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汉书 后汉书范文精选8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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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汉书 篇一
涉猎：广泛阅读。
《后汉书》是一部由我国南朝宋时期的历史学家范晔编撰的记载东汉历史的纪传体史书。与《史记》《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书中分十纪、八十列传和八志，取自司马彪《续汉书》，全书主要记述了上起东汉的汉光武帝建武元年，下至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共195年的史事。
范晔，字蔚宗，顺阳人，南朝宋史学家、文学家。范晔出身士族家庭，元熙二年，刘裕代晋称帝，范晔应招出仕，任彭城王刘义康门下冠军将军、秘书丞；元嘉九年，因得罪刘义康，被贬为宣城太守，于任内著写《后汉书》。元嘉十七年，范晔投靠始兴王刘浚，历任后军长史、南下邳太守、左卫将军、太子詹事。元嘉二十二年，因参与刘义康谋反，事发被诛，时年四十八岁。
（来源：文章屋网 ）
后汉书 篇二
关键词：钱大昕 《后汉书》 校勘
中图分类号：K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15）01-53-59
清代考据学者提倡汉学，想通过校勘考证使古籍恢复本来的面目，以还原被理学“玷污”的经典。清代整理考据《后汉书》的学者众多，而作为乾嘉考据学派代表人物的钱大昕对《后汉书》做了卓有成就的研究。钱大昕关于《后汉书》的整理研究主要体现在《廿二史考异》和《三史拾遗》两部著作中，此外《十驾斋养新录》、《养新余录》、《潜研堂文集》、《竹汀先生日记钞》、《恒言录》、《地名考异》等涉及《后汉书》的研究，虽然篇幅短小，但价值极高。
一、钱大昕对《后汉书》的校勘与辨伪
（一）校勘文字，训释名物
清代考据训诂之学者主张由文字、音韵以明经达道。顾炎武提倡“读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1]吴派惠栋则言：“经之义存乎训，识字审音，乃知其义。”[2]与顾、惠“尊经卑史”不同，钱大昕提倡经史并重，从而扩大了考据学的范畴。钱大昕主张：“有文字而后有诂训，有诂训而后有义理”（《潜研堂文集》卷二十四）。在《后汉书》的研究过程中，钱大昕就重视对原文及注中文字的脱、讹，今古音之别，俗语、成语以及歇后语等做了考订及训释。
1. 讹字、脱字、衍文类
钱大昕考证出《后汉书》流传过程中的讹字。《续汉书・礼仪志上》：“以桃印长六寸，方三寸，五色书文如法，以施门户。”钱大昕考证，桃印在《宋书・礼志》作“桃卯”。刘昭注称：“桃印本汉制，所以辅卯金”，所以钱大昕推断：“则‘印’当为‘卯’之讹。”《后汉书・周燮传》：“常肆勤以自给”。章注：“肆，陈也。”钱大昕考证：“肆”当为“肄”之讹。这些是形近而误。还有音近而讹的，如《后汉书・章帝纪》：“六年五月辛酉，赵王盱薨。”按：《赵王良传》：“子节王栩嗣，立四十年薨。”在《本纪》中元元年和永平六年都写成“赵王盱”，惟永平五年书“赵王栩”，钱大昕断定必有一误。“‘栩’与‘盱’，音相近误也”。
钱大昕列出《后汉书》中许多衍文。如《续汉书・五行志四》：“匈奴单于于除难K叛”。钱大昕考证：“‘难’字衍。”再如《后汉书・东海王传强传》：“使大司空持节护丧事”。钱大昕考证，此处司空为冯鲂。“大”字衍。
脱字是指古籍流传过程中有字脱落的现象。如：《河间王开传》：“永宁元年，邓太后封开子翼为平原王，奉怀王胜祀；子德为安平王，奉乐成王党祀。”钱大昕考证：“《安帝纪》：是年与平原王同封者，乃济北王寿之子乐成王苌也。其明年为建光元年，邓太后崩，乐成王苌亦以罪废。又明年为延光元年，始改乐成国为安平，封河间王开子得为王，得与德本一人也，此传盖有脱文”（《廿二史考异》卷十二《河间王开传》）。钱大昕认为“得”与“德”是同一个人，构成这种原因是脱文所造成的。
2.辨古音、音误类
由于历史的变迁和地域的差别，古今读音发生了巨大变化，如古汉语中有平、上、去、入四声声调，而渐渐的入声字转入了平、上、去三声，而后再无入声字。懂得音韵之学，对于阅读和研究古文献带来方便，清代出了一大批古音韵家，如顾炎武、戴震、钱大昕、王念孙、段玉裁等。钱大昕总结前人经验，把古音韵学用在研究《后汉书》之中，成就颇大。
《后汉书・列女传》：“曹世叔妻。令皇后诸贵人师事焉，号曰大家”。钱大昕考证：“此‘家’字相传读如‘姑’”。钱大昕认为古书“家室”之“家”，亦读为“姑”。他引《诗》“宜尔室家，乐尔妻孥”，以“家”协“孥”；又引证“《左氏传》：‘侄其从姑，六年其逋，逃归其国，而弃其家’，以‘家’协‘姑’、‘逋’，今人皆转为古牙切，独此‘大家’字尚存古意”（《廿二史考异》卷十二《河间王开传》）。经过考证，钱大昕指出了古代“家”读“姑”音。
3.训释名物
清代考据学盛行，他们热衷于经史文献中的名物训释，“考据学者运用这种方式（复古运动）强调学术的客观性，进一步唤起了对儒学的怀疑，这种怀疑意识最初只无声的隐伏于他们对古代名物的细密研究之中。”[3]钱大昕就是其中代表之一，并有很高造诣。
《后汉书・明帝纪》：“永平三年，去其螟蜮”。章注曰：“蜮，一名短狐。”钱大昕考证“蜮”当为“c”，即“”字。在《尔雅》中“螟”作“c”，可见“蜮”当作一种昆虫，章怀注以为“蜮”为短狐，钱大昕指出章怀注的错误。
又如：在《续汉志・郡国志一》中有：“垣有王屋山，兖水出”。钱大昕考证：“‘兖’即‘W’字，古人从‘水’字，或横写如‘益’、‘频’之类，‘W’作‘兖’亦是以立水为衡水，隶省为六尔。兖州本以W水得名，非两字也”（《廿二史考异》卷十四《续汉志・郡国志一》）。钱大昕使人明白了异体字的变化及隶书体字的转变，最后得出“兖州”本以“W水（又名济水）而得名”。
4.俗语、成语、歇后语类
钱大昕在纠正字、音、训释名物之外，还对东汉时期的俗语、歇后语，以及第一次出现在《后汉书》中的成语做了总结和归纳，使我们对东汉时期民俗、语言有了一个更深的理解。
《恒言录》卷五“俗议类”词条“荤”下原注：“《说文》：‘臭菜也。’”即指出“荤”本义指有气味的蔬菜，并进而列举古书中的用例，“荤”指有辛辣气味的姜、葱、蒜之类，又特加注曰：“《续汉书・礼仪志》：‘仲夏之月，以朱索连荤菜’。今俗以五月系独头蒜佩之，即此意。”由此可知，古文谓荤菜为姜蒜之类，仍见于今日民俗，而今语荤菜为肉食，则与古时不同。
成语“开心见诚”最早出自《后汉书・马援传》：“开心见诚，无所隐伏。”“开门受徒”出自《后汉书・儒林传论》：“开门受徒，编牒不下万人。”
二、东汉史考证
钱大昕特别注重典制的研究，尤其是官制、舆地和氏族。他说：“予好读乙部书，涉猎卅年，窃谓史家所当讨论者有三端：曰舆地，曰官制，曰氏族”（《潜研堂文集》卷二十四）。又说：“史家先通官制，次精舆地，次辨氏族，否则涉笔便误”（《潜研堂文集》卷二十四）。钱大昕对《后汉书》中的典制多有研究。
（一）官制
钱大昕对《后汉书》中官制的研究主要有两种方式：其一是对《后汉书》注中官制记载和撰写错误的纠正。
如《后汉书・献帝纪》有建安“二十二年，丞相军师华歆为御史大夫”，他考证这条史料说：“按：《魏志・华歆传》云：‘魏国初建，为御史大夫’，是歆为魏国之御史大夫，非汉廷之御史大夫也”（《廿二史考异・北史・外戚传》）。又引刘昭注《百官志》：“建安十三年，罢司空，置御史大夫，御史大夫郗虑免，不得补。”钱大昕考证道：“建安十九年，废皇后伏氏，虑尚在职。至廿一年，封魏王操，则宗正刘艾行御史大夫事；廿五年禅位，则太常张音行御史大夫事；然则郗虑以后，汉廷无真授御史大夫，其说信矣。《魏志・太祖纪》书华歆为御史大夫，而不书郗虑为汉臣，歆为魏臣故也”（《廿二史考异》卷十《后汉书・献帝纪》）。因此订正说“歆之除授，不当书于《汉纪》，且使歆而得书，则钟繇为相国，何以转不书乎？蔚宗未达官制，因此有误”（《廿二史考异》卷十《后汉书・献帝纪》）。他举两个证据来说明华歆是魏国的御史大夫，不应载于东汉《献帝纪》中。
其二是对某一官制渊源流变的论述。
钱大昕指出，东汉时期三公称谓已更改，《后汉书・耿国传》中有：“建武二十七年，代冯勤为大司马”。钱大昕考证：“《武帝纪》是年五月，‘改大司马为太尉，骠骑大将军、行大司马刘隆即日罢。以太仆赵熹为太尉，大司农冯勤为司徒。’则是建武二十七年以后，不复置大司马，而冯勤亦未尝任大司马，安得以耿国代之乎？此‘大司马’当是‘大司农’之讹”。钱大昕的梳理使我们了解到东汉时三公名称的变化情况。
（二）舆地
清代学者特别注重历史地理的研究，并取得很大成就。钱大昕对舆地之学同样重视，“读史而不谙舆地，譬犹瞽之无相也”（《潜研堂文集》卷二十四《东晋南北朝舆地表序》）。钱大昕主要是考证《后汉书》中关于州郡废置、疆界分合、隶属变迁等问题。
《潜研堂文集・问答九》中有人问：“光武建武六年诏，并省四百余县。郡国志云：‘凡前志有县名，今所不载者，皆世祖所并省。’与《纪》文正相应”（《潜研堂文集》卷十二，《问答九》）。钱大昕曰：“以愚考之，亦未尽然。泰山之华，《续志》所无也，而光武《十王传》称，永平二年，以华县益琅e，是明帝之世尚有华矣。庐江之枞阳，亦《续志》所无也，而谢承《后汉书》刘PB除枞阳长，见《太平御览》。PB仕于邓太后时，是安帝之世尚有枞阳矣。岂皆世祖所省乎？但史文阙略，后人难以尽知耳”（《潜研堂文集》卷十二《问答九》）。据钱大昕考之，《汉书・地理志》有的县名，《续志》不载的，不全是光武帝所省并，钱大昕举“泰山之华县”、“庐江之枞阳”等就是这样的例子，可以看出钱大昕不迷信古籍的疑古精神。
（三）氏族
“古人谱牒之学与国史相表里，《世本》一书，班《志》之入《春秋》家，后代艺文者，以谱牒入史类，犹此意也”（《吴兴闵氏家乘序》，《潜研堂文集》卷二十六），可见其重要性。然而“州郡、职官，史志尚有专篇，唯氏族略而不讲”（《潜研堂文集》卷二十五《二十四史同姓名录序》）。关于氏族，史书都没有系统的记载，有记载的也是要么“散而无纪”，要么“偏而不全”，这种现状也是钱大昕重视氏族的客观原因。在研究东汉史时，钱氏对记载的错误及一些易淆的地方作了总结梳理。
例如：《后汉书・光武帝纪》载：“高祖九世孙也”，经钱大昕考证，自汉高祖到光武帝，实八世孙也。并指出“《皇后纪》伏后为大司徒湛八世孙”的记载也是错误，“自湛至后八世孙，实七世孙也”。他用《刘永传》和《汉书》诸表与之比较说：“刘永称梁孝王八世孙，自孝王至永父立，已八世矣，如依二纪之例，亦当云九世孙也”。他又“考班史诸表，自始封至子、孙、曾孙、元孙之子，即为六世”，这是“以封爵之世次言，故合始封记之，他传则否”。他又与《孔光传》进行比较，该传称孔光为“孔子十四世孙，自孔子至光实十五世”。他对以上二纪、二传进行比较后得出结论：“当以《永传》为是。”即应该按照爵位来计算世系才算是正确的。
（四）天文历法
我国古代的历法在世界同一时期都处于领先，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国天文历法上的成就和发展慢慢落后于西方。清代考据学者认为，西方的历法天算都是由中国传出去的，只要重新振兴中国古代天算历法，就能赶超西方，为此考据学者不仅复古，而且学习西方的数学、天文历法等，虽然在这些儒家精英们的思想上还是自大和被动的，但从客观上促进了西学的传播，西方精妙的算法对他们也产生了很大震撼。钱大昕“尤精九章推步，于天文、律数诸志，布算无遗，尽得古人未传之蕴。”[4]阮元高度肯定钱大昕：“天算之学，所得甚深，实能兼中西之长，通古今之奥。”[5]
钱大昕在谈到“太岁”时，指出东汉以后不知“太阴”与“太岁”的区别。他说“东汉术家不求太阴，误以太阴为太岁”（《十驾斋养新录》卷七《太岁》）。钱大昕说：“汉初人多以太岁纪岁，亦曰‘岁阴”。据《淮南子・天文训》云：“太阴元始，建于甲寅。”西汉又将“太初”改“元”。钱大昕又引刘子俊《三统术》云：“欲知太岁，以六十除积次，余不盈者，数从丙子起。”由此可见“丙子”应为“元”，钱大昕从“自太极上元至太初元年”（《潜研堂文集》卷三十六《太阴太岁辨》）。推算，同样得出“丙子”为“元”，这与“武帝诏‘太岁在子’之文相应”。然而“一术不当有两元，故不别立求太阴法，乃后人但以太岁纪岁，不复知有太阴”。究其原因是因为“《汉书・天文志》承史公之文，而改‘岁阴’为‘太岁’，由是岁阴、太岁并为一事，而不知其有大不通者。……知其误自《汉志》始。”因此太岁纪年“东汉已废而不用”（《潜研堂文集》卷十二《问答九》）。
（五）考证史实
钱大昕在《后汉书》研究过程中除考证字、词、名物、典章、天文历法等之外，还注重对东汉史实的考证，秉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可信度极高。试举几例：
《郑康成传》有：“东莱王基”。钱大昕对“东莱王基”是郑康成弟子的说法提出质疑：“《魏志》基卒于元帝景元二年，不言年寿若干，而《基碑》云年七十二，溯其生年，当在初平元年庚午。康成以建安五年庚辰卒，其时基仅十一岁，不得在弟子之列，恐《范史》误也。基治经常申郑而驳王肃，故蔚宗疑为康成弟子，要是私淑郑学，非亲受业者也”（《廿二史考异》卷十一，《郑康成传》）。钱大昕考证郑氏卒时，王基仅十一岁，不应当在弟子之列，这是从年龄上推论其不可能。认为王基“治经常申郑而驳王肃”，所以范晔疑王基是郑康成弟子，这是没有直接根据的，只是范晔的臆断。
还有年份错误的，如《谢弼传》：“建宁二年（一本作三年）。诏举有道之士，弼与东海陈敦、玄菟公孙度俱对策。”钱大昕按：《灵帝纪》：“建宁元年五月，诏郡国守相举有道之士各一人。”钱大昕断定“二年”当是“元年”之误。
三、钱大昕对《后汉书》版本的研究
《后汉书》的版本分为手抄本和版刻本。北宋前为抄本，今已不存，“经考证，抄本原有范晔原书、刘昭注本、吴均注本、李贤注本四大系统，隋唐之际尚存范晔原书、刘昭注本、李贤注本三大系统的抄本”[6]。自北宋以后就有版刻本出现，“宋时所刻淳化、景佑、嘉佑、蜀大字本《后汉书》构成元明清三代《后汉书》刻本的四大底本系统”[6]《后汉书》的版刻本分北宋、南宋、元、明、清几个阶段。
对于乾嘉考据学者来说，熟知版本学尤为重要，他们提倡的对校法就特别注重古本、旧本和善本的应用，可以说考据学离不开版本学。钱大昕精通版本学，借书、藏书是其一生之爱好，洪亮吉对其称道说：“得一书必推求本原，是正缺失，是谓考订家，如钱少詹大昕、戴吉士震诸人是也”。[7]
（一）钱大昕对《后汉书》版本源流的考辨
考证古书之版本，其源流极其重要，但许多人往往强调版本的鉴定而忽视其源流。钱大昕考证范晔《后汉书》和司马彪《志》合成的过程，并指出宋淳化本的错误。《潜研堂文集》卷一《跋后汉书》考辨说：
《后汉书》淳化刊本，止有蔚宗《纪》、《传》百卷；其《志》三十卷，则乾兴元年准判国子监孙]奏添入，但宣公误以为刘昭所补，故云：“范作之于前，刘述之于后”，不知《志》出于司马彪。彪，西晋人，在范前，不在范后。刘昭本为范《史》作注，又兼取司马《志》注之，以补《范》之阙，题云“注补”者，注司马《书》以补范《书》也。自章怀改注范《史》，而昭《注》遂失其传，独此《志》以非蔚宗书，故章怀不注，而司马、刘二家之学流传到今，宣公实有力焉。
第一个为范晔《后汉书》作注的是刘昭，并把司马彪《续汉书志》补入并且也作了注。但由于他的注绝大部分已经散失，只留下八篇《志》的注。到宋太宗淳化五年（994）初刻本和真宗景德二年（1005）校定本都没有把《续志》三十卷并进去。钱大昕考证，北宋乾兴元年（1022）国子监孙]奏请宋真宗将《续志》添入范《书》，这一意见被批准后才得以合刻，将《续志》附于范《书》之后，但孙]误以为《续志》为刘昭所作，到明监本时索性直接把司马彪的名字去掉，改刘昭“注补”为“注并补”，清武英殿本照明监本翻刻，因此许多人误认为八志为刘昭所补且加注了，钱大昕的这一考证使后人知晓《后汉书》版本之源流。
（二）对《后汉书》版本的鉴定
古籍版本鉴定中，以书的内容鉴别书的版本是最基本的鉴别方法之一，“古籍是历史的产物，其内容无不打上历史的烙印，要把古籍放到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中去考察”。[8]
叶德辉言：“凡书经校过及新得异本，必系以题跋，方为不负此书。或论其著述之指要，或考其抄刻之源流，其派别盖有数家焉。论著述之指要者，记叙撰人时代、仕履及其成书之年月，着书中之大略。”[9]在叶德辉之前的钱大昕也擅长为古籍撰写题跋。钱大昕得到元大德本《后汉书》就为之作了题跋，并在题跋中对其版本做了考订。《潜研堂文集》卷二十八《跋后汉书》条云：
此本虽多元大德九年补刊之叶，而《志》弟一至弟三尚是旧刊，于“I”、“敬”、“恒”、“征”字皆阙末笔，而“让”、“勖”却不回避，知实系嘉佑以前刊本。惜屡经修改，古意渐失，然较之明刊本，则有霄壤之隔矣。
钱大昕认为此本虽大多数是元代大德九年的刊本，但断定《志》的第一卷到第三卷是旧刊，因为“眺”是赵匡胤名，“敬”是赵匡胤祖父名，“恒”是宋真宗赵恒名，而“征”与仁宗名“祯”同音，应当避讳。后英宗继仁宗位，名“曙”，“勖”与“曙”古音同，其生父濮王名为“允让”。钱大昕认为“眺”、“敬”、“恒”、“征”字皆阙末笔，而“让”、“勖”却不避讳，而“嘉佑”为宋仁宗的最后一个年号，因此确定此本的《志》一到三卷为“嘉佑以前刊本”，而此书又以淳化本为底板，因此可以断定此书刻板在“淳化”到“嘉佑”之间。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版本的选择上钱大昕对宋本的推崇，认为明本和宋本“霄壤之隔矣”。
从刻板的外观、行数、字体的大小以及纸质的优劣来鉴定版本，则要比内容鉴定法有难度，要求鉴定者必须见多识广。《竹汀先生日记钞》记录钱大昕所见不全本《后汉书》，“晤周漪堂，见其所藏南宋大字版《两汉书》，不全本，每叶十八行，每行十七字，与去岁所见《张骞传》行款相同”、“又有《后汉书》，南宋板，亦不全。每叶十六行，行十六字……字画工整，殊便于老眼也”等，都是利用版本外观形式特征来辨别《后汉书》的版本。
四、钱大昕校勘《后汉书》的方法
（一）版本互校
钱大昕精于版本之学，他考证史学时，勤于搜罗善本、珍本，与之校对，订正史书错误。《后汉书・陈王羡传》云：“遗诏徙封为陈王，食淮南郡。”钱大昕说：“淮南当作淮阳。《和帝纪》改淮阳为陈国，遗诏徙西平王羡为陈王，是其证也。淮阳王\以章和元年薨，未为立嗣，故以其地改封羡。参考纪传，大验明白。或疑淮当为汝者，非也。后见嘉靖闽本，果作‘淮阳’，私喜予言之不妄” （《廿二史考异》卷十一《陈王羡传》）。我们可以看到钱大昕先凭借自己的知识进行推断，但最后利用善本得到了验证，得到验证后的“私喜”，可以看到他乐在其中。
（二）利用避讳考校
避讳是中国古籍所特有之现象，陈垣先生曾说：“不讲避讳学，不足以读中国史也。”[10]统治者通过避讳来树立君主的绝对权威，维持其等级制度和宗法制度，避讳留在文化上的阴影就是文字的混乱，给后人学习历史造成极大障碍。钱大昕在《后汉书》的研究过程中对避讳尤为注重，用这把“训诂之钥”打开了通往东汉历史的大门。
1.避讳改郡县名
在《后汉书》中，由于避讳而改县名的，钱大昕举出两例：“光武叔父赵王名良，改寿良曰寿张。汉殇帝名隆，改隆虑县曰林虑”（《十驾斋养新录》卷十一）。由于刘秀叔父名“刘良”，所以改“寿良”县为“寿张”县。汉殇帝名为“刘隆”，遂改“隆虑”县为“林虑”县。这在古代的避讳义例中属“改字为讳”的一类。
2.避讳改姓
因避讳而改姓的有：“贺氏本姓庆氏，避汉安帝父名改贺氏。唐宪宗名淳，改淳于氏为于氏”（《十驾斋养新录》）。在此钱大昕举出了“贺氏”是避汉安帝父“刘庆”的名讳，改“庆”为“贺”，章怀太子作注为避本朝帝讳而改复姓“淳于”氏为“于”氏，使《后汉书》改变本原面貌。
3.避讳改人名
《廿二史考异》卷十《后汉书・献帝纪》条云：“三年，杀光禄勋邓泉。《五行志》作邓渊，此作泉者，章怀避讳改。”因唐高祖名渊，故章怀太子注《后汉书》避“渊”字，将“渊”字改“泉”字。
4.避讳改变词语
章怀太子注范晔《后汉书》，为避唐太宗李世民讳，凡“民”字皆改为“人”字。又如《崔传》引景帝诏曰：“加笞与重罪无异，幸而不死，不可为民。”有“或改或否”的，如《光武纪》：“民无所措手足”，《章帝纪》：“人无所措手足。”又如《逸民传》，章怀本改为“逸人”，今虽已回改，而《法雄传》中“逸人”字仍未改。钱大昕指出：“皆校书者之不学也。”
（三）金石考校法
乾隆十六年（1751），钱大昕到翰林院任职，同其它汉学家一样，经常光顾琉璃厂书摊。他在此搜集到三百多种唐宋金石拓本，他在《廿二史考异》收录了自己金石学研究心得。并把自己的金石学研究心得编为《潜研堂金石跋尾》四编，全书著录金石碑刻两千余条。
钱大昕把历算知识和金石学知识结合起来考证史实，如《合阳令曹全碑》末有“中平二年十月丙辰造”字样，与《后汉书・灵帝纪》记载不合。顾炎武和纪昀等认为此碑为后人伪造，非汉碑；而钱大昕利用东汉时使用的《四分历》进行推算，推出《曹全碑》正确，而《灵帝纪》是错误的。为进一步验证自己的推算，钱大昕还把中平二年、三年每个月的朔日都排列出来，一一验证，正确无误，可见乃《灵帝本纪》之误，非碑之伪，钱大昕这一考证成果被写进了《四库全书总目》。
还有利用《后汉书》来证金石文献的。如在《竹汀先生日记钞》中就有关于钱大昕所见金石的记录，如好友黄椒升“以晋率善佰长印所示，不知‘’字何义。予据《后汉书・板J蛮传》，定为蛮部落之号。”钱大昕据《后汉书》证得“”为“蛮部落之号”。
钱大昕虽没有《后汉书》的专著，但其著述中有关《后汉书》的成果却极其丰富，而且学术价值极高，钱大昕对《后汉书》的整理研究涉及名物、训诂、典章、官制、舆地、氏族、天文历法、史实等诸多方面，被后人认可和采纳者甚多。钱大昕在研究《后汉书》的过程中不仅仅局限于东汉一朝，对于他这样博古通今的学者，能宏观把握，并用辩证的思维来看待《后汉书》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在遇到具体的考据时，他能打通朝代的隔阂去比较和分析，这种熟练地使用多种学术方法是超过一般学者的，再加上他“无证不引”、“无证不信”的科学考证方法，使得他在《后汉书》研究领域贡献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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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searches on Achievements of Qian Da-xin’s Collection of“Houhanshu”
DU Gao-peng
（Chongqing Three Gorges Medical College， Wanzhou， Chongqing 404100）
Abstract：“Houhanshu”，which plays an extremely important role in the whole researches on “Houhanshu”of Qing dynasty. Qian Ddaxin’s research of “Houhanshu”begins with“Xiaoxue”and he makes an explanation of Ming Wu， collations of letters and analysis of ancient pronunciation；After that，what he collates refers to ordinances，official system，geography，gens，astronomy and so on. He flexibility uses research methods of proofing with different versions，evidencing with bronze Objects and stones，taboo and so on and so forth. These textual research methods are quite scientific and have a huge impact on the whole of textual research in Qing dynasty.
后汉书 篇三
[关键词] 《汉书•地理志》;西汉；疆域政区
[中图分类号]G1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3115(2009)22-0055-02
我国地理学在战国时代形成的基础上，于秦两汉时期、汉国家政治空前统一，经济、文化日趋繁荣的条件下，又有了全新的发展。地理之作，内容丰富，体例多样，其中《汉书•地理志》是我国封建社会第一部全国性地理著作，也是我国第一部以“地理”命名的著作。
一、《汉书•地理志》的新内涵及其写作背景
“地理”一词在我国最早出现大约是春秋战国时期。《周易•系辞上》有“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之句。①据唐代学者孔颖达解释：“天有悬象而成文章，故称文也。地有山川原隰，各有条理，故称理也。”②《汉书•郊祀志》载：“三光，天文也；山川，地理也。”③从上述史籍的记述可以看出当时“地理”一词的含义是指地表的形态而言。班固在《汉书•郊祀志》中说：“山川，地理也。”也沿用了当时已形成的一种说法。而《汉书•地理志》用“地理”作篇名时，显然又赋予其一种全新的意义，即改变了过去地理著作中以自然山川地形为纲的体制，而以疆域政区为纲。这一写法使该志成为我国第一部以疆域政区为主体的地理著作，不仅开创了我国历代记述疆域政区的先例，而且使其成为研究我国疆域政区的必读文献。
两汉基本上继承秦制，在政治上，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中央集权，进一步巩固了封建统治秩序。在经济上，两汉政府在初期都实行了奖励农桑、减轻赋税、徭役等政策，促进了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这一时期，汉族与各少数民族的经济、文化交流大大开阔了各族人民的地理视野、民族间的融合、国家之间的交往，产生了新的需要，封建统治者也迫切需要掌握一定的地理知识，《汉书•地理志》的写作适应了大一统封建国家中央集权的需要，深受封建统治者的欢迎。封建社会初期，我国古代传统的农学、医学、天文学和数学四大学科的体系已经大体形成，地理知识已作为一门学科出现。④《汉书•地理志》为班固所作。班固受到了良好的家庭教育，在当时环境的熏陶之下，“年九岁，能属文、诵诗赋”。⑤16岁时，入洛阳太学，在太学读书近八年，这些都为他写作《汉书•地理志》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汉书•地理志》的作者、内容及体例
司马迁作通史体的《史记》,上起黄帝下迄汉武帝。此后，褚少孙、刘歆等多人补撰史事，积累了不少两汉史材料。东汉初班彪作《史记后传》,有纪、传，共数十篇。班固继承父业专心精研，前后凡20余年，修成《汉书》,纪、表、志、传100篇。范文澜先生认为，“班固用力之处在于博采群书之长，加以精确考核，首尾恰通，创立断代的新体”,“《汉书》的精华在十志”。⑥《汉书•地理志》为班固生前所作，全志内容包括三部分：第一部分(从“昔在黄帝”至“下及战国、秦、汉焉”)为全志的引子，主要是转录《尚书•禹贡》和《周礼•职方》的全文，班固是把它作为政区发展的沿革看待的，显示了《汉书•地理志》和以前地理著作的连续性。他还简述了从传说中的黄帝开始至西汉的历代疆域沿革。第二部分(从“京兆尹”至“汉极盛矣”)为全志的主体，即以郡为纲，以县为目，逐一记述了汉平帝元始二年(2)西汉版图内103个郡(国)的政区建置，并在郡(国)县(道、邑、侯国)条下记载了户口、山川水泽、水利设施、聚落、灾害、名胜、古迹、地方特产、石矿及其管理机构等，此部分约占全志的2/3。其中有些记载是非常宝贵的，如记“高奴县(今陕西延长)有洧水(即石油)可燃”,这是我国最早有关石油产地的记载。另外，此部分记载了汉平帝元始二年的全国户口统计数为5950多万，这为我们考察整个西汉时期人口的发展，提供了确切的参照根据。第三部分，卷末(从“凡民函五常之性”至卷终)辑录以《史记•货殖列传》为基础的刘向《域分》和朱赣《风俗》,⑦分论秦、魏、周、韩、赵等12个区域的兴衰与经济地理。最后为有关域外的记述，是秦汉以来向南方开拓疆土和通使域外的反映。
从《汉书•地理志》的内容可以看出，其体裁应属于政治地理志(沿革地理),它在写法上运用了两种方式，篇首和篇末为叙述，中间正文为簿录。
三、《汉书•地理志》的特点及其价值
《汉书》十志是对《史记》八书的创新。《史记》有书一体，《汉书》改为“志”。《汉书》易“书”为“志”,实因“孟坚既以‘汉’为书，不可更标书号”。⑧关于“书”、“志”之用，刘知几曾说：“‘志’以总括遗漏，逮于天文地理，国典朝章。”⑨“书”或“志”实可谓分门别类的文化制度。《史记》有八书，即《礼书第一》、《礼乐第二》、《平准书第八》等。《汉书》有十志，即《律历志第一》、《礼乐志第二》、《地理志第八》、《沟洫志第九》、《艺文志第十》等，皆兼记古今会通之旨。《汉书》的“志”实为对《史记》八“书”的继承和发展，就《史记》的作书之法，阮芝生先生曾指出其要义有三点：“书体贵详；述制作本意与沿革大端；仪文度数，略而不论。”⑩此三点基本上适用于《汉书》“志”的写作方法，但比《史记》八书更详，可谓“文赡而事详”。《汉书》十志在《汉书》各体中古今融会之旨最强，皆不以西汉为断，补续汉武帝以后之事相当多，当然这无疑能弥补《史记》“书”之不足。
《汉书•地理志》开创了正史地理志以某一朝代疆域为范围，以政区建制为纲分条附系山川、物产、风俗等项的体例为两千年来封建社会时期正史所沿用，后来得到很大的发展。可以说《汉书•地理志》是正史地理志的始祖，对后世地理撰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就二十四史来说，继《汉书》后，有15种正史著有地理志(郡国志、地形志、州郡志、职方考),它们除了写进各自时代独有的疆域政区特点外，其基本内容和体例无不以《汉书•地理志》为本，可谓大同小异。
同时，《汉书•地理志》是正史地理志中最早的一部，也是最好的一部。顾祖禹曾说：“《地理志》始于班固，最为雅驯。”它有自己独特的优点：其一，在各郡县下有简明扼要的附注，著录户口数字、山泽方位、水道源流、水利设施、名城要塞、特产工矿，内容甚为丰富；其二，在志末辑录了“域分”、“风俗”,成为最早的全国区域地理撰述，此后历代正史地理志或根本无此项内容，或远不及它精核详备。因此，它一方面是一个保存着许多古代地理资料的宝库，另一方面又是我国地理学史上一部划时代的撰述。
《汉书•地理志》是以我国历史上西汉王朝的全部疆域政区为记述范围的，包括的区域辽阔，对边疆地区的记载详备，为后来历代正史地理志所不及。此外，《汉书•地理志》所记“是以采获旧闻，考迹《诗》、《书》,推表山川，以缀《禹贡》、《周官》、《春秋》,下及战国、秦、汉焉”。不局限于西汉当代地理，它不仅仅是一部地理著作，而且是一部历史地理著作。西汉以前古籍中的大量地名，由于《汉书•地理志》用汉地注释，使我们能够得知其确切位置，因此成为研究汉前古代史地之必备书。
综上所述，《汉书•地理志》作为我国第一部正史地理志，体现我国早期地理学研究的成果，为后来的历史地理研究开辟了道路。当然，我们在肯定其成就的同时，也不能忽略其固有的不足。如其所记水道源流，详细记述流经哪几个郡，长多少里，表明汉代资料较前代大有进步，但其错误在所难免。还有，此书虽对矿产等资源有所涉及，但例证较少。因此，我们在利用此志时，一定要结合《汉书补注》、《汉书地理志校本》、《汉书地理志校注》等书细加考辨，扬长避短。
[注释]
《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周易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66页。
汉•班固：《汉书•郊祀志》卷25,中华书局1962年版。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地学史组：《中国古代地理学史》,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0～11页。
宋•范晔《后汉书•班固传》卷70下，中华书局1962年版。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人民出版社1949年版，第245页。
蓝勇：《中国历史地理》,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90～291页。
唐•刘知几：《史通•题目篇》卷4,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26~27页。
唐•刘知几：《史通•二体篇》卷2,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7页。
林宰雨：《史记•汉书比较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90～291页。
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凡例》,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版。
后汉书 篇四
一
关于汉字之美，在传统文化中是以有关书法的思考和论述来体现的。书法主要探讨汉宇书写的内在规律，即创作的手法、技巧、情感和心灵如何融人乃至指引汉字书写的临场实践；而汉字之美，则旨在探讨历代已经生成的汉字形式和具体感性形象，是如何在其外在的社会、历史、文化环境和审美观念的影响下，促成历代汉字书写艺术家和制作者偏向于何种美学观念、艺术手法和技法，而实际地感性显现为各个时代的汉字形式和形象的。换句话说，所谓书法，所强调的核心要素是书写，即如何有功力、有个性而又“玄妙”(艺术性）地书写。但汉字之美则主要考察汉字造型之美是如何形成的，包括社会、技术、文化环境和审美意识等要素的配置和如何发生影响的情形。书法主要探讨的是艺术创作的规律及书法作品的具体审美特点；而汉字形体美学则研究各个时代的汉字形式和形象，是如何在各个时代的社会生活、技术和媒介特点、文化环境和价值观的基础上，由不同时代的不同特点的汉字书写艺术家和各种实际运用汉字的人创造出来，制作出来，从而实际地具体地呈现出来的。
对汉字之美的衡量标准同时也应该综合各时代、各社会阶层的理想而陈述之，而不应局限于传统的文人趣味作狭隘的理解。因为在传统社会生活中，虽然运用汉字的事业主要由士大夫文人承担，但用到汉字的却不仅仅限于士大夫文人阶层。社会上层用汉字竖立权威、颁布法令、记功颂德，社会中层运用汉字表意抒情、修身养性、格物致知、传播文化艺术知识，下层社会则在民间文化的层次上，既接受上述两个社会层次以汉字文化所宣教的各种知识、道德和文化艺术的信息，也凭借自己的生活、愿望及自然的禀赋而创造一种民间自身的特定文化，由此汉字经由在不同社会层次的应用和体验而将社会各阶层凝聚成一个整体。
这其中，历代让我们直接感受到的，具体感性显现为各种物质媒介形式的直观汉字形象是至关重要的，这既表现为汉字的各种不同字体，如篆隶草楷行等等，同时也表现为在各种物质媒介上、以各种工具和技法所呈现的具体存在状态，如甲骨上刻写的汉字峻拔挺劲，青铜器上的铭文典雅流丽，汉代墓碑或经文石碑上的碑文端庄厚重以及它们同时作为后世风格化汉字书写之前的古典字体的“金石味”等等。晋唐宋明时期，又有楷草行字体“书法”的创造和辉煌成就，或刻碑，或刻帖，或呈现为手札、团扇、条幅等的原本状态，它们是以士大夫文人汉字书写的复制或手迹的“书法”形式，广泛流传于社会文化生活的各个领域，而给人以书卷风流的文雅印象。此外，从隋唐发轫而成熟于宋明的印刷术，则发展了从汉代封泥以来的复制汉字的技术。宋体字作为一种典型的印刷字体和一种汉字传播文化的经典字体，则以其特有的明快而清晰的感性形式，成为中国文化走向现代性的一种征兆。清代的汉字应用及其汉字之美的呈现，展现的是一种汉字文化集大成的总结，不光有帖学书法的延续发展，还有作为传统金石书法之再生的碑学爆发，应用于书籍印刷的复制性汉字也向更深广多样的形式发展，汉字之美正处于从传统向现代样态转换的前夜。
如此，我们谈论汉字之美，便不能仅仅着眼于已进人艺术范畴的书法，以及由书法概念而确认的相关作品遗存及其相关理论话语，而应该将我们的视野展开，从汉字的应用领域和审美表现的艺术领域，全面地检视汉字之美在其形体呈现方面的状况，而这正是传统的书法理论话语和书法思维所较忽视的。
在传统社会，汉字本来是应用性极强的文化表意工具，有着广泛的应用领域和应用形式，而文人的审美性改造则将其提升到艺术的高度，并在自己日益丰富的历代书法理论中逐渐使之脱离了应用领域，而成为士大夫文人个人情感表达的象征形式。于是我们看到许多谈论笔法功力、线条韵律、字体结构和章法筹谋等书法艺术的文章，但对于汉字之美，尤其是以毛笔、纸张来做经典传统式书写之外的，其他物质媒介性的汉字应用性呈现方式之美，则较少予以关注。因为书法是传统文化的主导者士大夫文人们亲身实践着的主流表意和表情方式，而汉字的各种媒介性制作形式，则主要在公共性事功和工艺制作领域，是士大夫文人的情感表达艺术所较少涉及的。但在今天，当我们已经处在相当不同的文化时空之中，当我们的汉字应用方式已经不再是传统的毛笔纸张手写的状态占主导地位，且文化人的情感表达也不再局限于笔墨的形式时，我们确乎应该重新审视一下汉字之美本应具有的含义了。
二
汉字之美是怎样的美？回顾一下历史，应该可以让我们找到一些线索。
商周之前的时代，汉字还没有确定的踪迹，只有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的一些陶器、玉器刻符，它们是汉字的萌芽，其表意的确切内容现在还未能确定，但其实用性是显而易见的。
商周时代，人们有卜问、记录夭意和记述战争、会盟事件、记录和感恩赏赐心情等公共表意的需要，于是甲骨文和金文应运而生。其材料是甲骨和青铜这样的坚固材料，工具则是青铜刻刀和铸造模范，技法是刻和铸。在甲骨文和金文的制作之外，也有以竹木为材料，以毛笔书写的文字记录活动的，这不仅有出土的带有墨迹的甲骨、玉、石文物为证，有甲骨文中的象形字“笔”字为证，也有文献记载的旁证，所谓“惟殷先人，有典有册”（《尚书多士》）。可见有大量的文献是用竹木的简牍以毛笔书写的，可惜竹木年寿有限，殷商时代的简牍墨迹已经难以见到，而在甲骨上确实有留存的墨迹，也确是毛笔书写的形象。但是，与绝大部分制作而成的甲骨文和金文比较起来，这些毛笔墨迹大都显得草率、粗陋，是写在甲骨的反面及边缘上，所表达的也不是占卜活动所涉及的祭祀与军事等重要事项，而是日常活动的一些记事。由此可以明显地看出，制作的甲骨文具有瘦劲、峻挺的刀味；金文由于可以从容加工模范，或因为加工困难也增加了修饰的需要（铭文多数是阴文，可以采用较高效的刻模而后翻制阳文陶范再铸出阴文的工艺，也可以采用较费工的直接在陶范上堆塑或刻制出阳文，再铸出阴文的工艺，实际上后一种工艺反而占绝大多数。容庚在其《商周彝器通考》中指出：“余所见古器及铭文无一同范者。”或者作为贵族做器者，一般皆以鼻器为礼仪重器，不能容忍以模作手段来复制器型及其上的文字？），从而带来工艺性的装饰意味（方的圆的点或团块以及笔画轮廓的几何形状），也由于工艺等因素的影响而产生圆润的笔画特征(青铜器铸后刻铭的情况除外）。这两种制作的汉字的美是毋庸置疑的，它们更多的是汉字作为表意符号的功能和形式构成的美，纯粹的个人风格还无从谈起。
从春秋战国到秦代，汉字的书写和制作在继续发展。书写的形式是在简牍材料上以毛笔进行的，而制作则继续在青铜材料上延续，同时随着统治阶层生活中理性因素的扩大，其汉字公共表意的呈现载体也从青铜礼器而逐渐扩展至建筑和石碑，从而使碑刻成为汉字呈现的又一重要媒介形式。这一时代的书写有出土的战国、秦代简牍可以见证，当时的书写是一种怎样的状态——它们是实用、快速的书写，其字体是从篆体向隶书发展的古隶，而非表情的艺术（像赵壹批评的汉代的草书）。这是一种实用的、功能性的美(那种笔画的摆动和向一个方向的倾侧的趣味），而非艺术的美。在制作方面，青铜上的金文呈现出地方化、装饰化的特点’而石碑上的汉字制作如《琅琊台刻石》和《峄山刻石》,则呈现出典雅端庄的美。
秦代一统天下，将各国不同的制度和典章加以统一，并传播其权威性以稳固统治是其重要任务，于是车同轨，书同文，刻石碑，铸权量，颁布政令，记功宣威，改变象形为主且形无确定的大篆字体为小篆。小篆字体具有严谨华丽的美，但与战国、秦代隶变后的书写比较起来，它还是更类似西周大篆和六国古文的象形文而颇具描绘意味的制作。许慎《说文解字叙》说自尔秦书有八体：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虫书，五曰摹印，六曰署书，七曰殳书，八曰隶书。”其中有四体是制作性的，即刻符、摹印、署书和受书，其材料是竹、木、玉、铜、牙、角、石、砖等，多数都不是适于书写的材料，其工具仍是刻刀和铸造模范等，技法则主要还是刻和铸。其目标是公共表意，其美仍由国家、群体理念和形式之和谐、典雅来体现。
春秋战国时期的鸟虫篆，则是一种强调世俗趣味的创意性工艺，是我们今天美术字的祖先，可是历来不为书法研究话语所重，以其较少书写性而多手艺性，无法体现士人所看重的内在品格特性故也。
从汉代到魏晋，汉字之美更广泛、深人地在公共表意和个人表情、工艺制作和笔墨手写、现实应用和艺术创造两个方面展开。同时，从汉代开始的有关汉字书写艺术(书法）的理论，除了赵壹所提出的“非草书”涉及社会公共事务以外，所讨论的则大多是如何书写及欣赏书法作品的话题，有关公共表意的汉字制作事宜则少有涉及。汉字呈现正在向着个人艺术风格的建立这样的方向发展。
汉代，国家久乱而后治安，行政管理的信息传播需要和记事、教化等统一思想的需要，使得秦代的汉字隶变趋向得以充分实现，汉字告别了象形的形貌，而趋于抽象化、笔画结构化和书写快捷化。典型书体是隶书，材料是简牍，书写者多是低层官吏。儒家思想的统治，使得汉代厚葬风气盛行，刻碑立传需求旺盛，而儒家思想的传播需要，则使石经刻制成为公共表意传播的一种典型例证。汉碑开阔宏大，尤其是摩崖石刻，无名书家奇肆的想象和辽阔天地之壮伟给刻制的助力令人印象深刻。“《部君开通褒斜道摩崖》的书写者，带着这种‘天汉雄风’的时代精神的体悟而运笔挥毫：字与字之间不讲间距，不讲大小，只要能表达出这雄浑气势就行；字的间架结构不注意勻称和对称，笔画不加修饰与雕琢，只要表达出不拘一格的豪情就行。”④社会公共表意的需要使汉字的工艺性制作在中国文化的前期发展中一直处于旺盛的状态，并留下了丰富的物质媒介性文化遗产（大多以拓本形式留存），让我们今天能够直观地感受汉字着重于和谐、端庄、群体性理想之表达的风韵。
另一方面，文人在实用性笔墨运作经验的基础上，产生了书写节奏性多变线条之汉字以求审美快感的需要，而汉代纸张和毛笔、丸墨开始完善的客观现实，则为这种艺术冲动提供了物质条件。因此，在汉代，汉字呈现的材料和工具有两类，一类是传统的金石材料和刻、铸工具，一类是竹帛（帛当然极少）和纸张（纸张还没有普及应用）、毛笔及丸墨。前者延续汉字的制作性鲜明的传统，有墓碑和石经、摩崖，后者则开始了书写性张扬的汉字呈现的新方式，有草书经典的流畅书写性作品（张芝）以及楷书、行书的结构和线条追求。这是汉字艺术化、个性化的开始。传统汉字实用的理念受到时代审美追求的冲击，赵壹的《非草书》反映了这样一种汉字运用理念的变迁过程的关键时段。
在汉代，隶、草、楷、行书体已基本形成。但这只是强调书写性的一个开始，其总体的汉字之美印象，仍然是公共表意的制作性的汉字呈现方式提供的。因为汉代的书写及其相应媒介物质形式，强调的是庄重典雅内容的宣示和传播，而非汉字形式的书写艺术性，其审美价值是汉字呈现实践的自然结果，而非刻意进行艺术追求的目标，因此显得本真而质朴。赵壹辨析了汉字书写的传播信息功能为其首要任务，蔡邕则强调了主体之心的随意所适与字的形势自然而立的重要性。汉字之美此时大致是其自然之形所展现的功能之美，汉字的艺术性书写尚未来到自觉的时代。
魏晋时期天下大乱，人们需要从玄学和佛教中寻求安慰。士人们抛弃了儒家的名教传统，转而信奉老庄的自然无为思想，开启了中国文艺的审美自觉时代，诗、书、画都逐渐从实用领域进人审美世界。汉字的应用，此时完成了由实用所主导的字体演变过程，进人到个性和情感之表现所主导的风格演变时代。汉字呈现的材料工具也主要以完善的纸笔为主了。
由于中国南北地域的不同政治和文化态势，其汉字美学的进程也不尽相同。南方是士族文人所主导的笔墨流畅的书写性汉字的发展，而北方则保留了汉代以来的刻碑传统，其汉字呈现也较多地与刻凿制作的过程相协同，而表现出与南方书写性极大不同的工艺性，所谓“魏碑”的名称下展现着强烈的民间书家和工匠手艺的乡野趣味，是难得的民间书写制作汉字的典范之一。华人德说康熙十八年（1629)北魏《崔敬邕墓志》在河北安平出土，其书即为士人所重。当时学者何焯曾评论曰：‘人目初似丑拙，然不衫不履，意象开阔，唐人终莫能及。未可概以北体少之也。六朝长处在落落自得，不为法度所局。”但魏晋以后的时代毕竟是文人的、个人性情多于国家共性而被欣赏的时代，因此以王羲之为代表的汉字书写的审美价值得到极大的推广，而汉字制作性工艺呈现则作为无文的标志而退居边缘。
隋唐时期，在汉字书写方面仍呈现为两种方向，其一是极其风格化的草书艺术，如张旭和怀素的作品，将书法艺术的审美向度发挥到极致；其二是极具法度的楷书艺术，如唐初的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中唐的颜真卿，晚唐的柳公权等。应该说后一种路向保留了中国自古以来的中和审美原则，将国事和个性、审美与实用、汉字与笔墨等因素处理得协调而均衡，书家的个性在法度中体现出来，这是唐楷的审美观，也是作为中国历史的鼎盛时代之一的唐代的主流汉字审美理想。然而承载这些公共表意汉字的唐碑，虽然制作精良，碑体巨大，但其汉字呈现方式的制作性趣味已经被模仿墨迹的精湛刻制技法所消解。
与此同时，从隋唐开始，汉字感性具体呈现的另一种影响深远的方式登上中国文化历史的舞台，这就是印刷术的发明。从此汉字应用开启了为广大公众而非仅仅是文化精英服务的法门，其产品有佛经、历书、农书、类书等等。这对汉字之美的发展是划时代的，它改变了汉字之美只是手工书写的历史，或者更狭隘地只是书法艺术家天才之产物的历史。它使得汉字的呈现手段不再非书写而不能，不再非个人乃至名家而不能（在唐宋时代，印刷所用的字体主要还是模仿唐代楷书大家欧、颜、柳的书体，元代则赵孟頫的书法也成为印刷字体取法的对象，至明代横平竖直，不模仿任何书家风格，专用于印刷的宋体字才得到了完善和定型©)。它使得汉字的呈现可以成为一种工艺，一种常规的技术，而使信息传播的任务得以利用工具和机械而大规模地实现。由此它可能是令人悲哀地排除了汉字书写名家、艺术家的天才和性情的灵韵，但它也使以往名不见经传的普通工匠的手艺感觉和由民间生活赋予的灵感成为有审美价值的东西（实用艺术的美），这一点越在接近现代的时代越得到公众的承认。这种美的确是一种具有现代感的美，它打破了单一的汉字手工呈现方式，是一种可以在工艺、技术的支持下发展的汉字呈现方式。它可以支持更广大公众更多样的文化需求，并且也可以更广泛更快捷地从受众需求中得到更多创意灵感。这是从战国时代即已出现的汉字之美——美术字设计和汉字设计的世俗趣味之美，它的发展几经波折而在当代正方兴未艾。但在整个传统时代，它们并未得到适当的关注，有少数的评论也是负面贬抑性的，这是历史和文化的时代局限性使然，也正是当代的汉字创造可以有所作为之处。
宋代的书风尚意，注重主体情怀的抒发。随着宋代文人的文化权力达到高峰，汉字书写也更多地偏向于个性表达的路向，从而与唐代尚法的书风形成鲜明对照。一些著名的文人书法家，如苏轼和米芾的书写个性颇为鲜明，以自我情意之抒发为主，而又颇能综合前代大家之优长，从而成为其时代引领汉字书写个性之美的先驱。
此时藉由宋代皇帝的文化雅好和纸墨材料、拓印技术的完善，历代名家的书迹开始被广泛收集而加以精心拓刻，像《淳化阁帖》这样的经典刻帖盛行，所取的都是书写名家的作品，其标准是书写艺术表现的美丑，而非其文字内容的高下优劣。加之其时刻工们技艺精湛，书家墨迹的精微之处无不纤毫毕现，由此而使晋代以来以“二王”为代表的精致文雅的书写性汉字之美的趣味大播于天下，而晋代以前汉魏碑版的制作性的汉字之美，则被视为趣味粗拙而难登法帖大雅之堂。金石学在宋轫，但当时的学术兴趣主要在以金石材料“证经补史”，对金石文字审美特点的真正兴趣要到清代才被较多提起。如此，在宋代文人文化极度繁盛的氛围之下，汉字之美几乎等同于书法之美，而书法历来强调主体内在德性之高下对作品格调高下的决定作用，于是汉字的内在人格象征的书写之美益发高扬起来了。
元代的汉字应用，在技术上没有特别的突破，只有一些延续上代的工艺改进。在书写艺术方面，则总体上呈现出一种综合、回归和复古的态势，其代表人物是赵盂頫，他在书艺的各个方面皆有不凡的造诣，但本质上是一种继承、梳理、回归和综合，似乎是在宋代文化高峰之后和元代异族侵略之痛的时代环境之下的一种喘息、潜沉和积蓄。
明代的汉字运用实践，在公共表意应用方面的成果是宋体字的成熟。经过长期的刻写实践，明代刻工们将宋代印刷字体发展为今天所见的字形方正、笔画横平竖直、横细竖粗、棱角分明、结构严谨、整齐均匀、阅读舒适醒目的经典样式。这种工匠创造的字体后来传人日本，成为其现代日文字设计的基础。今天，也成为中国汉字现代设计和应用的基础。可见，工匠的创意，也可以有巨大的实用艺术的审美价值，而它们也无疑是汉字之美的一部分，也是当代汉字形体美学研究有待挖掘和阐发的一部分。
在书写艺术方面’书法继续着宋代的文人书风，既有文徵明的娴雅谨严和董其昌的清淡简远，也有祝允明的激情和徐渭的狂放，后者更有猛烈发展的趋向，一直延续到清代。这应该是汉字书写在明代日益被承认和归为艺术活动乃至富有文化气息的经济手段的原因©。因为艺术作品的重要特征就是个性，而在前辈书家林立的情况下要建立自己的独特风格似乎非走极端不可。于是汉字本体的字形、结构之美，在此时代一些书家那里往往不是主要应考虑的事情，其所注重的是自己的个性如何才能更显著地表现出来。汉字之美的追求，往往就是以汉字传统的中和之美规范的破坏来实现的。如果不是从汉字之美的角度，而是从书法艺术创作和适应文化市场的角度来看，这样的汉字形体创意实践也是无可厚非的。
清代的汉字应用和书法艺术两方面乃是前代汉字实践的集大成。为巩固统治，满人在清初销毁大量不利于统治的书籍，稍后开始编纂和印刷各种关乎国计民生的丛书、类书、套书，而在清统治者的文字狱高压下，民间研究各种古代学问的“汉学”以及有关各种日用知识的书籍也开始繁荣。这些出版总体上分为官刻、私刻和坊刻三类。官刻出版皇帝著作，各地官方文件、大型文化丛书、字典等等；私刻出版文人自己的著述或前贤的诗文集，或前代的各种文化、艺术和学术名著；坊刻则喜好搜集、校勘和重新出版历代的各种书籍，从经史子集到民间日用，应有尽有。
就汉字的应用来说，清代的印刷不拘一格，使用各种字体，从宋体字到各种名家楷书和行书皆有运用，一些大型丛书则使用活字技术以提高效率。但是可以看到，各种精致的官方出版机构和私人书坊的精致刻本，还是喜欢采用著名书家的手写汉字（所谓“软体字”或“写体”）作为印刷字型来印书。“清代的写刻精本，起始于康熙，盛于乾隆……当时的殿本，包括扬州诗局所刻的书，大部分是手写上版。在其影响下，私刻也兴起了精写上版的风气。”⑧宋体字因为缺少精妙的笔墨韵味而被称为“匠体”，显然是文人的雅趣和怀古情绪使然。这一方面说明中国书法艺术对印刷字体发展的强大影响，另一方面也说明，当中国社会还未进入到现代社会之前，传统文化的古典趣味氛围是极其浓厚的，现代的机械复制的文化趣味还很少可以进人文化人的法眼。汉字之美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书法所带来的汉字艺术地书写而产生的美。
清代汉字的书法实践中，最重要的现象是对圆熟的“二王”书写传统的不满，希望以“金石学”学术研究所带来的古代汉字资源来改变这种状态，从而创新书法艺术的面貌。这种以“碑学”为表现形式，以“金石学”为艺术支撑的书法变革，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对汉字字体创立时期的各种实用汉字形式的重新发掘和利用，初期汉字字体的很多呈现方式或多或少受到了公共表意应用的目的及其制作方式的影响和制约，从而产生了较大的不同于书斋手写汉字的面貌和趣味。
清初的书家通过学习碑版金石的汉字呈现方式，而变革习以为常的帖学面貌，如傅山，初学钟繇、“二王”，其后精研金文和碑刻中的古代文字，并将其运用到自己的草书创作中，从而产生纵逸流畅的风格。在尊碑抑帖氛围曰渐浓郁时扬州八怪”这些非正统的文化人对传统书法规范发起了剧烈的反叛行动，其中典型的是金农的书法实践。他与名士交游，博学多才，尤喜汉碑，而“耻向书家作奴仆”，在参悟汉碑的基础上自创“倒薤”写法等非传统笔法的汉字书写方式，从而创造出独特的散发浓烈金石气的“漆书”风格。清末碑学兴盛，帖学式微，吴昌硕的书写风格表现出强烈的金石学功底的影响。他大器晚成，早年就对古砖器物等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其后辗转师学于诸金石学大家，遍观其所收藏的金石书画，眼界大开，由参悟古碑刻金石而来的汉字造型思维使其书法创作面貌奇异而高古，这尤其在其篆书创作和篆刻的艺术实践中体现出来。
.清代的书家倡导宁丑勿媚的汉字审美观，而碑学的理论家从阮元、包世臣到康有为，则大力地鼓吹碑刻尤其是北碑的审美优长，并最终在清代颠覆了“二王”的书法传统，使尊碑的审美倾向发展到极致。这在表面反映了人们对刻帖辗转失真的不信任和对帖学传统萎靡的失望，其实内里应该说是人们对书法艺术长期禁锢于文人程式化书写格式的不满而力求突破。人们在惶恐和迷惘中借由清代的“金石学”成果，而发现了往古金石文字的美，于是不由自主开始尝试回到汉字之初，从其造字、字体形成的原初状态来探求汉字之美的根源，同时当然也是以这种资源来为自己的个性化书写寻求灵感（其“丑学”书法，大多是利用对各种碑刻书法特点的参悟而融汇综合成自成一体的个性书风，往往呈现为非和谐理性的、非中和的、相当质朴、稚拙乃至丑怪的汉字书写形象）。清代的碑派书家们从原初的汉字形体呈现方式中得到了启发，但或许少有人意识到，其所得恩惠并不全部来自书写者，其制作者也是有很大贡献的。限于篇幅，有关民间汉字的应用情况从略。
三
通过上述对中国历史上汉字应用状况的概览，我们可以看到，首先，汉字之美并不局限于传统书法话语所涉及的范围，因为书法讨论的主要是与艺术有关的话题，如线条的节奏和章法的安排等等，而汉字应用的范围则不仅包括艺术性书写的汉字（书法作品），也包括那些主要出于实用目的而写就或制作的汉字。如此我们关于汉字之美的考察范围就应该扩大，它包括那些历史悠久的书法话语所论及的历代名家墨迹和魏晋以前的公共表意书写和制作，诸如金石碑版等的汉字书写兼制作品，也应该包括那些不被认为是书法作品的汉字应用形式，比如印刷字体和美术字，等等。如此我们才能从汉字应用和呈现方式的视角，全面、完整地来审视汉字呈现为各式各样具体的物质媒介形象的美，如武丁时期的某片甲骨文的美，某块汉碑所呈现的符合其功能应用的形式的美，以及它们作为具有共同制作因素的汉字所体现的某种类型的共性美，等等。
其次，从汉字物质生成和具体呈现的方式及其美感的特点来看，汉字之美也不局限于毛笔书写的方式，尤其并不局限于名家以毛笔在纸张等软性材料上书写汉字的方式。历史上谈论书法艺术的话语是在汉代文人热情地投人毛笔书写快感的审美活动之后，此前汉字以各种媒介方式存在已经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并且在我们今天看来，它们仍然闪耀着独特的美，如甲骨文的爽利挺劲，金文的雍容华丽，而实际上它们并不是以审美目的创造出来的，也主要不是以书写的面目呈现的，虽然其中有书写的因素，但最后的汉字形象却是甲骨刻辞或青铜铭文的制作品形象，后世对这些“甲骨文”或“金文”的印象（所谓“金石味”）主要都是由这些汉字制作品的形象所建构的，而对于制作因素在汉字之美形成中的作用，我们的研究还比较欠缺。制作性对汉字之美的贡献，还往往体现在非文人的制作者的本能想象力的发挥上，这也是我们以往的汉字书写艺术研究所常常忽略的。
第三，从汉字出现的场合和书写或制作的目的来看，在唐代及其前代，汉字许多时候是为了国家的大事或共同精神规范的宣示和传播而书写和制作的，其呈现出来的材料是能够保持久远的金石材料，其保存或呈示的地点往往是国家或群体生活的公共场所，其书写者和制作者往往是不知名的巫官或史官以及无名工匠，所有这些因素都体现为公共表意的特点，而其汉字书写和制作的形象呈现，也往往具有中和、典雅、端庄的审美趣味。宋代以后，汉字的具体书写形象往往是士大夫文人个人性的情感交往和文化学术交流的产物，它们没有庄重的社会公共事务的拘束，而其呈现方式往往是以具有广阔表现空间的纸张、笔墨为手段，以长于表现个性、天赋的手札或尺幅为媒介形式，于是其汉字书写形象往往呈现为个性十足而又极富书卷气的笔墨性线条构形模样，即如唐宋明清的一些大书家的作品风貌。可见汉字之美往往由于其应用场合及目的以及其书写或制作者的不同身份及趣味，呈现不同的美，这也是汉字之美的研究视野应较为关注的方面。
第四，唐代兴起的印刷术和印刷字体创制的实践及其中国书籍、版本文化的巨大遗产，使我们对汉字的技术性呈现形式的审美问题不能视而不见。如宋体字的审美特性问题，在传统时代对它的研究就比较罕见，即使有之也是较为负面的评价，与传统文化对工艺的态度较为类似。但在现代的文化现实中，如果仍然延续传统的对工艺性汉字的忽视和负面评价的倾向，则不仅与现代学术对现代性文化审美特性的判断不甚相符（如英国文化研究学派的研究成果），也与当代人的现实审美观感颇有距离。就宋体字的阅读感觉和在文化、商业领域的精神、品牌特性的标示应用来看，它的简洁明快的现代性美感是毋庸置疑的，而在与西方拉丁文字作比较时，它又颇具有东方的神秘和难以言传的韵味。这样的汉字之美，我们怎么能局限于传统的书法论述话语而轻易地错过呢。此外还有美术字问题，限于篇幅从略。
后汉书 篇五
虞延少为亭长，时王莽贵人魏氏宾客放从，延率吏卒突入其家捕之，以此见怨，故位不升。王莽末，天下大乱，延常婴甲胄，拥卫亲族，扞御钞盗，赖其全者甚众。建武初，除细阳令。后去官还乡里，太守富宗闻延名，召署功曹。宗性奢靡，车服器物，多不中节。延谏曰：“昔晏婴辅齐，鹿裘不完；季文子相鲁，妾不衣帛。以约失之者鲜矣。”宗不悦，延即辞退。居有顷，宗果以侈从被诛，临当伏刑，揽涕而叹曰：“恨不用功曹虞延之谏！”迁洛阳令。是时阴氏有客马成者，常为奸盗，延收考之。阴氏屡请，获一书辄加篣二百，信阳侯阴就乃诉帝，谮延多所冤枉。帝乃临御道之馆，亲录囚徒。延陈其狱状可论者在东，无理者居西。成乃回欲趋东，延前执之，谓曰：“尔人之巨蠹，久依城社，不畏熏烧。今考实未竟，宜当尽法！”成大呼称枉，陛戟郎以戟刺延，叱使置之。帝知延不私，谓成曰：“汝犯王法，身自取之！”呵使速去。后数日伏诛，于是外戚敛手，莫敢干法。迁南阳太守。永平初，有新野功曹邓衍，以外戚小侯每豫朝会，而容姿趋步有出于众，显宗目之，顾左右曰：“朕之仪貌，岂若此人！”特赐舆马衣服。延以衍虽有容仪而无实行，未尝加礼。帝既异之，乃诏衍令自称南阳功曹诣阙。既到，拜郎中，迁玄武司马。衍在职不服父丧，帝闻之，乃叹曰：“‘知人则哲，惟帝难之’。信哉斯言！”衍惭而退，由是以延为明。(《后汉书·虞延传》)
《后汉书·虞延传》文言文练习
1.对下列句子中加点的词语的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 ）
A.以约失之者鲜矣 约：约束。
B.谮延多所冤枉 谮：诬陷。
C.于是外戚敛手，莫敢干法 干：触犯。
D.信哉斯言 信：确实。
2.下列加点词语的意义与现代汉语相同的一项是
A.时王莽贵人魏氏宾客放从
B.宗不悦，延即辞退
C.乃诏衍令自称南阳功曹诣阙
D.衍在职不服父丧
3.下列各组句子中，加点的词的意义和用法相同的一组是
A.赖其全者甚众 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
B.宗果以侈从被诛 敛赀财以送其行
C.信阳侯阴就乃诉帝 既泣之三日，乃誓疗之
D.衍惭而退 劳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侯之赏
4.下列各句话括号中是补出的省略成分，正确的一项是（ ）
A.阴氏屡请，(延)获一书辄加篣二百。
B.陛戟郎以戟刺延，叱使(成)置之。
C.呵使(延)速去。
D.(延)既到，拜郎中，迁玄武司马。
5.下列对原文的叙述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虞延年轻时为官执法严明，在社会动乱时勇敢有为，因而有名声。
B.太守富宗生活奢侈放纵，不听虞延劝谏，临刑时他为此十分悔恨。
C.虞延惩处阴氏作恶的门客，阴就告诉了皇帝，但虞延在皇帝面前仍坚持严正执法。
D.邓衍因仪表出众受到皇帝赏识，虞延向皇帝报告邓衍的不当行为，才使皇帝醒悟。
6.把文言语段中画横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
(1)以此见怨，故位不升。
译文：
(2)特赐舆马衣服。延以衍虽有容仪而无实行，未尝加礼。
译文：
7.把下面的阅读材料翻译成现代汉语。
及之而后知，履之而后艰。乌有不行而知者乎？披五岳之图，以为知山，不如樵夫之一足；疏八珍之谱，以为知味，不如庖丁之一啜。
译文：
【参考答案】
1.A(“约”，应解为节约、节俭)
2.C(A“宾客”，文中意为门客。B“辞退”，文中意为辞官还家。D“在职”，文中意指在官职上，现词义已扩大。)
3.C(C两句中的“乃”均为副词，于是。A①代词，他，小宾语；②代词，那里的，定语。B①介词。因；②连词，连行为与目的。D①连词，表顺接；②连词，表并列。)
4.A(B应为“延”; C应为“成”; D应为“邓衍”)
5.D(“虞延向皇帝报告邓衍的不当行为，使皇帝醒悟”与文意不符，原文是由于“衍在职不服父丧”，皇帝才有所醒悟。)
6.(1)虞延因为此事被怨恨，所以官位不能升迁。(2)皇帝特意赐给他车马衣服。虞延认为邓衍虽然有容貌和仪表可是没有实际品行，不曾以高于一般的礼节对他。
7.接触到它之后，才能了解它；(亲自)实践之后，(才)知道(什么是)艰难。翻阅五岳图，认为了解了山，还不如砍柴的人(迈出去)一步(了解得多)。细数了八珍的菜谱，认为了解全了菜的味道，还不如厨师尝一口知道的多呢？
【参考译文】
后汉书 篇六
草书部分来源于隶书，但其作为隶书的变体，与隶书可以说是同步演进的，即隶书本身是篆书的变体和俗体，由篆隶结合体到古隶再到八分，在其到了足够简单易写的时候，草体也完成了由所谓隶草到半草化到完全草化的变化，这种变化进程和变化关系笔者称之为“草变”。
认识“草变”，对草书的创作、研究和审美来说具有全局性的作用。这一变化开启了有关动态书体艺术性发展的序幕，可以说书圣、草圣的形成甚至书法成为一门专业的艺术都与这一变化息息相关。“草变”促使草书和书法成为一门专业艺术的同时，作为书法艺术中正草两体中的草体，为魏晋二次草书变革改造提供了源泉并奠定了基础，可以说只有汉代草书的形成过程可以称得上“草变”，而魏晋及以后的草书发展只能称之为“草书的变革、变法”或“二次草变”，即在汉代草书基础上融入更多艺术元素和个人、社会群体的审美理想。书法更确切指草书在世界上能称为一项不死不老而高深莫测的艺术，我想就跟汉字构形的艺术性变化―“草变”有关。
二、发展阶段和意义
大量汉代草书简牍的发现，填补了古草演变及其艺术研究的缺失。从出土的资料中可以看到今天所谓的章草字形并由此推想和对比当时书写的真实状况。笔者从分析西汉马圈湾简牍得出完全草化的简牍数量占到草书简牍的百分之九十，其中完全草化的简牍中又包含了百分之十的半草化字；半草化的简牍占草书简牍的百分之十，其中半草化的简牍中包含了百分之三十的完全草化字，通过计算可以得出完全草化的字占到百分之八十四左右。草化的程度与时代有关，完全草化的字多出自同时期的简牍，时代为元始至地皇时期。宣元时期为半草化的字，此时草书发展不太成熟，但已经形成草书的特点，与隶书简牍有很大区别。通过草化分析可以得出章草的出现远远早于王莽时期，最晚也在宣元成哀这几十年之内，这也恰恰符合张怀提到的从元帝史游开始就已经有章草这一说法了。我们目前见到的有限的带有个人书写风格的早期草书简牍并不能反映汉代草书全貌，更不能代表汉代草书艺术的最高水平，保守说来以上按时间推断的草化分析还有可能被刷新，依据突然成熟的马圈湾草书作品就说足以明我们已经低估了古人在草书上的创造能力。
在发展过程上，“草变”分为两个阶段：一为草书体自身的极化发展。草化基于实用需求而形成、发展，草书的极化发展规律是草书形体演变的根本原因，形成了一套基本完整的草法系统。二为艺术自觉阶段，书法家占据了主导地位，从而使草书上升为书法艺术，并一直嬗变发展至今。古人在实用功能的基础上不断为其赋予了艺术内涵。汉武帝以来“善史书”风气的形成，对汉代草书的发展和规范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西汉元帝“善史书”及史游作《急就章》的典故证实了其在草书发展过程中的推动作用。东汉早期的光武帝喜好书法，之后的数位东汉帝王也对草书有浓厚的兴趣。东汉宗室刘睦擅长草书，明帝“驿马令作草书牍十首”，可见他对刘睦草书之欣赏。东汉末年的灵帝于光和元年（178年）置鸿都门学，专门培养文学、艺术人才。帝王的喜爱和引导，往往也会对字体、书法的发展造成重要影响。西汉中后期以来，文人草书家就开始出现。西汉末陈遵所书尺牍，时人皆藏弄以为荣，确实记载了作为草书家的历史遗迹。
对汉代草书进行艺术研究的学术意义至少也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通过“草变”揭示草书体的极化发展规律。汉代草书从产生到成熟再到成为专门艺术化表明了草体的深入化发展，即越来越不易辨识读懂，越来越具有艺术性，呈现极化发展特征。极化发展是草书发展的内在规律，也是草书走向专业化艺术化的原因。（正体呈现出朝着实用性的极化发展―从散漫的大篆到修长的小篆，从端正的隶书到方正的楷书，正体变得越来越具有识别性。可以看出草体和正体都呈现出极化发展，一个朝着艺术性一个朝着实用性。换句话说，正体越来越一看便识，而草体越来越需要学识能力。正草两体具有两极性。）第二，对“草变”这一概念的阐释具有了强有力的材料支撑，奠定了扎实的研究基础。今天看来，“草变”不仅指文字学意义上的草书符号化、系统化、字体化发展进程，也指草书在书法学中所体现的即兴性、趣味性、矛盾性、艺术性发展特征，也为之后书家展现不同风格面貌的草书作品奠定了总的基础。
从实际应用上来说，如果不弄清楚“草变”并有效吸收汉代草书精髓而想在草书这个单项上（动态书体）取得大成就是很难的。就像要在静态书体上取得大成就，而仅在某些楷书或篆书名家作品中打转而没能深入古文篆隶、通晓篆隶发展规律一样，可以说都是很难的。
三、特征
汉代简牍草书作为新书体具有创造性和先进性。“草变”发展有如下特征：
其一为“草变”源头是大小篆和古隶，静动书体是一脉相承的，草体源于正体。赵平安在《隶变研究》一文中认为：草书是从隶变中繁衍出来的新字体，草书的方法是隶变方法的延续和发展。到了隶变后期，高度发展的草书方法反过来又作用于隶变过程。①
其二为“草变”的渐进性。唐兰很早就提出汉字“流变”和“演”的观念。他认为“其实每一种变易的开始时，总是很微细的，不易辨觉的小差别，时间一久了，经过若干人的摹仿和改易，这种差别就明显起来，就变成一种新体了”。②启功也指出“古代有些字体风格，从甲一大类型变到乙一大类型，也常是从一些细微的风格变起的。例如，篆和隶现在看来是两种大类型，但在秦代，从篆初变隶时的形状，只是艺术风格比较潦草一些、方硬一些而己。这足见字体的演变常是由细微而至显著的。” ③可以说潜在的、细微的演化和外在的、显著的变革是互相促进的。
崔瑗《草书势》中提到“爰暨末叶，典籍弥繁。时之多僻，政之多权。官事荒芜，剿其墨翰；惟多佐隶，旧字是删。”说明草书产生的源流及当时的社会生态。秦末世事纷争，原有的体制不能维持既有的统治，政治和社会动荡多乱，文字的演变也应运而生，便捷实用的隶书字体开始通用。从篆到隶，再到隶书俗体这一切为更简便的草书的产生提供了条件。“草书之法，盖又简略；应时谕旨，用于卒迫。兼功并用，爱日省力；纯俭之变，岂必古式。”说明草书在隶书俗体的基础上又进行“简略”，于是出现了草书的书写，此时的草书应为不成熟的半草化草书。因为本来没有“草书之法”，草书出现之初也是受各种法度所约束的，但是草书的产生是顺应潮流无须阻止的。可以看出正草通用不但顺应了文字发展的需要，而且说明了草书具有新兴性、流行性，为之后的艺术性、观赏性提供了前提。草书的发展是不断突破已有体式和法度的过程，从汉代草书可以看出，无论在正式文书还是书信中草书使用已经十分普遍，发展到王莽时代已经没有多少限制了。
其他的论述如下：
东汉赵壹在《非草书》提到：“盖秦之末，刑峻网密，官书烦冗，战攻并作，军书交驰，羽檄纷飞，故为隶草，趋急速耳。”
东汉许慎《说文・序》和晋卫恒《四体书势》中都提到：“汉兴有草书”。
怀素在《自叙帖》中提道：“夫草稿之作，起于汉代。杜度、崔瑗始以妙闻，迨乎伯英，尤善其美。”
宋朱长文《续书断》提到：“自秦变六体，汉兴而有草书。”
明赵宦光在《金石林绪论》中提到：“草书起于列国，天下有事，急就为之。”
从有关草书产生的文献来看，确实在产生时间和用语上有所不同，“隶草”、“草稿”、“草书”、“章草”、“古草”等不一而足，可见人们对草书产生的认识也有区别，也从侧面反映出了“草变”的渐进性。
四、总结
通过一系列相关专门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隶变”和“草变”相比，可以说“隶变”更多的是文字学意义上的字体变化及实用推广，而“草变”更多的是书法学、艺术学的源头，试想能够浸淫在流动的书写中且与其他书写者拥有共同的审美，这本身是一件更加高级的书写方式，据此我们这也可以理解《非草书》一文的立意。“草变”与后期古今草的变革的不同点在于“草变”具有原创性。草化形成了草法，准确的草法是草书艺术性的前提基础，但草书书写上升为艺术还需要结合草书的创作技法和书家的情感修养，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草化、草法、草书艺术性三者之间的内在关系。
草化方面。草化分为半草化和完全草化。草化的过程是草书形成的前提，草书的完全成熟建立在文人艺术家对草法的规范化整理上，从而确立了草书成为一个专门的书体。草化是草书自身的演变过程，通过日常书写并整理定型后成为了草法，草书和隶书、楷书一样成为一种可供交流的专门书体，能够熟练运用草法并融入一定的艺术元素，便形成了一件草书作品，恰恰因为草书艺术的多样性表现才使汉字书写成为一门艺术。
草法方面。《急就章》、《千字文》、《标准草书》是一种草法的代表，也可以说是辨识学习草书的基础，即知道草书的写法。通过学习后知道草书与楷书行书隶书相比有哪些简化，知道草法还需要结合技法和艺术性进行创作，才能称之为有意义的草书作品。即使用钢笔把草法写出来也可以进行识别使用，但跟中国草书书法的高级境界还差很多。可以说草法是用来记忆的。
草书艺术性方面。建立在草法之上，在正确的草法基础上进行艺术性的表现加工。艺术性分析，是指分析草书的艺术变化，艺术风格特点，是对融入了笔法、线条、结构、章法、墨法安排后的具有个人面貌的草书，个人面貌可以说是练习草书最后的阶段，跟个人的训练和才情密切相关。张芝正是在汉代草书完全草化之后，章草草法形成时通过其个人的艺术加工造就了其草圣的地位。王羲之草书的背景是章草古法逐渐被时人遗忘，今草草法逐渐形成之时，他通过融合章今草法并结合个人审美创作出了“古质今妍”的草书，被誉为书圣。
因此能够准确而深入地进入到汉代古草具有重要的意义，对草书创作和草书史研究都具有开创意义。
第二、汉代简牍草书书写者也存在书写水平高低的差别，各个简牍草书的艺术水准也有区别。
草书发展到东汉，草书书法越来越受人们赏识，草书书家也越来越受人尊敬，善书者的地位有所提高。西汉时期总人数比今天来说应该很少，能够通过文化教育并从事于与书写相关的人其实不多，而能在草书方面能识别并进行专业的书写并推动普及的人几乎少之又少，今天我们所见的现存汉代能写草书的知识分子并不多，即使是中医药病例或药方简、档案简、战报或官府文书简、日常练习简等也算是草书书写的专家了。
第三、草书在秦代统一以后的西汉中后期开始逐步形成有其内在的原因。
草体如草篆、古隶俗体、篆草、隶草都称不上完全意义上的草书，但是这一系列变化过程是草变的重要环节。这跟文字的发展规律、政权更迭和文化政策有关。秦统一前是周的天下，各地的文字正体写法本身风格就不同，如果又出现潦草的草书，自然不能各地通用，不利于文化的传播以及语言文字的应用和地域的统一，这跟文化和历史的惯性有关。秦统一后的“书同文”政策在全国定下了正体基础，并为正体的草化奠定了识别和交流的前提。秦帝国十五年短暂而亡后，汉代的文化政策相对之前比较稳定和宽松，草书半草化和草化开始逐渐发展。另外汉族和匈奴在语言文字上彼时还没有完全融合，西汉时期的简牍草书普通汉人尚不能读懂，少数民族更是看不懂，一些潦草的军事文书一方面为了趋急就速之外也可能具有传递情报的作用，比如秦末战乱羽檄纷飞，出现了“隶草”，而后西汉中后期草书简牍大量出现在西域汉匈战乱地区，也是草书开始大量使用的时期。
第四、汉代草法是各时代中最古的，其中西汉的草法是原创型的。西汉草书的成熟奠定了东汉草书流行的基础，书者对草书的艺术性追求造就了书法史上第一位草圣张芝，今草在章草和汉末楷书的基础上逐渐形成。“取法乎上”的“上”有两层含义：一方面指艺术性最高；另一方面就是指时代早，西汉是草书的根源，是远远早于二王的。西汉草书是杜度、崔瑗、张芝草书的来源；东汉杜度、崔瑗、张芝章草是皇象、索靖、王羲之章草的来源；由于西汉草书和东汉杜度等名家作品的失缺，后代习章草者则直接取法皇象、索靖、王羲之的作品，如赵孟康里子山、宋克。这样以来我们便可清晰地得出草变而出的西汉草书在草书渊源流变关系中的地位。
在汉代简牍草书大量出土以前，二王草书是时代最早的草书，存在着“草书从楷书、行书发展而来”的看法。晚于西汉几百年的“天下第一行书”《兰亭序》用行书写就，王羲之凭借自身的临池之功和硬黄纸、狼勾笔这些材料完成，但在新中国建国初期也不免出现了关于魏晋时代能不能出现《兰亭序》的论辩。假使坡先学正书后学草书的观点可以为初学者借鉴，其学生黄庭坚却在书论中直接把学草书的前提局限在了楷书：“欲学草书，须精真书，知下笔向背，则识草书法，不难工矣”，以楷书打基础固然可以，如不取法篆隶和章草，写出来的草书必然停留在楷书、行书快一些的阶段，如此创作草法就不古了，无论“工”与不“工”，都不能称得上完善。南宋的姜夔看到了这一点，他在《续书谱》中用的最多的是“古”字，强调草书应先取法汉魏，师法张芝、皇象、索靖，这样才能下笔有源，指出不学汉魏的话，草书就会出现很多怪相，“自大令以来，已如此矣，况今世哉！”，随后提到“然后仿王右军，申之以变化，鼓之以奇崛。”即学完汉代草书后再研究王羲之的变法过程，在变化和体势上努力。
章草早于楷书。“初学分布，但求平正；既知平正，务追险绝；既能险绝，复归平正”不能理解为“从楷入手再到行书，熟练了或老了自然会草书”或“先把字写的平正，然后把字写的奇险，老了再回归到平正的写法”。应该是不断的追本溯源、涉古出新，是对一碑一贴或一种书写风格不断加深理解的过程，不是把人分为三个年龄段然后规定每个年龄段应该学习一种书体或坚持一种风格。在创作上取得自己的艺术成就才是“初学”、“既知”、“复归”这一过程的目的。另外在书写风格上王羲之、张旭、王铎、傅山、张瑞图、沈曾植的草书不是越老越平正，在创作年龄上“三大行书”也不是书家在快去世的时候写的，因此“正“和“老”不是必要条件。简牍、金陶、甲骨、砖瓦、刻石这些更值得研究的作品连书者的名字和年龄都无从知晓，自然无从可谈“正”和“老”。
第五、汉代草书是对章草的正确解读。
字字区别和笔画波磔只是章草发展的阶段特征，是章草的两个特点，把它们当成章草的定义和区分章草的依据直接限制了章草的发展和创作的质量。章今二草实质上是古草与今草的区别，张怀也指出魏晋的名流君子看一幅草书作品时分不出古今草书的区别，唯有知音者能通晓古今的演变、看出其中的古法。马圈湾等简牍草书的出土扩大了章草作品数量的同时也提供了正确理解章草的依据，还原了早期草书风貌的同时也使我们从同期草书实物上看到了史游创始章草的可能性。汉以后草书开始进入到今草的发展时代，章草的学习也只有借助前人遗留的程式化的作品，久而久之，便出现了章草名实的错位，历代书家复兴章草也只能追溯到三国的皇象，而在章草创作中更是难以脱离初级识字课本《急就章》和以两个特点区别章草的狭隘境地，直到近几十年来大量汉代草书原物出土才渐渐改变。
第六、我们经常谈书法创作要继承传统，但是以前的都叫传统，谁都要继承传统，草书传统的核心在哪？汉代草书应是草书传统的核心所在。
首先，上文从时代上提出汉代草书的“古”。其次，从草书素材上看，“草书魏晋最高”的提出也跟以前汉代草书的缺失有关，在汉代简牍没出土之前崔瑗、张芝的草书翻刻本代表了汉代草书的全貌，这就导致了一方面没有大量可供临创的汉代草书素材，而崔瑗、张芝草书的翻刻本又不能展现汉代草书的风貌。再次，从草书艺术本身看，文人士大夫的参与是不足以说明魏晋是草书艺术的最高峰。唐宋就是反例，唐时从太宗到大臣再到文人无不热爱二王书法，宋时上到宋徽宗、下到苏黄米蔡无不权倾朝野、文传四方，唐宋却不被称为草书艺术的最高峰时期。从时代内涵看我认为中华民族文明的最重要的代表应该在汉代，比如长城、汉简。汉字、汉族、汉语也皆从此来，汉代草书与隶书、汉印一道奠定了汉代书艺朴厚的精神，舍弃气势恢宏、朴素古雅的汉代而把魏晋定为草书和艺术的最高峰是舍本逐末。
通过“书法根源、草书素材、书法本体、时代内涵”的总结可以看出随着对汉代草书的还原研究及以后更高艺术性草书简牍的出土会更好的解释汉代草书的至高地位。汉代草书应为草书传统的核心。因此，没弄清草书传统的核心和优劣而笼统地说继承传统或说某家草书最传统应该是不对的。
后汉书 篇七
［摘 要］范晔的《后汉书》笃信儒学，提倡以儒家人格标准评价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主张积极入世，极力颂扬仁人志士的忠义节行和杀身成仁的高贵精神，猛烈抨击违背儒家礼义、丧失人格的丑恶行径。其传记文构思周密精当，旨意幽深，藻采华美，笔法纵横驰骋，叙议结合，句兼骈散，分析透彻，气脉朗畅，音韵圆转，表现了作者敏锐、深刻的史学洞察力和娴熟、高超的文学表达力。
［关键词］后汉书；传记文；儒家礼仪
［中图分类号］I207.5 ［文献标志码］A
一、《后汉书》以秉笔直书、义正词严蜚声文坛史苑
南朝史传散文主要有范晔的《后汉书》、沈约的《宋书》、萧子显的《南齐书》。沈、萧之作带有浓厚的官修色彩，基本上是为统治阶级立言，很难见到作者本人真实观点的流露，且所叙史实范围狭窄，尊崇皇室正统思想并以之为立言标准，虚美隐恶等缺陷非常突出。无论传主选择还是内容表达，两书都带有很大的局限性。尽管史书的撰写强调实录的原则，但作者为迎合当世君主的口味，不惜粉饰事实或代之以隐词晦语，这样一来，被奉为正史的官修史书就无法展示历史的原貌或“更多地贴近于历史的实际情状”［1］。若将二者稍加比较即可以看出，《宋书》尚继承了前代史书的叙事技巧并有所发展，但叙述过于详尽乃至流于繁芜，而且过重藻采。针对其繁复之弊，裴子野、李延寿均曾大加删改。如果说《宋书》还有一些见地的话，那么《南齐书》则几无创新之处，其人物传记只是单纯的史事叙录，在叙事笔法上沿袭此前史家的叙述风格，并无拓展之处，亦无文学性可言。
唯有范晔的《后汉书》，虽亦属“删烦补略”而成，然颇具“精意深旨”， 实为范晔精心结撰之作。范晔不屑于以诗赋杂文谋取声名，认为史家之文不同于篇什之文且高于篇什之文。正因他撰出了成一家之言的《后汉书》，所以蜚声文坛史苑。这不仅体现出作者高度的史才、史学与史识，而且体现出作者非同寻常的史责。《文心雕龙•史传》云：“然史之为任，乃弥纶一代，负海内之责，而赢是非之尤，秉笔荷担，莫此之劳。”［2］范晔本着对历史、对社会、对后世高度负责的态度撰后汉之史，按照实录的原则秉笔直书，斥恶扬善，义正词严。东汉中期以后，君主昏聩无能，外戚与宦官相互勾结，窃取权柄，为非作歹，陷害忠良之士，朝政大乱，社会岌岌可危。在东汉政权摇摇欲坠的危急关头，一批正义之士挺身而出，置生命于度外，奋力与邪恶势力作斗争。对于这样一些忠诚正直之士，范晔在《后汉书》诸传中都予以高度称赏，如：驰骋疆场、为国家复兴做出巨大贡献的邓禹、吴汉等中兴二十八将以及马援、班超等，不惜牺牲生命而勇于同宦官做斗争的陈蕃，坚持忠义节行的李固以及《党锢列传》《独行列传》《逸民列传》中的传主等。除歌颂外，范晔对社会中的黑暗现象也予以猛烈抨击。与《宋书》《南齐书》相比，范晔的史著无疑更忠于史实，同时也更能吐露自己的心声、表达自己的真实性情。
二、《后汉书》传记文的史学成就
在中国传统史学经典“二十四史”的前四史中，《史记》《汉书》早出，《后汉书》所记史实要早于《三国志》，但其成书时间在南朝刘宋时期。
《后汉书》成书于社会大动乱初步平定之时，虽然当时总体局势稍趋稳定，但刘宋皇族内部的争斗没有消歇，而且北方少数民族仍在等待时机以图再起。范晔崇尚儒学，主张以儒家思想及其人格标准来评价历史人物，因此他在《后汉书》中对于仁人志士的忠义节行和杀身成仁的精神予以高度称颂。东汉士人不满当时污浊的社会现实，极力与世俗相抗争，这一方面与他们的“社稷为大”之心密切相关，另一方面也得力于他们重视气节名誉的独特品质。这正与范晔的价值评判标准相契合，故范晔对此多有栩栩如生的描写，其对东汉历史人物、事件所做出的准确评价及写人叙事笔法，具有很高的史学价值。《党锢列传》《李固传》《陈蕃传》等篇章都体现了范晔表彰节行仁义、推崇儒家杀身成仁的思想。
1.对耿直忠义的表彰
对于东汉清流之士的耿直磊落、桀骜不驯的品格行迹，范晔在《后汉书》中丝毫不吝惜笔墨，常常语带深情地予以抒写。如《党锢列传》中《范滂传》所刻画的范滂的形象，读之令人深感敬佩与同情。范滂位居“能以德行引人”的“八顾”之行列，初仕为清诏使时便有澄清天下之志。至任三府掾属，因不满于刺史、权豪结党营私，为害乡民，遂一举弹劾20余人，可谓正直以尽忠。汝南太守宗资仰慕其名而任之为功曹政事，滂受职，“严整嫉恶，其有行违孝悌，不轨仁义者，皆埽迹斥逐，不与共朝。显荐异节，抽拔幽陋”。应该说，范滂体现出的儒家仁义孝悌思想正是《后汉书》作者自己的思想倾向。刘熙载《文概》云：“叙事有寓理，有寓情，有寓气，有寓识。无寓，则如偶人矣。”［3］于此篇可见范晔理、情、气、识之所寓。范滂为汉之一介清流，其耿直刚烈性格难为朝中党人所容，遂屡遭诟谤，竟至下狱。本传写其以身践义、临死不惧及其与母、子诀别一节，尤为感人。文曰：“建宁二年，遂大诛党人，诏下急捕滂等。督邮吴导至县，抱诏书，闭传舍，伏床而泣。滂闻之，曰：‘必为我也。’即自诣狱。县令郭揖大惊，出解印绶，引与俱亡。曰：‘天下大矣，子何为在此？’滂曰：‘滂死则祸塞，何敢以罪累君，又令老母流离乎！’其母就与之诀。滂白母曰：‘仲博孝敬，足以供养，滂从龙舒君归黄泉，存亡各得其所。惟大人割不可忍之恩，勿增感戚。’母曰：‘汝今得与李、杜齐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复求寿考，可兼得乎？’滂跪受教，再拜而辞。顾谓其子曰：‘吾欲使汝为恶，则恶不可为；使汝为善，则我不为恶。’行路闻之，莫不流涕。时年三十三。”范晔通过传主立言，传达出对儒家节行忠义的激赏，读至此处令人顿生激昂悲壮之感、赞叹崇敬之情。诸如此类典型细节的描写在《后汉书》中比比皆是，尤其是通过言语对话彰显传主性情的写法，在该传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这一方面增强了所写人物的立体感与真实感，使之形神毕现，另一方面也使传主的人格魅力得以明晰展示。刘熙载《文概》云：“文以炼神炼气为上半截事，以炼字炼句为下半截事。”
《后汉书》虽是经作者加工而成的，但所叙人物与事件基本符合史实。能够塑造出如此成功的人物形象，无疑应归功于作者掌握材料和使用材料的能力，比如选取典型细节以凸现人物性格的技巧，即非人人皆能为，至少难得其佳。《文概》曰：“言此事必深知此事，到得事理曲尽，则其文确凿不可磨灭。”《后汉书》刻画人物形象无不如此。范晔在刻画范滂的形象时，不但选取其与当朝权豪的正面冲突等一系列大事件来展现其刚正忠直的性格，而且选取其被害前与家人的对话等小细节以显示其节行孝义。范晔纂史特别注意对细微材料的运用，他在人物形象刻画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显然与此有着密切的关系。所谓“史莫要于表微，无论纪事纂言，其中皆须有表微意在”，即指此意。这种从细微之处落笔来塑造人物的方法，的确是史家不可缺少的技艺。
2.对杀身成仁气节的赞赏
除表彰有志士人耿直刚烈的品行及忠义节操外，一些传记还体现出对杀身成仁气节的高度赞赏。对于仁人志士的杀身取义之举，范晔总是不惜笔墨，详细抒写，极力歌颂。如李固、陈蕃等人为保持朝政清明而不顾生命危险，与邪恶势力作英勇斗争，他们都是作者重点颂扬的对象。据《李固传》记载，固性格直爽，对外戚、宦官把持朝政深为痛恨，针对“淳厚之风不宣，薄之俗未革”的社会现状，他不顾生命危险弹劾朝廷宠臣，力斥那些贪婪无度、“专总权柄”、“不知自损”的劣行。奏策呈上后，“顺帝览其对，多所纳用，即时出阿母还弟舍，诸常侍悉叩头谢罪，朝廷肃然。以固为议郎。而阿母宦者疾固言直，因诈飞章以陷其罪”。汉冲帝崩殂，固议立清河王刘蒜，大将军梁冀不从，乃立乐安王之子刘缵，是为质帝。后来梁冀又多次诬陷李固，均未得逞。冀忌质帝聪明，恐有后患，遂进鸩杀之。欲立桓帝，李固、杜乔不从，冀深愤恨，乃说太后先策免李固，后又构陷以诛之。范晔于传中详述李固之言行举止，尤重对其名德与杀身取义之节的彰显。如叙其临终前劝谏朝臣一节，足令人感佩。文谓：“临命，与胡广、赵戒书曰：‘固受国厚恩，是以竭其股肱，不顾死亡，志欲扶持王室，比隆文、宣。何图一朝梁氏迷谬，公等曲从，以吉为凶，成事为败乎？汉家衰微，从此始矣。公等受主厚禄，颠而不扶，倾覆大事，后之良史，岂有所私？固身已矣，于义得矣，夫复何言！’广、戒得书悲惭，皆长叹流涕。”何焯赞赏曰：“李（固）之气识，在杨震以上，使清河得立，可以致主文、宣，天不祚汉尔。”［4］言词中流露出惋惜之意。
范晔所强调的仁义之士的杀身成仁之美在诸多传论中也有明确的论述。晚清李慈铭曾赞及《后汉书》中的著名传论，称《郑康成传论》《左雄周举黄琼传论》《陈蕃传论》《李膺传论》《宦者传序》《儒林传论》为“最佳者”，并誉其“兴高采烈，辞深理精，以云奇文，实超前古”；另有《曹褒传论》《丁鸿传论》《邓彪张禹胡广诸人传论》《蔡邕传论》《李固传论》《张奂传论》《孔融传论》《樊英传论》《张俭传论》《卢植传论》《窦武何进传论》，“皆抑扬反覆，激烈悲壮，令人百读不厌”；至如《李通传论》《桓荣传论》《臧洪传论》《郭林宗传论》也多有卓识。李慈铭总评《后汉书》传论曰：“大抵蔚宗所著论，在崇经学，扶名教，进处士，振清议，闻之者兴起，读之者感慕，以视马、班，文章高古则胜之，其风励雅俗，哀感顽艳，故不及也。”［5］ 如《李固传论》对东汉仁人言出必践、笃尚气节、舍生慕义、心念社稷的人格特质加以评价云：“夫称仁人者，其道弘矣！立言践行，岂徒徇名安己而已哉，将以定去就之概，正天下之风，使生以理全，死与义合也。夫专为义则伤生，专为生则骞义，专为物则害智，专为己则损仁。若义重于生，舍生可也；生重于义，全生可也。上以残暗失君道，下以笃固尽臣节。臣节尽而死之，则为杀身以成仁，去之不为求生以害仁也……李固据位持重，以争大义，确乎而不可夺。岂不知守节之触祸，耻夫覆折之伤任也。观其发正辞，及所遗梁冀书，虽机失谋乖，犹恋恋而不能已。至矣哉，社稷之心乎！其顾视胡广、赵戒，犹粪土也。”
范晔在《班固传论》中曾指责班固《汉书》漠视儒家仁义志节与杀身成仁之美，因此他一反班氏作风，极力推崇忠义节行和舍生取义之举。据《陈蕃传》载，陈蕃性高峻，有清世之志，因不满朝中宠臣飞扬跋扈，曾多次进谏圣上选贤任能，黜退奸佞。其正义之行令宦官痛恨至极，但也一筹莫展。在皇帝面前，陈蕃毫不隐晦，仗义直言，有善必褒，有恶必斥。李膺、杜密、范滂等忠义之臣遭诬下狱时，他曾指责桓帝听信佞臣谄谀之言，陷害忠良之士。陈蕃这一形象寄托了作者崇奉儒学、心存治世的思想，因此其传论立意高远，见解精深。
范晔《后汉书》张扬正义的思想还体现在一些列传中。如《独行列传》所记皆为操行卓而不群之士：有极重节义、冒死救主或代主受戮者（如刘茂、卫福、周嘉、所辅、索庐放），有深明大义、守节不移者（如李业），有不受挟迫、伏剑自刎者（如温序），有直言进谏、殒命疆场者（如彭），有珍视友情、笃于信义者（如范式、张劭）等。作者在刻画这些人物时总能贯注深挚感情，因此这些人物写来栩栩如生，足令人感怀。《逸民列传》是为另一人群所作的传记：有讽谕光武帝世事凶险、应保持高度警惕者（如野王二老），有蔑视富贵、甘心贫贱者（如向子平），有痛恨朝纲废弛、鄙视权贵、愤而隐居不出者（如逢萌），有身怀高才而守志不移者（如周党、王霸），有弃绝世事、乐于归隐者（如严光、梁鸿、高凤、台佟、韩康）……他们虽避世隐居，但皆属有识之士，其志节行止远超一般，绝异流俗。作者叙写他们的事迹，实亦寄托了发自内心的赞赏之情。
3.对阿谀权贵的批判
除表彰有识之士的忠义节操、杀身成仁的壮举外，《后汉书》中还有许多传记对为谋取私利而不惜丧失人格者、违背儒家礼义任意而行者进行了揭露与讽刺。他们或贪慕高位，或迫于威势而向邪恶势力低头，虽然有时得以保全身位，但名声落入低俗不堪的境地，如《李固传论》中所提及的胡广、赵戒等人。另据《陈蕃传》载，赵宣葬亲后而不闭墓道，并居其中行服20余年，乡人称其至孝，州郡亦多次延请。就是这样一个看似谨守儒家礼义之人，行服期间竟生五子。范晔借陈蕃之口对赵宣的劣迹加以猛烈抨击，将虚伪之人的丑行揭露无遗。又如朱并曾因向朝廷告发张俭而得以晋升，亦属小人之流（《党锢列传•张俭传》）。南阳樊陵因慕李膺名声而求为门徒，膺辞不受，陵遂阿附宦官以邀取荣利，虽至位太尉，却为节义者所不齿（《党锢列传•李膺传》）。张显、郭防、曹陵、冯方亦入此列（《党锢列传•羊陟传》）。马融“才高博洽，为世通儒”，但也无法摆脱物质利益的诱惑，“遂为梁冀草奏李固，又作大将军《西第颂》，以此颇为正直所羞”。针对马融的行径，范晔没有隐晦，而是直书其事，唾其丑行。
范晔写人叙事，选材立意，虽以儒学为主导思想，但在阐发对某个问题的看法时又多有独到之见。如《宦者列传》备言宦官制度发展过程之后，又历叙郑众、蔡伦、孙程、曹腾、单超、侯览、曹节、吕强、张让、赵忠诸人为宦之事，至为详尽。传末纵论“衅起宦夫”之因，可谓发人之所未发，新颖而精辟：“刑余之丑，理谢全生，声荣无晖于门阀，肌肤莫传于来体，推情未鉴其敝，即事易以取信，加渐染朝事，颇识典物，故少主凭谨旧之庸，女君资出内之命，顾访无猜惮之心，恩狎有可悦之色。亦有忠厚平端，怀术纠邪；或敏才给封，饰巧乱实；或借誉贞良，先时荐誉。非直苟恣凶德，止于暴横而已。然真邪并行，情貌相越，故能回惑昏幼，迷瞀视听，盖亦有其理焉。”东汉朝政腐败，几至倾覆，确与宦者有着密切的关系。作者从宦官生理上及心理上的缺陷入手分析，认为这些正是他们蒙蔽并骗取统治者信任的关键所在；他们熟悉朝中政事与典制，因此多有与上层接近的机会，而一旦得逞，就巧言令色，谲诈多变，颠倒事实，惑乱君主；此类人看似忠厚，实藏阴险之心。范氏论述一针见血，分析深刻而精当。
当然，《后汉书》的传记文也有缺点。清代史学家王鸣盛曾指出该书在叙次上有颠倒的现象，如《胡广传》《马融传》，而且《班超传论》《卢植传》有脱漏的现象。此外，《后汉书》的思想内容也有局限性。如《窦何列传》指出窦武、何进谋诛宦官不成，一方面是由于权有余而智不足，另一方面却又归之于天命；又如《独行列传•范式传》叙及范式与张劭笃于友情，张辞世后给范托梦，乃至下葬时因范未至而灵柩不入墓穴；《独行列传•王传》则言及王夜宿亭中遭遇女鬼之事。这说明《后汉书》中仍有封建迷信思想的成分。综观全书，范晔之史瑕瑜互见，但终究瑕不掩瑜，足称良史。
三、《后汉书》传记文的文学价值
尽管《后汉书》以史名世，但其文学价值亦不容小视。范晔撷取众家之长而为一家之说，叙述精谨，文贵变化，矜尚藻采，终致彪炳文坛，名声甚显。范氏曾在《狱中与诸甥侄书》中称，其作与《汉书》相较，“博赡不可及之，整理未必愧也”。从内容及笔法来看，《后汉书》以简约精练为胜，可见其整理剪裁之功确实不在《汉书》之下。谈及对其书的评价时，范晔又说：“此书行，故应有赏音者。纪、传例为举其大略耳，诸细意甚多。自古体大而思精，未有此也。”《后汉书》体例基本承沿《史记》《汉书》，却又新增《文苑》《列女》《独行》《逸民》等列传，每类皆有传序，作为传前述意之用，诚为可取。其中，《文苑列传》的立目尤有意义，这是史书中首次为文学家设立专传，它表明南朝时文学正式脱离了依附于学术的地位，开始走向独立发展之路。在表达方式上，《后汉书》以叙为主，叙议结合，叙事生动，议论透辟。序在传前，铺叙某种制度或某种现象的发展演变历程（如《宦者列传序》《党锢列传序》等），常常前后相沿数百年，在从容叙述中表现出作者对该问题的观点。传记本体则对与此密切关联的人物生平行事加以详细陈述。传后之论是作者的总评价，其中也包含一些叙述性语句。由于传中对相关史事所述已详，因此序论中多是点到即止。而对体现传主性格的某个重要事件，则又出以概括性极强的语句，作为发论的依据。
与《史记》《汉书》相较，《后汉书》的语言精工雅致，盖因范晔“刻意著力”所致，故刘师培《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谓：“《后汉书》以精雅胜”，“无一段不雅”［6］。《后汉书》诸传记与传论颇讲究文采，传记多以散体行文，人物形象生动传神；而传论则杂以偶句，且有声韵谐协的美感。与后世骈文刻意追求骈体技巧相比，范氏则属顺其自然，并不求工。今人骆鸿凯曾引其师黄侃《书后汉书论赞》语曰：“刘宋已往，昭质未亏，故偶语虽多，而未尝拘牵于对仗，声调虽协，而未尝胶执于宫商。盖偶语出于自然，而对仗多由刻饰，声调由乎天至，而宫商或赖安排。知文理者亦惟去甚去奢，以求合于本度而止……寻绎范氏之文，虽多偶语，而不尽拘牵；虽谐声律，而绝无胶执。”［7］对范晔之传序、传论，后代许多学者多有称誉之语。
关于《后汉书》的文学价值，清人孙梅评曰：“范史博综典籍，成一家言，体大思精，标置不妄。然如《后妃传论》、《独行传论》诸篇，奋其文笔，将与班、蔡共翔，而敷兹藻采，亦与潘、陆方驾者焉。”［8］此书出现于重视文学特质的南朝时期，因此体现出南朝文学重抒情、求审美的特点。范晔为不同人物立传，或褒或贬，无疑都寄寓了自己的真情实感。如对李固、范滂、陈蕃等忠勇正直之士，总是不吝美词；提及他们的悲惨遭遇，往往出以同情、敬佩之语。对待马融则有所不同，言其经学、文学造诣时，语词中流露出赞赏之意；而述其结交并攀附梁冀的举动，则又表现出贬抑的倾向。当写到贪慕名位、趋炎附势、阿附权贵的胡广等人时，作者的谴责、愤激之情表露无遗。同情、赞美、揭露、批判、讽刺等述情之语，皆可于诸篇史传中细加体悟。《后汉书》的传记散文正文部分都以散体写成，而传序与传论颇多偶句，虽与后世骈文还有一定距离，却体现出对骈体形式技巧的追求。与同时代的其他散文相比较，《后汉书》的序、论之文更讲究文采，而且注意到音韵谐畅的问题，体现出对文学审美价值的追求。可以说，传序与传论是《后汉书》中的精华部分，它们不仅充分展示出范晔的史才与史识，还向时人及后世展现出其高超的文学才华。如同司马迁及其《史记》一样，范晔及其《后汉书》不仅见诸历史，而且也出现于文学史，堪称史、文双绝之佳作。
［参 考 文 献］
［1］ 王钟陵。中国前期文化心理研究［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1：6.
［2］ 刘勰。文心雕龙注［M］.范文澜，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287.
［3］ 刘熙载。艺概［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42.
［4］ 何焯。义门读书记［M］.崔高维，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7：390.
［5］ 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M］.由云龙，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237.
［6］ 陈引驰。刘师培中古文学论集［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113.
［7］ 骆鸿凯。文选学［M］.北京：中华书局，1989：290.
［8］ 孙梅。四六丛话［M］.上海：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532.
［收稿日期］2011-04-07
［基金项目］2011年安徽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2011sk191）
后汉书 篇八
关键词：范晔；酷吏形象；《后汉书・酷吏列传》
中图分类号：G2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4）08-0367-02
范晔（398-445），生活于东晋、南朝刘宋之间，是刘宋时期杰出的史学家。作为范晔的代表作，《后汉书》成就了范晔在史学和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这里，通过分析《后汉书・酷吏列传》对东汉一朝酷吏的描写和评论，对范晔笔下酷吏形象的特质及其个人的酷吏观试作探讨。
一、范晔笔下“酷吏”含义解读
范晔撰《后汉书・酷吏列传》，远承司马迁《史记・酷吏列传》，二者对于酷吏含义的解读有着明显的继承关系。有学者指出《史记・酷吏列传》中酷吏的本质特征是“刻深少恩”，且认为“他们的‘刻深少恩’与法律的准确性、客观性有必然联系，并非个人阴暗人格的表现。”范晔所撰《后汉书・酷吏列传》中记载的几位酷吏执法、行政同样冷酷严明，且相比于司马迁笔下的几位酷吏更具独特之处。
在范晔看来，酷吏身上最显著的特质可以概括为两个字：一个是“壮”，一个是“酷”。“若其揣挫强伤，摧勒公卿，碎裂头脑而不顾，亦为壮也。”可见，“壮”字主要指范晔笔下的酷吏具有“刚直不阿”的特点，就这一点而言，东汉酷吏似乎更具人格魅力。“自中兴以后，科网稍密，吏人之严害者，方于前世省矣。而阉人亲娅，侵虐天下。至使阳球磔王甫之尸，张俭剖曹节之墓。若此之类，虽厌快众愤，亦云酷矣！”显然，“酷”字是就酷吏的执法力度而言，形容酷吏执法冷酷，为政苛猛。可见，范晔笔下的“酷吏”形象，核心特质包含行事之“壮”和执法之“酷”两个层面。
二、范晔笔下酷吏形象特质――“壮”、“酷”
范晔笔下的酷吏之“壮”主要体现在酷吏为人刚直不阿，执法严明，行事有勇有谋。《后汉书・酷吏列传》中所载董宣为洛阳令时处理湖阳公主苍头白日杀人案即为典型。湖阳公主为东汉光武帝亲姊，其管家在光天化日下杀人后潜逃回公主府，即使出行也与公主寸步不离，借以躲避刑罚。董宣蹲点以候其出，拦下公主车驾，当面历数公主过失，并将犯罪的管家就地格杀。其行动果敢，执法严明，由此可见一斑。不仅如此，即使在面对光武帝的斥责时，董宣也依然能够做到维护法律威严，并不屈服于皇权威势，而且力劝皇帝，言辞恳切：“陛下圣德中兴，而从奴杀良人，将何以理天下乎？臣不须，请得自杀。”后竟然以头击楹，血流满面。之后，光武帝也退了一步，命令董宣向公主道歉了事，董宣竟宁死不从，其刚直不屈竟至于此！《后汉书・酷吏列传》还记载了李章除豪强一事，其人其事，如在目前。光武帝即位，李章被任命为阳平令。当时赵、魏两地多豪强恶霸，甚而自筑堡垒，私自豢养家臣兵士，俨然一个小王国，这对于当权者而言无异于割据。李章到任，举行宴会，请赵纲会晤。赵纲也是有备而来，带剑披衣，且携带众多卫士。李章与他对饮，“有顷，手剑斩纲，伏兵亦悉杀其从者，因驰诣坞壁，掩击破之，吏人遂安。”范晔所载并不只是一个简单的豪强与地方官的会面，这是一个关乎智与勇的博弈，在这个博弈中，计谋与勇气令李章赢得非常漂亮。此外，《后汉书・酷吏列传》还记载了一个周纟亏借助死人断案的小故事，颇为有趣。周纟亏升任召陵侯相，廷掾忌惮纟亏严明，想要挫挫他的锐气，“乃晨取死人断手足，立寺门。纟亏闻，便往至死人边。若与死人共语状。阴察视口眼有稻芒，乃密问守门人曰：‘悉谁载藁入城者？’门者对：‘唯有廷掾耳。’又问铃下：‘外颇有疑令与死人语者不？’对曰：‘廷掾疑君。’”之后审问廷掾，案件告破。范晔笔下的周纟亏，其形象俨然“神探”，在这里，酷吏“智”的一面被大大凸显出来。
“酷吏”之“酷”主要体现在惩罚过重，甚而有滥杀之嫌。董宣任北海郡国相，到任之后，任命地方大族公孙丹为五官掾。公孙丹新建住宅，占卜的人告诉他一定会有人死去，公孙丹于是让儿子杀了过路的行人，把尸体放在屋里以抵挡自家灾祸。董宣知道后便把公孙丹子逮捕杀掉。公孙丹父子行事荒唐，草菅人命，被处以极刑也无可厚非。可是这件事情之后，公孙丹宗族和亲信三十多人，拿着兵器到董宣官府喊冤叫屈，董宣认为公孙丹以前曾经投靠过王莽，担心他们跟海贼串通，竟然将其全部逮捕，派手下将他们统统斩杀。后青州刺史在皇帝面前参了董宣一本，罪名就是为政滥杀，董宣也因此获罪入狱，虽有惊无险，但也说明董宣为政过于严苛，处理案件颇有滥杀之嫌。此外，李章在任千乘太守时也曾因诛斩盗贼过滥而被免职。樊晔在担任天水太守期间，为政亦相当严猛，人有犯其禁者，没有活着走出牢狱的，以至于为吏之人及周边羌胡之民十分惧怕。
总体而言，为政苛猛是所有酷吏的共性，但同样是为政苛猛，酷吏们的具体表现还是有所不同的。司马迁笔下的酷吏，草菅人命如王温舒之徒，竟有“嗟乎，令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之叹，其好杀伐行威不爱人竟至如此；司马迁还记载了杜周等不讲原则、谄媚君上之徒，办案行事时时揣测上意，杜周门客责备其不按法律办事，杜周更是语出惊人：“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当时为是，何古之法乎！”可见其为人行事毫无原则，曲解法律，一味谄媚君上。不同于司马迁笔下的酷吏形象，范晔笔下的酷吏为政虽然有严苛的一面，但多讲求原则，法律观念和个人操守较于司马迁笔下的酷吏还是有些微进步的。范晔笔下的酷吏有时甚至会为了维护法律的尊严而对抗皇权，如董宣之徒；有的会为了歼灭盗贼、维护官府尊严竟不惜违反官场规则越权行事，如李章之辈；诸如此类。
范晔笔下的酷吏形象具有其独特性，这与东汉儒学的兴盛有密切关系。东汉一朝，儒学大盛，深受儒学浸润的酷吏们在法家严苛执法的冷酷表面之下，还隐藏着儒家济世怀人、兴国安邦的浩然胸怀。司马迁笔下的酷吏大都不得善终，而范晔笔下的酷吏除了东汉末年的阳球因得罪宦官获罪被杀，以及王吉被连累获罪致死之外，大都得以善终，甚而福及子孙，这不能不说是得益于儒、法结合的为吏方式以及酷吏本人廉洁自律、正直不阿的个人品质。
三、范晔的酷吏观
范晔对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进行褒贬品评，大都能做到辩证、深刻，即使是他最为痛恨的宦官势力，他也指出虽多有祸乱朝政、败坏纲纪者，但又认为其中“亦有忠厚平端，怀术纠邪”之人，“非直苟恣凶德，止于暴横而已。”而在《后汉书・酷吏列传》中，范晔对酷吏的看法表现出了些微的矛盾和纠结，在具体记述酷吏们的事迹时不乏称赏，但在论赞部分集中评价酷吏时，对笔下酷吏们的可褒赞处用力却颇为吝惜。这是因为：范晔“主张以儒家的‘德政’和‘王化’目标来治理国家”，极为看重儒学对稳固政治统治的作用，主张为政宽厚，以仁信感人。而范晔笔下的东汉酷吏虽深受儒学浸润，比之前代酷吏更加敬慕儒雅，且大多修习经学，崇尚气节，可申韩法家思想依然是其主导思想，酷吏的一些固有特质在其身上体现得依然非常明显，比如酷吏执法苛猛这一点，就与范晔本人“以仁信感人、宽厚为政”的吏治主张背道而驰。
范晔的酷吏观自有其辩证的一面，但始终无法对其笔下酷吏形象的优长和进步之处表现出应有的亲近感和认同感，这并非全因酷吏破坏或扭曲法律、时有滥杀之嫌，而更多的是，相对于以仁爱教化治民的循吏而言，酷吏们执法比较严苛，其所悖逆的并不是封建法律和制度，而是后世儒家正统的治世手段和价值观念。而范晔身处的时代，在经历了儒学大盛、经学昌明的东汉一朝之后，儒家的一些治世理念和伦理道德思想早已深入人心。
参考文献：
[1]王绪霞。〈史记〉中“酷吏”词义的文化解读[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02）.
[2]范晔。后汉书[M].中华书局，1965.
[3]司马迁。史记[M].中华书局，1982.
[4]瞿林东，李珍。范晔评传[M].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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