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兵停职运筹学指派问题优秀5篇

2023-12-18 16:00:52

下面是书包范文为小伙伴们整理的运筹学指派问题优秀5篇，希望能够给小伙伴们的写作带来一些的帮助。

运筹学指派问题篇一

早年重视军事教育

和军人改造

中日甲午战争后，陈独秀“痛感时势日非，不堪设想”，于1897年冬，撰写了《扬子江筹防刍议》《扬子江形势论略》，向清政府提出他对加强长江防务的方案，希望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实现富国强兵、抵御外侮的目的。

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后，爱国知识分子受到更大的刺激，纷纷东渡日本学习，力求变革图存，甚至主张“军事救国”。陈独秀先后5次赴日本留学，其中1902年与蒋百里、张继等人进入成城学校陆军科学习军事，并发起青年会。后因行为过激，被强行遣送回国。1903年5月，他在安庆藏书楼发起爱国演说会，开展拒俄运动，倡议成立安徽爱国学社，旨为“发爱国之思想，振尚武之精神，使人人能执干戈卫社稷”。他还提议“联络东南各省志士，创立一国民同盟会”。1904年他和蔡元培、蔡锷、吴樾、章士钊等参加反清暗杀团，表现出强烈的尚武和殉国情怀，曾写诗谓“英雄第一伤心事，不赴沙场为国亡。”“男儿立身唯一剑，不知事败与功成。”（参见任建树：《陈独秀大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7-52、55页）1905年，他和柏文蔚等“联络淮上健儿及有志革命人士”，在芜湖发起成立“岳王会”，并在安庆、南京设立分部。岳王会的主要活动对象是新军，在全国各革命组织中它最早开始做争取新军的工作，而新军后来又是辛亥革命武装起义的主力。“在革命武装力量依俾极深的新军的组织上，岳王会中人行之最早，华中和广东新军革命力量的奠基者，大都是该会中人。”可以说，岳王会“是安徽、江苏革命力量的母体”。（参见陈万雄：《五四新文化的源流》，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56、57、160页）除发起成立“岳王会”外，陈独秀还亲自投入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的武装斗争，两度出任安徽都督府秘书长，积极扩军备战，协助皖督柏文蔚组建安徽讨袁军总司令部，联络陈英士、等共讨袁世凯。

陈独秀早期的军事思想有一个由浅入深的发展变化过程。辛亥革命前后，他从救亡图存角度出发审视军事问题，认为国家应有“国防权”，国民应有国防观，主张强兵经武，对民众进行“尚武”精神教育。他认为挽救国家危亡的直接、有效手段是富国强兵，因而在编辑《安徽俗话报》《国民日日报》等报刊或发表文章时，总是强调：必须复兴国民的国家意识，培育爱国主义精神；鼓吹尚武精神，提倡强身健体；普及国防常识，增强国防意识；加强对中国古往今来一些精忠报国、以身殉职武将的宣传，以激发中国军队恪尽职守、轻死善战，抵抗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1909年至1911年他在杭州陆军小学堂教书时，也大力宣扬这些思想。

二次革命失败后，陈独秀进一步认识到：救中国、建共和，进行政治革命，必须“从思想革命开始”，于是办起了《新青年》杂志，掀起一场空前的思想解放运动。从发起新文化运动到中国共产党成立，陈独秀开始从实现民主政治角度出发审视军事问题，对军国主义的侵略性、反民主性进行批判，同时力主铲除中国封建军阀的“武人政治”。他发表《国防军》《军人与官僚》《武治与文治》《除三害》等一系列文章，认为中国若不除军阀、官僚和政客，政治就无清宁之日。他对祸国殃民的军阀、旧军队深恶痛绝，鼓吹废督、裁军。他提出：中国必须走俄国革命的道路，彻底军阀主义；新文化运动应影响于军事，劳工者应该自己管理军事。1921年元旦，他在广州发表《欢迎新军人》，认为新军人与旧军人有两大根本不同的信条：“一是要做社会公有的军人，不做个人私有的军人”，“二是要做生产力的军人，不做单纯消费的军人”，希望广东新军人做好全中国新军人的模范。不久他在主持广东省第五次教育大会时说：“教育运动固不可少，军事行动也不可少”，“若要进步，最好是两方并重”。（参见唐宝林、林茂生：《陈独秀年谱》，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92―94、137、150页）他希望各支军队以新军人的标准进行教育和改造。

陈独秀早期的军事经历和军事思想，对他后来关于黄埔军校的态度以及对黄埔军校的建军产生过一定影响。

推动改组和国共合作，

宏观促进黄埔建校建军

陈独秀与孙中山曾是革命同路人，爆发后他3次被捕，孙中山都大力营救。但陈独秀对同盟会至的状况一直不满，不愿加入其组织。后来因革命形势发展需要，加上共产国际的指导，陈独秀认识到国共两党合作的必要性，于1922年6月15日发表《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认为军阀与国际帝国主义勾结是中国内忧外患的根源，主张邀请等革命民主派及各社会主义团体“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向封建式的军阀继续战争”。

陈独秀接受共产国际关于中共党员加入决定的前提条件是：“孙先生取消打手模及宣誓服从他个人等原有入党办法，并根据民主主义的原则改组。”1922年8月，孙中山在遭受陈炯明叛变的沉重打击后到达上海，经与陈独秀、晤谈后，同意陈独秀所提条件并赞成中共党员加入。9月6日，孙中山指定包括陈独秀在内的9人组成起草委员会，负责起草党纲和总章草案。（参见：《我的回忆》第1册，东方出版社1980年内部版，第243、248页）1923年5月，陈独秀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提出了改组的计划，“在一次讨论中，孙中山采纳了这个计划”。（参见马林1923年5月14日、31日报告，转引自曾庆榴著《国民革命与广州》，广州出版社2011年版第133页）

俄共和共产国际派来的维经斯基、马林、达林、越飞、格克尔、鲍罗廷等人都是由陈独秀介绍和联系后，才与孙中山、张继、廖仲恺等人接触的。如1921年12月，马林就是由陈独秀介绍并安排与张继晤谈后，在陈独秀指派的翻译张太雷陪同下，到广州、桂林等地与孙中山等人会谈的。而马林则是苏俄使华人员中第一个要孙中山改组、创建军官学校、加强军队政治工作，并派代表团到莫斯科访问、与苏俄订交的人。俄全权大使越飞也是在陈独秀、马林的安排下与孙中山、廖仲恺等人建立进一步联系的，他们具体商谈了建立军官学校的有关事宜。

中共三大在陈独秀主持下决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并“努力扩大的组织于全中国”。此后，共产党人、青年团员纷纷以个人名义加入，大力推动改组，在中央和各级党部中发挥积极作用，到1926年初，党员已发展至40万人。为此一大召开前，邓泽如等11人以广东支部名义上书孙中山，说本党改组、党纲等草案“全为陈独秀之共产党所议定”，指控共产党员参加是“施其阴谋”。

由上可见，陈独秀是确定联俄联共政策、进行改组、创办军官学校的有力推动者、促进者，在两党上层和组织源流上体现出黄埔军校由苏联帮助、国共合作创办的特性。如果没有国共合作，很难想像黄埔军校的建立。

不仅如此，陈独秀还以其精辟的分析、独到的见解，建议、指导了及其军校与军队的改造，以及国民革命运动的开展。

针对孙中山对军阀屡有幻想，企图联合若干军阀打倒另一派军阀的策略，陈独秀多次予以善意批评。他著文提出：必须做武装平民的裁兵运动、做统一的国民运动，要使成为一个强有力的革命党；“若是联合三派共讨直系，这种军阀间的新战争，除了损害人民的生命财产和阻碍工商业发展外，别无丝毫民主革命的意义”。（参见《北京与》，载《向导》1924年7月11日第31、32期） 1923年6月25日，中共三大刚闭幕，陈独秀就与、蔡和森、谭平山、等中共中央委员联名写信给孙中山，建议在上海或广州建立强有力的执行委员会；“从人民中建立新的军队”来捍卫民国，“这是居于首位的重要任务”。（参见《陈独秀大传》第315―317页）他说：广州政府现在没有一支可靠的军队，要在一切民众中做广大的政治宣传，组织工人农民士兵的大民众，建立有政治觉悟的革命军队。

尽管这些建议是中肯的，孙中山还是不高兴，几次向马林表示要开除陈独秀，并解散了以陈独秀为委员长的大本营宣传委员会。但陈独秀等人的建议，促使孙中山下定决心改造、建立革命军队，其中许多建议都逐渐为孙中山所采纳。如一大期间，孙中山委任为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筹建苏联红军式军校，以训练、建立可靠的部队，纠正以往仅依靠和军阀结盟而没有自己军队导致的屡屡失败。

1924年陈独秀还著文提出建立“各阶级大群众联合的国民军”，指示共产党员、青年团员“扩大左派的宣传和组织”，对实行打击、争取中派、扩大左派的方针；要“武装平民”，选派左派和共产党员在军队和工农群众中加强政治宣传和政治工作，让大批有觉悟的工农群众加入军队，军官也不从地主阶级中选择；军队要注重革命理论的教育，清除旧军队的习气与影响，使军人爱国爱民不害民，支持工农群众运动；实行以党统军而不能以军统党，实现军队革命化，以防产生新军阀。

陈独秀一系列指示和建议，在宏观上指导了改组、黄埔建校建军和国民革命运动，决定了共产党人对黄埔建校建军的态度与做法。如黄埔军校加强政治工作、建立中共党团组织、宣传与支持工农群众运动等等，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陈独秀的思想。

选派人才、扩大招生，

直接帮助黄埔建校建军

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中共的主要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陈独秀不仅通过促进联俄联共和改组，用言论、思想指导黄埔建校建军；而且还从选派人才、舆论宣传扩大招生等方面直接帮助黄埔建校建军。

1923年8月，组织“孙逸仙博士访问团”，其任务是到苏联就有关开办军事学校、争取军事援助的细节进行商榷，同时考察军事、政治和党务，邀请苏联政治、军事顾问速来广州，帮助改组。国共双方确定访问团的4名成员，有人、王登云，共产党员沈定一、张太雷。沈定一1920年在上海与陈独秀、李汉俊3人，是主张宣传马克思主义、发起共产党组织最有力的人。他与张太雷赴苏考察，陈独秀应该是知道并首肯的。1923年12月，瞿秋白向鲍罗廷表示，一定将访问团在苏联参观访问的情况和访问团成员意见不一致的问题报告陈独秀。

在筹办黄埔军校过程中，中共早期党员张申府、茅延桢、胡公冕、严凤仪等人参与其中，是得到陈独秀介绍或同意的，至少也是事后知道并同意。列席中共三大会议的金佛庄，后来成为黄埔军校一期学生队队长。（参见曾庆榴总撰稿：《黄埔军校》，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1年版第9页）中共的纪律规定，党员受组织派遣、党员的活动必须向组织汇报，陈独秀也多次在报告中指出有多少党员分别从事工人、农民和军事工作，说明他知道党员大体去向。而且作为中共的总书记或执行委员会委员长，陈独秀掌握着党的干部的分配指挥权，他尤其关注对为数不多的留学归国党员和军事干部的工作分配。1921年马林未经中共中央同意派张太雷到日本之事，曾引起陈独秀极大的不满和抗议，就足以证明这一点。只是由于中共秘密工作以及维护国共合作的需要，有时陈独秀不便公开出面谈论或分派干部到军校和军队；更由于他被开除出中共后，成为国共两党和苏联都不欢迎的人，不少经他分派工作的人在“左”倾思潮影响下避而不谈与他的关系。因此，人们很难发现陈独秀有关筹备黄埔军校的具体谈话或活动的文字记录。但是各种史料都明显指出，在黄埔军校创办过程中，陈独秀作为中共领导人自始至终都是参与的。

例如，曾与陈独秀密议“创党”的张申府，1924年初回国到上海与陈独秀面谈后，陈独秀连写3封信，请胡适为他找一份社会工作，对他极为关切，联系也非常密切。2月张申府来到广州，因有陈独秀和的推荐，加上当时广州留学生很少，受到廖仲恺、的邀请与重视，参加了黄埔军校的筹建工作。1924年5月，孙中山任命张申府为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但张申府后来在回忆录中只说有的推荐。在此前后，早期学过军事的中共党员金佛庄、茅延桢、胡公冕、严凤仪、徐坚、郭俊、李之龙、张隐韬等人也被派往黄埔军校。张申府还应黄埔军校党代表廖仲恺和政治部主任戴季陶之请，为军校推荐人才，开出了一张15人的名单，多为在国外学习的共产党员，其中第一个就是。

对中山舰事件，中共广东区委以及、谭延]等本想反击，但苏联和共产国际急切期望内部团结、维护国共合作，以便迅速完成北伐而与苏联连成一片，并且认为比、胡汉民等更有能力有作为，因而多方打压各方对蒋反击的计划和念头。中共中央和陈独秀迫于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压力，对实行妥协。各方妥协的结果是，身份公开的共产党员退出了黄埔军校和的第一军，而随后当上了中央组织部长兼军人部长、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

但即使是在这个时期，由于中共中央发出通告要求各地多派人报考，以免军校被占据。因此，1926年春升入黄埔军校第四期的学生中仍有270多名共产党员，武汉分校开学后，更多的共产党员成为军校的教职员工和学生。从中山舰事件到大革命失败，陈独秀在数十篇文章和报告中谈及黄埔军校和黄埔系军队，深为黄埔军校的分共、蜕变而惋惜。他连篇评论《告别黄埔同学书》，说：“黄埔军初成立时是何等精悍，可是自从三月二十以后，专门引用孙文主义学会分子，清除共产分子，以团结三民主义的信徒。其结果是三民主义的信徒团结起来了，而黄埔军腐化了。”

五四和大革命时期，陈独秀的言论、思想对广大青年包括黄埔军校师生有很大影响，他所作的党内指示、报告对黄埔军校中共产党员师生更有指导作用，如指导黄埔进步师生开展反斗争等。黄埔军校学生黄世见在致陈独秀的信中说：陈是中国新青年的领袖，是提倡革命的一员健将，“是我们的指南针，愿意服从先生的指挥，甘心领受先生的教训，以达到中国革命的成功”。（参见《陈独秀著作选编》第4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16页）

运筹学指派问题篇二

关键词：案例教学；运筹学；教学方法

运筹学是一门应用科学，它运用分析、实验、量化的方法，对经济管理系统中的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进行统筹安排，为决策者提供有依据的最优方案，以实现最有效的管理。由于运筹学在生产管理、工程技术、财政经济以及社会科学中的广泛应用，目前《运筹学》课程不仅成为高校管理类专业的专业基础课，也成为了很多工科专业如：交通运输、建筑工程等专业的选修课。由于运筹学的授课教师通常是出身于数学专业，出于自身专业素质的限制，他们往往擅长传统的讲授式教学方法，偏重数理逻辑方面的推理过程，此时学生往往处于一个被动接受知识的状态。而运筹学这门学科的理论知识主要是建立在线性代数、微积分与概率论等基础之上的，因此，运筹学教学中存在的普遍问题是偏重于数学理论的推导及相关的解题算法等，缺乏对学生实际应用能力的培养，造成的后果就是学生对运筹学产生了畏难心理，学习的积极性不高，也没有达到开设该课程应有的教学效果。因此，在运筹学课程中引入案例教学，已经成为提高教学质量和激发学生兴趣的一种有效手段。

1案例教学介绍

案例教学法产生于1920年的美国哈佛商学院，美国哈佛大学JohnBoehrer教授对案例教学作了如下定义：案例教学是一种以学生为中心对现实问题和某一特定事实进行交互式的探索过程。在某些现实的约束条件下，例如：有限的时间、有限的信息和大量不确定性的条件下，使学生运用智力和情感，锻炼他们面对复杂问题做出关键性决策的能力。在案例分析中，学生必须从案例事件的主角地位来观察问题，这就需要对所研究问题先进行分析然后才能决定怎样去解决问题，对学生们所致力要解决的问题实际上并没有唯一正确的答案。在学生通过讨论来寻求答案从而努力做出决策的过程中，他们需要对实际数据进行分类整理，运用一定的分析工具和分析方法进行分析，并根据他们的实际经验，对所涉及的问题进行综合研究，这样才能得出结论，同时还可能发现新的问题。在案例教学过程中，学生除了可以学到牢固的知识外，还能够锻炼和提高他们分析问题的能力、合作共事的能力和沟通交流的能力。案例教学法可以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培养学生的分析能力和应用能力，通过对案例的分析、讨论，探讨解决问题的各种可能方案，寻找相关的解决方法，可以将被动式学习变为主动式学习。另一方面，由于在案例教学过程中，教师需要引导学生积极思考，组织学生进行讨论，并总结学生的解决方案，这也帮助教师拓展了教学的视野，积累并丰富自己的教学素材，实现了教学相长。

2运筹学案例的特点

因为运筹学这门课程具有很强的理论性和实用性，运筹学教学案例具有如下几个特点。(1)案例的真实性。运筹学案例具有很强的实际背景，是对事实和环境的客观描述，不是人们主观臆想出来的。案例不同于普通的习题，往往条件众多、复杂。正是由于案例的真实性，使得学生能够身临其境，把自己放在一个决策者的位置上，运用所学的运筹学知识分析并解决各类决策问题。(2)案例的典型性。教学案例必须具有代表性，与教学内容密切相关，课堂上使用的每一个案例都应该对应于每章的重要知识点。通过对案例的分析和解决方案的选择，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梳理运筹学的各个知识点。(3)结果的优化性。一个好的教学案例往往没有固定的答案，需要学生自己去发掘思考，自己的解决方案是否存在不完善的地方？在条件改变或出现新的条件时，应该怎样优化自己的方案？这就给他们留下了充足的思维空间，对学生分析能力的增强很有益处。

3案例教学过程中应注意的几点问题

(1)精心准备合适的案例。案例教学对于提高学生的兴趣、增强教学效果具有突出的作用，但是目前运筹学案例的教材较少，这就要求教师自己平时注意收集和编写相关的案例。由于案例的真实性，教师在进行案例材料组织时，不宜将案例条件过于简化，丢失原有的应用背景。此外，案例的规模要适当，涉及2～3个知识点为宜。案例如果设计得太大，会让学生产生无所适从的感觉，难以把握教学重点。此外，教师还需要事先拟定需要学生进一步思考或讨论的问题。在学生得出初步讨论结果之后将思考题提出，让学生带着问题重新审视自己的案例分析过程和解决方案，这样有利于案例教学过程的层层递进，对提高案例教学效果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例如：在指派问题的案例中，可以让学生进一步考虑：如果改变指派的方式，如进行多对一或者一对多的任务指派，应该如何优化方案？(2)发挥教师对学生的引导作用。案例教学通常采用3～4人的小组讨论的形式进行，每个小组都会有不同的结论和解决方案，教师需要及时地审视学生的讨论意见，快速地进行梳理和归类，从而进行必要的引导，注重教学内容在案例中的渗透和深化，不能让学生的讨论远离教学目标和内容。教师的正确引导，对案例教学的成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3)适时适当地总结。在案例讨论结束之后，教师应对学生的综合表现给予适当地点评，把讨论出现的所有结果和解决方法进行梳理，让学生明确案例中涉及的知识点，了解其他小组的解决方案，并和自己的方案进行对比，达到案例教学的效果。教师还可以采取增加平时成绩等手段，鼓励每个学生积极地投入到案例讨论环节中来。(4)将运筹学软件引入到案例教学中。运筹学的案例，往往模型相对复杂，数据繁多，用人工求解往往比较困难且耗费时间。对于管理类和工科类学生而言，案例教学的重点应放在解决问题的方案和模型的建立，而不是算法本身。对于模型的计算求解，可借助计算机软件实现。因此，有必要教会学生使用运筹学的相关软件，如：Lindo、Lingo、WinQSB等等。在案例分析报告中，学生可以将软件运行的结果呈现出来。

4结语

运筹学作为管理类和一些工科类专业的主要课程，兼具理论性和实用性。传统的教学方法侧重于理论推导和演算过程，不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案例教学法的引入，可以使得学生主动地参与到课堂教学活动中来，培养学生运用运筹学的知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该文对运筹学课程教学现状进行了分析，提出了在案例教学中教师应注意的几点问题，为管理类和工科专业的运筹学教学提供一些参考。

参考文献

[1]胡运权。运筹学基础及应用[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

[2]韩伯棠。管理运筹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3]邹清明，陈建华。运筹学软件在经管类运筹学教学中的实践体会[J].大学教育，2013(11):60-62.

[4]张兵。案例教学在运筹学教学中的运用[J].徐州教育学院学报，2008(3):153-154.

运筹学指派问题篇三

一、认识：人力资源统筹使用是人民银行内审工作履职的现实选择

1.素质参差，精力分散，导致履职时“心有余而力不足”。以人行九江中心支行为例，目前内审部门设置是中心支行设有内审科，人员8人，辖内11个县级支行均只设内审岗位并“附属”挂靠在办公室，绝大多数内审员非专职内审。中支内审部门内审人员常年奔波在审计一线，一个项目接一个项目，内审人员与时俱进的培训和学习机会不多，现有内审人员知识更新和素质提升缓慢，专业技能难以跟上业务部门的发展速度。而县级内审岗位人员其综合素质差异更明显，由于县级行多年没有“补员”，各支行优秀人才有限，各部门及重要岗位都要照应到，有的县支行对内审岗位人员的配置其素质客观上难以达到中心支行内审科的要求，何况不少内审员在完成内审岗位工作任务的同时还需要花相当的时间兼顾其他工作，精力分散，而县支行内审岗位人员培训学习的机会更是微乎其微。目前，基于内审任务的完成，上级行经常采取抽调下级行内审人员“以查代训”的方式，这种做法虽然锻炼了队伍，但相对系统性学习规范培训而言，其综合效果有限，比如不少审计人员对查出的问题不会归纳总结，针对各项新的业务系统不断推出或更新换代难以做到检查技能同步跟进，对此如若仅试图通过检查途径来达到全面提升内审工作水平只能达到“临阵磨刀”的浅显效果。

2.级别不够，多重领导，导致履职时“心存顾虑”。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内部审计工作制度》的规定：人民银行内审工作“实行行长负责制，内审部门对行长负责并报告工作”。对基层行内审部门而言既要对本行行长负责，同时内审立项除自定外基本上是上级行内审部门统一安排的，无疑又应对其上级行内审部门负责。然而实际运作中其“双负责”的有效性大打折扣，由于中支内审部门只是全行的职能科室之一，县级央行内审人员挂靠办公室，在业务上虽然大多受上级内审部门的部署，但在管理上可以说受“多重”领导和管理，有直管和协管领导，还有人事和组织部门，同时还说不定哪天会交流到其它部门，因而心存顾虑，既要考虑到领导的“指示”，又要考虑到自已的“后路”，同时还要考虑上级内审部门的考核情形，由于级别不够在“挤压”中对于问题不得不慎重地以单位形象或利益或个人前程为重，不愿意或不敢过多的暴露问题，容易导致现实检查时“蜻蜓点水”，检查后建议整改的应付情形。

3.认识模糊，机制欠缺，导致履职时尴尬消极。基层央行有些干部尤其是中层干部在部门负有直接管理责任，由于各对口部门对差错和问题考核较细，追究较严，因而不习惯内审的再监督，认为自己查自己没有必要，对内审工作地位与作用认识不到位。尤其是在县支行，不少人对内审查出的问题难以接受，对好的评价满面春风，而对检查出的问题却满脸乌云，认为于已不利进而呈消极配合心态甚至有的非要分管领导或主要领导出面协调。同时由于内审岗位及人员长期以来普遍缺乏“刚性”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加上现实中评先、评优、晋级等一些与个人相关的考评考核又比较看重民主测评结果，更加重了内审人员在检查中不愿得罪人的心理负担，以上因素久而久之导致内审检查人员养成了在检查时情绪上的尴尬和工作上得过且过的消极。

综上问题，明显表露内审队伍建设相对有效履职的“滞后”性，解决这一问题急待我们进一步强化对内审队伍建设迫切性的认识，在当前人民银行机构改革没有大的调整现状下，积极探索内审人力资源统筹使用之良策不失为提高央行内审部门履职能力的现实选择。

二、探讨：现阶段人民银行内审人力资源统筹使用模式的设想

正视内审人力资源统筹使用问题，我们对其运用模式进行了有益的可行性思考，对内审人力资源统筹使用的内涵可通俗的理解为：一是指对内审人力资源的充分掌握和合理利用；二是指对内审人力资源的计划培养和统筹发展。目前人民银行的内部审计工作对人力资源的使用较普遍采用的是逐级有选择性地抽调辖内内审人员，共同参与上级行组织的内审项目检查。实质上采取的是内审人力资源的“纵向抽调，横向交叉”，这种人力资源统筹方式在实际运行中虽产生了一定效果，但由于基层内审人员的“属地”管理和考核机制这一根本性问题没有解决，内审人员行动上或心理上的问题依然，其阻滞内审效果的发挥亦必然。为此我们着眼于解决问题，提出以下垂直管理理念，即“内审业务工作及人员管理相对独立，归属上级，项目由上级指定，人员由上级考核”。以此管理理念为指导特提出以下三种模式设想予以商榷：

模式一：实行逐级派驻制。即内审人员由总行派驻分行、分行派驻中心支行、中心支行派驻县支行，形成内审队伍相对独立，业务检查相对集中，逐级负责的内审运作体系。

模式二：打破区域界限，实行跨行政区设置内审派出机构。鉴于目前人民银行跨行政区设立分行的现状，可在各大分行以下对中心支行实行跨区域设置内审派出机构，在几家地市级中心支行中设置一家由分行派驻的内审机构。派出机构人权、财权、事权隶属大分行，其职责是对所辖地市、县两级人民银行实行审计检查监督，审计结论对派出行负责。

以上三种模式任选其一运作，我们认为由于均体现了垂直管理，进而有利于解决“阻滞”，增强履职的有效性。其理由分析如下：其一，垂直管理后，上级内审部门可实施“人才库”管理，针对项目灵活随机地进行人员配置，及时聚集合力，有效避开了以往内审员所在行对其所兼的岗位工作要求和差旅费用考虑及外出检查时的“干预”现象。同时也方便集中培训，有利于解决素质提升以及职能部门业务更新与内审员技能不同步的问题。其二，垂直管理后，直接作为上级内审部门“以上查下”，与现实中根深蒂固的“等级”观念相宜，既避免了同级内审中的“以下查上”的无奈，也避免了当前从下级行抽调内审人员在实施交叉检查过程中存有“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而互留后路的心理。其三，垂直管理后，针对岗位性质有效实施责、权、利相统一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压力与动力相结合，有利于调动内审人员履职积极性，保证队伍的稳定性。同时内审人员个人业绩与考评考核由上级内审部门统一实施，解除了下级行内审人员怕工作不合本行领导之意而有所担心或不合本行同事之意影响民主测评分值的顾虑，使其放手大胆履职。

三、建议：构建内审人力资源统筹使用长效发展的良好环境

1.领导重视、观念更新。领导对内审工作的态度，决定内审工作的效果，内审工作的效果影响职能部门风险防范的意识。内审工作及人员使用需要领导高度重视，同时领导及其它职能部门的工作人员还应具备自觉接受内审监督的观念，消除一些“要监督我”的误解和偏见，进而形成“我要监督”的良好内审监督环境。

2.强化培训、素质达标。由于内审职业的特殊性，内审人员的培训工作对于提高内审工作的质量和水平至关重要。新形势下，央行职能部门业务更新较快，信息化普遍提高，对内审部门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内审人员的专业性、系统性知识要求越来越高，内审人员的培训将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工作。

3.科学考核，机制健全。针对现状管理建立与之相适应的工作机制十分必要。如在支行内部建立风险控制评价机制。通过考核指标，对各业务部门驾御职能范围内风险的能力作出综合的科学评价；建立由上至下的内审审计质量管理机制。通过考核指标的制定和测评，由上级审计部门对下级审计部门的审计质量进行监督、考核和评价；建立内审人员奖惩约束机制。对严格执行内部控制制度的，要给予精神鼓励或物质奖励，对于违规违章的坚决给予行政处分和经济处罚，并与职务升迁挂钩。

运筹学指派问题篇四

十月中央工作会议于1966年10月9日至28日在北京召开，根据的讲话，此次会议是为了总结无产阶级的经验，也是为了解决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资反路线问题。实际上，此次会议上对刘、邓的批判是对一直以来控制发展的努力的否定。这种批判产生的后果是使前一阶段由上而下的一些政府控制行为以及由下而上的民间的不满与抵制获得了新的罪名──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因此在1966年11月23日始召开的县委常委会上，在传达了中央此次工作会议的精神之后，县委常委会陷入了一种尴尬的局面──他们开始了自己否定自己，同时他们还要发动下面的群众来否定自己，他们成了自己的掘墓人的杰出同盟者。

陈伯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区分两条路线的标志，「是对群众的态度，「压制群众，打击革命积极分子的路线，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根据上述标准，县委对自己前段在中的表现作了检讨，认为根本的错误是基于对群众不信任的心态的控制行为，所有有部署、有领导的开展的行为均被视为老框框，是对群众运动的包办替代，加以批判。其后各常委会委员就自身在中的表现作了自我批评。综合来看，之前的资反路线主要集中在三个问题上：一、派驻工作组进入各完中试图恢复对学校的领导，在撤消工作组后又设立联络员继续对学校的干预。二、在中央提出大串联后，仍然加以劝阻，召开家长会动员学生开学。三、在姜山、丘隘发动了群众斗学生、学生斗学生，围攻革命派。在统一各委员的认识的基础上，对下一步形势的发展作了预测，要求做好「准备大乱，把人揪去，占领机关的准备。各委员必须写好材料亲自向群众尤其是红卫兵做检讨。县委对农村形势的发展做了正确的估计，「只要农民不动，工厂不动，干部不动，学生是动不起来的，基于此县委常委组成分管生产与学校的两套班子，努力稳住鄞县农村的形势1。

其后，鄞县县委领导下召开了一次县委扩大会议以及脱产的党员会，将中央的文件向下做了传达。这些举措进一步助长了社会上无政府主义思潮的泛滥，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鄞县兴起，进而在《农村十条》的推动下走向高潮。

12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无产阶级的指示（草案）》（简称《农村十条》）。这个《指示》改变了原定的在四清运动中结合进行「的部署，要求「把四清运动纳入中去。16日地委召开会议将这一决定向各县市做了传达，对于在农村批资反路线中面临冲击的各县市党委要求，以「高姿态、新姿态去迎接革命，「受批判、受审查，自己解放自己，既是革命的动力又是革命的物件。具体要做好下述工作：第一、正确总结自己前段工作做好检讨，一是一，二是二。第二、开好骨干会议，传达中央精神，做好思想准备。第三、做好群众尤其是贫下中农的工作，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第四，机关内部做好全面动员，既要搞好自我革命又要支援下面的革命。在此次会议上，地委的态度是矛盾的，其指导方针也是模糊而难以把握的。地委书记阎世印的一段总结充分体现了这一点。「一、动力与物件的关系。既是动力又是物件，是对立的统一；二、不怕乱，又要争取不乱和小乱。准备大乱，但又要它不乱；三、我们这些人既是领导，但又不能领导；四、既要坚持革命，又要坚持原则；五、上下关系问题。既要自己解放自己，又要上下联系不断线，争取领导，加强领导。2然而理论上的辩证统一并不代表其具备了现实的操作性，威权必须是绝对而不容置疑的，要一个权力机构在遭受批判的同时维持其权威性是荒谬的，其结果只能是权力机构在群众运动的洪流中崩塌。

当县委于19日进行传达后，县委常委成员何隆炳当即对地委指导上的模棱两可提出了置疑：「但有些问题听了想不通。究竟怎么革，比较糊涂。怎么依靠左派？高姿态、新姿态标准是甚么？，「每一个组织都是有左中右的，甚么是左派？是不是对自己批判最激烈的算左派？要么是批判最利害的？，「加强领导，怎么样领导？，「农村究竟怎么搞？。赵长余也提出：「还有许多东西到现在不理解，原则上好通，碰到具体问题难通……群众总是群众，学生总是学生，内部总还是内部，总还没有取消，现在没有一个界线了，甚么都是反动路线，另外全民铺开后，究竟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3其他成员也不同程度地提出了疑问。关键在于没有人能给予他们一个满意的回答，而权力单向度行使的制度安排决定了所有的疑问只能成为心中的问号，上级的指示必须贯彻执行。

在县级以下的基层，召开骨干会议、贫下中农会议，学习中央的一系列文件，解决各区社干部的思想问题，以高姿态、新姿态迎接革命。从上到下建立两套班子，分管生产与。通过大民主的方式发动群众。

县委文化革命小组于1966年12月12日撤销。伴随着12月底1月初各地的工作组的撤回，是县委延伸到各地的控制触角的收缩，因为这些控制权力存在的合法性已经不存在了。此后「鄞县各工厂、企业的工人革命造反战斗组织的诞生，就像雨后春笋一样，建立起来4具体的组织由于不见档案记载，无法一一例举。在鄞县农机厂和鄞县航运公司两个工人革命造反派组织发起下，在「几十个厂矿企业工人代表积极筹备的基础上，组成两个最早的全县性的工人革命组织。此后各条战线，各个领域的造反派组织纷纷成立。在一月革命风暴中（一月中旬），在鄞县工人革命造反总部5和鄞县工人文化革命委员会联合总部的基础上整编为鄞县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鄞工总司），为全面夺权的实现提供了组织基础，夺权的主体形成。

为了稳定一步步走向失控的形势，县委于12月28日成立公安党组，成员包括：黄元兴、王陆厚、胡松根、应文祥、萧林宝。政法系统亦另立党组，包括：郭世卿、孙学礼、何成汉、黄泉水、张业俭6。希望通过将公安系统独立于行政系统以维持其稳定社会局势的权威性与合法性，而1967年1月13日由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在无产阶级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即「公安六条）要求公安机关「保障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串连的正常进行；「保护革命群众和革命群众组织，保护左派。这就要求公安系统保障群众夺权行动的开展，从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夺权的阻力。1967年2月18日公安党组撤销，并入政法党组7。不久，公安系统本身亦卷入了派系斗争中，丧失了本身的公正性与中立性。

上海的「一月革命由于得到了的肯定成为全国各地的夺权的榜样。《人民日报》1月23日的社论肯定了「无产阶级，从一开始就是一场夺权斗争，所以「真正的革命左派，看的是夺权，想的是夺权，干的是夺权！号召「自下而上地夺权，「展开全国全面的夺权斗争。所有的控制政策甚而设想都成了批判的物件，工作在第一线的干部因为前期的有所作为获罪，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中纷纷被打倒。如果说1966年9月批斗张阿四只是革命组织冲击党委的零星个案，那么从1967年1月中旬始，革命派对鄞县各地各级党委的冲击成为普遍现象，最底层的大队支书由于其权力基础最为薄弱首当其冲，其领导人作为「走资产阶级道路的当权派被打倒。从1月12日始的一个星期里，见之于档案记载的就有6个大队支书被打倒，而其罪行多被上纲上线无限扩大：一、、贪污受贿。其实从他们所收受贿赂来看多为具体物资，从三只蹄胖到三条香烟不等，数额并不大。二、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条罪名在现在看来主要是走自由主义经济道路，虽有利于经济的发展与群众的致富，但在计划经济的时代不具备合法性。三、压制无产阶级。这条罪名的内涵是指对发动不力，不积极，个人在受到群众批判时，态度消极抵制。这在今天成为一项荣耀，成为基层党组织对抵制的一个证明8。

姓名职务时间罪名

何同康姜山区和平公社大队支书 1967.1.12 家庭出身；生活作风腐化堕落；反人民扩大反动力量；盗窃国家财产滥用公款；阶级不分包庇富农；反对党的政策和法令；激烈破坏无产阶级。

邵耀定丘隘区丘隘公社党委书记 1966.11 应友春丘隘区下应公社林家大队支书1967.1.17利用职权敲诈勒索；贪污受贿投机买卖；生活腐败工作消极。

陈通财丘隘区下应公社合心大队支书 1967.1.17 ；违法乱纪打人罚款；压制。

王沛章丘隘区新乐公社龙山大队支书 1967.1.20 官僚作风；腐化堕落；贪污受贿；走资本主义道路；压制无产阶级。

吴小芳望春区白岳公社红莲池大队支书 1967.1

陈正法望春区集士港公社万奋大队支书 1967.1.19 利用职权贪污盗窃；敌我不分丧失无产阶级立场；封建迷信复辟；走资本主义道路；压制无产阶级。

鉴于在整个秋季出现的全国范围内的对峙局面和在1966年底前后开始出现的权力，军队作为当时全国唯一保持组织系统并具有强大战斗力的重要力量被更直接地投入到这场冲突中。1967年1月23日，根据的一个批示，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小组发出《关于人民坚决支援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这个文件改变了「开始阶段要求人民不要介入地方运动的规定。要求部队「积极支援广大革命左派群众的夺权斗争，从而「决定性地消灭一切敢于反抗的「反革命和反革命组织。1967年3月15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浙江省军事管制委员会，为浙江省临时最高权力机关，地方各级军管会回应由军分区、人民武装部负责人组织。1967年3月15日，鄞县人民武装部生产办公室成立，代替被「冲垮的县人委行使职权12。鄞县人民武装部的「三支两军由此步入历史的视野。但是省军区内部的对立和矛盾也向下延伸，并从各自从对立的群众组织中找到了新的力量根源。当时中国人民在鄞县的支左是统辖在浙江省整体支左任务之下的，因此，在鄞的支左必然服从于整个浙江省支左方向的变化。

面对鄞县已经失去控制的混乱局面，支左部队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在众多的群众组织中如何区分出哪是左派？哪是？当时群众组织争相论证自己是革命派，对方是「保守派和「保皇派。这使部队很为难，因为这就要事先识别出谁是「左派、谁是「保守派，以便决定支谁和压谁。而无论决定支援这一派或那一派，其结果都只能是错误的。因此一开始人武部虽表示支援左派，但是具体支援谁并不明朗。1967年2月的「反帝桥事件迫使支左部队表明了自己的立场，陷入支一派打一派的无奈境地，成为后来遭受批判的阿喀琉斯之踵。

1967年2月10日，以孙桂连为首的海军体工队违反中央军委八条的规定到海军412医院串连，并冲击党委，把医院院长、政委抓到八一摩托艇队进行非法斗争，在与412医院工休人员的冲突中，冲击病房殴打了伤病员。为逃避罪责，海军体工队和八一摩托艇队于13日晚出逃至反帝桥和人民电影院之间的「工总司门前，获得了工总司的支援。工总司与海军体工队和八一摩托艇队联合开始了与4300部队及412医院之间长达3天的对峙，期间扣封军车、围攻战士及412医院干部。16日孙桂连等被逮捕，工总司拦阻4300部队执行任务，并在此后多日猬集于部队机关门口妄图进行冲击。时称「反帝桥事件13。这次冲突始于军队内部矛盾终于军群矛盾，而其实质是最后加剧了群众之间的对立。海军体工队、八一摩托艇队与412医院和4300部队最初的对立是军队内部结构性分歧的体现。当时中国「主力部队──包括海、空军和地面精锐部队──装备精良，并且直属中央指挥。相反，地方部队由装备轻型武器的陆军部队组成，归军区（实际上每个军区都与省相对应）和大军区（由几个相邻的省组成）指挥，负责广泛的地方性事务。在中，主力部队更忠实地执行来自的中央指示，这不仅是因为他们直接受命于亲信充斥的总参谋部和军事委员会，而且也因为他们是在60年代初就开始着手的军队现代化的主要受益者。相反，地方部队，其首长往往与地方党的领导人关系密切，它常常以保守的方式，充当省、市党的机构的保护人。14海军体工队及八一摩托艇队是主力部队在此次冲突中的代表，而412医院及4300部队则代表了地方部队。

但是在工总司卷入军队内部冲突之后，对立的双方逐渐演化为军队和造反派。鉴于当时中央小组与为首的军事委员会的亲密关系，工总司对海军体工队的支援不难理解。工总司显然对地方支左部队对当地领导机构的保护不满已久，正好借此机会进行发挥，试图冲击人民，实现对形势的绝对主导。对于人民而言，一直以来，面对斗争的两派，根本无法一碗水端平，当时的形势使其只能以保守的方式对当地党委进行保护，工总司的此次借机发难其实也给了军队对其实行压制的一次绝好机会。2月17日夜，浙江宁波无产阶级革命造反联合总指挥部砸烂了「工总司总部。中国人民驻宁波部队在次日的公告中，对此次行动明确表示「砸得对！砸得好！我们坚决支援，坚决站在浙江宁波无产阶级革命造反联合总指挥部这一边！15自此宁波的人民明确表明了自己支左的物件就是支援以无联总为代表的那一派。

「反帝桥事件对宁波地区斗争形势的冲击是巨大的。各造反派在「反帝桥事件中的表现成为「革「保划分的界线。鄞县的造反派组织迅速表明自己的态度，农机厂的造反派发表《严正声明》，撇清与宁工总司的关系，颇令人玩味的是在此份声明中，挂靠于宁工总司的鄞工总司赫然在列16。鄞工总司甚而积极投入鄞县无产阶级革命联合总指挥部的筹备之中。1967年2月25日，浙江省鄞县无产阶级革命联合总指挥部筹备委员会成立，鄞工总司位列筹委会之首17。作为军队扶植下建立的群众组织，无联总是倾向于受到冲击的党委系统的，这从无联总筹委会的名单中可以得到印证，该筹委会包括鄞县区社机关革命造反兵团、鄞县商业系统革命造反总部、鄞县小教革命造反总部、鄞县贫下中农革命造反总部、鄞县县级机关革命造反总部、鄞县基层卫生系统革命造反联合总部18，基本上是建立在当时行政系统基础上的组织。由于得到支左部队的支援，无联总以革命左派的正宗自居，工总司系统的造反派迅速遭到了压制。在无联总筹委会成立的两天之后，鄞县机电排灌工人造反总部、鄞县机电总部兵团由于在「反帝桥事件中散发传单，将斗争矛头指向支左部队被查封19。鄞工总司在反帝桥事件后表现并没有使其幸免于难，其后连同鄞县电影站鲁迅革命造反队等组织一同被查封。机电排灌工人总部、机电兵团、浙宁三司红旗兵团、丽水农管会、鄞江合商兵团、配件厂不怕死战斗队、东山核爆炸战斗队等7个造反派组织20的查封使鄞县混乱的局面得到了控制，造反派的行动受到压制，派系斗争进入低谷。在取缔造反派组织之后，宁波市经龙潜批准成立了以军队干部为主的「三结合的宁波地区革命委员会，实施对宁波地区形势的有效控制。直至横溪中学「反逆流指挥部贴出〈有必要问几个为甚么？〉的大字报，矛头直指无联总及其背后的宁革会及支左部队，将鄞县乃至宁波引向更为混乱的全面内战。

注释

1 县委（1966）1宗18目2卷

2 .县委（1966）1宗18目2卷

3 .县委（1966）1宗18目2卷

4 〈捍卫思想浙江省鄞县工人造反总部成立宣言〉《清查「五·一六》1目9卷

5 查《清查「五·一六》1目9卷，「浙江省鄞县工人造反总部于1966年12月宣告成立，并于1967年1月1日发出〈告全县工人书〉，发出了「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号召。

6 县委（1966）1宗18目25卷

7 县委（1967）1宗19目1卷

8 .县委（1967）1宗19目1卷

9 〈鄞县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一号通令〉，《清查「五·一六》，1目22卷

10 〈浙江省鄞县无产阶级革命联合总指挥部筹备委员会成立公告〉，《清查「五·一六》1目22卷

11 〈各级革命委员会的建立和结束〉，《曲折与辉煌──鄞县党史专题选（一）》，中共鄞县县委党史研究室编，宁波出版社，1999年5月。

12 人武部办公室（1967）1目2卷。关于支左办公室具体成立于何时不见档案记载，但是根据当时的形势猜测亦应与生产办公室同时成立。

13 〈关于「反帝桥事件的事实真相〉，《清查「五·一六》1目19卷

14 《康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15 〈中国人民驻宁波部队公告〉，《清查「五·一六》，1目19卷

16 〈严正声明〉，《清查「五·一六》1目22卷

17 〈浙江省鄞县无产阶级革命联合总指挥部筹备委员会成立公告〉，《清查「五·一六》，1目22卷

18 〈浙江省鄞县无产阶级革命联合总指挥部筹备委员会成立公告〉，《清查「五·一六》，1目22卷

运筹学指派问题篇五

关键词：MM理论资本结构主流理论资本结构决定因素理论

所谓资本结构，从狭义上讲，是指企业长期负债和股本之间的构成比例关系；从广义上讲，是指企业多种不同形式的负债与权益资本之间多种多样的组合结构。现代资本结构理论的创立以“MM”定理的提出为标志，其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方向，一是资本结构理论学派，二是资本结构决定因素学派。

资本结构主流理论概述

现代资本结构理论是以美国经济学家莫迪格利安尼和米勒的“MM”理论为核心的一系列理论，包括权衡理论、成本理论、财务契约理论、信号显示模型、啄食顺序理论等理论。

1958年莫迪格利安尼和米勒（Modiglian and Mille，1958）提出了“MM”理论，认为在完善的市场中企业价值与资本结构无关；Hamada（1969）和Stigliz （1969）分别运用著名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和一般均衡理论对MM定理做出了严格的再证明。Modiglian和Miller（1963）发现，企业的市场价值与期望税后报酬成比例的假设并不成立，于是他们提出加入了公司所得税的修正“MM”理论。

修正后的MM理论对税的考虑过于简化，这方面的深入研究导致了税差学派的形成。Farrar和Selwyn（1967）根据美国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和资本利得税三个因素组合的四种情形，分析了税收制度的影响。Stapleton（1972）认为，正是由于税收差异，才最有可能使得资本成本成为财务政策的函数。Miller（1977）系统地阐述了纳入个人所得税的资本结构模型，DeAngelo和Masulis（1980）重新对Miller模型给出了证明。

破产成本学派主要从利用财务杠杆所导致的破产成本出发研究资本结构问题，该学派按研究内容的着重点划分为“学院派”和“经验派”。Baxter（1976）指出，财务杠杆的提高会加大破产的可能性，而破产成本的存在又会减少企业的总价值。而“经验派”的Warner（1977）通过经验研究指出，铁路企业破产过程中有1%左右的直接破产成本发生；破产的预期成本对确定资本结构具有重要意义。Altman（1984）致力于破产成本的估计与衡量，分析了非直接破产成本的计量。

权衡理论综合了税差学派和破产成本学派的观点，认为企业最优资本结构就是在债务的纳税优势和破产成本现值之间的权衡。Robichek和Myers（1966）清楚地表述了权衡理论的思想；Scott（1976）更简洁地证明了在两个充分必要条件下，企业存在“一个惟一最优的资本结构”。

Jensen和Meckling（1976）将资本结构问题转换为所有权结构问题，引入了包括监督成本、约束成本和剩余损失在内的成本概念，指出企业最优资本结构应该是在给定的内部资本水平下，能够使成本最小的债务权益比率，从而发展了成本理论。

财务契约理论的主要代表Smith和Warner（1977）认为，通过财务契约来控制债权人与股东之间的冲突，能够提高企业的总价值。Townsend（1978）运用“成本状态验证法”(CSV)推出了一个综合的契约理论，Diamond （1984）认为债务是企业家与放款人之间的最优契约，Gale和Hellwing（1985）论证了一个最优的激励相容的债务契约就是标准的债务契约。

信号显示(signaling)模型探讨在不对称信息下企业如何通过适当的方法向市场传递有关企业价值的信号，以此来影响投资者的决策。Ross（1977）提出了“激励—信号显示”模型。Leland和Pyle（1977）指出：在存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企业家进行投资的意愿本身就可以作为表示一个投资项目质量的信号。

啄食顺序(pecking order)是指企业在利用不同筹资渠道时的倾向性优先顺序。Myers(1984)引入了不对称信息的分析框架，从理论上解释了企业“偏好内部筹资，如果需要外部筹资则偏好债务筹资”的问题。Myers＆Majluf（1984）运用一个模型说明关于企业价值的不对称信息比关于风险的不对称信息更重要地决定了企业的资本结构。

资本结构决定因素理论

现代资本结构在“MM”理论的基础上不断放松假设条件，发展出了多种理论使人们对资本结构的理解更加深入，但这与实际应用还有一定的距离。1970年初，一些学者如Titman和Wessels等提出了以实证分析的方法寻求影响企业资本结构的各种因素，被称作资本结构决定因素学派。该学派的理论基础也是“MM”理论，不过该学派认为主流理论对资本结构影响因素的论证并不完整。

资本结构决定因素学派侧重于实证检验，通过收集大量数据，运用一定的数学方法分析企业资本结构的决定因素。Titman＆Wessels（1988）研究表明，影响企业资本结构的内在因素主要有：资产的担保价值、非债务性税收屏蔽、收入的易变性、盈利能力等等。

资产的担保价值（Collateral Value of Assets）。很多资本结构理论都认为，一个企业所拥有的资产类型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它的资本结构选择。因为企业的经理和股东的信息是不对称的，所以发行证券时会有很多相关成本。有两个指标可用以衡量资产的担保价值：无形资产与总资产之比（INT/TA）、存货和总仪器设备之和与总资产之比（IGA/TA），前者与资产的担保价值成反比，而后者与资产的担保价值成反比。

非债务性税收屏蔽（Non-Debt Tax Shields）。DeAngelo and Masulis（1961）建立了一个包括公司税、个人税和非债务相关性公司税收屏蔽（non-debt-related corporate tax shields）对资本结构影响的最优资本结构模型。他们认为，折旧的税收减免和投资性税收信贷是对债务融资所带来的税收好处的替代，所以有着大量与其期望现金流相关的非债务性税收屏蔽企业，其资本结构中债务所占的比例较少。

成长性（Growth）。从事债务融资的成长性企业的委托成本往往较高，它们在选择未来投资时表现出较大的灵活性，因而预期未来增长与长期债务水平呈负相关关系。用于衡量成长性的指标有：资本支出与总资本之比（CE/TA）、总资产增长的百分比（GTA）、研发费用与销售额之比（RD/S）。

单一性（Uniqueness）。Titman（1982）认为，一个企业的清算决定会恰巧与其破产地位相联系，所以对其顾客、供应商和职工的潜在清算成本与企业的资本结构相联系。生产单一或专业化产品的顾客、职工和供应商在清算时将会支付相对较高的成本，因而单一性与债务比率呈负相关。用于衡量成长性的指标有：研发费用与销售额之比（RD/S）、销售费用与销售额之比（SE/S）以及辞职率（QR）即在样本年自动离开其工作岗位的职工占总职工的比例，其中RD/S和 SE/S与单一性成正比，QR与其成反比。

行业类别（Industry Classification）。Titman（1982）表明需要专业性服务和备用零件的生产企业的清算成本非常高，也就是说从事机器设备生产的企业在融资时应尽量少的使用债务性融资。

规模（Size）。一般来说，小公司在通过发行新股或发行长期债券融资时所花费的成本比大公司要多得多，这表明小公司比大公司更易于负债经营，而且在融资时会尽量考虑通过银行获得短期贷款而不是发行长期债券，因为前者比后者所花费的固定成本要低。常见的考察规模指标有：销售额的自然对数（LnS）和辞职率（QR），前者的变化多与小企业相关，后者反映了大企业的一些现象，因为大企业能为其职工提供较多的就业机会，所以其辞职率较低。

收入的易变性（Volatility of Earnings）。很多作者建议，一个企业的最优债务水平是收入易变性的递减函数。考察收入易变性的指标只有一个：营业收入百分比变化的标准差（SIGOI）。

张兵停职 运筹学指派问题优秀5篇

运筹学指派问题 篇一

运筹学指派问题 篇二

运筹学指派问题 篇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