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书 晋书（精选7篇）
上学的时候，我们总免不了跟文言文打交道，现在我们一般将古文称为文言文。是不是有很多人没有真正理解文言文？书包范文为小伙伴们分享了晋书（精选7篇），希望可以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晋书范文 篇一
原文：
郭崇韬，代州雁门人也。为人明敏，以材干见称。庄宗为晋王，崇韬为中门使，甚见亲信。
晋兵围张文礼于镇州，久不下。而定州王都引契丹入寇。崇韬曰：“契丹之来，非救文礼，为王都以利诱之耳，且晋新破梁军，宜乘已振之势，不可遽自退怯。”庄宗然之，果败契丹。庄宗即位，拜崇韬兵部尚书、枢密使。
崇韬素廉，自从入洛，始受四方赂遗，故人子弟或以为言，崇韬曰：”吾位兼将相，禄赐巨万，岂少此邪？今藩镇诸侯，多梁旧将，皆主上斩祛射钩①之人也。今一切拒之，岂无反侧？且藏于私家，何异公帑？”明年，天子有事南郊，乃悉献其所藏，以佐赏给。
同光三年夏，霖雨不止。庄宗患宫中暑湿不可居，思得高楼避暑。乃遣宫苑使王允平营之。崇韬对曰：“陛下昔以天下为心，今以一身为意，艰难逸豫，为虑不同，其势自然也。愿陛下无忘创业之难。”庄宗默然。终遣允平起楼，崇韬果切谏。宦官曰：“崇韬之第，无异皇居，安知陛下之热！”由是谗间愈入。
明年征蜀，议择大将。乃以继岌为西南面行营都统，崇韬为招讨使，军政皆决崇韬。崇韬素嫉宦官。继岌监军李从袭等见崇韬专任军事，心已不平，思有以图之。庄宗闻破蜀，遣宦官向延嗣劳军，崇韬不郊迎。延嗣大怒，因与从袭等共构之。延嗣还，因言蜀之宝货皆入崇韬，且诬其有异志，将危魏王。庄宗怒，遣宦官马彦圭至蜀，视崇稻去就。圭以告刘皇后，刘皇后教彦圭矫诏魏王杀之。
当崇韬用事，自宰相豆卢革、韦悦等皆倾附之。崇韬父讳弘，革等即因他事，奏改弘文馆为崇文馆。以其姓郭，因以为子仪之后，崇韬遂以为然。其伐蜀也，过子仪墓，下马号恸而去，闻者颇以为笑。然崇韬尽忠国家，有大略。其已破蜀，因遣使者以唐威德风谕南诏蛮，欲因以绥来之，可谓有志矣！(《晋书。郭崇韬传》)
注：①斩祛射钩：祛，袂；钩，衣带之钩。意谓旧怨。
译文：
郭崇韬是代州雁门的人。为人聪慧敏捷，因有才干而在当时有名。庄宗还是晋王的时候，郭崇韬在他手下担任中门使，很得庄宗的亲近和信任。
庄宗派兵把张文礼围困在镇州，久攻不下。这时，定州的王都勾结契丹来犯。郭崇韬说：“契丹来犯，不是援救张文礼的，而是王都用利引诱的原因，再说，我们刚刚打败了梁军，应该乘着高涨的士气，不能自己后退胆怯。”庄宗认为很对，果然打败了契丹的军队。庄宗当了皇帝，就让郭崇韬担任兵部尚书、枢密使。
郭崇韬一向廉洁，自从到了洛阳后，就开始接受各方官员的贿赂和赠送，老朋友和手下有人为此都劝诫他，他说：“我位及大将和宰相，俸禄和皇上的赐赠非常多，哪里缺少他们那一点东西，现在的藩镇诸侯，多是梁朝的旧将，都是与皇上有旧怨的人。现在一概拒绝他们，难道他们没有反叛的可能吗？再说，这些钱财藏在我私人的家中，同藏在国库里有什么区别呢？”第二年，皇上在南方有军事活动，郭崇韬把他所接受的钱财都献出来，作为皇上奖赏的钱财。
同光三年的夏天，雨一直下个不停。庄宗因为宫中炎热、潮湿、不能居住而苦恼，想建造高楼来避暑。于是派遣王允平办理此事。郭崇韬进谏说：“陛下过去心中考虑的是天下社稷，现在想的是个人的享受，艰难、安逸的环境不同，考虑问题的出发点也不同，这是很自然的事。但还是希望陛下不要忘了创业的艰难。”庄宗不言语。最终还是让王允平建楼，郭崇韬果然又极力阻谏。宦官说：“郭崇韬的住宅跟皇上的差不多，哪里知道陛下的热呢！”于是，各种谗言纷纷传到皇上的耳朵中。
晋书范文 篇二
胡孟晋在池州师范读书时，经朋友介绍认识了张惠，两人一见如故，情投意合，不久成婚。胡孟晋性格沉稳，温文尔雅，为人坦诚；张惠性格外向、豁达大度，为人直率。二人性格刚柔互补，感情甚笃。
1938年5月，在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践踏江淮大地的危难关头，26岁的胡孟晋毅然决定投笔从戎，他与范达夫、孔祥云、钟建平等人结伴前往六安参加新四军四支队政治部战地服务团，从事民运工作，宣传抗日。10月，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接着又到全椒县，协助汪道涵开展统战工作，组织群众救亡团体，成绩卓著。1939年7月，新四军第五支队成立，胡孟晋任支队司令部秘书，跟随司令员罗炳辉、政委郭述申转战于淮南津浦铁路一带。1940年4月，胡孟晋任中共嘉山县委秘书，1943年任中共（无为）五区工委书记兼组织部长，后任中共白湖中心县委宣传部长。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胡孟晋深知，抗日救国是中华民族的共同责任，每个人都要贡献力量。所以，他不仅自己投笔从戎，而且动员、鼓励亲友和广大民众勇敢地投身到抗战的斗争中去。1939年秋，胡孟晋在回家探亲的假期中，不仅在家乡积极宣传抗日，而且鼓励妻子走出家门，参加抗日工作。在即将离家重返前线时，胡孟晋在家里精心为妻子张惠草拟了一份《妇女抗敌协会讲演词》。
为了让妻子的讲演成功，取得最佳效果，胡孟晋还根据自己从事群众宣传工作积累的经验，细致地在讲演词后附了“讲演注意事项”：
（一）首先要知道会场上各种人或团体，如有工作团或乡长、保长，其他参加的人等，开口称呼：各位工作团同志，方乡长，各位保长，各位来宾，各位妇女同胞……
注：各位、诸位，是指二个以上多数人之称，只有一个乡长或一个保长，只能称某乡长，某保长。
（二）说话要明白清楚，要慢点，不要太快。声音不要太高，也不要太小，重要处声音宜高点。一句句地说，不要太急。
（三）目光要注意全场，不要对某一处望。
（四）态度宜和蔼，说到乐的地方要表示快乐，悲的地方要悲，才能感动（听众）。
（五）不要怕丑，不要慌，胆子要放大。常说话就好了。
（六）要一句句的，说话式的，不要像背书式的。
（七）说话不要太长，重要的、要紧的说。
（八）听人说的事，可以发挥自己意见。
（九）说话时可举例子比譬，可引古语或俗语，或文句故事来说。如说到日本奸掳烧杀事，可说出真事实来。又如说：“八十岁老妈砍黄稿……”送丈夫从军，又如“木兰从军”故事等，凡事与讲演时有关系的事或文句或古语均可引出。
（十）未讲演之前要先预备材料，先预备一个题目，然后再预备第一段说什么，第二段说什么，末尾说什么。例如讲：日本为什么侵略中国，然后就预备材料：第一段说：日本是帝国主义，必须向外侵略……第二段：中国是物产丰富，又是个弱国……末尾段：中国四万万人团结起来，武装起来打日本……
（十一）自己练习：初讲时私下多练习，在自己的屋内作会场，屋内东西当作许多人，站立着讲，就如开会时讲一样，多多练习，到正式开会时就能说了。
以上十一点是说个讲演大概，如能将以上都做到，再看人讲演学人家的长处，去自己的短处，多多练习，多多听，大胆地讲，将来可成为演说家了。
努力吧，妇女解放的先锋！
练习吧，未来的演说家！
奋斗吧，革命的女英雄！
天下无难事，只要专心耳。不怕困难，不怕失败，不怕苦，升天下地皆可以！
胡孟晋的思维如此缜密，虑事如此精细，对妻子演讲的每一个细节都考虑得如此周全，真不愧是一个难得的好丈夫、好老师、好引路人！
1939年11月28日，胡孟晋结束假期重返前线，临别时给妻子留下一封情真意切、感人至深的信：
最亲爱的惠呵：
我们又要离别了！当你听了离别的声音，或者不高兴吧！
亲爱的，谁不愿骨肉的团聚，谁不留念家庭的甜蜜，要知道国家民族重要，个人前途重要，因此又要别离亲人，而远赴他乡了。
为了你的寂寞，为了你的思念，千里外的我，暂时停了救国的工作，越津浦跨淮南，到达别离一载的故乡来。二月来的团聚欢谈，畅言国事，解释问题，你的政治水准提高了，民族意识加强了，革命的阵营中，增加一位健将了。
畸形发展的中国，教育不普及，人民的知识简单，而妇女尤甚，只要家而不顾国。大难当头，应踊跃赴前线杀敌，而妇女们阻碍其夫或其子之伟志。希望你将无知识的妇女组织起来，宣传和教育她们，使伊等知道“皮之不存，毛何附焉”？“国之不存家何在”？使她们不致含泪终日，倚门遥望前线上的夫、子早日归来呢！（望胜利归来）
惠，最亲爱的人，你是妇女中先进者，对于我这次的外出，请不要依恋，要知道你爱人的走，不是故意地抛弃你，而是为着革命，为着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而努力奋斗的啊！
家庭经济之困难，生活之痛苦，我是深知的。要革命成功，须经过困难艰苦的阶段，当此环境中是要立定脚跟，具坚强之意志，任何之外诱不可动摇的，“国危见忠臣”，在困难中锻炼成真正的革命者啊！
富贵反多忧，钱是要人用，不要给钱用了人，在此抗战时，多少富翁成寒士，由此看来金钱不足恃也。对于穷人要客气，要同情他。对富人也要与对普通人一样，对于守财奴，少与之来往，因为他只认钱，不认人，这些人不要看起他，但与之面子往来而已。
惠呵，我们要认清时代，当此革命时期，家庭衣食可维持就够了，不要有其他念头，要知道整千整万的难民，千百万的劳苦大众，生活是多么的痛苦呵！人生是要做伟大事业，而不是做了金钱的奴隶呵！太看金钱重的人是最污脏的，不要与之往来。
爱人呵，你在无事的时候，多多阅读书报，可使你知识进步，多多想工作的方法，切不要空想，也不要太挂念在外的我，劳神伤身，于事无益。好好教养两个小孩，切忌打骂。处家事，对外人，言语态度等等，可参考我的日记和通信，要切实地做，不然我的心思枉费了。请你真正地做吧。否则，太对不起在外的人呢！
最亲爱的人，你不要太念我，你的厚情我是知道的，我不是个薄情的人，请你放心，决不辜负你的热情呵！
在外的我，身体自知珍重，一切当知留心，请你安心在乡努力妇女解放的事业，成为女英雄，我在外对革命之伟业必更加努力呵！别了，别了！
张惠没有辜负丈夫的期待。据张惠的弟弟、新四军老战士、胡孟晋烈士的生前战友张轼介绍，张惠按照丈夫的嘱托，积极投身于家乡“妇女抗敌协会”的组织工作。在胡孟晋逝世后又将几个孩子抚养成人，使他们继承父亲的遗志，在不同的岗位上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做出了各自的贡献。
“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胡孟晋虽毅然离家投身于抗日战争的烽火之中，但仍日夜思念着家乡的亲友、爱妻和幼子，当时唯一的办法只有经常写信，表达自己的牵挂。
张惠的生日是农历正月初一，在一封家书中，胡孟晋写道：
“谈起过年，我又想起正月初一是新年，而又是我的爱人的生日，千里之外的我，没有什么礼物送给你，更不能亲来拜年，实在是对不起我的爱妹。但是没有办法，只好写这封信寄来。”
在另一封信中，胡孟晋饱含深情地安慰妻子，表达自己对美好未来的向往：
“你的玉音收到，快乐异常，饭也多吃些，做起事来也有精神了，你真是我的精神上唯一的安慰者了。我最亲爱的人，什么时候都记得你，你的一切令人爱之不忘呵！……虽然身在两地，别有一番相（想）念，但会面良辰并不远，光明已现曙光，快乐即在前面，亲爱的，待我俩握手言欢吧！最亲爱的，请你不要等得发急了呵，路是越走越近了，事是越做越好的，快乐幸福的日子，很快地到临了，看吧，太阳在东山像（向）人们喜洋洋地招手了，我们快乐享受陶醉它的怀抱吧！”
当时，张惠在家既要抚养两个孩子（第三个孩子尚未出生），又要侍奉婆婆，生活的艰难困苦是可想而知的。胡孟晋在一封家信中，嘱咐妻子：“乡里捐费重，可与保甲长谈，不能以田地来出费，常年费不能太重，可与之好好说。……明春吃粮不够，可向道衡先生借点……”
在这封信中，胡孟晋鼓励妻子不要被困难吓倒，“当你接到这封信时，也许是忙着过旧年了，你不要因为你的爱人不在家，而你不忙着过年，亲爱的人，请你振起精神来忙年吧！过年时，多办点菜物、糖果等，不然，小孩子们是真苦了！……你同小孩们也应穿花花的，很快乐地过年吧！不要因我不在家而你们也不过年了。亲爱的，来日方长，将来过年的时候多着呢！何况不在家过年的人很多呢，谁没有家室，谁没有爱妻呢！”
1941年1月6日，反动派突然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局势骤然紧张起来。
据张轼回忆，胡孟晋所在的新四军江北部队立即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又要和日本人打，又要和汉奸打，又要和打，随时随地都要准备战斗”。不仅如此，胡孟晋在国统区家乡的亲属也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保甲长三天两头找张惠，要她把胡孟晋叫回来，参加国军。张惠只能东躲，与那些人周旋。见到保甲长从前门来了，就从后门逃走”。这期间，胡孟晋与张惠及其他亲友之间通信只好采用化名。他在一封询问家中情况的信中写道：
桃园先生（化名）鉴：
前次上二信不知收到否。至今未见回信，我家亦没有回信，不知是何原因，是邮路之误，还是有不测之事呢？请先生通知我家速写信来，即有不测之事，亦请先生告知我为盼！
回信地点：无为县严家桥。
诸亲友请代问安。
1944年，张轼的大哥病故，张轼的母亲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想将张轼找回家。由于她无法与张轼联系，于是她托张惠给胡孟晋写信，要胡孟晋转告张轼，见信后立即回家。
胡孟晋接信后，并没有告诉张轼，而是直接以张轼的名义给张母回了一封信，告诉老人：若儿回家“要等待国运好转，民解倒悬的年头”。并安慰她，这个愿望的实现已为期不远了，因为“近阅报载，意（大利）国已无条件投降，日本末日想亦可见。胜利时间迫近，不独国家幸运，惟请大人等不可过急”。
胡孟晋也一直没有将此事告知张轼，张轼是2004年才从张惠口中得知此事的。张轼说：“这信写得好，我知道也会这么写的。”
抗战胜利后，胡孟晋随新四军北撤。此后，他又带病投身打倒、建立新中国的解放战争。由于战地条件艰苦，缺医少药，不久他的病情恶化，1947年7月22日，胡孟晋逝世于河北，年仅35岁。
晋书范文 篇三
关键词：帖；帖学；帖学观
中图分类号：J292 2-3
文献标识码：A
康有为是碑派书法理论及其创作实践的中坚，其碑学思想影响至深，人们对康氏碑学思想的研究可谓全面而深入。那么康有为对帖学的看法是怎样的，其“抑碑扬帖”的主张是否‘以贯之？我们对康氏的帖学观进行探究，必将有益于康有为书学思想的全面观照，同时对帖学的正确认识和研究也定会有所裨益。
康有为的帖学观集中体现在《广艺舟双楫》中。“帖学”这一概念，是由康氏首次提出的。关于帖，早在汉代许慎《说文解字》中就己作出了解释：“帖，帛书署也”。明代阮元在《北碑南帖论》中，对帖又作了进一步的阐述：“帖者，始于卷帛之署书，后世凡一缣半纸珍藏墨迹，皆归之帖，今《阁帖》如锺、王、郗、谢诸书，皆帖也，非碑也。”许慎和阮元是从书写的材质“卷帛”、“缣纸”上对帖予以界定，阮元还特别强调了《阁帖》所用的材质虽然不同，但因其内容的特殊而归属帖的范畴。许慎、阮元对帖的界定非常明确。而康有为则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对帖进行定义，他说：“晋人之书流传曰帖”。康氏是以书写者――晋人作为界定帖的标准。在《广艺舟双楫・行草》中，通过康氏所论诸帖，可以看作是对此定义的注脚：“帖以王著《阁帖》为鼻祖，佳本难得，然赖此见晋人风格，慰情聊胜无也。续《阁帖》之绪者有潘师旦之《绛帖》，虽以肉胜，而气体有余。蔡京《大观帖》、刘焘《太清楼帖》、曹士冕《星凤楼帖》，以及《戏鸿》、《快雪》、《停云》、《余清》，各有佳书，虽不逮昔人，亦可一观，择其著者师之。惟国朝《玉虹鉴真》虽出张得天之于，而笔锋毫发皆见，致可临学。吾粤诸帖以叶氏《风满楼帖》为佳，过于吴氏筠清馆也。吴荷屋中丞专精帖学，冠冕海内，著有《镜帖》一书，皆论帖本，吾恨未尝见之。海内好事，必有见者，倘有以引中之邪。”在这里，通过康有为所提诸帖，我们对他所定义的帖范围也就更加明确。虽然康氏对帖的界定有其自身的局限，但这种提法可谓直接简明，问时也可以看出康氏对晋人书法的推崇。在明确帖的基础上，康有为提出了“帖学”的概念：“宋、元、明之为，帖学宜也。”康氏把宋、元、明等后人对晋人书法――一帖的学习看作为帖学，“帖学”这一概念也是在此首次出现。
在康有为看来，对晋人书法的学习即帖学共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宋、元、明人的帖学，一种是国朝也就是清人的帖学。对此两种帖学，康氏的态度是截然相反的：他肯定宋、元、明人的帖学，而坚决否定清人的帖学。康有为持此观点，有其足够的理由。他说：“晋人之书流传曰帖，其真迹至明犹有存者，故宋、元、明之为帖学宜也。夫纸寿不过千年，流及国朝，则不独六朝遗墨不可复睹，即唐人钩本，已等凤毛矣。故今日所传诸帖，无论何家，无沦何帖，大抵宋、明人重钩屡翻之木。名虽羲、献，面目全非，精神尤不待论。譬如子孙曾元，虽出自某人，而体貌则迥别。国朝之帖学，荟萃于得天、石C，然已远逊明人，况其他乎！流败既甚，师古者绝不见工。物及必反，天理固然”。显而易见，康氏之所以对宋、元、明人的帖学与清人的帖学持截然不同的态度，完全是因为两种帖学所学晋人之不同的结果。宋、元、明人还能看到晋人的墨迹，他们学习晋人书法还能得到其意气精神，也就是说宋、元、明人还能够“取法乎上，得乎其中”，所以值得肯定。而清人则完全不同，他们所见则是经过多次翻刻而面目全非的晋人书法，对此进行学习只能是“取法乎中”，甚至是“取法乎下”，那么清人学帖的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这正是康有为力贬“国朝”帖学的重要原因之一。
晋人墨迹至唐代已多有散佚，唐人对晋人墨迹又进行了大量的集刻临摹：到了宋明两代，晋人墨迹渐渐湮没，其真迹已极为罕见，所见晋人书法多为唐人集刻临摹之作，至此宋人刻帖之风大盛，而其所刻原本也多非晋人原迹。关于晋人书法在宋代已极为罕见，通过曹宝麟先生在《中国书法史・宋辽金卷》的概述中所谈米芾以死要挟得晋帖之事，即可见一斑：“米芾38岁时在李玮家见到晋贤十四帖，欲易不能，只得归来追想摹拟几个字形，聊以。直到51岁他才从蔡京那儿用投水要挟的不光彩手段弄到十四帖中最使其心折的谢安《八月五日帖》。另如他为了与宗室仲爰争取工羲之《王略帖》，不惜花费15万钱。”由此曹先生进一步指出：“这些都说明宋代书法要取得一丝进展，书家们付出的精力和物力比前代不知要多加几倍。宋代书家们大多以唐人为梯航，一则是因唐为近代，书迹还较易寓日，二则便足晋帖已成奇货的缘故。”宋代尚且如此，那么到了明代也就可想而知了。至清代，由于清人所见所学多为宋明屡经翻刻的晋帖，加之在明代“馆阁体”的影响下，清代又出现了“台阁体”，至此，清代帖学已走向了末路。康有为正是看清了这一点，所以坚决的“扬碑抑帖”，但这是不得以而为之，他明确的表达了这种无奈的心情：“今日欲尊帖学，则翻之已坏，不得不尊碑”。 “碑”虽然是刻在石头之上，但其意气精神却与时代与书写者相去不远，较之围朝屡经翻刻的晋帖要易得古人之精神面貌，这是康氏的主要出发点之一。他谈到尊碑的五点理由时，第‘点就是：“笔面完好，精神流露，易于临摹”。相较而言，帖的“精神流露” 则要去之甚远。康有为虽然反对国朝的帖学，但他对帖学之祖――晋人书法却是非常推崇的。我们通过他对晋人书法的评价就可以感受到这一点：“书以晋人为最工，盖资制散逸，谈锋要妙，风流相扇，其俗然也”可以说这是康氏对晋人书法的最高评价。对代表晋人书法的二王，康有为更是多次流露出尊崇之情：“……至二工则变化殆尽，以迄于今，遂为大法，莫或小易”。“然二王之不可及，非徒其笔法之雄奇也……”“右军自言……是其所资甚博，岂师一卫夫人，法一《宣示表》，遂能范围千古哉”，应该说，在康有为的心目中，以二王为代表的晋人书法是最好的，那么以晋人书法为祖的帖学也应是最值得提倡的，但是“国朝”之帖学与理想中的帖学相去甚远，其所学所本已非晋人书法的精神实质，因此只能是越学越差，帖学不可取，只得走碑学之路。
康有为在大力倡碑而贬抑国朝帖学之时，他又看到了这样一种现象：由于碑学盛行，帖学渐废，因此而导致了行草书的衰落，本朝人不会写行草书，甚至是当时的名家所写的行草书也达到了令人可笑的地步。他说：“近世北碑盛行，帖学渐废，草法则既火绝，行书简易，便于人事，未能遽废。然见京朝名士以书负盛名者，披其简牍，与正书无异，不解使转顿挫令人可笑”。由此，康氏强调了帖学之于行草书的重要意义。
康氏在《广艺舟双楫》中专辟《行草》一节，这既 是对行草书的论述，也是对帖学的集中论述，更是对帖学价值的重新审视。康有为很清楚，要想繁荣行草书，必须以帖学为尚。
碑多以楷书为主，但也有以行书入碑的作品，康氏提到了这一点，他说：“碑本皆真书，而亦有兼行书之长。如《张猛龙碑阴》，笔力惊绝，意态逸宕，为石本行书第一。若唐碑则怀仁所集之《圣教序》，不复论。外此可学，尤有三碑：李北海之《云麾将军》，寓奇变于规矩之中；颜平原之《裴将军》，藏分法于奋斫之内；《令狐夫人墓志》，使转顿挫，毫芒皆见，可为学行书石本佳碑，以笔法有入处也。”但康氏明白，要写好行草书，只有这几个以行书入碑的作品足远远不够的，即使是在帖屡翻失真的情况下，要学行草书，也要以帖学为丰，他说：“夫所为轩碑者，为其古人笔法犹可考见，胜帖之屡翻失真耳。然简札以妍丽为主，奇情妙理，瑰姿媚态，则帖学为尚也”，“书体既成，欲为行书博其态，则学《阁帖》，次及宋人书，以山谷为最佳，力肆而态足也。”从宋王著刻《淳化阁帖》开始，翻刻、仿刻、摹刻之风在宋、元、明等朝兴起，但在历代刻帖中，所收法书绝大多数为行草，少有楷书，而篆隶则几乎没有。与此相反的是，历代刻石则多为篆隶楷书而绝少行书。帖与砷恰恰构成了互补。也是存这一历史事实基础上，康有为提出了学行草书当以帖学为尚的看法。
在力尊碑学，大贬国朝帖学的背景下，康氏持此说法，这既是对当时“国人”不善行草书和碑刻绝少行草书这一客观事实的正视，也是对帖学之于行草书的确有着重要意义的肯定，在“抑帖尊碑”的大前提下，实为难能可贵。
康有为以碑体行书名世，他的行书雄强苍劲、开张恢弘、纵横奇宕，有一种难以遏止的张力，他的书法有碑的东西，仉我们又可以看到他对帖的取法。康有为的学书历程，刘恒先生谈到：“据康有为自述，他早年学书从《乐毅论》、欧阳询《九成宫》入门，……又对欧阳通《道因法师碑》、欧阳询《虞恭公碑》、柳公权《玄秘塔碑》及颜真卿《颜氏家庙碑》等唐碑下过功大。然其所习既为唐楷，又身处僻地见闻不广，敞只能学成‘干禄体’。现存其小楷应殿试试卷点画工整洁净，结字匀称平和，可见其功力基础。同时又取孙过庭《书谱》、《淳化阁帖》和宋、明翻刻锺繇诸帖广为临习，但也只能堕入宋人窠臼或为明人奴隶而已。其间虽曾有人劝他弃帖学碑，因其在观念上尚沉溺旧说，亦未能接受。后因学写篆书的需要，才开始留意搜集碑刻拓本。”其实，就在康有为大谈其碑学理论时，其书法创作仍停留在帖学阶段。康氏真正将其碑学理论与其书法实践相结合，是在之后，他在国外流亡之时。康有为“扬碑抑帖”有大的社会政治背景，他自己也说是“有所为而发”。其尚碑思想的偏激之处，也已被人们所共知。就连他自己在晚年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前作《书镜》(即《广艺舟双楫》)有所为而发，今着使我再续《书镜》，又当尊帖矣”。这是康氏在临终前对帖学的重新审视，应该说也是其肺腑之言。
晋书范文 篇四
关键词：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魏晋士人；另类心态
《与山巨源绝交书》是魏晋“竹林七贤”之一的嵇康写给好友山涛的一封信，起因于听说对方欲举荐自己代其官职，故写信拒绝，划清界限，言明心志。《文心雕龙・明诗》云：“正始明道，诗杂仙心，何晏之徒，率多浮浅。唯嵇志清峻，阮旨遥深，故能标焉。”“清峻”业已成为嵇康志趣与文风的标签，但通过《与山巨源绝交书》整篇文章我们不难看出，除了公认的“清峻”以外，以嵇康为典型的一众魏晋士人还有很多异于常人的性格与心态。下面我们将一一说明文中所反映的四种另类心态。
一、敏感而直率的心理反应
《与山巨源绝交书》写之前嵇康并未收到山涛举荐的任何书信，也未从山涛口中听到确切的举荐自己的信息，“显宗、阿都说足下议以吾自代”，只是听别人说这一消息，嵇康便马上修书一封，而且还是绝交书，这体现出嵇康等魏晋士人心理敏感的一面。在信中一开始，嵇康便反问“然经怪此意尚未熟悉与足下，何从便得之也？”一句话便拉开与与山涛“吾常谓之知言”的距离，直截了当，毫无委婉之意。接下来更是直言自己与山涛的性格不合：“足下傍通，多可而少怪；吾直性狭中，多所不堪，偶与足下相知耳。”使得关系更加生疏，最后还不讳地直言山涛升官会拖累自己浸入世俗的污泥，丝毫不顾及对方的感受，对好友的晋升竟然不喜反忧，“间闻足下迁，惕然不喜”。与友人书信，没有问候与寒暄，一开始便是直接的质问与决绝，这种直率不顾的心理反应实则是魏晋士人的典型心态。魏晋时期实为乱世，随着佛教文化的传入，玄学兴盛，生命意识觉醒，士人群体要求自我解放却困于现实，因此他们与其羁绊与世，不如洒脱于事，敏感而又直率的心理特征彰显无遗。
二、安贫与随性的心理暗示
《与山巨源绝交书》在敏感的质问与直率的拒绝之后交代不愿为官原因，但在阐释原因的过程中却充斥着一种消极的心理暗示。“老子、庄周，吾之师也，亲居贱职；柳下惠、东方朔，达人也，安乎卑位，吾岂敢短之哉！又仲尼兼爱，不羞执鞭；子文无欲卿相，而三登令尹，是乃君子思济物之意也。”通过老子、庄子、柳下惠、东方朔、孔子和子文所共同的“贱”引出自己的安贫思想，不以卑贱为耻，相反以列举的贫贱之士为荣，有种强烈的安贫乐贱的心理暗示与处世态度，这不仅是嵇康自己的处世哲学，也是当时许多魏晋士人的心态，“安于贫贱”不自觉地与“高洁”画上等号。如果说这种清高的“乐贫贱”是一种魏晋特有的洒脱之势，那么接下来的随性则显出那个时代士人些许畸形和消极的人生观。嵇康先是表明做官理论的缺失“少加孤露，母兄见骄，不涉经学”，之后表明自己近乎狂态的放荡与散漫“性复疏懒，筋驽肉缓，头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不大闷痒，不能沐也。每常小便而忍不起，令胞中略转乃起耳”，这些举止实则不能成为反常，而是失常，这种异于常人的病态随性又成为魏晋士人的典型标签。执意的安贫与恣意的随性是魏晋士人特有的心理暗示，它一方面体现士人的洒脱不羁，另一方面显露出士人群体近乎病态的日常癫状与消极避世。
三、违礼与维礼的心理挣扎
魏晋士人一方面认同治国与维系人伦的礼法，在理论层面上维护礼法的功用，但是更多时候他们不愿拘于礼法与制度的牵绊，放任自己的性格与志趣，冲破礼法束缚，作出违礼之事。这一点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有深刻的体现。嵇康承认礼法存在与必要，“又人伦有礼，朝廷有法”，但是自己却有七件无法忍受的事：嗜睡被唤、端坐办公、衣服齐整、书写公文、抑性随俗、嘈杂入俗、费心费力。这七件事情每一件都与礼法相违，与制度不合，承认有礼法却无法遵从礼法，这种矛盾的心态反映出魏晋士人违礼与维礼之间的心理挣扎，是个体解放与世俗制约的失衡，最后的结果往往任性而为，礼法抛之不顾，这又是士人随性心理暗示的体现。魏晋士人不愿拘束与强迫，信道服药，“又闻道士遗言，饵术黄精，令人久寿，意甚信之”，这些道家的术与义与随性的心理相结合，促成魏晋士人对礼法禁锢的挣脱，在心理认同上由承认到拒绝，形成魏晋士人特有的礼法观念。
四、交人与交己的心理异化
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嵇康用了很多例子来证明真正的朋友是要支持与了解的，是相知而不劝其不愿为之事的，“禹不逼伯成子高，全其节也；仲尼不假盖于子夏，护其短也；近诸葛孔明不逼元直以入蜀，华子鱼不强幼安以卿相，此可谓能相终始，真相知者也。”夏禹不强迫伯成子高出来做官，是为了成全他的节操；孔子不向子夏借伞，是为了掩饰子夏的缺点；诸葛亮不逼迫徐庶投奔蜀汉，华歆不硬要管宁接受卿相的位子。但是通过这几个例子我们不难发现，嵇康强调的是对方对自己的理解和包容，而不是站在对方的立场考虑，这种交友观是以自己的意愿为基准，主观寻找“知自己”的人，能够理解自己和包容自己缺点的人，于是与朋友的交往首先是按照自己的喜好要求对方“知己”而不是“相知”。嵇康始终强调自己的性情喜恶，要求对方宽释与包容，“故四民有业，各以得志为乐，唯达者为能通之，此足下度内耳”。嵇康为代表的魏晋士人的“交人”哲学实则是主体意识、自我独立意识觉醒的表现，于是这种“交人”也就不自觉地异化为“交己”，交朋友的标准是按照自己性格的某些特点去找带有这种性格的“复制品”，与“朋友交”的前提是与“自己交”。魏晋士人这种交人与交己的心理异化具有普遍性，对于反映这个群体的自我觉醒意识也具有普遍意义。
史料匮乏，年代绵邈，以现代人的眼光，去推测中古人的心态，实在是非常不易的事。有史料记载在嵇康临刑前，曾对儿女感叹：“巨源在，汝不孤矣。”据此有的学者曾经揣测，《与山巨源绝交书》一文是为挚友摆脱牵连而作，并非真心绝交。但这种猜测并无可靠论证，抛开这层异议不论，但就文章的主旨而言，通过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这篇散文的分析，我们可以窥探魏晋士人的某些另类的处世与交往心态，通过这些另类的心态解读，发现属于那个年代特有的士人特征，以此来体会时代对士人阶层的深刻影响，这对于研究魏晋文学典籍、探究魏晋作家的精神与思想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作者单位：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
参考文献：
[1] 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M].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
[2] 戴明扬。嵇康集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
晋书范文 篇五
一、关于著述宗旨问题
中国古代修史制度源远流长，史书编纂理论也随之不断完善。《史记》“成一家之言”的撰述宗旨，成为历史编纂学上的优良传统。唐宋以后，史馆集众修史的优势有所发展，而“成一家之言”的优良传统却有所淡化。后代史家刘知几、章学诚等人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指出著述缺乏宗旨，徒具史法，史意不明，严重阻碍了史学的发展。
邵晋涵强调史家的著述宗旨。他的理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申明史学中家学的重要性，从学术传承关系阐明史书宗旨，发掘史家的编纂思想。
司马迁撰《史记》，其学术思想成为后人聚讼纷纭争议的焦点。邵晋涵独具慧眼，批评了前人一面讥谤司马迁违背儒家经训，一面赞誉《史记》为千古独创的悖论。他认为：“其叙事多本《左氏春秋》，所谓古文也。秦汉以来故事，次第增叙焉。其义则取诸《公羊春秋》，辨文家质家之同异，论定人物多寓文与而实不与之意，皆公羊氏之法也。迁尝问《春秋》于董仲舒，仲舒故善《公羊》之学者，迁能申明其义例，虽未必尽得圣经之传，要可见汉人经学各有师承矣。”［④a］这样的评论深化了《史记》研究。
范晔著《后汉书》，增设的体例对后世修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邵晋涵认为范晔的编纂成就与家学宗旨密切相关。他指出：“范氏所增《文苑》、《列女》诸传，诸史相沿，莫能刊削，盖时风众势日趋于文，而闺门为风教所系，当备书于简策，故有创而不废也。《儒林》考传经源流，能补前书所未备。范氏承其祖宁之绪论，深有慨于汉学之兴衰，关于教化，推言终始，三致意焉。岂独贾逵、郑康成诸传为能阐其微意哉！”［①b］这就揭示出史家学术思想与史书编撰之间的内在联系，具有深刻的理论认识。
隋唐社会统一的现实，要求史家用新的历史观念重新审视南北朝的历史，李大师、李延寿父子自觉肩负起这一历史使命，表现出与南北朝史家不同的撰述思想。李大师计划用编年体裁撰写一部南北贯通的史书，可惜他的宏愿尚未来得及实现，便赍志以殁。李延寿继承家学，终于撰写出纪传体南北二史。有人认为李延寿没有秉承乃父的修史遗愿，分作《南史》和《北史》，没有反映出时代要求，甚至说这是不赞成统一的表现。我们看看邵晋涵怎样对待这个问题。他说：“延寿既与修《隋书》十志，又承父志为南、北二史。……南、北史虽分记南北，实为一书。故延寿于《裴蕴传》云，祖之平、父忌，《南史》有传，《王颁传》云，父僧辨，《南史》有传，即互相贯通之旨也。”［②b］如果不是把握二书的宗旨，明了学术渊源上的师承关系，仅仅从史书的形式上看问题，根本得不到这样深刻的认识。
（二）强调私人修史别识心裁，宗旨明确，而集众修史不利于表现史家思想，影响史学发展。
唐代史馆修史，集众人所长，撰成八史，成绩很大，但同时也开始暴露出修史职责不明，众人共成一书，水平参差不齐，前后矛盾等问题。然而《梁书》和《陈书》实际上是姚思廉独自撰成，所以优点比较突出。邵晋涵评论《梁书》说：“要其排整故事，叙次明晰，议论亦多平允，分卷次第，犹具汉晋以来相传之史法，异乎取成众手，编次失伦者矣。”［③b］他评论《陈书》说：“其书首尾完善，叙次如出一手，信思廉之善承家学也。虽其纪传年月间有抵牾，要不得微疵而掩其全体耳。”［④b］这说明专门家学在修史时可以发挥自得之学的优势，从而显示出别识心裁对史书编纂的重要作用。
相比之下，史馆集体修史却不能充分发挥史家的特长，只能服从监修者的意图，遵照固定的体例纂修。这样修成的史书缺乏史意，史学价值大为减色。刘煦等编修的《旧唐书》，虽然去唐不远，容易撰成实录，“然旧书不成于一手，……舛互缺漏之病，好其书者不能为之讳也。……较韦述等所修旧史，截然高下，不可并论矣”。［⑤b］元人所修宋、辽、金三史，尤其是《宋史》，素来受到世人讥议，但人们多从内容芜杂、重复抵牾等方面批评其编纂得失。邵晋涵虽然也指出“其前后之复沓抵牾不一而足”，但更主要的是批评元代史家只知照抄旧史，不明修史宗旨。他说：“当时修《宋史》，大率以宋人所修国史为稿本，匆遽成编，无暇参考。宋人好述东都之事，故史文较详，建炎以后稍略，理、度两朝，宋人罕所记载，史传亦不具首尾。遂至《文苑传》止详北宋，而南宋仅载周邦彦等寥寥数人；《循吏传》则南宋无一人，岂竟无可考哉，抑亦姑仍东都之旧而不为续纂也。”［⑥b］后人修前代史，无论在史实还是见识方面，都应当超越前人，所修史书才有价值。然而元人修史因循苟且，南宋部分的内容严重匮乏，几乎不成其为史书，史实尚不完备，怎么能表现出撰述宗旨，更遑论其书的思想价值。
邵晋涵关于著述宗旨的理论，在其史学实践活动中表现得更为明显，两方面相得益彰。
改撰《宋史》是邵晋涵久有的志愿。他利用宋人碑版、文集考证《宋史》舛误，收获较大。今存《南江札记》中的40余条考辨材料，补偏纠谬，颇见功力。鉴于邵晋涵治《宋史》的声望，当时学者认为改编《宋史》非他莫属。段玉裁致书邵晋涵说：“先生邃于史学，闻实斋先生云，有《宋史》之举，但此事非先生莫能为。”［①c］这种看法非出于一人，反映了当时学人的普遍期望。从现有材料来看，邵晋涵仍然想用纪传体撰修新史书，这与章学诚试图用创新体裁改编《宋史》在形式上有所不同。章学诚在给邵晋涵的信中说：“足下《宋史》之愿，大车尘冥，恐为之未必遽成；就使成之，亦必足下自出一家之指，仆亦无从过而问矣。……仆思自以义例撰述一书，以明所著之非虚语。因择诸史之所宜致功者，莫如赵宋一代之书。而体例既于班马殊科，则于足下所欲为者，不嫌同工异曲。”［②c］钱大昕《十驾斋养新余录》中保存了邵晋涵著述中的《儒林》、《文艺》、《隐逸》三传目录，可为纪传体之证明。利用旧史体改编旧史书，倘若没有别识心裁，只在史料方面作些修补，肯定不会收到良好效果。王惟俭《宋史记》、王洙《宋史质》、柯维骐《宋史新编》、陈黄中《宋史稿》无不如此。邵晋涵吸取了前人的教训，明确提出改编旧史贵在有自己的撰述宗旨。章学诚曾与邵晋涵讨论此事，“因请君立言宗旨，君曰：宋人门户之习，语录庸陋之风，诚可鄙也。然其立身制行，出于伦常日用，何可废耶？士大夫博学工文，雄出当世，而于辞受取与、出处进退之间，不能无箪豆万钟之择，本心即失，其他又何议焉！此著《宋史》之宗旨也。”［③c］邵晋涵是想通过重新编撰《宋史》，褒扬宋代士大夫气节，惩诫空谈心性的学风，从而起到经世的作用。他首先编撰《南都事略》，使南宋的史实内容与北宋大体相当，然后编成前后贯通的赵宋一代全史。新书拟标名《宋志》，以显示与《宋史》不同的编纂志趣。尽管邵晋涵没有完成改撰《宋史》的大业，但他做出的理论建树功不可没。
为毕沅修订《续资治通鉴》，是邵晋涵一次重要的修史实践活动，同样贯彻了他的撰述宗旨。毕沅因不满意王宗沐、薛应旗二家《宋元资治通鉴》和徐乾学《资治通鉴后编》，嘱幕僚文人重新编纂宋元二代史书，接续司马光《资治通鉴》。此书初稿仅就徐乾学《后编》略加删润而成，然而《后编》和《宋史》一样，存在着详北宋而略南宋的缺点，全书宋史部分的内容152卷，北宋占104卷，南宋仅占48卷。毕沅因初编本不够理想，便延聘邵晋涵、洪亮吉、孙星衍等学者为之复审，而邵晋涵出力最多。当时邵晋涵任职翰林院，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大量的前人未见的宋元史书，加之他在宋史研究方面久负盛名，是理想的编订人选。于是毕沅“招君载书来，著作于官司。编年仿司马，当废薛应旗”。［④c］邵晋涵协助校补，使初稿面貌大为改观。《续资治通鉴》宋代部分的内容182卷，其中北宋97卷，南宋85卷，比例大体相当，编次更为合理。由于邵晋涵对此书贡献最大，以至于毕沅把他赞誉为协助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的刘恕与刘攽。这是邵晋涵明确著述宗旨，运用别识心裁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充分体现了他在历史编纂学理论方面的特长与贡献。
二、关于直书见意问题
撰修史书，必须具备事实、褒贬与词采三项基本要求，而最重要的则是史实，离开史实就不成其为历史著作。中国史学历来有据事直书的优良传统，也允许史家对所述史实进行合乎其义的评价。然而宋明以来，文人对史事的褒贬误入歧途。究其原因，一是史家刻意追求所谓微言大义的《春秋》书法，史书文词枯简奥隐，历史事实反而晦暗不明。二是朝廷以论史作为科举考试科目，刺激文人为追求功名而标新立异，对前人古事轻事褒贬。这些做法背离了史学宗旨，形成极为恶劣的学风。明清之际学者起纠其弊，到乾嘉时期，史家高举“实事求是”的旗帜，反对随意褒贬，倡导直书见意的学风，给史学增加了理性主义因素。
邵晋涵是乾嘉史学巨擘，“于学无所不窥，而尤能推求本源，实事求是”。［①d］他与当时著名史家钱大昕、王鸣盛共同倡导风气，扭转学术积弊。邵晋涵在这个问题上的理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主张史书应当据事直书，善恶自见，史家不必轻下结论，后人根据史事反省，便能起到隐恶扬善的劝勉作用。
范晔《后汉书》继承前人成就，因义起例，创置《独行》、《党锢》、《逸民》诸传，按类区别人物，寓有褒贬之意。邵晋涵不赞成这种以类传名目寓含褒贬的修史方法。他说：“夫史以纪实，综其人之颠末，是非得失，灼然自见，多立名目奚为乎？名目既分，则士有经纬万端，不名一节者，断难以二字之品题，举其全体；而其人之有隐慝与丛恶者，二字之贬，转不足以蔽其辜。宋人论史者，不量其事之虚实，而轻言褒贬，又不顾其传文之美刺，而争此一二字之名目为升降，展转相遁，出入无凭，执简互争，腐毫莫断，胥范氏阶之厉也。”［②d］在今天看来，究竟应该怎样评价范晔的历史编纂学思想，不妨仁智互见。然而邵晋涵提出的问题，已经超出就事论事的局限，具有普遍理论意义，其价值应当认真总结。
对于萧子显撰《南齐书》，邵晋涵虽然对作者滥述道藏，阐扬佛理颇多微辞，但却表彰“其纪建元创业诸事，载沈攸之书于《张敬儿传》，述颜灵宝语于《王敬则传》，直书无隐，尚不失是非之公。《高十二王传》引陈思之表，曹迥之论，感怀宗国，有史家言外之意焉。”［③d］唐初诏修梁、陈、魏、齐、周、隋六代史，以《隋书》成就最高。邵晋涵认为原因在于“唐臣纪隋事，见闻亲切，故叙次详赡，于越王侗之逊位，尧君素之受命，能以婉辞存直道，尤见秉笔之公，固当称为六代之佳史矣。”［④d］可见不论是据事直书，还是婉辞见意，只要不失是非之公，邵晋涵都予以肯定，承认其价值。
欧阳修撰《新唐书》与《新五代史》，历代学者或誉其事增于前、文省于旧，或讥其文省事增为失误。邵晋涵指出，这些批评都没有抓住要点，后人修史，假如不知剪裁省文，篇幅将冗滥庞大；假如不比前史增加史实，就没必要重修，这些都不足以作为评价史书优劣的标准。他认为两书缺点在于过分强调褒贬，导致事实隐晦不明。《新唐书》对唐代某些典章制度、重要事实遗漏失载。《新五代史》只有《司天》、《职方》二考，致使上承隋唐、下启两宋的五代典制湮没无闻。邵晋涵批评说：“《新书》之失，在增所不当增，省所不当省尔。……使修、祁修史时，能溯累代史官相传之史法，讨论其是非，决择其轻重，载事务实，而不轻褒贬，立言扶质，而不尚挦扯，何至为后世讥议，谓史法之败坏自《新书》始哉！”［①e］这些批评正切中要害。在今天看来，欧阳修以文人修史，不具备史家专长，而叙述典章制度，考稽历史事实，非良史不能胜任。因此，他只有以词采为文，褒贬为识，不可能写出一部名山之作。
（二）主张据事直书，善恶自见，但并不排斥对历史作客观公正的评论，二者可以并行不悖，更好地起到垂鉴后世作用。
邵晋涵并非对史家褒贬史事不加区别地一概加以反对，对那些修史时议论公正的史家，仍然取称道态度，关键看其评论是否符合实际情况。元人所修三史中，邵晋涵认为《金史》最好，特别是“传赞亦多平允，张中孚之事仇，崔立之反复，明著其辞为炯戒。岂非明向背之义，识兴废之原者欤！”［②e］即使对他抨击最为激烈的《宋史》，仍然肯定其“惟诸论尚无甚偏驳”。［③e］在邵晋涵的理论中，直书见意与公正评论并不是相互对立的，而是辩证统一的两个方面。其实，他本人论史就是“语见渊源，深识玄解”。［④e］他为《四库全书》作史部书籍提要，议论风发，史意突出，表现出继承浙东史学传统，又能够融合汉宋学术的风格。正因为与乾嘉汉学家论史宗旨不合，所作诸史提要在收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时，议论之语多被删除，只保存了辨误、版本、篇目介绍等内容，学术宗旨被阉割了。把邵晋涵《南江文钞》与《四库全书总目》中的史籍提要加以比照，确如黄云眉先生所说：“大抵《文钞》所载多议论语，而彼则多辨证语。”［⑤e］邵晋涵所反对的是那些完全不顾史实甚至歪曲史实，没有事实根据的轻易褒贬，这种撰史和论史学风只会损害史学的严肃性与客观性，遗患无穷。
邵晋涵这种理论性认识，集中表现在对魏收修撰《魏书》的评论中。魏收修史，因触犯当权的汉族和鲜卑贵族利益，引起他们的不满，纷纷诬蔑魏收修史不实，意在曲笔。此后罪名逐渐升级，至刘知几《史通》，把《魏书》定谳为“秽史”［⑥e］。后人剿袭其说，谬种流传。乾嘉学人本着实事求是态度，重新予以客观评价。王鸣盛首先提出质疑：“魏收手笔虽不高，亦未见必出诸史之下。”［⑦e］邵晋涵则进一步深入分析，辨证时人对魏收的种种指责大多名不副实，予以澄清。最后他得出结论说：“澹等之书俱亡，而收书终列于正史。然则著作之业，固不系于一时之好恶哉。”［⑧e］在邵晋涵看来，只有尊重史实，秉笔直书，其著述才有价值。尽管一时可能被人误解，但终究会得到公正评价；而那些没有事实依据，全凭主观好恶强加于史事的议论褒贬，不过是过眼烟云，转瞬即逝。这正是他反对随意褒贬，主张直书见意理论的内核。
邵晋涵在修史实践中体现了上述理论认识。毕沅《续资治通鉴》成书后，在书名问题上产生了分歧。他寄书钱大昕征求意见，其中提到“邵与桐校订颇勤，然商定书名，则请姑标《宋元事鉴》，言《说文》史训记事，又《孟子》赵注，亦以天子之事，为天子之史，见古人即事即史之意”。［①f］虽然毕沅没有采纳邵晋涵的意见，但他却作《宋元事鉴考异》一书，坚持自己的观点。当时王昶曾经寄书毕沅，建议修史突出褒贬议论，起到教化劝诫作用。他说：“窃谓史书之作，在收采之宏富，而尤在持论之方严，盖将明古今之治乱。而治乱所以肇始，本乎贤奸忠佞之分。……不然黑白之不甚明，贤奸忠佞之不甚别，今既无以为励，而后无以为戒。”［②f］然而毕沅并没有接受王昶的建议，也没有效法《资治通鉴》和《资治通鉴后编》借“臣光曰”和“臣乾学曰”褒贬人物、史事的成例，而是“鄙则以为据事直书，善恶自见。史文评论，苟无卓见特识，发前人所未发，开后学所未闻，而漫为颂尧非桀，老生常谈，或有意骋奇，转入迂僻。前人谓如释氏说法，语尽而继之以偈；文士撰碑，事具而韵之以铭，斯为赘也。”［③f］《续资治通鉴》对史事不作评论，固然是因为毕沅的史识毕竟比不上司马光，但也和邵晋涵的编纂思想有极大关系，至少也应当说二人对此具有共识，包含着邵晋涵的理论认识。
三、关于书法义例问题
史家修史，必须能够反映客观历史事实，这就要求史家必须讲究书法义例，提高编纂质量。中国古代史家都极为重视史书的发凡起例，为史学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刘知几继承前人成果，进一步作了理论总结。他说：“夫史之有例，犹国之有法，国无法则上下靡定，史无例则是非莫准。”［④f］这是中国古代史家对史例所达到的前所未有的认识高度。
邵晋涵发扬这一优良传统，自觉地从书法义例方面考察史家史识，并以此为标准评论史书的优劣，形成了较为系统的理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评论史家或史书，必须考察其书法义例高下优劣，若不绳之以史法，就得不出正确结论。
邵晋涵评价李延寿改造南朝四史的得失时，就是从书法义例角度予以批评。他说：“合累朝之史为通史，自成一书，起例发凡，宜归画一。”［⑤f］他用这一理论标准作参照，指出了《南史》的不足。
沈约修撰《宋书》，于晋宋鼎革之际史事的处理颇具史识。邵晋涵评价说：“《徐爰传》述当时修史之议，为桓玄等立传。约则谓桓玄、卢循等身为晋贼，非关后代；吴隐、谢混等义止前朝，不宜滥入；刘毅、何无忌等志在兴复，情非造宋。并为刊除，归之晋籍。其严于断代为史，申明义例如此。至其诸志之追述前代，亦犹班固《汉书》增载《地理》，上叙九州；创设《五行》，演明洪范，用以补《史记》之缺，史家之义应尔也。”［⑥f］他认为人物宜以朝代为断限，典制以通叙为优，肯定了《汉书》、《宋书》的修史义例，表现出卓越的史识。
姚思廉撰《陈书》，为其父姚察立传。邵晋涵认为不合史家法度：“察以陈亡入隋，为秘书丞、北绛郡开国公，与同时江总、袁宪诸人，并由陈入隋，跻显秩，而仍列于《陈书》，揆以史例，未免失于限断矣。”［①g］当然，邵晋涵也并不是没有考虑到姚思廉的用意是要叙述家学渊源，然而史家叙述家学，大都在史书末尾作序传，《史记》、《汉书》既有成例，历代史家也相沿不废。所以，《陈书》不合义例，难辞断限不明之咎。
（二）评论书法义例，应当辩证灵活地看问题，既要考虑到史书体裁，更要看它如何更好地反映客观历史。
应当指出，邵晋涵论书法义例不同于刘知几。刘知几由于过分强调史法，难免陷入以史徇例的误区，有时脱离客观历史，机械批评。邵晋涵则立足史实批评史法，结论比较客观。
唐初所修《晋书》，存在不少缺点，王应麟主要讥其人物立传不合义例，失于断限等等。邵晋涵则从更深层次上批评其义例不善，如晋武帝信任冯＠③，疏远张华，关乎晋朝治乱得失，二传不载原委，失借鉴之义；马敦立功孤城，不为立传，又不附于与此事相关的周处等人传下，失劝惩之义；郭琦不附赵王伦叛乱，高风亮节，不为记载，失教化之义。这些内容在干宝《晋纪》、臧荣绪、王隐《晋书》中分别有详细记载，唐修《晋书》削而不录，是因为“修《晋书》者多浮华之士，好引杂事以资谈柄，而不明于史家义例”［②g］，所以不能全面反映历史。
元人所修《辽史》，纪志表传具全，体例完备，似乎在这方面无可挑剔。邵晋涵看问题极为深刻，指出元人修史失于考索，史料贫乏，为敷衍体例，凑足篇卷，不顾记事重复，内容单薄，而国号、年号变更诸大事却失载。邵晋涵指出其原因在于“当日史臣闻见既隘，又迫限时日，无暇旁搜，而局于三史并行之义，敷衍成文，取盈卷帙。观诸志序例，惟取其门类相配，而不顾其事迹之有无，其张皇补苴之心亦良苦矣。”［③g］这是典型的注重史书形式而不重视内容的不良修史方法。邵晋涵这样考察史书义例，远远超出汉学家那种一人一事地孤立考证与评论，而是从历史编纂学方法论的高度认识问题，形成了丰富的史学思想和理论。
邵晋涵把关于书法义例的理论应用到史学实践中，在编辑薛居正《旧五代史》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他在四库馆任职期间，着手辑佚此书，力求恢复其本来面目，在编订过程中参考了大量宋元文献，本着求实求真精神，发挥自己在历史编纂学理论方面的特长，制订15条《编定旧五代史凡例》。他严格按照原著梁、唐、晋、汉、周断代为书的体例辑补，虽知其不善，亦不予变更，充分显示出尊重前人学术的严谨态度。邵晋涵在对五代史事严格考订补苴的基础上，撰写成《旧五代史考异》一书。经过他的辛勤劳动，《旧五代史》大体上恢复了原貌。清代学者对此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赞誉为“《永乐大典》散篇辑成之书，以此为最。”［④g］如果没有丰富的历史编纂学理论修养，仅靠历史考证学的功力，是不会取得这么大成就的。
注释：
①a阮元：《研经室二集》卷7《南江邵氏遗书序》。
②a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43《邵君墓志铭》。
③a仓修良：《邵晋涵史学概述》，《史学史研究》1982年第3期；杨绪敏：《邵晋涵与历史文献的整理及研究》，《徐州师院学报》1986年第2期；杜维运：《邵晋涵之史学》，《清史研究》1994年第2期。
④a邵晋涵：《南江文钞》卷3《史记提要》。
①b《南江文钞》卷3《后汉书提要》。
②b《南江文钞》卷3《北史提要》。
③b《南江文钞》卷3《梁书提要》。
④b《南江文钞》卷3《陈书提要》。
⑤b《南江文钞》卷3《旧唐书提要》。
⑥b《南江文钞》卷3《宋史提要》。
①c李慈铭：《荀学斋日记·己集》。
②c章学诚：《章氏遗书》卷9《与邵二云论修宋史书》。
③c《章氏遗书》卷18《邵与桐别传》。
④c毕沅辑《吴会英才集》孙渊如《中州送邵二云阁校入都》。
①d洪亮吉：《卷施阁文甲集》卷9《邵学士家传》。
②d《南江文钞》卷3《后汉书提要》。
③d《南江文钞》卷3《南齐书提要》。
④d《南江文钞》卷3《隋书提要》。
①e《南江文钞》卷3《新唐书提要》。
②e《南江文钞》卷3《金史提要》。
③e《南江文钞》卷3《宋史提要》。
④e谭献：《复堂日记》。
⑤e黄云眉：《邵二云先生年谱》。
⑥e参阅瞿林东师：《说〈魏书〉非“秽史”》，《江汉论坛》1985年第5期。
⑦e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65。
⑧e《南江文钞》卷3《魏书提要》。
①f《章氏遗书》卷9《为毕制军与钱辛楣宫詹论〈续鉴〉书》。
②f王昶：《春融堂集》卷32《与毕秋帆制军论〈续通鉴〉书》。
③f《章氏遗书》卷9《为毕制军与钱辛楣宫詹论〈续鉴〉书》。
④f刘知几：《史通》卷4《序例》。
⑤f《南江文钞》卷3《南史提要》。
⑥f《南江文钞》卷3《宋书提要》。
①g《南江文钞》卷3《陈书提要》。
②g《南江文钞》卷3《晋书提要》。
晋书范文 篇六
一
在魏晋南北朝，尽管曲笔隐讳的史家在歪曲和捏造历史这一点上是相同的，但由于每个史家的社会经历、既得利益、个性气质各不相同，各人曲笔隐讳的方式、程度和所要达到的目的也迥然有别。主要表现为如下三种情形：
（一）慑于统治阶级的淫威不敢秉笔直书。魏晋南北朝时期，统治阶级把史学作为维护其统治地位的一种强有力的思想工具。他们凭借自己手中的权势，每每要求史家粉饰太平，隐恶扬善。一些史家慑于统治阶级的淫威不敢据事直书。如西晋史家陈寿，早先在蜀之时，曾因“质直”不肯向权宦屈服而备受挫折。吃一堑，长一智。入晋之后，格外“聪警敏识”。他慑于司马氏的赫赫权势，特别是目睹当时“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的社会现实，不禁不寒而栗。他撰《三国志》，以免遭到司马氏政权的残酷迫害，采取曲笔回护手法，为魏晋统治者隐恶溢善。如高贵乡公曹髦本为司马昭之党羽成济所杀，但《三国志·高贵乡公纪》只说：“高贵乡公卒，年二十。”且载一司马昭的奏议。这样，在陈寿笔下，司马昭这一弑君之罪魁祸首俨然成为讨贼的功臣。清代赵翼曾愤然指出：“本纪如此，又无列传散见其事，此尤曲笔之甚者也。”［1］这里需要附带说明的一点是，陈寿撰《三国志》之时，曹魏政权早已覆没，他为何又要替曹魏政权回护呢？这是因为，魏晋之际是一个篡夺相承的历史时代，而司马氏篡魏，与曹魏篡汉，本是一脉相承的。既要为晋隐讳回护，就不能不替魏回护。陈寿用心可谓良苦。一部《三国志》为魏篡汉、晋篡魏之事竭力隐讳，曲尽袒护。仅就魏、蜀之间的战争而言，凡属魏取胜者则大书特书，而蜀汉的几次胜魏却只字不提。又如司马氏兄弟包藏祸心，残戮忠良，毋丘俭、文钦率兵予以讨伐，当是应受表彰的魏之忠臣，但陈寿为了袒护司马氏，却说他们造反。
（二）屈从于个人名利而不愿秉笔直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有一类史家在他们有限的人生中总是不肯放弃对金钱的追逐、荣华的窃羡和享乐生涯的留恋，为了保全自己的功名利禄，他们不惜对本朝统治者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凡所撰著，一意按统治者的意图行事，对本朝溢美隐恶，于敌国肆意诋毁，歪曲事实，篡改历史。南朝宋史家沈约一生“自负高才，昧于荣利”，政治上的欲望从未消减。为了跻身政坛，享受高官厚禄，凡事处处逢迎主子意图。他早先曾投靠文惠太子（萧长懋），本想借文惠太子称帝在政治上有一番更大的荣耀。不料永明十一年（493年）正月，太子病逝。沈约非常伤感，一年之中，登楼赋诗，求仙访道，表面上似有止足之志，实际上并没有放弃做官的愿望。永元三年（501年）十二月，齐雍州刺史萧衍率军直抵建康，杀东昏侯，执掌朝政。就在萧衍篡代之势已成而尚不敢冒然称帝之际，沈约挺身而出，为萧衍出谋划策，终于使萧衍代齐自立。在沈约的导演下，完成了一场禅代丑剧。因此，梁建国以后，沈约官运亨通，青云直上。正由于这些，沈约撰《宋书》，从自己的功名利禄出发，大肆颂扬豪门士族，凡属达官显贵者，必为之作“佳传”，立“美名”。对有些王侯、大臣如刘裕、萧道成的篡位弑君，曲意回护，对一些被皇帝枉法诛戮或赐死的诸王、大臣，不如实记其死因，而书以“薨”、“卒”。仅就本纪而言，许多重要历史事实的真相被掩盖与歪曲。特别是沈约处于宋、齐革易之际，身事两朝，既要为宋回护，又要替齐隐讳，更使历史事实乖违颠倒，混淆不清。实为篡夺，却书以“禅位”；正直之士反对权臣为非作歹，而冠以“反”、“叛”之名；阿谀拍马之流起兵助权臣者，反曰“起义”。一切唯主是从，俱无事非标准。
南朝齐萧子显身为南齐宗室，极端的功利主义促使他编撰的《南齐书》充满了曲笔不实之辞。他从本阶级的切身利益出发，对待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宁愿舍弃史德曲笔处理，以博得最高统治者欢心。尤其是对其祖先极尽曲笔回护与溢美颂扬之能事。如对其祖父萧道成指使王敬则勾结杨王夫弑宋苍梧王刘昱一事，不予记载。又如为了抬高其父豫章文献王萧嶷的地位，为之作正史列传，置于文惠太子传之后，本无多少事例，却洋洋洒洒，铺陈粉饰至九千余字。至于《南齐书》对宋、齐革易之际史事的记述，曲笔更多。一场尔虞我诈、干戈相交的“易代之战”，在萧子显笔下竟俨然唐虞揖让光景，绝不见逼夺之迹。正如宋王应麟所说：“子显以齐宗室，仕于梁而作齐史，虚美隐恶，其能直笔乎？”［2］
这些为了自己的功名利禄而不愿秉笔直书的史家，用本来是公正无私、一视同仁的史笔写下了是非不平、褒贬不公的历史篇章。这一方面严重地损害了历史的真实，给后人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设置了障碍。另一方面也在自己的生平簿上留下了点点污渍。站在今人的立场上说句公道话，这些史家不只是应该受到道义的谴责，而且也应承担一定的历史责任。不过，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他们毕竟是生活在强权社会，特定的时代环境与社会结构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具有今人开阔的视野与坦荡的胸怀，而只能是在个人的小天地里打转转。
（三）为一己之私利而故意任情褒贬。魏晋南北朝时期，有些史家为了自己的一点私利，借修史之权以报个人恩怨，明知真相，偏作伪辞；任情褒贬，饰非文过。其具体表现是，假人之美，借为私惠；诬人之恶，持报己仇。如北魏史家魏收本是一个见“当途贵游，每以言色相悦”［3］的胁肩谄笑之徒。他撰《魏书》，每每借修史之权以酬恩报怨。凡参与修史诸人的祖宗姻戚多被书录，并且饰以美言，而“夙有怨者，多没其善”。他曾公开地说：“何物小子，敢与魏收作色。举之，则使上天；按之，当使入地。”［4］魏收曾因受过杨休之的好处，因而感谢休之说：“无以谢德，当为卿作佳传。”魏收于此真是说到做到。杨休之的父亲杨固，魏世为北平太守，以贪污暴虐为中尉李平弹劾获罪。而魏收修史，却说：“固为北平，甚有惠政，坐公事免官”。又说：“李平深相敬重。”又如尔朱荣杀灵太后和幼主，这对魏来说，本是贼臣。但魏收因为曾受到尔朱荣之子的贿赂，便给尔朱荣作佳传，尽力减少他的罪恶。正由于魏收如此任情褒贬，故其书问世后众议沸腾，反对甚烈。刘知几认为魏收任情褒贬之甚，已经达到无法容忍的地步，他说：“收谄齐氏，于魏室多不平，既党北朝，又厚诬江左，性憎胜己，喜念旧恶，甲门盛德与之有怨者，莫不被以丑言，没其善事。迁怒所至毁及高曾。由是世薄其书，号为‘秽史’。”［5］
像魏收这样借修史之权，为一己之私利而任情褒贬的史家，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还有一些，兹不一一罗列。如果说迫于强权统治而不敢秉笔直书的史家尚情有可原，那么这些为一己之私利而任情褒贬的史家则应受到全社会的谴责。因为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们的所作所为，并非客观条件所致，而完全是受卑鄙的主观意图所支配，他们为了个人私利，明知故犯。因此，不能不使人对他们产生极大的憎恨。刘知几曾指斥这类史家为“记言之奸贼，载笔之凶人”，并说：“虽肆诸市朝，投畀豺虎可也。”语虽讥刺过烈，但却反映出人们深恶痛绝的心理。
二
尽管“曲笔”在魏晋南北朝史学上投下了重重阴影，但终究遮掩不住“直书”的光耀，秉笔直书的史家时有所现。与“曲笔”一样，“直书”的史学现象亦显示出种种不同的情形。
（一）不避强御，据事直书的修史原则。魏晋南北朝时期，许多史家坚定正直，峻节凛然，彰善贬恶，不避强御，始终坚持据事直书的原则。东晋史家干宝撰《晋纪》，敢于据事直书，揭露历史真相。“干宝直言，受讥朝士。”［6］但干宝宁为兰摧玉折，不为瓦砾长存，他不畏强暴，敢于指斥帝王，敢于歌颂“叛逆”，敢于揭露历史的黑暗，敢于抨击人类的罪恶。他直言不讳地弹劾西晋：“朝寡纯德之士，乡乏不二之老，风俗淫僻，耻尚失所，学者以老庄为宗而黜六经，谈者以虚薄为辩而贱名俭，行身者以放浊为通而狭节信，进仕者以苟得为贵而鄙居正，当官者以望空为高而笑勤恪。”［7］尖锐地指出活跃在当时政治舞台上的都是一群寡廉鲜耻的市侩小人：“毁誉乱于善恶之实，情nì＠①奔于货欲之途，选者为人择官，官者为身择利，而秉钧当轴之士，身兼官以十数，大极其尊，小录其要，机事之失，十怕八九。而世族贵戚之子弟，陵迈超越，不拘资次。悠悠风尘，皆奔竞之士。”［8］更有甚者，他还借刘毅之口，痛斥晋武帝不及汉桓、灵帝，“桓、灵卖官，钱入于官，陛下卖官，钱入私门。”［9］这在仍是司马氏为政的东晋，是要有很大勇气和一定责任感的。众所周知，魏晋之世，战争频仍，变故迭起，加之曹氏、司马氏忍戾嗜杀，不仅广大劳动人民惨遭荼毒，文人学士亦多不能幸免，诚所谓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仅有晋一代的文人，因政治上的牵连，死于非命者便不可胜计。陆机、陆云、张华、潘岳、郭璞、刘琨、欧阳建筹人，即为统治者残杀。现实政治斗争的血风腥雨反映到意识形态领域则是逃避现实、全身避祸的隐逸思想的流行，诸多文人学士为躲避操戈攘臂的乱世法网的加害而屏息结舌，步入隐逸之途，以达到与世隔绝，忽忽无事的目的。干宝置身于这种历史条件下，却不与世浮沉，他采取正面揭露和大声疾呼的手段对现实社会进行锋芒毕露的批判，表现出超人的胆略和卓识。
东晋史家孙盛，亦不避强御，据实以书。他撰《晋阳秋》，起于晋宣帝，终于晋哀帝，一直写到当时事件。例如，369年（太和四年），桓温率兵北伐，至坊头（河南浚县）为前燕和前秦军所败，桓温自陆路奔还，北伐以失败告终。孙盛并不因为桓温在当时是掌握内外大权，左右朝政的皇朝显贵而对其坊头之败虚加讳饰，照样据实记载。桓温看了《晋阳秋》后，“怒谓盛子曰：‘坊头诚为失利，何至乃如尊君所说！若此史遂行，自是关君门户事’。其子遽拜谢，谓请删改之。时盛年老还家，性方严有轨宪，虽子孙班白，而廷训愈峻。至此，诸子乃共号泣稽颡，请为百口切计。盛大怒。”尽管孙盛坚决不许更改自己的著作，但后来诸子还是偷偷地改了。孙盛在愤怒之余，私下严格按照据事直书的原则写定两本，寄于辽东慕容俊。太元中，孝武帝司马曜博求异闻，始于辽东得之，与孙盛之于所改写的本子相对照，多有不同，书遂两存。
尤其是有些史家为求历史真实，别说饔飧不继，就是死难临头，也毫不介意。北魏崔浩与高允等人共撰国史，“叙述国事，无隐恶。”［10］因直书拓跋先世隐秘之事，崔浩被杀，夷三族，受牵连而死者128人。浩获罪时，世祖拓跋焘召高允曰：“国书皆浩作否？”允对曰：“臣与浩同作，臣多于浩。”世祖大怒。时拓跋晃为太子，诬允曰：“天威严重，允迷乱失次耳。臣向备问，皆云浩作。”高允当即反驳道：“臣谬参著作，今已分死，不敢虚妄。殿下哀臣乞命耳，实不问臣，臣无此言。”其刚正不屈，令人钦佩。就连世祖也不得不慨叹道：“直哉！临死不移，贞臣也。”［11］
（二）立论持平、褒贬允当的治史标准。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必须是超然物外，不怀怨毒之情，不存偏私之见的秉笔直书的中正之士。尤其是在评价历史事件、褒贬历史人物的时候，更应立论持平、褒贬允当，不允许史家带有任何个人或集团的感性倾向。南朝宋范晔撰《后汉书》，坚持立论持平、褒贬允当的治史标准。特别是与《三国志》相比较，显得格外突出，凡为陈寿回护之事，范晔一律将其改正过来，恢复历史的真相，如直称“曹操自为丞相”，“曹操自立为魏公，加九锡”，“曹操自进号魏王”等。章太炎对此评价甚高，指出：“《史》、《汉》之后，首推《后汉书》。”［12］清赵翼亦云：“范尉宗于《三国志》方行之时，独不从其例，……此史家正法也。”［13］的确如此，在《后汉书》中，凡属刚正清廉之士，都受到范晔的讴歌与称道。相反，对那些祸国殃民者，则进行严厉的鞭挞。凡所为之立传者，必先于当世有所作为，否则，即令公侯将相，也不为其立传。忠实于历史的责任感，于此可见一斑。
（三）立足史实、不取人情的正直精神。立足史实、不取人情作为“直书”的一种表现形式，是史家刚直不阿的正直精神的反映。魏晋南北朝时不乏具有这种正直精神的史家，三国吴韦曜是其中比较突出的一个。韦曜撰《吴书》时，吴帝孙皓请求为其父孙和作本纪，韦曜以孙和未登帝位为由，拒绝了孙皓请求，而将和编入列传，于是结恨孙皓，“渐见责怒”［14］。这种立足史实、坚持原则、不取人情的精神，是一个史家能够秉笔直书的重要条件。
三
对于一个史家来说，他之所以会采取“直书”或“曲笔”的手法，表面看来是受该史家的个性气质、人生态度、既得利益等方面的因素所制约，但实际上是由史家的社会历史观所决定的。因为史家的社会历史观决定着史家的行为方式－－进步的或者说是唯物主义的社会历史观决定着积极进步的行为方式，落后的或者说是唯心主义的社会历史观决定着消极落后的行为方式。而“直书”与“曲笔”作为两种截然对立的史学现象，正是积极进步的行为方式和消极落后的行为方式直接作用的结果。
这也就是说，凡是具有进步的或者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史家，基本上都是能够秉笔直书的史家；凡是具有落后的或者唯心主义历史观的史家，基本上都是曲笔隐讳的史家。上文论及的干宝、孙盛、范晔等人之所以能够据实以书，就在于他们具有一种进步的社会历史观。干宝作为一位历史学家，坚决否定人死魂灵犹在的宗教唯心主义。相应，在国家兴亡问题的探讨上，表现出一种难能可贵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当时，面对西晋王朝迅速倾覆的现实，很多史家凭着阶级的本能，都在寻找它的根源，有的蹈袭女人是祸水的传统偏见，把贾后当作亡国之因；有的囿于一端，仅仅从直接体验中视玄虚放诞之风为亡国之由。与此相反，干宝则强调指出：“天下，大器也；群生，重畜也。爱恶相攻，利害相夺，其势常也。”［15］在他看来，人与人之间，阶级与阶级之间为了他们各自的利益而相互攻杀、争夺，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正是由于这种“相攻”与“争夺”，使得天下“积水于防，燎火于原，未尝暂静也”［16］。由此出发，他上溯西晋开国之初，下及愍帝之末，历数昏君无能，朝臣植党营私所造成的社会弊端。通过正确地分析西晋50多年的历史，总结出“其所由来者渐矣，岂特系一妇人之恶哉！”［17］他认识到晋室迅速崩溃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树立失权，托付非才，四维不张，而苟且之政多也。”［18］这就批判了那种把贾南风当作亡国之因的唯心史观。孙盛站在唯物主义立场上，针对当时神不灭论者的荒谬之说指出：“形既粉散，知（神）亦如之，纷错混淆，化为异物，他物各失其旧，非复往日。”［19］明确认为神（知）随形灭，即使人的形神消散之后变成另外一种物体，它也和原来的形体迥然有别。这就否定了形神能够离而再合的观点。从形散神灭的思想出发，孙盛认为国家的兴亡盛衰最终取决于人的行为，而不在“天命”。如他在论述汉王朝的灭亡时指出：“风泽既微，六合未一，而雕剪枝干，委权异族，势同huì＠①木，危若窠幕，不嗣忽诸，非天丧也。”［20］在孙盛看来，由于汉王朝人为地造成了地方割据势力的强大和外戚、异族的专权，这样，国家危亡的惨局也就无法挽救了。既然如此，那么“魏之代汉”，亦就“非积德之由”［21］，历史的发展使然。范晔反对佛教所宣扬的人死精神不灭的说教。《宋书·范晔传》曾说：“晔常谓死者神灭，欲著《无鬼论》。”甚至在他临上刑场之前，还托人“寄语何仆射（尚之），天下决无佛鬼，若有灵自当报应。”因而，在《后汉书》中，也不时流露出范晔对佛教和谶纬迷信之学的怀疑与否定。如他在《西域传》中批评佛教“好大不经，奇谲无已。”又如他在《张衡传》中揭露图谶的虚妄说：“此皆欺世罔俗，以昧势位，情伪较然，莫之纠禁。”因此他主张“收藏图谶，一禁绝之。”
上述事实足以说明，进步的历史观决定了史家必然采取秉笔直书的治史态度。同理，陈寿、沈约、萧子显等人所采取的曲笔手法也是由他们落后的历史观所决定的。陈寿《三国志》通过对三国历史的叙述，大肆宣扬“天人感应”的天命思想和皇权神授的神学史观，为巩固封建统治制造理论。沈约更是一个有神论者，不仅整个《宋书》充满了神秘主义的色彩，而且还以《天文》、《符端》、《五行》三志十二卷的篇幅，集中宣扬天命思想，并通过对符命、望气、灾异、谶书等的记载，来证明天命有数和皇权神授之应验。萧子显《南齐书》大力宣扬因果报应和天命思想，认为王朝的更替完全是天意的安排，人只能随从天意，而不能违背天意。
［1］赵翼：《廿二史札记·三国志多回护》。
［2］王应麟：《困学纪闻》卷一三。
［3］［4］《北齐书·魏收传》。
［5］［10］《史通·古今正史》。
［6］《困学纪闻》卷一四。
［7］［8］［15］［16］［17］［18］《文选·晋纪总论》。
［9］《文选·晋纪总论》注引干宝《晋纪》。
［11］以上引文俱见《魏书·高允传》。
［12］章太炎：《略论读史之法》。
［13］《廿二史札记》卷六《后汉书三国志书法不同处》。
［14］《三国志·韦曜传》。
［19］《弘明集》卷五《与罗君章书》。
［20］［21］《三国志·陈思王植传》注引。
字库未存字注释：
晋书范文 篇七
关键词：字如其人晋人笔法，气韵生动
中国自古便有一句俗语：“字如其人”，如果仔细追溯的话，在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都是站不住脚的。早期，是没有文字的；在文字出现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文字又只能作为一种工具，并不能在其中表达书写者的性格、心情，也并不能称之为艺术。不但文字的出现是缘于实用的目的，后来文字的发展演变也同样出于这个目的。庾肩吾也曾写道：“寻隶体发源秦时，隶人下邳程邈所作，始皇见而奇之。以奏事繁多，篆字难制，遂作此法，故曰隶书，今时正书是也”“ 草势起于汉时，解散隶法，用以赴急，本因草创之义，故曰草书”。“字如其人”是在文字的美被发现以及人自身的性格之美也表达于其中，也就是文字成为一门独立的艺术之后才成立的，而这个时代便是魏晋。
鲁迅说：“魏晋南北朝是文学的自觉时代”，在文学的自觉下隐藏着人本身的自觉。玄学对人生哲理的研讨，现实生活的黑暗，促使着一大批才华横溢的文人志士转相遇追求内心世界的解脱。就在这品评人物中，人本身的性格之美日益被挖掘。人的自觉反映到书法中，便是草书的发展。草书最早出现于东汉末年，但是作为一门独立的艺术被确立下来却是在魏晋时期。“草书虽然是适应简便的要求，但因体势的流走变化，易于发挥书写者的个性，便于不知不觉中，成为把文字有实用带到含有游戏性质的艺术领域的桥梁。有草书的艺术性推而及其他各体，乃至推及古代文字。”文字作为一种艺术和草书的出现有莫大的关系。草书作为魏晋时期代表的是书法作品，其美表现在：
一线条的运动感和空间感特别强烈。线条变化越复杂，时间特征就越明显，运动感也就越强烈。论文格式，字如其人晋人笔法。篆书其线条均匀，所以呈现给人的是一种匀速运动的状态，也就相当于静止。楷书和隶书也具备这样的特点，行书的线条变化相对于频繁，有很强的时间感，但是仍然不及草书。草书是各种字体中，时间感最为强烈的。从线条的搭配来看，给我们很强的空间感。草书就是以这种搭配，或停或放的走势，将其三维空间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
二笔法的灵活多变，尤其是摆动和绞转这两种笔法的运用，从而形成了书法史上特有的“晋人笔法”。摆动指的是在书写的过程中，小臂不动，手腕向左向右摆动，给人一种动感。论文格式，字如其人晋人笔法。这种笔法有时候会显得比较夸张。论文格式，字如其人晋人笔法。绞转指的是转笔时因为笔毫椎体发生复杂的方向变化所致。草书中点画连绵不断，从而使得笔锋运动的轨迹有所增加。绞转能很好地适应这种频繁的弯折。这一笔法在魏晋的草书中臻于成熟，使得字显得遒美流转，折线劲健挺拔，点和划有了强烈的雕塑感。一段的侧面暗示这另一段占有的空间，这也就是所谓的“晋人笔法”。庾肩吾描写到：“均其文，总六书之要；指其事，笼八体之奇能；拔篆籀于繁芜，移楷真于重密；分行纸上，类出茧之蛾；结画篇中，似闻琴之鹤；峰崿间起，琼山惭其敛雾；漪澜递振，碧海愧其下风；抽丝散水，定于笔下；倚刀较尺，验于字中。真、草既分于星芒，烈火复成于珠佩”说得便也是这种笔法的妙处！
三从章法上看，单字和字与字之间的连接都出现了更为明显的连贯性，从而给人一种一气呵成的感觉。从单字上来看，字的轴线倾角分析在王羲之以前字的倾角一般不会超过六度，但是在王羲之的作品中字的倾角已经达到了是十五度，使得字看起来更具有活力。从字的连接上看，字的外接圆的重叠也逐渐地增大。和以前的作品相比，在王羲之的作品中重叠率已经很高，使得字的紧密度增加，颇有“大珠小珠落玉盘”之感。形式包含着内容，内容是一种无言的形式。封闭的形势之下隐藏的是无限的人生宇宙。草书之所以能在魏晋时期成熟并且达到一个再也无法超越的高峰也绝不是偶然的，因为它反映魏晋时期人的丰富的精神活动。
绘画的气韵生动是通过线条和用墨来体现的，而文字的气韵生动则是纯粹的通过线条来显现的。线条的组合搭配形成的章法。论文格式，字如其人晋人笔法。线条的运动感、空间感已经不能简单地把一幅字仅仅当作字来看待了。而章法更是为作品增添了一种浑然天成的意境之美。况且无论是字还是画，都蕴藏着作者最为丰富的精神内涵。
除了“气韵生动”外，魏晋时期 最常用的“风骨”一词也同样可以用于这一时期的书法作品上，他的“风骨”尤其体现在“晋人笔法”上。摆动实则象征着魏晋人士对于现实生活的不满，而这种不满却一极其夸张的方式表现了出来，如刘伶好酒，阮籍穷途末路之哭。魏晋人本来是一群天真善良的人，而现实却将他们变得执拗而任性。绞转，则象征着魏晋人对生活的反抗。论文格式，字如其人晋人笔法。论文格式，字如其人晋人笔法。在逆境中不甘于沦落。反抗自古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激烈的言行上的反抗；另一种则是无言的、不合作的。而魏晋名士中有大声疾呼者，如嵇康之徒。无言的反抗者如阮籍之类，都表现出一种铮铮的傲骨，一种对现实的尖锐的讽刺。而摆动和绞转尤其能体现这种品质，所以说魏晋的书法是有“风骨”的。即便和后世的作品相比较，他也不缺乏阳刚之美。
草书这一精神世界的挖掘，后波及其他字体的作品，如楷书、隶书。和楷书的规正有矩、道貌岸然相比，草书以其放浪形骸，挥洒自如而受到人们的喜爱，但是也就是因为当时的恶劣环境成就了草书的成就，使得他在的当时成为一枝独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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