而，近代中国师范教育发端于1897年的南洋公学师范院。师范教育肇始于此时的原因：一方面是洋务运动以来新式教育快速发展对大批合格师资的客观需求，另一方面是教育救国思潮驱动、西学东渐与中体西用的牵引。
（一）近代新式教育发展的客观需求
中国社会进入近代以来，西方文化教育借助军事与政治力量逐步浸染古老的神州大地，中西文化教育进入碰撞、博弈与交锋时期。在西方先进的坚船利炮威迫下，清政府改变了以往闭关锁国、妄自尊大的传统思维，看到了西方先进器物背后的科技与教育的发达，因此，启动试图强兵富国的洋务运动。在办理洋务企业过程中，遇到的首要困难是人才问题。于是从1862年开始陆续兴办语言学堂、军事学堂、科技学堂等各类新式学堂，语言学堂主要有京师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广州同文馆、湖北自强学堂等，军事学堂包括天津水师学堂、天津武备学堂、广东水陆师学堂、江南水师学堂、直隶武备学堂、湖北武备学堂等，科技学堂主要有福建船政学堂、天津电报学堂、上海电报学堂、福建电气学塾等，这些学堂采取与传统教育完全不同的组织管理模式，培养目标、办学理念、课程设置、教学方法、日常管理、课外活动等各个环节均采用现代西方教育模式，着实给千余年来奉行固有传统办学模式的中国教育带来了一股新风，使中国教育走上了与国际接轨的近代化道路。
然而，洋务运动时期的新式学堂，尚存在诸多不足之处。第一，尚未形成系统的学校教育体系。洋务学堂大致相当于中学教育层次，因而当时的新式学堂可谓“空中楼阁”，下无基础教育，上无高等教育。第二，地域分布不均匀。洋务运动期间兴办的新式学堂，大都集中于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武汉、南京等城市，中西部地区很少，导致新式教育在全国的影响力有限。第三，教育内容设计不够科学。中西学之间缺乏有机联系与有效结合，导致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西学学习仅限于皮毛，正如鲁迅所批判的那样：“上午声光化电，下午子曰诗云。”第四，缺乏受过系统师范教育的本国师资。洋务学堂的教习分中国教习和外国教习，洋教习是直接聘任的国外来华传教士，洋务学堂大都是洋教习，因此，1896年梁启超在《变法通议》中讲道：“一切教习，多用西人。西人言语不通，每发一言，必俟翻译展转口述，强半失真，其不相宜一也。……西人于中土学问，向无所知，其所以为教者，专在西学。”[2]445而仅有的少数中国教习也多来自饱读儒家经典的旧知识分子，这些中外教习中接受过系统师范教育的甚少。
在甲午海战之后，洋务派苦苦经营三十多年的北洋舰队被“蕞尔岛夷”——日本打败，使得这个老大帝国无地自容，同时也引发了大清臣民的彻底反思，并重新审视东方小国日本。从此中国人开始学习和借鉴日本文化教育，不仅大批中国留学生涌向日本，而且为了“开民智”参照日本建立初中高三级学校体系。甲午战争之后，“自京师以及各省府州县，遍设学校，复古法，采西制，以教多士”[2]446。随着中小学堂的不断增加，培养大批适合新式学校教育的师资势在必行。
（二）教育救国思潮的驱动
自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国家接连不断地发动多次战争，清政府屡屡失败，每次战争均以签定不平等条约而告终，大清帝国的尊严丧尽、威风扫地。在清末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社会各阶层有民族自尊心的国人均试图从各个层面掀起挽救民族危亡命运的运动，譬如军事救国、革命救国、政治救国、实业救国、教育救国、文化救国，等等。其中倡导与参与教育救国的人士也来自各个领域和阶层，有来自清朝统治集团的要员，如奕诉、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沈葆桢等；有来自维新改良派的代表，如郑观应、冯桂芬、王韬、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谭嗣同等；还有实业家及封疆大吏的幕僚，如盛宣怀、吴汝伦、张謇、严修等。
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洋务派代表奕诉、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统治集团要官看到了教育在挽救民族命运中的重要作用，重视教育、重视人才的观念促使他们产生教育救国的理想并开始了初步教育改革。从1862年的京师同文馆创办开始到甲午战争爆发前，创办了首批新式学堂，选派留学生到欧美，翻译西学著作，这些对于引进西方先进科技和教育理念具有积极作用。
19世纪90年代是中国近代历史变革与转折时期，正如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所讲：“19世纪90年代是转折点，当时西方的思想和价值观念首次从通商口岸大规模地向外扩展，为90年代中期在士绅文人中间发生的思想激荡提供了决定性的推动力。”[3]27尤其是甲午战争中国惨遭失败，民族危机的现实更激发人们去探求救亡图存的道路，当时的知识分子更多关注的是日本近代强国经验，形成了教育是国家图强重要途径的共识。倡导维新变法的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思想家极力倡导教育救国，大力呼吁发展教育，通过开启民智、提高国民素质来拯救民族危机。1892年郑观应就提出学校教育是治理国家的关键的论断，他说：“学校者，造就人才之地，治天下之大本也。”[4]509康有為于1895年在《公车上书》中也强调：“夫才智之民多则国强，才智之士少则国弱。”[5]97将人才视为国力强弱的关键，人才培养有赖于教育。梁启超也于1896年在《变法通议》中讲道：“故言自强于今日，以开民智为第一义。智恶乎开，开于学；学恶乎立，立于教。”[2]433将兴学校、开民智作为强国富民的第一要务。
同时，实业家及封疆大吏的幕僚，如盛宣怀、吴汝伦、张謇、严修等，也加入倡导教育救国理想与实践的行列。一方面，他们极力呼吁兴办教育，拯救国家；另一方面，又身体力行，兴教设学，开展教育救国实践。曾为李鸿章幕僚的盛宣怀于1895年在《拟设天津中西学堂禀》中写道：“自强之道，以作育人才为本。求才之道，尤宜以设立学堂为先。”[2]2为此，之后不久就奏准设立天津中西学堂（天津大学的前身），成为中国普通学校分级设学之开端；1897年又创办南洋公学（交通大学的前身），并内设师范院，开创了中国师范教育之先河。后来，实业家张謇也极力倡导教育救国，尤其呼吁大力兴办师范教育，他说：“一艺之末，学必有师，无古今中外之通义也；况图国家强立之基，肇国民普及及教育乎！”[5]310并创立了通州师范。正是在这批致力于教育救国理想与实践的教育家的极力呼吁与推动下，我国的师范教育才得以发端并逐步发展。
（三）西学东渐与中体西用的牵引
西学东渐，是自明清以来到近代西方文化逐渐向中国传播与渗透的历史过程，是中西文化交锋与碰撞的产物，也是引领中国文化教育走向近代化的重要牵引。自明万历年间始，西方传教士就来中国在传播基督教教义同时，也大量传入科学技术，明清时期翻译了几部西方科技方面的书籍，但对中国政界和学界产生的影响并不大，只是对中国官员和知识分子增添了好奇心而已。后来随着雍正的禁教和乾隆的闭关，加上罗马教廷对来华传教政策的改变而一度中断，但个别的西学东渐活动并未完全停止。
19世纪中叶传教士借助西方的强大军事力量再度大批进入中国，设立学校、成立学会、翻译书籍，广泛传播西方的科技、文化与教育。活跃在近代中国文化教育界的著名传教士有马礼逊、米怜、布朗、爱尔德赛、裨治文、狄考文、丁韪良、施约瑟、林乐知、李提摩太、日意格等，这些传教士在创办的教会学校全面传授西学课程，采用现代教学方法，实行班级授课制，注重实验教学，以促进学生德智体和谐发展为指归，当然传教是他们的根本目的。对近代中国而言，这些教会学校采取的是全新的教学与管理模式，这就给“青一色”的中国传统教育带来了一股新风。
面对西学东渐对教育的影响，清政府的应对策略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所以形成“中体西用”的指导思想，有赖于一批思想家、教育家的呼吁，从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和冯桂芬倡导“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4]53，到郑观应主张“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5]53和沈寿康明确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6]，最后张之洞在《劝学篇》中对“中体西用”作了理论总结与提升。因为“教育改革的核心在于修改课程，其目标当然是接纳西学”[3]324，因此可以说，尽管“中体西学”有其弊端与不足，但总体来看对近代中国教育逐步形成开放格局具有积极促进作用。
正是在西学东渐的牵引和中体西用的推动下，19世纪末期中国教育进入了自上而下的主动变革时期，包括师范教育的开启。正如费正清所说：“在1896-1898年的两年中，教育改革之风席卷全国。”[3]324这两年是清末教育实践改革最活跃时期，譬如南洋公学、天津中西学堂、京师大学堂的创办，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此外，师范教育办学实践也是起步于这两年当中。
二、清末师范教育思想的内涵解读我国师范教育办学实践活动能于清末得以开启，得益于晚清教育思想家的极力呼吁与倡导，其中影响最大、表现最为突出的是张之洞与梁启超。这两位教育家分别在洋务运动与维新变法时期站在教育救国的角度去大声疾呼应兴办师范教育，培育中国师资，促进教育发展，从而实现富国强兵的目的。尽管两位教育家所处时代不同，所站立场不同，发表观点也不尽相同，但其目的是相同的，都是为了挽救国家与民族命运，大力呼吁发展教育，而发展教育必须优先兴办师范教育。
（一）张之洞的师范教育思想
晚清名臣张之洞学问高深，位高权重，功绩卓著，声名显赫。他身居高位四十余年，在兴办洋务企业过程中，深感人才的奇缺，因此，毕生关注教育，注重兴教设学，倡导教育救国。而发展教育的关键在师资，他说：“振兴教育，必先广储师资；师资不敷，学校何以兴盛？”[7]424他在积极兴办教育的实践过程中，对师范教育的地位与价值做了诸多思考，逐步自成体系的师范教育思想，而且对清末我国师范教育体系初创具有重要推动作用。
1.师范教育的地位与价值
张之洞从国民基础教育发展对师资需求的角度去论及师范教育的重要地位与价值，认为我国要发展国民教育，必须解决中小学教师问题；而中小学教师的培养与造就，有赖于师范教育。因此，他于1902年在《筹定学堂规模次第兴办折》中讲道：“查各国中小学教员咸取材于师范学堂，故师范学堂为教育造端之地，关系至重。”[2]379借鉴国外办学经验来强调清末兴办师范学堂的重要价值。
清末针对师范教育在我国是否要从普通教育中分离出来独立兴办，曾掀起过争论。有不少人不主张单独创办师范学堂，而作为向来重视教育的封疆大吏张之洞，站在中西教育比较的高度，全面审视了师范教育在我国教育体系中的重要地位，极力主张独立兴办师范学堂。强调“师范学堂为教育造端之地，尤为重要，师范学堂应在筹办小学前先普通学堂分设。”[7]334张之洞在参照日本办理师范教育模式基础上，力排众议，极力主张清末创办师范学堂。他认为，只要师范学堂办好，又能带动整个高等教育的发展，“师范愈多，大学堂亦岂患无师哉？”[5]247张之洞的这一思想被吸收到1904年颁布的癸卯学制当中，中国近代第一个具有现代意义的新学制中明显将师范教育作为一种独立的制度得以确立。
张之洞毕生热衷于兴办各类教育，每到一地任职，均要兴办或修复书院，创办新学堂，但在辦学过程中深深感到，师资短缺是制约教育发展的瓶颈，因而他发出如此感慨：“各省学堂之不多，患不在无款无地，而在无师”。[8]1663为此，他提出“办理学堂，首重师范”[8]1590的论断，并且将师范培育的教师置于各类学校教育的整体治理框架内进行考虑，认为师资在学校教育中比课程、教学、管理更重要。他强调：“各属开办学堂，全赖师范得人，课程方能合度，管理才能得宜。”[9]4255在他看来，师范教育中人的因素是最能动的第一要素。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张之洞身体力行率先在自己任职的湖广总督期间先后创办了十多所师范学堂：1902年在武昌创办湖北师范学堂，1904年在武昌兴办湖北师范传习所，1904年又将两湖文高等学堂改建为两湖总师范学堂，1905年令湖北各地中学堂一律改为初级师范学堂或师范讲习所，1906年又创办湖北女子师范学堂。在办学实践中，他的师范教育思想更加趋于成熟。
2.师范学堂的内部管理
张之洞不仅从宏观方面论述了师范教育的地位及价值，而且从微观层面对师范学堂的内部管理也作了具有的指导性论述。
首先，给予师范学堂学生以优厚待遇。清末师范学堂学生分官费生和私费生两类，官费生由政府提供学费和生活费，私费生则由学生自己解决学习与生活费用。当时官费生占主体和多数，这些官费生按照张之洞的建议，依照日本实行公费制，无论初级师范学堂学生，还是优级师范学堂学生，一律不收学费、学习用品费与生活费。在张之洞主导下制定的《初级师范学堂章程》规定：“初级师范学堂经费，当就各地筹款备用，师范学生无庸纳费。”《优级师范学堂章程》规定：“公共科及分类科学生在学费用，均以官费支给；惟加习科学生，由分类科毕业生选取者，仍由官给费用。”[7]258可见，师范生中的官费生不需要缴纳任何费用，完全实行师范生公费教育。
其次，教育师范学堂学生应尽职尽责。张之洞主导制定的《优级师范学堂章程》明确规定，清末优级师范学堂学生在校享受免费教育，但毕业后必须服务于本省或全国其他教育部门的教育工作，而且在教育领域的服务期至少为6年。“优级师范学堂分类科毕业生，有效力本省及全国教育职事之义务，其义务年限暂定为六年。”如果不服从安排，就取消其教师任职资格，同时还要“缴还在学时所给学费以示惩罚”[7]258。旨在巩固师范生的专业思想，进而稳定各类教育的师资队伍。
再次，培育师范学堂学生的优良品德。张之洞从维护晚清统治的高度去认识加强师范学堂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的重要性与必要性，还将师范生的品德放在关乎国家强弱与国民智愚的高度去思考相关问题。在他看来，对师范生“当激发其爱国志气，使之学成后必当勤学诲人，以尽报效国之义务。……必须常以忠孝大义训勉各生，使其趣向端正，心性纯良。”[10]667师范学堂应当培养师范生养成爱国勤学、志趣端正、善良纯朴的优良品质，进而使之忠于职守，潜心教学，报孝国家。
复次，强化师范学堂学生的专业学习。作为未来教师，师范学堂学生必须加强对教育类课程的学习，掌握教育基本原理，为日后从事教学工作奠定专业基础。张之洞也有同样认识，他主张师范学堂学生在学习文化基础知识的同时，要加强对教育理论的学习。他在办理湖北师范学堂时明令“于普通学外另加教育学、卫生学、教授法、学校管理法等科，日课以八点钟为率，专为养成中小学堂教习。”[4]380将教育学、教学法、学校管理学等课程列为师范学堂的专业必修课程，以此来帮助师范生掌握教育教学专业知识与技能。
最后，培养师范学堂学生的实践能力。张之洞深知作为未来教师的师范学堂学生，除了学习文化知识外，还要具备一定的实践能力，否则日后难以胜任教员职务。时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于1902年在《筹定学堂规模次第兴办折》中谈到湖北师范学堂办学事宜时讲道：“湖北现在省城设师范学堂一所，择地城东宾阳门以南，老官庙以东，青草坡地方创建屋宇。以东路小学堂附属其旁，归师范学生教课，以资实验师范课程。”[4]380明确提出在湖北师范学堂附近设立附属小学，作为师范生实习实践基础，主要用来为师范生提升教学实践能力。他主持制定的《奏定初级师范学堂章程》也规定，师范学堂学生“要到附属小学堂练习教育幼童之法则”[10]671；《奏定优级师范学堂章程》更是明确规定，“附属学堂之设，所以备研究普通教育之成法，以图教育进步，为各普通学堂之模范，且以资本学堂学生之实事练习。”[10]694要求各级师范学堂均要设立附属学校，为师范生提供实习与实训场所。
总之，张之洞从教育救国的高度，以参与主持洋务运动的体验与思考为基础，纵论清末师范教育的重要地位与意义，甚至将其上升到富国强兵的战略层面。同时，结合自己在湖广和两江办理师范学堂的经验，又从微观层面较为全面地论述了清末师范学堂的具体办理理念及方法。他的师范教育思想，对指导清末师范教育实践发挥了不可低估的引领作用，也为当今我国教师教育改革与发展提供一定的历史借鉴与启示。
（二）梁启超的师范教育思想
梁启超是中国近现代著名思想家、教育家和学问家，其思想深邃、视野开阔、知识渊博、文采卓越，在近现代众多社会科学领域引领风骚。其教育思想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立论恢宏、多有创新，尤其是他的师范教育思想论述精辟，引领潮流，直接推动了中国师范教育的办学实践。梁启超的师范教育思想形成于19世纪末，是在民族危机十分严重和“教育救国论”思潮日益兴起的背景下提出的。尤其是当洋务派苦苦经营了30多年的北洋舰队，在甲午海战中惨败，随着马关条约的签定，中华民族的危机进一步加深。在这种特殊的时代背景下，梁启超意识到西方国家的强盛不在于“船坚炮利”，而在于教育的发达；中国的落后并不在器物层面，而在于制度老化与教育落后。因此，欲救亡图强，必须进行法维变新，包括变革教育体制，大力兴办新式学校。梁启超大声疾呼：“自强于今日，以开民智为第一义。”[2]433而开民智的关键在兴办学校，“愚而智之，弱而强之，条理万端，皆归本于学校”[2]438。为此，他说：“今之识时务者，其策中国也，必曰兴学校。”[5]143可见，梁启超的师范教育思想建立在其教育救国理想的基础之上。
1.师范教育的重要地位
梁启超在反思中国传统教育与洋务教育存在弊端之原因的基础上，得出了师范教育为“群学之基”的科学论断。他认为，中国教育落后于西方的根本原因是“所设各学堂，所以不能成就人才之故，虽由功课未能如法，教习未能得人，亦由国家科第仕进不出此途，学成而无所用，故高才之人不肯就学。”[11]324在他看来，主要是因为没有合格的教师，而没有合格教师的原因是没有培养教师的摇篮。中国古代的官学教师大都是科举出身，其十有八九“六艺未卒业，四史未上口，五洲之勿知，八星之勿辨”[2]444，在教学中一味追求师道尊严，要求学生死记硬背，导致“士之教焉学焉于其间者，亦终身盘旋于胯下而不复知有天地之大。”[5]142使学生的视野受到很大局限，能力也得不到培养。让这些老学究当教习，真乃“是欲开民智而适以愚之，欲使民强而适以弱之也。”[2]446可见，师资对于教育质量而言是何等之重要。因此，他说：“师范学堂未立，教习不得其人，一切教法皆不讲究，前者学堂不能成就人才，皆由于此”。[11]229
即使是洋务运动时期兴办的新式学堂学习西学，也是“仅袭皮毛，震其技艺之片长，忽其政本之大法。”[2]454尤其是新式学堂“一切教习，多用西人”[5]143，而这些西方教习大多不懂汉语，教学效果并不好。原因有四：其一，西方教习语言不通，教学困难。因为“西人言语不通，每发一言，必俟翻译辗转口述，强半失真”[5]143，因语言沟通的不畅，导致难以达到预期的培养效果。其二，中国与西方教学方法不同。“西人幼学异于中土，故教法亦每不同，往往有华文一二语可明，而西人衍至数十言者，亦有西人自以为明晓，而华文犹不能解者”[5]143。其三，长期聘用外国教习容易导致中国学生“弃中亲西”。他说：“西人于中土学问向无所知，其所以为教者，专在西学，故吾国之就学其间者，亦每拨弃本原，几成左衽”[2]445。如果长期聘请西方教习，就会导致我国学生丢弃传统文化，出现崇洋媚外的倾向。其四，各国在华教习知识背景与教学规则各异，导致中国学生无所适从。“所聘西人，不专一国，各用所习，事杂言庞”[2]445，容易将学生搞得思维混乱，不知所云。其五，西方教习薪俸又成倍于华人。梁启超认为，洋教习不仅不适用、没效果，而且还薪俸非常高，“西人教习，既不适于用，而所领薪俸又恒倍于华人”[2]445。其六，况且还有一些缺乏专业训练的洋教习。梁启超说：“率天下士而为一至粗极陋之西人，夫国家岁费巨万之帑，而养无量数至粗极陋之西人，果何取之？”[5]144用这样的不合格洋教习来教育我们的学生，简直就是误人子弟。
鉴于以上原因，梁启超极力倡导尽快开办培养专业师资的师范教育，“学究必由师范学堂，使习于教术，深知其意也”。[12]209进而提出梁启超提出师范教育为“群学之基”的科学论断。为了呼吁清政府创办师范教育，他于1896年在《變法通议》中专门单列了《论师范》篇，专门论述师范教育的重要地位与价值，他明确提出：“欲革旧习，兴智学，必以立师范学堂为第一义。”[5]144而“师范学堂不立，教习非人也。”[2]439“故师范学堂立，而群学之基悉定”。师范学校是一切学校的根基，教师则是学校教育的关键与核心，“师也者，学子之根核也。”[13]980
2.倡办师范教育的理念
梁启超不仅强调我国开办师范教育的重要价值与意义，而且参照日本师范教育模式，结合中国近代教育实际，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可操作性的师范学堂办学理念。
第一，师范学堂的设置。由于清末新学制颁布以后，府州县均设立新式学堂，因而基础学校教育对师资的需求量大大增加，各级学校需要大批教习。在他看来，新式学堂不能再用那些传统旧式官学或书院培养的耆学名宿为教习，也不能大量高薪聘请那些语言不通、态度粗陋的外国人为教习。最好的办法是本国兴办师范学堂培养适合自己国情的师资，即“自京师以及各省府州县，遍设学校”[5]143，尤其是设立师范学堂，“以师范学堂之生徒，为小学之教习。”[5]144他明确倡导普通师范学堂主要以培养小学教师为主，专门师范学堂主要以培养中学以上教师为主。正是在梁启超对师范教育办学理念引领之下，1896年盛宣怀在南洋公学内设立了师范院，1904年清政府出台的癸卯学制中对师范教育做了明确的制度安排。
第二，学校课程设置。梁启超主要根据日本师范学校课程体系，提出了我国近代师范学校课程设置的设想与建议。他认为，日本普通师范学校开设的课程主要有17门：修身、教育学、国语（日语）、汉文、史志、地理、数学、物理化学、博物、习字、图画、音乐、体操、西文、农业、商业、工艺等。他主张参照日本师范学校课程标准，适当进行修改增删，我国师范生应掌握的课程内容包括：“须通习六经大意，讲求历朝掌故，通达文学源流，周知列国情状，分学格致专门，仞习诸国言语。”[2]446除了倡导借鉴学习西方课程内容与教学方法外，他倡导师范生应当认真研习《学记》，因为其中蕴含着丰富的教学思想和为师之道，因此，建议师范生须“循而用之”。
第三，培养质量评价。师范学堂人才培养质量直接影响着基础教育的师资水平，进而影响到中小学校的办学质量。因此，梁启超说，应“以小学堂生徒之成就，验师范学堂生徒之成就”，[5]144判断师范教育教学水平与培养质量，主要依据其培养出的师范毕业生所任教的小学校所培养的小学生的素质与能力。师范生培养质量高，毕业后在小学任教就会教学有方，尽职尽责，从而培养出优秀的小学生。
三年之后，其可以中教习之选者，每县必有一人。于是荟而大试之，择其优异者为大学堂、中学堂总教习，其稍次者为分教习，或小学堂教习。则天下之士，必争自鼓舞，而后起之秀，有所禀式，以底于成。十年间，奇才异能，遍行省矣。[2]447
梁启超就是想通过鼓励优秀的中小学教师逐步升任总教习，或逐级提升为高一级学校的教师等办法，来激励师范生热爱教育，安心向学，进而提高全国各级各类学校的办学水平与培养质量。
盛宣怀的教育思想和办学实践 篇八
传记是遵循真实性原则，用形象化的方法记述人物的生活经历、精神风貌以及其历史背景的一种叙事性文体。传记的文体特点是真实性和文学性。其中，真实性是传记的第一特征，因为传记叙写的是历史或现实中存在的活生生的人，有真名实姓、居住地点、活动范围等，写作时不允许任意虚构。但传记不同于一般的枯燥的历史记录，它具有文学性。它是写人的，有人的生命、情感在内；它通过作者的选择、剪辑、组接，倾注了爱憎的情感；它需要用艺术的手法加以表现，以达到传神的目的。从叙述人称看，传记可分自传和他传；从表达方式看，一般的传记以记叙为主，还有的传记，一面记述人物的经历，一面加以评论，记叙与评论各半，这种传记则被称为评传；从篇幅的长短来说，它可以分为大传和小传。
在高考考查中，传记归属实用类文本，是其中的一种。考查方式主要有两类，一是把传记当作一般的阅读材料。如对重要词语、句子和内容的理解，作品风格分析，人物形象评价，感情体验和感悟等等。二是结合传记的特点进行能力考查。有时考查对传记理论知识的理解，如传记的真实性与文学虚构，传记的选材与语言表达，传记人物描写与刻画，勾勒与细节等；有时要求运用传记知识分析作品，如分析传记的结构、表现手法，总结传主的事迹、贡献或形象、性格特点，评价传主的价值、影响或传记作者的观点、态度等。为了适应考试，同学们在平时的学习中就要掌握一些行之有效的阅读方法，了解考查的方向与基本形式。
经典试题
1. 2008年江苏卷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4题。
晚清学人杨守敬
杨守敬（1839~1915），湖北宜都人。少年时代聪明好学，刻苦用功。青年时代有两件事对他影响很大：19岁时，听谭大勋讲授汪中的《述学》，开始接触乾嘉考据之学；20岁那年，偶然得见清人六严缩摹的《舆地图》，便借来临摹，这成为他研究历史地理学的开端。
杨守敬曾经热衷科举，25岁起先后六次赴京参加会试。虽然名落孙山，但因此结识了许多名流学人，大大拓展了学术视野。42岁时，他作为清政府外交官的随员前往日本，这成为他学术生涯的转折点。在日本四年，他搜访阙佚，爬罗剔抉，收集到我国大量的古籍珍本，并将它们影印摹刻为《留真谱》。日本人森立之所撰的《清客笔话》，翔实记载了他在日本访书之事，杨守敬自己也写了《日本访书志》。清政府出使日本大臣黎庶昌也搜集了许多稀见珍本和国内久已绝迹的古籍残本，与杨守敬志趣相投。因此，当黎庶昌有了编纂《古逸丛书》的设想时，立即决定请他主持校勘。《古逸丛书》在日本刊印后，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还擅长书法，对书法理论也很有研究，在日本影响巨大，被尊为“日本书道现代化之父”。
从日本回国的第二年，年已48岁的杨守敬第七次参加会试，仍以失败告终，他从此绝意科举，专注学问。杨守敬博览群书，潜心研究，在舆地、版本、目录、金石、小学、经学、辑佚等学术领域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留下的著作就有83种。杨守敬的学术研究中，舆地学的成就最为突出。他编撰了舆地学著作20多种，这些论著几乎涵盖了中国传统地理学的各个方面，充分展示了他的杰出才华。
杨守敬的学术代表作是完成于1904年的《水经注疏》。明清以来，《水经注》研究成果很多。杨守敬的这部著作具有全面总结的性质。他对《水经注》中所记载的1200多条水道进行了详尽的考证；对征引的故实都一一注明出处；对清代学者全祖望、戴震等人的校释也多有订正。杨守敬既有坚实的考据学基础，又运用了当时地理学的新知识，所以在《水经注》研究中有所突破，有所创新。杨守敬还编制了古今对照的《水经注图》，图文互证，相得益彰。
1． 下列关于杨守敬日本之行的解说，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杨守敬的书法艺术和书法理论研究影响很大，他被尊为“日本书道现代化之父”。
B． 杨守敬在日本访书之事被日本人森立之记载在《清客笔话》中。
C． 杨守敬校勘《古逸丛书》，体现了他在版本、目录等方面的学术造诣。
D． 杨守敬搜访阙佚、收集到我国的古籍珍本《留真谱》，并将它影印摹刻。
【答案】D
【解析】这道题目关注的是杨守敬日本之行，文章在第二段对此进行了详尽的解说，而ABC三项的表述在这段中都可以找到，只有D项属于表述错误，原文说的是“他搜访阙佚，爬罗剔抉，收集到我国大量的古籍珍本，并将它们影印摹刻为《留真谱》”，而不是“收集到我国的古籍珍本《留真谱》，并将它影印摹刻”。
2． 下列有关杨守敬舆地学研究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杨守敬的《水经注疏》，是在全面总结明清两代《水经注》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完成的。
B． 运用当时地理学的新知识，是杨守敬《水经注》研究取得成功的基础。
C． 在杨守敬留下的83种著作中．有一部分是中国传统地理学方面的研究成果。
D． 杨守敬对《水经注》记载的1200多条水道进行了详尽考证，还编制了《水经注图》。
【答案】B
【解析】这道题目关注的是杨守敬舆地学研究，文章主要的有效信息在第三、四段，而ACD项的说法都可以找到，只有B项表述和原文不一样，原文说的是：“他编撰了舆地学著作20多种，这些论著几乎涵盖了中国传统地理学的各个方面。”而选项改为了：“在杨守敬留下的83种著作中．有一部分是中国传统地理学方面的研究成果。”
3． 从文中看，哪几件事对杨守敬的学术生涯产生了重要影响？（6分）
答：_____________________
【答案】①青年时代接触考据学，临摹《舆地图》。②赴京参加会试，结识了许多名流学人。③在日本搜访典籍，校勘珍本。④第七次会试失败后，绝意科举，专注学问。
【解析】从文中看，概括对杨守敬的学术生涯产生了重要影响的事情，第一段是青年时代接触考据学，临摹《舆地图》。第二段中有两点，分别是赴京参加会试，结识了许多名流学人；在日本搜访典籍，校勘珍本。第三段开头是第七次会试失败后，绝意科举，专注学问。
4． 根据文章内容，请概括杨守敬取得多方面学术成就的原因。（6分）
答：_____________________
【答案】①好学精神：聪明好学，刻苦用功，博览群书。②治学方法得当：既有考据学的基础，又能吸收新知识；既能吸收前人研究成果又不盲从。③广泛交游，视野开阔：结识名流学人，游学日本，多方涉猎。
【解析】分析成功的原因，主要通读全文，从作者的行文中可以找寻到三方面，分别是良好的精神品质，正确的学习方法和交友。
2008年山东卷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4题。（18分）
我所认识的梁漱溟
牟宗三
我是在梁先生于重庆北碚创办“勉仁学院”时（1948年）认识他的。“勉仁”是梁先生的书斋名，取儒家“勉于行仁”的意义：先前他也以“勉仁”办了一所中学。我是在建校以后去的，在那里待了一年多，所以对梁先生的学问与人格也有一些了解。
他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从性情、智慧、人格各方面来讲，在这种时代，要找这种人，已经不太容易了。他的议论不管是对是错，都有真知灼见。他和社会上一般的名人、名流不同。他对中国有极深的关怀，平生所志都在为中国未来的发展寻出一条恰当的途径，例如“乡村建设运动”，就是梁先生思想见之于行动的具体表现，不只是讲说学问而已。
“乡村建设”的实践，就他思想的渊源来看，可以《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为代表。这本书是梁先生应王鸿一之邀，在山东以“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为题的演讲稿合辑而成的。那时他还很年轻，不到30岁。这是当时非常了不起的著作，思辨性非常强，自成一家之言，不是东拉西扯、左拼右凑抄出来的，而是一条主脉贯串而下，像螺丝钉钻缝入几的深造自得之作，可说是第一流的。
梁先生没出过洋，又不是什么翰林学士，但一样可以讲中西文化问题：黑格尔没到过中国，也不认识中国字，但到现在为止，讲中西文化问题的，还没有一个超过黑格尔的，谁能够像黑格尔了解那种程度？这就是哲学家的本事了。梁先生讲中西文化，完全出自于他对时代的体认及民族的情感，而这又是承续自他家庭中关心国事的传统。梁先生的父亲梁济（字巨川），在民国七年时，为抗议象征着固有文化的清朝之灭亡，而自杀身亡。这是一个时代的问题，也是梁先生格外关注的文化问题。
究竟，中国文化该何去何从？中国文化在清朝统治了300年之后，从辛亥革命到现在，一直难以步上正轨，而始于17世纪近代文明的西方文化，就摆在眼前，应该如何作抉择？
梁先生曾说过一句话：要读他的《中国文化要义》，保存中国传统文化。保存文化是对的，哪一个民族能否定自己的文化？但想了解中国文化并不容易，读《中国文化要义》恐怕不如读《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中国文化要义》是从他的《乡村建设理论》简约出来的，哲学味太重了，每一个项目都需要再加以申说，否则不易懂。而《乡村建设理论》，虽是他最用心的著作，企图自农村风俗习惯的横剖面的深刻剖析中，归结出中国文化的特征，但是纵贯性不够，在方法论上“从果说因”，是有问题的。这是梁先生一生吃亏的地方，也使他不可能真正了解到中国文化。
梁先生晚年观念已老，也有很多问题没有触及，尤其是文化上。
但是，在“文革”之时，他却表现了中国知识分子不屈不挠的风骨与气节，这是他最值得敬佩的地方，他被批斗时，家具和所有的藏书也都被摧残烧毁，他并没有反抗，只极力要求破坏者让他保留一部字典，因为那部字典是向朋友借来的，烧掉了会对不起他的朋友。虽然最后这部字典还是不能幸免，被烧掉了，但是从这件事上，也可以看到他那来自传统知识分子忠厚的一面。
梁先生在近代中国是一个文化的复兴者，不但身体力行地宣扬了传统的儒家思想，更可以说是接续了清代断绝了300年的中国文化。这是他的一生最有意义的地方，也正是梁漱溟先生象征“文化中国”的意义所在。
1. 文章第二段说“他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他和社会上一般的名人、名流不同”。这样评说梁漱溟的具体理由是什么？（4分）
答： _____________________
【答案】有真知灼见：不只是讲说学问，还将思想付之于个体行动。
【解析】本题主要考查“筛选并整合文中的信息”的能力，能力层级为C级。理解时把题干返回到原文中，结合上下句进行分析，尽量化用原文词句整合、组织答案。本题的答题区间很明显，由题干的提示，答案在第二段中就可以找到、找全。
2. 文章第四段写到了梁漱溟父亲自杀身亡，这段文字在文中有何作用？（4分）
答：_____________________
【答案】表明梁漱溟关心中事是有家庭传统的：是梁漱溟格外关注文化问题的原因：使读者对人物更全面。
【解析】本题主要考查“分析文章结构，把握文章思路”的能力，能力层级为C级。理解本题时，要跳出固有的思维框架：谈及“作用”，就要从内容和结构两个方面作答。本题设题比较灵活。实际上，在第4段中写的梁漱溟父亲自杀身亡，它是一个事例、一个论据。这样，本题就转化成了论据和论点的关系，论据是为了证明论点，所以在寻找答案时，就要抓住中心观点的句子。据此，参考答案中的前两个要点就很容易落实到位。至于第三个要点，则要考虑到文体特征。作为一篇评传性文章，记叙事件就是为了使读者对人物了解的更全面、更直观，故要点三也就不难理解了。
3. 作者在评述《中国文化要义》等著作特点的同时，也指出了梁漱溟的不足。他的不足之处具体表现在哪几个方面？（4分）
答：_____________________
【答案】《中国文化要义》哲学味太浓；《乡村建设理论》在方法论上“从困说因”；晚年观念已老；在文化上有很多问题没有触及。答“哲学味太浓、方法论上从果说因、观念陈旧、文化上有很多问题没有触及”也可。
【解析】本题主要考查“筛选并整合文中的信息”的能力，能力层级为C级。根据题干的提示，本题的答题区间很明显，在第七、八段。关键是答题要点组织得要有条理性，如第八段中就涉及两个要点，特别要看清其中的“也”字。
4. 作为一篇评传性文章，作者是从哪几个方面“认识”梁漱溟的？这样写对你的写作有何启示？（6分）
答：_____________________
【答案】主要是从学问和人格两个方面去认识梁漱溟的。启示有四点：（1）从文体来说，要评传结合。（2）选取自己熟悉的材料。（3）中心内容的确立要体现人物的身份特征。（4）通过细节表现人物。
【解析】本题有两问，既考查了“分析文本的文体特征”的能力，又考查了“评价文本的主要观点”的能力，也考查了“探究文本中的疑难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的能力，将分析综合C级、鉴赏评价D级、探究F级兼容起来了。虽然本题考查的能力点较多，但题目难度不大。第一问的考查，其答案非常明显，文章第一段就以一个概括性的句子展示出了作者的主要观点和写作角度：“学问”“人格”。第二问结合文体特征和文本特色即可作答。不足之处是4题的第二问。其中“通过细节表现人物”这一答案要点在文本中表现不明显，命题人忽略了评传性文章的一个重要东西，即真实、客观地表现人物。如果将“真实、客观地表现人物”替换“通过细节表现人物”，则答案就具体全面了。
3. 2011年全国Ⅰ卷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4题。（25分）
下笔不觉师造化
黄宾虹一生绘画艺术的大进展，多发生在他隐居的时期。这并不是纯粹的巧合，无需应酬杂务的宁静生活可以让他深思内省，促使画作和自然风景、隐居生活进一步契合。池阳湖画风之变是一次突变，源自他对江湖水光天色的写生，也来自他蓄积已久的思考，还来自苦涩现实对他心灵的影响。其弟子王伯敏多年后还难忘他老师的教诲：“读书的人，要甘于寂寞。寂寞能安定，定则心静，静则心清，清则心明，明则明白一切事理。作画，墨是黑的，只要眼明心清，便能悟出知白守黑的道理，画便猛进。”
1929年的一件盛事是教育部在上海举办的第一届全国美术展览，南北国画家都参加。此时在上海美专任教的黄宾虹参加了展出工作，并发表了评介文章《美展国画谈》。文章提倡士大夫的逸品画格，以为不必求悦于人，人不知而不愠，才是真画者；还以为当时沪上流行的一种是细谨、工于涂泽的媚人习气，另一种是自矜才气、沦于放诞的欺人画风，以浮滑为潇洒、以轻软为秀润，真画者反不合时宜。他希望画者能坚持避俗趋雅的操守，力求华滋浑厚的画风，不要因一时俗世弃取而改变。
黄宾虹一向以为书画同源，所以称作画为“写画”。他以为上古时代书画不分，如伏羲画八卦、仓颉造字的一种主要方式就是象形，中国最早的文字中已有横线、纵线、弧线等线条形式；汉以后虽分书画，但仍是道归于一，三代以上笔法可从甲骨、古玉、铜器中求之。他在1929年编辑的《滨虹草堂古印谱》里曾谈到古印上的籀篆文字：点画的肥瘦方圆奇正各不同，有助于绘画笔法；而结构的疏密、参差离合、抑扬顿挫、回环往复，更可见章法布置之妙。所以，他作画时要置备金石拓本在案头。他由古玺印这种上古金石实物、临近原始的艺术形式中悟出笔法要旨，认识到书法、文字、金石、绘画都是同一来源，即来源于自然山水，从而找到回归造化之路。
黄宾虹常提到古代书法家从观察自然中有所领悟，如在雨后看车行泥沼，车轮在泥中转动犹如笔被纸墨所滞却仍圆转，不疾不徐、不粘不脱，由此笔法大进。他也常以自然山水之理来诠释自己的笔法，如“平”就是如风吹水动、一波三折；“圆”如行云流水、宛转自如，而石有棱角、树有桠杈，则是圆中有方；“变”则如石有阴阳向背、树有交互参差，山有起伏显晦、水有缓急动静。1922年他在给友人陈柱尊的信里说到，自己是以山水作字，而以字来作画。可见，他已将山水自然之理、《说文》六书之法、书法、画法相互打通。
现代画家以画为道抑或以画为艺，这种人生态度和价值取向上的对比，在黄宾虹和张大千身上表现得最为明显。张大千一生充满传奇色彩，黄宾虹一生平静淡泊。张大千1925年在上海举办第一次个人画展，26岁就扬名南北，后又去北平办画展，被称为“南张北溥”，可谓名满天下；而黄宾虹虽较早就有“南黄北齐”之称，但他直至1943年才在上海举办第一次个人画展，这时他已经80岁了。
黄宾虹自来沪上就以鉴赏、鉴别真伪著称；而张大千仿作的石涛画，甚至瞒过了当时的大行家罗振玉、黄宾虹及其老师曾髯，可谓出神入化。还有对画与钱的关系，黄宾虹一生力避卖画，多以画赠友人知己。虽有润笔，与他的名气相比也很低，他一直严守传统士大夫不言阿堵的精神，过着清寂的学人生活；而张大千却有着对金钱的开通看法和潇洒追求，有过极高的润格，也卖商品画，出手阔绰。不同的人生态度最终体现在他们的画中，黄宾虹的画是典型的恪守传统的雅正的士夫画，张大千的画则有趋向民间、时尚的意趣。两人都是一代宗师，只是在境界上和被认可的领域不同而已。
（选自吴晶《画之大者——黄宾虹传》）
1. 下列对传记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 ）（5分）
A． 针对当时沪上流行的细谨、涂泽的媚人习气和自矜才气、沦于放诞的欺人画风，黄宾虹推崇细腻、轻软的逸品画格，倡导做“真画者”。
B． 由于我国书法、文字、金石、绘画同源异流，道归于一，要研究中国书法、绘画的笔法意蕴，就只能从上古时期的甲骨、古玉、铜器入手。
C． 书画家常能从观察自然中领悟到艺术的真谛，如由雨后看车行泥沼悟得笔法的疾徐粘脱，由石的阴阻向背、树的交互参差悟出笔法的变化。
D． 张大千有着深厚的艺术修养，模仿的水平也极为高超，以至于他仿作的石涛画，甚至瞒过了当时的书画大行家罗振玉等人。
E． 本文通过记述黄宾虹博采众长、学习绘画的艰苦历程，描写了他在中国绘画艺术上的理论创见与突出成就，为我们展示了一位艺术家的感人形象。
【答案】答C给3分，答D给2分，答B给1分；答A、E不给分。
【解析】A. 黄宾虹提倡士大夫的逸品画格，以为不必求悦于人，人不知而不愠，才是真画者，力求华滋浑厚的画风；以浮滑为潇洒、以轻软为秀润是沪上流行的画风。B. 三代以上笔法可从甲骨、古玉、铜器中求之，不是“只能从上古时期的甲骨、古玉、铜器人手”。D. 应是鉴赏、鉴别真伪的大行家罗振玉。E. 本文没有记述黄宾虹博采众长、学习绘画的艰苦历程，没有描写黄宾虹的突出成就。
2. 黄宾虹一生绘画艺术的大进展，多发生在他的隐居时期。这是什么原因？请简要分析。（6分）
答：_____________________
【答案】①减少应酬杂务，生活清净，便于深思内省和作画；②对江湖水光天色的写生使他的画风发生了突变；③安定生活使他眼明心清，能够悟出知白守黑的道理，画艺猛进。
解析：从第一段中分层归纳，即可得到答案。
3. 黄宾虹作画时为什么要把金石拓本摆在案头？请简要分析。（6分）
答：_____________________
【答案】①从金石文字的点画结构中，他受到绘画笔法与章法布置方面的启发；②从金石拓本认识到书画同源，悟出画艺回归造化的路径。
【解析】抓住上下文中的关键语句“更可见章法布置之妙、悟出笔法要旨、认识到书法、文字、金石、绘画都是同一来源”即可总结出答案。
4. 尽管黄宾虹和张大千都是一代宗师，但二人的人生态度、对金钱的看法以及艺道旨趣却大相径庭。这给你什么样的启示？请结合全文，谈谈你的看法。（8分）
答：_____________________
【答案】观点一：恪守传统，力求雅正。甘于清寂淡泊，追寻艺术真谛。①与平静淡泊中求真务实的人生态度；②淡泊名利，不言阿堵，保持传统学人本色；③避俗趋雅，不为流俗所动，寻求华滋浑厚的画风。
观点二：创新与模仿并重，理想与时尚兼顾。①创造与仿作兼顾；②对金钱的开通看法和潇洒态度；③注重民间时尚意趣。
观点三：既恪守传统，又踊跃创新，在追求自己理想的过程中享受人生。①守正出新，继承与创新兼顾；②怀抱艺术理想，追求名山事业；③脚踏实地，享受人生。
【解析】三个角度，可赞同黄宾虹，可赞同张大千，也可融合二者。
牛刀小试
1. 阅读下面文字，完成1~4题。
盛宣怀的教育思想和办学实践
“办大事，做高官”是李鸿章对盛宣怀一针见血的刻画，也可以说是对他一生发展道路的指引。盛宣怀是按照这条道路和程序走的，李鸿章也是照此方针培植他的。盛宣怀所经营的近代企业及与之相应的新式教育事业，在当时都是无先例可循的“大事”，但因为有李鸿章的大力支持而取得成功，并被李鸿章多次保举，直至官拜邮传部尚书。他因办“大事”卓有成效而至“高官”，反过来又利用“高官”的地位和权力来促进“大事”的发展。可以说，盛宣怀是处非常之世、走非常之路、做非常之事的非常之人。
经过近三十年的苦心经营，到19世纪90年代中后期，盛宣怀实际上已经全部或部分地控制了一批关系到国计民生的轮船、电报、铁厂、铁路、矿务、纺织、银行等大型企业。他在披荆斩棘、奋力开拓的过程中，深深体会到新式人才十分重要，没有与这些新兴企业相适应的新式人才，将一事无成。那些皓首穷经的学究们绝不可能去搞机器技术和企业管理，科举所取之士对此一窍不通。那么，新式人才从何而来？盛宣怀认为，必须立足于自己培养，聘用洋师只是暂时的、短期的。之所以如此，煤铁矿藏“实以开采为大利所在，未便使外人久与其事”。基于这种认识，盛宣怀在经营企业的过程中，往往创办附设于企业的带有训练班性质的学堂。比如办电报局时，他在天津、上海等地办有电报学堂；督办汉阳铁厂时，也办有附设的学堂。这些学堂在学制、课程等方面都只注重实用，理论和基础知识则不求系统，属于非正规的训练班。盛宣怀是一个有心人，“精细为群僚之冠”，他对这些训练班及时总结经验，作为以后办正规学堂的准备。
1895年秋，盛宣怀得到直隶总督王文韶的批准和支持，在其权力和经济能力许可的情况下，创办了中国第一所大学——北洋大学堂。同他办实业一样，盛宣怀在办教育时也以“学以致用”为准则。他给北洋大学堂订了两条规则：其一是不许“躐等”。他说：中国过去学西学的学生成绩不显著的原因之一，就是“学无次序，浅尝辄止”，本大学堂的学员必须循序渐进，不许中途他骛，直至完成学业。其二是要学习专门科学技术，文字语言不过是工具。盛宣怀这一观点的形成，不仅源于他汲取了过去同文馆只学外语因而用途不广的教训，也是他自己在办实业的过程中不断提高认识的结果。也正因为这样，后来当他的天津海关道继任者李少东请求将60名学生分别改学法语、德语和日语时，他毫不留情地加以阻止了。
1896年春，盛宣怀禀明两江总督刘坤一，请求“如津学之制而损益之，设立南洋公学”。他非常慷慨地提出“学堂基地由臣捐购”，常年经费也由他所经营的轮、电两局岁捐十万两。此时正是盛宣怀大展宏图之际，因而主张南洋公学“取国政之义，以行达成之实。于此次钦定专科，实居内政、外交、理财三事”。显然，南洋公学是全国性的以培养政法人才为主的、由盛宣怀直接控制的正规学校。盛宣怀办学思想的可贵之处，还在于他非常重视基础教育。他说：“师范、小学，尤为学堂一事先务中之先务。”所以南洋公学陆续设立了师范院、外院（附属小学）、中院（中学）、上学（大学）和特班。郑观应赞誉说：“此乃东半球未有之事，其非常不朽之功业也。”
（选自夏东元《盛宣怀传》）
1. 下列对传记的分析和概括，不正确的两项是（ ）
A. 经过近三十年的苦心经营与奋力开拓，到19世纪90年代中后期，关系国计民生的许多大型企业，都已处于盛宣怀的全面或部分掌控之中。
B. 盛宣怀认为，开采矿藏能够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一旦让外国人插手其间，将使中国的矿藏资源大量外流，因而主张完全自主开采。
C. 盛宣怀在天津、上海等地办的电报学堂和在汉阳铁厂时办的学堂，学员的实际动手能力普遍较强，而理论和基础知识则相对薄弱。
D. 盛宣怀认识到培养新式人才的重要性，认为科学所取之士不可能去搞机器技术和企业管理，必须通过新式教育培养所需要的人才。
E. 传记通过对盛宣怀教育思想及办学实践的记述，表现了他作为实业教育家的远见卓识，也反映了我国近代学校创办前后的社会背景。
【答案】BC。B项，煤铁矿藏“实以开采为大利所在，未便使外人久与其事”误，不是不给外国人插手，而是认为不便与外人久其事。C项，重视动手能力而已。
2. 盛宣怀在创办北洋大学堂时提出了哪些主张？反映了他什么样的教育思想？
答：_____________________
【答案】他给北洋大学堂订了两条规则：其一是不许“躐等”。即“学无次序，浅尝辄止”，本大学堂的学员必须循序渐进，不许中途他骛，直至完成学业。其二是要学习专门科学技术，文字语言不过是工具，反映了他“学以致用”教育思想。
3. 盛宣怀创办并直接控制的南洋公学有什么特色？反映了他什么样的办学目的？请简要分析。
答：_____________________
【答案】（1）南洋公学是全国性的以培养政法人才为主；（2）南洋公学设立了师范院、外院（附属小学）、中院（中学）、上学（大学）和特班。
办学目的：培养与新兴企业相适应的新式人才，培养能搞机器技术和企业管理的人才。
4. 盛宣怀办学成功的主要原因，有人认为是他有丰富的办学经验，有人认为是他教育思想先进，有人认为是他经济实力强，有人认为是李鸿章的培植。你的看法呢？请就你认同的一种原因进行探究。
答：_____________________
【答案】①有丰富的办学经验，办训练班、北洋大学堂、南洋公学；②教育思想先进，学以致用，重视基础教育；③经济实力强，控制许多大型企业；④李鸿章的培植，保举做高官，支持办学。不要求面面俱到，只要能就以上四点中的任何一点或其他观点进行探究，即可根据观点是否明确、论述是否合理酌情给分。
2.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3题。
寂静钱锺书
周劼人
12月19日，寂寥的寒夜，清华园日晷旁，烛光隐隐。小提琴哀婉的曲调飘散在清冷的夜空，人们伫立无语，鞠躬，献上白菊。
偶有路人好奇：“这是在祭奠谁？”
有人低声答语：“今天是钱锺书先生辞世10周年。”
10年前，钱锺书先生安详离世。遵钱先生遗嘱，“一切从简”，连在八宝山的告别仪式也只有短短的20分钟。“如此寂静。”钱先生的一位生前好友说。那日，清华的南北主干道上飘起了一千只纸鹤，学生们用这种方式，静静地送别他们的老学长。
他的人生，本不寂静。
无论是人们熟稔的《围城》，还是近乎天书的《管锥编》，都惊讶了世人，折服了学界。《管锥编》单是书证就数万条，引述涉及四千位作家上万种著作。世人惊叹“大师风华绝代，天才卓尔不群”。
然而他却又静静地坐在书斋里，照例埋头读他的书，做他的学问。图书馆内很多冷僻线装书的借书单上，只有他一人的名字。即使是身处困境，他也只是默默地埋头书本。“文革”时他被送去干校劳动改造，能看的只有寥寥几本书，但只要抱起书本来，就能兴致盎然。第一批“大赦”回京的名单中，没有钱锺书，也没有杨绛。他们夫妻二人平静地走回窝棚，杨先生说：“给咱们这样一个棚，咱们就住下，行吗？”钱先生歪着脑袋认真地想了一下，说：“没有书。”
“文革”后，对钱锺书先生的称颂日渐声高，然而钱家的书斋内一如既往地平静。他谢绝了一切记者和学者的拜访，有人将此误读为“清高孤傲，自以为是”。
他人的不解，钱先生并未在意过。杨绛先生说：“他从不侧身大师之列……他只想安安心心做学问。”
“钱先生做学问是‘心在焉’,”清华大学一位老师说：“而我们今天这个社会上，今天这个校园里，有多少人则是‘心不在焉’。”
清华大学一位博士生说，他多次读《围城》，读第三遍时忽然明白，“围城不是别人给的，正是人在日复一日的生活中为自己编织的。钱先生没有为自己修筑围城，所以，他一辈子都活得坦然，真挚。”
10年后的清华，10年后的12月19日，依旧是纸鹤飘飞，烛光摇曳，依旧只有师生们的心照不语。不时有人向钱先生的照片投来好奇的眼光：“这是谁？”
他一生淡泊，未曾想过要轰轰烈烈。但也正是这种“寂静”中，他书写了后人无法想象也难以企及的波澜壮阔。我们往往只惊叹他“这个脑袋是怎么长的”，却总是忘了去关注他两耳不闻喧嚣事的用心苦读，以及恪守完整人格的刚毅坚卓。
寂静，这是钱先生的心底所愿。不要奇怪为什么他的离世和10周年纪念都如此寂寥，这正是他的一生的格调。
一位热爱他的读者说：“这个世上唯一的钱锺书走了。”是的，这个时代再也没有了钱锺书，但，是不是也因为这个时代不再寂静？
（选自2008年12月24日《中国青年报》，有删改）
1. 下列对作品的分析和概括，不正确的两项是（ ）（5分）
A． 文章写路人对清华师生祭奠钱锺书先生的好奇，突出了他人对钱锺书的不了解。他人之所以不了解，是因为钱锺书清高孤傲，拒绝了一切媒体的采访。
B. 不能被“赦”回京，继续留在干校，钱锺书夫妇依然平静。对于希望能够埋头读书、潜心治学的钱锺书来说，干校生活的缺憾只是“没有书”。
C. 钱锺书先生作为世人公认的大师，他的人生本可轰轰烈烈而不“寂静”，但他从不想侧身大师之列，没有修筑名利的“围城”将自己“围”住。
D． 题目“寂静钱锺书”，意味着文章要围绕各种人的“静”来写。如，写清华师生10年后纪念钱锺书先生，虽没有出现“静”字，但也暗示了“静”。
E．文章报道了清华师生的祭奠活动，写了钱锺书先生给人们带来的好奇、惊叹和崇敬，展现了他的大师风范和完整人格，给人以启迪。
【答案】AD。A项，“是因为钱锺书清高孤傲”错，原文是“有人将此误读为‘清高孤傲，自以为是’”，这说明清高孤傲是有人误读，而不是钱锺书的本性。D项，“意味着文章要围绕各种人的‘静’”错，“寂静钱锺书”围绕的应该是钱锺书而非各种人。
2. 文章倒数第二段加点词语“格调”的内涵丰富，请简要分析。
答：
【答案】钱锺书的“格调”是“静”。在品格修养上，他始终静静地恪守着完整的人格，这样才能一生宠辱不惊；在治学风范上，他始终墨守“寂静”，这是用心苦读，潜心治学的重要条件。（如有其他分析，言之成理亦可）
3. 文章的结尾说：“这个时代再也没有了钱锺书，但，是不是也因为这个时代不再寂静？”请结合全文，探究时代的“寂静”与产生钱锺书这样的大师之间的关系。
答：
【答案】探究要点：①人才的成长与时代有着紧密的关联。②辩证地看待现代社会不再“寂静”对人才的影响。③成为大师的关键在于自身能墨守寂静，恪守完整人格。（如有其他观点，言之成理亦可）
3.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4题。
从混血儿到美国总统
奥巴马1961年生于美国夏威夷，父亲是来自肯尼亚的黑人，母亲邓纳姆是堪萨斯州的白人，这一段婚姻没有维持多久，邓纳姆后来与印尼留学生结婚，也把6岁的奥巴马带到印尼。奥巴马10岁时回到夏威夷，与外祖父母生活在一起。奥巴马的父母离婚后，父亲1982年在肯尼亚死于车祸前，奥巴马只见过父亲一次。成年后的奥巴马在自己的回忆录《父亲的梦想》中披露，由于父亲是黑人，母亲是白人，他曾一度对自己的种族身份感到迷惑，并为此使用大麻和可卡因等毒品。
奥巴马1983年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1991年毕业于哈佛法学院，获得法学博士学位，在哈佛大学法学院就读期间，成为《哈佛法律评论》首位黑人主编，这是人才济济的哈佛法学院所有1600名学生当中的最高荣誉，奥巴马首次获得了全国性的认可。这个位置通常被视为法律专业学生毕业后进入美国最高法院当法官秘书、进而步步高升的敲门砖，但奥巴马毕业后，却选择了芝加哥一家专门受理民权诉讼的小型律师事务所，当了多年的“穷人人”。
经过3年的法律实践和民间行动，奥巴马决定适时参加选举政治，直至当选联邦参议员。2007年2月10日，奥巴马在伊利诺伊州首府斯普林菲尔德正式宣布竞选2008年美国总统，他在演讲中说：“在林肯呼吁结束分裂、团结一致的老议会前，美国人的希望和美国梦仍在继续。” 奥巴马借用林肯的政治符号遗产，博得了黑人的好感，同时也博得了草根阶层的好感。在演说中，奥巴马发出变革的呼声：“我在学习华盛顿政治做派上投入时间不多，但我很早就意识到，华盛顿的做派必须变革。”他的参选演说获得了很多反对种族歧视支持人类平等权利的人的支持。
2008年11月5日，奥巴马正式当选为美国总统，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位黑人总统。
奥巴马生逢其时，美国民众厌倦了伊战泥潭、经济停滞以及霸道刚愎、支持率极低的小布什总统，对政府和国会都十分失望，渴望改变现状；在美国人看来，奥巴马由白人祖父祖母抚养、又在亚洲短暂生活；在哈佛受精英教育，又回到非洲裔社区做基层工作，他的经历代表了美国一代的梦想。
奥巴马承诺，如果他成为美国总统，他将使整个美国在共同使命感的感召下团结起来，使美国的历史翻过近年来政治四分五裂、愿望一再落空的灰色一页。于是在竞选中他不断重复“改变”、“希望”和“相信”这几个关键词。
许多人对奥巴马政府寄予希望，但奥巴马在记者会上说，美国正面临“历史性的危机”“这场危机是长期形成的，我们没有捷径可走，而且经济在好转之前还可能进一步恶化。”他补充说：“全面的复苏不可能马上出现。许多专家现在相信，我们明年可能损失数以百万计的工作”。
（节选自《奥巴马传》）
1． 关于奥巴马的生活经历，下列选项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混血儿的身份，使奥巴马曾一度对自己的种族身份感到迷惑，干过不好的事。
B． 奥巴马曾经在美国、印尼、肯尼亚生活过，丰富的生活经历也是他竞选的有利条件。
C． 奥巴马成为《哈佛法律评论》首位黑人主编后，首次获得了全国性的认可。
D． 奥巴马从基层工作做起，使他更深切地接触民众，关注民生。
【答案】B。原文没有说明奥巴马曾在肯尼亚生活过，属于无中生有。
2． 下列选项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奥巴马是美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位黑人总统，这表明黑人在美国地位的提升，同时也是民主政治进步的标志。
B． 奥巴马坦率承认自己政治经验不足，但他发出的变革的呼声却打动了美国民众。
C． 美国民众厌倦了伊拉克战争，且认为小布什总统执政期间经济停滞。
D． 奥巴马出言谨慎，他认为自己执政后，经济仍会低迷一阵，但最终会好转。
【答案】A。原文说“奥巴马是美国历史上首位黑人总统”，改成“唯一”则是偷换概念。
3． 奥巴马决定参加总统竞选时，借用林肯的政治符号遗产，用意是什么？
答：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答案】为了博得黑人的好感，为了博得草根阶层的好感，为了获得一切反对种族歧视支持人类平等权利的人的支持。
4． 根据文意，概括奥巴马竞选获胜的原因。
答：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最新范文
冰心谈生命范文3篇10-23
节能减排实施方案（3篇）10-23
建筑论文范文（最新3篇）10-23
高级职称的论文范文最新4篇10-23
裁判员代表宣誓词范文（优秀9篇）10-23
关于感恩的文章范文（最新8篇）10-23
土木工程求职意向范文【9篇】10-23
护理护士论文范文（优秀9篇）10-23
承担责任范文（7篇）10-23
杰出班组长范文（通用5篇）1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