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劫《大明劫》观后感（优秀5篇）

2024-04-24 01:18:01

在看完一部作品以后，这次观看让你有什么体会呢？是时候写一篇观后感好好记录一下了。千万不能认为观后感随便应付就可以，读书是学习，摘抄是整理，写作是创造，本文是可爱的小编山仔为家人们分享的5篇《大明劫》观后感，欢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启发。

《大明劫》观后感篇一

一部很有良心的历史类片子。故事发生在大明末年，那根导致王朝覆灭，国家破败的最后一根稻草到底是什么，影片给出了自己的解读。

两位主角，历史上都有其人。一是孙传庭，努力挡住闯军，无奈多方面因素下最后马革裹尸。另一人是写出了《瘟疫论》的游医吴又可，影片围绕治人治国的角度将两名似乎没有关联的人联系到一起，展现大明将亡之时这两个最清醒的人的思想碰撞，精彩至极。

孙传庭最后到底怎么失守的潼关，众说纷纭。准备不足，草草出关，在崇祯的催促下不得不奉命行事，这是导致他失败的直接原因。其实，就算有了皇帝的信任，糜烂的制度所带来的负面效果也一时难以清除，孙传庭不是败给了自己，朝代的命数就是如此。

而吴又可这个角色的形象也相当丰富。从一开始的拉稀疗法到后面对待士兵的别出新意，只能看出这个游医和别的医师想法略有不同。经孙传庭一番教诲之后自己慢慢开始醒悟，不过此时还是仅限于将医术学以致用的范畴。

导致吴又可思想升华的还是影片的结尾，军中的患病士兵被孙传庭无情抹杀。瘟疫士兵，与其带出关扰乱军心，不如就地解决。这其中的孰轻孰重，孙传庭很明白，而吴又可也很明白。

从不同的角度看过去，两人都没有做错。当断则断，一个是要在军事上取得胜利，另一个则是站在生命的立场上。所以吴又可最后回到了苏州老家，世外桃源之中潜心著书。

所以这两人的对手戏就很有意思。孙传庭坚定地站在国家这一方，而吴又可则对大明不报希望，表面上孙传庭将控制瘟疫的重任委以吴又可，事实上孙传庭一开始就知道吴又可和他不是一路人。

强扭的瓜不甜，吴又可最后不告而别，孙传庭也是早就料到了。潼关一战，胜负难料，吴又可为保全性命而出走，这是原因之一。为什么孙传庭断定他不会投靠闯王？在大明手下办事，和在李自成手下办事，本质都是一样的。

而瘟疫才不管你是哪个阵营的，王朝更替又如何，病魔一日不除，医者难以安息。都说救国救人，最根本的还是人，人的疾病可治，而缠绕在这个朝代的`瘟气，不可治也。

这个时候把孙传庭对缙绅说的那些话拿出来，发现别有韵味。孙指责他们对国家见死不救，用来献给国家军队的，远不及用来贿赂自己的。可对于土豪们来说，改不改朝，换不换代，给哪一边都是浪费。

最后影片在崇祯自缢的字幕中结束。前面铺垫了这么久，结束却来得如此突然。影片的悲剧基调又一次彰显，孙传庭都用生命在呐喊了，所有的愤怒、不甘和仇恨，都在白纸黑字上悄无声息，一笔带过。

当然，本片并非那么优秀，厚重的历史在影片中有些方面及其到位，但有某些时候本片像是在看电视连续剧一般，稍显出戏。不过，作为一部少于的历史类电影，也够格出现在观影名单之中了。

《大明劫》观后感篇二

《大明劫》的故事梗概，是很明显的两个主角、两条线。开篇战火纷飞，开封告急。随后，乱世纷扰中，两位主角相继登场。一个是临危受命、统领明朝最后一批精锐之师的督师孙传庭，一个是倦怠于太医院弄权乱相而辞官的游医吴又可。孙传庭欲救国，故操练士兵，整饬吏治，然吏治积弊已久，又兼乡绅豪强横行。吴又可求医道，故判别疫情，寻找瘟疫传播机理，却不为恩师所理解。当瘟疫愈演愈烈，并夺走了吴又可恩师的生命时，孙传庭请吴又可出任军医，两位主角相遇，救国与医道两条线在此交汇。顺便一提，孙传庭力劝吴又可这场对手戏很是精彩。经过努力，吴又可治瘟稍见成效，孙传庭欣赏他的医术，他感激孙传庭的信任。然而疫情未除，孙传庭迫于朝廷催逼，不得不出关作战。国家机器终究不以三两将士的性命为念，为免后方骚乱，孙传庭瞒着吴又可，出关前一把火烧死了不能出征的满营病号。吴又可苦笑：“督师控制疫情的方式实在是比吴又可有效。”留书一封，告别军营，“乱世苍生，各有宿命”。两条线又在此分开。孙传庭的救国之路终于潼关的战死沙场。吴又可的医道之路终于太湖边写完最后一笔《瘟疫论》。

正如吴又可出走后孙传庭所感叹：他有他的路要走。吴又可的医道和孙传庭的救国是故事中平行交错的两条线，并无轻重之分。不能说吴又可救人就是小节，孙传庭救国就是大局。甚至，把影片说成是打土豪的电影，就更属以偏概全了。进而分析明朝灭亡的经济和政治原因，可能不无道理，但对于评价这部电影似乎没有帮助，毕竟题主问的是“如何评价电影《大明劫》”。

在我看来，《大明劫》的主题不是探讨明朝为何覆灭，至少不全是。楼上诸君都未提及的细节是，吴又可给孙传庭留书一封，开篇即道：“王朝兴衰，唯有医道长存。”他的`意思是，你牵挂你的大明朝，我更在乎的，是我的医道。

这个医道应该怎么理解？是否这部电影要宣传中医？我以为，应该把医道作为整个中华文化的一部分来看，寄寓的是对文化传承的沉思。

想起年的一部题材和风格都相似的电影《柳如是》，也讲的是明亡之际个人的命运抉择。印象极深的一个细节，钱谦益以明朝官员的身份到清朝做官，让柳如是失望之极。钱向柳极力解释：你现在不理解，将来也一定会理解；朝廷已经颁诏，恢复科举，按前朝旧制举行会试和各省乡试，我们读书人还得担负起传承周礼的责任呐，大明可亡，天下不能亡啊。

柳如是主张殉国，正对应着《大明劫》里的孙传庭；而钱谦益忍辱降清，主张传承周礼，正对应着吴又可。

顾炎武说：有亡国，有亡天下。中国传统文人，在一朝做官，固然忠烈重气节，但生死存亡之际，部分文人更重视汉家文化世代传承。一朝覆灭，是为亡国；周礼不传，才是亡天下。这里暂且搁置汉族政权亡于异族是否“亡天下”的争议（顾炎武原文暗指明亡于李自成为亡国，亡于清为亡天下），何况《大明劫》故事的背景尚在清兵入关之前，李自成反明之时。

《大明劫》前半部分，吴又可的老师不赞同吴又可的瘟疫之论，屡以古书《伤寒论》争辩，以为祖宗不我欺。吴又可提出瘟疫论，是对医道传统的批判革新。作为医道流变传承的一环，他不能为了殉国死于沙场，他要着书立说，完成自己承上启下的使命。

亡国关头两个主角基于个人角色所选择的道路，不管是进而殉国还是退而着书，都对得起历史。

回到电影本身。历史上孙传庭和吴又可都确有其人，潼关殉国和写瘟疫论也确有其事，但两人是否有交集则不得而知。电影基于史实，在历史空白处作合理想象，并寄予家国兴亡和文明承续的沉思。综合来说，这是一部态度诚恳、三观端正、想象合理的历史故事片。

《大明劫》观后感篇三

说实话，这部电影拍的很成功，把明朝末年百姓的贫苦与地方豪强的富有进行了鲜明的对比，将明末朝廷官吏的腐败无能淋漓尽致的展现了出来。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真实”，因为在那个时代确实如此，朝廷动荡不安，内忧外患，根本不存在太平的可能。

明朝末年，闯王李自成带领农民起义，决心推翻明朝的统治，数年来转战了大半个中国，蚕食了不少明朝的领土，但是却多次败在了明朝大将孙传庭的手中，在潼关第一场战役中更是被打的丢盔弃甲，仅剩十八骑与他一同逃走，可惜却是没有抓到李自成。明朝当时还不了解李自成的力量，他所代表的是基层农民阶级的大群体，依靠无产阶级而活，所有的农民都是他的帮手，所以在孙传庭被崇祯皇帝关进监狱这几年，他一直在招兵买马，稳步发展自己的势力，为自己所用。

因此，在几年后，李自成的军队就发展壮大，与当初潼关被打得狼狈不堪的他已经完全不同。他再度攻城，明朝却是屡战屡败，尽管后来孙传庭再度出征，可当时的明军却已是强弩之末，装备、实力、钱财都是极度匮乏，而孙传庭曾经所率领的秦军精锐也在他坐牢的这几年全军覆没。于是他决定先养兵，培养新兵的锐气；可是崇祯皇帝却不依，他怕再养出一个不听皇命的将军，于是他不想让孙传庭去养兵，反而是下旨让他直接出关迎敌。

其实在明朝那么多位皇帝中，崇祯不能算是一个昏庸的皇帝，可“自古皇帝多疑”，他更是如此，在崇祯的手中：孙传庭、袁崇焕、卢象升等都是名将，颇具才华，但是却没有打出一手好牌。

袁崇焕：在北方满军入侵时，杀败努尔哈赤，打的`满军溃不成军，可是却因与魏忠贤不和，在宁锦之战后辞官归乡，不再管理朝政大事。

卢象升：担任兵部尚书，力主抗清，守卫京师，连战皆捷，但却被高起潜陷害，免去职务，最后率部在巨鹿贾庄被清军包围，高起潜却是拥兵不救，最终战死沙场，年仅三十九。

在明清时代，潼关是仅次于山海关的第二大关，地势易守难攻，只要肯防守，粮草充足，即可立于不败之地，而崇祯下旨出关作战，当时军中又爆发瘟疫，死的将士不计其数，军队本就是临时拼凑起来的，又经此大疫，早就被磨了锐气，虽然孙传庭是一代名将，却也是无力回天了，故有“传庭死，明朝灭”这一说。

潼关失守，闯王剑指北京城，崇祯最终也是落得个无奈自缢的下场，而历史讲究的是因果：“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最终李自成推翻大明朝，但吴三桂却是引得清军入关，闯军不敌清军，李自成只做了一天的皇帝，就在撤退的途中，被一个小山村上的武装力量杀害了，死的不得其所。

历史的有趣正是在此，可这里却又是符合自然规律的。“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明朝在失去民心的时候就气数已尽，大顺还没有巩固政权、也没有太多对战清军骑兵的经验，竟是全部被推翻，终是皇太极建立了大清政权。

而电影中的医生不顾自身安危、英勇救人的精神也与我们现在正在和新肺炎战斗的医生们何其相似，这种精神值得我们去学习和敬仰，面对于病魔，受感染者也不能屈服，我们要和它抗争到底！中国加油！武汉加油！

《大明劫》观后感篇四

在连续三部现实题材影片取得越来越好的成绩后，编剧谢晓东和导演王竞再接再厉，联手推出第四部作品。这次，他们把笔触放到了历史上的明末时期，以一场瘟疫切入了当时社会的悲剧性。转战历史题材，二人依旧保留了写实的风格，最大程度地还原了史书中对明末时期的各种细节记载，让整部影片的历史风味达到了教科书和馆藏的级别。正是在这样写实的历史氛围中，片中的两大主人公孙传庭和吴又可跃然银幕之上。通过这两个人的内心挣扎，我们看到了在那个历史洪流中，即便是看清时事的人，也终究摆脱不了身不由己的宿命。

王竞导演之前的作品，女性主角和女主演的表现都十分亮眼。《我是植物人》中的冯波、《万箭穿心》中的颜丙燕，都是影后级的表现。而《大明劫》中的角色设置则更像香港双雄片。戴立忍饰演的孙传庭和冯远征饰演的吴又可之间，有着鲜明的角色对立和戏剧矛盾。孙传庭的史料记载较多，戴立忍则着重表现该角色在历史事件中的内心世界。吴又可的史料记载很少，冯远征便将其独特的性格和对疾病的。新认知凸显出来。一收一放，相得益彰。两位演技派大咖的碰撞，令人赞叹不已。

谢晓东编剧的作品，往往注重悬念的铺设和照应，以及细节上的社会深意。《无形杀》和《我是植物人》，都是看到结局后才恍然大悟到让人脊背发凉的真相。《大明劫》也不是温情的作品。尽管这部戏中没有悬疑的戏份，但是谢晓东依旧用了很多暗示来讲述一些残酷的现实。在他细研史料后，已经了解到明末时期，当社会积弊已久，历史洪流已经不可逆地像下一个时代涌去，个人的悲剧就已经无法避免。孙传庭为了保证出关作战，最后对军营中的传染病采取了根除性解决，是一种取短痛免长痛的悲情。谢晓东曾提醒来观影的朋友“这部戏会很冷”，体现了他对历史的态度。

如果大家只是注重了影片的故事，那么会误以为《大明劫》是中医名家吴又可的传记片。因为影片几乎详尽完整地叙述了吴又可发现传染病、提出瘟疫传染的理论、以及用理论去实践救治、最后将起初不被认可的理论总结成了流传后世的《瘟疫论》。其跌宕起伏的经历，以及角色鲜明的个性表现，都是一部优秀传记片所应该包含的。不过王竞和谢晓东的野心可不止于一部吴又可传记片那么简单。王竞明确其努力，是为了把《大明劫》做成一部史诗片。

于是我们看到，《大明劫》的细节考究程度达到了令历史学家都佩服的程度。影片中的明代武器，让我们看到了那些被遗弃的文明是多么珍贵；士兵们的铠甲、平民和官绅们的服装，以及各种建筑和室内装饰，都还原了史料中的描述。尤其是三眼铳和可以换“弹夹”的大炮，让影片开场的攻城战，显出了无与伦比的气势。据说《大明劫》中根据史料打造的诸多道具，已全数被电影博物馆等机构收藏。可见用心做电影的内地电影人仍在，内地的史诗片，也将会区别于古装片而为观众所接受。

《大明劫》观后感篇五

《大明劫》一上映，各种影评纷至沓来，从历史、人文、朝政、经济、社会各方面大加评说，实际上这些定位都有些不准确。与其说这是一部历史故事片，不如说是一部医学科普片。故事讲述了流民起义、瘟疫横行的明朝举国陷入混乱恐慌，一方面，大将军孙传庭孤胆奋战，誓死保卫大明政权；另一方面，名医吴又可用医者仁心对抗瘟疫，两位英雄在乱世中用不同方式挽救每一个生命，扞卫大明江山。

这是一次明朝版“非典”的再现，本片从头到尾，给人们印象深刻的，不是开封保卫战的殊死搏杀，不是明朝宫廷内的权力斗争，也不是地主豪强的骄横不法，而是瘟疫肆虐、疾患病倒、尸横遍地的凄惨场景。身为医官，吴又可在军营、在村庄、在集市这些环境里，他奋不顾身，治病救人、救死扶伤的义举，以及他的独到中医学理论及其实践则贯穿于整个故事情节，实实在在给我们普及了一次明朝版“非典”的病例、病理和医道。

笔者以为，本片以现实手法烘托电影主题，有借古喻今之意，片中关于瘟疫肆虐的情节与现实有着很多惊人的相似之处。影片交待，吴又可创作的《瘟疫论》中的用药方法，在这次明朝版“非典”的治疗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对于本片，很多人的影评忽略一个事实，那就是要从自然科学上入手。古往今来，很多学者研究封建朝代兴衰更替，总是从人文和社会的角度入手，其实这是一个严重误区——地球自然气候环境的变化应是第一位的，自然气候环境决定社会政治环境。据现代英国天文学家蒙德研究证明，从公元1595到1645年间，太阳黑子活动进入“超级安静模式”——地球获得的光热急剧减少。这个时期，欧洲气候非常寒冷，而中国明朝正处于这一历史时期。

这个时期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冷的时期，被称作“小冰河期”。极端气候造成欧亚大陆酷寒，还使降雨区域普遍南移，当时全中国各地几乎连年遭旱涝之灾，欧洲、中亚两河流域和东亚黄河长江流域地区，被冻饿而死的人口多达两千多万。从1597年开始，明朝中国“小冰河期”效应开始发作——先秦晋，后河洛，继之齐、鲁、吴越、荆楚、两广，出现全国性的大旱灾，颗粒无收。万历、崇祯年间，旱灾变得越来越频繁，大旱之年的比率也在增加。从万历中叶开始，旱灾竟持继了七十年之久——这对于一个以农业为本的国家来说，完全是致命的打击。

明国北部面临两大强敌——蒙古与满洲。历次游牧民族的'南下均与气候的改变有较大关系。无论何时，生存总是第一位的。一旦气候趋向严寒，部族和牲畜的食品供给短缺，对南朝肥沃土地和物质财富的贪欲会无限地放大。晚明一代，遭受外族大小入侵达百余次，为抵御外敌，明朝廷加大征收赋税的力度，引致民怨沸腾，纷纷揭竿而起，内忧外患严重损耗了明国的实力。

“小冰河期”的叠加效应，一是无休止的战争，二就是爆发鼠疫——在几次小规模的鼠疫之后，一场波及华北数省的大鼠疫终于在山西爆发。万历八年（1580年），“大同瘟疫大作，十室九病，传染者接踵而亡，数口之家，一染此疫，十有一二甚至阖门不起者”。同年，在太原府（治今太原）的太谷县、忻州、苛岚州及保德州都有大疫的记载。次年，疫情传至辽州（今左权），再传至潞安府（今长治），疫情进一步扩大。

疫情患者表现为脖子肿大，传染性极强。万历十年鼠疫传到相邻的河北宣府（治今宣化）地区，这里是军卫密集的军事重镇。疫情发生时，“人肿颈，一二日即死，名大头瘟，起自西城，秋至本城，营盘死者不可胜数……冬传至北京，明年传南方。”边防将士染病暴亡者多达数千人。此疫不仅造成怀来卫城中的人口大量死亡，并且传入明国都城北京。“朝发夕死”、“一家尽死孑遗”是对鼠疫发病迅速，快速传染及病死率高等特点的形象描述。

“疙瘩”是对腺鼠疫患者的淋巴结肿大的直观描述。崇祯十六年夏秋间北京城中的人口死亡率大约为40％甚至更多，疫情甚至使全家都灭了门。又如河间府景县，“崇祯十六年大疫，病者吐血如西瓜水立死。”传染之快，惨状之酷烈，亘古未有。当时明帝国都城北京实际已是一座恐怖的疫城。如一份清代档案提到崇祯十六年二月的北京城，“大疫，人鬼错杂。薄暮人屏不行。贸易者多得纸钱，置水投之，有声则钱，无声则纸。甚至白日成阵，墙上及屋脊行走，揶揄居人。每夜则痛哭咆哮，闻有声而逐有影”。死人过多，无人收敛，白天已可见城中处处鬼影，真令人毛骨悚然。《明史纪事本末》卷78中说，当时京师内外城堞有守军精锐6万，京营兵遭瘟疫，死2万人以上，其精锐又被太监选去护驾，登城墙的兵士大多羸弱多病，且朝不保夕，故而京城不守。

公元1644年，即李自成攻入北京的同年，北京处于大瘟疫之末期，为保住皇宫，朝廷采用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在明神宗时期的建议，命令禁卫军围绕紫禁城点燃一百堆篝火，大火熊熊燃烧，从而有效地阻断瘟疫的空气传播。明国京营兵士在遭受鼠疫侵袭之后，元气大伤，以至于北京城墙上，平均每三个垛口才有一个羸弱的士兵守卫，这怎么能抵挡李自成百万大军的进攻呢？事实上，北京城是不攻而克的。由于鼠疫的流行与旱灾、蝗灾及战乱相伴随，明代万历和崇祯二次鼠疫大流行中，华北三省人口死亡总数至少达到了l000万人以上。这一时期明国人口急剧减少，农业生产急剧下降，军队羸弱涣散，毫无战斗力，因此满洲清国能顺利入主中原就不足为奇了。

大明劫 《大明劫》观后感（优秀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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