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案件 刑法案件案例【精选9篇】
书包范文为大家分享了刑法案件案例【精选9篇】，希望能够给小伙伴们的写作带来一定的帮助。
刑事案件 篇一
一、我国的海上刑事司法管辖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
（一）立案管辖。目前，我国的《海警法》正在审议当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警法（草案）》第三十四条和第四十条规定，海警工作站负责侦查发生在本管辖区域内的刑事案件。以上两条规定，均对海警局管辖海上刑事案件进行了规范，从规定中可以推知，只要是海上发生的刑事案件，一律由海警局进行侦查，这就从立法的角度明确了海警的海上刑事案件立案管辖权。（二）审判管辖。1.起诉主体。对海上刑事案件来说，起诉主体根据公诉案件与自诉案件分为两大类，本文主要讨论公诉案件的情况。对公诉案件而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中国海警局关于海上刑事案件管辖等有关问题的通知》中的相关规定，目前依然是由与海警局相对应级别以及辖区的人民检察院进行起诉。2.受理法院。我国的海事法院尚未完全获得海上刑事案件的管辖权，海上刑事案件的管辖权仍按照传统《刑事诉讼法》中的规定进行划分。自海事法院设立以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海事法院的受案范围限于海事海商民事案件，至2016年《关于海事法院受理案件范围的规定》才将海事行政案件归至海事法院的管辖范围，自此，距离海事法院专门化“三审合一”的管辖，仅有海上刑事案件尚未归位。2017年，最高人民法院创新性指定了宁波海事法院进行“艾伦·门多萨·塔布雷”交通肇事案，是对海事法院审判海上刑事案件的第一次大胆尝试。可见，我国目前已经在探索将海上刑事案件的管辖权交由海事法院专门管辖的可能性，并已经在实践方向进行积极探索。
二、基于国内外历史演进的海事法院管辖海上刑事案件可行性分析
（一）海事法院管辖的海上刑事案件定义。在讨论专门管辖之前，需要重新界定何种海上刑事案件是否需要分类进行管辖分类，目前有两种观点：一是借鉴海警局的管辖方式，将所有在海上发生的案件均归于海事法院管辖，二是根据民法的管辖，仅将特殊的、具有专业性的部分交由海事法院管辖。就学界的讨论而言，大多数学者赞成后者，有些学者将这类的海上刑事案件归纳为海商刑事案件[1]。海商刑事案件，指与海上活动（包括海上运输、国际贸易、海上作业等行为）或与船舶密切相关的，因侵犯海上交通、海上贸易、海洋环境等社会关系，被国际条约、国际规范或者国内刑法所禁止，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海商刑事案件[2]。也就是说，海上发生的部分侵犯人身权益的案件，例如故意伤害、故意杀人以及绑架等行为，并不具有海商方面的特殊性，不应当归属于海事法院专门管辖。具体而言，海商刑事案件主要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海上交通类案件，这类案件涉及到船舶避碰规则等需要海上相关专业知识进行判断的规则，由海事法院进行审理更为适宜。第二类，海上贸易类案件；第三类案件为海上作业相关的案件，例如油污泄露导致的环境污染，通常会先追究行政责任和民事责任，在审理过程中会发现涉及到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况，此时再交由普通法院管辖会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以及司法效率的降低，因此由原审的海事法院管辖为宜。（二）国内外的海上刑事案件管辖演进。我国在海事刑事案件的管辖上经历了专门管辖——普通地域管辖———探索新的专门管辖的过程，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就已经设立了长江水上运输法院，该法院中专门设立刑事审判法庭，对水上犯罪案件进行审理，并成功审理了一系列的海上运输刑事案件，后因历史原因于1957年被国务院撤销。此后，海上刑事案件根据一般地域管辖，归于地方法院的刑事审判庭进行管辖，该做法一直延续至今。早在中世纪，英国在成为“海上霸主”的时候就已经建立了英国海事法院，该类法院的设立初衷即为制止猖獗的海盗行为，因此其管辖范围自设立起就涵盖了刑事案件[3]，即使随着统治者的意志变更，英国海事法院的刑事管辖权在某些时期遭到了限制，但从未被剥离，且由于其长期保持了对海商类案件审理的专业性，英国海事法院依然在国际社会享有盛誉[4]。（三）小结。可见，我国曾经将刑事案件归于专门法院管辖，虽然其后由于历史原因取消了，但依然证明我国有将海商刑事案件归属于海事法院专门管辖的基础。同时，国外也并非全无海商刑事案件专属管辖的例子，海商刑事案件交由海事法院管辖是可行的。目前，我国已经形成了海事民事、行政案件由10家海事法院专属管辖的格局，且自1984年海事法院出现，经过三十几年的司法实践，各海事法院已经海事民事案件的审理上累积了宝贵的经验，不论是管辖划分或是专业人才对接，海事法院对刑事案件的管辖都具备了相当的条件。
三、海事法院管辖海上刑事案件存在的障碍以及制度改革探索
虽然我国目前已经具备了将海商案件交由海事法院管辖的条件，但仍存在一些需要调整的相关制度，第一，海事法院管辖的案件类型尚不明确，就如何区分海上刑事案件与海商刑事案件上，分类具体的标准如何，由谁实际进行操作，目前尚无定论。第二，现存检察系统与海事法院专门管辖不匹配的问题，传统公诉案件立案——审查起诉———审判三大环节中，目前只剩审查起诉这一环节的衔接尚未完善，那么还需讨论公诉案件的起诉该由哪个检察院进行，是否设立相对应的专门检察院的问题。第三，二审不专的问题，海事法院作为专门法院，其级别对应我国的中级人民法院的级别，但是却没有对应的高级海事法院对二审问题进行审理，常由辖区高级法院进行二审，导致了一审专门二审不专门现象的发生。就以上三个问题，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的途径探索解决之道。（一）海警局根据案情提前分流。对于公诉案件，根据目前我国的刑事制度，所有的海上刑事问题均由海警局统一侦查，由海警局进行案情分流的做法是可行的，具体操作为海警局在侦查完毕移送起诉时，根据现有的证据对案件进行综合评定，判断是否属于海事刑事案件，并将由海事法院管辖的相关案件交由对应的检察机关起诉。同时，有些案件是在海事民事或者行政行为的审理过程中发现的，此时除了由海事法院交由海警局侦查此类案件之外，应由海事法院对该刑事案件与民事、行政案件共同管辖，此举是为了保证刑事诉讼的直接言词原则和集中审理原则。（二）检察机关设立海上刑事科。针对公诉案件的检察机关不对应问题，根据检察机关与法院级别对应原则，应当由海事法院所在地区市级检察院对海事刑事案件集中审查起诉。部分学者建议设立对应的海事检察院5，但笔者认为无此必要。首先，我国海事法院的“三审合一”尚在探索之中，所涉及案件较少，若简单为了配合该改革就在所有海事法院所在地设置海事检察院，不仅会造成财力人力物力的浪费，还需要修改《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刑事诉讼法》等多部法律，造成检察系统的混乱和不稳定。其次，若设立海事检察院，则其等级应当与海事法院相当，相当于市级检察院，那么若案件进入了二审，又面临着二审检察院不专的情况，则学界又将陷入是否设置高级海事检察院的争论中，因此笔者认为此时过早设立海事检察院实属弊大于利。（三）设置高级海事法院。对于二审不专的问题，有学者建议，鉴于现有的海事案件的上诉率，可以考虑建立一到两个高级海事法院6，由高级海事法院统一规范和指导全国海事司法活动，将海事刑事案件的上诉审与现有的海商及海事行政案件一并纳入高级人民法院管辖7，笔者亦赞成。第一，我国的海事法院系统已经日趋成熟，受理的案件量也在提升，建立高级海事法院对解决二审不专问题，保证涉海法律适用的统一性大有裨益。第二，建立高级海事法院，意味着我国拥有了更加完善的海事司法体制，有利于我国行使国家海洋主权。据此，我国实有必要形成以海事法院一审，高级海事法院二审的审级制度，以解决二审不专的问题。
四、结语：
随着宁波海事法院作为“三审合一”的试点法院开展业务活动，目前已经审理多起刑事案件，2021年3月，海口海事法院审理王祥托非法捕捞水产品罪一案宣判，意味着我国海事法院已经在纷纷探索“三审合一”的运作模式。从我国的历史发展与司法现状来看，我国业已具备由海事法院专门管辖海事刑事案件的条件，建议尽快将海事法院“三审合一”落地施行，这不仅是司法管辖的完善，也是维护我国海洋主权与领土完整的的重大举措。
引用出处
［1］王柯。论海上刑事案件的专门管辖。公安海警学院学报。2019，03.
［2］吴帅丽。海事刑事案件专门管辖法律问题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大连：大连海洋大学，2019.
［3］宋媛媛，海事法院刑事管辖权问题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大连：大连海事大学，2017.
［4］司玉琢。保障海洋发展战略改革完善中国特色的海事司法管辖制度。中国海商法研究。2015，02.
［5］黄炎。海上刑事犯罪管辖制度改革研究———两校两院促进海事刑事审判改革研讨会综述。大连大学学报。2016，6.
［6］李林。我国海上刑事司法管辖问题探析。求实。2009，01.［7］张颉。海上交通事故民、刑交叉案件司法解决机制探析。中国海事。2015，01.
刑事案件案例及分析 篇二
影响性诉讼案例之所以被笔者选为刑事案例教学的特定试验田，是因为此类案例具有其特定的性质，在刑事法教学中具有不同于一般案例的特有优势。影响性诉讼是指具有较大社会影响的诉讼，是可能引起制度变革，影响法治发展进程的典型个案。伴随现代传媒技术的不断进步和互联网的广泛普及，近年来，现实中发生的一些刑事案件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具有相当的典型性和启发性。从佘祥林、赵作海冤案到呼格吉勒图再审案、念斌死刑改判无罪案中涉及的刑事诉讼程序问题；从许霆ATM机取款案到杭州飙车案中引发的究竟该定何种罪名、判处刑罚轻重的争议；从药家鑫杀人案到一系列反腐大案要案带来的犯罪原因和犯罪防控对策的反思等等，引发了笔者将影响性诉讼案例引入刑事法教学的冲动。这些现实发生的鲜活案例极易激起同学们学习探讨的兴趣，是将刑法学、刑事诉讼法学、犯罪学等刑事法律科学知识运用于实际的良好契机，同时，这些具有时代感的真实案例还具有模拟案例、编写案例等普通小案例所难以具备的综合性和延展性。
1．鲜活性与时效性
影响性诉讼是真实世界中发生的真实案例，将其引入高校法学课堂，能够为刻板的照本宣科式的传统教学注入新鲜的血液。当下发生在现实中的刑事案又因其具有特别的社会影响力而极易引起人们的关注和讨论，连一般社会成员都不能熟视无睹、置若罔闻的有关法律实践，法科生怎会不跃跃欲试地加以探讨呢？并且，刑事影响性诉讼往往关乎生命、自由、重大财产利益等，更是牵动人们敏感神经的焦点。此时若将影响性诉讼案例运用至刑事法教学当中，必然能够极大程度地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寓教于乐，使课堂更加生动活泼。此外，影响性诉讼案例往往还具有鲜明的时效性。也就是说，这些案例往往和特定时期的经济社会发展相关联，反映时代特色。刑事影响性诉讼案例具有的时效性能够促使学生们更好地掌握现行刑事立法和司法的前沿和热点问题，更准确地了解新时期、新形势下犯罪案件的新特点、新变化，使自己能够运用的刑事法律知识不断更新，贴近时代。同时，历时性的纵向观察和思考还能促使法科学生更理性地以历史的眼光看待犯罪的发展变化以及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乃至社会的动态变迁。
2．复合性与延展性
影响性诉讼具有真实性、影响性，常是大案、要案、典型个案，其发生的前因后果、包含的法律关系、涉及的社会问题往往复杂而非单一。与普通刑事案件相比，影响性诉讼案例更具有复合性，可以运用于其中加以解释和分析的法律理论、制度、观念等通常不止某个侧面，针对此类案例人们往往可以多角度多层次地加以看待。就某一个影响性诉讼案例而言，其可能跨越刑事和民事法律的边界，可能贯穿刑法总论的基本原理和各论的具体罪刑，可能兼具实体和程序问题，也可能需要对事实和规范分别作出评析。正因为影响性诉讼的复合性、综合性特征，使得在刑事法教学中教师能够更灵活地根据需要对之加以适用。例如，既可以提取影响性诉讼案例中的某个或某些侧面作为教学重点，穿某一部门法的课堂，也可以在学生已经完成先修课程的情况下让其就整个案例综合分析判断。同时，教师还可以引导学生将某个影响性诉讼案例与其他相关个案加以链接，对比案与案之间的类似或差别，培养学生的发散性思维等。这些都体现了影响性诉讼作为教学案例所具有的较好的伸缩性和延展性。对于教师如何选择运用于教学的影响性诉讼案例，建立影响性诉讼教学案例库，经过实践，笔者总结了以下两点经验。一方面，可以参照官方的影响性诉讼案例。对此，至今年年初，我国正式的影响性诉讼评选活动已经正好届满十周年，在中国案例法学会的官方网站上，每年评选出的影响性诉讼案例都可以公开查询到。此外，其他一些机构也有类似的评选可以作为参考，例如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评选的年度最受关注刑事案件等。同时，还可以借鉴司法机关的权威指导案例，例如自2011年以来最高人民法院的诸批指导性案例，作为经过严格筛选的具有典型意义的个案，就为法学课堂的案例教学提供了极好的材料来源。另一方面，需要注意的是，影响性诉讼案例的选择要为刑事法教学服务，这就要求教师加以甄别并各自根据特定的教学过程加以设计。首先，教师要把握其选取的案例不能是仅仅具备社会影响力、夺人眼球的新闻式案例，真正的影响性诉讼在具有影响性的同时更要有代表性，要有真正的理论研究价值。如果仅仅因为案件情节的离奇、当事人的特殊身份甚至是纯粹被各种媒体炒作而成的所谓大案名案是不适宜作为教学案例的。其次，教师还应注意案例的选择和匹配，即根据课程设置的需要和学生的已有知识、课堂规模等状况选择和使用恰当的影响性诉讼案例。
二、刑事法教学引入影响性诉讼案例教学模式的意义
1．是新时期法学教育目标和指向的必然要求
将影响性诉讼案例引入刑事法教学不仅对于多项教学效果的直接达成具有重要意义，更和新时期法学教育的长远目标和指向相关联。在全面推行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今天，我国各部门各领域都需要大量具备法律知识的高层次人才，也就是说新时期的法学教育既要使学生掌握必备的法律专业知识和能力，也要培养有创新能力、跨学科、宽基础的复合型能手。可见，法学教育要实现职业教育与通识教育的一体化。从近年来法科生的就业状况和就业去向来看，一方面法学专业“就业难”主要体现为供需结构性失衡，毕业生在校学习的知识与实践相脱节，不能适应用人单位的要求；另一方面，如今法律人职业环境也愈加多元化，法学专业毕业生早已脱离了早年向“公检法”定向输出的轨道，转而进入由司法机关、行政部门、企事业单位、法律组织、新闻媒体、NGO等组成的多元化的就业环境。这些新形势要求法学教学必须转变思路、创新方法，以培养集知识、能力、道德于一身的法律人才为目标。在刑事法教学中，教师必须认识到在让学生掌握关于犯罪、刑罚等专业理论知识的基础上，更要培养学生的法律应用能力，使其和学生日后法律职业相衔接，要注重锻炼加强其对现行法律法规的理解和运用水平、鼓励引导学生就刑事法理论、刑事立法、司法等各方面提出科学合理有见地的质疑和反思，为将来成为司法实务和法学研究创新型人才做准备。在教授法律知识和法律职业能力之外，教师还应注意学生法律伦理以及人文素质的培养，例如传播和教育宽严相济、无罪推定、人权保障、尊重生命等刑事法理念。
2．有助于更好地实现刑事法教学中主体间的良性互动
影响性诉讼案例教学模式的应用能够推动师生间和学生相互之间的交流和互动，使教和学的过程成为多主体相互作用的过程。根据刑事法学科主要课程(包括刑法学、刑事诉讼法学、犯罪学、侦查学等)的应用性、实践性的特点，运用影响性诉讼案例教学模式能够使学生更积极地发挥主观能动性，施展自己的创造性才华和活跃的思维。传统的课堂教学因缺乏学生参与，容易使教学氛围枯燥呆板，甚至出现教师在讲台上滔滔不绝、学生在座位上神游四方的现象。没有调动学生自主性的知识不可能被其真正消化吸收，只有当其主动参与知识的理解和运用过程，对其自身脑细胞产生足够刺激，才能实现学习的内化过程。而分析和探讨影响性诉讼案例的教学方式恰恰为学生提供了足够的参与机会，鼓励学生在运用法律知识分析具体案例的过程中敢想、敢问、敢说，激发每个学生发挥自己的主观性和独特的个性。这种体现学生参与的教学过程一方面能够更好地建立师生间平等欢快的人际关系，促进教学效果的提升，教学双方互相配合、共同协作，实现教学相长。另一方面，学生之间也能在交流中发挥集体智慧，碰撞出思维的火花。其中有相同观点的同学可能在论据上相互补充，或者持不同意见者相互辩驳和修正。笔者在运用影响性诉讼案例教学模式的实践中也切身体会到，与单纯理论教学过程相比，学生的兴趣更浓厚，不同类别学生的注意力和参与度都有很大提高。学生的潜能得到发掘，一些以往课堂表现和卷面成绩一般的同学在案例评析和论辩中能够脱颖而出，发言相当精彩。因此，这一教学模式可以展示不同学生的优势、提升各种学生的自信，普遍强化其学习动机和效果。
3．有助于更好地实现理论学习与实践应用的良性互动
对影响性诉讼案例进行专业角度的分析，需要学生以相关法律理论知识为工具，从这个意义上说，理论学习和实践应用是先后关系，不学无以致用。一个有着扎实理论知识基础的学生往往在案例分析时不至于过分偏离专业思路或出现基本的法律常识性错误，相反，如果理论基础不牢，则可能会缠绕于案例事实的细枝末节之中甚至错失判断的方向。虽然实践应用要以理论学习为基础，另一方面，实践应用也能反过来推动理论学习的深入。教师以案释法、学生以案明法，影响性诉讼案例更是以其鲜活性和综合性而成为更生动、更高层次的实践应用形式。要做到对影响性诉讼案例全面科学、合法合理的分析，必须对理论知识进行加工，目光往返于事实和规范之间，这是对理论学习的进一步升华。同时，已有的多种实践教学方式中可以并且需要应用影响性诉讼教学模式。在理论课教学过程中，由于课时有限，而综合复杂案例可能占用较多时间，因此引入影响性诉讼案例只能是局部的和片段式的。而对于典型的法学实践课如诊所式法律教育、模拟法庭等，影响性诉讼教学模式则大有用武之地。一方面，这是因为实践课教学的重点即在于知识的运用，让学生充分参与复杂案件的分析有大量的时间保障，另一方面也是基于实践课教学面临的一些实际局限。例如，在法律诊所教学中，学生真正参与实践应用的机会相对有限，因为对于挂靠在学校法律援助中心或律师事务所下的法律诊所所接收的真实案件，学生更多的仅是起辅助作用，并且需要主要人和当事人的信任和授权，更何况现实中还存在提供诊所服务的学生数量有限，进行的“诊断”效力有限、难以考察其正确性，当事人事案处理时间与学生其他课程冲突等问题。因此，影响性诉讼案例教学模式的应用以同样是现实发生的真实案例带动学生的常态化参与，可以通过较低的成本锻炼学生的实践能力。
三、影响性诉讼案例教学模式在刑事法教学中的应用路径
首先，教师可以采用多元化的教学手段运用影响性诉讼案例，例如通过以下几种途径进行探索：一是分组讨论法。在选取案例的基础上，由学生进行课前预习和准备，在课堂上将学生按4—6人分成若干小组，各小组随机或轮流抽取1名代表进行发言。每组代表发言后，其他同学可以补充也可以提出不同观点。最后，在学生发言的基础上，由教师进行全方位的解读和评析。这种方法的关键在于课前的准备要充分，例如至少提前一个星期告知学生案例主题，分配好组员，明确分工，这样才能控制讨论的进度和效果。二是辩论式学习法。对某一案件中有关问题持相对观点的同学或模拟案件中的控辩双方，展开辩论，在论辩的过程中明法晰理。这个过程也需要教师有极为熟练的教学能力，控制辩论的进程，把握教学的方向。学生之间在就特定案例展开辩论的过程中，也往往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假设、类比、反问等不同辩驳方式，从而提高其逻辑思维能力。这种方法可以与模拟法庭实践教学相结合，使学生在角色扮演的同时充分参与理论应用过程。三是论文研究法。影响性诉讼案例除了在课堂教学中值得应用，在学生学期论文、毕业论文等的写作指导中也很有运用价值。结合热点案例分析法律理论和制度的论文不仅生动而新颖，并且能够很好地锻炼学生的法律思维和社会观察能力。在对相关影响性诉讼案例进行剖析的论文写作与指导过程中，学生和指导老师的相互交流能够一对一地贯彻此种案例教学模式。四是讲座拓展法。对于新近发生的影响性诉讼案例，即时举办专门的讲座。在讲座过程中，可以运用多媒体视频资料，更为直观地展现案件原貌，也可以邀请实务部门的专家走进校园，使学生能够直接接触司法第一线的信息和动态，为学生就司法实践中的问题答疑解惑，使教学与法律职业需求相衔接，此外还可以鼓励学生自己就影响性诉讼案例准备讲稿、演示稿等并上台进行讲演和展示。其次，对于影响性诉讼教学模式应用的不同形式，都要做好相关存档，形成案例分析报告、讨论稿、辩论记录、论文和讲座录音稿等书面材料或者用音频视频资料加以固定，以便为进一步规范化教学积累经验，同时相关文档可以为学生考评和教学评估提供依据。
四、影响性诉讼案例教学模式应用的配套机制
1．教学主体自身的提升
影响性诉讼案例教学模式的应用对于教与学的主体双方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首先，应该更多地以学生为中心，学生需要主动分析案例材料、寻找法律规范、进行法律解释和相关推理，在认真听讲的同时还要积极动脑、动手、动嘴。影响性诉讼案例教学模式的应用需要学生拥有良好的学风和精神面貌。例如，学生需要有主动搜集信息的意识和能力，不能封闭自我，更不能满足于“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状态，而是应当关心重大事件和实际法律问题。又如，学生需要在课前进行充分准备，在课上认真倾听和积极回应其他同学的观点，而不能仅仅消极地复制自己查询到的已有论点作为敷衍。此外，此种教学模式为学生提供了自我表达的良好机会，学生应当把握机会而不应害羞胆怯。其次，教师也应在避免唱独角戏、讲“一言堂”的同时充分发挥引导和控制教学过程的作用。例如，教师要善于通过直接干预或表情、肢体语言，鼓励支持学生的创造性思维活动。同时，应当根据案例提出启发性的问题，有效控制讨论的方向和进程，把握好教学要点的选择与连接并画龙点睛地加以点评和总结。在教学准备过程中，教师需要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例如筛选和更新教学案例库，全面搜集和加工处理案例相关信息等。在刑事法教学中，教师还需要注重刑事法专业知识的系统运用，将刑法学、刑事诉讼法学、犯罪学等课程有机联系起来，再现刑事案件在实际中的真实运行，引导学生进行刑事一体化的思考。此外，教师应当尽可能地从事和参与司法实务，获得一定的司法实践经验，这样在运用影响性诉讼案例教学模式时便能够更加自如，也更加有权威性和说服力。
2．教学环境和手段的完善
刑事案件 篇三
中国农业人口、面积一直居全国多数，故农村社会的稳定与否，关系到我国整个社会的安定。多年来，农村刑事案件所占比重持续居高不下，严重影响了农村社会的稳定，也直接影响社会治安。现今，农村的社会治安形势依然严峻，盗窃案件搅得人心惶惶，故意伤害、抢劫。强奸等案件的发生，使广大农民群众对自身的人身权产生担忧，黄、赌、毒案件向农村社会渗延，使纯朴乡风遭以破坏，这些案件的发生，严重影响了农村的社会稳定。基层人民法院在审理农村刑事案件时，应立足于审判必须服务于、服从于社会稳定这个大局，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及时、有效、依法惩罚犯罪，这样，才能维护农村自身的稳定与发展，亦可推动整个社会的长治久安。
二、我县农村刑事案件的概况和特点
我县作为一个农业大县，长期以来，农村刑事案件历来超过半数以上。我院2001年刑事案件共结案228件329人。在判决的302名罪犯中，农民罪犯198人，占65.5%，所触犯罪名依次为盗窃58人次，抢劫27人次，聚众斗殴19人次，故意伤害12人次，破坏电力设备12人次，强奸及奸淫幼女12人次，寻衅滋事10人次，交通肇事9人次，非法制造、买卖、储存枪支、弹药、爆炸物5人次以及投毒、过失致人死亡、种植原植物等，从对案件的收结、审理及统计分析，可以看出我县农村刑事案件具有下列一些特点：
1、多年来，以盗窃罪为主的侵犯财产型犯罪一直是农村刑事案件的主要犯罪形式，且数量居高不下。
2001年我县盗窃罪犯占农村罪犯的29.3%，抢劫罪犯占13.6%,在侵财型犯罪中，罪犯的目标不定，只要有用的，均要取得，大到金银首饰、家用电器、通讯、交通工具等高档生活品及生产、电力设备、现金等，小到针头线脑、锅碗瓢盆、1袋盐、1筒挂面，尤其在春节前，是盗窃案件发案的高峰期。
2、农村伤害案件，甚而是恶性案件的发生，多源于邻里琐事或几句玩笑话，但在发生纠纷时，由于当事人双方不够冷静，只想到自己的感受，互不相让，酿出苦果。2001年我院审结的14人伤害和1人过失致人死亡犯罪中，大部分是基于此原因引起的。这对如何在农村中正确处理邻里纠纷，防止矛盾激化，提出了一个值得大家广泛关注的问题。
3、农村刑事案件的发生有一定的季节性。
由于农业生产的季节性，有农闲、农忙之分，在农闲时，违法犯罪案件明显高于农忙时节，特别是春节前这一特定阶段财产型犯罪较多，犯罪分子趁年关大家警惕性不高，手中较为宽裕而大捞一笔。夏季，由于天气炎热，不少农户开门纳凉，一些妇女疏于防范，从而使一些强奸犯罪分子有了可乘之机。
4、犯罪的盲目性较大，但近年来，有组织、有预谋地犯罪开始逞上升趋势。农村刑事案件多盲目性，盗窃案件往往多临时起意或顺手牵羊的犯罪分子，前面提到的伤害案件也有此种因素存在，犯罪分子在冲动之下，情绪失控，导致犯罪。但在2001年的刑事案件中，我们发现，有组织地预谋犯罪行为如抢劫，敲诈勒索等犯罪也时有发生。
5、被告人素质较低。
多年来，因农村教育基础薄弱，造成农村人群文化素质低，再加之农村地区是法律宣传的薄弱之处，故该地区的法盲高于其它领域。
6、未成年人犯罪增多。
由于农村中教育未跟上，家长对子女的教育意识淡薄，有相当一部分人读完小学就辍学，造成农村中青少年文化素质偏低。辍学后，由于年龄尚小，自已缺乏足够的辩识能力，家长疏于管教，自已又无正当职业就游手好闲，结交不良朋友，一旦经人引诱，容易引发犯罪。
三、审判人员在审理农村刑事案件时，应注意处理好下列几个问题：
1、使刑法基本原则在个案审理中得到有效落实。罪刑法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罪刑相适应是刑法的三大基本原则。这些基本原则相辅相成，在审理农村刑事案件中，要使这些基本原则落实到个案。我国刑法量刑跨度大、伸缩性强、标准不一，刑法条款规定比较笼统，审判人员在具体适用中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故在审理农村刑事案件时，必须做到公正执法，定罪处刑就必须依据所犯罪行的情节、社会危害程度、法定及酌定从重从轻情节正确量刑，从而使农村犯罪分子这一比较其他犯罪人员属劣势的人员能得到公正处理，真正使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罪刑相适应原则得到贯彻落实。
2、做到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的有机统一。
正确适用法律，审理好农村刑事案件，达到好的法律效果是一个方面，另外，注重案件审理的社会效果，既打击了犯罪，又缓和了犯罪引起的各种矛盾，消除了不安定因素，维护了农村稳定，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这样，使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得到统一，从而使农村社会稳定得以实现。当前，对农村中一批恶势力，主观犯罪故意深的犯罪分子应从严打击，起到震慑作用，对于主观恶性不深、社会危害性不大的初犯、偶犯，可考虑从轻处理，做到宽严相济，同时，也能起到治病救人的作用。
3、对家庭困难，无能力请辩护人的农村被告人，法院可为其指定辩护，确保其诉讼权利的实现。
农村被告人不少因家庭困难，想请却无力聘请律师为其辩护。针对以上情况，法院可依据刑诉法第三十四条“公诉人出庭公诉的案件，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可以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这样，可以充分保护农村被告人行使自己的诉讼权利，体现法律的公平。
4、加强法制宣传工作，使农村犯罪得到遏制，以维护农村社会稳定，促进其正常发展。
我们在审理农村刑事案件时，应适时适地做好法律宣传工作，利用农闲时机召开法律知识讲座，到农村公开开庭，通过村级广播介绍一些法律常识或以案说法。这样，一方面可通过舆论宣传，对广大农村群众进行了法律教育，使广大群众对自己的每一项行为进行审视，从而依法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或检点自己的行为，不逾越法律规定；另一方面，通过以案说法的形式，使法律宣传更形象化，使一部分不明真相、不了解案件实情、不熟悉法律的被告人家属及广大农村群众了解案件的事实和适用的法律，了解裁判的公正。
5、正确适用财产刑。
97年的刑法大大地增加了财产刑的适用范围。在农村刑事犯罪中，侵财型犯罪一直以来占多数，故财产刑在农村刑事案件中的适用也很广泛。判处财产刑，体现了对一些侵财型犯罪分子的打击力度，不仅使其人身自由受到限制，而且其在经济上也受到相应的处罚，同时对一些犯罪较轻的犯罪分子适用较轻的刑罚，可通过单处财产刑或缓刑的刑罚方式，免除其自由刑或或予以监外执行。我们在适用财产刑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一是刑法只要规定单处或并处财产刑的，不论被告人有无财产，均要依法判处。二是严格依照《刑法》五十二条“判处罚金，应当根据犯罪情节决定罚金数额”,在刑法规定的幅度内确定财产刑的具体数额。三是自由刑与财产刑有一定联系，判处较高的财产刑，可以适当地降低自由刑的刑罚量，相反，被告人没有执行财产刑能力的或有能力而拒不交纳的，也可提高自由刑的刑罚量。四是对一些犯罪较轻，被告人人身危险性不大的案件，可以考虑单处罚金，五是财产刑要在判决书中注明其缴纳期限。
6、使维权岗工作向农村青少年中延伸。
以前，我们对县城的青少年维权工作抓得比较好，对农村青少年维权工作抓得不够。当前，农村青少年维权岗工作，主是是预防和减少青少年犯罪，青少年正处于生长发育时期，他们思想尚不成熟，心理、情绪、情感尚不稳定，社会经验少，易受诱惑。在此特定阶段，如果其所处的环境中有不良或不健康因素的影响，则容易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加上农村家庭有的父母长期在外打工，对子女督导不力，青少年一且结交匪类，就易受诱惑走上犯罪道路。审判人员在审理青少年犯罪案件中，应实行教育、感化、挽救方针，坚持寓教于审、惩教结合原则，根据青少年身心特点，把对青少年的教育保护、依法惩罚、矫治融于整个庭审中，教育犯罪青少年认罪服法、接受教育改造，重新做人，庭审中如其未请辩护人的，法院还应为其指定辩护，并通知其法定人到庭，对其共同进行教育。对农村青少年刑事案件的审理，仅仅在庭审中教育还是不够的，还必须将维权工作向前、向后延伸，从而达到预防和减少青少年犯罪的目的。另外，法院还应跟农村中小学校共同建立青少年维权岗，开设法制课，观摩庭，进行法制教育，防患于未然。
四、对几类具体农村刑事案件的法律适用
1、对盗窃案件的法律适用。
盗窃案件是我县农村地区刑事案件的高发案件，占总数的29.3%(2001年)。审理好此类案件对提高农村刑事案件审判工作的整体水平意义重大，审判人员除严格掌握盗窃数额，还要结合其他情节定罪量刑，应严格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及省公检法《关于我省执行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标准的意见》等法律、法规、司法解释的精神审理案件，在审理此类案件时，对下列案件可从轻处罚：(1)具有法定从轻或减轻情节，如未成年人犯罪，共同犯罪中的从犯、胁从犯、盗窃未遂，中止等，有自首、立功情节的，依法予以从轻、减轻处罚；(2)具有酌定从轻情节，如被告人案发后退赃的，认罪悔罪态度较好的等；(3)被告人盗窃系生活所迫或临时起意顺手牵羊的，量刑时予以考虑从轻处罚，如我院审理的被告人朱成刚盗窃一案，朱成刚家境贫寒，在外出时看见一辆手扶拖拉机，因一时糊涂，生起盗窃歹念，在把拖拉机开出几公里时被失主抓获，我院在庭审中，针对被告人家庭特殊情况以及被告人的认罪悔罪态度，对其作出了从轻处理。对农村刑事案件中的被告人，如盗窃数额刚过较大、巨大、特别巨大起点标准的，有下列情况也可在幅度量刑内从重处罚。(1)盗窃集团首犯主犯和盗、运、销互相串伙联系的；(2)入户盗窃的；(3)累犯；(4)盗窃生产资料，严重影响农村生产的；(5)盗窃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医疗款物的，严重影响农村社会稳定的；(6)多次盗窃，曾因盗窃被治安处罚的惯犯。在审理农村盗窃案件中，还应注意区分盗窃罪及其它犯罪的界限：（1)盗窃广播电视设施、公用电信设施，数额不大，但构成危害公共安全犯罪的，依照《刑法》第一百二十四条规定处罚。如同时构成上述两种罪名，择一重罪处罚。(2)盗窃使用中的电力设备，同时构成盗窃罪和破坏电力设备罪，择一重罪处罚。如我院在审理石思广盗窃、破坏电力设备一案中，石思广盗窃了电线、电动机等物品，未正在使用的，按盗窃罪处罚，正在使用中的，按破坏电力设备罪处罚，故对被告人石思广数罪并罚。(3)实施盗窃犯罪的，造成公私财物损毁的，以盗窃罪从重处罚；又构成其他犯罪的，择一重罪从重处罚，盗窃公私财物未构成盗窃罪，但因采用破坏性手段造成公私财物损毁较大的，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后，为掩盖盗窃罪行或者报复等，故意破坏公私财物构成犯罪的，应当以盗窃罪和构成的其他罪行实行数罪并罚。
2、对79年刑法流氓罪分解出来的案件法律适用。
79年刑法流氓罪案件在我县主要表现为寻衅滋事，聚众斗殴，侮辱、猥亵妇女、儿童案件。这类案件对农村的社会的稳定破坏极大，一案发生，不安四方。在审理此类案件时，应严格掌握刑法规定，一旦构罪，依法定罪量型，决不姑息养奸，以维护农村社会的稳定。聚众斗殴致人重伤、死亡的，以法定转化犯的形式从一重罪处罚。寻衅滋事中致人重伤、死亡的，分别定罪，实行数罪并罚。
3、对故意伤害案件法律适用。
在基层法院，主要有公诉和自诉案件之分。审理好此类案件，可化解诉讼双方的矛盾，维护农村社会的稳定。农村社会中，常因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引发刑事案件，当事人互不服输，或即使认输，也在一些细节上纠缠不清。在审理自诉案件时，因农村当事人文化素质不高、法律意识不强，审判人员应注重做好诉讼指导，引导当事人举证，使当事人在诉讼中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并在双方自愿的基础上，做好其思想工作，使调解工作得以成功，不能简单地一判了之或对被告人滥施刑罚，这样才能钝化双方矛盾，使社会稳定因素加强。在审理公诉故意伤害案件时，同样不要简单地判用自由刑，在了解案件来龙去脉的同时，对认罪服法、愿意赔偿的被告人法院应让他们尽量和被害人一方就民事赔偿进行协商，如调解成功，可使被害人的经济损失得到赔偿，亦可作为酌定情节对被告人从轻处罚。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刑事案例 篇四
分析：对魏春峰的行为应以抢劫罪一罪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且不得适用死刑。理由是：我国刑法规定，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或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同时规定，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对犯罪时不满18周岁的人，不适用死刑。本案中，魏春峰实施了抢劫和脱逃两个行为，根据法律规定，他对脱逃行为不负刑事责任，法院应以抢劫罪一罪定罪。在量刑时，不能对其适用死刑，并应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案例2:杜长江，1983年生。韩仲学，1983年生。杜发家，1983年生。1998年4月8日深夜11点半，杜长江、韩仲学、杜发家三人趁着酒劲儿翻墙进入某市职业中学校内，持刀闯入女生宿舍304室，先对陈某等5名高一女生进行亵渎，后又轮奸了女生蒲某。女生张某在反抗时被杜发家用缝衣针猛刺75针。此后，三名罪犯又闯入301室，对其中的4名女生施以暴行。此外，三人在实施上述犯罪行为的同时，还从被害女生处抢劫90余元钱。直到次日凌晨3点多钟，因为学校教职工被女生宿舍传出的叫声惊醒，闻声赶来查看，三人才翻墙而去。
[问题]对本案三名行为人能否适用死刑？为什么？
分析：对本案三名行为人不能适用死刑。理由是：三名行为人所犯的是强奸罪，且属于罪行极其严重。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如此情节的强奸犯罪，可以适用死刑。但是，三名犯罪人在实施犯罪时，都不满18周岁。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犯罪时不满18周岁的人，不得适用死刑，因此，三人的年龄都符合我国刑法禁止适用死刑的条件，依法不得对其适用死刑，包括死刑立即执行和死刑缓期2年执行。
案例3:贾某，男，生于1985年1月13日，某中学初中一年级学生。1998年1月20日，正值学校放寒假，见本班女同学某甲独身一人在教室，遂起歹念，将其骗至防空洞进行猴亵，某甲进行反坑，并说要告诉老师。贾某害怕事情被老师知道，遂用砖头猛击某甲的头部，致某甲颅内出血，当场死亡。
[问题]贾某故意杀人行为是否应当负刑事责任？
分析：本案中，行为人贾某生于1985年1月13日，其行为时为1998年1月20日，行为时贾某才满13岁，属于完全不负刑事责任年龄阶段。因此，贾某故意杀人的行为不负刑事责任。
考察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7条规定：已满16岁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已满14岁不满16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已满14岁不满18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因不满16岁不予刑事处罚的，责令他的家长或者监护人加以管教；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由政府收容教养。
总结：刑事责任年龄，是指法律所规定的行为人对自己实施的刑法所禁止的危害社会行为负刑事责任必须达到的年龄。
刑事责任年龄制度，就是从年龄上划定一个负刑事责任的范围。我国刑法中关于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主要解决不同年龄人刑事责任的有无问题，同时也包含了对未成年人的犯罪从宽处理的内容。我国刑法第17条对刑事责任年龄作了较集中的规定，把刑事责任年龄划分为完全不负刑责任年龄、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和完全负刑事责任年龄。
1.完全不负刑事责任年龄，按照我国刑法第17条之规定，末满14岁是完全不负刑事责任阶段。一般来说，不满14岁的人尚处于幼年阶段，还不具备辨认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因此，法律规定不满14岁的人所实施的危害社会行为，概不追究刑事责任，但可依法责令其家长或监护人严加管教，必要时可由政府收容教养。
2.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按照我国刑法第17条第2款规定，已满14岁不满16岁的，是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阶段。达到这一年龄阶段的人，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辩别大是大非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因此法律要求他们对8类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行为负刑事责任，这8类犯罪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赎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罪。
刑法案件案例范文 篇五
第十四篇刑罚的具体运用（3）
近几年来，公务员考试行政职业能力测验常识判断中，法律常识都是重点考查内容。法律常识判断和专业法律考试不一样，考查内容比较简单，不需要考生具备专业理论基础，但考生也不能轻易视之。为方便考生精准备考复习，学易网将法律部分经常出现和可能出现的考点知识总结成篇章，并就每个考点的出题形式辅以相应例题，希望对广大考生有所帮助。
本篇主要内容包括：减刑；假释；时效。
【考点知识】
一、减刑
减刑指被判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在执行期间，如果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或者立功表现，将其原判刑罚予以适当减轻的一种制度。
减刑，必须具备以下条件：
(l)减刑的适用对象。减刑的适用对象是被判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这是刑法对减刑适用对象范围的限定。这就是说明，减刑的适用，只有刑罚种类的限制，而没有犯罪性质、罪行轻重或者刑期长短等方面的限制。
(2）减刑适用的根据。犯罪分子在刑罚执行期间，如果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的，或者有立功表现的，可以减刑；有重大立功表现之一的，应当减刑。这是适用减刑的实质条件。
(3）减刑适用的限度。减刑以后实际执行的刑期，判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的，不能少于原判刑期的二分之一；判处无期徒刑的不能少于十年。无期徒刑减为有期徒刑的刑期，从裁定减刑之日起计算。
(4）减刑的程序条件。对于犯罪分子的减刑，由执行机关向中级以上人民法院提出减刑建议书。
二、假释
假释是指被判处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在执行一定刑期以后，根据其悔改表现，附条件地提前释放的制度。根据《刑法》第八十一条的规定，适用假释应当符合以下三个条件：①假释的对象必须是被判处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②犯罪分子必须已经执行了一定的刑期，即被判处有期徒刑的，已实际执行原判刑期二分之一以上，被判处无期徒刑的，已实际执行十年以上。假释的犯罪分子必须确有悔改表现，不致再危害社会。刑法规定，有期徒刑的假释考验期为没有执行完毕的刑期；无期徒刑的假释考验期为十年。
三、时效
我国刑法中的时效，是指法律规定的追究犯罪分子刑事责任的有效期限。超过这个期限，就不能再对犯罪分子提讼。我国刑法规定，犯罪经过下列期限不再追诉：
①法定最高刑为不满五年有期徒刑的，经过五年。
②定最高刑为五年以上不满十年有期徒刑的，经过十年。
③法定最高刑为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经过十五年。
④法定最高刑为无期徒刑、死刑的，经过二十年。如果二十年以后认为必须追诉的，须报请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
此外，在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立案侦查或者在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以后，逃避侦查或者审判的，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被害人在追诉期限内提出控告，司法机关应当立案而不予立案的，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
【例题1】法定最高刑为五年以上不满十年有期徒刑的，追诉期限为（）。(单选)
A.五年
B.十年
C.十五年
D.二十年
【正确答案】答案选B。
【例题2】无期徒刑的假释考验期限为（）年。(单选)
A.五
B.十
C.十五
D.二十
【正确答案】答案选B。
【例题3】根据《刑法》规定，减刑必须有一定限度，即减刑以后实际执行的刑期，判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的，不能少于原判刑期的（），判处无期徒刑的，不能少于（）。(单选)
A.三分之一／五年
B.三分之二／十年
C.二分之一／十年
D.二分之一／五年
【正确答案】答案选C。
【例题4】不能适用假释的罪犯有（）。(多选)
A.累犯
B.无期徒刑犯
C.有期徒刑犯
D.因杀人、、抢劫等暴力性犯罪被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罪犯
【正确答案】答案选AD。
【例题5】适用假释，必须不是累犯以及因（）等暴力性犯罪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多选)
A.杀人、抢劫
B.爆炸
C.
D.绑架
【正确答案】答案选ABCD。
【例题6】假释适用于被判处（）的犯罪分子。(多选)
A.管制
B.拘役
C.有期徒刑
D.无期徒刑
【正确答案】答案选CD。
【例题7】根据《刑法》规定，适用减刑应当具备（）条件。(多选)
A.只适用于被判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和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
B.犯罪分子必须在刑罚执行期间，认真遵守监规，接受劳动改造，确有悔改表现或立功表现，或者有重大立功表现
C.减刑必须有一定限制
D.有一定的程序条件，即由执行机关向中级以上人民法院提出减刑建议书，人民法院应当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对确有悔改或立功事实的，裁定予以减刑
【正确答案】答案选ABCD。
【例题8】在刑罚执行过程中，对于具有（）表现的犯罪分子，可以减刑。(多选)
A.服从监管
B.悔改表现
C.立功表现
刑事案件 篇六
随着行政执法的范围不断扩大，行政违纪行为会相应增加，近两年司法实践来看，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有不断增加的趋势。一是有相当一部分职务犯罪案件来源于国家行政机关或纪检、监察机关的移送，二是部分行政机关，纪检、监察机关工作人员对违纪与犯罪界限把握不准或存在对干部的“保护意识”，三是个别党政领导干部政策法律意识不强，在处理上难免产生较大随意性，特别是在体现党的绝对领导的今天，对个别腐败党政领导干部应给予有效约束、监督，触犯刑律的应予以严惩。该类犯罪系有一定职权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所为，其危害程度是直接损害党和政府形象，威胁着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社会危害性比普通刑事案件更大。故应予以从严惩处，本文拟将结合有关案例及司法实践从进一步完善刑事立法的角度探讨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的主体范围。
案例一，某区政府部门负责人在工作中收受企业贿赂3万元，纪检、监察机关调查核实后，以受贿金额不大，认识态度较好为由，给予撤销党内行政职务，没收违纪所得3万元的处理，因徇私情而没有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案例二，某国有企业厂长张某，利用职务之便，以虚列招待费，维修支出为由贪污5万元，又在购进原材料及修建厂房中受贿3万元，纪检机关调查核实后对张某只做了没收违纪所得8万元，留党察看二年的处理，因徇私情没有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本案中，该纪检、监察机关工作人员的行为是渎职行为，应受到法律追究，但纪检、监察机关是否符合《刑法》第402条规定的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的主体资格呢？
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是指行政执法人员徇私徇情，伪造材料，隐瞒情况，弄虚作假，对依法应当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的刑事案件不移交司法机关处理，情节严重的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402条规定：“行政执法人员徇私舞弊，对依法应当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的不移交，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依照上述规定，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的行为是犯罪行为，从其特征上看，本罪主体是特殊主体，即：行政执法人员，非行政执法人员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的不构成本罪。
行政执法人员是指依法具有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中承担执法（主要是指行政处罚）工作的有关人员。包括：公安、审计、工商、税务、海关、技术监督、卫生等，而在这一主体范围中却没有将纪检监察机关工作人员纳入其中，纪检、监察机关工作人员对违纪，政纪的党员干部违纪案件进行了大量查处，对于构成犯罪的依照有关规定移交司法机关立案侦查，司法实践中，也确有部分构成犯罪的应当移交司法机关而没有移交的案件，把刑事案件当做违纪案件处理，这显然违背了法律规定，有放纵犯罪之嫌，情节严重的应构成犯罪，但是构成何种犯罪，很难确定把握，定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因纪检、监察机关工作人员不是行政执法人员，不符合该罪的主体要求，定其他罪又不符合该罪的行为特征。
《中国共产党党章》明确规定，纪律检查机关是中国共产党对党员，党员干部和党的组织遵守党纪国法的情况进行监督、教育、检查和执行纪律的职能机关，是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机构之一，其职能就是维护党纪国法，纯洁党的组织，保证党的团结和统一，巩固和加强党的组织，可见，纪律检查机关工作人员不同于行政执法人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明确规定，监察机关是人民政府行使监察职能的机关，依照本法对国家行政机关，国家公务员和国家行政机关任命的其他的人员实施监察，监察机关的权限主要是检查和调查违反行政纪律的行为，并根据检查、调查结果依法做出监察决定或提出监察建议。监察机关是政府的职能部门属国家行政机关，但它不同于一般的行政机关，本身不具有行政权，但具备对行政执法机关执法行为依法进行监察和检查权力，由此可见，监察机关工作人员不是行政执法人员。
刑事案件 篇七
提请复核意见书是公安机关要求复议的意见未被同级人民检察院接受，有必要再议时，依法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提请复核时制作的文书。其法律依据为我国《刑事诉讼法》第70条、第144条规定。
二、格式、内容及写作方法
提请复核意见书的结构由以下三部分内容组成：
(一)首部
1.标题
在文书顶端正中，由“机关名称+文种”组成。
2.编号
在标题右下方写明：“×公予复字［年度］第×号。”
(二)正文
这是提请复核意见书的写作重点。要写明要求同级人民检察院进行复议的有关情况、提请复核的理由、意见以及提请复核的法律根据和要求。
1．引言
亦称案由。即说明提请复核的原因。首先写明复议书的签发时间、文号和要求复议的具体内容；其次，写明同级人民检察院复议决定书的签发时间、发文机关和复议决定具体内容。再次，指明公安机关认为人民检察院复议决定的错误所在。
2．提请复核的理由和意见
针对人民检察院复议决定书中的决定事项和理由，逐条予以反驳，指出复议决定不能成立，明确提出对案件的处理意见。最后写明提请复核的法律根据和要求，即根据复核的具体内容，分别引用我国《刑事诉讼法》第70条和第144条，提请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对此案进行复核。
(三)尾部
包括送达机关名称、公安局印章、制作文书的日期和附本案卷宗的册数及页数。
三、注意事项
提请复核的起因必须写清楚，目的明确。
正文部分要针对复议决定书的论点和论据。要具体、扼要地写明犯罪事实，并要证据确凿、引用法律条文准确。
为使上一级人民检察院进一步了解案件，尽快作出正确决定，提请复核意见书中指出同级人民检察院的决定错误时，要理由充分，不能含含糊糊。
提请复核和要求复议的语言要求一致，平和、委婉、据理力争。
第五，根据《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需要提出复核的，应在收到同级人民检察院的不批准逮捕决定书或不起诉决定书的七日内，写出提请复核意见书，送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复核。
提请复核意见书一式两份。一份连同案卷送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审查，另一份留公安机关存档备查。
【范文】
××县公安局
提请复核意见书
×公复字［20××］21号
我局于20××年3月27日×公预字［20××］第17号要求××县人民检察院复议的不起诉钟××诈骗一案。该院以×刑检复字［20××］第8号决定维持原不起诉决定。我局认为该院决定有误：理由是：犯罪嫌疑人钟××于20××年1月与××县农工商联合公司经理高××做大米生意，高××脱欠犯罪嫌疑人钟××货款7000多元。20××年2月15日钟××自称能购买化肥，过去货款不再追要，骗取高××人民币11000元。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犯罪嫌疑人亦供认不讳。××县人民检察院认为钟××的行为属于索要欠款方法问题，不构成诈骗罪。我局认为该院所提理由不妥。索要欠款的方法多种多样，但必须以合法手段进行。犯罪嫌疑人钟××，为了索要欠款选择欺诈手段，骗取钱后携款到××乡××村老家躲避。已表现出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主观目的，符合诈骗罪的构成要件。
因此，我局认为钟××的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之规定，构成了诈骗罪，应当追究刑事责任。
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特提请你院对此案复核。
此致
刑事案件案例及分析 篇八
关键词：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刑讯逼供；实证研究
中图分类号：D925.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7）01-0195-05
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建设法制中国”，“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因此，严禁刑讯逼供、体罚虐待，严格实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也是十八届四中全会依法治国的题中之义。
自2012年3月，全国人大正式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写入《刑事诉讼法》中以来，已经过了二年多的时间，但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实施效果到底如何呢？根据2014年3月3日北京市尚权律师事务所的首个《新刑诉法实施状况年度调研报告》来看，对于非法证据排除的问题，有42.1%受访者表示：“在审查环节中虽提出过申请，但公诉机关没有回应。”对此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陈光中指出，非法证据排除虽然有成绩，但成功案例比较少，并没有动真格地将影响定罪量刑的非法证据排除[1]。
这不禁让人反思：为什么我们不能彻底地杜绝刑讯逼供、贯彻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建设一个公正的司法？是否真如有的学者所言，在中国，“非法C据排除规则的社会条件比较欠缺、体制条件不太具备、司法制度条件不够支持。”[2]
如果仅仅从理论上去探讨的话，我们得出的结论可能会比较抽象，欠缺经验数据的支持。因此，本文将从实证研究的角度，通过分析一部分案例，来探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问题。在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主要是为了防止刑讯逼供的（依据新《刑事诉讼法》第54条的规定，对于非法获得的言词证据，我国明确予以排除；而对于非法获得的物证、书证，则只有在“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且“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情况下，才能予以排除。故而可以说，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主要是防止刑讯逼供的）。因此，本文选择分析刑讯逼生的原因，进而来探讨在我国遏制刑讯逼供、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条件。
二、样本概况及初步分析
笔者从中国法院网、北大法意、司法判例研究网等网站搜集了50份关于警察刑讯逼供犯罪的案例。这50份案例出自多个不同的省份，时间跨度为1989―2013年，其中判决书25份，媒体案例25份（即以新闻报道的形式出现的案例）。根据这50份案例中包含的信息，笔者将从案例来源地区、犯罪警察年龄、学历、职务、犯罪警察侦查的案件类型、刑讯逼供导致的后果和被判处的刑罚等七个方面对50个案例进行描述，并做出初步分析。
（一）案例来源地区
通过对50个案例的分析，笔者发现，大多数的刑讯逼供案件都发生在河南、山西、安徽等中西部地区，这些地区警察刑讯逼供犯罪的数量占了样本80%的比例；而发生在东部地区的刑讯逼供案件只占了20%。众所周知，河南、山西、安徽等省均属于经济发展水平较落后的中西部地区，而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则相对较高。这样看来，经济落后地区刑讯逼供的发生率要远远高于经济发达地区，也就是说刑讯逼供的发生似乎也会受到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
（二）犯罪警察的年龄、学历、职务
对犯罪警察个人情况的调查有助于我们从微观层面探讨刑讯逼供发生的原因。根据50份案例中所包含的相关信息，笔者统计了犯罪警察的年龄、学历和职务等三个方面的信息。需要说明的是，样本中本来有25份判决书，但是有4份判决书中被告人的个人信息被网站清除，另外25起媒体案例无法看到被告人的相关个人信息。因此，年龄和学历的统计仅来自21份判决书。
统计表明，在21份判决书中，被告人中有10人都是本科及以上学历，占了47.6%的比例；大专学历的被告人有6人，占了28.6%的比例；而高中及以下学历的被告人只有5人，仅占23.8%的比例。由此可知，采用刑讯逼供手段破案的警察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素质低下、法制观念淡薄之人。实际上，根据调查，1999年全国公安队伍中达到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民警仅30%多，从警校毕业的只有22.5%，而到2003年全国公安机关大专以上学历的民警就占到总数的57.35%，这已经远胜于《警察法》规定的“具有高中毕业以上文化程度”要求，并且还在不断的提高中[3]。因此可以说，警察的文化素质并不是导致刑讯逼供发生的主要原因。
同样，根据对21份判决书的统计，从年龄上来看大部分被告人的都在30～40岁之间，占了57.1%的比例，而30岁以下的被告人占23.8%的比例，40岁以上的被告人仅仅占19%的比例。而从职务上来看，大部分被告人都是一般干警，占了总数的62%；而中层干部（即派出所所长、刑侦队队长、教导员等）占了总数的34%；而领导干部（公安局局长、副局长等）仅仅占了4%的比例。综上，我们可以发现，大部分刑讯逼供犯罪的警察都是20～40岁之间的青年普通干警。
（三）侦查案件的类型
通过表1可以发现，在50个案例中，有86%的被告人是在办理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利犯罪和侵犯财产犯罪的案件中采用刑讯逼供的。而在办理其他案件，如危害公共安全犯罪和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犯罪等，采用刑讯逼供的仅占了14%的比例。
若进一步细化，在这之中，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利犯罪的案件主要以命案和案为主，两者分别占了41.7%的比例；在侵犯财产犯罪的案件中，则主要以盗窃和抢劫为主，分别占了48.4%和25.8%的比例。也就是说，命案、案、盗窃案和抢劫案是警察比较容易会刑讯逼供的案件。而上述四类案件都是典型的自然犯，不要说在古代，即使在当代也是令警察头疼的案件。命案、、盗窃和抢劫除非是现行犯，一般来说都是很难侦破的，而且往往又缺少直接证据，因此口供是这四类案件判决的重要依据。
（四）刑讯逼供导致的后果和被判处的刑罚
通过对下页表2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法院在处理刑讯逼供犯罪时，如果被害人没有受重伤或是死亡的话，刑讯逼供的警察一般都会被免于刑事处罚或是被判缓刑；只有当出现被害人重伤、死亡等严重后果的情况下，刑讯逼供的警察才会被判处实刑，甚至在特殊情况下会被免于刑事处罚或判缓刑（表中致嫌疑人死亡而被免于刑事处罚的案例是发生在湖南永州的新闻案例。在该案中，时任刑警中队队长的谢润林侦办一起抢劫案时，对嫌疑人刑讯逼供致其突发心脏病死亡。但是，法院却以被告人具有自首以及在取保候审期间协助公安机关破获重大案件，抓获犯罪嫌疑人，提供线索给公安机关，具有重大立功表现为由，判决谢润林犯刑讯逼供罪，免予刑事处罚。见《民主与法制时报》2010年5月25日版）。因此可以说，被害人受伤害的程度和刑讯逼供的警察被判处的刑罚是呈正相关的，但是总体而言，对于刑讯逼供的警察所判处的刑罚都是较轻的。虽然，在很多人看来对刑讯逼供犯罪处罚程度的轻缓化一直以来都是刑讯逼供屡禁不止的一项重要原因，但从这之中我们却可以看到，法院甚至可以说是国家，对于处理刑讯逼供的一种态度。亦即只要有助于破案、惩罚犯罪，不造成冤假错案或嫌疑人重伤、死亡等严重后果，国家都默许了警察的刑讯逼供行为。可以说，在国家看来打击犯罪仍然是刑事司法制度的第一要务。
三、进一步分析――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的条件
通过对50份案例的分析不难发现，刑讯逼供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是有一定规律可循的。即：经济欠发达地区刑讯逼供的发生率高于经济发达地区；青年普通干警是刑讯逼供犯罪的高发人群；命案、案、盗窃案和抢劫案等是警察比较容易会刑讯逼供的案件；国家对于刑讯逼供的警察所判处的刑罚都是较轻的。那么，致力于遏制刑讯逼供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要真正l挥作用，就必须要从刑讯逼供发生的这些规律入手。
（一）加大对刑事司法的经济投入力度
马克思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刑讯逼供的发生一定也会受到一国或一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原因即在于没有足够的司法资源来按照程序正义的标准侦破案件。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经济发达地区警察的待遇更高、侦查设备和各种设施更为先进，能为破案提供便利。例如，发达地区的警察现在都配有巡逻车、主要街道也都安装了摄像头。这些先进设备的使用，无疑会便于警察破案，即便不采用刑讯逼供，也能准确快速地侦破案件。
因此，在实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时，国家应当加大对经济欠发达地区刑事司法的经济投入力度。特别是在目前中国刑事案件多而司法资源不足的情况下，对每一案件作彻底的完全符合程序正义标准的侦查实际上难以做到，因此不能不以相对薄弱的司法资源所获得的相对薄弱的证据去面对审判。如果在不加大资源投入的条件下强行贯彻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无疑会给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公安机关带来巨大压力[3]。
（二）对现行刑事司法体制进行必要的改革
通常在谈及刑讯逼供时，我们往往都会将刑讯逼供的发生单纯地归结为警察素质的低下。但是，事实并非如此。通过上文对50份案例进行统计和分析，可以说，警察的文化素质并不是导致刑讯逼供发生的主要原因。通过上文的统计，我们可以发现大部分刑讯逼供犯罪的警察都是30～40岁之间的普通青年干警。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会促使这些青年干警采用刑讯逼供的手段来破案呢？既然排除其个人素质的原因，那么答案就只能从现行司法体制上去寻找。
为了促进公务员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避免公务员在工作中消极怠工，我国在1993年就实施了公务员绩效考核制度。公安干警作为公务员队伍中的特殊群体，关系着国家稳定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更加需要积极履行自身职责。因此，公安机关也实施了对干警的绩效考核制度。在这种绩效考核制度之下，一名干警在一定期间内的办案数量和质量成为绩效考核中一项极其重要的因素。在这一考核机制下，我们会发现，公安干警之所以会进行刑讯逼供，是因为运用一般的侦查方法无法获得口供，而没有口供将直接导致无法破案或无法按时破案，在我们限期破案和命案必破的考评机制下，公安干警就会遭受惩戒。而只要破了案，就会享受到立功嘉奖、职务升迁等现实好处[4]。
此外，由于我国现行的追诉结构是侦查中心主义，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决定了整个犯罪追诉、审判的结果。加之公检法三机关的政治力量对比不平衡，只要刑讯逼供不造成嫌疑人重伤、死亡等严重后果，检察院和法院一般都不会主动审查公安机关的刑讯逼供行为，当然检察院和法院也没有如此的权威和权力资源。所以，即便公安干警在办案过程中刑讯逼供，如若没有造成严重后果，其行为遭受惩罚的概率也很小。
综上，公安干警采用刑讯逼供的手段来破案，能够获得嘉奖、职务升迁等一系列利益，而受到惩罚的概率又相对较小，那么，按照经济学中的“成本―收益理论”，在刑讯逼供的成本较低而收益较大的情况下，无怪乎广大青年普通干警会选择刑讯逼供。其目的当然是趁着年轻多做出成绩，以换来仕途的升迁抑或其他利益。
因此，在不改变大的制度环境的情况下，仅仅以立法的方式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不能从根本上杜绝刑讯逼供现象的。要想让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真正发挥作用，就要对现行的刑事司法制度进行必要的改革。
刑事案件案例及分析 篇九
一、刑事判例概说
尽管对于刑事判例制度的讨论在我国早已展开，但对于刑事判例的一些基本问题，例如，刑事判例内涵的界定，刑事判例与刑事案例、判例法、刑事司法解释等概念之间的关系等，我国法学界却是聚讼纷纭，莫衷一是。本文拟先对刑事判例的内涵、特征以及其与相关概念之间的关系进行一次细致的梳理，以厘清我国法学界的刑事判例基本问题上的歧见，为后文的研讨作好理论上的准备。
1.刑事判例的内涵界定
纵观我国法学界关于判例的种种界定，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较为典型的观点：
(1)例就是案例。例如，有相当一部分学者把最高人民法院在其机关刊物即《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上公布的案例当作判例看待，并认为这些案例就是判例。（注：游伟：“我国刑事判例的应用与思考”，载《法学》1991年第11期。）
(2)判例，即是指法院可以作为先例援引，并作为审理同类案件的依据的判决和裁定。（注：周振想著：《刑罚适用论》，法律出版社1990出版，第258页。）
(3)判例是法院可以援引作为审理同类案件依据的判决。判例作为法的渊源之一，被称为判例法。中国历史上的决事比、例、断例等，都是判例。如清末同治9年（1883年）《大清律例》集中了1892条判例，作为审理案件的依据，例的效力甚至大于律。英国13世纪形成通行全国的普通法，其内容大多由法院所作的判决编集而成。判例在传统上是英国法的主要渊源之一。仿照英国法而建立的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法，也都把判例作为法的一种重要渊源。法、德等欧洲大陆的国家，立法、司法在形式上严格分开，判决只是适用法律的结果，不能作为法律本身，不具有普遍约束力。在社会主义国家，判例不作为法的渊源，只具有参考价值。（注：《法学辞典》（修订版），上海辞书出版社1984年版，第439页。）
(4)判例是作为案件审理的依据。（注：《法学概论》（高等学校法学试用教材），法律出版社1989年版，第51页。）
作为英美法系国家法的主要渊源的判例，在英美国家的法学理论与司法实务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这正如美国现实主义法学家弗兰克在《法律和现代精神》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法律全部是由法院作出的各种可变的判决组成的，就任何具体情况而言，法律或者是实际的法律，即关于某一情况的一个过去的判定，或者是大概的法律，即关于一个未来判决的预测。”（注：张文显著：《当代西方法哲学》，吉林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53页。）因此，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司法实务部门，都十分重视对判例的解析与评释，而英文中的判例可以用两个词来表达：Case和Precedent。Case既指判例，又指案件。按照《牛津法律大辞典》的解释，作判例时是指“对一项诉讼的报告，包括作出判决的法官或法官们的意见，在这里判例被看作是对某一问题的法律解释，并有可能作为以后案件的先前判例。”（注：（英）戴维·M·沃克著：《牛津法律大辞典》，邓正来等译，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第139～140页。）Precedent作判例解释时主要指先例，即先前的判例，有的辞书直接将其译为先例。《牛津法律大辞典》则称为司法判例，意思是指“高等法院先前判决，这些判决被认为包含了一个原则，即在后来的有着相同的或非常相关的法律问题的案件中，这个原则可被看作是规定性或限制性的原则，它至少可以影响法院对该案的判决，甚至就是在遵循先例原则指导下决定案件。先例即在后来的案件中作为法律渊源的先前的司法判决。”（注：（英）戴维·M·沃克著：《牛津法律大辞典》，邓正来等译，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第708页。）而根据《布莱克法律词典》的解释，判例是指“一项已经判决的案件或者法院的裁决，它被认为是为一个后来发生的相同或类似的案件，或者相似的法律问题，提供了一个范例或权威性的依据。法院试图按照在先前的案件中确立的原则进行审判。这些在事实或者法律原则方面与正在审理的案件相近似的案件称为先例。法院首次为一个特殊类型的案件所确立的，并且后来在处理相似的案件时供参考的一条法律规则。”（注：陈兴良主编：《刑事司法研究—情节·判例·解释·裁量》，中国方正出版社1996年版，第210～211页。）可见，在英美法系中，判例一词有两层含义，一是指一种司法判决，是对提交到法院的争议进行处理的详细说明，包括案情、处理的法律依据以及案件处理结果等等；二是指司法判决所包含的原则，这个原则是针对案件事实所涉及的法律问题所作的法律阐述，它指出了处理该案件应作出的法律说明或者法律判断，这种法律判断不仅是合法的，而且是合情合理的，是其他法官以后审理类似案件的参考、借鉴甚至遵循的范例。显然，上述第一层含义的判例在世界各国都存在并发生作用，只有第二层含义才为英美法系国家所独有，它指出了判例之所以在英美法系国家具有拘束力的根本原因，而这，才正是许多学者所关注的判例的本质所在。
由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判例是指法院所作出的确立了某种可以在以后审理类似案件时加以参考、借鉴甚至遵循的法律原则的判决或者裁定。由于刑事判例不过是判例的一种表现形式，所以，刑事判例也就是指法院所作出的确立了某项可以在以后审理类似刑事案件时加以参考、借鉴甚至遵循的法律原则的判决或者裁定。
2.刑事判例与相关概念的界限
为进一步明确判例、刑事判例这两个概念的内涵，有必要在这里划清判例和一些相近概念的界限。
(1)关于判例和案例
在我国法学理论和司法实务中，案例是更为流行的法律术语之一，以致有相当一部分人将案例与判例混同。对此，著名学者沈宗灵教授曾精辟地指出：“从字面上讲，判例比案例更为确切。判例一词表示以某一判决作为处理同类案件的前例。作为法学研究的对象来说，人们注意的不仅是案件事实，而是法院的具有典型性的判决，包括作 出判决者对案件事实如何陈述和分析，如何在这事实的基础上适用法律，进行推理，提出什么论据，最终作出什么判决，等等。只有这样的判例才能对同类案件的处理具有参考价值，甚至作为前例。”（注：沈宗灵著：《比较法总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65～466页。）事实上，案例是某一案件的案情（即案件事实）和证据等材料的总称；判例则是法院根据案情和证据对某一具体案件所作出的判决或者裁定，这一判决或者裁定为以后审理类似条件确立了可资参考、借鉴甚至遵循的某项法律原则。比较而言，案例偏重于对案情的陈述，而判例则偏重于对案情的法律评判。（注：陈兴良著：《刑法的人性基础》，中国方正出版社1996年版，第494～495页。）与此相应，案例分析和判例研究同样不可等同视之。案例分析，是指对案件事实进行解析，并提出应如何适用法律的意见。在刑事案例分析中，案例分析往往涉及应当如何划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界限，以及应当如何依法正确适用各种刑罚制度等问题，而判例研究，则是指对于法院判决及其理由进行评价与辨析，看它适用法律是否正确等。可见，案件分析是以原始案件为对象，分析如何对其适用法律；判例研究是以法官判决为对象，评判这一判决适用法律是否正确。
(2)关于判例和判例法
尽管在英美法系国家的一些法学著述中，判例与判例法有时是通用的，但在权威性的工具书中，人们还是将两者区别对待。如《牛津法律大辞典》认为，判例法是司法判例中所规定的法律原则和规则的一般用语，是根据以往法院和法庭对具体案件所作的概括。判例法的根本之处不在于对以前判例的汇编，也不在于法官和其他裁判人在此后的案件审理中能够从先前的判例中得到帮助或指导，而是在于它把先前的判例看作一种规范，并且期望从中得到根据惯例应该，并且在某些情况下必须遵循和适用的原则或规则。而且，作出判决和发表法律意见的高级法院在这样做时存有以下的认识，即它们正在确定规则的判决将会并且有时必须为此后的法院在今后所遵循。（注：（英）戴维·M·沃克著：《牛津法律大辞典》，邓正来等译，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第140页。）所以，判例法是一种法律制度或者说是一种法律体系，是创制判例、借鉴以及遵循判例的一整套的法律制度或者法律体系；而判例本身则只是法院对个案所作出的，确立了某项在以后审判类似案件时所赖以参考、借鉴甚至遵循的法律原则的一个个的判决或者裁定。
(3)关于判例和判决
从前面关于判例的定义中，我们似乎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判例就是判决。那么，能否反过来说，判决就是判例呢？众所周知，判决是一定的司法机关（通常是最高法院）通过一定的程序，对所审理案件的事实和法律问题作出的结论，其载体为判决书，内容包括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及结论成立理由的阐述。判决是针对具体案件作出，每一案件都有一个判决，但并非任一判决就是判例。（注：张文、何慧新：“关于创立中国刑事判例制度的思索”，载《政法学刊》1999年第1期。）通常，具有很高权威的高级法院的判决，特别是贵族法院和上诉法院的判决才能成为判例。尽管在理论上，并非只有经过汇编的判例才能作为先例援引，只要宣布时有出庭律师证实，就可援引。但实践中总是援引判例集中的判例作为先例，（注：张文、何慧新：“关于创立中国刑事判例制度的思索”，载《政法学刊》1999年第1期。）因而一般说来，只有刊登在判例集上的判决，才具有判例的效力。
实际上，判例与判决的区别还远不止于此。说判例就是判决也只是从广义的角度而言，如果从狭义的立场出发，说判例就是判决的论断也是不能成立的。因为，真正严格意义上的判例，也不能等同于判决，而是指判决所蕴含的能够作为今后类似案件判案依据的某种原则或者精神，即英美实行判例法国家所说的“先例”。“用雷德林克的话来说，这就是，每个先例‘对未来的同类或类似性质的案件都具有指导力量，’在判决宣布之前，先例似乎还处于均衡状态，它的形式和内容都不确定，许多原则中的任何一条都可能控制它并影响它。一旦判决宣布了，它就成了先例家族的一个新成员。它具有至关重要的力量。……然而，并非某个判决生育出来的所有原则都能长成。在经验的检验标准面前，那些不能证明自身价值和力量的先例会被毫不留情地牺牲掉，抛入废物之列。（注：（美）本杰明·卡多佐著：《司法过程的性质》，苏力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9～10页。）
(4)关于刑事判例和刑事司法解释
刑事司法解释是特定的有权解释机关就刑法规范的含义作出的直接说明，它以现行刑事法律明文规定的内容为解释对象，且必须最大限度地反映、表达法律规范的本来含义和立法者的意图。尽管判例在大陆法系国家不具备法律上的地位，但无论对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的法官来讲，判例的作用在实际上都是举足轻重的，且都与司法解释有着天然的联系。在英美法系作为法律渊源的判例法是通过对习惯法的引用和解释发展起来的，在确立一个新的判例的判例原则时往往也是通过对既存判例的解释和区别来进行的。在大陆法系一般不形成判例制度，判例不被称为判例法即不作为法律渊源，在判决中不得引用，但它所起的作用却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最高法院和上级法院的判例，对下级法院的判决有很大的影响力或说服力。事实上判例在一些大陆法系国家可以看作是司法解释的一种特殊形式。（注：董lán＠①著：《司法解释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26页。）
新中国的刑事司法活动尽管没有建立判例制度，但却曾经存在过判例性质的刑事司法解释。比较典型的是1985年7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印发的《关于破坏军人婚姻罪的四个案例》。最高人民法院在印发这4个案件的通知中明确规定，在今后的工作中要参照办理。很明显，这4个案例是对如何认定构成破坏军人婚姻罪的司法解释。用案例解释法律，比较生动、直观，可比性强；缺点是，可操作性差，工作中不便引用。应当说明的是：我们这里所说的作为司法解释的案例，与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中公布的案例或最高人民检察院整理成册的案例不同，公报或整理成册的案例虽然大多是经过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集体讨论决定的，对司法实践有参考价值和指导意义，但最高人民法院并没有赋予法律约束力，因而不能被公开引用。另外，它也不同于英美国家的判例，因为它不是一种立法形式。（注：张文、何慧新：“关于创立中国刑事判例制度的思索”，载《政法学刊》1999年第1期。）
可见，无论是刑事司法解释还是刑事判例，都有解释法律条文的功能，使一般的、抽象的法律条文具体、明晰化。所以，笔者认为，刑事判例的实质就是刑事司法解释，是刑事司法解释的特殊表现形式。其与一般意义上的刑事司法解释的不同之处在于：第一，解释的对象不同。刑事司法解释的对象是刑事法律规范，而刑事判例解释的对象是司法实践中的个案；第二，解释的途径不同。刑事司法解释的路径是演绎推理式的，它将刑事法律规范的内涵加以具体化，再推及适用于个案；而刑事判例的解释方法正好相反，它是归纳式的，它是从具体的个案中推导出可普遍适用的一般规则。第三，解释的灵活性程度不同。刑事司法解释是一次性解释，这样对条文的解释可能比条文本身更容易僵化；（注：张文、何慧新：“关于创立中国刑事判例制度的思索”，载《政法学刊》1999年第1期。）而刑事判例对刑事法律规范所作的解释则是不断变化的，正如芒罗·史密斯所指出的：“在以规则和原则的形式清晰表述社会正义感 的努力中，发现法律的专家们所用的方法一直都是实验性的。判例法的规则和原则从来也没有被当作终极真理，而只是作为可资用的假说，它们在那些重大的法律实验室——司法法院——中被不断地重复检测。每个新案件都是一个实验。如果人们感到某个看上去可适用的、已被接受的规则所产生的结果不公正，就会重新考虑这个规则。也许不是立刻就修改，因为试图使每个案件都达到绝对的公正就不可能发展和保持一般规则；但是如果一个规则不断造成不公正的结果，那么它就最终将被重新塑造。这些原则本身在不断地被重复检验；因为，如果从一个原则中推演出来的那些规则不大起作用，那么，这个原则本身就最终一定会受到重新考察。”（注：Munroe Smith,Jurisprudence,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09,第21页；Pound,"Courts and Legislati-on,"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第7卷，第361页；Modern Legal Philosophy Series,第9卷，第214页；Pollock,Essays in Jur-isrudence and Ethics,第246页。）
二、刑事判例在刑事司法现代化中的功用
在英美法系国家的刑法领域，虽然从法律渊源上看成文法已逐渐占居主要地位，但刑事判例在刑事司法实践中仍然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这是因为，刑事判例是刑事法律适用的具体化。刑事判例不仅仅在于它是已经生效的刑事判决和裁定，更重要的是它确立了一项新的刑事法律原则，这一法律原则可以是原来刑事判例或制定法中没有规定的，也可以是对既有规定的新的解释和适用。申言之，刑事判例可以突破以往判例确立的惯例或制定法的规定，从而创制出一项全新的刑事法律规范或者刑事法律的适用原则。因而刑事判例是正确适用刑法的向导。这一点，在英美法系国家中表现得相当突出。我国虽然不象英美法系国家那样有着非常强烈而悠久的判例法传统，刑事判例在司法实践中并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其地位自然也不能与英美法系国家相提并论，但由于我国的刑法条文比英美法系国家刑事制定法更为抽象和概括，因而通过刑事判例的适用而使刑事法律具体化也就显得更为必要。这就使得刑事法律的正确适用实际上难以离开刑事判例。具体而言，刑事判例对于刑事法律的适用，有着如下几个方面的意义和作用：
首先，刑事判例针对性强的特点有助于弥补刑事法律条文抽象模糊的缺陷，从而确保了刑事法律适用的统一。
世界是纷繁复杂的，各种客观现象是层出不穷的，而人们描绘各种客观现象的工具——语言表达能力则是有限的，“世界上的事物比用来描述它们的语词多得多。”（注：（美）E·博登海默著：《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邓正来、姬敬武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464页。）“不管我们的词汇是多么详尽完善，多么具有识别力，现实中始终会存在着为严格和明确的语言分类所无能为力的细微差异与不规则的情形。虽然许多概念可以被认为是对存在于自然世界中的关系与一致性的精神映象，但对现实的这种精神复制，往往是不精确的、过于简化的和不全面的。”（注：（美）E·博登海默著：《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邓正来、姬敬武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464～465页。）因而所有的刑事法律规范都不可避免地具有一定程度的抽象性和模糊性。而刑事法律适用的对象又是一个个千姿百态的具体的刑事案件，仅仅根据具有抽象性和模糊性的刑事法律的规定，是难以保证刑事法律适用的正确性的。那么，刑事制定法的这一缺陷在我国是怎样弥补的呢？主要有通过有关的刑事立法解释和刑事司法解释。不容否认，刑事法律解释因其所固有的阐明刑事法律规范含义的属性，而自然地具有了规范、指导刑事司法即刑事法律的适用的功能，有权解释主体对刑事法律规范作出的解释（即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笔者注）为刑事法律的适用提供具体操作规范；无权解释主体对刑事法律规范作出的解释（即学理论释—笔者注）为刑事法律的适用提供理论指导。（注：李希慧著：《刑法解释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61页。）但众所周知，立法解释具有复杂严格的程序要求，难以及时满足司法实践部门解决刑事法律适用中所遇到的问题的迫切需要；司法解释虽然对刑事法律适用中所出现的问题反应迅速灵活，但它难以结合具体案件事实阐明某一刑事法律规范的意义，往往不能据此直接决定解释问题的具体方法并推导出判决结果，有些司法解释甚至还需要进一步解释才能为司法实践部门所掌握和运用，这就使得其解决问题的针对性大打折扣。而刑事判例是对错综复杂的案件的具体分析和对刑事法律规范作出的合理的解释和适用，并且是依照刑事法律规范作出的比较合理的处理，这无疑有助于司法实践部门从判例所示的具体范例中得到启迪，准确地把握刑事法律规范的精神实质，从而正确地将抽象模糊的原则适用于具体的案件。尽管由于成文法原则概括的规定，为司法人员留下了较大的自由裁量的空间，但因为有了刑事判例这一具体的参照，司法人员不能再随心所欲地行使自由裁量权，可以有效地防止刑事法律在司法适用中的各行其是，从而较好地保证了刑事法律适用的统一性。
其次，刑事判例适应性强的特点有助于弥补刑事制定法滞后于社会生活发展变化现状的缺陷，从而确保了刑事法律适用的灵活性。
法律作为主观意志的产物，其规范性和预测性要求它必须是稳定的。刑事法律规范由于其调整手段的严厉性决定了稳性更是其应有的属性。这种稳定性意味着刑事法律规范一经制定，就不可随意修改、废止或者以新的法律取而代之。如果刑事法律不能保持其相对稳定性，而是在制定后短期内随意修改和废止，甚至朝令夕改，人们将难以确定什么行为是犯罪，什么行为不是犯罪，实施这些行为在法律上将产生什么样的后果，从而对如何选择自己[www.shubaoc.com]的行为无所适从，其合法权利也就难以得到法律的有效保障。
可是，社会是不断向前发展的，刑事法律规范所要调整的社会关系也总是处于一种变动不居的状态，而任何法律规范都不可能是包罗万象的，更不可能与社会关系发展的未来状态完全吻合。而刑事法律“一旦不再适应社会关系，它就会变成一叠不值钱的废纸”，（注：李希慧著：《刑法解释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6页。）因此，调节法律规范的稳定性与其对社会关系的适应性之间的矛盾就成了整个法律体系的根本任务。适时地对法律进行修改、补充，有针对性地颁布一些单行刑事法律规范或者司法解释等等，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上述矛盾，然而，由于上述做法都必须经过一套严格的法律程序，因而又都不可避免地具有一定程度的滞后性，并失之繁琐和迟缓。而刑事判例则可以弥补上述缺陷，使法律能够较好地保持其灵活性。
众所周知，判例制度的适用有以下两个基本原则：一是上级法院有权否决下级法院的刑事判例，在某些特殊情况下，还可以否决自己所作出的早期刑事判例。二是任何刑事判例所确立的法律原则都可以由法官或者立法机构予以变更。除立法机构通过立法的形式予以变更外，判例的变更大多是在法官灵活运用各种复杂的技术手段于无形之中实现的。本着实现刑事法律适用的公正性原则，法官可以在刑事法律规范文词允许的范围内，将刑事判例中的事实情况重新概括、组合或者陈述，可以扩大或者缩小刑事判例所确立的法律原则的适用范围。在某些情况下，法官可以根据事实进行识别，通过寻找现行案例与刑事判判之间的区别而置刑事判例于不预。即使有的刑事判例虽未遭否定，也可能因为某种条件的变化而不再被适用。这些都是增强刑事法律灵活性的技术手段，使后来的法院避免了对刑事法律规范的机械适用。尽管刑事法律规范本身没有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变化而大张旗鼓地进行修改或者补充，通过刑事判例的适用，社会已经在个案的处理中修改和完善着刑事法律规范，使之与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相适应。而先例对不合时宜的规则的修正工作是渐进的。它一步一步地向前进。衡量它的效果必须以几十年甚至几个世界为尺度 。如果这样衡量，人们就看到其背后是冰川移动的那种力量和压力。（注：（美）本杰明·卡多佐著：《司法过程的性质》，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12页。）实际上，在判例的发源地——英国，人们正是凭借着对传统的尊重，且依靠学说和规则，保卫着法律的稳定性和一致性。同时，通过援引先例、宣示判决的的技巧，他们又不动声色地改变着法律，使之适应社会生活的变化。（注：梁治平：“英国判例法”，载《法律科学》1991年第1期。）
也许有人会担心，刑事判例的灵活性，会不会破坏刑事法律规范的相对稳定性从而使刑事法律的适用成为一种任意性或者随意性呢？应该说，这种担心不无一定道理。但同时也应该看到，判例对社会生活的适应性是以确保刑事法律适用的稳定性为基础的。无论是英美法系，还是包括我国在内的大陆法系国家，法官在以前处理纠纷时所作出的判决，对以后审理同类案件的法官都具有一定意义。如果法官认为他自己所在的法院或者上级法院以前作出的刑事判决是合法而且合理的，便没有理由在情况未发生根本变化的情形下不受判例的约束。只不过，这种约束的作用在英美法系国家和在大陆法系国家有所不同罢了。在大陆法系国家里，先前的刑事判例常作为一种可以教导某种事情的例证，这些判例的作用在于告诉人们如何对成文法进行最恰当的解释。而先前的事判例如果成为了法律的主要渊源，如在英美国家，刑事判例便不只是要教给法官一些东西了，而是一种必须遵循的法律。可见，在大陆法系，法官遵循的是成文法，而司法先例只不过是成文法的例证而已，法的确定性主要是通过法典的长期有适用而取得。而在英美法系，司法先例本身就是法律渊源，通过遵循先例而使得法具有延续性。正如我国学者梁治平指出的：英国的判例法是一个完整的法律体系，而不是一些各不相关的案例的偶然堆积，是先例规则防止了判例法的专横武断，保证了法律的延续性和一致性。（注：梁治平：“英国判例法”，载《法律科学》1991年第1期。）
最后，刑事判例个别性强的特点有助于弥补刑事制定法过于概括的缺陷，从而确保了刑事法律适用个别公正性的实现。
“法律始终是一种一般的陈述”，“立法者并不关注那些只发生过一两次的情形”，“法律的对象永远是普遍的”，（注：（美）E·博登海默著：《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邓正来，姬敬武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225页。）普遍性是成文法的重要特征之一。这种普遍性，是指法律调整的是某一类社会关系，而不是某一个社会关系。法律的普遍性要求“同等事物受到同等待遇”或者说“对相同的案件适用相同的法”，因而体现法律的公正性的价值。法律的普遍性意味着对事物的特殊性和个别性的舍弃，它是对其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的共性的高度抽象与概括。对于法的这种普遍法，黑格尔指出：“把某物设定为普遍物，就是说，把它作为普遍物而提供于意识，这大家晓得就是思维。在把内容归纳为它的最简单的形式时，思维就给了它最后的规定性。法的东西要成为法律，不仅首先必须获得它的普遍性的形式，而且必须获得它的真实的规定性。所以，想要进行立法，不宜只看到一个环节，即把某物表达为对一切人有效的行为规则，而且要看到比这更重要的、内在而本质的环节，即认识它的被规定的普遍性中的内容。”（注：（德）黑格尔著：《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218页。）
我国刑法表现为成文法的形式，必然具有所有成文法共有的普遍性、概括性等特点。刑事法律的适用就是把这种概括的一般规定适用于具体案件、具体人的过程，因而是一个从一般到个别的具体化过程。这种具体化的结果就主要表现为一个个具体的判决或判例。由成文法普遍性的特点所决定，刑事法律不能具体罗列出所有犯罪的所有行为方式，这使得刑事法律的适用难免因适用者的不同而出现差异。而刑事判例是审理具体刑事案件的产物，它所提供的主要是一些问题的解决方法，其内容、性质等都是明确、具体的，易于把握和实际操作，因而相对于成文法而言，刑事判例具有个别性强的特征。这种个别性决定了刑事判例的可比照性。从刑事判例中，可以看出司法机关刑事法律是如何解释和适用的，从而为法官对类似案件的审理提供了一个具体感性的对照，以资仿效，这样更能够防止刑事法律的精神在适用过程中的走样变形。虽然从绝对的意义上说，刑事判例也难以穷其所有，但刑事判例的数量丰富，可以从各个角度对刑事法律规定比较模糊、实践中难以准确理解执行的问题，逐步予以阐释、归纳、积累，并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更新。从最终结果上看，它可以尽可能地揭示出每一具体犯罪观点，也可以充分阐发刑事法律规范所应当包括的各种含义。这样，通过刑事判例的适用就可以弥补成文法普遍性强而个别性较差的弊端，在保证刑事法律适用一般公正的同时，尽可能地实现刑事法律适用的个别公正，并达到刑事法律适用的准确与统一的目的。
实际上，刑事判例的价值远不在于此，遵循先例之所以在英美国家得到推崇，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它还是一般正义得以实现的保证。“‘如果有一组案件所涉及的要点相同，那么各方当事人就会期望有同样的决定。如果依据相互对立的原则交替决定这些案件，那么这就是一种很大的不公。如果在昨天的一个案件中，判决不利于作为被告的我；那么如果今天我是原告，我就会期待对此案的判决相同。如果不同，我胸中就会升起一种愤怒和不公的感觉；那将是对我的实质性权利和道德权利的侵犯。’如果两个案件都一样，每个人就都会感受到这种感情的力量。因此，如果要想让诉讼人确信法院司法活动是公平的，那么坚持先例必须是一个规则而不是一个例外。这样一种感情，尽管程度会有不同，但其根子就在于先例有沿着逻辑发展路线自我延伸的倾向。”（注：（美）本杰明·卡多佐著：《司法过程的性质》，苏力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18页。）
三、建立我国刑事判例制度的构想
我国是一个成文法国家，在刑事法律领域，不论是刑法典，还是单行刑法或者附属刑法，都是采用成文法的形式。而成文法与判例法曾被人们认为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法律制度或者法律体系，二者在法的历史传统、法的结构、法的渊源等方面都有各自不同的特点，在司法运作方式上也有很大的差异。但是，随着世界法制的发展，判例法与成文法各自所代表的两大法系之间也正在出现一种相互接近的趋势，判例法与成文法也不再是那种互不相容的对立物，相反的是，彼此借鉴已成为现实。值得注意的是，双方相互借鉴不仅没有改变各自判例法或成文法的统治地位，两大法系迄今为止仍然保持着各自的传统特色，反而有益于各自的发展。有鉴于此，笔者认为，建立我国的刑事判例制度，应当注意处理好以下几个问题：
1.刑事判例在我国刑事法律体系中的地位
在英美法系国家，判例是法律的主要渊源这不仅在理论上得到公认，而且在实践中，甚至制定法也需要以判例的形式通过法院的解释和适用才能确立其实际地位。可是，判例是否是大陆法系的法律渊源呢？传统的观点认为，司法判决不能产生法律规则，因而判例不是大陆法系的法律渊源。但时至今日，判例在大陆法系的地位已经悄悄地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至于有学者指出：要判断在法的制订中法院判决所具有的重要性，在这里还须防止一些现成的提法，它们企图强调法律是唯一的法源，拒绝判例的法源的资格。这些提法如果用在象法国或德国这样一些国家是有些可笑的，因为判例在这些国家的法的发展中在某些领域承担第一流的作用，……必须注意另一因素，即判例集或汇编的存在与发展。这些集子或汇编不是为法制史学家或社会学家使用而编写的，也不是为了读者的消遣；它们是供从事实践工作的法学家使用而编写，这只能从判例是真正意义上的法源得到解释；它是供从事实践工作的法学家使用而编写，这只能从判例是真正意义上的法源得到解释；它们的数量与质量足以说明在罗马日耳曼法系中，判例作为法渊所具有的重要性的程度。（注：（法）勒内·达维德著：《当代主要法律体系》，漆竹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24～24页。）
我国法学界对于应否承认判例的法律渊源地位，也存在肯定（注：徐国栋：“法律局限性的处理模式分析”，载《中国法学》1991年第3期；陈兴良著：《刑法的人性基础》，中国方正出版社1996年版，第500页。）与否定（注：陈金钊：“论法律 渊源”，载《法律科学》1991年第4期；周振想著：《刑罚适用论》，法律出版社1990年版，第25页；蔡富超硕士论文：《刑事判例》，载陈兴良主编：《刑事司法研究—情节·判例·解释·裁量》，中国方正出版社1996年版，第217页。）两种观点。两大法系互相借鉴、靠拢与渗透是刑事法律发展的必然趋势，而成文法有其自身的局限性。在加强法制的声浪中，要对法律保持客观清醒的认识，克服立法万能的思想。在设想我国应采取何种立法模式时，应把法典法的局限性考虑进去。我国未来的立法模式应是开放的而非封闭的，深受大陆法系影响的我国应避免再走大陆法系国家已经走过的弯路。（注：徐国栋：“法律局限性的处理模式分析”，载《中国法学》1991年第3期。）坚持一元的法律渊源无疑与社会发展的要求不相适应。因此，笔者认为，我国应该建立刑事判例制度，判例应该在我国的法律渊源中占有一席之地。考虑到判例法与成文法是两种不同的法律模式，而成文法早已成为我国基本的法律渊源，故我国的法律体系应以成文法为主，判例法为辅。
那么，如何认识判例法在我国刑事法律体系中的功能呢？对此，我国法学界存在两种对立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判例应该成为我国法律渊源的一种新的法律形式，使其弥补立法的不足与空白。因而，主张判例法可以创制法律规则，填补法律漏洞（注：吴伟、陈后：“判例在我国不宜具有拘束力”，载《法律科学》1990年第1期。）；第二种观点也认为我国应将判例法纳入法律体系之中，但在判例法的功能上，认为判例法只应通过将具体的法律事实与法律条文的意义具体化，使其具有直接的可操作性即可。因而在制定法已具有一个严密体系的情况下，我国的判例一般只能是对制定法条文和精神的说明和阐释，其效力应低于制定法，并且，依据判例对法律事实的处理，不允许与制定法相抵触。（注：沈宗灵主编：《法理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38～239页。）
笔者认为，将判例法纳入我国法律体系之中，不是为了动摇成文法的主导地位，而是为了弥补成文法的局限，更好地保证成文法的适用。由此所认定，我国要建立的判例制度，与英美法系国家中以判例为主要法律渊源的判例法是有区别的。申言之，建立我国的刑事判例制度，必须与中国的法制状态相适应，既不能夸大判例法的作用，也不能人为地缩小判例法的作用，而应从中国法治建设的实际需要出发。具体而言，刑事判例通过对具体案件的处理，对刑事法律和刑事司法解释主要起解释、补漏的作用，但解释和补漏的内容不得同现行刑事法律的内容和原则相违背，更不得具有创制法律的功能。这是因为，刑事法律的适用涉及到对公民的生杀予夺，如果司法权可以随意侵入立法领域，则将为罪刑擅断大开方便之门，刑事法律对公民权利的保障必然无从谈起，这也是以限制政府权力、保障公民权利为已任的罪刑法定主义从其诞生之日起，历经几百年的风吹雨打仍然在刑事法律领域中具有不可撼动的地位的根本原因所在。判例法作为补救成文法之不足的一种灵活的手段，不能与罪刑法定原则这一现代刑事法律的基本原则相抵触。
2.刑事判例的创制原则
刑事判例的创制原则，是指在刑事判例的创制过程中必须遵循的基本准则，它贯穿于刑事判例创制的全部活动过程之中。根据刑事法律适用的基本原则，笔者认为，刑事判例作为刑事法律适用的具体表现形式，其创制应遵循以下三项原则：合法性原则、合理性原则、及时与慎重相结合的原则。
(1)合法性原则
合法性原则，是指刑事判例的创制必须符合宪法和法律的要求。合法，是法治原则的必然要求。刑事判例作为刑事法律适用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合法性更是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和作用。这正如培根所指出的：一次不公正的裁判，其恶果甚至超过了十次犯罪。因为犯罪是无视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审判则毁坏了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源。
坚持刑事判例创制的合法性，首先，必须保证作为刑事判例创制基础的刑事判决和裁定的合法性。即刑事判决和裁定的内容必须符合现行刑事法律的规定。其二，作出刑事判决和裁定的程序必须符合刑事法律的规定。内容决定形式，形式反过来又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内容。因而刑事判决和裁定内容的合法性与程序的合法性是相辅相存的两个方面。没有程序的合法，合法的内容难以得到保证和实现；而没有合法的内容，程序的合法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坚持刑事判例创制的合法性，还必须坚持刑事判例创制程序的合法性。“程序先于公正”，这句古老的格言一语道出了程序之于实体的价值。不经过合法的程序，便不可能有合法的刑事判例。由于刑事判例在过去不是刑事法律的渊源，因而在建立我国刑事判例制度的过程中，立法机关应当制定或者颁布相应的法律、法规或者规范性文件，以使刑事判例的创制程序规范化、系统化。
(2)合理性原则
合理性原则，是指刑事判例的创制要合乎公平、正义的要求，合乎法理。合理性原则，是刑事判例创制正确性的保障，是刑事判例创制合法性原则的当然逻辑结合。
坚持刑事判例创制的合理性，首先必须要求刑事判例的创制从公平、正义的要求出发。正义是现代刑事法律的灵魂和生命，刑事判例作为刑事法律适用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只有在创制的过程中坚持正义的要求，才能实现刑事法律的自由理性精神，实现社会的公正原则。其次还要求刑事判例的创制必须符合法理，即通过的刑事法律的公理。所谓刑事法律的公理，是指经过长期的司法实践证明，已被人们所普遍接受的刑事法律的基本理论命题。刑事法律的基本理论命题多种多样，既有刑事实体方面的，也有刑事程序方面的；既有犯罪论方面的，也有刑罚论方面的；等等。无论哪一种基本命题，其正确性都是经过反复的实践所证明并已获得公认，犹如数学公式。因而，刑事判例的创制必须遵循，不得违反。
(3)明确、具体性原则
明确、具体性原则，是指刑事判例的创制，其文字表述要具有确定性，不能模棱两可；其阐述的判决理由要详尽周全，不可片面疏漏。刑事判例是为刑事法律的适用服务的，就是要为刑事法律的适用提供具体的操作模式，这就要求创制出的刑事判例必须明确、具体，具有可操作性。
刑事判例之所以可以成为刑事制定法和司法解释缺漏的补救手段，关键就在于刑事判例数量丰富，内容翔实具体，可以有效地确保刑事法律的准确适用。但刑事判例这种作用的发挥，首先在于刑事判例的创制过程能否坚持明确、具体的原则。刑事判例的核心在于刑事判决的理由，它是对刑事法律规范及其条文含义的阐释和说明。从某种意义上说，刑事判例的创制实际上就是刑事判决理由的创制。所以，如果在刑事判例的创制过程中，不坚持明确、具体性原则，在刑事判决中不写明详尽充分的判决理由，而是仅限于简单的刑事法律条文的罗列，刑事判决的说服力必然大打折扣，刑事判例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也必然因之而受影响。可见，刑事判例创制的明确、具体性原则，是刑事判例质量的重要保障。
(4)及时与慎重相结合的原则
刑事判例创制的及时性，是指个别法院或个别法官在刑事法律的解释和适用中所作出的具有典型意义的刑事判决和裁定，应当及时地选成刑事判例加以推广；而刑事判例创制的慎重性，则是指刑事判例的创制不可盲目轻率，单纯追求数量或指标。“惩罚犯罪的刑罚越是迅速和及时，就越是公正和有益。说它比较公正是因为：它减轻了捉摸不定给犯人带来的无益而残酷的折磨，犯人越富有想象力，越感到自己软弱，就越感受到这种折磨。……诉讼本身应该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结束。法官懒懒散散，而犯人却凄苦不堪；这里，行若无事的司法官员享受着安逸和快乐，那里，伤心落泪的囚徒忍受着痛苦，还有比这更残酷的对比吗？！”（注：（意）贝卡里亚著：《论犯罪与刑罚》，黄风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56页。）至于说刑罚的及时性是比较有益的，“是因为：犯罪与刑罚之间的时间隔得越短，在人们心中，犯罪与刑罚这两个概念的联系就越突出，越持续，因而，人们就很自然地把犯罪看作起因，把刑罚看作不可缺少的必然结果。事实上，这些概念的结合是建造整个人类智慧 工厂的水泥，否则，欢乐和痛苦就成了一些无结果的孤立感情。人们越是远离一般的观念和普遍的准则，也就是说，越是平俗，就越是根据直接的和比较接近的联系行事，而忽略比较深远和复杂的联系。这后一种联系仅仅服务于完全醉心于追求某一目标的人，因为他的目光关注着这个唯一的目标，对其他一概视而不见。同样，这种联系也服务于最卓越的头脑，因为他习惯于迅速浏览很多事物，并干练地把很多片面的感情相互对比，因而，他的行动往往是万无一失的。”（注：（意）贝卡里亚著：《论犯罪与刑罚》，黄风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56～57页。）尽管贝卡里亚的上述论述是针对刑罚而言的，但实际上，对于刑事法律的适用来说，也同样存在着一个时空联系是否及时的问题，及时地肯定某个法院或者某个法官的审判经验，不仅可以促进法官主观能动性的充分发挥，鼓励法官提高业务素质和办案水平，而且，还可以通过具有代表意义的刑事判例的及时出台，为广大司法工作人员正确地理解刑事法律规范的含义，准确地适用刑事法律规范提供一个明确的可资借鉴和操作把握的范例。但是，刑事判例创制的及时性，并不是意味着刑事判例的创制越快越好。刑事判例的创制，是为了给司法人员今后处理类似问题提供参考、借鉴的范例，其所具有的示范作用决定了刑事判例的创制必须慎重。一想到一个错误的刑事判例，有可能剥夺无数无辜者的自由乃至生命，剥夺无数家庭的欢乐和幸福，我们有什么理由不要求刑事判例的创制必须慎之又慎呢？总之，要求刑事判例的创制必须慎重，是为了确保刑事判例创制的质量；要求刑事判例的创制必须及时，是为了确保刑事判例效用的充分发挥。两者的有机结合，才能实现刑事判例创制的最终目的，发挥出刑事判例创制的最佳功效。
3.刑事判例的创制程序
系统科学的创制程序，是刑事判例质量和效用的重要保证。在借鉴英美国家判例创制程序的基础上，从我国的司法实际情况出发，笔者认为，我国刑事判例的创制应遵循以下程序：
(1)编选刑事判例。刑事判例的编选，就是从大量的已经生效的刑事判决和裁定中编选出刑事判例来。由于刑事判例在刑事法律的适用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而刑事判例的编选工作做得如何，事关判例作用的发挥和刑事法律的正确适用。所以，刑事判例的编选必须认真进行，为保证刑事判例编选的质量，在编选刑事判例时应当注意以下几点：第一，刑事判例必须从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刑事判决和裁定中编选；第二，刑事判例应当从具有创见性和典型意义的刑事判决和裁定中编选；第三，刑事判例应当由专门的机构负责编选。就我国的司法现状来看，目前可由各级人民法院的研究室具体负责。
(2)认可刑事判例。为维护刑事判例的权威性和严肃性，保证刑事判例的正确适用，刑事判例的编选工作结束之后，必须报经一定机关认可后才能予以公布。由于总结审判经验，讨论重大的或者疑难的案件和其他有关审判工作的问题，在我国是由各级人民法院的审判委员会负责的，故笔者建议，刑事判例的认可也应由各级人民法院的审判委员会负责。只有通过审判委员会认真充分的讨论并表决通过的刑事判决和裁定，才能被认可为刑事判例。
(3)公布刑事判例。公布刑事判例的目的，是为了使认可的刑事判例被司法工作人员尽快了解，并在刑事法律的适用中参照执行。至于公布的具体方式，可以多种多样，既可以由最高人民法院以“公报”的形式向国内外公布，也可以由中级以上人民法院在自己编辑的各种刊物上公布，还可以随着刑事判例数量的不断增多，通过创办专门的“判例汇编”等刊物，予以公布。当然，为确保刑事判例的严肃性、权威性，刑事判例最终都应以各级人民法院而不能以某一审判庭的名义予以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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