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患关系论文 医患关系论文（精选9篇）
三人行，必有我师也。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以下是美丽的编辑帮家人们分享的医患关系论文（精选9篇），希望对大家有一些参考价值。
医患关系论文 篇一
1.1医院的医务人员的医疗技术水平和服务质量有待进一步提高
在问卷调查中有67%的病人认为医疗质量和医疗技术水平的高低是患者选择就医的首选因素，有的医务人员职业道德修养不够，业务素质不高，难以取得患者的高度信任，一些医疗纠纷的发生与诊疗技术不高存在误诊漏诊有关。在问卷调查中有60%的病人反映医务人员沟通意识比较淡薄，对病人缺乏耐心细致的解释工作，服务不够，语言生硬，态度冷漠，难以沟通交流；“合理治疗，合理用药，合理检查”制度落实不到位，“看病难，看病贵”合理的现象依然存在，改善不多；由于医疗质量监测分析和安全预警机制不够健全，医疗质量管理与控制力度不够，加上有的医务人员技术操作规范执行不力，引发甚至产生造成不必要的医疗安全事故。
1.2医院在内部管理方面，制度还不够完善
医疗服务项目药品耗材等收费标准和手术检查安排等公开透明度不高。群众的投诉机制、利益协调、权益保障等渠道还不够顺畅。医院内部各项安全管理制度，有待于进一步落实。
2对策和建议
2.1加强组织领导，营造创建氛围
应从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创造良好医疗环境，促进医院平安稳定科学发展的思想认识高度，把平安医院建设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做到医院主要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抓，医务科及其相关职能科室层层抓。医院成立创建平安医院工作领导小组，具体负责平安医院建设工作，并将平安医院创建工作纳入年度绩效考核内容，医院要定期召开会议，认真分析研究创建工作开展情况，协调解决有关问题。重视调动广大医务人员积极参与创建工作的积极性。为努力打造平安医院的氛围，结合实际制定活动方案；召开全院职工动员大会，部署创建活动工作；通过横幅、板报、电子屏等形式进行广泛的宣传，营造浓厚的氛围；全职员工进行法律法规、医疗安全、医患沟通、医德医风及病历书写规范等方面培训；定期进行“三基”培训和护理操作技能竞赛活动，让平安医院的创建活动有力地推动医院各项工作开展。
2.2提高医疗质量，提升服务水平
医疗质量是医院工作的核心，医疗安全是医院永恒主题。重视加强医疗服务质量和医疗安全的提升工作，按照平安医院建设的要求教育引导进一步重视对全体职工的医疗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和医德医风规范教育，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病人服务的思想，坚持“以病人为中心”的服务理念。加强医患沟通，完善沟通内容，改进沟通方式，注重沟通效果。医患沟通的形式内容在逐步提高。切实加强医院基础管理，建立健全医疗安全管理组织，落实各项核心医疗工作制度和安全措施，重点落实院内感染控制措施，严格技术准入制度，规范医疗执业行为，坚持合理用药，合理检查，合理治疗。保证医疗仪器设备合法、合理、安全使用。认真执行医药价格政策，建立完善医疗费用查询制度，重视减轻人民群众的医疗费用。
2.3重视患者的投诉，妥善调处置医患纠纷
针对我院医疗质量和医疗安全方面存在的问题，医务部将医疗安全（不良）事件上报工作列为维护医疗安全的重要措施，真抓实干、扎实的推进。依据有关法律法规，把医患纠纷处置纳入法制化、规范化轨道，维护医患双方的合法权益。加强了与司法局医调委、公安、保险、法院等部门的联系，加强联络沟通，主动上门听取相关部门对做好医患纠纷调解工作的建议，积极参加有关部门研讨会，努力争取相关部门对医务工作的支持和帮助，形成工作整体合力。我们坚决贯彻执行“内部沟通、应急处置、第三方调解、医疗责任保险、医疗救助的“五位一体”工作机制，科学有效的处理我院医患矛盾纠纷。
2.4构建内部安全防范体系，落实安全保卫措施
全面执行安全保卫工作规范，定期组织开展安全工作重点岗位人员的学习培训。落实各项内部安全保卫措施。落实义务消防员等，维护医院安全平稳运行加强医院内部消防设施建设。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开展经常性安全检查，加强消防安全工作，及时消除内部安全隐患。制定和完善防灾害事故和防群体事件等应急处置预案，定期组织演练，加强医院内部重要部位和重点科室、部门的安全管理，安装监控设备，进行监控管理加强对各类毒麻药品、危险化学品的监管，严防发生流失事件。积极争取公安等执法部门的支持，整顿医疗秩序。
3效果
开展创建“平安医院”是医院健康稳固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构建和谐社会，为人民群众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的必然要求。通过创建平安医院的活动大大加强了医院内部管理，健全落实各项安全管理制度，加强学习，统一思想，确保层层落实目标责任制加强医疗机构质量管理，严格遵守各项诊疗护理常规。
医生与患者论文 篇二
当下我国的医患关系正在发生着剧烈的变化，医患矛盾愈演愈烈，高校加强医学生沟通能力的培育势在必行。基于分析培养医学生沟通能力的重要性，剖析现状形成的原因，进而从在校期间、实习期间、职业期间三阶段探索培养医学生沟通能力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
医学生；医患关系；沟通能力
随着“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转向，我国医患关系也逐步发生变化，医患矛盾日渐突出，医疗纠纷层出不穷，医患关系日趋紧张。近几年，全国医疗纠纷事件成上升趋势，恶性伤医事件连续频发。提升医学生沟通能力是增进医患互信、缓解医患矛盾、减少医患纠纷的有效途径。
1临床医学生培养沟通能力的重要性
1.1医患沟通的重要性医患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交流，缺乏平等、互信、互谅，医患矛盾由此滋生。相关研究表明[1]，医学生具备有效与患者进行沟通的能力，是帮助其在诊疗过程中准确获得疾病诊断所需的相关信息、建立相互信任的医患关系的基本前提。医生与患者共同面对疾病这一敌人，医患之间只有是相互支持与配合的合作关系，才能更加快速有效发现疾病的真相与诊治措施。医患之间如缺乏有效沟通，不仅阻碍病情诊断，也同时造成医患双方失去信任与相互理解，导致医患矛盾逐渐恶化升级。
1.2人际沟通能力的重要性世界医学教育联合会《福冈宣言》指出：“所有医生必须学会交流和处理人际关系的技能。缺少共鸣（同情）应该看作与技术不够一样，是无能的表现。”目前世界各国的高等医学院校都高度重视培养医学生医患沟通能力，美国大部分医学院校都开设相关技能课程，注重培育医学生医患沟通的能力，而我国医学院校，医学教育仍未走出重视专业教育的传统模式，医学人文教育仍被边缘化，医学生人文素质、医患沟通能力培育都未受到足够重视，造成医学生职业信仰淡化、沟通技能欠缺、人文关怀缺失等弊端。病情诊断并非只针对“病”，更需关注“人”，疾病的产生与患者的生活环境、性格特点、职业背景、行为习惯等有十分密切的相关性，如果不深入了解这些疾病背后的产生原因，势必对病情诊断的精准性有所阻碍。而要深入了解患者的生活与背景，必须通过良好、有效的沟通技能，才能有效探知病情背后的深层原因。这就要求医生具备良好的人际沟通能力，不仅能有效地引导患者主动诉说原因，而且缓解患者家属的猜疑与顾虑。此外，疑难病情诊断需要团队协作，对于一名临床医生而言，十分必要和同行进行有效的沟通、交流、讨论，这都需要注重加强培育医学生的良好的人际沟通能力。
2医患沟通所处现状的深层原因
2.1医学生的培养从临床伦理的视角，在临床诊断决策过程中，医生需要充分掌握患者疾病的信息，探寻患者的忧虑、期望、生活背景、家庭及经济等因素，这对培养医学生提出更高要求，需要加强医学生沟通能力的培养，使之具备有效引导患者主动倾诉的能力、使患者充分理解信息的说明技能、赢得与患者共感互动的能力等。而目前由于医学生在校期间的培养主要是学习文化课，大多为书本上的基础专业知识，缺乏实践性，不能将书本上的知识学以致用，使得学生沟通技能薄弱，且在面临突发事件时缺少灵活的应对能力。此外，随着“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不断发展，患者对自身权利的认知、公平的意识、人文关怀的需求等都不断提升，这对刚进入临床工作实践的医学生来说，如何积极面对患者，有效化解矛盾，是必须应对的实际挑战。临床医学生缺乏社会实践经验、缺乏医患沟通技巧、存在部分医疗技术问题都是导致当今医患关系的紧张的原因。研究表明，目前医学生在与患者沟通过程中普遍存在“紧张胆怯、亲和力不足、自身信心不足”等问题[2]。因此如何使临床医学生学以致用、将理论结合于临床实践、培养良好医患沟通能力成为医学生培育的重要课题，加强医学生沟通能力的培育势在必行。2.2先进仪器的普及先进仪器的普及日益简化沟通过程。随着经济社会和医学科技的发展，各种先进的检查设备为医疗过程带来极大的方便，减少了医生繁琐的劳动强度，但为医生带来便利的同时，这些冷冰冰的器械减少了医生与患者之间真正的交流时间，淡化了医生从职业角度对患者进行心理治疗，而大部分病史信息正是通过医生与患者的直接沟通所获得的。“病人”对医生而言，治“病”必须重视全面的“人”，疾病背后有患者的生活、职业、家庭、环境等背景因素及深层原因，并非显而易见，有些患者对于难以启齿的病史会有所保留，不愿向医务人员透露，医生通过良好的沟通，认真倾听患者的诉求、缓解患者的戒备、理解患者的痛楚、建立彼此的信任，引导患者形成积极的心理状态可以为患者的诊疗带来事倍功半的效果。
2.3医疗资源的不合理分配由于目前国内医疗资源配置的严重不合理，小医院门可罗雀，大医院门庭若市，让忙碌的医务人员和病患之间根本无暇进行有效的沟通交流，从而造成了医患之间不信任和不理解，使得紧张的医患关系的不到缓解。由此可见，医患关系的日趋激化，医患纠纷的层出不穷，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分析我国近年来的医患纠纷，因医患沟通不到位引起的占49%[3]。这样的大数据更是说明了，重建和谐的医患关系，维护良好的医患秩序，应当从医生与患者有效的沟通开始，应合理配置医疗资源，从大环境入手改善医患矛盾突出的现状。
3培养医学生沟通能力的有效途径
3.1在校期间首先，在专业课中渗入沟通理论学习。作为医学生，不断提高自身的专业知识水平和专业技术能力必不可少，只有自身的知识储备过硬，才能既在临床工作中充满信心，又增加患者对医生的信任。然而，我国的医学教育往往会忽视了医学生沟通能力的培养，使得医学生缺少医患沟通的意识，极度欠缺医患沟通技巧。据研究发现，国内医学专业人文课程的课时数占总学时的8%左右[4]。即使开设一些课程，也因教学理念落后、方法陈旧、缺乏合理的考核与评价，得不到师生的重视。所以，高校应做出合理的课程的安排，改革教学，加强师资，完善考评，在无形中使医学生重视医患沟通相关课程的理论学习。医学院校应在各个学历层次有针对地对医学生加强教育，力求在构建和谐医患关系中，加强医学生自身意识能力方面的培养。其次，在理论学习中渗入医患角色扮演。早期医患沟通理论学习期间，学生缺乏实践机会，与患者接触有限，所以在理论学习过程中学生之间可以通过医患角色扮演来模拟医患沟通过程，以此来进一步了解医患关系。医学人文课程教师参与教学的组织是十分必要，此外，应聘请临床骨干教师、科主任、专家等参与授课，提供临床真实案例，通过在教学中场景再现，或请患者或标准化病人参与实践教学活动，将理论知识应用于场景之中。通过模拟练习，既能使学生将所学的理论知识及时运用到实际，提高医患沟通的能力，设身处地为患者着想，从而掌握医患沟通技巧。
3.2实习期间在实习阶段应引导医学生增强医患沟通的意识，主动提升医患沟通能力，为顺利向临床医生过渡做好充分准备。可以在寒暑假期间以志愿者的身份在医院多开展社会实践活动，提早接触患者，感受医院紧张的工作环境。也可以加入导医团队，增加与患者的接触机会，通过与患者的沟通真正了解患者的需求。医学生通过早临床的实践学习中应该意识到，作为医生，治疗患者的疾病为首要职责外，更需要给予患者以心理上的安慰和关怀。医学生要始终牢记特鲁多的名言：“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
医患关系论文 篇三
(一)稿件数量和分布从2006到2012年，总共收集到的样本有164篇。其中2006年21篇，占总量的12.80%，2007年16篇，占总量的9.76%，2008年19篇，占总量的11.59%，2009年23篇，占总量的14.02%，2010年27篇，占总量的16.46%，2011年31篇，占总量的18.90，2012年27篇，占总量的16.46%。由此可见，稿件数量分布整体呈现上升趋势。
(二)事件性质本研究将所报道的事件根据性质分为正面、负面和中性三类，这一分类只针对事件本身，而不涉及媒体在报道中的立场倾向。正面指所报道的事件体现了和谐的医患关系或者有利于建立和谐的医患关系，负面指所报道的事件体现了医患矛盾或者不利于建立和谐的医患关系。统计结果表明，事件性质为正面的报道为59篇，占总量的35.98%，负面的报道为90篇，占总量的54.88%，中性的为15篇，占总量的9.14%，负面报道明显高于正面报道，两者相差17.9%。我们将每一年所报道的事件的性质做了进一步对比，见图1。由此可以清晰地看到，正负面报道比例差波动较大。从2006—2008年，正面报道在数量上高于负面报道，从2009年开始，正面报道数量开始低于负面报道，2009年和2010年的情况尤为突出。从2009年开始，负面报道数量大幅度上升，但正面报道数量没有太大的变化。
(三)报道主题本研究将报道主题分为8类。由表1可知，报道主题主要集中在医疗纠纷/医疗事故、医患暴力冲突事件、医方其他负面事件(如医生拿回扣、医院用假药等)、医院/医生正面形象宣传这四个方面。其中“医疗纠纷/医疗事故”这一主题的比例最大，占总量的33.54%。笔者认为，由于医患双方医疗知识和信息的不对称，医患沟通的不及时等问题，最容易造成医患矛盾。在医疗纠纷、医疗事故中患方往往会向媒体求助，因此该主题的报道比较多。正面主题主要集中在医院活动和医院、医生的正面形象宣传。负面主题主要集中在医疗纠纷、医疗事故和院方的其他负面事件。关于医患关系现状评析的报道所占比例最少。
(四)报道版面由表3可知，关于医患关系的报道主要集中在A版，占了总量的52.44%。A版中的新闻大多为要闻，相对于其他版面的新闻更为重要，这也从里一个侧面表明，医患关系已成为当今的社会热点问题。我们将A版所刊登的相关报道按其性质做了进一步分析。结果表明，在A版刊登的正面报道有25篇，占正面报道总量的42%，而负面报道有53篇，占负面报道总量的59%，由此可见在A版刊登的报道中，负面报道多于正面报道。
(五)报道体裁由表4可知，报道体裁主要是消息，占了79.88%，深度报道比较少，不到2%，可见《钱江晚报》对医患关系问题的深入挖掘不够。表中的图片新闻，多数为图加简短的说明，因难以归入其他体裁类型，故单独列出。
(六)新闻来源从表5中得知，新闻来源最多的是《钱江晚报》自采，其次是转载和综合，转载新华社的报道排在第三。网络博客文章的引用有4篇。
(七)信息来源本研究将信息来源分为官方、民间、网络和其他四类。官方信息来源主要是指政府、卫生部门、医院，民间信息来源主要是指读者热线电话、读者来稿等等，网络信息来源主要包括网友发帖、微博等等。由表6可知，在《钱江晚报》的信息来源中官方信息占了很大的比例，是民间信息来源的两倍多。民间信息来源较少。其他一类所占比例最大，主要是指未提及信息来源的报道。
(八)语义倾向语义倾向是指不受事件本身的性质影响，而是媒体在报道中的用词、报道方式等等造成的报道倾向。由表7可知，《钱江晚报》有语义倾向的报道比较少，只占总量的12.25%，不到两成。绝大多数都为中性报道。
(九)医疗纠纷、医疗事故中的引用信息方在医疗纠纷、医疗事故中，引用多方提供的信息是客观呈现事实的关键。由表8可看出，《钱江晚报》医疗纠纷类报道中所引用事件涉及双方信息和第三方信息的报道数量最多。其余五项分类报道数量相差很小。
二、分析与讨论
(一)稿件数量分布从研究结果来看，有关医患关系的报道数量除了2007年略有下降，此后一直呈上升趋势。2009年的“黑色六月”将医患矛盾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①“黑色六月”引发了一系列关于医患关系的思考，医护人员的人身安全受到广大关注，不少地方政府相继出台政策措施制止恶性医闹事件，从而增加了医患关系问题的报道量。
(二)所报道的事件性质从所报道的事件性质看，负面报道数量远远大于正面报道，特别是在2009年起，负面报道开始大幅度上升，而正面报道的数量没有太大变化，笔者以为造成这种情况主要有以下原因：1.新闻的特性治病救人是天职，因此医生为病人尽心尽力往往不会成为新闻，而病人由于医生失误所受到的伤害却容易成为新闻，而且负面新闻更能引起受众的关注，或者说更具有新闻价值。2.医疗纠纷频发，正面报道呆板单一医疗纠纷特别是含暴力性质的医闹事件越来越多，仅2009年上半年发生的医疗纠纷就达550起，其中暴力性质的医闹事件22起，医患关系问题已经成为受众的关注热点，媒体自然加强了这方面新闻的挖掘和报道。另一方面，正面报道的内容却始终呆板单一，主要是医院活动、医院体制改革、医生所获奖项、医生献血等等，缺乏与时俱进。《钱江晚报》作为一份发行量和影响力都比较大的都市类报纸，具有相当的“设置议程”能力，［3］在医患矛盾尖锐化的背景下，媒体集中报道医患关系的负面新闻，让医患矛盾成为舆论中心议题，易扩大这些负面报道的负面效应。［4］
(三)报道主题本研究将报道主题分为8个方面，《钱江晚报》在各个主题上的报道分布不均，医疗纠纷/医疗事故、医患冲突和医方负面报道这些主题占总量的接近一半。医疗纠纷、医疗事故、医患冲突、医生受贿等内容容易抓住人们的眼球，激起人们的感情共鸣，具有较大的舆论影响力。而医院/医生正面形象宣传、和谐医患关系宣传、医院活动宣传等主题大多局限于社区义诊、医生献血、专家号网上预约方便受众等，相对于负面主题而言显得单薄无力。这种正负面报道主题上的不平衡直接导致负面报道的舆论影响远远高于正面报道。从各类主题的报道数量看，“医患关系现状评析”所占比例有待提高。笔者认为，现状评析是各种主题当中比较容易把握全局、对舆论进行有效引导的一种报道主题，但是在《钱江晚报》的医患关系报道中所占的比例非常小。
(四)所在版面由研究结果可知，医患关系报道的版面集中在A版，一般而言A版的新闻内容多为要闻，相对于其他版更为重要。近年来医患关系一直受到舆论关注，媒体比较重视这类新闻的挖掘，并将之放在重要的版面。进一步分析，笔者发现，同样是有关医患关系的报道，正面报道刊登在A版的数量占总量的42.40%，负面报道刊登在A版的数量却占到58.82%，后者高出将近两成。笔者认为，报道版面直接影响报道的阅读量和影响力。鉴于负面报道的量本来就远高于正面报道，建议《钱江晚报》适当调整正负面报道的版面安排。
(五)报道体裁从报道体裁看，消息类报道占了将近八成，而深度报道和评论不到一成。消息作为一种最常用的新闻体裁主要是以简洁的语言文字传播新近事实，但一般不会详述经过，缺少细节。笔者认为，媒体不只是传播，更肩负着监督和引导的作用。深度报道能够全面地展现事件的过程，剖析事件并揭露隐含在事件背后的东西。评论则是最能够起到舆论引导的一种体裁，记者在尊重客观事实的情况下，对事件进行更多的分析和解读，有助于舆论引导。但是这两种体裁在医患关系报道上所占比例非常少，这是媒体需要加强的部分。
(六)新闻来源从新闻来源看，“本报”占了75%，在医患关系报道中《钱江晚报》注重掌握第一手资料，更能够保证报道的客观真实。在新闻来源中有一项是网络，主要是转载的一些医生博客内的文章。目前不少医院开通了网络平台，并提倡医生下班后在网上解答病人疑问，这对加强医患交流往往起到积极的作用。当然，由于网络信息参差不齐，媒体扩大新闻来源的同时，应加强对转载信息的核实求证。
(七)语义倾向造成医患关系恶化的原因很多，有医疗体制的原因，也有医患沟通不及时以及医生和患者的自身原因。负面事件的不断曝光，造成了受众对医院、医生的刻板印象，个别医生的收取贿赂、不负责任让人对医生整个群体产生怀疑。因此，媒体在报道中特别是报道带有争议的事件时，语义上做到公正客观就显得尤为重要，记者在采写中的立场偏颇容易造成错误的舆论引导。《钱江晚报》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好，绝大多数是中性报道，具有语义倾向的报道所占比较很少。
(八)医疗纠纷、医疗事故中的信息引用方医疗纠纷、医疗事故报道中引用不同方的信息和观点会直接影响读者对事件的理解。在医疗纠纷中，患者和医生常常意见不一，如果仅仅引用一方观点，舆论就可能偏向这一方，因此在医患关系报道中需要引用多方信息，做到客观公正，除了涉事双方的意见外，最好补充权威机构或专家的观点。从本研究结果看，报道所引用的第三方观点，大多来自卫生主管部门、法院等，而很少有权威的专家和民间观点。此外，报道中只有一方提供信息的数量仍然不少，笔者认为，在采访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应当力争采访到至少两方，才能保证报道的公正客观。广州的“八毛门”事件就是一个很好的反面教材，记者只听取了患者一方的信息，没有向医院或相关专家核实，闹了个大乌龙，虽然事后当事者赔礼道歉，但是对医院造成的名誉损害已经难以弥补。
三、思考与建议
(一)平衡正负面报道，丰富正面报道主题从研究结果可知，《钱江晚报》所刊登的正面报道数量远少于负面报道，且主题单一，版面位置也处于劣势。笔者认为，在如今医患矛盾尖锐化、医生形象妖魔化的环境下，平衡正负面报道，加强正面报道的挖掘显得尤为重要。当前有关医患关系的正面报道不仅主题单一，而且有软文嫌疑。受众往往关注与其日常生活和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主题，因此在正面报道中应该注重那些能让百姓感同身受、易产生情感共鸣的报道。在正面报道中，尽量采用客观中性的语言，避免大篇幅的赞美，否则极易引发读者的逆反心理。
(二)加强深度报道和评论在本研究所收集的研究样本中，深度报道和评论的数量非常少。笔者认为，媒体若要较好地承担舆论监督和舆论引导的社会责任，就不能停滞在浅层的消息传播，而应深入挖掘事件的过程和原因，并作出客观深入的评析。比如，医闹事件的背后反映了患者怎样的心理，对于医生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三)进一步加强对网络资源的利用从信息来源看，《钱江晚报》已有少数报道开始利用网络资源，例如转载医生博客博文，在微博、帖子中寻找新闻线索等。虽然比例很小，但这不失为一种创新和尝试。在互联网基本普及、新媒体得到广泛应用的今天，网络微博、论坛、博客已经成为一种很好的信息载体和言论发表平台。传统媒体在报道中加强与网络媒体的合作，不仅体现在选题、数据的搜索上，还应该多引入网友的声音，因为它往往代表着真实的民间声音。
医生与患者论文 篇四
近年来，医患关系在总体上是和谐的，但在总体和谐中存在着不和谐，甚至形成医患关系紧张的态势，引起了社会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因而理论界关于医患关系紧张的原因与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的研究取得了一定进展。现拟就近五年来国内研究成果作一综述。
1 医患关系的紧张现状
近年来，医患关系成为热点，缘于社会转型时期医患关系紧张的现状，它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医患冲突不断发生，医疗纠纷呈逐年上升的趋势。2005年6～7月份，中华医院管理学会对全国270家各级医院进行了调查：全国三甲医院每年发生的医疗纠纷中要求赔偿的有100例左右，二级医院每年发生的医疗纠纷要求赔偿的有20例左右。②医疗纠纷以医疗过失为主转变为以非医疗过失纠纷为主。③处理难度越来越大，对其处理以行政为主体转变为以法院为主体。④医疗纠纷易于引发社会的反应，人的生命健康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并构成了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⑤医疗纠纷的赔款额越来越高。刑事案件增多，个别地区甚至发生杀害医生的恶性事件，病人疾病久治不愈，患方伤害医生的事件时有发生。例如，北京某医院主任医生被患者家属无故殴打事件，引起人们对医患关系的反思。
2 医患关系紧张的原因
2.1 医方因素 医患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于医务人员。卫生部部长高强认为，造成医患关系紧张、医疗纠纷增加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从医患关系来说，主导方面还是医务人员。医方因素导致医患关系紧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其一，医疗质量问题：一些医院规章制度执行不严，造成差错事故发生，或是技术水平低下，或者是医务人员责任心不强、粗心大意、弄虚作假造成误诊误治等。其二，医风医德问题：一些医务人员素质降低、自身修养欠缺。据有关部门统计，医疗纠纷的诱因80％以上不是医疗技术方面的问题，而是服务质量甚至职业道德问题。如：“红包”与药品回扣现象，医务人员服务态度冷淡现象等。其三，医患沟通问题：一些医务工作者“见病不见人”，忽视了病人心理感受，忽视了与病人的沟通和交流，造成病人的误解。其四，技术性违规问题：李大平认为［1］，医方为避免医疗风险和责任而采取防御性医疗行为，加重了患者的负担，导致医患关系紧张。例如，普通的感冒发烧也要做血常规、胸片、血培养。其五，“以药养医”问题：医院实际上存在着“以药养医”、医务人员收入与病人所交费用多少挂钩的政策。药品的虚高定价是医疗费用高昂的主因和医卫界不正之风的源头，是医患关系紧张的重要原因［2］。
2.2 患方因素 一是患方对医疗工作和医学知识的不了解，对医疗诊疗的效果期望值过高，认为治不好就是医院有过错，从而迁怒于医院和当事医生。例如，某患者在与医生辩论时就说：“我到底是什么病你没诊断出来，当然是误诊了。”二是患方认为治病是医务人员单方面的事而与患者无关，医方收取货币就理所当然要治好病。三是患方的道德素质问题。在医患纠纷中存在着一些患者及其家属无理取闹事件。值得重视的是，一些医院附近还出现策划患方闹事的“医托”，对医院的秩序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2.3 医患之间的关系因素 一是医患双方事实上的不平等，而且医患冲突的最终受害者是患方。患者的求医与医生的施医而形成施恩与受恩的医患关系，会导致医生救世主式的诊治方法。二是医患信息的不对称。李大平认为［1］，医患信息的不对称，使医方对病人进行一定程度上的善意或非善意的信息隐瞒。三是公益福利性与市场企业性的冲突，医疗卫生事业在医方是市场企业性而在患方则是公益福利性。
2.4 社会因素 第一，法制方面的因素。一是规范医患关系的法制建设滞后，无法可依。二是解决医患纠纷的法律法规不够完善，常出现理解上的偏差。现有的法律制度不健全，给执法人员带来了一定的难度，没能有效地将事件扼杀在萌芽状态。第二，制度方面的因素。一是卫生资源的分配不公，医疗资源分布不均衡。医疗卫生资源主要分布在大医院和城市，而广大乡村和小医院所占医疗卫生资源过于稀少。朱锡光等认为［3］，卫生资源分配不公的社会问题，社会心理的“仇富情结”及与社会不满联在一起的分层意识是医患关系恶化的催化剂。二是医疗保险制度和医疗风险分担机制不健全。导致医患关系紧张的原因有三：全民医疗保险体制不健全，这可能是最根本的原因；医疗质量和医疗费用监管制度不健全；医疗服务保障机制不健全。第三，新闻媒体方面的因素。媒界对患者具有同情心而缺少对医务人员的理解，其立场倾斜于患方，其报道偏重于患者，再加上某些媒体的不当炒作，引起社会公众对医院信誉的质疑。陈良珠等认为［4］新闻媒体正面舆论宣传不够而过分渲染医院的黑暗面，误导患者在治病过程中遇到不理解的问题时而与医方发生冲突。张伟程认为［5］，舆论导向失之偏颇，推波助澜。第四，医学本身的因素。一是医学高科技犹如一把双刃剑，在对患者带来福音的同时，也带来伤害［6］；二是医学科学的局限性、医疗行为的高风险性，它不可能包治百病。从哲学观点而言，人体属于一个“灰箱”，现代医学对其既不是一清二楚的“白箱”，又非一无所知的“黑箱”。因此，有时医务人员并无过失，但仍发生不良后果，而这是患方所不能接受的。三是医疗服务发展水平落后于人民群众医疗保健需求增长。高强认为，当前群众越来越高的卫生健康需求和医疗服务的提供严重不足是一个很突出的矛盾，集中表现为看病难、看病贵，出现医患纠纷甚至医患冲突。
3 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的方法和途径
3.1 医方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的举措 理论界的兴奋点在于医方如何提高医疗技术水平和加强医德医风建设两个大的方面，主要有四种观点：第一，李茜等认为［7］，狠抓医学基本功，最大限度地减少误诊误治现象，普及和加强医患交流技巧培训，在为患者提供全程服务过程中渗透人文关怀，消除对患者的异化物化倾向。第二，刘志军等提出［8］，医院要完善医院管理、注重内涵发展、建立人文关怀的医患模式。卢建敏认为［9］，加强医疗活动中的人文关怀有助于提升医院的竞争力。第三，陈良珠［4］等认为，医院应重视医疗质量、重视人文关怀、强化医务人员的法律意识、维护患者的隐私权和知情权、构建以人为本的医疗服务、加强医务人员的医德修养，提高医务人员的业务素质。病人不单需要肉体上的治疗，更需要情感上真诚的关注和抚慰。作为医生，不仅要为病人解决病痛，更应该理解患者心理，消除患者的心理阴影。第四，皮湘林等认为［10］，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关键在于培养医务人员的道德素质，提高医务人员的医德医风，变“以病为中心”为“以人为中心”，保持对生命的敬畏感，把人的价值放在第一位，尊重患者的尊严和人格，从病理上、社会环境上和心理状况上全面了解患者。
3.2 患者方面 张洪彬等认为［11］，患者是建立良好医患关系的重要方面，拥有自主权，患者要理解医学的高风险性和探索性，尊重医务人员，当诊疗出现意外时，应通过法律程序来解决。刘国祥等认为［12］，患者应尊重医务人员、遵守医院规章制度；积极配合治疗、恢复和保持健康；支持医学发展。
3.3 医患交往 医患之间平等交往与沟通是化解医患矛盾的关键所在。首先，关于医患关系的模式，美国学者萨斯和霍伦德提出的主动—被动型、指导—合作型、共同参与型理论被广泛应用。其次，关于医患沟通，主要有五种观点：第一，卫生部部长高强认为，加强医患沟通，努力提高医疗服务质量是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的关键所在。刘俊荣认为［13］，医患之间只有加强人际沟通，彼此信任，消除误解，才能有效地减少冲突，和谐有序。第二，贾建文认为［14］，医院在医患沟通中应起桥梁作用，建立并落实医患沟通机制。第三，阎平慧认为［15］，医务人员在医患沟通中应采用换位意识，充分理解患者；强化角色意识，医德医术并重；协调社会关系，多方关心患者。第四，陈同华提出［16］，医务人员应做到“五心”：细心分析病人心理、诚心为病人服务、耐心听取病人意见、虚心接受病人批评、热心为病人解决实际问题。第五，医患双方应加强信息沟通、建立真正的信任关系。关于医患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理论界一般认为，应走出医患关系的物化和货币化困境，建立医患之间平等的权利义务关系。冷明祥则提出［17］，实行病人选医生制度有利于改进医德医风，构建和谐医患关系。
3.4 社会经济举措 首先，关于卫生事业的指导方针。卫生部长高强指出，坚持走适合中国国情的卫生事业发展道路不能变；坚持卫生事业为广大人民群众健康服务的宗旨和公益性质不能变；坚持政府承担公共卫生和维护群众健康权益的责任不能变，才能为构建和谐医患关系提供坚实的基础。其次，关于综合治理，主要有四种观点：第一，高强提出，应发挥政府保障群众基本医疗的主导作用、改革医疗服务体制、转换公立医疗机构运行机制、加强政府对医疗服务行业监管、大力发展农村和社区医疗卫生服务事业等多方面，积极研究探索解决这个问题的基本思路和有效措施。第二，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的对策应是：综合治理是基础，市场化调节是润滑剂，法治化治理是关键。第三，李润华等认为［18］，要用法律和道德规范来调整医患关系，并加强医院现代化管理。第四，朱锡光等认为［3］，医患关系的改善有赖于国家卫生行政管理力度加大、医疗改革加快、财政补偿合理、法律法规完善、教育普及提高、媒体理性传播、社会大众道德控制水平提升等全方位的努力。再次，制度建设，主要有三种观点：①高强提出，要加快卫生事业发展，努力解决好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②李茜等认为［7］，建立健全医疗卫生管理体制、医疗保险体制和社会调节机制。③钱亚芳认为［19］，坚持公平优先原则的基本卫生资源配置有利于改变医患关系紧张的现状。再其次，关于法制建设。一是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主要有五种观点：①李茜等提出［7］，应建立健全适合我国现阶段国情和国人素质与心理的法律法规，将有利于建立和谐的、双向的医患关系。②杨湛等认为［20］，要尽快制定《医疗服务法》，明确医院定位，规范医患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切实保障权利义务对等原则的实现。③周子君认为［21］，要制定《患者权益保护法》来规范医患关系。④兰迎春认为［22］，应深化改革、调整医患双方的利益关系，利用法律标杆、平衡医患利益关系，加强道德教育、协调医患利益关系。⑤高玉玲则认为［23］，协调和处理医患利益冲突应坚持以病人权利为中心同时兼顾医方利益的原则、相互冲突的利益调整原则。二是普及法律法规。刘国祥等［12］认为，应对患者、家属乃至社会成员进行医学、伦理学、法律知识教育。第五，社会舆论导向。高强认为，媒体应加强正面宣传，引导广大医务人员加强医患沟通意识，并增强群众对我国卫生事业改革与发展的理解和支持。刘国祥等认为［12］，构建和谐医患关系，应建立公正的社会舆论导向：新闻媒体应多宣传医疗成就及医务人员的业绩，尽量避免过分渲染医疗事故、医疗过失方面的新闻，以免对医患关系造成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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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与患者论文 篇五
关键词：医患关系；和谐；中职卫生；医学教育；改革
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人民群众卫生服务需求水平的日益增长，医患关系紧张是我国当今社会的一个不争的事实。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从政府、体制、医院、患者等多方面着手和努力。医院是其中重要环节，但仅从医院、医生的角度出发进行探究显然是不够的，必须追本溯源，从准医生――医学生的角度出发，这对医学教育领域的人才培养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医学教育不但要培养医学生扎实的专业技术知识，而且要培养医学生广博的社会文化内涵，造就出思想品德好、业务素质高、人际关系和谐、适应现代医患关系发展需要的医学人才［1］。中职卫生医学教育是医学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教育目标是把学生培养成为“具有综合职业能力，在生产、服务、技术和管理第一线工作的高素质劳动者和中初级专门人才”，向大中城市和农村基层输送医护人员。只有不断深化中职卫生医学教育改革，医患关系才能走向和谐。
一、我国医患关系现状
医患关系紧张是我国当今社会一个不争的事实，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医患冲突不断发生，医疗纠纷呈逐年上升趋势；医疗纠纷以医疗过失为主转变为非医疗过失为主；处理难度越来越大，对其处理以行政为主体转变为以法院为主体；医疗纠纷易于引发社会的反应，人的生命健康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并构成了社会各界关系的焦点；医疗纠纷的赔款额越来越高；刑事案件增多，个别地区甚至发生杀害医生的恶性事件，患者疾病久治不愈，患方伤害医生的事件时有发生。
二、医患关系紧张原因的分析
1.政府及医疗保障体系方面
政府对医疗事业财政投入不足，这是医患关系紧张的总根子。政府投入少，医院为了自身的生存发展，必然会产生逐利冲动，甚至陷入以药养医的误区，导致一些医生不顾病情需要，过度检查，开大处方等，令患者不堪重负，给患者造成很大的经济和心理压力，使他们对医疗单位和医务人员极易产生抵触情绪。我国现行的医疗保障体系及相关的法律、法规也没有及时跟上市场经济的步伐，全民医疗保险体制不健全，是医患矛盾尖锐的根本原因。
2.医院方面
医患之间缺乏信任，是造成医患矛盾的一个重要原因。医患之间缺乏信任、理解，不能换位思考。医患沟通不够、医疗纠纷增加，也是医患关系不和谐的重要因素。有统计表明：在已经发生的医疗纠纷中，由于医患沟通不够，医患关系不和谐导致的纠纷约占总量的2/3［2］。其次，医疗过程中缺少人文关怀，加剧了医患关系不和谐的情况。治病、救人原是一体的，但有些医生却只重视“病”不重视人，在有些医疗机构，医疗活动中只强调依靠仪器设备，忽视了医生与患者交流。这样就不能体现对个体自由、尊严、价值和信仰体系的尊重，也就不能引导出一种感性的、有同情心的处理问题的方式。另外，医院实际上存在着“以药养医”，医务人员收入与患者所交费用多少挂钩的政策，药品的虚高定价是医疗费用高昂的主因和医卫界不正之风的源头，是医患关系紧张的重要原因［3］。
3.患者方面
有些患者对医务人员也缺乏理解，不了解医学的复杂性。患者不能理性看待医疗问题，对医疗诊疗的效果期望值过高，认为治不好就是医院有过错。另一方面，由于社会的信任缺失，又使有的患者对医生开具的处方、检查检验项目及实施的治疗措施的必要性、合理性持怀疑态度，最后对正常的治疗效果总有这样那样的疑虑。
三、深化中职卫生医学教育改革的必要性
要改善决当前复杂的医患关系，就应从政府、相关法律法规、医疗体制、医院与患者等多方面入手。其中医院管理服务是重要环节，但仅从医院、医生的角度出发进行探究显然是不够的，必须追本溯源，从准医生的角度出发，这就对医学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中职卫生医学教育在不同历史时期都得到了一定发展，为社会培养了大批实用型中等卫生技术人才。但是，当今人类社会已进入以人为本的伟大时代，现代医学正处在一个由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转变的时期，现代医学已不是单一的生物医学，而是人文、社科、生物医学的综合学科［4］。所以，传统医学教育已不能适应新的医学模式。医患关系变了，医学模式变了，医学教育不能不变。首先，中等卫生医学教育的结构需要优化，专业设置、人才培养的结构和办学层次不能满足建立新型的卫生服务模式的要求，卫生人才的培养不能完全适应农村和社区基层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需要。其次，中等卫生医学教育质量需要进一步提高，医学教育观念、人才培养模式、教学内容、课程体系和教学方法等，还不适应现代医学发展的要求。
随着我国教育和卫生事业的发展，中等卫生职业教育的任务越来越重，中职卫生医学教育应该从国情出发，勇于改革创新，实现新的医学模式，积极培养适合现代医学模式的高素质医学人才，有效地解决医患矛盾，建立和谐的医患关系。不断深化医学教育改革，构建和谐医患关系，是当今医学教育的一项重要任务。
四、深化中职卫生医学教育改革，构建和谐医患关系措施的探讨
1.转变观念，增强对构建和谐医患关系重要性的认识
医学生在校的学习阶段，是职业品质形成的重要阶段。医学教育承担着培养医学人才的重任，在未来的医学高科技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主导作用。要适应现代医学和谐发展的需要，医学人才综合素质的培养至关重要，尤其是要教育医学生充分认识到建立和谐医患关系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培养医学生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的能力。
2.完善课程设置，加大中职卫生医学人文教育的力度，增强职业道德
（1）增加医学人文课程内容。与医术相比，医德是第一位的，是医术的统帅和灵魂。医学承载的对象是人的健康和生命，因此，医学在治病救人，揭示生命、健康和疾病奥秘的同时，必然包含着对生命的认识，对患者的情感，对人类命运的责任等至关重要的人文态度。医学人才的人文素质在医学人才成长过程中成为不可或缺的内容。资料显示医学生的人文社会科学课程占总学时的比例，美国为20％、德国为26％，我国的平均统计比例仅为7.54％。借鉴国外的人文课程设置的经验，可开设“医学人文导论”、“医学人文领域”、“医疗经济学”、“医疗与社会”等课程。
（2）将人文精神的培育贯穿于医学教育中。在医学教育中应善于将传授医学知识与传播人文精神结合起来，把人文精神贯穿到整个教育过程中，通过教师的引导和示范作用，将人文关怀内化为学生的自觉行动，通过广大教师润物细无声的人文渗透，将人文精神潜移默化到学生的精神领域。在医学教育中还应关心学生合理需要，将人性化理念融入医学教育，以充分的肯定、理解、尊重，使学生体会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彰显人文关怀。
（3）加强生命伦理教育。要重塑和谐的医患关系，就必须在全社会建构起完善的现代生命关怀体系，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充分尊重和理解。未来的医学工作者要树立一种生命观，即生命重于一切的伦理意识，尊重和敬畏每个生命，这对于医学生提高自身修养和道德素质，构建和谐医患关系，显得尤为重要。
3.完善课程设置，加强中职卫生医学生医患沟通能力的培养
随着医学模式的转变和“以病人为中心”服务理念的升华，在当今新的医疗服务形势下，医患沟通越来越成为医疗服务中必不可少的重要工作环节［5］。很多医疗纠纷不是治疗水平引起，而是沟通能力差引起的。当前医学生主要是独生子女，他们的自我感觉都非常良好，从小在优越环境中长大，缺乏沟通和协调能力，所以医学院校开设“医患沟通”课程势在必行。
通过开设“医患沟通”课程，使广大医学生认识到医疗是个复杂的过程，不单是从专业、医疗角度治疗疾患本身，对患者可能存在的精神、心理障碍也要进行疏导。培养学生会运用沟通技巧，如良好的仪表、言谈、行为规范；积极的聆听；给人温暖的微笑；具体的告知和耐心的解惑，解除患者顾虑，有效地与患者沟通，建立医患之间和谐互信、相互理解的关系。
“医患沟通”课程教学中可通过采用多种灵活教学方法，帮助学生掌握日常以及医疗实践中的人际交流与沟通能力；通过开展多种形式的活动，为培养医学生的医患沟通能力搭建载体；通过见习、实习尽早让学生接触病人，训练医学生接触病人和与患者交流的能力；通过建设专题学习网站和案例资源库，建立学生网上学习平台和师生课外交流学习平台。
4.突出态度和价值观培养，引入社会角色理论
社会角色理论产生于20世纪20至60年代，社会角色理论认为，社会中的人总是处于一定的社会位置上，社会对处于一定社会地位上的人有一定的要求，即社会期望；个体要依照社会对他的要求去履行其义务、行使该角色所承担的社会责任和权利，这就是社会行为；当个体被赋予某一新角色时，改变的不仅是行为方式，态度和价值观结构也会发生深层变化［6］。
从社会角色理论视角来看，医生没有扮演好医务人员的角色，是导致医患关系紧张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可将社会角色理论引入医学教育之中，如采取角色扮演的措施，让医学生扮演医患关系的主要当事人（医生、护士、医院管理者、医院后勤人员、患者和患者家属等），增强其对角色的感悟和认知，并使其按照职业的规范和要求自觉地扮演好各种角色。只有按照各自角色的规范和要求自觉地扮演好自身的角色，医患关系才能走向和谐。
5.强化实践意识，努力营造科学的中职卫生医学教育氛围
在中职卫生医学教学改革中开展以专业知识为基础的实践活动是适应现代医学模式转变的一种有效教学方式，能有效培养医学生的独立思维能力、科研能力、动手能力以及创新精神，提高医学生适应社会的能力，建立和谐医患关系。医学教育应强化实践意识，把教授知识与传授实践相结合，引导学生在实践中学习与思考。如在临床见习、实习等医学实践过程中，要引导医学生不仅把所学的理论知识转换为实践经验，同时要培养医护工作者敬业爱岗的精神和遵章守纪的态度，锻炼与患者沟通的能力。另外，应给医学生多接触社会的机会，让医学生开展社区医学知识宣传，社区调查等活动，让医学生多层面、多角度地参与和观察社会生活，了解社会，服务社会。还要发挥校园文化的主体作用，开展好各种健康向上的宣传教育、文化、科技、娱乐和体育活动，充分创造一种良好的文化育人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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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患关系论文 篇六
在中国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医疗服务是通过自费或者大部分自费获得的，所以对医疗服务的质量就会有着较高的期望和要求，一旦医疗服务不能满足这种期望和要求时，患者就会极为不满。这正是导致医疗纠纷和医患暴力频繁发生的原因之一。同样，这也导致了社会各阶层对医疗服务的不满，中低收入者抱怨“看病难，看病贵”。高收入者也在为花钱也无法享受到高水平的医疗服务而不满。这些都是医疗保障体系不健全所致。
多年以来医疗资源配置不合理，公费医疗长期集中于少数领域，未能惠及普通民众。医疗保险未能达到全民覆盖，以及医疗保险制度的不健全，也是使我国医患矛盾不断加深的重要原因。只有通过完善医疗卫生体制，实现医疗保障体制的全民覆盖，才能从根本上杜绝医疗纠纷，真正缓解逐步恶化的医患关系。在短时间内完全改善医患关系的现状，不太现实，但是为了社会的和谐稳定和医患关系的长期和谐发展，我们仍然要继续努力。
(一)要加大政府对公立医疗机构的投资，促进医疗资源的合理分配，增加医疗保障体制，尤其是对医疗意外的国家补偿救助机制和医疗意外保险机制，减少患者因病致贫情况的发生。
(二)提高医疗机构的管理效率，聘用专业的医院管理团队，提高医务人员的收入和社会地位，吸引更多的优秀的青年人学习医学，从事临床工作，为国家的医疗社会保障体系储备高素质的医疗人才。
(三)认清医疗行业的特殊性，在立法时脱离“大民法”的视线，提供保护医疗行为的裁判机制，如医疗过错达到50%以上时才由医院提供赔偿的机制。
(四)发挥新闻媒体的正面宣传作用，弘扬社会正气和文明的生活方式，崇尚感恩，给予和回报社会。普及医疗卫生和科学文化知识，抵制伪科学，虚假宣传的非法药品广告。
(五)加强医患沟通，树立人文关怀理念，既能提高患者对疾病诊疗全过程及其风险性的认识，又能减少医患之间由于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矛盾。对医疗的投入是长期的，也是收效最慢的，但却是关系民生的大事，也需要和我国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形象相匹配。需要我们长期的努力。
医生与患者论文 篇七
关键词：医师；说明义务；法律责任
中图分类号：D9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26-0059-02
近年来，医患关系紧张，医患矛盾加剧，据统计我国的医疗纠纷60%以上是由于医生对患者的治疗措施和愈后情形不告知造成的[1]，我国没有专门规定医师说明义务的法律，相关法律法规虽有提及，却存在诸多弊端。《侵权责任法》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之前的矛盾，但仍存在许多问题亟待补充与明确，完善医师说明义务制度，对其展开研究具有理论与现实意义。
一、医师说明义务之基本理论研究
（一）医师说明义务之基本问题
医师说明义务由“Informed Consent”理论发展而来，总结国内外学者观点可知，是指医师在医疗活动中将与患者病情有关的医疗信息向患者说明的义务。该义务具有法定性和契约性的双重特征。任何法律义务总是从属于法律权利而存在的，脱离法律权利而独立存在的法律义务是没有任何意义的[2]。因而，医师说明义务和患者知情同意权相对应，课以医师说明义务是为了保障患者知情权和有效同意权的实现。
英美法系中，医师说明义务从美国判例中产生，20世纪初，首次被运用于一起脊椎手术致残案件中。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通过判例将说明义务作为医师基本义务予以确定，并建立理性医师标准和理性病人标准。1972年美国医院协会制定《病人权利典章》，以成文法形式明确规定医师说明义务和患者知情同意权。1990年《病人自我决定法案》将患者对医疗诊疗知晓和自我决定权利作为一项重要内容[3]。之后，美国各州陆续制定病人权利法案。
大陆法系中，德国联邦法院早已在司法实践中运用说明义务理论判决医疗损害案件[4]，现行民法明确医师具有说明义务。1965年德国医师说明义务理论传播到日本，1971年“乳腺癌切除手术案”第一次明确肯定医师说明义务的法律地位，是日本最初采纳医师说明义务的判例[5]。1997年“耶和华证人”不同意输血案表明日本确立医方违反说明义务应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的法律规则。
所以医师说明义务具有充分的法理依据：对于患者，是民法意思自治原则的要求，使患者在充分知晓相关信息后基于内心真实意愿做出效力无瑕疵的医疗选择；对于医师，是民法诚实信用原则的要求，诚实不欺，充分告知；对于医患双方关系，是平等和公平原则的要求，弥补医患双方掌握医疗信息的不对称，合理分配医疗风险责任。
（二）医师说明义务之构成
本文从说明主体、对象、标准及内容方面分析构成。
说明义务主体，学术观点分为两类，一是医疗机构；二是医师。本文认为，第一种混淆了说明主体和责任主体，机构是义务违反致损的责任主体，说明主体是医师。但对医师内涵要做适当的扩大解释，不仅指主治医师，部分医疗辅助人员如放射师、B超技师、麻醉师、药剂师等也应对各自进行的医疗行为说明。
准确定位说明对象是判断医师是否正确履行说明义务的重要条件。医师说明目的是取得患者的有效同意，说明对象即有效同意主体。本文认为，患者理应是首要说明对象，只在患者无有效同意能力的特殊情况下才向患者近亲属等说明，结合我国实践，根据患者具体情形可做如下区分：一是患者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时，本人为说明的对象；二是患者为无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时，因认识判断能力缺陷，不能行使有效的自主决定权，所以监护人为说明的对象，但患者为有一定认知能力的限制行为能力人时，告知监护人时，可酌情告知患者适当信息，使其配合治疗；三是患者暂时失去意识或因病情特别严重不宜告知患者的，其近亲属为说明对象；四是患者或其监护人、近亲属不愿、不能同意时，可委托人决策，有书面委托授权书的前提下，可向人说明。
说明义务标准在理论上主要有四种，即合理医师说、合理患者说、具体患者说、折衷说。我国法律对此并无规定。本文认为，标准的确定是医患之间利益衡量的问题，“合理患者说”和“具体患者说”的折衷说较适合我国实践，其中前者是基础，后者是对前者的具体补充。因目前我国国民文化水平总体不高，尤其对高专业化的医学知识更知之甚少，以及医疗告知成本与医疗资源的限制，“合理医师说”和“具体患者说”都不可行。因此，医师必须将一般患者在相同或相似情形下需要了解的信息予以说明，以一般患者所能理解的方式语言说明，与患者持续沟通，尽量多了解患者特殊情况，再进行相应补充说明。
各国依据不同标准将内容划为不同的类型。结合我国《侵权责任法》和医疗实践，本文认为说明的基本内容应包括患者病情、医疗措施、医疗风险、替代医疗方案、医疗费用、转诊就医、出院后注意事项。我国立法规定仍拘泥于传统医疗信息，然纵览国际立法，尤其美国，已通过判例法将非医疗信息纳入了说明范围，如医师身份、身体健康、经验、利益冲突、金钱刺激信息[6]。本文认为，医师个人信息涉及医师隐私权，不能一味倾斜保护患者利益却忽视医师隐私权保护，医师一般不需向患者主动全面透露个人信息，若患者主动询问，医师应告知。经济利益指研究利益、药品回扣。法律鼓励医师从事医学研究，但医师为科研目的借助患者进行研究时，必须确保患者充分知悉，并征得其同意。虽然法律禁止药品回扣，但在医疗界却普遍存在，严重损害患者利益和医疗秩序。本文认为，药品回扣是如何在实践中有效禁止而非说明范围的问题。
二、说明义务违反之法律责任
义务履行需由责任承担来约束，违反义务必须承担责任。医师说明义务具有契约性和法定性双重特征，所以当该义务违反时，会发生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的竞合。基于更有利于患者的角度考虑，一般会择优选择侵权之诉请求赔偿。
（一）医师说明义务违反的形态
本文对实践中最常见的违反说明义务的行为进行总结，包括未履行说明义务、瑕疵履行说明义务、错误履行说明义务。除了在某些特殊情形下可以免除医师的说明义务外，医师理应说明却没有或未充分向患者说明对其进行医疗选择有重要影响的信息，根据《侵权责任法》，构成医疗理论损害责任，直接推定医师过失，医疗机构应当承担责任[7]。
（二）免责事由
纵观各国立法及实践，既严格规定医师具有说明义务，又规定免除该义务的某些例外情形。《侵权责任法》第56条便是对在急需救治患者生命的重大紧急情况下免除医生说明义务的规定，除此之外，本文认为还应包括其他情形。第一，当个体利益与集体利益冲突时，为了保护公共利益，法律会规定在一些特别情形下，可以免除医师的说明义务和取得患者同意的义务，赋予医师强制治疗的权限，例如非典时期，对拒绝或逃脱的非典及疑似非典患者采取的强制隔离治疗措施。第二，出于信赖医师、自己不能充分理解医疗信息或者不愿为复杂的医疗信息和病情所累等原因，患者可能明确表示放弃自己的知情权，把自己交给医师处理，这也是患者行使自主决定权的一种表现，此时医师也可不履行说明义务。第三，对于正常人基于生活经验能够了解的常识，比如打针会疼痛、口服清热解毒药片会致腹泻、感冒药可能产生瞌睡等，便可免去医师的说明义务。再者，有些医疗行为的伤害程度特别轻微且发生危险的概率也特别小时，医师不说明也无须承担责任，否则会适得其反，无谓增加患者的焦虑和担心。
（三）责任承担
一直以来，我国立法对说明义务违反的法律后果都未涉及，直至《侵权责任法》不仅将说明义务作为医师的一项法定义务予以单独确定，重要的是明确了说明义务违反时医院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使医师说明义务违反侵权客观化、独立化，一改之前的宣示性条款，对于医师说明义务的立法和患者知情同意权的保护都具有实质性进步。但是根据第55条，对于医师未尽到说明义务造成的“损害”，理论界有不同的观点，本文认为，应该包括单纯知情同意权的损害、人身损害及依附于人身损害之上的精神损害、财产损害，也就是说不管医疗行为有没有过错、有没有给患者造成人身和财产损害，只要未尽到说明义务，并给患者造成精神上的痛苦，就因侵犯知情同意权而需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这种精神损害应该是有别于因为人身受到损害而延伸出来的精神损害的。我国《侵权责任法》规定由医疗机构承担医师违反说明义务时的损害赔偿责任，从责任者的赔偿能力角度考虑，该规定十分合理，确保患者损害能够得到赔偿。
目前立法对该责任承担的方式规定得过于笼统和单一，结合说明义务违反的不同情形可以规定四种责任承担方式。第一，停止侵害适用于医师向患者隐瞒、遗漏、不充分说明病情等医疗信息，拒绝提供、隐藏、销毁、篡改病历资料。第二，消除危险，当因医师未履行、不充分履行、迟延履行、履行方式不合法、错误履行说明义务，有给患者造成进一步的损害的危险时，医师必须消除危险，立刻补充说明、完善说明，以免造成更大的损害。第三，赔礼道歉，患者的知情同意权这一人格权受到侵害不仅是赔偿就能解决问题的，有些情况下对于患者遭受的精神痛苦医师必须赔礼道歉。第四，赔偿损失，主要针对说明义务违反给患者造成的人身损害、精神损害、财产损害，不仅包括直接损失，还有间接损失。
医师正确履行说明义务能有效减少频发的医患纠纷。对该义务的研究既不是要限制医师的自由裁量权，干涉医疗行为的实施，也不是过度偏袒患者，不顾一切地实现患者最大利益，而是针对当前医疗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平衡医患之间的利益，使形式评上的医患双方真正实现实质平等，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本文在分析医师说明义务的基本问题后，深入剖析说明义务的主体、说明义务的对象、说明义务的标准以及说明的内容，最后基于更有利于患者的考虑，主要分析医师违反说明义务应承担的侵权责任。
我国立法对医师说明义务的关注比西方晚，相关内容只是散见于相关法律法规中，且有很多不足，难以指导纷繁复杂的医疗实践。为维护和谐的医疗关系，对该义务的理论研究和立法完善任重道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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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罗秀，蒲川，王轶。紧急医疗时说明义务的履行[J].中国医院管理，2010（30）：4.
[4]段匡，何湘渝。医生的告知义务和患者的承诺[C]//梁慧星，编。民商法论丛：第12卷。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158-172.
[5]施晓莉。论医方告知义务[D].上海：复旦大学，2010.
医患关系论文 篇八
目前我国的医学教育无论是专科、本科和研究生层次大致分为两个阶段：基础医学教育阶段和临床医学教育阶段，主要采取“基础课－临床课－医院实习”的教育模式。基础医学教育阶段是每个医学生成长为合格医生或医务工作者的必经之路。因此作为医生的摇篮，基础医学教育在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方面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使命，同时基础医学教育改革也必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然而在基础医学教育阶段，学生医学知识有限，学生和老师与患者之间没有直接接触，在医患关系调节方面的作用很容易被忽视。但是处在这个阶段的学生既对获取医学知识正处于极度渴望的阶段，又苦于缺乏接触实际问题的机会，同时他们与进入临床实习后的医学生不同，不会涉及有关患者隐私等方面的利益冲突，在与患者沟通方面有一定的优势，更容易被患者所接受。因此，他们可以在医患之间构建医学知识和互信的桥梁，从而在基础教育阶段寻求缓解医患关系紧张的可能途径将成为一种合理的选择。
1.1构架知识的桥梁
对医学专业知识的正确认知是医患有效沟通的基础。患者医学知识匮乏，不清楚医生的诊断，不了解医生的用意，就很容易产生误解。患者饱受病痛折磨，带着毕生积蓄，甚至是四处筹措的医药费，来到医院寻求帮助，对医疗期望值往往过高，由于不了解医疗风险，将责任归咎于医生。比如湖南湘潭市产妇羊水栓塞导致多器官功能衰竭死亡的医疗意外，如果患者家属对分娩并发症羊水栓塞的危险性有所了解，也就不至于爆发冲突。另一方面，目前医生接诊量巨大，任务重，很难有充分的时间为患者讲解相关的医学知识。而基础医学教育阶段的老师和医学生肩负着传播知识、服务社会的责任，将正确的医学知识和可能的医疗风险通过合适的途径和渠道，持之以恒地进行系统科普，在患者和医生之间构架知识的桥梁，为医生和患者有效交流提供基础。同时医学生在充当医学知识桥梁作用的过程中，也必然经历一个“学中用，用中学”的过程，有助于解决医学生理论与实践严重脱节的问题，加强自己的知识储备，不断面对实际问题以扩展自己的知识结构，活学活用，加快医学生的成长。
1.2构建医患信任的桥梁
患者及其家属与医生之间的相互信任缺失，是造成医患关系扭曲的一个重要原因。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医疗投入相对不足，医疗资源分布不均，导致一些“医疗乱象”的发生，例如“收红包”、“大处方”等现象，患者不信任医生，有的患者只信任资历深厚或者自己熟识的医生，时刻提防甚至排斥其他医务人员。而有的医生为了规避医疗纠纷中的责任，也会相应的采取一些自我保护措施，比如放弃高风险手术、过度依赖医疗仪器、开具不必要的检查、出现过度医疗等问题。长此以往，必将导致医患关系的恶性循环。基础医学教育阶段的医学生走进社区，志愿服务，不仅可以起到传播知识的作用，而且和患者长期接触，建立联系，关心其心理感受，一方面医学生在实践中学习医患沟通技巧，同时防止把病人当作疾病的载体，只见“病”、不见“人”，为以后医学生步入医生岗位后建立互信、互通、互容的医患关系奠定感情基础。
2.具体对策和方法
2.1建立健全医患关系认知教育课程体系，加强基础医学教育阶段的人文教育
医学生的医患关系认知水平和沟通技能的培养，是医学生成长为合格的医务工作者不可或缺的条件之一，它决定未来医生的职业态度、行为举止，必将为化解医患矛盾、构建和谐医患关系奠定良好的基础。而当前我国医学教育过程中，对引导医学生树立科学的医患沟通理念的相关课程体系不够健全。存在只注重临床带教，把医患关系的建立与养成寄于临床实践阶段，忽视基础医学教育阶段的人文素质培养等现象，是很不可取的。在当前医患关系的新形式下，医学院校必须在注重学生专业基础知识及技能培养的基础上，增加社会学、伦理学、人文科学等非生物学知识的课程比例，在原有的医学伦理学、医学心理学、医学和政策课程基础上，增设沟通技能、医疗事故与医疗纠纷等课程。要切实避免人文学科教学过程中流于形式，理论脱离实际，生硬地进行概念、理论、原理的灌输，同时要打破与其他学科的“壁垒”，将医学基础课程和临床课程纳入医患关系认知教育课程体系中，特别是在生理学、病理生理学、药理学等医学基础课程中及早地渗透人文课程的教育内容，进而使学生潜移默化接受医学学科的人文性，增强医患沟通及医疗纠纷防范与处置能力。
2.2改革现有的基础医学课程的教学模式，创新教学手段
基础医学教育过程中传统的单一以课堂讲述的LBL(lecture-basedlearning)教学方法的教学模式已经不能适应当前医患关系对医学生培养提出的更高要求。医学生不仅需要提高自己的思想道德与职业素养，掌握广博的知识与专业技能，又要有良好的沟通能力和终身学习能力，因此改革现有的教学模式，综合运用LBL、PBL(problem-basedlearning)、CBL(case-basedlearning)以及RBL(resources-basedlearning)等教学方法，积极引入MOOC(massiveopenonlinecourses)教学模式，注意多学科融合，创新教学手段。例如应用标准化病人(standardizedpatient，SP)、SimMan综合模拟人及在此基础上建立的模拟病房和模拟医院等，加强学生在整个学习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将基础和临床有机结合，用一切手段实现知识的无缝对接，为学生营造自主、独立、创造性学习的教学环境，为医学生顺利完成向医生的角色转换做好充分的知识技能储备和心理方面的准备。
2.3建立基础教育阶段医学生社区志愿服务学分制度，开创培养健康医患关系的新机制和途径
医患关系论文 篇九
现代社会，科技在不断进步，医学的科研成果更是不胜枚举，这就使得一些医生过度依赖医疗器械，过分重视检查单上的结果，却忽视与患者的沟通交流，让患者产生一种医生只是在检查一个没有生命的机器的感觉。这样的情况就使得病人只能从医生那里得到客观的检查结果，却无法得到精神上的安慰。科技在进步的同时，经济也在不断发展，这使得一些医生过分重视经济效益，甚至有一些医生的价值观出现偏差，将经济利益放在首位。在为病人治病时，向病人推销某些药物，甚至夸大患者的病情，使得患者不得不为治疗付出更多的花费，也有医生对贫富患者区别对待只为达到经济目的。医生做出严重违背职业道德的行为的现象时有出现，这样的情况使得和谐的医患关系更加难以实现。在查阅一系列相关报道时，我发现中医的医患纠纷事件相较于西医少了很多。实际上经过分析，中医在处理医患关系上确实具有较大优势。
2中医处理医患关系的优势
中医观念中，中医诊治的是生病的人，而不是像西医那样诊治人生的病，这就表明中医所关注的是人的整体，不仅仅是其中的某一方面，而是多个方面。除去病人的病痛之外，中医也关注病人的情绪，精神等方面。中医理论中有人的情志与人的脏腑相对应的观点，有“五志”亦可治病的理论。中医可以通过观察病人的情志来对疾病做出诊断。中医除诊治病人当前的疾病以外，还注重治未病，即预防病人将来会出现的健康问题，使病人得到有效的治疗之后可以保持长期的健康状态。中医诊治病人是通过望闻问切的四诊合参的方法进行辨证论治，问诊在其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因此，中医很关注与病人的交流，对病人也很有耐心。因而病人能够对医生产生信任感，并且获得情感上的安慰。针灸，拔罐，按摩等非药物疗法是中医治疗方法的重要组成部分。有些病痛如落枕，就可以通过非药物疗法获得良好有效的效果。不通过服药就可以在段时间内得到治愈，那么病人对中医的抵触情绪就少一些。中医观念中，中医是以草木之性纠人体之偏，因此大部分中医药对人体产生的副作用较少，治疗效果相对较好，自然病人对医生的不满就少了。中医治愈奇病怪病的案例和报道很多，这使得人们对抱有的中医的信心和希望也更多，那么医患关系就可以相对和谐。这些是中医在处理医患关系上具有优势的部分原因。
3中医处理医患关系具备优势的原因
但是，从根本上说，中医在处理医患关系上具备优势的原因在于其中所蕴含的高尚医德。中医认为“医乃仁术”，中医是“仁”与“术”的统一和融合。“仁”是传统儒家思想重要组成成分。孔子曰“仁者爱人”“欲己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医的“仁”字，就是要求医者要具备崇高的个人道德，有仁爱之心，关心爱护病人。中医“三仁”教育理念中“仁德”便是要求行医者心中怀仁，有高尚的品德。《物理论》曰“夫医者，非仁爱不可托也。“这更是强调仁爱之心的重要，不具备仁爱之心便无法承担医者的大任。“术”即医术，是行医者治病救人的能力水平。《医暇危言》中说”医者能知天地神祗之次，能明性命吉凶之数，处虚实之分，定逆顺之节，原疾疹之轻重，而量较剂之多少，贯微达幽，不失细小“这其中就表达了对医者医术的要求，没有治病救人的技艺怎能称之为医者。医术是医者治病救人的基础，而仁术则是医者行医的宗旨和前提。医生是一个将”仁“与”术“紧密结合的职业。一个好医生要将高尚的个人道德与精湛的行医技艺相融合，才能处理好医患关系。医生的个人道德即是医生的医德。医德是医生诊治病人，帮助病人减轻病痛的基本道德品质，是医生做大限度发挥其医术的必要条件，也是处理好医患关系的重要基础。中医医德中蕴含着以人为本的人本思想。中医四大经典之一的《黄帝内经》中提出“天地覆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强调生命的重要性，也体现出中医观念中对人的重视。古代名医孙思邈说”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剂之，德逾于此“中医关注生命，重视生命，尊重生命。不仅如此，中医医德中也包含了强烈的平等意识，《千金要方》中提到“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媸，怨亲善友，华夷智愚，普同一等，皆如至亲至想。”在生命面前，人人平等，医者救死扶伤，无论面对什么样的病人，都要尽心医治，如同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言医》中说“即其病不可治，亦须竭尽心力，以固万一之可生。“中医重视生命，尊重生命。平等的对待生命，同时也珍惜是生命。生命无价。行医之时，无论病可不可治疗，中医都不会轻易放弃，都会尽全力挽救生命，以求生命的可生。中医医德之中蕴含着奉献的精神，无私的情怀和强烈的责任感。《小儿卫总微论》中说道“凡为医者，遇有急召，不择高下，远近必达。”也有医话中说“不因祁寒暑雨，惮于远赴。”《千金要方》中说“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身命。”这些就强调了不论艰难险阻，路途远近，医者心中都有强烈的责任感，以救死扶伤为己任，努力为病人提供救助。“深心凄怆，勿避险巇，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赴救，功夫行迹之心，”这便是表达出中医医德中的无私奉献，舍己救人的高尚情操。中医高尚的医学道德是中医在处理医患关系上具有优势的根本原因，而中医能够锲而不舍的践行这种高尚-书包范文§www.shubaoc.com 的医德也是一个关键原因。古今的名老中医行医之时都体现了行善救人的精神品质。古代名医孙思邈外出采药的时候，如果遇到贫病者，就从身上的药袋之中拿药，捐药施治，而“抓药”一词也是由此而来。孙思邈为贫者治病，不收诊金，便是他心中有善念，心存仁心，以治病救人为己任，造福老百姓。“杏林春暖”一词的由来大家不会陌生。民间医生董奉为人治病从不收钱财，仅让人给他种杏树，待杏子成熟时有用卖杏子换来的粮食救济贫苦百姓。这种同情关心爱护病人的高尚品质是医者崇高医德的典范，值得后世医者学习并继承。知名中医徐景藩行医之时从不收病人的“谢礼”，他说“良心有知”这四个字道出了他的廉洁奉公，不以医谋私，不图私立的良好医德。这也使得中医能够无私的救死扶伤，与患者保持和谐的医患关系。国医大师周仲瑛医术精湛，受人尊敬。这与他的奉献精神和身为医者的强烈责任感是分不开的。当亚欧大陆出血热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时候，周仲瑛临危受命，带领团队不顾危险，进入疫区寻求临床资料。在得到临床资料之后，他总结出出血热的发病机理，并从中医角度给出相应的治疗方法，这大大降低了病死率。2008年汶川地震后，周老除了捐款外，还在短时间内拟2张预防疫病的处方，并且南京中医药大学根据处方赶制几千个香囊送往灾区，为救治工作做出了积极贡献。门诊时，不论患者是什么样的身份，是贫穷还是富贵，他都一视同仁，不允许插队，都是按号排队。多年来，周老一直践行着他的做人和行医原则，普济众生，仁心仁德。“偏于一隅而名闻天下”说的便是国医大师朱良春。“朱良春现象”在中医界是经常被提到的。“神仙医眼，菩萨心肠”是朱良春高超医术与高尚医德的诠释。他虽然已经九十高龄，却仍然为了将中医薪火传承下去而四处讲授中医知识和传授临床经验。这也是在位提高人类的健康水平而努力。同样，著名国医贺普仁宅心仁厚，从不收陈年流水账，他说“芸芸众生，悠悠我心”。著名中医金宏柱走出国门，将中医推广至国外，让中医走向世界。这正是中医为人类健康造福的体现。《中医走天下》一书中，金医生所记录的一个个故事都在向读者展现着中医的神奇疗效与博大精深，同时也显示出作者以治病救人为己任的良好医德。这样的品德使得他能够和病患和谐友好的相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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