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中国 读《乡土中国》有感【优秀8篇】
自从中国作家梁晓声道出“三个中国”以来，我认为一个数字中国，这是讲的经济层面，一个人从出生到死亡，又何曾离开过数字呢？所以“数字中国”又几乎渗透着中国的国情；书包范文为小伙伴们分享了读《乡土中国》有感【优秀8篇】，希望可以抛砖引玉，帮助到您。
《乡土中国》读后感 篇一
中国的封建时代存在了两千多年，然而最终也是在内忧外患下走向覆灭。可是中国的乡村，却始终伴随着神州大地上敦实厚重的黄土，代代传承……
孤立与隔膜是中国乡村的特性，纵使在信息飞速发展、人与网络密切相连的现代，“村”，依旧是很多人划分社会团体的基本单位之一。在历史的变迁与时代的更迭中，中华的乡土、华夏儿女的家乡传承下了什么，又保存了多少记忆？我希望在这里，抑或在费老的《乡土中国》里，你可以找到满意的答复。
一、家族与宗法观念
将中国人牢牢绑在一起的是血缘、是亲情，中国人也因此拥有了西方国家所不具备的家族意识。当然，也有说法说这种过于看重家庭的观念阻碍了中国人（尤其是北方人）的发展。于此，便不再赘述。
家的诞生要先于族。起初，有人居住的地方就是家，等到后来家里殷实、富足些，养上了猪（在以前称为豕），便渐渐形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家”。“族”则是家的延伸。家中人丁兴旺，总有人要出去打拼，这样的人像种子，落地生根，便又是一个家。等到这样的家因为亲情集聚到一起，便可称之为“族”。只不过后来经过一系列发展，“家”和“族”的意义又有了更多的延伸，从而构成了多样的家族文化。
至于完善于西周的宗法制，起初是为了维护王权的一种血缘分配制度。为了区分大宗与小宗，便生出了嫡庶、辈分之类的关系。随着时代更迭，一种种集团关系被取缔、一项项社会制度兴起又被废除，甚至宗法制本身也残缺不堪，但家族的关系、宗法的观念却一直传承了下来，几千年来未曾动摇。
乡土中的家族与平日里大家所了解的大家族仍有所区别。在这种只以血缘和亲情为纽带，恪守宗法观念外衣的氏族关系想一张张小网，乡村中每一个姓氏都是一张网，网与网之间通过姻亲关系而有了交集。辈分是一定要排的，因为这代表着乡土中一种对长者的敬畏。但是，这样的恪守也容易弄出“五六十岁的老人像一个七八岁孩子叫叔”的尴尬。
但是家族与宗法观念毕竟传承了几千年，家族是宗法的载体，而宗法是家族等级的规范，这二者不肯分割。虽然在观念开放的现代宗法观念受到了很大的冲击，但是在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宗法观念充斥的家族依旧会是乡村血缘集团的主旋律。
二、礼教
说倒：“礼”便不得不提到孔夫子。孔子的一生都奔波在复周礼的道路上。他教导弟子：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称复礼为仁，可见在孔子的学说中礼是具有很高地位的。子贡欲告朔之饩羊。子曰：“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便可一见孔子对礼的执着。
在乡村中，礼扮演的是教化的角色。因为在过去的很多时候，乡村中法律是行不通的。不仅仅因为法律在乡村的普及率不高，而且很多乡村人认为私人矛盾依靠法律来调和是一件很丢面子的事。所以乡村社会是“无法无天”的。既然规矩不成，那么便只能依靠教化了。孩子生下来便耳濡目染的学习礼教，成年之后便被赋予维护礼教的责任，老年后自然而然的成了礼教的忠实传承者。在乡村，礼便是法律，违背规矩的事不一定是不对的，但一定是不合礼教的。礼是人立的，教也是人进行的，这些恐怕与乡村的人治有密不可分的联系。
乡土社会是一个礼俗社会，是没有法律传统的，传统相比于现代社会更为重要。因为，乡土社会中社会变迁小，农人一年一度，周而复始。越是经过前代生活中证明有效的，也越值得保守。于是“言必尧舜”，好古是生活的保障。在这“代代无穷已”的礼教循环中，礼教伴随着中国乡村的周而复始不断传承下来，并且不断压缩凝练最终成为乡村的行为准则与制度规范。而对于推行礼教运行的动力，《乡土中国》中有着明确的阐释：礼并不是靠一个外在的权利来推行的，而是从教化中养成了一个人的敬畏之感，使人服膺；人服从于礼是主动的。礼教也很重视人们对于服礼的主动性，并且不段试图提高人们服礼的主动性。
三、差异性的人际关系
上文我们论述了宗法观念下家族中的人际关系，而在此，我们将分析乡村中整体的人际关系。
众所周知，乡下人最大的毛病就是私。说起“私”，我们就会想起“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的俗语。然而在乡村，人际间的关系却比这温暖的多。但是，不同的时间和地点，人们往往会用不同的方式来待人处事，并且同一称谓在不同的语境里往往也有着不同的意义。这种千百年前就存在的差异化的人际关系并未随时光逝去，而是代代流传，并成为乡土中人们习以为常的处事方法。
说到这里，便不得不谈到中国人对某词语的理解。第一个便是“家人”这一个词语。在西方国家，家人这个词语的意义很简单——他家里的那几口人。但是在中国，很不幸的是，“家人”的意义十分庞大，它可以指西方式的家人，也可以单指家中的某一个人，甚至可以扩大，那便是你们家族中的任何一个人，到现在，在一些营销关系或者利益关系上，大家都可以称为家人。所以我们社会中的人际关系就像是一个石子投入水中引发的阵阵涟漪——以自我为中心，可以推及无穷远处。
而在具体情景下的人际关系便是更为复杂。也许在餐桌上我们是亲戚，但是如果我开了个商店，亲戚来买东西还是会明算账，这时我们便不再是亲戚，而是店主与顾客。虽然生活中也少不了“拿着用吧，不用给钱”之类的情景，但是那样大多是碍于面子，而不是真心的关系转换。因此亲戚之间虽然经常说“见外”，但是人们都盼着见外一点才好，不同人身份与利益角色是人际关系差异化的基础，更是乡村中时代奉行却无人打破的传承。
四、小结，恪守与发展并存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封建观念毕竟走向衰落，乡村中世代奉行与传承的各种制度也必将走向没落。但是，就像我们恪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样，老祖中传承下来的有些是不能丢的，因为这毕竟是中华精神依附的载体。恪守与发展并存，发扬自身与兼收并蓄共进，自我肯定与自我批评共行，中华文化批判地继承，乡村稳健振兴。中华必将因此更加繁荣，伟大复兴也必将不日而至！
《乡土中国》读后感 篇二
这本小册子我先前已经读过一遍，但当我爱人问起我这本书讲的是什么内容时，我竟一时语塞，不知从哪里说起，便问她怎么突然问我这本书的内容？她说是她同事的孩子，一个高中生，被要求读这本书，这个学生读了两页便读不下去了，她同事和她讨论这件事，她想起我读过这本书，于是问我读的感受。
这本书是费孝通先生在三十多岁的时候写的，正是20世纪40年代，他能比较完整地描述传统中国的乡土特色，而21世纪的中国已经是现代化的中国，书中很多传统的礼治、长老权力等现象已经难以找寻，但是作者用了大量笔墨对传统与现代、中国和西洋进行对比，这给了我很大启发。
文中提到，在传统中国，家庭的主轴是父子还有婆媳。父子很好理解，毕竟子承父业在中国是传统，那么婆媳怎么理解？所谓男主外、女主内，男是父子相继，女则是婆媳相传，要不然也不会有那句话“多年的媳妇熬成婆”，一句话道出了家庭地位的更替。在这个家庭中，主轴的关系是纵向的，要求孝顺，“二十四孝”的精神始终是传统礼治的宣传要点。而如今的现代社会，则是以夫妻为主轴。
在二十世纪初期，奥地利心理学家阿德勒在《自卑与超越》书中提出“婚姻关系是家庭关系中最重要的”，这不仅仅是女权运动的胜利，也是家庭结构在现代社会中的展现。
我想到一个例子，一次我和同事在队部门口炒菜，遇到一位老农，目测年龄六十有余，他短短的个头、瘦削的身材，手里夹着点着的香烟，他上来与我们攀谈。他先是啐了一口痰，感慨了一声，说“世道变了！”我和同事大为惊诧，不知他有何冤屈，不方便接他的话。哪知他说了一句“你们两个大老爷们吭哧吭哧地撅着腚在这炒菜，在俺家，这活儿我从来不屑地干，这都是老娘们儿的活”，我同事倒是极幽默地回了一句“社会越发展，男人地位越下降，城市不如农村啊，农村的老爷们儿地位高”，那老农猛地吸了一口烟，发出爽朗的笑声。
我倒没觉得这有多好笑，联想到我家里爷爷奶奶的地位关系，我每次回家都要帮着奶奶“顶撞”爷爷，但是奶奶好像丝毫没觉得她受爷爷欺负有什么问题，虽然偶尔发两句怨言，却也没什么过激的反应，但是我在城里见到的确是另外一番景象，大男子主义十分少见，男女争吵也基本上多以女性胜利、男性沉默结束。这似乎无关个人品格，这也许就是乡土中国到现代中国的变化。当然，不可否认的，孝顺等优秀传统文化将继续在现代社会存续并发展，但这些文化的表现形式一定是现代化的，“吃人的礼教”是不可能再回归了的，就如同那作古的帝制一般。
费先生在对乡土社会治理力量的解构上，使用了各种权力来说明，有横暴权力、同意权力、长老权力以及时势权力，后面两种权力名词为费先生所独创。后来，年高的费先生谈到自己写这本书，做这些讲演的年轻岁月时，他说那是一股子闯劲，虽不成熟却也可爱。我觉得这几种权力的解释太过学术化，我倒不敢说人家不成熟，只不过是因为我是社会学的彻彻底底的门外汉，长老权力、时势权力的解释让我在与实际印证方面犯了难，而我对这些需要体验的社会现象几乎触及极少。
另外，文中提到西方将社会可以分成安稳的阿波罗模式和求变的浮士德模式。乡土特色类似于阿波罗社会，“言必称古”的文化塑造了一个稳定可靠的社会结构，在社会变迁缓慢的传统中国里，人们最常采用的是用注释的方式来弥补过去的不足，所以那个年代的改革尤其是激进式的改革多半夭折。而现代社会则类似浮士德社会，崇尚个人价值、鼓励积极探索，相信创新创造产生的问题必将也必能由新的创新创造来解决。
《金刚经》说，“佛说世界，即非世界，是名世界”，大概意思是虽然世界并不真实，但是你却需要用心感知并择善固执地行动。《乡土中国》这本小册子大约就是给人这么一种感知体验吧。
乡土中国读书笔记 篇三
《乡土中国》一书收集是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后期，费老根据自己在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所讲的“乡村社会学”一课的内容，应当时《世纪评论》之约，而写成分期连载的十四篇文章。这十四篇文章分别是：乡土本色、文字下乡、再论文字下乡、差序格局、维系着私人的道德、家族、男女有别、礼治秩序、无讼、无为政治、长老统治、血缘和地缘、名实的分离、从欲望到需要。以下我就选择了其中我比较感兴趣的几篇：
一、乡土本色
“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我说中国社会的基层是乡土性的，那是因为我考虑到从这基层上曾长出一层比较上和乡土基层不完全相同的社会，而且在近百年来更在东西方接触边缘上发生了一种很特殊的社会。这些社会的特性我们暂时不提，将来再说，我们不妨先集中注意那些被称为土头土脑的的乡下人。
他们才是中国社会的基层。”这是费孝通先生在本文中的第一段，间断的一句话，就将对乡土社会的研究上升到了对于研究整个中国社会极其重要的层面
紧接着，费老便开始大赞人们在藐视乡下人土气时用的“土”字用得精妙，因为中国传统社会的小农经济依靠的正是土地
“我们说乡下人土气，虽则似乎带着几分藐视的意味，但这个土字却用得很好。土字的基本意义是指泥土，乡下人离不了泥土，因为在乡下住，中的是最普遍的谋生方法……中华民族确实与土有着深厚的感情，从半坡、河姆渡开始粟稻种植，中国社会就一直沉浸在与世无争的小农经济之中。农业成为维系社会的经济支柱。在农业为主的社会中，‘土’成为与文化紧密联系的东西。”也正是因为有了土的滋养，才有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传统农业，才有了聚村而居、与世无争的传统生活，才有了中国人生生不息的传统文化根源。
通过费孝通先生的描述，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农民生活是一幅春耕秋收面土背天、日出而作日暮而息的循环式图卷，一个老农所面临的问题是四季的转换，而不是时代的变更。他做着和父亲爷爷一样的工作，和子孙后代也一样的工作，这种工作只需要通过面对面的言传、手把手的身教即可继承，而且非常稳定。
为了这种稳定可预期的生活保证，农民只需要气候正常，不需要技术革命；只需要按部就班，不需要别出心裁；只需要求是，不需要创新。乡土社会的本质不是别的，而正是这种“土气”。不得不佩服费老对这一点的精辟解释，我想如果没有大量的研究以及本着对基层社会的了解与关怀是很难有这样独到见解的。费孝通：乡土中国
二、文字下乡、再论文字下乡
“乡下人在城里人眼睛里是‘愚’的。”对于这个“愚”字，作者认为，多数人都陷入了认知的误区。许多人都把“愚”当作是乡下人“智力缺陷”的代名词，而事实上，乡下人之“愚”只不过是一种对城市生活所需的“知识缺乏”而已。费老在文中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乡下人在面对汽车到来时不知如何是好，还有一个是城里的孩子故作聪明地将包谷喊成是小麦。这两个例子很轻而易见地就说明了那个所谓的“愚”只是见识问题，与智力有何干呢？继而费老很自然地过渡到了“文字对乡土社会必要性”的问题。作者概述了“文字”的产生和发展及其功能和作用，再就乡土社会生活的特性特征对该问题进行的深刻的论述。
在“文字下乡”一文中，作者指出乡土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乡民们生活在一个狭小的范围里，人与人之间的活动和联系都是很频繁的，并且时常处于面对面的直接性的沟通交流中，这就使得作为人类交流沟通媒介的间接载体————“文字”在乡土社会处于一种非必要状态，从空间上对该问题进行了说明。
而在“再论文字下乡”一文中，作者指出“文字”作为一种经验和知识的传承媒介，在乡土社会“语言是足够传递世代间的经验”的特质下，也不能发挥其积极有效的作用。通过对“记忆”的强调和“代代相传”模式的阐述，从时间上，说明了乡土社会绝非必要“文字”。总结两章，我们可以看到，文字的发生和使用也有其特殊的背景。在乡土社会这一基层上，“语言”似乎就可以代替“文字”的所有功能了，无论是在空间还是时间的格局上，熟人社会的面对面亲密接触和在同一生活定型中的生活，都使得人们没有用“文字来帮助他们在社会生活的需要”。最后作者指出：“只有中国社会的乡土性的基层发生了变化，也只有发生了变化之后，文字才能下乡。”
到了今天，文字的普及工作似乎已经比较圆满的完成了，那中国的基层是否已经发生了变化了呢？答案是肯定的。随着科技在农业中的普及和应用，乡村和城市间沟通的加强和频繁，“城乡一体化”建设格局的规划，使得中国的基层已经远不同于费老先生《乡土中国》中的基层了。只是现在的所谓乡下人看到汽车就像看到自行车一样频繁，根本不存在不知如何是好的问题，到时还有些所谓城里人至今还不知道包谷和小麦有何区别，不过，这自然是题外话了。
《乡土中国》读书笔记 篇四
前几天，刚看完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很庆幸自己身处在这样一个城市化急速发展的时代，至少在读这本书时是这样想的。正是因为有这样的背景，经历，才会更好的理解乡下人的所谓的“土气”，很多中国传统的社会发展模式，以及我们“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的传统发展理念。结合自己的经历去读这本书确实是能够更好的理解，但是，仍然有许多暂时没有明白透彻的点。
中国的社会呈现出一种差序格局，而西方社会是团体格局。其最大的差别在于，前者是以个人为中心，以和别人的关系为依据，发展的一层层关系格局，而后者也是一根根捆绑成束，堆放分明的柴捆，当然，不得不承认，西方社会的团体意识是要强很多。
在家庭关系的描述上，作者指出，农村家庭以“薄情”来维护家庭关系的稳定。深以为然……父母都不擅长于表达自己的情感，多的只是外化于行动，虽然自己也不习惯仪式感很强的活动，但我又觉得这样对情感的促进是很有帮助的。不得不承认，自己与父母之间，有很多问题存在，比如说，从小父母并不愿意倾听我的话语，自然而然，现在与父母的交流，不过是泛泛而谈，从不提到自己的内心感受，互不理解，也不想理解。只能回避这些问题，以维持关系的稳定，这当然也跟接受的教育，生活经历相关。
在乡土社会中，邻里之间的感情是很深厚的，有句老话叫“远亲不如近邻”，这句话却不能应用于城市公寓楼里的居民们，他们甚至都不知道是自己的邻居长哪样。我们家有很多邻居，关系都很好，好到邻居家的小妹妹居然将我拉进他们的家族微信群，觉得略尴尬，就默默退了群。有时候还去他们家蹭吃，蹭喝，蹭睡，感觉就像亲人一般，好不自在。
城市化的速度愈来愈快，建立好适合乡土社会发展的制度必然不可或缺。
《乡土中国》读后感 篇五
近日，因为旁听课程的要求，又重读了《乡土中国》一书。本书是费孝通先生对于理解中国基层社会的基本性质所作的一个尝试，由14篇短文所组成，文章篇幅不长但蕴含着对传统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诸多方面的探索与思考，语言简洁，通俗易懂，归根结底，是费孝通先生在书中所阐释的基本观点与中国社会的诸多方面是十分贴切、适宜的。
费先生在开篇即提出“这里所说的乡土社会，并不是具体的中国社会的素描，而是包含在具体的中国传统基层社会所特具的一种体系，支配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它并不排斥其它体系同样影响着中国的社会，那些影响同样可以在中国的社会里发生作用”，可见，“乡土社会“是费先生所提出的一个理想概念，即韦伯所说的理想类型。但概念源自于实际经验的归纳与总结，透过”乡土社会“这样一个理想类型型的概念，可以看到许多中国基层社会所具有的特性。
“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费先生在开篇提出即提出中国传统基层社会的属性，“土”气是因为不流动而发生的，在乡土社会中，人与人、人与环境都是熟悉相通的，就如作者所说“游牧的人可以逐水草而居，飘忽无定；做工业的人可以择地而居，迁移无碍；做庄稼的人却搬不动地，长在土里的庄稼行动不得，侍候庄稼的老农也因之像是半身插进了土里，土气是因为不流动而发生的”。“不流动是从人和空间的关系上来说的，从人和人的空间排列上说就是孤立和隔膜。孤立和隔膜不是以个人为单位的，而是以住在一块的集团为单位的”。作者也分析了乡土社会以村落为集团的四个原因：每家所耕种的土地的有限性；水利等需要合作的需求；安全保护的需求；多子家庭土地平等继承的原则。可以看出，在乡土社会中，以村落为集团的社会是完全可行的了。“靠着土地生活，自然也受到土的束缚”，不过随着乡土性的逝去，“在土里长出过光荣的历史，现在很有些飞不上天的样子”。以文字下乡为例，在推崇文字下乡的人看来，乡下人是“愚”不可及的，但实际上在乡土社会这样一个面对面的熟人社会，文字不是必需的，甚至是多余的。文字也好、语言也罢，不过是伴随着人类社会发展需要记忆的东西增多而出现的象征体系，它们的使用需要人们共知这些符号所代表的意义，在乡土社会，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年轻一代都是大人们看着长大的，在乡土社会中所生活的人，每个人的生活经历大抵是一致的，所不同的不过是经历的前后区别，在他们之中，同样会产生一套他们所熟知的符号，相比文字，在乡土社会这样一个熟人社会中，语言，表情，动作等无疑是更为直接形象的，因为文字是一个间接的象征体系，文字的用语讲究文法、排列等，实际上在两个不同的情境中理解相同的文字往往是会产生偏差的，因之，乡土社会中文字是多余的，倘若强行推进文字下乡可能好处未得，坏处却已显现，这与在后文提及的法律下乡是一致的。
在分析了中国社会的乡土性后，费先生在之后分析了乡土社会的社会结构和人际关系。他以“差序格局”这一概念来指代乡土社会的社会结构，以区别于西方社会的“团体格局”。“我们的社会，不像是西方社会那样大家建立在同一个平面上，而是好像把一块石头扔到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一圈推出去的波纹，被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每个人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所动用的圈子是不完全相同的”，“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像水面上泛开的涟漪一般，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这个圈子是富于伸缩的，圈子的大小要根据中心势力的厚薄而定，也因之中国人对世态炎凉特别有感触”。在差序格局中，一圈圈波纹的差序称为人伦，对于乡土社会中的人来说，每个人都是以己为中心，也因之而产生了公私不分的问题，这个人向内可以说是“公”，向外则是私了，维系着私人的道德也因之是以己来展开了，在书中，费先生引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关系很好的阐释了这一点。乡土社会是个偏重父子、婆媳纵轴的单系原则的社会，因此用家族来称谓每个家会更为恰当，实际上最简单的家族就是家庭，但家族比家庭更显示出结构的复杂，也涵盖了政治、经济、宗教等复杂的功能。在偏重父系原则的乡土社会中，实则除了生育外，政治、宗教甚至经济等是以家族为核心的，因而男女之间也仅是因生育和必要的社会分工而相联系的，但乡土社会是个自给自足、分工不发达的社会，这样说来，生育事业可谓男女之间唯一需要联系的了。因而乡土社会是男女有别的社会，是阿波罗式的社会，是生于斯、长于斯、终老于斯，安土重迁的社会，这和西方浮士德式的社会是截然不同的。
在乡土社会中，维持社会秩序的是礼治，是对传统的恪守，对文化的传承。文化源于经验上的积累，在乡土社会这样一个比较稳定不太变动的社会来说，前人的经验对后人是有益的，后人只需搬动前人经验积累下来的文化常识，便足以应付社会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了，这样一代一代积累下来，接受这样一种教化，克己以复礼，乡土社会的秩序也便维持了。在乡土社会，诉讼是可耻的，法律是靠外在的权力执行的，道德则是教化而来的，是由内向外的，在这样一个社会里，是无讼的，如文字下乡一样，现代化过程中，法律知识的下乡是必要的，但若不考虑实际社会的道德观念、思想意识等，强行推行，难免会使某些略知一些法律而道德低下的人在面对不知法律的实诚的乡下人时钻了空间。
随后，费先生在无为政治和长老统治两篇文章中分析了乡土社会的政治结构与政治权力，分别是与社会合作、社会冲突、社会继替、社会变迁角度所对应的同意权力、横暴权力、长老权力和时势权力。社会合作的角度看，社会分工使得每个人有合作的需求，由此产生了权利与义务的关系，每个人也由此有了对应的权利和所需要承担的义务，可以说同意权力是一种妥协性的权力；与之相对，横暴权力则是占有优势的一方对相对弱势一方的压制，是一种强制性的权力。乡土社会是一个不富有抵抗性的社会，容易成为皇权的发祥地，但分工体系不发达的乡土社会又难以为皇权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与之对应的必要的经济基础，传统社会的统治者为了维持皇权的维持，对在“天高皇帝远”的乡土社会里，采取了“无为统治”的统治方法。乡土社会对外，是无为社会；在其内部，实际是长老统治，与之对应便是长老权力。如前文所述，乡土社会的乡土性、稳定性使得年老一代对年轻一代有了更多的经验积累，因之对年轻一代在诠释传统、教化晚辈方面具有无可非议的权力与资格。德高望重的年长者们，就是礼的象征，是正确的行为范式，是道德标准。乡土社会注重礼治，注重传统，相对稳定，变迁不快，这也为长老权力的存在与发展提供条件。乡土社会虽变迁得慢，但还是有的，与之对应便是时势权力，但也因为乡土社会变迁的缓慢而相对较弱。乡土社会的社会变迁是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变迁，伴随着变迁，“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结果，位与权，名与实，言与行，话与事，理论与现实，全趋向于分离了”。
在“学缘和地缘”与“从欲望到需要”两篇短文中，费先生以此来指代从身份社会到契约社会，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社会性质的转变。乡土社会中，血缘和地缘的分离，是相当难的，作者在书中以“客边”、“新客”为例进行了说明。
无疑，《乡土中国》一书中所提出的“差序格局”、“无为政治”、“长老统治”等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概念，有助于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品质的社会学理论体系与话语体系。本书以“文字下乡”、“法律下乡”等为例，给予中国的现代化之路以某些启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在中国这样一个传统与现代因素铆合的、后发赶超性的超大社会里，怎样渐进式推进各项改革措施落到实处，让改革的红利惠及更多人无疑是值得思考的。《乡土中国》是常读常新的，在14篇短文中，费孝通先生对传统基层中国社会的性质做了思考，其蕴含着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方面面值得深究的问题。
此外，本书中能感受到费孝通先生的大同思想，特别是第一次读“文字下乡”部分时作者对乡下人“愚”的解读，可以说是这本书把我领进了社会学的大门。在面对当今文化各异的社会中，如何在这个世界上实现多元文化的共存与发展，彼此汲取进步的一面、摒弃落后的一面，是需要全世界人们共同努力的。我想用费孝通先生曾说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是在恰当不过了，这与今天中国所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本质是一致的，希望有朝一日能有天下大同的一天。
乡土中国读书笔记 篇六
《乡土中国》一书由费孝通先生所作，收录了14篇他在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讲授“乡村社会学”的内容，对作为中国基层社会的乡土社会作了大体上的解剖分析，从乡土社会的本质到乡土社会权利结构问题的分析都给出让人耳目一新的见解，而本书中一些有关乡土社会的理论分析恰好又能验证当今中国社会变迁中所不断涌现出的新问题，帮助我们更好的认识作为中国基层社会的乡土社会。
一、乡土社会的特性
费孝通先生的这本书首次出版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当时就对“乡”这个字作了一个从社会大众视角的解释，无外乎包含了贬低蔑视的意味，而就算在现在这个时代这个字眼同样多少带着贬意，但与以前的时代相比，我们可以感觉到“乡”中的贬低意味是逐渐在减小的。举一个例子，就像假如今天我们在讨论一个问题，有人要是用“乡里人”作为攻击一个人观点的工具的话，我们会觉得这个人眼界小、没水平、没素质。这可能也是一个侧面，反应出当今社会乡土社会的变迁。
原来的时代，城里人嫌弃乡下人土气首先应该注意到的问题是，正是因为有城市的存在才会出现这样的对比，要是整个中国都是农村也就不存在乡气不乡气的问题了。城市与乡村产生这种对比，是由于在乡村社会所适用并有效的那套规则，在城市现代化的社会里行不通，以一种落后无效的方法运用于追求效率的现代化社会，无可厚非会遭受到负面的评价。中国几千年来都是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农业不像游牧可以逐草而居，农业最倚重的是土地，守着土地生存变成了乡土社会的一个最基本的特性，即人口流动性小，安土重迁。
二、文字在乡土社会中的地位
费孝通先生在有关“文字下乡”的章节中提出了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并对这个问题作了一定的回答解释，即文字在乡土社会是否必要。费孝通先生主要从一个空间格局，一个时间格局来讨论文字在乡土社会是否是必要的。
我们先从空间格局来看文字在乡土社会是否有必要性。聚村而居是乡土社会在空间分布上的一个特性，人和人之间的沟通是可以直接面对面来进行的，有什么想传达的信息可以以语言这种直接有效的方式完成。文字是附着意义的象征体系，它产生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方便人类生活，但是文字作为传递信息的方式有着不能百分之百还原表意人意思的缺点。既然在乡土社会中，人们不存在空间上的阻隔，可以直接使用相比文字更能清晰准确表达表意人想法的语言作为信息表达工具时，文字在乡土社会就失去了其所具有的价值。
接下来再从时间格局看文字在乡土社会的必要性。时间上的阻隔分为个人的今昔之隔和社会的世代之隔。乡土社会是一个不怎么变动，相对来说十分安定的一个社会，大家都守着一块相同的土地，在这块熟悉的土地上耕作，跟熟悉的人打着交道，可以说在这种情况下个人的今昔之隔与社会的世代之隔等同了，因为只是不同的人面对着相同的环境用一套固定的经验去做同一件事情，而这一套有利生存的固定经验人们可以通过学习的方式取得，“习”就是不断反复地做，这就得倚赖于人类独特的功能——记忆。
人类的记忆功能得靠象征体系才能得到正常的运作，象征体系又分为用声音来表达的象征体系———语言，以及可以被看见的附着意义的象征体系————文字。上面我们说到乡土社会中大家生活就是不同的人面对着相同的环境用一套固定的经验去做同一件事情，个人今昔之隔与社会世代之隔等同了，这一套固定经验中有什么不熟悉的地方，在这同一环境中肯定有知道经验的长辈，所以乡土社会中人们“记忆”经验的方式没有用到文字的必要性，语言在乡土社会足以承担传递经验的作用。
三、差序格局
在第三部分里面我将差序格局、系维着私人的道德联系在一起来分析，因为我认为后者是差序格局在中国基层社会所派生出来的现象。差序格局说的是中国基层社会结构的格局，费孝通先生将西方社会结构的团体格局和差序格局进行了一个对比，益于我们对差序格局有一个更好的理解。他在这个章节用“家”这个最基本的社会单位作为一个基点来引述差序格局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格局，在西方团体格局中“家”这个词，有着非常严格的界限，基本上就能确定是以夫妻与子女为主体的一个团体；但在中国乡土社会中“家”这个词含糊不清，可大可小，从这个对比中大致可以了解到作为中国乡土社会最基本的社会单位的“家”具有伸缩功能，而作为中国乡土社会结构的差序格局也同样具有这种功能。
费孝通将西方的社会结构形容成由把、扎所组成一捆柴，其实是想借此更加清楚地表达西方是由有着严格界限的团体所组成的一个社会，这种社会结构格局被称为团体格局；而中国乡土社会的差序格局则是以“己”为出发点，将“己”与其他人联系起来的一种呈放射性的格局，与任何人的关系都是从这一个“己”推出来的差序。
社会结构的不同也会导致人和人关系的行为规范的差异，差序格局与团体格局的不同也就导致了两种不同类型的社会在道德观念上的不同。首先，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团体格局是怎样影响西方的道德观念的。团体格局里最基本的就是一个有包含关系的大框架，在这种格局里面我们首先就是要承认这个有着严格界限的大框架中的行为规范，这个规范的产生是为了团体可以正常有序的运作，这个行为规范建立在共同意志的基础上，每个人在这个规矩里行事，同样这个规矩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平等一样的，权利义务在这里得到了产生，每个人有权利要求对团体秩序造成破坏的人恢复秩序，承担责任；每个人也有不影响这个团体正常秩序的义务，在我看来这是公共道德产生的一个基础。
而在中国乡土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行为规范被费孝通先生称为“系维着私人的道德”，这样一“公”一“私”，区别对比就显现出来了。为什么中国乡土社会的道德是“系维着私人的道德”，这还是要跟上面的差序格局联系在一起来说明。在上面我们知道了差序格局事实上就是以“己”为中心逐渐向外散发的一种“己”与其他人的联系的格局，在这种格局里任何事都是以自己为中心作为出发点，向外扩展没有一个固定分明的界限，道德这种人与人关系的行为规范在中国乡土社会就是一根根单独联系的人与人之间的行为规范，每一根人与人的联系中所使用的道德观念是不同的，并不存在一个笼统性的道德观念可以使用。
既然不存在一种笼统的道德观念可以普遍适用于乡土社会并让乡土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去遵守这种一致的道德观念，然而“克己复礼”就成了乡土社会中道德观念的核心了，毕竟只有自己是可控的。费孝通先生在这里抽出了一个“仁”字来帮助我们更好的认识中国乡土社会中的道德。“子罕言利，与命与仁”，其中的这个孔子所极力推崇的“仁”字，孔子自己也没能给出一个明晰的笼统的解释，他对于“仁”的解说都是围绕着私人之间的关系展开的，同样可以论证中国乡土社会的道德是“系维着私人的道德”。
四、家族与男女有别
在家族这一个章节中，我认为最基本的一个出发点就是乡土社会中家庭到家族的演化，男女有别的现象也是由它衍生出来的。费孝通先生在书中说到乡土社会中政治、经济等功能可以用家庭来负担，而反过来家庭要负担政治、经济等功能就要求家的结构的扩大，这并不是以生儿育女为主要经营目的的家庭可以负担的；而且家庭在承担政治、经济等功能之后就被要求具有长期绵续性，故具有临时性以夫妻为主轴的西方家庭不能胜任这一功能。中国乡土社会中的家庭以父子、婆媳为主轴，夫妻为配角的结构也是为适应这些功能的承担，父子为主轴避免了个人的死亡而导致的家庭的终结，变得只是成分而不是父子主轴的结构。
在上面我们提到中国乡土社会为了承担政治经济等功能，维持家庭的长期绵续性，将家庭演化为以父子为主轴夫妻为配角的形式，根据费孝通先生的说法这是将生育以外的其他功能拉入家庭导致的结果。政治经济等事业要求效率，效率要求纪律，纪律排斥私情，任何带有强烈情感波动的情绪都会对事业产生影响，这就导致了“男女有别”这种现象的发生，毕竟男女求同的过程就是激烈的。
从历史发展的长河里我们可以看出了大部分求同的过程都是激烈血腥的，种族与种族之间的求同、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求同，阶级与阶级之间的求同无不是伴随着艰难曲折的过程，所以男女这种从生理上就不一致的两种类型其求同的过程也同样是激烈的。但中国乡土社会中家庭承担了政治经济等功能，被要求具有长期性，这就一定程度上排斥伴随着激烈过程的男女求同，这影响到中国乡土社会中家庭的效率，所以在乡土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交流基本主要体现在同性之间。承认男女差别，但不追求两者相互之间的认识认同，将情感的交流发生于同性之间，乡土社会“男女有别”也就自然而然的发生了。
五、乡土社会中的礼与法
就像在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靠法律来调整的，在中国乡土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靠“礼”来规范的，中国乡土社会使用“礼”来规范人与人关系的“礼治”。
乡土社会是生于斯，死于斯的人口流动性极小的社会，一代代人都在同一片土地上耕种，依靠一套固定的经验，不变的规则就可以满足人们的基本需要。这种经过不断验证而确又十分有效，有益于这个社会运作的一些行为规范，这些社会所积累下来的经验慢慢就演化为了传统。“礼”的维持依靠传统，而“礼”就是人们主动对传统服膺的习惯。要使人们主动服膺于传统，那么这一套传统必须是经人们不断亲身试验，确实能满足生活需求的。在中国的乡土社会这样一种环境稳定，人口不大流动的农耕社会才能孕育出“礼治”社会。现代社会变迁速度快，不可能存在一套不变的经验或规矩能适用于任何环境并无法使人服从，这时候才需要法律作为工具来调节现代社会人与人的关系。
上面我们提到“礼治”在乡土社会的产生以及为何“礼治”可以在乡土社会被适用的问题。我们接下来就可以来看一下“法律”能否融于乡土社会。法律它不考虑伦理道德的问题，它旨在保护个人权利和社会安全，所以说像一些由道德伦理去评价的那些家庭琐事，它是不管的，但乡土社会的“礼”调整大部分的却刚好是这些伦理上的事情。然而一个社会是不能同时存在两种评级体系，两种迥然不同的评价体系存在于同一社会必然会造成这个社会的混乱动荡。
在中国乡土社会，法律刚下乡的时候，我相信肯定是有过这一混乱时期的。有一部电影刚好反应了这一问题，有一天，出现一波村民找到一名刚下乡的青年法官要求这位法官帮他们解决问题，问题出于A村民的猪在外觅食的时候把B村民家的祖坟给拱了，A、B两家人协调不好，闹到法官这里，B村民要求赔偿两头猪和一场法事而A村民坚持只赔一头猪和一场法事，刚好这一天在乡下待得较旧有资历的老法官不在现场，只留下这个初出茅庐的年轻法官，这位年轻法官以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为由不接受审理，结果导致A、B两家村民大打出手。从这个故事里面我们就大致能看出法律在乡土社会的地位是很尴尬的，这种尴尬时期就发生在乡土社会依然可以用“礼”来有效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法”被强行安插进来的阶段。从上面的故事验证了费孝通先生的观点，即现代司法制度在乡间发生了副作用，破坏原有的礼治，却没有建设起法治秩序。
六、乡土社会中的权利结构问题
在讨论乡土社会权力结构问题之前，我们可以先梳理一下费孝通先生所提到的几种权利结构。在这本《乡土中国》里面他一共提到了四种权力结构的形式，即横暴权力、同意权利、长老权利以及时势权利。横暴权利是一个阶级以权力为工具对另一个阶级的剩余利益进行剥夺的一种权力结构，这种权力结构存在的前提是作为被统治的另一阶级需要具有一定的剩余利益。
同意权利产生于社会合作分工的基础之上，社会分工提高了社会的效率和人们的生活水平，每个人在自己所属的位置上安分守己地为自己所处的社会提供必要的服务，这就免不了秩序的出现来规制不利于社会分工的行为，这种秩序的出现依靠的是社会同意的力量，以社会契约为基础的同意权利在此产生。长老权利是一种在乡土社会这种人口流动性小，环境固定，依靠一种固定不变的文化传统就能有效解决生活问题的社会结构里所产生的一种教化式的权利。时势权力发生在激烈的社会变迁的过程当中，社会变迁也就是所谓的社会结构本身的变动。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四种结构在乡土社会的比重。上面我们提到横暴权力的出现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存在剩余利益可以被剥夺，不然这种对抗性权利的出现是没有什么实质意义的。但是在中国，乡土社会是一种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社会，不存在多少剩余利益可以促使横暴权利的产生，这是乡土社会对横暴权力的限制。
但这并不是说中国社会就不存在横暴权力了，在中国乡土社会横暴权力的发生具有周期性，当小农经济的社会休养生息达到了一定的程度，社会太过饱和再加上这个国家统治层的权利的膨胀，就会有一种向外扩张或在内部大兴建设的企图，这时候为了自己计划的实施，它必须对没有太多剩余利益的乡土社会进行压榨，导致了社会的混乱动荡，接下来战争的爆发又导致人口的减少和新政权的产生，这时横暴权利终止，又开始了新一轮的休养生息。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部分朝代为了自身的长治久安而强调“无为”政治。而同意权力产生在社会分工合作的基础之上，在自给自足的乡土社会是不存在所谓的同意权力的，所有的生活资料都可以依靠自己的行动完成，不需要社会分工来解决。
再讲长老权利和时势权利之前，我觉得有两个过程要先提出来，一个是社会继替，一个是社会变迁。社会继替是人物在固定的社会结构中的流动，社会变迁是社会结构本身的变动。两种过程不是被分割，而是同时行进的。先提出来这个概念是想说明，属于社会继替所影响的长老权力与属于社会变迁所影响的时势权力是同时存在的。
费孝通先生认为，在中国乡土社会中起支配的权力是长老权力，一种教化性的权利。这种权力之所以能在乡土社会处于支配地位是因为乡土社会本身就是一个极其稳定的社会，社会结构以及环境都不变，变的只是人的继替，世世代代都可以用一套固定的经验处理同一类问题，在这样一种社会里文化传统备受重视，这种被验证有效的经验成为了生活中宝贵的财富，而经验来自于长辈的教化，这是长老权力在乡土社会起支配的原因。而时势权利发生于激烈的社会变迁的过程中，这种社会变迁是由于原来有效的固定经验在变更了的环境下不再适用，旧的社会结构不能再满足人民的需要，新的社会结构被要求出现，而激烈社会变迁引起的新旧交替所导致的社会不安，促使了“英雄”的产生，随之而产生了“英雄”对跟随他的民众的支配的权力。
上面我们说了，时势权力与长老权力之间、社会继替与社会变迁之间在时间上不是分隔开来，而是同时存在的。慢速率的社会变迁中，社会继替可以紧跟社会变迁的步伐，可以“注释”的权力变动方式来改变长老权力下文化传统的内容，也就是“名实的分离”。而当社会变迁速度加快并伴随着激烈过程的时候，长老权力衰落了，随着而来的是时势权力的抬头。
当今社会出现的一些事件刚好能印证激烈社会变迁中长老权力逐渐衰弱这种说法，就像这几年时常会看到的农村老人因儿女经常不回家或不尽孝道而导致农村老人自杀的新闻。如今我们的社会正处在激烈的社会变迁之中，原来固有的文化传统在快速发展的现代社会的作用越来越小，快速发展的社会要求人们与时俱进，人们面对着的是社会的优胜劣汰，当固定的传统不能有效运用于并有益于生活时，这种传统就面临着被抛弃的命运，而远在乡村的家中长辈作为长老权力的体现者，由于其所拥有的经验再也无法帮助子孙后辈也同样面临着被“抛弃”的风险。
《乡土社会》虽然篇幅不大，但其包含的内容却直面乡土社会最基本的问题；虽然作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但其中费孝通先生提出的部分理论还是适用于如今的乡土社会。就像现在的城市化进程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农村男性结婚困难导致的“农村剩男”现象、农村老人自杀等问题，都可以从《乡土社会》的一些理论中得到解释。
《乡土中国》读后感 篇七
中国人为什么如此讲究长幼有序，为什么故土难离还要落叶归根，为什么是礼俗社会，为什么是熟人社会，为什么乡间重语言不重习字，为什么攀交情重关系不重权利和契约，为什么会形成单系（即父系）亲属原则，为什么这样的社会是皇权的发祥地，等等。在费孝通的《乡土中国》中，均有解读。
本书中，作者通过对很多日常社会现象思考，直击现象中蕴含的本质，并智慧地从本质中发现了规律。《乡土中国》在1947年出版，但这种观察方法和思考方法在70年后的今天仍然充满活力，值得借鉴。与此同时，中国社会的发展具有一惯性，乡土特征在现在仍然存在，理解这些特征，对分析现今社会现象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这本书内容很多，乡土内涵也十分广泛，下面我想主要从法院解决纠纷职能的视角出发，以五个问题为线索，简单介绍本书的部分内容。
一、乡土是什么
说到乡土社会，乡土性，我们会有一个下意识的印象，比如人情关系，家族制和家长制，熟人社会，礼治等等。这都是乡土的表现。我们在有一个这样的初始印象的基础上，在下面的思考中，可以简单地将乡土社会代入为农村，现代社会代入为城市。
二、乡土社会的纠纷解决机制如何
谈及此问题，我们首先想到的可能是“无讼”“厌讼”。乡土社会是一种礼治社会，生活各方面，人和人的关系，都有着一定的规则。行为者对于这些规则从小就熟习，不问理由而认为是当然的。维持礼俗的力量不在身外的权力，而在身内的良心，所以这种秩序注重修身，注重克己。每个人知礼是责任，社会假定每个人是知礼的，至少社会有责任要使每个人知礼，所以“子不教”成了“父之过”“师之惰”，儿子做了坏事，父亲得受处罚，甚至教师也难辞其咎，教得认真，子弟不会有坏的行为，这也是乡土社会中通行“连坐”的根据，打官司也就成了一种羞耻之事，表示教化不够。
在乡村里所谓调解，其实是一种教育过程。由德高望重、读书知礼的人主持调解，先把被调解的双方骂一顿，“这简直是丢我们村里的脸”，教训一番，有时候还得罚他们请一次客，这样的做法十分有效，双方时常就和解了。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就是说审案子的根本目的是使案件不再发生，乡村里的调解就是以此为目的的教化。
三、乡土社会的调解教化与现代社会的诉讼审判之别
中国社会在发展和改变，司法制度和法律体系吸收了很多西方观念和规则，在这样的背景下，乡土社会的调解教化与现代社会的诉讼审判有什么差别？原因是什么？
乡土社会里人是不流动的，是扎根于土地的。一个群体中，人与人之间以血缘为纽带，以夫妻关系为横轴，以父子孙关系为纵轴，以礼治为主要手段。现代社会里人是流动的，一个群体中，人与人之间是因完成某一项社会任务或目的结合在一起的，以契约为纽带，以法治为主要手段。刑罚的用意不再是“以儆效尤”，而是保护个人权利和社会安全。民法也不是在分辨是非，而是在厘定权利。比如合同关系中，一方违约，我们不能说他不讲诚信，没有教化，只能说他在继续履行合同和承担违约责任中选择了后者，可能因为后者对他来说利益更大。再举一个例子，妻子通奸，丈夫打伤了奸夫。在乡间这是理直气壮的，但是，通奸并不犯法，但故意伤害却有罪。这可能导致懂得一点法律知识的坏人，在乡间为非作恶，法律却还要保护他。费孝通在书里有这样一段话：“法治秩序的建立不能单靠制定若干法律条文和设立若干法庭，重要的还得看人民怎样去应用这些设备，如果在社会结构和思想观念上不加以改革，单把法律和法庭推行下乡，结果法治秩序的好处未得，而破坏礼治秩序的弊病却已先发生了。”
上面谈到，乡土社会是不流动的、扎根于土地的，现代社会是流动的、契约的。从这个角度来讲，民事案件中，婚姻、继承、物权、侵权等纠纷更具有乡土性，合同纠纷、知识产权纠纷、公司、保险等商事纠纷更具有现代性。因此，强调调撤等非诉解决方法，可能区分不同的纠纷类型会更具有社会性的意义。
四、乡土性现在还仍然作用于我们的生活吗
乡土社会的纠纷解决机制和现代社会的诉讼审判方式可能存在不适之处，但那是70年前的状态，现在很多农村农民也有一定的法律意识，更何况大量农民外出打工，已经融入到现代契约社会中去。那么第四个问题，乡土性现在还仍然作用于我们的生活吗？为了便于讨论，我们可以限定于婚姻家庭领域。
我在和其他法官讨论这个问题时，有人提到，他曾经到某较不发达地区任职办案，离婚率很高，很多人都是外出打工的农民，回家了就办理离婚，他认为这可能是现代社会的一个副作用，家庭容易破裂，不像乡土社会那么稳定。我倒是认为这恰恰仍然是乡土性作用的结果。
家庭这个概念在人类学上是指亲子构成的生育社群，亲子为其机构，生育为其功能。但在任何文化中，家庭总是被赋予了生育之外的其他功能，夫妇之间的合作并不因儿女长成而结束。尤其在中国的乡土社会中，家庭也并不只限于父母子的三角亲子结构，而是父系氏族结构，五世同堂的家，可以包括五代之内所有父系方面的亲属。氏族是一个事业组织，再扩大就可以成为一个部落。氏族和部落具有政治、经济、宗教等复杂的功能。这样的组织必须是长期延续的，不因个人的成长而分裂，不因个人的死亡而结束。在这样的结构中，夫妻之间的富有激情的、易变的横轴是配轴，父子、婆媳间的稳定的、讲究服从的纵轴是主轴。这样的一种社群结构或者说生活习惯，落在刚才所说的夫妇二人外出打工的情形中，就可以解释为，纵轴缺失，仅依靠横轴支撑家庭的稳定，而横轴本身是激情的易变的。因此对于仍停留在乡土社会思想状态的农村夫妇，既没有纵轴支撑，也没有现代夫妻思想契合，富有责任感的横轴观，这样的婚姻破裂是可以解释的，很正常的。
五、《乡土中国》中的乡土
说完了这几个问题，让我们带着思考回到第一个问题，乡土是什么。从本书来看，解释乡土社会的一个关键概念是“差序格局”。费孝通指出了中国乡土社会的差序格局与现代西方社会的团体格局的不同之处。在西方社会的团体格局中社会的道德体系的来源是宗教观念：人在神面前平等，且神对每个人都公道，所以道德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无差别而人人平等的。这跟墨家所提倡的“爱无等差”是类似的。但中国乡土社会遵循的道德体系是根据儒家孔子提出的“推己及人”，这就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一个道德体系，社会范围变成了一根根的私人联系，每个人与自己的关系决定着不同的道德对待，这种道德体系是有差别的，团体道德是缺乏的，换句话说就是道德标准缺乏普遍性，所以称作差序格局。刚才我们提到的调解、教化是差序格局的体现，夫妻和父子的横纵轴是差序格局的体现。群己之界限，公私之分别，都蕴含在差序格局之中。我们很难给乡土下个定义，但可以说，乡土社会的核心特征是作为潜在规则的礼治和作为外在形态的差序格局。
《乡土中国》读后感 篇八
《乡土中国》共分为乡土本色、文字下乡、再论文字下乡等共十四篇，经过我两个星期的阅读，已经对前三章有了一定的理解，感受到了中国浓厚的乡土文化，对中国乡土社会有了基本的了解，也认识到那些世世代代生活在农村的人的一些特质，下面我就针对阅读后的感受做一个简单的综述。
一、开篇，费先生便提出“从基层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认为那些被称为土头土脑的乡下人才是中国社会的根基，说乡下人“土”，乡下人离不了泥土，乡下人以种地为生，生于斯长与斯。中原人到了草原上依旧要锄地播种，不管天气如何还要试着种地，想家时可以带一捧家乡的泥土煮汤喝，“土”是他们的命根，又讲“村里的人过去什么姓，现在还是那些姓，不太变动”。土地是固定的，不流动的，而这种不流动表现在人与人身上，就是乡土社会中农民聚村而居。
由于他们聚村而居，彼此之间相互熟悉，即乡土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是一个没有陌生人的社会，人与人之间信用的维持依靠的不是法律，而是人情。“假如在一个村子里的人都是这样的话，在人和人的关系上也就发生了一种特色，每个孩子都是在人家眼中看着长大的，在孩子眼里周围的人也是从小就看惯的”。文中提到了两种不同的社会，“有机的团结”即礼俗社会，“机械的团结”即法律社会，说到“我们大家是熟人，打个招呼就是了，还用得着多说么”，在乡土社会中法律是无法产生的，而陌生人所组成的现代社会是无法用乡土社会的习俗来应付的，乡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特性注定了他们彼此特殊的交流环境。
二、文字下乡。“乡下人在城里人眼睛里是愚的”先生认为这句话是有问题的，认为这是知识问题，而不是智力问题，正如城里人到了乡下连狗都不会赶是一样的，有人说乡下人愚是因他们不识字，是文盲，但如果一个人没有机会学习，怎么能说他学习能力不如别人呢？
语言本质上是一种象征体质，文字更是，在人与人无法直接接触到的情况下用文字来传递信息。“乡土社会”中的人是在熟人里长大的，他们天天见面，面对面接触，不需要文字也能在这种社会里生活的很好。费先生说乡土社会是个面对面的社会，有话可以当面说明白，不必求助于文字，乡下人没有文字的需要，因此文盲并非因为愚，而是因为乡土社会的本质。
三、再论文字下乡。上篇从空间维度讲述乡土社会是“面对面”的社会，因此不需要文字，而本篇着眼于时间格局。认为只有当生活发生变化时，感到记忆不够时才需要借助外在工具即文字，而乡土社会不流动性强，缺乏变化，因此从时间格局来看，乡土社会也没有文字需求。
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所讲的中国传统的乡村生活正是我小时候所切身经历的，就是一个人情社会，在乡村生活中最常见的就是举办红白喜事，同村甚至邻村关系要好的大家都会提前帮忙，这次你帮我，下次你家有事我又来帮你。总之，这本书读起来让我很有代入感，将学术与生活紧密联系在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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