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老龄化 人口老龄化的建议和措施（精选6篇）
在发生了某些事情、情况后，我们务必要去搞清背后真相，调查的结果通常在调查报告上面呈现出来。那么你真的会写调查报告吗？下面是书包范文为您精心整理的人口老龄化的建议和措施（精选6篇），希望能够为朋友们的写作带来一些参考。
老龄化社会问题 篇一
当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数的百分之七及以上或者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数百分之十以上时，标志着国家进入老龄化。近年来，中国人口在年龄结构上逐步发生变化，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起，我国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逐年升高，开始出现人口老龄化的问题，在本世纪中老龄人口所占比例增高趋势迅猛，人口老龄化日益显现，在我国第六次人口普查得到的数据为，我国六十岁以上的人口数高达一亿七千多万，占总人口数的13.26%，标志着我国如今已进入老龄化的高峰期。并且经专家研究表明，倘若不采取有效的政策进行抑制，我国的老龄化问题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会愈演愈烈，变成一个严峻的社会问题，对于我国的社会、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都产生巨大影响。在我国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发展引起专家学者的巨大关注，其解决政策在学术界产生巨大的争议，并且如今人口老龄化问题被和人口发展策略放在一起讨论，认为人口老龄化即将成为社会中普遍存在的现象，与社会经济体制相矛盾，对社会的发展带来挑战。
2 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形成原因
社会人口老龄化的产生有许多方面的原因，对于我国来说，计划生育政策的实行对于人口老龄化带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这一点与众多发达国家和许多其他发展中国家是不相同的。由于新生儿的出生率在政策实行的短期时间内大幅度下降，导致人口老龄化问题的迅速生成，这点和发达国家由于人口死亡率和人口出生率同时较低导致的缓慢形成的人口老龄化是不同的，由于人口老龄化问题来势汹汹中国面对的问题就更加严峻。随着生育率的大幅度下降，中国的少儿群体人数相对较少并且增长缓慢，从70年代的计划生育政策执行以来，我国就一直保持着这种低生育率。
然而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人民的生活条件更好了，老年人有更好的生活条件进行养老，使老年人的平均寿命大大提高，并且随着医疗水平迅速提高，国家大量引进了先进的医疗设备和医疗技术，新型高效的针对性医疗药品也不断地开发，为老年人生病的治疗和康复进行保障，导致死亡率大大下降。诸多因素导致了我国老龄人口的人数不减少反而增加，同时面对的是低生育率，青壮年的人口数由于低新生儿率的影响逐渐减少，结合庞大的老年人口数量，我国的人口年龄结构产生巨大的变化，呈现的便是我国老年人口的比重大大升高，出现了严重的人口老龄化问题。随着老年人口比例的不断上升，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趋势日趋严峻。
3 人口老龄化对社会的影响
人口老龄化的本身并非是问题，这只是一种社会人口比例的动态变化，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必经的状况，是一种正常的社会状态。然而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在逐步发展到了一定程度后，将会给社会带来相应的问题，也就是人们所说的人口老龄化问题。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根源是老龄人口数量的庞大以及所占比例的较高，这对于社会的经济、政治、社会稳定以及文化等方面都会带来很大的影响。
3.1 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的影响
在社会中，主要劳动力无疑是青壮年群体，老年人是社会的一个帮助对象，由于身体条件的约束，老年人对于社会经济的创造较为微弱，主要依靠家庭和社会的供养。由于中国老龄化趋势发展迅速，社会财富的创造不能满足对老年人的供给，对老年人抚养金的巨大额度的支付给所占较小比例的年轻人带来巨大压力，社会的现代化建设跟不上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经济发展仍处于较为落后的状态，和人口老龄化的问题形成了巨大矛盾，尤其在欠发达地区，经济的发展不能够满足对老年人的抚养需求，造成地方财政赤字，导致经济危机。实际上人口老龄化程度的高低并非直接决定老龄化带来的压力对于社会的影响，必须与经济基础相考虑，具有充裕的社会经济资源，则对于老龄化带来的经济压力社会可以轻松面对。然而我国并不具备足够的经济条件，因此即使老龄化程度低于美国等发达国家，仍要面临远远大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老龄化带来的社会经济压力。据研究表明，以AECI指数来对老龄化经济压力进行判断的话，中国以2.4的指数远高于按美国的-5.1，并且经专家学者研究，我国在未来40年会达到老龄化经济压力的高峰，给社会生产力带来空前的压力。
3.2 人口老龄化对政治的影响
老年人口数量以及所占比例的变化对于国家的政治和制度等方面产生巨大影响，首先国家的政策对于不同年龄层的群体之间的利益会产生巨大冲突。老年人口比重的增大导致老年群体在我国所占的地位越来越高，导致的影响越来越大，在政党等政治力量之间的政治势力争夺战中，老年群体成为了争取的对象。由于社会政治民主化的进步，老年人对于政治的关注度逐渐提高，其参政意识也随之不断地增强，这导致老年人参加政治事务成为政治团体中的一部分具有了很大的可能性，导致政治团队中的年龄群体有了重新的格局，因此对于老年人群体的利益有了更多的争取力量和机会，对于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政治结构都有很大的影响，有可能以牺牲未来几代人的发展潜力作为求得政治上稳定的代价，给社会的政治稳定和公共安全带来威胁。
3.3 人口老龄化对社会稳定的影响
由于全球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全球的资源紧张和社会经济的震荡都对人口老龄化所造成的社会影响带来了更大的推动作用，导致其对社会稳定的影响不断被放大。城市化的进程使我国农村的劳动力不断地聚集到城市以谋求更多的工作机会和发展，这对于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城市青壮年劳动力的缺乏带来了一定的弥补，然而这对于农村中青壮年劳动力无疑是巨大的打击，农村中生产力极度匮乏，呈现的是极其低下的经济收入状况，农村老年人由于生产能力和生产技能的缺乏在生产过程中获得的收入极其微薄，并且农村中社会保障金的发放也有一定的难度，由于老年人口基数过大，老年人抚养金常常得不到足够的保障，并且农村人口社保额较少，在面对如今严重的“空巢”状况，农村社会稳定和公共安全遇到了巨大的挑战。
3.4 人口老龄化对文化的影响
自古以来，中国人传统是以孝为先，重孝道，在传统文化中具有浓重的尊老成分。在传统社会中，“孝”体现了中国社会的价值观，成为中国家庭关系中不可缺少的一个核心部分，赡养父母对于孩子来说是天经地义的事，是对父母多年来的养育之恩的报答。然而人口老龄化的情况导致我国在养老方面上从“用心”的重视文化和情感的模式逐步走向“用钱”的行为模式，老年人和他们的子女往往不住在一起，由于家庭观念中赡养父母的思想，子女们将金钱上的供养和帮助作为了赡养老年人的方式，和老年人情感之间的交流少之又少，子女和父母之间的联系仅在于金钱供养或是帮助照看孩子，导致我国数千年来的“孝道”的意义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和家庭的经济资源相挂钩。
目前社会中对于老年人的看法存在着严重的歧视，对于老年人的生存意义有了越来越偏激的看法，认为老年人的需求只是生存，对于老年人情感上的投入十分吝啬，子女对于探望老人这一基本的家庭交往都往往难以做到，甚至需要通过法律的规定来加以规范，甚至由于老年人给家庭带来的经济压力，子女对老人产生厌恶感，出现了漠视老人甚至虐待老人的现象的发生，导致“孝道”的严重缺失，对于我国传统文化是一种巨大的冲击。
4 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公共政策视角
人口老龄化状况的出现是一种自然的社会发展现象，当这种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趋势发展太过猛烈到达一定阶段出现的人口老龄化问题，需要社会对于这种变化做出及时和有效的反应，采取适当的政策和方法来适应这种变化并对自身进行相应的调整。然而我国现有的社会制度和政策体系不能适应当前老龄化社会的发展所需，导致了一系列上述老龄化问题的发生。因此必须对公共政策进行相应的调节，来有效地应对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的人口老龄化的发展给社会所带来的问题。
4.1 不只停留在人口政策的调整
我国实施的计划生育等人口政策对于我国人口的调整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尤其是在特定时期的中国国情中，因此人们也习惯性地认为老龄化问题的解决应该依靠人口政策的进一步调整，来面对新的人口年龄层次分配情况。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长期实行带来的人口发展状况问题需要认真对待，采取相应的调整来面对老龄化的问题，然而人口老龄化不仅仅是生育政策的影响，还有人类寿命自身的延长方面的因素，仅仅依靠政策不足以改变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应该调整或者重构制度安排，并且整合公共政策来进行当前社会年龄结构和现有政策制度之间的协调工作。
4.2 不只调整对于老年人的政策
人口老龄化并非只是老年人的问题，是整个社会在经济、文化、政策等各方面需要协调的问题，并非仅仅通过对老年人的政策的调整就可以解决的。人生在各个年龄段的状态都是相互联系的，必须从各个阶段着手对人口年龄结构进行调整才能够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带来的影响。人的晚年的生活能力和其早年的状态和继续是息息相关的，必须让青年一代们开始重视起健康方面，并且在社会生活和自身行为上进行相应的改变，注重经济条件的创造，有所积蓄，为老年时期做好储备。
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机遇 篇二
在老龄问题及应对方面，发达国家走在世界前列。自1850年法国最早进入老龄社会以来，欧美发达国家早在上世纪50年代前后就陆续进入老龄社会。2015年，发达国家60岁以上老年人口比重已经达到23.5%，预计本世纪中叶，将普遍超过三分之一，日本、德国、意大利等国老龄化程度更高，将达到40%左右。比较而言，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程度更深，面临的挑战更为严峻，应对举措更为健全，经验更为珍贵。
一些国家面临的老龄化挑战
一是人口规模萎缩危及国家安全能力。发达国家生育率下降已形成普遍趋势，将出现劳动年龄人口和总人口共同下降的局面。目前，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正在缩减。到2030年，除美国外，几乎所有发达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都将出现停滞或缩减的态势。同时，越来越多国家的总人口也将开始下降。除非移民或出生率激增，否则，到本世纪末，日本和一些欧洲国家的总人口将会减半。目前，俄罗斯平均每位育龄妇女只生1.1个子女，使得俄罗斯民族正面临着“无人为继”的生存危机。适度规模的人口是国家安全的基石，也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前提，人口规模萎缩趋势将威胁和破坏发达国家维持安全的能力，甚至民族的存续。
二是劳动力老化和提前退休重叠，劳动力面临长期短缺。人口老龄化还意味着劳动力老化。根据联合国的统计与预测，1980年，西欧和日本的年龄中位数分别为34.5岁和32.6岁，到2030年，假设生育率不变的话，这两个地区和国家的年龄中位数将分别飙升到45.6岁和51.6岁。在意大利、西班牙和日本，将有超过一半的成年人年龄大于正式退休年龄。此外，当前几乎在所有国家都存在提前退休趋势。这两方面的趋势共同推动劳动力供给日益降低，劳动力长期短缺现象逐步凸现。
三是实体经济增长潜力下降，速度放缓。一方面，全社会用于养老的经济支出加大，增加宏观经济运行负担，对经济增长形成外生性影响。另一方面，人口老龄化还通过劳动力、资本和技术等生产要素给经济增长带来内生性影响。这两方面因素共同导致发达国家经济增长潜力的下降。欧盟的预测显示，在当前老龄化趋势继续延续且政策保持不变的情况下，欧盟25国的平均GDP年度增长率将从2007―2020年的2.4%降至2030―2050年的1.2%。
四是老年人社会保障制度难以维系，公共财政负担沉重。人口老龄化导致养老金、健康保健、护理费用大幅增加。欧洲委员会预测，公共养老金制度的财务可持续性与人口老龄化程度高度相关，预期寿命每提高1岁，公共养老金支出占GDP的比例上升0.5%。近年来，英国养老金已经占到公共支出的40%、GDP的10%，每年养老金缺口达570亿英镑。与此同时，与老年人密切相关的医疗费用和长期照护费用支出也必然增加。以日本为例，1980年到1990年医疗费用增长的1/4是人口老龄化导致的，2000年到2005年，日本老年人长期照护保险支出上升了92%，使日本政府公共财政负担沉重。
五是老年群体成为发达国家重要的政治压力群体。在发达国家，老年人往往比其他年龄组的人在政治参与方面更为活跃，他们投票率普遍较高，关心公共事务，关注与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福利制度和公共政策，甚至为了提升政治影响力而成立专门的政党。例如，德国灰党、乌克兰养老金领取人党、俄罗斯养老金领取人政党等，已经成为影响国家政治进程的重要压力群体，也成为选举制国家各大政党争取的重要政治力量。
采取的政策措施
一、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缓解财政支出压力。针对人口老龄化给养老和医疗保障带来的挑战，发达国家普遍加大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力度。在养老保障制度方面，主要通过适度降低养老金待遇水平、延长缴费年限、加强待遇与缴费之间的精算联系、发展职业年金等手段，降低公共养老金支付压力，增强制度的可持续性。在医疗保障制度方面，主要通过加强疾病预防和健康促进、开发治疗老年疾病的低成本医疗技术和药物、扩大医疗保险基金筹资渠道、提高个人付费比例、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发展补充医疗保险、严格控制医疗服务提供成本等措施，缓解政府和社会医疗保险的财政压力。英国、荷兰、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都鼓励发展职业年金和私人养老金，为老年人提供多支柱的养老保障，有效分担了公共养老金支付压力。德国、日本、荷兰、以色列等国家，建立了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有效解决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失能老年人护理费用激增、医疗保险支付难以为继的问题。
二、改革退休制度，逐步延迟退休年龄。面对人口老龄化的冲击，发达国家普遍改革退休制度，适当提高退休年龄，提出“寿命更长，工作更长”的思想。如美国从2002年开始，对不同出生队列的人采用不同的调整方式，把退休年龄逐步由65岁延长到67岁。英国计划先将女性退休年龄用10年时间逐步延长到65岁。德国计划把退休年龄从65岁升至67岁。
除提高退休年龄外，一些国家还采取措施鼓励人们延后领取养老金。一是奖惩并举。比如，德国现在规定，如果提前领取养老金，每提前1年减少3.6%的养老金给付，如果超过法定退休年龄再领取，每年增加6%的养老金给付。二是增高提前领取养老金的门槛。比如，意大利原来规定只要缴纳37年保费，到54―56岁就可以领取养老金，现在则改为需要缴纳40年保费，最早到57岁才可以领取养老金。
三、重视人力资本投资，提高劳动生产率。经济持续增长是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根本保障。为此，必须重视人力资本投资，加大教育、培训和研发投入，提高劳动生产率。许多发达国家都非常重视教育，特别是职业教育和终身教育，希望借此提升人力资本。欧洲设立的2010年就业指导目标规定，要使85%的年轻人完成高等职业教育，25―64岁人群终身学习的参与率要达到12.5%以上。日本颁布了《促进终身学习的相关法》，为个人终身学习提供便利和激励。同时，一些国家还非常重视研发费用的投入。瑞典和芬兰在欧盟国家中研发投入最高，占到GDP的3.5%左右，德国研发投入占GDP的2.5%。这些国家，在老龄化程度较重的情况下，依然保持了较高的经济发展活力和竞争力。
四、制定扶持政策，强化家庭养老功能。面对失能老年人口照料服务需求快速增长、机构照料服务成本增高、政府负担日益沉重的现实，发达国家大多倡导老年人回归家庭，实行居家养老，并给予居家老年人的照料者各种支持。美国、德国、日本为家庭照料者提供喘息服务，减轻他们的压力，给他们休息调整的机会，并对照料提供者开展相关知识和技能培训。此外，还包括在经济上予以支持，给予照料提供者税费优惠和现金补贴。比如，韩国政府对与老年人同住的子女实行遗产税和收入税部分减免的措施，并提供家庭津贴，使家庭照料老年人这一传统得到较好保持。在日本，子女照顾70岁以上低收入老人，可享受减税优惠等。德国在2012年实施了《家庭护理休假法》，该法规定，被护理老人的家属可以享受护理休假，确保能够安心护理亲人。家属可以获得的护理假期最长为2年。
五、鼓励生育，缓解人口过度老龄化。发达国家认识到，生育率下降和预期寿命延长是人口老龄化的主要原因。为此，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许多发达国家开始努力提升其生育率水平，力求从根本上改善人口年龄结构，防止人口过度老龄化。各国实行的政策包括：一是采取弹性工作制、实行带薪产假，减轻女性在工作与家务间的冲突。比如，韩国政府规定，子女不满6岁时，女性可以有1年时间在家养育子女，每月可领取40万―50万韩元的底薪，并保留职位等。日本职业妇女如果在家照顾幼儿，则有“留职有薪”方案，妇女可领工作时40%的薪水在家专心育儿。在法国，孕妇一共有16周产假，至少有2周可以在生育前使用，剩下的14周生育前后都可使用，休产假的政府员工拿100%工资。父亲可以有11天的陪产假，休假期间工资照拿。二是通过提供生育津贴、税收优惠等减轻家庭养育孩子的经济负担。如西班牙政府规定，劳动妇女所生的子女在3岁之前每个月都可以享受政府给予的100欧元补助。如果这个家庭生育第二胎，对于第二胎子女给予每年3000欧元补助。第三胎子女将获得每年6000欧元补助。 三是给予生育多子女家庭名誉奖励。如，2008年5月，俄罗斯向多生育的妇女授予“父母荣誉勋章”。四是对生育子女家庭提供诸如免费或低费的托儿服务、保姆训练等服务。瑞典规定，幼儿园收费与家长的收入挂钩，瑞典父母只需支付不多于每月总收入的3%的托育费。
发达国家虽然在鼓励生育方面开出了种种优惠，但总体收效甚微，生育率水平依然持续低迷，人口老龄化程度仍不断提升。比如，日本人口出生率持续下降， 生育率从1990年的1.57一直下降到2010年的1.32。
六、吸引国际移民，补充劳动力资源。为应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劳动力短缺，许多国家采取了吸纳国际移民的政策，特别是吸引发展中国家人力资本存量高的素质型人才。比如，美国、德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主要接收技术型、技能型、商务型和学生移民。国际移民对发达国家起到了“一石数鸟”的经济社会效果，既补充了劳动力资源、缓解了人口老龄化、增加人力资本存量，也增添了其人口增长活力、节省了人力资本培育投入。但也带来了文化、族裔、、收入差距、社会融入等方面的社会矛盾和冲突。比如，2016年2月，在德国“抵制西方伊斯兰的爱国欧洲人”组织和欧洲其他反伊斯兰化组织的共同发动下，欧洲10余国同时爆发反伊斯兰反移民游行示威。
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机遇 篇三
(一)人口转变所带来的人口红利和人口负债影响经济增长
人口转变理论告诉我们，人口再生产类型从传统模式(高出生率、低死亡率和高自然增长率)向现代模式(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转变过程中会依次形成年龄结构和经济负担不同的三个阶段，用人口抚养比表示依次为：高少年儿童人口抚养比、高劳动年龄人口比、高老龄人口抚养比。在第一阶段，人口年龄结构呈金字塔形状，人口抚养比以少儿抚养比为主，人口的经济负担重。在第二阶段，人口年龄结构呈现出橄榄形状，人口出生率大幅度下降之后，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快于总人口增长，人口的经济负担不断减轻。在第三阶段，人口年龄结构呈倒金字塔形状，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长率长期保持着低水平，人口抚养比以老龄人口为主，人口的经济负担又加重。一般来说，在第一阶段和第三阶段，社会负担率较高，生产性较低，对经济增长不利。而在第二阶段，人口生产性强，社会储蓄率高，则有利于经济增长。通常把所有不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因素看作是人口对经济的负债(简称“人口负债”)，而把那些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因素看作是人口对经济的红利(简称“人口红利”)。因此，人口转变带来人口红利和人口负债影响经济增长。
1．人口红利促进经济增长。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红利从三个方面促进经济增长：一是劳动力人口供给充分，且价格比较便宜，如果充分就业，会创造出较多的社会财富；二是由于劳动力人口年龄结构较轻，使得储蓄率较高，如果资本市场健全，能将储蓄转化为投资，会加速经济增长；三是由于人口老龄化高峰尚未到来，社会保障支出负担轻，财富积累速度比较快。
2．人口负债缓减经济增长。随着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国民收入中用于非生产性消费支出如养老、老人的护理、医疗等不得不大幅度上升，私人储蓄和公共投资减少，导致总产出和人均国民收入下降。
因此，对一个国家来说，人口红利为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个“机会窗口”和战略机遇。世界银行在2003年的《世界发展报告》中指出，人口红利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非常重要。经济落后的国家可以利用这一人口转变带来的机遇，加快发展，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二)经济增长反过来影响人口转变
经济增长对人口转变作用主要表现在，它决定了人口的增殖条件和生存条件，通过改变人口的出生率和死亡率来影响人口的自然增长率。一般情况下，当人口数量不能满足经济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时，人口自身的再生产必将受到刺激；当人口数量超越了经济发展所能提供的消费总数后，人口自身的再生产必将受到遏制。在现代生产力水平下，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往往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而下降，生育率下降到更替水平以下，人均寿命延长，人口增长呈零增长或负增长状态。因此，人口转变也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在人口转变和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中，人口发展变化的规律性比经济发展变化的规律性要强，人口政策对经济社会的影响比经济政策对经济社会的影响要大。人口政策一旦实施，它就是长期的，影响就是几十年。经济政策相对来说是短期的，十年就可以成为远景目标。可见，在制定人口政策时需要有足够的前瞻性。
二、东亚处理人口转变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经验和教训
(一)世界主要国家人口转变过程
1．欧美发达国家的人口转变。欧美发达国家的人口转变是一个自发而缓慢的过程，伴随着人口大规模的迁移和殖民扩张，大规模人口迁移减轻了本土上由于人口转变导致人口快速增长所带来的人口压力，而殖民掠夺则增加和充实了本国的国力。例如，在1846—1930年期间，共有5000万欧州人移居海外，其中大部分移民到了新大陆。可见，欧美发达国家在人口转变过程中是利用世界资源获得了最大化的人口红利，不但不存在资源环境的约束和就业压力，反而借这股东风扩充了西方文明的势力，使西方的人口、领土、政治、经济和文化都达到了最大值。
2．发展中国家的人口转变。当20世纪40年代末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开始人口转变的时候，如同西方十八九世纪人口转变时的外部环境优势已不复存在，世界上的每一个适合人类居住的角落都有了人迹，世界已被瓜分完毕。发展中国家在人口转变过程中多多少少面临着资源环境压力、就业压力等不利于经济增长的因素。
3．东亚国家的人口转变。二战以后，东亚国家由于人口数量多，耕地和自然资源的数量相对贫乏，发展前景并没有被普遍看好。当时，一些人预言资源丰富的非洲会有良好的发展前景。然而，40年之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不仅克服了资源贫乏对经济增长的制约，而且通过经济起飞改善了人民生活，实现了社会进步。东亚经济发展所取得的骄人成就被誉为“东亚奇迹”。有研究表明，这一奇迹的实现，在非常显著的程度上可以归结于人口转变。东亚经济的人口转变开始于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在大约1970年以前，当人口年龄结构处于高少儿抚养比阶段时，其经济增长受到抑制，人均收入水平很低。估计当时东亚经济的稳态人均gdp增长率大约为2％。随着人口转变的深化，年龄结构进人高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阶段，劳动力供给和储蓄率促进了经济增长。在1970－1995年间，东亚经济实现了年平均6．1％的人均gdp增长率，高于其稳态增长率4.1个百分点。根据估算，期间人口转变的因素贡献了1.5－2.o个百分点…。因此，在整个东亚的高速增长中，人口转变因素的贡献为1／4－1／3(1.5或2.0除以6.1)；而在“东亚奇迹”(超出稳态增长率的部分即4.1个百分点)中，人口转变因素的贡献更高达1／3－1／2(1.5或2.0除以4.1)。
(二)“东亚奇迹”的解读
1．可借鉴的经验。从东亚奇迹可以看出：人口数量多、人均资源耕地少不但没有阻碍经济发展，反而利用人口数量、克服资源贫乏取得了经济起飞。世界银行从1991－1993年，组织有关专家对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等8个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进行了全面总结，在此基础上出版了《东亚奇迹：经济增长和公共政策》的报告。在这份报告中，世界银行认为，东亚经济异乎寻常的高速增长，不仅来自资金和人力资源的高速积累，而且还得益于市场化改革和有效的政策干预。“东亚奇迹”中2／3归功于投资水平提高和人力资本积累等要素投入，1／3归功于劳动生产率改善。这就告诉我们，人口转变带来的人口红利给我们提供的仅仅是一个“机会窗口”和战略机遇，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可以自动地获取。能否抓住机遇，把潜在优势变成现实，推动经济起飞，还取决于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战略选择和政策措施安排。
一是利用市场优化配置物质和人力资源，并且把它们用于高产出的投资领域和掌握先进技术。日本为了配合社会转型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的需要，通过充分开发利用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和人力资本积累，为日本经济起飞奠定了经济基础。如大力推广“工业高中”制度，培训社会需要的技术工人。在农村推行了一套职业训练制度，加强职业介绍事业，并在各地建立许多职业训练机构，鼓励企业及社会团体对农村劳动力积极开展岗前培训，使其获得劳动所需的职业技术与技能，提高其适应环境能力。
韩国从自身基础条件、发展水平和比较优势出发，及时捕捉和积极利用国际产业结构调整的有利机遇，选择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给予资源、资金支持，有力地促进了本国经济的发展，实现了经济腾飞。在30多年的时间里，将人均gdp由1962年的83美元迅速提升至1995年的l万多美元，创造了令人称羡的“汉江奇迹”。中国台湾在人口转变的同时，通过大力发展教育，为经济起飞创造了条件。如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推行九年义务教育、建立专门针对缺乏技术劳动者的培训制度、设立职业学校和训练中心、扩大实施教育部门和生产经营部门的合作等措施，培训社会所需要的产业技术工人。此外，台湾地区还通过委托非政府组织设立并管理创业基金，为青年人创业提供低息贷款、技术指导等方面的服务。
二是选择出口导向发展战略，获得对外贸易和充分就业双丰收。日本在其高速经济增长阶段，对外贸易占gdp比重一直在20％左右，与同期的oecd国家平均水平基本接近。韩国对外贸易占gdp比重由1950年不到20％上升到1975年之后的60％以上，中国台湾对外贸易占gdp比重从1950年不到25％上升到1975年之后的80％以上。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则充分发挥国际货运中心和转口贸易优势，对外贸易是其gdp的l－3倍。
出口导向战略可以把比较优势战略从生产领域向贸易领域的自然延伸，将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与两种资源有机连接起来，既克服了自然资源相对短缺问题，又通过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所创造的就业机会，实现了充分就业。例如，日本在1960－1975年间的失业率平均只有1.3％，中国台湾在1970年失业率也只有1.5％左右。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也为妇女就业创造了很多机会。例如，从1966－1990年，韩国的妇女劳动参与率从27％上升到36％，中国台湾的妇女劳动参与率从28％上升到37％。正是通过这种正确的产业选择和人力资源开发政策，东亚经济不仅实现了出口和经济的高速增长，而且成功地获得了人口转变所带来的人口红利。
三是提升资本积累水平和产业竞争力，重新确立自己的比较优势。人口转变所带来的人口负担下降和外国直接投资(fdi)流入，两者都有助于增加国家和地区投资，为资本积累和资本深化创造条件。国际经验表明，人口转变对国民储蓄率的贡献作用在12％－13％。日本在1960－1975年间，国民储蓄率平均为36．2％。从1965－1991年，韩国的国民储蓄率从不到10％上升到36．6％。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中国台湾的国民储蓄率也从20％左右上升到30％以上。伴随经济增长和资本积累，人均资本上升确保了东亚经济冲破低水平发展的陷阱，驶上了经济成长的快车道。1965。1991年间，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的劳均资本增长率是美国的劳均资本增长率的3倍以上。东亚人均资本积累水平的迅速上升是上述两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当然，人均资本水平提高也意味着劳动成本开始上升，在生产过程中产生了资本替代劳动的效应，过去具有劳动密集型的出口优势也随之改变。为了提升产业竞争力，日本和“四小龙”唯有通过动态的产业结构调整和提高人力资本积累来重新确立自己的比较优势。
2．应吸取的教训。当日本经济起飞之后，人口老龄化问题接踵而至，日本现在老龄化率已近20％。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主任hewitt(2003)认为，人口老龄化将导致日本经济的全面衰退，甚至出现崩溃。首先，严重的老龄化带来了劳动力绝对数量下降和劳动参与率下降，财政收入减少。2000年，日本的老年抚养比为46％，老年经济抚养比为63％。根据欧盟的预测，劳动力供给冲击和公共财政冲击对日本的未来经济增长影响大约为o.5个百分点(peneh，2000)。其次，现收现付的养老保险制度降低了国民储蓄率。据测算，1970－1980年，老年劳动参与率下降刺激私人储蓄人均增加1.2万日元，但养老保障减少私人储蓄人均高达14.3万日元，养老金财务危机和筹措不足，导致了日本的财政危机。因此，日本人口老龄化对其经济的冲击表明：未雨绸缪，选择合适的养老保障制度，做好养老准备，是化解养老金账户危机、财政危机和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立足点。
三、东亚经验教训对我国处理人口转变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启示
(一)中国人口转变与经济增长的现状
中国人口转变与日本和“四小龙”有惊人的相似性。中国目前也处于收获人口红利的后期阶段。这一过程大约到2015年前后结束，也就意味着未来十年是中国经济发展充分挖掘人口红利的最后机遇期。然而，无论收入水平还是社会保障水平，中国目前还远不及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并且还存在着对人口红利的效用利用不够。从长期看，人口红利正在渐行渐远。中国人口老龄化趋势加快。据有关研究估计，到2030年中国超过60岁的人口比重将从现在的8％增加到20％，到那时，退休人数将占就业人口数的40％以上，中国青壮年劳动力将在2015年达到零增长。从短期看，劳动力流动的阻碍因素依然存在，制约着人口红利的潜在效应发挥。农民进城收益逐年下降，进城成本却明显上涨。从收益来看，改革开放以来，据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统计，珠三角地区gdp年均增长率在20％以上，而农民工月平均工资在近12年内仅增加了68元。从成本来看，城市住房、水电、生活能源、城市交通，以及就医、子女就学等费用上涨较快，加上各种政策歧视和社会歧视，增加了农民进城的成本。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现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劳动力要素的配置效率，就业增长速度滞后于经济增长速度，就业结构滞后于产业结构的变化，城乡地区之间差距过大。国际上用来测量收入不均等程度的基尼系数在中国已从1980年的0．25(相当于德国的水平)，上升到了现在的大约o．45。世界银行最新有关中国的发展报告预测，到2020年中国城乡差距的综合基尼系数将上升到0．474，问题十分严重。
老龄化社会问题 篇四
一、我国社会人口老龄化现状与发展趋势
随着我国1999年进入老龄社会以来，老龄化速度不断加快，截至2013年，我国老年人口突破2亿，预计到2025年突破3亿，2053年达到峰值4.87亿，是世界上老龄化形势最严峻的国家之一。老年人口高龄化、高发病化、失能和半失能化、空巢化态势明显，社会和家庭对老年人的生活照料、康复护理、医疗保健、精神文化需求等矛盾日益凸显，再加上我国未富先老的国情和家庭小型化的结构叠加在一起，我国社会养老问题日趋严峻。
二、我国社会人口老龄化面临的退休养老问题
（一）社会和家庭养老负担日益加重
在我国社会养老费用的支出中，医疗费用和养老退休金是社会对老年人主要的支出项目。据统计，1978年，我国离退休职工退休金总支出为17.3亿元，1990年上升到388.9亿元，2010年超过3600亿元；医疗费用从1990年的76.2亿元迅速增长到2010年的2万亿元，人均医疗费用1500元左右，呈逐年大幅增长态势。
（二）社会养老服务能力和水平不高
1.社会机构养老能力严重不足。据统计，截至2012年底，我国各类老年福利性养老机构有45000余家，养老床位只有350万张，远远不能满足当前和今后社会养老的需要。
2.养老服务队伍人员数量少、素质低。据统计，2012年，我国城市老年人口失能和半失能的达到19.3%，农村已经超过27%，这部分老人需要专业的护理和照顾，按照老年人与护理员比例3：1推算，我国目前至少需要1200万名护理员，而目前我国养老福利机构从业人员只有25万人，取得养老护理职业资格的也只有4万多人，专业护理人员严重不足，已经成为许多地方养老服务的瓶颈问题，养老服务队伍现状远远不能适应养老事业发展的客观需求。
（三）老年人群学习和文体娱乐活动场所匮乏
受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条件制约，不少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地区，针对老年人开设的学习文化健身娱乐场所数量少、功能差，无法满足老年人群正常的学习文化健身娱乐生活。
（四）老年人口居家养老衍生问题日趋突出
1.医疗保健负担加重。随着老年人群的高发病化，老年人医疗保健开支大幅增加，从而导致老年人退休金、养老金捉襟见肘，虽然现在绝大多数老年人都参加医疗保险，但日常生活用药报销比例较低，部分药品还没有纳入医疗报销范围，无法满足老年人日常医疗保健需要。
2.生活心理负担沉重。由于绝大多数老年人体弱多病，日常生活存在诸多不便，例如交纳房费、水电费、取暖费、领取养老金以及家电使用维修等日常生活遇到的困难，成为很多老年人日常养老生活中挥之不去的一块“心病”。
3.生活失落感、孤独感俱增。离退休人员为党和国家工作了大半辈子，一旦退下“火线”成为闲人，没有了前进目标，很容易产生失落情绪。国家独生子女的生育政策，使绝大多数老年家庭子女少或子女不在身边，加剧了这些老年人群在晚年时没有子女陪伴、孙辈绕膝的孤独感。
4.身心容易受到伤害。许多老年人不能正确面对健康与疾病问题，盲目听信虚假医疗保健产品宣传，给社会上一些不法商贩带来可乘之机，他们抓住老年人治病心切、心理防线低、子女不在身边、容易上当受骗的特点，向老年人夸大宣传保健药品和医疗器械的功能，乘机向老年人兜售假冒伪劣保健药品和医疗器械，诈取老年人钱财。
5.子女孝敬老人成为奢望。我国独生子女政策已经实施相当长时间，一家一个孩子的情况日趋普遍，一对夫妇照顾四位老人的窘境已经形成，子女既要工作养家糊口，又要抚养自己的孩子，还要照顾双方年迈的父母，无论是身体能力还是经济能力都很难承受，但又不得不面对。还有许多老人为了孩子的发展和前途，忍痛将孩子送到国外或国内大中城市求学、工作、成家立业，使孩子成为终身的异地客，造成老人与子女家庭分居两地，子女根本无法照顾老人的日常生活。即便是和老人生活在一地的子女也通常因为身体、工作、家庭、居住地等原因而无法天天陪伴在老人身边，亲力亲为地孝敬老人，只能靠电话、网络等与老人嘘寒问暖，成为子女无奈的选择。
三、我国社会人口老龄化下退休养老问题的解决对策
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到2015年，我国要建立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支撑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我认为，按照这个总要求，要做好社会人口老龄化下退休养老工作，应注意着重解决好以下几个问题：
（一）在全社会形成尊老敬老的良好风尚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老年人是国家和社会的宝贵财富，他们为党、国家和人民的事业奉献了宝贵的青春年华，理应受到社会和后人的尊重和敬仰，让他们老有所养、老有所居、老有所医、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是我们社会义不容辞的责任。
（二）进一步提高社会养老服务能力
1.国家要进一步增加社会养老的投入。一是继续在政策层面支持养老事业的发展。不断出台和完善医疗卫生、养老保险、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事业的惠民政策。二是进一步加大老年人学习、文体活动及休闲场所的建设力度，兴建更多的老年人活动中心、老年大学等，同时加大软硬件设施投入，为老年人日常学习、生活、文体活动提供更好的服务和保障。
2.大幅增加社会福利性养老机构，提高养老专业服务人员数量和质量。国家和地方应出台相关优惠政策，鼓励社会和民间力量、资本兴建经营更多更好的养老服务机构。同时提供完善的专业养老护理培训制度和就业优惠政策，为社会培养更多有责任心有爱心的专业养老护理从业人员，满足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社会老年人群的养老、护理、救治等基本需求。
3.为居家养老人群提供更加人性化的服务。积极发挥工会组织、养老机构、老人原工作单位、社区和家庭的作用，共同承担责任和义务，齐心协力撑起关心关爱老年人生活这把“保护伞”，为老年人安享晚年“遮风挡雨”。建立健全社区医院、食堂、服务站、(www.shubaoc.com)老年大学、活动中心等基础设施，成立关爱老年人志愿者服务队，为社区老年人及家庭提供更加便捷、形式多样的服务，为老年人就近学习、就近参加活动、就近得到照顾、就近发挥作用创造条件。
（三）帮助老年人适应退休养老生活
1.帮助退休老年人调整好心态。让他们适应由“公家人向社会人”、“单位人向家里人”的转变，平安渡过“退居二线”的阵痛期，以从容乐观的心态积极面对退休养老生活。
2.引导老年人正确面对健康和疾病。随着年龄的逐渐增大，绝大多数老年人身体或多或少、或轻或重地存在着健康问题，要教育引导老年人以积极健康的心态去面对，同时尽可能地让他们到正规医疗机构接受治疗，不要盲目轻信不法医疗商家的虚假广告宣传，以防上当受骗。
老龄化社会问题 篇五
随着我国当前人口迅速老龄化的现实，我国社会保障事业与老龄事业所面临的最突出问题是公民养老保障条件的差异悬殊，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相距甚远。当前建立普惠化、均等化基本养老保障制度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当务之急。
老龄化问题凸现，公民养老保障条件差异悬殊
随着全球人口老龄化日益发展，老龄问题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和社会各界共同关心的课题。自1999年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截至底，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达到1.5989亿人，约占总人口的12%(将近1/8)，比提高约0.44个百分点，其中上海、天津、江苏、北京、浙江、重庆、辽宁、山东、四川、湖南和安徽等11个省市老龄化水平超过全国平均值。今后，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将以年均800万人的规模递增。，随着新中国的同龄人步入老年，中国将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以来的第一次老年人口增长高峰。老年人口增速加快，高龄老人和丧失生活自理能力的老人大幅增加，空巢化趋势日益突出。全国老龄办的调查统计表明，城市“空巢”家庭已达49.7%，农村“空巢”类家庭达到了48.9%。无论城乡，“空巢”家庭中的老年人生活状况十分令人担忧。“十一五”期间，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持续增长，到20xx年将达到1.74亿，约占总人口的12.78％，其中，80岁以上高龄老年人将达到2132万，占老年人口总数的12.25％。与“十五”时期相比，老年人口增长速度明显加快。
与此同时，中国的老龄工作仍存在大量问题尚未得到有效解决，从全国来看，当前的养老保障体系只覆盖了很小的范围，据统计，70%以上公民未在养老保障制度的覆盖之下，城市中约有10%左右的老年人没有养老金，农村老年人中约有80%以上没有任何养老金，许多农民根本不知道养老保险为何物。
全国与地方养老保险金制度设计中，不同类型人员享有的养老资金标准(机关事业单位、企业职工、农民基本养老保险金标准以及非就业人员享受的养老资金标准)之间差距悬殊。尤其是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养老金，因与在职工作人员的工资增长直接挂钩，以较高速度持续增长，而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却缺乏合理增长机制，导致两者差距日益增大。另外，由于当前国家养老保障制度只考虑各种就业人员，导致非就业人员与就业人员的养老保障也完全处于不平等状态。
整体上看，当前养老保障制度设计与实施中存在的差异悬殊的普遍现象，折射出我国老年人在养老待遇方面因身份不同而出现的严重不平等性，这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极不相称。
建立系统的普惠化、均等化的基本养老保障体系，促进社会和谐
养老问题关系到整个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建立一个科学的、切实有效的社会系统工程体系，确保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为”的实现，是目前我们面临的一个重大战略任务。
在社会系统中，任何主体(无论是个人、家庭、组织、社会、国家还是人类)客观上都具有“安全与发展”双层目标架构，所以，无论是老年人生活还是老龄事业及老龄公共服务，也都具有“安全与发展”双层目标架构。
在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经济实力能够承担普惠化与均等化的基本老年保障(老年生存保障)的社会主义国家，如果在其公民进入人生的老年直至离开这个世界前，还不能公平地享受到普惠化、均等化的最基本的生存保障，他们的基本人权的享有将成为重要的社会问题。解决基本老年保障的普惠化、均等化，能够促进社会的稳定和和谐，并使我国不稳定的出口依赖型(外需拉动型)经济系统，向稳定的内需拉动型经济系统转化。
因此，我个人认为，中央应当尽快将普惠化、均等化的基本养老保障措施，作为刚性指标列入各级政府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主要绩效指标之一；应当在普惠化、均等化的社会保障系统工程体制下，通过建设部级社会保障系统工程的信息技术支持平台，实现全体公民社会保障信息的共享，使跨地域自由流动的任何公民(包括行动不便的老年人)，都可以方便地使用居民身份证或公民卡实现社会保障(包括养老保障)“一卡通”；应当建立可持续(如定期)进行数据更新的国家老龄系统工程模型，使重大老龄问题的预测、决策、管理做到“胸中有数”。为此，在设计和实施老龄系统工程以及社会保障系统工程中，各级决策者应当澄清以下几点认识：
（1）尽快实现基本养老保障普惠化、均等化，不是指当前就要实现所有养老保障内容的普惠化、均等化，而是指事关老年人起码的生存安全(“低端安全”)的那部分养老保障。老年人需求的多样性，要求老龄事业与老龄公共服务的多样性。政府与市场在养老产品(包括资金与服务等)供给上，有不同的侧重，应建立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基本养老保障体系。
(2)认识和解决老龄问题，不但要算货币账(易衡量价值、有限价值)，更要算货币不可衡量的超货币帐 (难以衡量价值、不可衡量价值乃至无限价值)。
(3)在老龄系统工程框架下，养老保障包括资金保障与非资金保障。资金保障，是以资金货币形式提供给老年人的养老保障，如养老保险金、老年津贴等；非资金保障，是以非资金非货币形式提供给老年人的养老保障，如老年公共服务设施、政府购买养老服务、定期为老年人体检、老年公寓等。非资金保障有些是直接提供的，有些是从资金保障转化过来的。
(4)彻底扩大基本养老保障的覆盖面，不仅覆盖所有就业者，也要覆盖所有非就业者，以及作为雇主的公民。
(5)基本养老保障的普惠化、均等化应当尽快上升为刚性的、强制性的法律规范，而不应当仅仅在政策层面。
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机遇 篇六
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对于转型中的各经济体至关重要—考虑到劳动参与率较低、老年人依赖年轻几代人的赡养，以及新型或新发疾病，老年人乃至整个社会的经济福利和社会福利均显脆弱。不过，面对这种人口结构的转变，印度已经出台重大政策，只是困难和机遇并存。
人口老龄化原因何在？
老年人口的增长亦是印度经济快速发展的具体体现，其主要原因在于过去60年印度人预期寿命的稳步提升。20世纪50年代出生的印度人，预期寿命只有37岁，而现在人均预期寿命已升至65岁，预计到2030年会升至70岁。如今，60岁的印度人平均还有18年寿命，70岁人平均还有12年寿命，与大多数发达国家同年龄段平均还有18～20年寿命相比，差距已不明显。预期寿命的延长，很大程度上归因于过去一百年印度卫生状况的改善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很多导致年轻人体弱力衰、高夭折率的疾病已被消灭。
生育率下降也是印度社会老龄化的原因之一。20世纪50年代，印度妇女平均生育约6个子女，现在这个数字不到3个。家庭规模的缩小，反映了印度过去几十年的经济成就—大多数印度人社会经济地位提高，他们不再需要背靠大家族或必须多生养子女—这逐渐改变了印度的年龄金字塔，年轻人口不断缩减（图1）。此外，还出现了一个逐渐走强的趋势：年轻劳动力从农村地区向城市迁移，将老年人留在了乡村。其结果是，需要照顾和赡养的老年人的数量，要多于能够提供这种照顾和赡养的年轻人的数量。
印度政府在行动
与众多传统型社会一样，家庭不仅是印度人社会和经济生活的中心，更是老年人的主要赡养源。但在过去十年，家庭对老人的赡养状况呈现下降趋势。印度政府已经出手干预，实施了一些重要举措，以确保老年人的福祉。
1995年，印度政府推出了“国家养老金计划”（NOAPS）。该计划属于“国家社会救助计划”（National Social Assistance Programme）的一部分，是向一部分被认定为贫困或残障的老人每月支付300卢比（约合7.5美元）。2011年，推出“老年人国策”（National Policy on Senior Citizens），拟将每月养老金提升至1000卢比，该政策目前尚处在辩论过程。印度各邦政府也承诺向老年人提供资金和实物帮助，北方邦自1957年始即率先实施。由于各邦对类似行动的资助力度有霄壤之别，导致不同邦之间老年人的健康和福利待遇亦差别极大。
为了更有效地向为人父母者和老年人提供帮助，印度政府在2007年通过了《双亲及老年人赡养与福利法》。根据该法，子女和财产继承人有义务照顾和赡养双亲和老人，为重树家庭赡养体系从法律上提供了解决方案。该法还鼓励各邦政府建立养老院，为急需的贫困老人提供必要的医疗设施。印度公共医保需求巨大，目前供应仍严重不足，但该国仍将老年人医保摆在了重要位置。不过，这项政策相对于其他公共医保行动，例如降低新生儿死亡率及控制传染病， 所享受的优先地位到底有多高，目前尚不清晰。
印度的“人口红利”
不过，老年人医保比例增加，给政府预算带来额外压力将不可避免。倘即将迈入六七十岁的人较上辈人在同样年龄时更健康，对医保的需求将不那么严峻，许多人都还能够继续工作，他们对家庭和国家经济的贡献将超过上辈。而另一方面，如果这部分人群的健康因慢性病负担加大而变差，他们将不得不忍受医保成本高昂和更长时间的贫穷。如何为这部分逐渐老去的人群提供足够的福利，不仅会对政府构成越来越大的压力，家庭负担亦不会小。
因此，了解预期寿命的延长是否伴随着“发病率缩小”（morbidity compression）非常重要。印度人寿命的延长是否真的代表他们的健康状况有所改善，这一点人们迄今仍所知甚少。此外，许多现行研究一直忽视关注一些关键问题，例如医保成本、医保使用、疾病流行程度的精确测量，以及这部分迅速增长的群体的特定经济活动。大多数文献资料都专注于研究发达国家，认为发病率缩小确有发生：在美国和欧洲，人们寿命长了，也更健康了。不过，相关的科学证据最近在印度开始出现，一项新的纵向研究—“印度老龄化纵向研究”（LASI）将为全球决策者和研究界提供他们急需的科学数据。
有了这些精确数据，一个重大问题急切需要回答：逐渐增多的老年人会给逐渐减少的年轻人带来多大的“负担”？一个被称为“扶老比例”的指数可供参考—即老年人（65岁及以上）的数量占劳动年龄人口（15岁至64岁）数量的比例。人们常常用这一指数对未来老年人的供养负担进行更为量化的分析。印度的“扶老比”迄今一直稳定在7%，即每100个劳动年龄者需要供养7位老年人，但到2030年这一比率将升至约11%。相比其他国家，升幅仍不算大。日本的“扶老比”为35%，居全球最高，预计到2030年将升至50%以上。目前，日本每三个劳动年龄者需要供养一位老人，到2030年，每两个人就需要供养一位老人。中国“扶老比”的提升要快得多，到2030年将从目前的11%升至24%。与其他国家相比，印度老年人的供养负担并不算重。
印度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相对较高，如果这部分人群可以充分就业，那么人口结构的变化—例如劳动年龄人口（15岁至64岁）与受抚养人口（包括老年人和15岁以下儿童）比率的变化，会带来“人口红利”，一次性推高人均GDP。在印度，由于出生率的下降，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仍在上升，几十年之后才能看到人口老龄化对大幅降低这一比率的影响。印度将迎来“人口红利”的一次性机遇，考虑到健康的老年人也能为经济做贡献，其增长潜力远超过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
我们对印度日益增多的老年人口所知甚少
在印度，人口老龄化不仅代表着挑战，还意味着机遇。但是，要想推出有效的政策，最大限度地发挥老龄化社会的潜力，首先得了解当前及下一代老年人目前的经济、社会和健康状况—社会和经济发展不断重塑着不同年代老年人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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