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野调查田野调查报告（最新6篇）

2023-11-19 12:23:14

在当下社会，报告使用的频率越来越高，我们在写报告的时候要注意语言要准确、简洁。相信很多朋友都对写报告感到非常苦恼吧，帅气的书包范文网小编为您分享了田野调查报告（最新6篇），希望能够帮助到您。

田野调查报告篇一

作为文化人类学的核心，田野研究既是一个人为的过程，也是一个科学的过程。因为文化人类学家不同于所谓“硬科学”的研究者，他们调查和研究的是人类群体。在某种程度上讲，不同文化的人之间有很大的不同，同一文化的人之间也有差别。而且，机会、政治和历史的情况都是因时因地而异，这些情况也就增加了田野调查的独特性。田野研究是一个发展着的概念，最初的田野研究主要是指一种田野调查或是田野作业即fieldwork，是指人类学的研究者们到调查现场收集材料的过程，逐渐发展成为一种研究范式，即field study，由此就给田野研究注入了新的内涵。

第一，田野研究是一种现场实地研究，田野――Field，从字面上解释，就是田地和原野。田野研究就是到被研究对象所处的地域去研究人物、事件或文化。田野研究意味着田野中的研究，并且随着田野的深入而同时得到推进，这就要求我们要带着问题意识进入田野，同时还要在田野中发现问题，乃至问题的问题，并积极地就地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而非仅仅针对业已设计完毕的“问卷”，或以“表格式”的预设框架为发现问题的禁锢。换言之，田野的目的不仅仅只是为了既定学术目标，或为了印证某种学术预设去调查、参与、观察和搜集资料。要求研究者进入某一自然的研究场地（即田野），在尽量不干涉研究对象的前提下，通过各种方式收集资料，从而记录，描述当时当地的所见，所闻及所想。即它体现了研究情景的自然性。

第二，田野研究在方法论的层面上含括着田野作业，并将之整合为田野研究中的基础环节，同时提倡个案与专题。对田野研究者而言，其案头准备工作和理论预设，就不仅包括了田野日程的计划和步骤、资料搜集的手段和技术、记录采访的专题和内容，以及进入社区的角色和方式等等具体操作层次与技术路线，还应当包括对田野问题的有效视界，田野关系的主动建立，地方知识体系的深刻理解，乃至田野笔记与田野访谈的规范化，田野中的跨文化经历与主动体验，田野写作中的文化发现等等更为丰富的理性思考。即它体现了研究视角的整体性。

第三，田野研究强调研究者主体在田野关系中对自身角色与功能的主动认知，对自身学术背景和可能形成的影像失真甚或倒置的敏锐体察，能够在研究主体与研究对象之间找到一种恰当的观察距离来切近对象，并适时地、主动地作出精细的调整。

第四，田野研究要求我们要从田野与文本两个维度来高度关注民俗学的“证据提供”（documentation），也就是说要从田野研究的一系列环节，如田野作业（fieldwork）、访谈（interview）、田野笔记（fieldnotes）、田野记录（transcribing）、田野报告（reporting）、田野翻译（translating）、田野的文本化（textulizing）到最后形成一个系统的田野档案（archiving，包括田野文献识别、获取、处理、存储和传播等），才能最终支撑起被阐释的文本，而在史诗田野中，只有经过这一完整的、有步骤的、充满细节的田野研究流程，才能最终提供并支撑一种能够反映口头史诗传统本质的，以表演为中心的民俗学文本及其文本化制作流程。

第五，田野研究要自始至终地贯穿学术的思考、文化主题的发现和文化意义的揭示，最后都要落脚在理论概括的层面上。而任何形式的理论抽绎，都不过是从特定的角度入手、组织和梳理材料的结果。田野研究应该是一个走近对象到发现对象本质性规律的过程，而不是也不可能是一个穷尽研究对象的过程。因此，田野研究中对资料或文本的取舍和轻重，都深刻地浸透着研究者的“指纹”，也就是研究个性。

第六，在置身田野的过程中，理论和预想都要经受实践的检验。换句话说，在实地表演的场域中，对材料的透彻理解与语境关联的动态分析，会反过来对理论框架的搭建、分析模型的推演，乃至具体操作规程的调整产生深刻的影响。田野研究，一方面就意味着，它绝不仅仅是特定理论或学术预设的简单验证过程，而毋宁说是检验、修正，乃至颠覆预设理论的过程；另一方面，田野研究不是一种走向田野的姿态，而是一种学术主体能动性的激活装置，能够帮助我们去发现对象本质、去提炼出更切近对象、更符合对象本真，同时又能烛照其社会文化语境和史诗传统规定性的学理性阐释，因此，也为我们通过史诗田野的实际展开，而最终在史诗理论的思考中有所建树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

二、人类学中的田野研究对教育科研的启示

当前我国教育研究的方式相当大一部分或者绝大部分是文献和思辩式的书斋研究，这种研究是一种研究范式，但是它的弊端是容易脱离实际。由于我们一些教育理论研究者缺少长期深入基层的社会调查，缺少具体、实际而丰富的第一手资料，所以就教育统计来看，其结果的真实性往往就要大打折扣。例如涉及国内某一地区教育的一些基本数据，就只能够依靠当地行政机构提供。一些基本概念和观点，由此也会受到某些行政官员的影响，服务于一些行政长官的需要，从而失去学术性和普遍的理论指导意义。教育首先是一个实践问题，它涉及到千家万户每个普通人的生活，涉及到国家、政府和社会的人才需求，目前的教育现实是要“普初”“普九”，发展的重点难点还在农村，所以我们现在的教育如果不研究大多数人口的教育，那么教育研究就将是一句空谈。而且，一些在中小学进行的教育实验，在相当程度上远离基层民众所处的文化环境、文化需求和教育的文化底蕴。一些教育专家常常只是站在指导的位置上，只求按照自己的思路展开研究或进行实验，并最终验证自己所设想的“教育理论体系”。在这类教育研究过程中，极少存在研究者以平等的身份较长时间实地亲身参与并多处观察社区及农村基层教育教学活动的研究方式。

因此，我们的教育研究必须从生活中来，到生活中去，深入校园、课堂、社区与家庭。而人类学的田野研究方式恰恰要求研究者深入到被研究者的生活情境中去，这是一种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

三、田野研究的设计程序

1.田野调查的计划

田野调查的计划也称为调查之前的准备。田野调查的对象也就是研究项目的选题，首先制定提纲。在选题确定后才能制定调查的内容和地方、时间以及方案。调查对象也就是研究的“田野”。在教育研究中，它可以是特定情况下的教育制度、过程和现象（人、事件、行为、过程和意义）等等作为对象来研究。

为了有目的、有内容地去实地考察而达到预期收获，研究者必须首先选择研究的题目，比如在选题时要尽力去选择研究领域中的空白题材，事先还要收集了解信息，要避免重复“撞车”。选择有研究意义、有价值的项目。然后确定调查对象，制定出调查的提纲和调查的手段（文字记录、拍照、摄像、绘图、测量等几种），最后写出具体的内容，制定调查计划、日程、路线。根据不同的地方准备不同的必要物质工具。还应准备查阅资料的工作，即从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查阅与之相关的文字记载资料，对被研究对象有一概念上的了解，再开始实地调查工作。根据调查对象内容而定。

其次是准备记录的、拍照片的、摄像收集的设备，经费等准备。如果准备工作不充分，匆忙奔赴到目的地，无法记录下现状、实况，得不到全面的采样就会影响调查的质量。

2.田野调查的技术方法

田野调查技术或称手段。比如：以最基本的文字记录为必不可少，文字记录要尊重原人、原事、原意的真实，记录中不得添加调查者的主观的分析结论，只能是原始记录，其次是用拍照或摄像、绘图、测量等，记录下原始证据。

3.田野调查的方法类型

调查：不能去的地方，信函调查。

问卷式调查：设计需要提出的问题。

填表式调查：设计表格填写调查内容。

观察式调查：直接观察、居住体验法。

数据式调查：统计分析法。

群体访问式调查：“会议提问”实验法。

个别访问式调查：个案调查（以个人为对象）。

抽样式调查：几百人以上的百分比。

相对比较法式：非主观意识的比较，而是以原始材料比较法。

综合调查法：宏观调查法。

4.田野调查的成果形式

田野调查报告：在整理收集记录资料、数据、表格后，综合地分析实地调查资料。这是很重要的后期工作，编写调查报告的重点是尊重原意。如实编写记录，不得随意加入调查者个人的理解，不加作者个人的分析观点，解释和结论。客观地反映现象、历史和存在的问题。作为历史档案存档的重要依据。

对所调查的资料按历史发展、现状、存在的问题进行文字规范整理。如实地记载调查原始资料。应尊重人物、事件、对象的原文、原件和原意的原始记录。如实写出报道、调查报告。并注明调查地点、调查时间、报告人。

研究报告：在以上整理、编写调查报告的基础上，对当前存在的问题提出看法、分析原因、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措施和研究的对策，这就是研究报告。即在对所调查对象的历史、发展、现状、存在问题的依据上，提出研究综合分析建议和对策，作为学术论证报告。给相关部门提供决策的参考依据，也就是综合分析田野调查中所获得的资料，这是一件很重要的工作，编写调研报告的目的并非简单地描述调查的见闻，而是对调查资料的解释，分析出可靠性结论。

5.田野调查的四点要求

求实的作风。在选定研究的项目以后，深入调查，多方调查，一定要严格尊重原始的记录，不得参与个人的分析、猜测以及个人的结论。原始记录应该是实事求是地记下原始的原话、原事、原人。

严谨的学风。在调查中有口头了解的，有文字史籍记载的，有各种来源。但一定要加以多次反复核实，去伪存真。多次考证取得共性，统一的观点和论据。一定要做到有充分的论据来证实自己的论点，也就是法律上讲的，有根有据，有据可证。

平等地位的态度。调查研究者对不同文化和不同民族的调查研究时，切忌不可以我为主的居高临下态度，要以诚相待，这样才能获得对方的信任与帮助。

敏锐的观察、分析能力。良好的理论修养是调查研究的基础，社会调查的深入需要人生阅历和经验的积累，总之，田野调查是一种社会实践，也是经验积累的过程。

6.衡量田野调查的质量标准

第一，做田野工作时，往往用文献法了解历史背景和现状，用问卷法大面积地抽样了解宏观背景，用个案法实地观察体验，深入挖掘，做小的case study（个案研究），也就是说，做田野工作是把几种方法综合起来使用，力图了解真实情况，获得第一手真实的东西。田野工作质量的标准就是利用各种方法和技术去获得真实的东西，真实性代表你的田野工作质量的高低，这些资料要经得起推敲和验证。

第二，所作调查是否全面，是否尽量不带强烈的主观意向，不预设倾向性。但是往往一个人有他自己的文化背景，这种文化预设是不可避免的。作为一个训练有素的田野工作者要时时意识到这个问题，要时时提醒自己注意避免掉入由预设导致的文化困境当中去。

第三，田野工作必须进行及时的记录，要有一个客观的文本，记实的文本，否则的话，时过境迁靠回忆来写文本的话就会带有很大的主观性。所以说，论文的撰写很重要。在撰写过程中，特别要区分研究者与被研究者，要让读者了解到哪些是研究者的立场和情感，哪些是被研究者的立场和情感，不能只反映一方面的东西。

田野调查报告篇二

社会调查报告的内容：调查的目的、调查的方法、调查的时间、样本的情况、调查的内容、调查表的分析、分析结果、提出自己的看法等等。调查报告是对某项工作、某个事件、某个问题，经过深入细致的调查后，将调查中收集到的材料加以系统整理，分析研究，以书面形式向组织和领导汇报调查情况的一种文书。其特点是具有写实性、针对性、逻辑性。社会调查报告格式：一、标题要求

标题可以有两种写法。

一种是规范化的标题格式，基本格式为“**关于****的调查报告”、“关于****的调查报告”、“****调查”等。

另一种是自由式标题，包括陈述式、提问式和正副题结合使用三种。陈述式如《东北师范大学毕业生就业情况调查》，提问式如《为什么大学毕业生择业倾向沿海和京津地区》，正副标题结合式，正题陈述调查报告的主要结论或提出中心问题，副题标明调查的对象、范围、问题，如《高校发展重在学科建设――****大学学科建设实践调查》等。

二、列出调查的主要内容，格式如下：

调查时间：

调查地点：

调查对象：

调查方法：

调查人：

调查分工：（以小组形式调查的要求，小组人数不得超过3人）

三、报告正文。

正文一般分前言、主体、结尾三部分。

1.前言。有几种写法：第一种是写明调查的起因或目的、时间和地点、对象或范围、经过与方法，以及人员组成等调查本身的情况，从中引出中心问题或基本结论来；第二种是写明调查对象的历史背景、大致发展经过、现实状况、主要成绩、突出问题等基本情况，进而提出中心问题或主要观点来；第三种是开门见山，直接概括出调查的结果，如肯定做法、指出问题、提示影响、说明中心内容等。前言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要精练概括，直切主题。

2.主体。这是调查报告最主要的部分，这部分详述调查研究的基本情况、做法、经验，以及分析调查研究所得材料中得出的各种具体认识、观点和基本结论。

3.结尾。结尾的写法也比较多，可以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对策或下一步改进工作的建议；或总结全文的主要观点，进一步深化主题；或提出问题，引发人们的进一步思考；或展望前景，发出鼓舞和号召。

社会调查报告的母的：针对社会生活中的某一情况、某一事件、某一问题，进行深入细致地调查研究，然后把调查研究得来的情况真实地表述出来，以反映问题，揭露矛盾，揭示事物发展的规律，向人们提供经验教训和改进办法，为有关部门提供决策依据，为科学研究和教学部门提供研究资料和社会信息的书面报告。

田野调查报告篇三

[关键词]芮逸夫；胡庆均；葛；川南叙永苗族；田野调查

[作者]刘芳，云南财经大学社会与经济行为研究中心教授，法学博士。昆明，650221

[中图分类号]C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10)04－0080－006

中国四川南部叙永地区的苗族由于经济地理、历史际遇和文化特色等因素，加之研究者视域的遴选，在20世纪40年代，我国许多著名民族学家曾到这里开展过田野调查，此后的研究工作一直持续近半个世纪，研究的内容涉及社会学、民俗学、语言学、历史学等多个领域。田野调查及其研究成果发表的时间虽然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但学界一直仍然关注该区域和族群，其研究也不断深化和扩大。

一

历史上，四川的区位较为特殊，除了过去的西康省大部分地区是解放后合并进四川省外，在其传统的省域内的东部(重庆没有成为直辖市以前)是主要和湖北、湖南两省的苗族地区连接在一起，历史上称为“苗疆”地区；西部毗邻康藏(藏、羌两族)地区，西南部则是与云南省连接在一起的大小凉山彝族地区；而南部与云、贵两省交界的民族散杂(苗族、彝族、布依族等民族)区。因此，它应该是一个以成都、重庆等大城市为主要坐标的发达内地与周边多民族大散小聚的欠发达边地共同构成的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省域。在20世纪四十年代初，由于抗日战争失利，大批的学术机构及学者迁至四川躲避战乱，并选择在叙永开展民族学的调查。

古人道：“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长期以来，金沙江是四川和沿海城市保持密切商业联系的重要水道，金沙江上游的水运最大中转站是宜宾，宜宾成为重要的西南腹地河港。如果要继续往西南方向的云、贵腹地，就要在泸州南折经过叙永县出川。叙永县位于四川盆地南缘，云贵高原北端，地处川、滇、黔三省结合部，长江上游与赤水河中、上游之间。因此，叙永县城在历史上曾经是长江航运辐射云、贵、川、赣等省市的重要陆地中继站之一。有“川南门户”的美誉。老县城过去是富贾贤士南来北往、国粹民俗兼容并蓄的古镇，被称为“鸡鸣三省”之地，至今也还散发着悠古的气息。由于二十世纪50年代后全国的经济地理格局发生调整，以及环保和气候异常等因素，致使河水断流，叙永县城才逐渐变成今天交通上的死角。其实，60年前的叙永县城虽然深处西南内地，但并不是一个信息闭塞和孤寞的边陲小城。

叙永县境充分体现了我国西部复杂的地形地貌。首先，自然地理上，它正处于四川盆地向云贵高原的过渡地带，县域内地势落差极大，从地势最低的县城到直线距离50公里左右的南部山地，海拔落差可以达到近1600米。垂直气候和垂直植被明显，县城之外绝大多数地方山形陡峭、沟壑纵横，交通极为不便；其次，人文地理上，这里自古就是夜郎古国域内、罗氏鬼国所辖、水西土司盘地，古代族群成分复杂，现在也还有苗族(支系繁多)、彝族、回族、布依族和自称为“弈人”的人群分布……

1940年，我国抗日战争还处于前期溃退阶段。东北、华北、东部沿海一线失守，云南、广西告急，国民政府被迫内迁四川、重庆等地，大批的研究机构和大专院校也迁到四川，1940年8月西南联大在叙永县设立分校，几乎同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也迁到南溪县李庄。我们设想；如果没有日本的侵略，按照二十世纪初我国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勃兴和发展，民族学作为其中的显学之一，一定会得到极大的发展空间，会有不少研究成果出世，川南苗族的研究迟早也会在其列。但事实是由于日本的侵华战争，使中国山河破碎、人民流离失所，也使得我国的学术研究受到极大的影响，包括民族学研究在内的许多学术研究被迫中止。因此，在这样一个大的历史背景之下，1942年－1943年间我国早期民族学家能够在叙永开展苗族研究，其必然之中就带有更多的偶然性因素，这就是本文所表述的历史际遇。

二

根据芮逸夫先生在他和管东贵先生合著的《川南鸦雀苗的婚丧礼俗・资料之部》中的“自序”中说：1940年夏，“日军登陆越南，威胁滇、桂”，因此，迁入两省的学校和学术机构再度内迁至川南。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从昆明迁到四川省南溪县李庄镇，而与当时一同迁来的国立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合并一处”。我们说，军人报效国家的方式是浴血抗战，而部分学者认为对国家的报偿之一就是继续他们的学术研究工作。于是，他们在1942年冬天，一边安顿下来一边就着手开始计划在川南地区选择合适的田野调查地点继续开展民族学研究工作。时任历史语言所副研究员的芮逸夫先生和傅斯年先生的硕士研究生、后来成为我国著名的社会学、民族学家的胡庆均先生便开始了叙永县南部“鸦雀苗”的田野调查工作。

芮先生在他出版的著作中回忆：他们确定的研究对象是苗族，并制定了具体的调查时间、路线和调查范围，同时设计的调查内容也十分详细。因此，我们不禁要问，川南实际上是一个多民族杂散区，不仅民族成分多，民族内部的支系也很复杂，选择叙永“鸦雀苗”及其分布区开展调查研究，除了前面对川南整体上的经济、地理和历史际遇等综合因素的了解外，是否还有其他的原因？答案是通过分析他们的工作，其实原因很简单。他们基本上是沿着川南向云、贵方向延伸的一条主要交通要道展开他们的调查工作。但是，尽管如此，地理条件表现出来的生活条件的艰苦和海拔落差大表现出来的复杂气候特征，以及匪患不断的危险环境等等，还是让他们吃了不少的苦头。

但是，对当地苗族的整体了解，除了书本上的系统理论、专业上的实践经验外，我想还有就是当时外国民族学、人类学在中国对苗族的田野调查研究，其中重要的首推日本民族学家鸟居龙藏，还有在成都执教的美国考古学、人类学家葛教授。

1902年，日本民族学家鸟居龙藏通过对贵州等地苗族的40多天调查，1905年出版了《苗族调查报告》。这在国际上和中国人类学界都有很大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是专业上的，而且据说蔡元培先生在鸟居龙藏的中国苗族研究著作出版多年以后仍然耿耿于怀，曾经嘱咐加命令似的让凌纯声先生一定要写出一本中国人自己对中国苗族研究的学术著作，并且要求超过日本的鸟居龙藏。于是1933年，凌先生与芮逸夫、勇士衡前往湘西苗族地区调查，不仅调查资料详细，涉及苗族历史、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正式出版的著作共有十二章节，并另有附录和图片)，而且还使用了摄像机，开创了中国影视人类学的先河，可见当时的决心之大和寓意之深。该书于1936年在国内出版(凌纯声，1936)2003年再版。有了蔡元培院长的教诲和曾经跟随凌先生的田野调查经验，芮先生在对湘西苗族的田野工作结束多年后，进而在川南再行中国苗族的民族学调查，作为学科旨趣

之外想必也大有发扬光大中国苗族研究的意含。

葛(David，Crockett Graham，1884－1962)，美国人，心理学硕士，人类学和考古学博士、荣誉科学博士，他于1911年以美国浸礼会牧师的身份来到中国。从1912年到1918年间，以及1928年，他都到过四川的叙府(现宜宾市)，他以传教士的身份在四川多年。但是，作为外国人、经过正规专业训练的、早期的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所做的工作，才是他在中国被学术界广泛认可的重要原因。从1932年至1948年退休，葛一直在成都华西协合大学教授文化人类学和考古学，被任命为该大学考古、艺术和人类学博物馆馆长。在四川长达36年的生活和工作中，他主持了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的首次考古挖掘，对四川西部、南部少数民族――羌、藏、苗、彝等民族的民俗文化和历史文化、悬棺葬、考古遗址、自然――历史标本等等进行了长期而卓有成效的研究。由于他最感兴趣的是部落文化及其风俗习惯的研究。回到美国后，利用自己36年来在中国搜集的丰富材料，写成《川苗的歌曲和故事》(1954年史密斯索尼学院出版)、《羌族的习俗和宗教》(1958年史密斯索尼学院出版)的专著。他在四川研究的数十篇学术论文成果基本体现在《中国边疆》、《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和其他杂志上。1934年和1935年夏天，他曾对位于四川和云南交界地区川苗一也就是川南苗族的宗教仪式进行了记录。

计划是在分头进行中实施的。1942年12月初，芮、胡二位先生由李庄至叙永。

(胡庆钧，2006)芮先生也谈到：在最初第一月“观察了十几处苗人生活”……“在后山乡火麻沟苗村参加了苗胞张理安为子娶媳的婚礼；在枧槽乡峰岩苗村，参加了苗胞罗正伦亡故后的丧礼；又在分水乡越过省界至云南威信县境的牛路坪苗村，参加了苗胞陶家朝亡故数年后举行的做斋祭仪。”1943年1月中旬，他们又分开进行调查：胡先生去峰岩，芮先生去海霸乡南凹田。(芮逸夫、管东贵，1962)之后他们的具体的工作分工是：胡先生结束后回李庄做他的硕士论文写作，芮先生再到大树乡搜集婚丧礼俗资料，工作40天，再去东部落窝乡、西部的大坝乡、古宋县境内的白苗一个月多，五月中旬返回李庄所内。同年9月到12月三个月时间，请马家屯的苗胞古元生补充记录婚丧礼俗的原始语音资料。(芮逸夫、管东贵，1962)胡先生在《汉村与苗乡》“题记”中回忆：从1942年12月1日至1943年1月10日，和芮逸夫先生一道，走过叙永县第三区的五个乡，即由城区――后山――枧槽――分水――树坪，并因治安原因与原计划有出入外，从同月12月至5月约共4个多月的时间，我去了枧槽乡沟边(海拔约1000米以上的高山地区，有苗族分布)从事社区研究，芮先生则去了海拔较低即约4500米的矮山地区。

在胡先生会议的田野调查行程中除了按计划开展工作外，他的行程则充满新奇、愤懑和冒险的经历，在去叙永途中，对船行速度和行程状况的描述，虽寥寥数笔，充满诙谐的情趣，让我们窥见到了当时中国许多背景：“二月一日出发，自李庄乘长远轮去叙府(本文注：现宜宾市)。二日搭民同轮下抵泸县(本文注：现泸州市辖域)，这一段水程是很方便的……四日晨由兰田坝搭木炭车去叙永，全程一百一十公里，按平常的标准三个钟头便可以到达，可是木炭车倒像一个干痨病人，形容憔悴，一路咳喘不止，摇头摆尾的常要休息。”他亲眼目睹社会的黑暗和军阀的残酷、军阀混战、草菅人命、以及社会底层、山地苗族生活的苦难，土地严重分配不均，感慨时局戡乱，“文人学士，涉足惊心，巨匪大盗，隐藏得所”，以及军阀混战，“滥杀无辜”。苗民“因经济状况不佳”丧失土地所有权，导致“且易受客族凌侮”，使他为此忧国忧民：“除了农业技术的改进外，必须注意他们土地所有权分配问题，以各种可能地方法使边民重新获得土地，同时协助发展农业以外的副业，维持收支平衡的局面，稳定边区经济。”但是，关于少数民族的汉化问题和现代化问题，他们的看法毕竟有着时代的局限性，例如，芮先生曾断言当地的苗族已经“在物质文化方面，除了妇女的服饰外，几乎可以说是完全汉化了；在社会组织方面，和当地一般山居农民，也没有太大的显著差别了。唯有在婚、嫁、丧、祭时举行的各种仪式中，尚保存着不少原始的风习。”胡庆均先生认苗族的汉化不仅不是现代化，而且在和汉族学的过程中存在生吞活剥的状况，这些显然还存在着文化等级和社会单线进化的思想。

1943年底胡先生完成了他的硕士学位论文写作，而且于1944年――1948年分别在当时的《边政公论》、《中央周刊》、《自由论坛》等刊物上分别发表了他的川南苗族田野调查报告和民族社会学研究论（www.shubaoc.com）文：“川南苗乡纪行”、“川南苗族人口调查”、“不容忽视的边区土地问题”、“叙永苗族的生活程度”、“苗族人口品质的商榷”等，他的研究报告的发表和他在川南从事田野工作的时间相距1――4年。2006年6月他首次将他在70年的研究成果编辑成专著《汉村与苗乡：从20世纪前期滇东汉村与川南苗乡看传统中国》出版，他在川南苗族地区的田野工作和研究论文收入该书的“第二编苗乡社会”。至此，自他开始田野工作到2006年学术专著出版时间过去了63年。芮先生在川南苗族地区的田野工作研究成果首次发表在1954年，名为“川南永宁河源苗族亲属制探源”，而基础性的民族学田野调查民俗材料集这本专著――《川南鸦雀苗的婚丧礼俗・资料之部》首次公开发表是在1962年，从他田野工作开始到学术专著论文和专著出版时间上的差距是11――18年。按照他在《资料之部》“自序”上的计划还有一部鸦雀苗研究的第二部专著《解说之部》要面世，但是遗憾的是，直到他去世也没能实现。

从两位先生各自的先期田野调查工作和后期对应的研究成果的指向来看，芮先生主要侧重在苗族的历史源流、神话传说、婚姻家庭制度、亲属关系和称谓、婚丧礼俗等方面，他田野工作后期主要是对鸦雀苗的婚丧礼俗原始语音进行记录搜集和初期整理，工作是在多人合作状态下取得的：一位当地苗胞古氏的现场演示，加上著名语言学家张次瑶(琨)先生的“审音辨调”，成果中的“苗语词汇”部分，后来则是由李方桂教授“审阅凡例，指正几处谬误”后完成(芮逸夫、管东贵，1962)这也似乎印证了他在马家屯从事的鸦雀苗婚丧礼俗调查是最为主要的田野工作，这样的工作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长期下来鲜有人能坚持下来，这以芮先生最后出版了有百多万字的田野调查资料为证，这样的工作在整个中国民族学学术史中似乎绝无仅有。而胡先生的川南苗族研究则侧重于苗乡社会面貌分析、人口素质、农村生活、土地问题等方面，从胡先生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田野调查路线似乎也较芮先生曲折而考察的内容也较之为宽泛，它运用了民族学和社会学研究中的两种研究手法，即质性研究和量化研究，这即使是在学科发展了半个多世纪的今天，也是田野工作中最重要、最基本的技术路线。但是从芮先生的研究成果看出，他的学术研究功力比较而言，对当时还是一个年轻学生的胡先生来说是有差距的。

三

跨越时空的梳理，我们不仅为我国民族学的前辈们终其一生孜孜以求的执着的学术追求精神所感动，也为他们不同的经历和境遇不胜唏嘘。可以说，本文所回顾的民族学前辈及国外学者，他们的田野工作和经历以及研究成果为我们后人的承继性研究和比对百年来的田野本身的沧桑巨变，留下了十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还可以说，对川南叙永苗族民族学的田野工作，在今天仍然是我们可资学习借鉴的经典范式，在我国民族学学术史中应占有一席之地。而就其现实意义来说，它们对研究我国民族散杂区社会历史文化变迁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首先，不可复制的民族学、社会学、民俗学、语言学资料弥足珍贵。今天看来，包括芮、胡等先生在内的我国民族学先驱们对我国各民族所做的田野工作都已经成为不可复制的孤本，尤其是不少学者亲自到真正的田野工作中去，亲笔记录、亲临搜集的第一手材料，以至于他们偶尔的情绪发泄和旁白作为背景性知识都显得十分宝贵。尽管当前人类学理论已经对这样的研究范式提出了质疑：所谓的“参与观察”和“观察参与”。但是本文的看法是，虽然我们有为前辈们因受到学术理论和时展的局限性和制约性开脱的嫌疑，但是，必须厘清的是，即便是在今天人类学已经有了足够的学术反思的背景前提，我们仍然不能否认人类学仍然是人(人类学家)在研究人(人类社会或族群)的事实。那么，在这个前提下我们任何人都不能绝对地摆脱自身的文化背景和人类普适的深层意识中思维结构和模式的原影响。

当然，胡先生最精彩的田野研究成果还不算是川南苗族的田野工作，同一本书的第一编“滇东汉村”，是他在1940年代对云南昆明近郊(现在昆明市的呈贡新区)汉人社会的田野调查，这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较为完整的社区田野调查工作。作为当时年轻的学生，胡先生的确是忠实地秉持了扎实的田野工作学风，并充分展示出了一个民族学、社会学家的学术品格。

田野调查报告篇四

目的意义

充分利用森林火险等级较低的天气条件，积极组织广大群众有计划烧除林缘、田边等地的可燃物，可以有效地防止和减少森林火灾的发生。在全乡范围内推行林缘可燃物“计划烧除”工作，主要目的在于从根本上解决群众生产性用火和森林防火之间的矛盾，变群众无序用火为序用火，主动消除森林火灾隐患，确保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维护林区的安定稳定。

指导思想

开展林缘可燃物“计划烧除”工作，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广大群众的根本利益，从原有全面禁火、严查惩罚的单一野外火源管理办法和只抓管理、不讲服务的工作方式，转变为疏堵结合、管理与服务结合，积极组织和指导群众开展林缘可燃物“计划烧除”工作，做到有计划用火。

时间和范围

3月至4月底，在全乡统一组织实施可然物“计划烧除”工作，各村必须在进入野外生产用火高峰期前完成任务，凡林区道路两侧杂草、林内农田田埂草，农田内废弃的各种可燃物等都应列为“计划烧除”范围。

遵循原则

1、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坚持从实际出发，调查掌握各地烧稻草、田埂草、烧灰积肥等田间作业习惯，制定具体的实施计划。

2、尊重民意，服务群众。坚持做到方便群众，简化野外用火审批手续，实施办法简便易行。在低火险期间，农户提出用火申请，村委会审批后报林业站备案，具体点烧时间由村委会与用火农户共同协商决定。

3、严密组织，确保安全。坚持安全第一，包村干部或村主干在实施过程中要精心指导，必须组织有关人员进行现场看护，确保野外生产性用火的安全。

主要做法

野外用火实行疏堵结合的管理办法，对林缘可燃物实施“计划烧除”的具体办法是：在三级火险及三级风以下，以“疏”为主，根据农事活动需要，引导农民有计划、有组织烧除田埂草及林缘杂草，消除森林火灾隐患；在高火险期，以“堵”为主，及时禁火令，加大护林巡查力度和密度，禁止和查处野外违章用火。

具体步骤

1、加强组织领导。各村必须成立相应的组织机构，统一组织，精心部署，责任到人，分片包干，层层抓好落实，实行全过程跟踪、检查和督促，对工作中发生的矛盾和问题应及时处置。各村及包村干部应认真做好调查摸底、人员组织、审批把关等具体工作。

2、广泛宣传发动。“计划烧除”工作，群众性、社会性强，必须广泛宣传，充分发动群众，调动群众积极性，统一干部群众的思想认识，向广大人民群众说明“计划烧除”的意义，取得群众的理解和支持。

3、开展调查摸底。驻村干部和村主干要组织村民小组长和护林员，调查各农户用火意愿、田头地块，对地类、地点、面积、片数、户主通讯等情况，并进行登记造册，以便制定详细的工作计划。

4、做好前期准备。各村应根据调查摸底情况，合理安排烧除计划、时间、人员组合等并进行必要的简单培训，让烧除人员掌握林缘可燃物烧除技巧与方法。同时，相关农户用火前应准备好相关的扑火工具。村级扑火队应处于待命状态，一旦发生跑火，能迅速扑火，防止酿成火灾。

5、认真组织用火。用火必须事先经过村委会批准并向乡森林防火指挥部报告，村委会批准时必须对用火点的防护措施、人员组织、扑火准备、通讯联络、天气情况等进行一次全面的核实。“计划烧除”的关键在于“多人在场”，每个用火点现场人数应不少于5人，并指定负责人集中相关人员统一指挥用火，准备不足和高火险天气，不得批准用火。

6、注意火场清理。在“计划烧除”结束后，相关人员应对现场进行一次全面的检查，确认彻底清除余火后，方可撤离人员。

检查指导

乡森林防火指挥部、林业站要抽调专门人员对“计划烧除”工作进行检查指导，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确保工作顺利进行。对未按规定审批用火的单位和人员进行严肃处理；对未按规定审批用火的人员给予批评教育，造成后果的按有关规定追究责任；对不按规定审批擅自在野外违章用火的人员给予坚决的查处，对引起森林火灾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田野调查报告篇五

调查报告是记载调查成果的书面报告。

从调查目的和最终形成的书面报告的内容综合评价，调查报告大体可分为以下类型：

1.总结典型经验的调查报告。

这类调查报告是为了概括出先进人物或先进地区、先进单位的正面经验，使其便于在面上发挥影响。调研对象是一个或一类特定的先进典型。调查报告写成之后，其中所概括的经验，可以为有关人员或单位所借鉴，或可以使之从中受到启发；也可作为有关主管部门开展学习先进活动的素材。

2.反映情况的调查报告。

这类调查报告因调查目的、范围和用途的差异而有两种区别：一种是反映具体情况的个案性调查报告。其调研目的是为了把某一个具体问题界定清楚，调研范围单一、具体，报告的内容一般用来作为处理某一具体问题的依据或重要参考。另一种是反映基本情况的综合性调查报告，调研的目的是为了掌握某一领域或某一方面的概貌，调研范围相对宽广，涉及的对象较多，报告的内容主要用作宏观决策参考，或者用于说明某种客观现象，某一学术观点。

3.揭露问题的调查报告。

揭露问题的调查须在已有线索的基础上展开。调查的目的是为了查清事实，获得足以说明问题性质、程度的材料。调查对象一般是暴露出问题和问题涉及到的有关单位和人员。揭露问题的调查报告不仅可以用来澄清是非，辩明真伪，教育群众，还可直接用作对有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进行处理的重要依据。

调查报告惯用的结构由标题、序言、主体、结尾组成。

（一）标题

调查报告的标题形式多样，总的来说约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单行标题，一种是双行标题，单行标题又可分为公文标题写法和一般文章标题写法两种。采用公文标题写法的优点是能使人一下子明确文种，并了解调查的对象和调查报告的目的，如《关于当前微电脑在企业财务会计工作中的运用情况和存在问题的调查报告》。但是，采用公文标题写法容易写得过于冗长，而且比较平淡，不利于诱发读者的阅读欲望。采用文章标题写法，虽也有不利的一面，如不能让人由标题一眼看出文种，但处理得好，能使人看了标题便对调查对象和调查报告的目的有所了解。而且标题还有可长可短、可严肃可谐趣、可描述可设问的优点，因而，容易写得生动有趣，引人注目。例如：《愤怒的烧鸡》，《新闻纸紧张的症结何在》等。

（二）序言

序言是调查报告的开头部分，可用来交待调查的时间、地点、目的、对象、范围；也可以用来概述调查的主要内容，取得的主要收获；还可以交待调查工作的背景以及通过调查所获得的结论。

（三）主体

主体内容是一篇调查报告的主干。主体通常以叙述为主，叙议结合，围绕导语所提出的问题依次展开。

（四）结尾

调查报告的结尾写法不一，或一段，补充说明有关事项；或一句，顺便交待某一问题。或总结全篇，深化主题；或指出调查存在的不足之处。

调查目的

调查方法

调查结果

分析与讨论

体会与建议

结尾

田野调查报告篇六

关键词：民族志方法；公共管理学；公共政策视角

随着社会不断向前推进，公共管理实践越来越需要一种规范的、系统的理论来指导。因此，一门年轻的学科———公共管理学就应运而生。公共管理学作为一门实践性较强的学科，具有应用性、政策性等特点。它在研究大量公共事务的同时，吸收了政治学、社会学、教育学、经济学等多学科领域的知识，形成了较完善的脉络体系，在现阶段的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公共管理学科在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一些问题亟须解决，如理论联系实际不足、研究方法缺乏实践性以及政策缺乏本土化的研究等。因此，公共管理学可以引入人文学科领域的田野调查方法———民族志方法，来真正了解研究对象的生活环境与存在的问题，制定出符合实际的政策，切实解决社会利益问题，推动公共管理实践进一步发展。

一、民族志的内涵概述作为“记录的民族学”

［1］，民族志一词原文由两个部分组成———ethno（s）与graphy（法文graphie），它们均来自希腊文。其中，“graphy”源于希腊文的graphein，意思是“记录”（它的意思与汉文方志的“志”字相通，指的是有系统的记录）；“ethnos”则是指“民族”（需指出，因古希腊人并未给予种族与民族清晰的区分，当时用ethnos来指代的，恐为“混杂”之物，可兼指种族、民族及相关的文化。因而，中文对英文ethnography或欧陆ethnographie的译名有“人种志”“民族志”“田野〈文化〉志”）［2］。高丙中认为，把对异地人群的所见所闻写给和自己一样的人阅读，这种著述被归为“民族志”［3］。简言之，作为人文学科的一种调查方法，民族志就是做完田野调查之后撰写的调查报告。在人类学领域，民族志也即田野调查报告的一种学术语言。它遵循着研究者亲自去、一年以上的实地调查时间以及通过分析获得的第一手材料来撰写完整的调查报告三大原则，采用参与观察、深描及深度访谈等方法，并以人文关怀、平等对话、互动沟通等为价值取向，全面了解被研究者的生活坏境，挖掘背后隐藏的人文价值，由此生成珍贵的文本资料。民族志的产生是由一个田野工作调查到文本报告书写的过程，因此，民族志的形成有一个特定的过程。首先，人类学者需要亲自到被研究的个案地，周密地观察、记录、参与异文化的日常生活，他们从事的这些活动被称为“田野调查”，他们的方法被称为“田野工作方法”。然后，人类学者以详尽的笔调描述，说明所观察到的现象和文化，他们的描述成为学者和其他读者据以了解人类学的田野工作过程、异文化的情况以及民族志工作者的个人反省和理论观点的途径［4］。由此，得到的文本资料成为公共决策者科学决策的重要依据，民族志于是便成为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跨学科研究方法的桥梁。

二、我国公共管理学科仍面临的困境

公共管理学科很晚才引入我国，由于发展时间短、基础薄弱，我国的公共管理学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着很多的挑战。（一）公共管理学研究仍然难以摆脱“西化”的误区。虽然公共管理学在我国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就整体而言，我国的公共管理学仍然没有摆脱西方的影响，对西方的理论知识、政策实践处在一定程度的被动、消极的接受阶段。此外，不可否认的是，现如今的学科研究重点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偏向于西方的理论研究，这是十分遗憾的。我们应该把研究重点放在我国的实践研究上，揭示社会问题的本质，研究适合制定解决我国实际问题的政策。（二）公共管理学研究缺乏质的突破。1.理论与实践脱节。现当代的一些公共管理理论是由政府智囊团首先提出的。原本是希望能切实运用到实践中，但实际上却严重脱离预想。公共管理者有时仅仅对现有的理论做了“二次解释”，没有认真研究社会的实际问题，也没有认真地分析政策理论以便指导实践，导致理论与实际脱离，无法取得质的发展。2.严谨研究方法缺乏。这是存在的另一个关键问题。目前的研究方法过于重视理论层上的研究，多是采用诸如重数量而轻质量、重经验分析而轻实地调研、重宏观而轻微观的传统方法。这实际上也是目前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存在的重要问题。以这样的研究方法无法了解到社会的实际需要，不能制定出适宜的公共政策，难以解决社会问题，影响社会发展。（三）公共管理学缺乏本土化问题研究。我国的公共管理学科虽然是从西方引入的，但应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实践，可借鉴一些优良成分，而非一味地引入西方公共管理相关理论。现阶段的公共管理理论由于缺乏中国概念元素，仍然处于萌芽时期。建立和发展属于我国本土化的公共管理理论，最终实现和西方发达国家高水平学者的国际学术交流，是我们现阶段的发展目标，也是我国公共管理学科发展的根本任务。（四）公共管理学缺乏对人的关注。我国公共管理学科现阶段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仅仅关注了理论研究，而缺乏对“人”这一最重要的因素的研究。而公共管理不论任何时候都应将“人”放在首位，因为“公共”二字就决定了其要维护的是公共利益，是有关“人”的利益。而且，按照当下的发展要求，我国公共管理也应该以人为本，将人的发展置于发展之首。公共管理实践的发展以及公共政策的实施说到底都41是为了更好地发展社会，更好地为人服务。众所周知，我国正处于向现代化强国发展的过程中，但对国家治理实践有指导作用的公共管理学科还是一门很年轻的学科，公共管理知识也不完善。因此，一方面，我们急需引入西方的先进理论，但是在此过程中又要避免“缺乏本土化”的问题；另一方面，任何理论的产生都有其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和特定的社会环境，在人文学科研究领域，如果一味地吸收西方的东西，忽略了本国发展的特色历史文化条件，就会犯教条主义错误，导致徒劳无功，有时甚至适得其反。那么，如何才能避免这种历史观和文化观的缺失呢？现阶段一个可行的做法就是引入人类学家的工作以及引入民族志的田野调查方法，使公共管理知识真正为中国实际服务，真正发展出扎根于本国的公共管理模式，实现公共管理中国化。

三、民族志方法之于公共管理学（公共政策）发展的必要性

综观当下，有一个误区，认为民族志是人类学的“专属”研究方法，实则不然。如高丙中教授所言，先有民族志很久了才有人类学［3］。即在人类学产生之前就有了民族志，且民族志也不是由人类学家发明的，如早期的业余民族志，完全是出于殖民统治的需要，多是由中世纪的传教士、殖民官员创作，并且当时的民族志撰写者并没有经过系统、专业的人类学知识学习，大多是以对异邦风土人情的向往或好奇为动机，与人类学知识并没有明显的关系。作为人文学科的研究方法，民族志方法不应专属于任何一门学科，而应是政治学、管理学等其他一切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共享研究范畴［5］，并且应鼓励这种田野调查方法的跨学科应用，促进多学科之间的交流。民族志这种实地研究方法与公共管理实践中公共政策的制定就有着重要的联系。当下，由于公共政策面临的决策环境和受众会存在较大的差异性，如果决策者对于被研究者的社会生活环境和文化背景没有充分、清晰的了解，就会导致所作出的公共政策不适用特定社会环境，使现实社会问题得不到解决，甚至降低决策者的公信力，引发更多的社会问题。因此，要想制定出符合实际、符合民意的政策，必须寻找一种观察社会的科学方法，在充分的利益、权力博弈分析下，真实地接触研究对象，真正了解社会需求，只有这样，才能制定出能改善人民生活、推动社会文明进步的政策选择。诚然，从公共管理面临的现状可以看出，若想寻求一种能切实适应特定环境的社会研究方法，民族志方法无疑是与之十分契合的。（一）二者之间的相通之处。民族志方法是人文学科的一种跨学科实地调查方法，就其字面意思可知，它是对异族所赖以生存的社会和文化背景的描述，通过对异文化的观察和认知，提供相关意义和行为的客观的民族学描写而形成民族志，然后再对其进行分析、比较，以期得到对特定文化的基本概念［6］。换句话说，民族志就是在对特定的异民族、异文化赖以存在的思维模式和人际关系进行研究，并深入调查隐藏在特定圈子背后的利益关系以及权力运作之后，所形成的珍贵的文本资料。而现如今的公共政策制定过程正是存在着研究方法不严谨的危险，无论公共管理理论或是公共政策理论有多先进，但如果缺乏合适的研究方法作为支撑的决策，这种理论日后必定会与现实环境格格不入。而民族志研究方法所强调的基本规则就是要求研究者必须亲自深入实地，长时间（至少达一年以上）地通过参与调查来获取第一手的资料，并通过深度访谈、问卷统计、个案研究等方法来体悟和感受真实场景和文化内涵，然后如实将他们的信念、价值、观点、动机等叙述出来［7］。因此，基于田野工作的民族志研究方法能够为政策制定提供客观的文化背景和真实的观察感悟，提高公共决策的科学性。民族志方法最终的研究结果通常是讲故事，即体现特定环境的现场感和真实感［8］。而就公共政策过程来说，社会问题的反馈是政策过程的开端，也是决策过程的关键一环，因为只有在存在现实社会问题，并且决策者有能力观察到已有问题的情况下，整个政策过程才会开始。此外，决策者发现的问题必须是真问题，是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否则社会问题一旦定位错误就会浪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及财力。在这种情况下，寻找社会问题除了对决策者能力有一定要求外，还要求决策者对当时当地的环境进行完整、细致的了解。否则，如果对环境本质缺乏真实接触，偏差的政策出现的概率就会大大提升。显然，这也是公共管理实践中理论与实际联系不充分所导致的。而民族志方法所强调的，必须亲自到现场的做长时间的参与研究就能很好地弥补这一点。从本土化政策建构的角度而言，公共管理学若想克服缺乏本土化研究特色的问题，就必须摒弃忙于利用外国学者研究成果的“拿来主义”，踏踏实实地做自己的研究。且公共政策制定必须通过大量的田野工作研究，深入群众，与被研究者同吃同住，以平等的姿态与被研究者互动、交流，了解目标受众最真实的想法，弄清阻滞当前经济社会发展最真实的困难。同时，在深入现场做实地调研时，不应被预设的思维定式和理论假设所束缚，而应记录最真实的事件发展，以使政策更为契合社会环境，且尊重特定文化圈子的行为动机和特定利益。这也正符合中国民族志发展的期许：一是在引入和借鉴西方优秀学术理论的同时，避免全盘吸收，规避西方发展问题污染本国自然与人文环境，如资本主义的泡沫经济、环境恶化和生态污染、动乱和冲突等；二是在学习西方学者如何做民族志研究的同时，应充分认识到中西方的文化背景差异，了解本国的特殊性以及中国特色，做出符合本国实际的研究，以期更好地解决中国问题。（二）民族志方法如何运用于公共政策过程。公共政策实践过程实际上是由问题发现、政策制定、实施、评估和终结几个阶段组成的，且这些阶段实质上关注的都是对利益的分配。因此，必须十分注重研究受众的影响因素，体现公共政策实践的人文意义。因其关注的对象是人，人有自己的意志和想法，而采用自然科学研究方法无法深入研究人性和人的情感世界，也就无法做出科学的决策，达不到公共管理学的任务和目标。因此，必须引入民族志此类人文科学研究方法来探究人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文化及意义世界，做出有价值的决策。其实，仔细研究公共政策过程，可发现民族志方法也都适用于其实践过程的各个阶段。1.民族志方法之于发现问题阶段。在此阶段，公共政策制定者必须深入政策标的田野中去，去体会真实的问题来源和问题关联者对于问题的真实看法。需要是公共政策过程的真正起点［9］。政策问题的发现是整个公共政策过程的开端，其中决策者是否具备发现社会问题的能力至关重要，因为社会运行发展环节必然会出现一些缺位环节，而发现这些社会问题并及时反馈到政策制定过程中，才能启动新一轮的决策过程。在此阶段，就需要扎实的田野工作实践，通过深入群众生活，从群众整体利益出发，了解群众真正关心而无能力解决的生活问题，及时地将信息反馈到决策过程中，以制定出满足社会大多数人需求的公共政策。2.民族志方法之于制定政策阶段。在此阶段，所要追求的最大目标就是保证决策的公正性，这也是走向决策科学化的关键一步。因为，在当今社会，公正性不仅是对人民群众基本利益的尊重，也是社会文明发展的必要因素。公正性的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公正的价值取向，即要维护社会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和需求，而不应该出现暗箱操作、贪污受贿等行为。应保证公共政策服务于人民大众，而不是服务于某些个人或政府某些机构。另一方面是公正的决策程序，即决策过程要有广泛的社会参与，充分听取社会群众的呼声，必要时还应吸收社会上某些专家团体参与其中，在采用其智慧经验的同时，专家团体的参与也起到一定程度的监督作用。如此，决策过程便与民族志方法所崇尚的人文关怀不谋而合。3.民族志方法之于实施政策阶段。政策实施阶段是公共决策过程最重要的阶段。因为再好的政策如果不严格地执行，也将成为一纸空文，浪费公共资源。因而，在政策实施过程中，执行者必须深入到真实的社会环境中，随时感知政策环境的变化，以及社会群众对政策实施的反馈，及时将政策受众的想法和新的社会问题反馈到决策层，以便对政策进行修正，更好地解决社会问题。而民族志的参与观察法，强调调查者要深入实地，及时地获取第一手资料，这对政策执行、反馈无疑是非常必要的。4.民族志方法之于终结政策阶段。在公共政策中，终结的方式有四种：政策替代、分解、修正以及废止。替代就是不改变政策目标，在旧的政策不能够实现政策目标时，作出新的决策以取代之。分解就是在原有政策达不到预期效果时，将原来政策分为几部分，然后各部分再单独形成一个小政策。修正就是在原政策执行的过程中，发现了原政策一些不完善的地方，对此加以修改、完善，或者是加入一些补充条款以更好地达到政策目标。废止就是随着时间的演变，发现原政策目标不合时宜了或当经实践证明原政策本身存在错误时，对政策加以废除。以民族志研究方法为视角，无论是替代、分解、修正还是废止，其实都是对原公共政策的中断、分裂或解体，体现出一种解构主义的倾向。而民族志方法基于其哲学基础，对世界的观点存在着一定的解构性和相对主义的观念［10］。在公共政策体系中，政策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变化的，因此，不存在整个政策的体系化努力，也没有“这是最好的政策模式”之说，只有适合、符合现阶段发展的政策模式和源于实践的、原子式的扎根理论或公共政策。这与民族志方法论所具有的对传统公共决策的解构性观念相契合。

四、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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