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教学反思 司马光教学反思（3篇）
身为一位优秀的教师，我们的工作之一就是教学，教学的心得体会可以总结在教学反思中，快来参考教学反思是怎么写的吧！书包范文为大家精心整理了司马光教学反思（3篇），希望能够对小伙伴们的写作有一些启发。
司马光教学反思 篇一
教学目标
1．读准本课8个生字和9个词语的音。认识“司、假、慌、喊、举、砸、破、救”8个字。
2．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
3．通过看图理解花园里的环境及司马光砸缸的过程，知道司马光是一个聪明、勇敢和孩子。
4．从司马光破缸救人的故事中受到启发，遇到事情要像司马光那样不慌张，支脑筋创造性地解决问题。
教学重点
1．读准本课的生字及词语。
2．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
3．让学生理解花园里的环境和司马光砸缸救人的词句，知道司马光是一个遇事不慌、勇敢聪明的孩子。
教学难点
学习司马光这种逆向思维的方法
教学过程
一、谈话导入
1．教师板书课题：11司马光
2．简单介绍：司马光姓司马，名光。是我国此宋时期的历史学家。今天我们学习的这篇课文就是司马光小时候的故事。
二、看图图意
1．出示图，从图中你看出了什么？
学生能从图中看出一口大缸被砸破，水哗哗地流出来，一个孩子正往外爬，图中间的孩子正伸手去扶那个孩子，其他的孩子有的吓哭了，有的喊着，有的找大人。
2．你有不懂的地方吗？
学生1：爬出来的孩子是怎样掉进缸里的？当时的情况怎样？
学生2：是谁救的掉进水缸的孩子，他是怎样救的？
三、初读课文，读准字音。
1．借助拼音读课文，边读边画出生字和会认的字。画出的生字和会认的字要多读几遍。
2．读准生字及会认字的音。
（1）自己借助拼音读生字和会认的字。
（2）同桌小伙伴互读、线纠正。
（3）抽读生字和会认字的卡片。
（4）做猜字游戏，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巩固字音。
（5）电脑出示词语的演示文稿：
孩子吓哭没有假山慌了喊叫
举起砸破救人古时候司马光一块石头
3．再读课文，标画出自然段。
4．学生分段读课文，其他同学听听他们读的字音是否准确。
四、理解课文内容：
（一）学习第一段
1．指名读第一段：读后你知道了什么？
2．电脑出示插图；让学生根据图中人物的穿载来理解：“古时候”这个词语。
（二）学习第二段
1．指名读第二段：从他的读中你知道了什么？
2．教师提问：①他指的是谁？（他指的是司马光）②你是怎么知道的？（我从第一自然段知道的）③教师鼓励学生能够联系上下文思考问题④借助图弄清花园里假山下，大水缸的位置，以及是怎样的一口缸。
3．指导朗读
①教师范读第二段，要求学生认真听，听出什么了？(教师在读时注意突出“大”和“满”字)
生：我听出花园里有假山，假山下面有一口大缸，缸里装满了水。
②学生自由练习朗读
③指名读这段；读后同学评议。评议时同学们先可以说说他哪儿读得好！然后说说哪儿读得还不够，应该怎样读。最后他自己的体会读出来。
④由于本段的第二句是个长句，不容易读的教师再范读，让学生注意看清标点，听好停顿的地方。
⑤学生自己练习朗读。
⑥同桌互读，相互纠正。
⑦指名读，集体纠正。
(三)学习第三段：
1．指名读课文，听他读后你知道了什么？
2．提问：有一个小朋友爬到假山上玩，怎么全掉进大水缸里呢？请你们联系上下文说一说。
3．理解：“一不小心”的意思。（就是没留神掉进大水缸里。）
4．应该怎么读呢！同学们自己练习朗读这段。
5．指名读，大家评议。
6．必要的时候教师范读指导。
7．提问：有个小朋友爬到假山上去玩，没留神掉进了大水缸里。启发学生想象，掉进缸里的小朋友会怎样呢！通过讨论得出当时情况十分紧急，掉进大水缸里的小朋友如果不急时救上来就会有生命危险。
8．过渡语，就在这紧急时刻，司马光和其他小朋友是怎么做的呢？我们一起来读读第四、五自然段。
（四）学习第四、五自然段。
1．学习第四自然段
（1）学生自己轻声读这段，读后说说你了解到了什么？边读边画出表示小朋友动作的词语。
（2）从“有的……有的……哭、叫、喊、跑、找”这些词，小组讨论他们这些人当时是怎么想的？
（3）小组汇报得出结论：让别人来帮忙，我这么小，没有办法，有的吓哭了，不知道怎么办。
（4）为了让学生理解：“别的小朋友都慌了”的场面，教师提问：一个小朋友掉进大水缸里，随时有生命的危险，如果你也在场，那都慌起来了是什么样子？请同学表演当时的场面。
（5）教师指导学生有语气地读好这段。
（6）过渡：别的小朋友都慌了，有的吓哭了，有的叫着喊着，跑去找大人。就在这危急时刻司马光是怎么做的呢？
2．学习第五自然段：
（1）自己读读第五自然段，思考司马光是怎么做的呢？请你画出司马光动作的词语。
（2）请同学看图，并模仿司马光的动作。
（3）师：司马光举起一块石头“使劲”砸，怎样做才叫“使劲”砸呢！再请同学们做动作。学生在表演中理解了词语和句子。
（4）教师指导学生读后四、五段。
（五）通过比较理解课文内容。
1．与课文中人物的比较。
提问：当一个小朋友一不小心掉进一口大水缸里时，司马光的表现与别的小朋友的表现有什么不同？可以看出司马光是个怎样的孩子？组织学生讨论交流。
2．自己与司马光的比较
（1）提问：同学们也动脑筋想一想，假如你当时是那些小朋友中的一员，你还有什么方法能救出掉进大水缸的小朋友呢？学生讨论后全班交流。
办法一：用梯子爬到缸上，把小朋友拽上来。
办法二：找一根长竹竿，让小朋友抓着竿爬上来。
办法三：去喊大人，让大人把他救上来。
办法四：可以找来抽水机把水抽出来。
办法五：可以拿来绳子把小朋友拉上来。
(2)提问：大家想了不少好办法，现在我们比较一下，司马光的办法和大家的办法有什么不同？
(3)教师演示复动投影片：小朋友被大人从缸中拉出来，人离开水。
教师板书：人——水
(4)请大家想一想：用梯子、用竹竿，拿绳子，喊大人救小伙伴，有什么相同的地方？
(5)教师再一次演示“人离开水”的复动投影片。
教师板书：
(6)司马光用的办法与我们的有什么不同呢？教师演示：水从缸中流出，小伙伴得救。
教师板书：
过渡：这样水就离开了人，小朋友得救了。
(7)从这样事情可以看出司马光是个怎样的孩子？小组讨论后交流。
(8)师总结：
你们也是个爱动脑筋的孩子，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用梯子，用竹竿、拿绳子、喊大人都是让人离开水，但时间又来不及。而民光急中生智砸摃救人，没法让水离开人，这是反向思维。我们在学习和生活中要学习从不同的角度思考问题，解决问题。
（六）学习第六段
1．缸里的水流出来了，掉在缸里的小朋友得救了，你们高兴吗？
2．请学生带着高兴的心情读第6段。
五、创造性的思维训练。
师：缸里的小朋友得救了，就在这时候，假如你是他们中的一员你们会说些什么呀！请学生分角色演一演。
第二课时
教学目标：
1．巧记本课8个生字的字形，了解字义。
2．正确、规范地书写生字、词。
3．完成课后练习题。
教学重点
1．掌握生字的字形及字义。
2．正确、规范地书写生字词。
教学难点
1．巧记本课生字的字形。
2．正确地书写“候、孩、没”这几个字。
教学过程
一、谈话导入。
1．上节课我们一起学习了司马光这篇课文，司马光给你们留下什么印象呢？
2．正确、流利地朗读全文。
二、学习生字的音形义。
（一）巩固生字、词的读音。
（1）自己认读生字。
（2）同桌互读生字、词。
（3）抢读生字词卡片。
（二）巧记字形、理解字义：
（1）让学生自己动脑、选择自己认为最巧妙的记忆法记忆。
（2）同桌小伙伴互相说一说。
（3）请小组汇报或让学生当小老师讲解。
候：可以用“猴”字来记忆，去掉“反犬旁”在单人旁的右边加上一个小竖，也可以用拆字分解的方法帮助记忆字形。组词：小时候。
孩：可以用学生认识的“该”字换偏旁记忆“孩”字。也可以用拆字的方法记忆。组词：孩子
光：学生可以用顺口溜的方法记忆：三个小淘气，坐在板凳上，压弯一条腿，后脚尖朝上。组词：司马光、时光、光明。
吓：学生用形声字的方法记“吓”字。为什么是口字旁呢？可让学生做出受惊吓的表情，体会人受惊呀时往往会不由得张大嘴，所以是“口字旁”。组词：惊吓，吓一跳。
哭：学生可以用拆字法记忆：“两个口”和“大”再加上“丶”。也就是两个人张着大嘴哭。组词：哭了，吓哭。
没：学生用顺口溜帮助记忆：三点水，几头又尾，合起来誻没。也可以用拆字分解的方法记忆字形，组词：没有。
块⑴以用“块”字换成“提土旁”记忆“块”字，组词：一块。
石：可用象形字“”(书写不准确)来帮助记忆“石”字，组词：石头，石块。
（4）指名抽读生字词卡片，巩固生字的音形义。
三、书写生字词。
1．先自己观察每个字词卡片，巩固生字的音表义。
2．在书上独立书写8个生字，提出难写的字。
3．同桌同学相互评改！
4．学生提出比较难写的字，教师重点指导“候、孩、没”这3个字。提醒学生“候”不要丢掉小“竖”；“孩”字右边的“两个撇”第一个“撇”长一些，第二个“撇”短一点，两个撇的起笔要对齐。“没”字右边不能写成“几”字，书写时注意没有钩。
5．教师出示：“哭、光”两个字，问学生书写时应注意什么/教师强调：“哭”字不能丢掉“点”，“光”字上面是竖、点、撇，不用笔顺错。
6．学生在书上的第二个田格中练习书写生字。
教师巡视个别辅导，同时纠正学生的写姿和执笔方法。
7．学生写完后在实物投影上展示学生作业，大家相互评改！
四、巩固练习
1．学生独立书写生字和字词。
2．完成课后练习3
（1）实物投影出示这道题的内容。
（2）读读这两个字，区别“块”和“快”的异同。
（3）让学生试着自己填一填，同桌同学互相交流。
（4）请同学说正确答案，再读读句子。
（5）学生把答案填上书上的括号里。
五、教师小结，朗读全文。
司马光教学反思 篇二
一、管教授的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的根本方法是“过程”说
笔者在《汉武帝确有“罢黜百家”吗？——答南京市委党校管怀伦教授》一文中，认为管教授的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的根本方法是“过程”说，对此，管教授在致我公开信中，既未明确承认，也未否认，我视其为默认。
为了证实笔者此言非虚，请看管教授十年前的《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有其事——与孙景坛同志商榷》一文，他说：“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作为一个历史概念和理论概括，它的确切所指是对一个特定历史过程的抽象，而不是对某个孤立、偶然事件的表述，忽视了这一点，我们就无法对汉武帝时期国家指导思想重大转型及其历史影响做（作）出基本评估。我以为，这个过程应由六个阶段构成”：“罢黜刑法——剪枝弱干”；“议立明堂——公开较量”；“增置博士——表彰儒学”；“绌抑黄老——政治实现”；“制策贤良——理论完成”；“任用儒吏——组织更新”等。（3）
可见，不管管教授自已承不承认，他的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的根本方法是“过程”说无疑。
二、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的“过程”说不出自班固
众所周知，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最早源于东汉班固撰写的《汉书》。西汉初期，即汉武帝时期的中国最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中对此无载，西汉时期的所有学者的著作文章对此都无载，东汉初期的学者包括班固的父亲班彪的著作亦无载，而且班彪是最早筹划撰《汉书》的人，班固撰《汉书》是子承父业，完成其父的遗志。
班固【WWW.SHUBAOC.COM】在《汉书》中，是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当作汉武帝初期一件重大的历史和思想史事件来记述的：
他在《汉书·武帝纪》中说：公元前，武帝七年，元光元年“五月，诏贤良曰：‘朕闻昔在唐虞，画象而民不犯，日月所烛，莫不率俾。周之成康，刑错不用，德及鸟兽，教通四海。海外肃慎，北发渠搜，氐羌徕（来）服。星辰不孛，日月不蚀，山陵不崩，川谷不塞；麟凤在郊薮，河洛出图书。鸣呼，何施而臻此与（欤）！今联获奉宗庙，夙兴以求，夜寐以思，若涉渊水，未知所济。猗与伟与（欤）！何行而可以章先帝之洪业休德，上参尧舜，下配三王！联之不敏，不能远德，此子大夫之所睹闻也。贤良明于古今王事之体，受策察问，咸以书对，著之于篇，朕亲览焉。’于是董仲舒、公孙弘等出焉。”
他在《汉书·董仲舒传》中详细记载了这次对策的具体情况，说：“武帝即位，举贤良文学之士前后百数，而仲舒以贤良对策焉。”还特别载有董仲舒的对策——《天人三策》，在第三策中明确有：“《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班固还在该传的结尾处说：“及仲舒对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
另外，班固在《汉书·武帝纪·赞》中说：“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遂畴咨海内，举其俊茂，与之立功。”
注意：班固在《汉书·董仲舒传》中虽然说过：“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对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但他并未将汉武帝“罢黜百家”当作一个过程来看，“魏其、武安侯”的“隆儒”仅仅是一般尊儒，而董仲舒的建议才是真正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只能以董仲舒的对策为据，并且对策本身就已完全解决了这一问题。
由此可见，管教授说“如果说我炒了冷饭，那我可以明确地说，我是炒了班固的冷饭”，这有点不妥。
三、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的“过程”说是司马光首创
必须指出，班固的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从东汉中期到五代六朝时期的北宋初年（4），都没受到重视，直至北宋立国约80年之后，孙复首次说：“推明孔子，抑黜百家，……斯可谓尽心圣人之道也。暴秦之后，圣道晦而复明者，仲舒之力也。”（5）此问题才受到学术界的吹捧。但接下来就有个问题，怎么能证明汉武帝在七年采纳了董仲舒这一建议呢？实证是什么？这是当时学术界思考的最致命问题。
为了解决班固这一“硬伤”，司马光才在《资治通鉴·汉纪九》中，首次提出了“过程”说：
武帝元年：“冬，十月，诏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上亲策问以古今治道，对者百馀人。广川董仲舒对曰……‘《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无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天子善其对，以仲舒为江都相。”“丞相卫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韩、苏、张之言乱国政者，请皆罢。’奏可。”二年：“夏，六月，丞相卫绾免。丙寅，以魏其侯窦婴为丞相，武安侯田？为太尉。上雅向儒术，婴、?俱好儒，推毂代赵绾为御史大夫，兰陵王臧为郎中令。绾请立明堂以朝诸侯，且荐其师申公。秋，天子使使束帛加璧、安车驷马以迎申公。既至，见天子。天子问治乱之事，申公年八十馀。对曰：‘为治者不至多言，顾力行何如耳。’是时，天子方好文词，见申公对，默然，然已招致，则以为太中大夫，舍鲁邸，议明堂、巡狩、改历、服色事。太皇窦太后好黄、老言，不悦儒术。赵绾请毋奏事东宫。窦太后大怒曰：“此欲复为新垣平邪！”阴求得赵绾、王臧奸利事，以让上。上因废明堂事，诸所兴为皆废。下绾、臧吏，皆自杀。丞相婴、太尉？分免，申公亦以疾免归。”五年：“置五经博士。”七年：“冬，十一月，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从董仲舒之言也。”“五月，诏举贤良、文学，上亲策之。”
可见：第一，司马光把董仲舒的对策由《汉书》中的汉武帝七年提到了汉武帝元年，这是司马光的一个创举；第二，司马光不像班固那样将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作为一个独立的事件，而是破天荒地把其作为一个过程来看待：董仲舒对策；卫绾罢黜刑法；赵绾和王臧议立明堂；增置博士；郡国举孝廉；制策贤良等；第三，司马光的“过程”说与司马光当年“砸破缸”一样，确有聪明独到之处，它既紧扣核心主题，又将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实践过程完整地展示给了史学界，在当时做到了能自圆其说。同时，它既解决了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实证问题，也解决了诸如“举孝廉”、“兴太学”等问题。
因此，司马光是“过程”说的鼻祖。管教授说，“把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作为一个过程来看待，并非司马光首创”，这是可能也不妥。
四、笔者89年对司马光的“过程”说的批判与吸收
应当指出，司马光的“过程”说，也不是无懈可击。这一做法毕竟玩的是“砸破缸”的小聪明，并不“深遂”。后来，他也受到了学术界的多方质疑。但史学界的主流思想对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一直都持肯定态度，他们或是扛“班固大旗”，或是扛“司马光大旗”，或是对二者进行调和，兼收并蓄。史学家们对此也都心照不宣。
早在1989年前，笔者就开始重视对司马光的“过程”说的研究，在89年南京市纪念“五四”70周年的大会上，就提出了自己的新说，认为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个谎言，实际应为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罢黜百家’：在先秦，百家包括儒、法、道、墨、阴阳、名、农、纵横、小说、杂等家。其实，这些家真正涉及到政治问题的不过是儒、法、道、墨四家。汉初，墨家自行匿迹，四家只剩三家。此时道家（黄老）占统治地位，儒、法在野。据《汉书·武帝纪》载：早在董仲舒对策前，汉武帝元年，‘丞相卫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秦可。’法家即被罢；武帝好儒，窦太皇太后好黄老（道），武帝二年田？等以儒反黄老，被窦太皇太后免官；武帝七年，董仲舒才在贤良对策中提出‘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但是，早在武帝六年，‘窦太后（即窦太皇太后——引者）崩，武安侯田？为丞相，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道家即被罢。这能叫董仲舒‘罢黜百家’吗？”（6）
笔者认为：1、我的这一“过程”说，在方法上总的来说来自司马光，是对司马光的“过程”说的吸收；2、我抛弃了司马光把董仲舒对策提到汉武帝元年和坚持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做法；3、我提出了一个新的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其“过程”是：卫绾罢黜刑法；赵绾和王臧议立明堂；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等；4、我首次从“过程”说的角度，肯定了田？在汉武帝尊儒事件中的历史地位。
当然，笔者的这一观点后来自己也觉得不合适，就将其放弃了，于是就撰写了《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子虚乌有——中国近现代儒学反思的一个基点性错误》一文。
五、管教授之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过程”说再讨论
从以上分析中可知，我说司马光是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过程”说的创始人、班固没有“过程”说、我本人89年采用过“过程”说，都不虚。而且，我们也已知道：管教授的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的“过程”说与司马光的“过程”在本质上是完全一致的。
我们不妨在作点比较：第一，管教授与司马光的目的相同，都为了证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第二，管教授与司马光的“过程”说的相同点：1、“罢黜刑法——剪枝弱干”（管），卫绾罢黜刑法（司马光）；2、“议立明堂——公开较量”（管），赵绾和王臧议立明堂（司马光）；3、“增置博士——表彰儒学” （管），增置博士（司马光）；4、“制策贤良——理论完成”（管），制策贤良（司马光）等。可见，二者基本相同，只是管教授的说法有点花俏。
第三，管教授与司马光的的“过程”说的不同点：1、董仲舒对策的时间在汉武帝七年（管），董仲舒对策的时间在汉武帝元年（司马光）；2、郡国举孝廉（司马光），管教授的大作无。3、“绌抑黄老——政治实现”（管），司马光无；4、“任用儒吏——组织更新”（管），司马光无。值得说明的是：他俩在董仲舒对策时间上的不同，只是主要点不同，不是根本不同，因为他们都肯定董仲舒对策事。他们在其他方面的不同，都可忽略为零，因为这些都是可以解决的。司马光比管教授多了个“郡国举孝廉”——当然，管教授可补上这一点，补上不是打补丁，是水融。管教授多了两个“绌抑黄老”和“任用儒吏”，不能说司马光就没有，他是隐含在其中了。他的“隐含”具有十分重要意义。如果谁说司马光真没这两点，就会闹学术笑话，这正是司马温公的睿智之处。
请广大读者和管教授一起看看，我说他的“过程”说是“炒司马光的冷饭”，可能有点臭词乱用，但他吸收的是司马光的“过程”说，应当没有疑义。
管教授说：“我的文章中引用的材料也没有一条是来自司马光的。”这话不假，可他忘了：吸收别人学说的观点、方法，不一定非要“引用材料”，没“引用材料”的吸收仍是吸收。
管教授说：“我也从来没有贬抑司马光。”吸收了司马光的根本方法，不高度评价司马光，反说不是来自司马光，这对司马光不公平。“不公平”本身就有“贬抑”的意思在里面。
由此可见，管教授否认他的“过程”说来自司马光恐怕站不住脚，他的其他辩词也没说服力，笔者说他“炒司马光的冷饭”是有事实根据的。由于笔者水平有限，文中不当之处，敬请批评。
注：
（1）孙景坛：《汉武帝确有“罢黜百家”吗？——答南京市委党校管怀伦教授》，
/admin/list.asp?id=1704
（2）管怀伦：管怀伦就“罢黜百家”问题致孙景坛书；见附录。
（3）管怀伦：《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有其事——与孙景坛同志商榷》，《南京社会科学》，1994年第6期，
/confucian/hwdbcbjdzrxyqs.htm
（4）孙景坛：关于宋代的历史定位及总体评估新探，（《南京社会科学》2004年第8期，/admin/list.asp?id=1410
（5）《睢阳子集补》。
司马光教学反思 篇三
儒家所倡导的是君子之治。北宋的“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为君子之治铺垫出诱人的前景，然而，北宋的党争却使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陷入恶斗。从庆历新政到熙丰新法，这种党争不但没有收敛迹象，反而愈演愈烈难以收场。北宋的党争，与东汉党锢之祸、中唐牛李党争的性质不同，是士大夫内部在起哄。反对王安石推行新法的，多是公认的正人君子。王安石与司马光之间的争论，可以看作其中的代表。双方都坚守儒家立场，都追求经世济民。司马光批评新法的《与王介甫书》与王安石为自己辩护的《答司马谏议书》可以并观。有意思的是，司马光堂堂正正承认两人的一致性，“志则皆欲立身行道、辅世养民”。对王安石的才学，司马光也是高度肯定的。“窃见介甫独负天下大名三十余年，才高而学富，难进而易退，远近之士，识与不识，咸谓介甫不起而已，起则太平可立致，生民咸被其泽矣。”但是，王安石的执政效果，却让天下失望，“士大夫在朝廷及自四方来者，莫不非议介甫，如出一口，至闾阎细民小吏走卒，亦窃窃怨叹，人人归咎于介甫。”于是，司马光以诤友自况，直言相告朝野的批评。但是，他在批评王安石的同时，还要为王安石抵挡恶意攻击。“今天下之人，恶介甫之甚者，其诋毁无所不至，光独知其不然。介甫固大贤，其失在于用心太过、自信太厚而已。”关于两人的异同，司马光已经说得清清楚楚。“光与介甫趣向虽殊，大归则同：介甫方欲得位以行其道，泽天下之民；光方欲辞位以行其志，救天下之民。”王安石的《答司马谏议书》虽则寥寥数语，但也光明磊落。他强调两人“所操之术多异”，用儒家的名实之辨说明自己行为的正当性，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符合儒道。之所以招来天下怨谤，是因为士大夫的因循苟且。“人习于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国事、同俗自媚于众为善。”暗指司马光为流俗所困。今人往往赞扬王安石的立场坚定，批评司马光的因循守旧，殊不知这种两军对垒思维，正是党争文化的延续。平心而论，司马光的来信正气十足，而王安石的回复则有所不如，有回避辩论之辞，含指责媚俗之意，无论文风还是境界都要略逊一筹。
不过，王安石与司马光在某些方面太过相像，王安石在主持熙宁变法时谁的意见也听不进去，有“拗相公”之称；司马光在主持元v更化时也矫枉过正，凡是新法不加甄别一概废除，有“司马牛”之讥（苏轼语）。两人的思想表面是冰炭不同炉，内涵却是殊途而同归，气质则是相近更相惜。王安石没有找出实践儒家管理思想的技术路径，司马光同样没有。正是他们的一致性，反映出儒家管理思想在践行中的不足。
首先，儒家管理思想没有形成实践中的试错机制，导致舆论一律。儒家思想推崇圣人之言。在学术上，圣人之言是什么含义可以讨论探究，但在实践上，却不允许有任何违逆。借用道统这一概念，我们可以看出，道统是什么，如何理解道统，可以进行商榷乃至争论，但践行儒学时，道统就容不得争议，不同意见就成了大敌。在宋儒的理念中，政统有可能出现操作偏差，历代的昏君暴君就是例证，所以，政统的操作者可以被批评抨击，乃至可以出现天命的转移，但道统则永远正确。以道统校正政统符合儒家理想，而道统本身不会有错。因此，唐宋时期的谏议制度，往往被儒者用来监督政统，但道统的代表者士大夫执政，则容不得谏议批评。北宋的士大夫参政，使得批评皇帝、批评宰执有声有色，而一旦宰执成为道统化身，就会在逻辑上抗拒监督。北宋的皇帝，拒谏还会觉得理亏，而北宋的学者执政，拒谏往往理直气壮。因此，宋代士大夫政治有一个副作用，就是把台谏由政务批评者变成党同伐异者，由“异论相搅”变为“同仇敌忾”，进而成为宰执排挤异己的工具。王安石变法中，这一问题格外明显，只许为新法加油叫好，不许对新法说三道四。有了不同意见，就要痛加驳斥，追求“议论专一”，“人无异论”。到元v更化期间，则只能对熙丰新法全盘否定，不能有所保留。不论是新党还是旧党，都视自己为正确意见的代表，都是“正能量”，没有负反馈。现代系统论最基本的原理之一，就是以负反馈保持系统的稳定。如果只有正反馈没有负反馈，系统则会产生震荡直至崩溃。宋代的变法实践中，由此带来了政府的高度震荡，而且强度越来越大。如此排斥异见，是新法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二，儒家管理思想没有形成实践中的协商机制，导致党争不断。儒家学说特别推崇君子小人之辨，“亲君子，远小人”被人们看作政务之要。然而，何为君子，何为小人，在理念上能说清楚，在实践中难区分。君子小人之辨源于义利之辨，儒学强调重义轻利，乃至义利对立，进而把义利之辨同性善性恶、忠正邪佞等概念联系起来。在学术研究中以及在咨询顾问中，强调君子小人之分，可以产生警诫效应。然而，在实际政务中、尤其是在现任官员中区分君子小人，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就一事一时的言行断定一个人的品质，多不靠谱。王安石变法中，正是因为新法有明显的为国求利倾向，抨击王安石为小人的言论十分普遍。而反过来，王安石则视反对变法者为奸佞，为苟且。过去，人们还恪守“君子群而不党”的古训，自从欧阳修《朋党论》一出，君子有党而小人无党之说开始产生影响，党争越来越严重。但是，欧阳修所谓君子以义结党、小人以利相趋的论断，又会带来理论上的混乱。其混乱的根源在于把政见之争变成道德之争，把权利之争变成人品之争。从义利关系上看，任何人都不可能完全没有自身利益，把义利对立绝对化，就在逻辑上有可能将任何追逐自身利益的人划进小人行列。于是，很有可能在实践中导致君子小人划分的任意性。这种任意性会对政务实践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王安石试图在儒家学说的框架内实现义利统一，但他的义利观立足于国家本位，背弃了儒家本来的民本思想，所以他无法答复司马光站在民本立场上对他的质疑，仅仅以名实相副、言行一致为自己辩解，未能给不同政见在实践中的共存找到一条出路。司马光执政后同样如此，照样不能容忍不同政见者。他自己就言：“君子得位，则斥小人；小人得势，则排君子。此自然之理也”（见《资治通鉴》唐大和八年“臣光曰”）。在元v更化期间，不仅有针对熙丰党人的文字狱（如打击蔡确的车盖亭诗案），而且出现了朔党（刘挚一派，接近司马光）、洛党（二程一派）、蜀党（苏轼一派）的分化。从北宋后期的党争实际来看，信奉儒学的士大夫在政务实践中缺乏对不同政见的容忍，更没有建立起协商让步的机制。导致党争变成以人划线和站队。元v四年，范纯仁向哲宗上奏不要划分新党旧党，说：“窃以为朋党之起，盖因趋向异同，同我者谓之正人，异我者谓疑为。既恶其异我，则逆耳之言难至；既喜其同我，则迎合之佞日亲。一直真伪莫知，贤愚倒置。国家之患，何莫由斯。”（《国朝诸臣奏议》卷76）但范纯仁的建议未被采纳，党争越来越严重。由熙丰年间排斥反对变法的旧党，发展到元v更化彻底否定主张变法的新党，再到哲宗绍圣更严厉地打击司马光一党，直到徽宗继位后立“元v党人碑”，打击异党的力度越来越强。反对王安石变法的程颢曾说过：“新政之改，亦是吾党争之有太过，成就今日之事，涂炭天下，亦须两分其罪可也。”（《河南程氏遗书》卷2上）有一则轶闻，可以看出党争影响之深远：绍圣时，司马光之党遭到朝廷全面贬斥，南京排岸司的长官为马从一，适逢转运使来视察，误将“排岸司马从一”当作复姓司马，当即怒斥不已。听到当事人为湖南口音时，转运使发问道：“湖南亦有司马氏乎？”马从一哭笑不得，只好解释道：“某姓马，监排岸司耳。”转运使态度和蔼了许多。这种态度变化的原因，是他断句失误把马从一当作司马光同族。此后，这位马从一只好把自己名刺上的“司”字删掉，变为“监南京排岸马从一”（《宋稗类钞》卷6）。如此排斥异己，这是儒学治国的悖论。
从儒家思想自身来看，很多人都将“修齐治平”的实践路线视为理所当然，但是，人们往往看不到这一路线的逻辑缺环。宋儒的困境，就出自没有在由“修齐”到“治平”之间找到衔接的技术手段。儒家学说在自身修养上已经形成了严密完整的体系，然而，由修身到齐家就已经底气不足。儒学中的君子小人之辨，在培育造就君子人格方面无可挑剔而且成就璀璨。问题是任何家庭不可能都是清一色的君子，即便是尧舜级别的圣人，也会遇到不成器的家人。舜所面临的就是“父顽，母ǎ象傲”（《尚书 ・ 尧典》）。所以，自身之修并不能保证家庭之齐。但是，家庭中如果出现小人，又不能赶出家门，除了以慈爱孝悌对待他们以外别无他法。在经验层次上，前人对处理家庭关系总结出一个“忍”字，暗含着修与齐之间衔接的曲折。《旧唐书 ・ 孝友传》记载寿张有位张公艺九代同居，唐高宗问他治家之道，他一言不发，拿来纸笔，写了上百个“忍”字，高宗为之感慨流涕。从齐家到治国则明显存在断裂，儒学理论中没有把治家之道推广到治国之道的逻辑延展。人们能见到的是治国强调君子与小人“冰炭不同炉”、“薰莸不同器”，只许君子讲话，不容小人发声，这是儒家管理思想的一个极为重大的缺陷。
另外，儒家思想强调“和”，而且形成了“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的评判标准，然而，这一标准只能贯彻于认识论领域，到了实践论领域就不灵光；真正的儒者可以在修身时坚持这一标准，而在理事时就难以一以贯之。以宋代的史实看，正是坚守“和而不同”信念的诸位君子，在执掌大权时却党同伐异，只有同而没有和。这种现象，在儒家管理思想践行中十分常见，值得后人深思。
第三，儒家管理思想没有形成实践中的平衡机制，导致利益失衡。由于儒家的管理思想建立在“亲君子，远小人”的基础上，所以，小人的利益既不允许存在表达渠道，更不允许合法争取。即便不是小人，众庶也只能由士大夫代言。士农工商不同群体，在儒家学说中设定只能由士为其他群体代言。神宗推行新法时，曾经向大臣发问：“更张法制，于士大夫诚多不悦，然于百姓何所不便？”文彦博的回答是：“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长编》卷221）这就要求士大夫行事必须出于公心，以百姓之心为心。但在实际操作上，是否出于公心则来自士大夫的自我判断。王安石与司马光的争论，就在于王安石认为以国为本是出于公心，而司马光则认为以民为本才是出于公心。于是，当民众抗议新法不便时，王安石则从国家利益出发断然拒绝民众要求。推行保甲法时，民间出现了斩指以避丁役，“自伤残以避团结”之人。王安石则断言这不过是愚蠢之民受反对变法之人所惑，并以保甲不但缉盗而且练兵，是“宗庙长久计”来打动神宗。显然，这里的新法为了国家利益而牺牲了百姓利益。自视为百姓代言的司马光，在废除免役法时，与范纯仁、苏轼发生争论，三人都认为自己是为民请命，三人都声称自己的意见有利于民，而三人的相持不下正说明了士大夫政治的问题所在。由于儒家思想中没有规范追求自身利益的正当手段，只有笼统的道义约束，这就导致在实际政策制定和推行中难以确认相关利益的优先选择，更难以实现不同利益的大体平衡。
第四，儒家管理思想没有形成实践中的利害辨析机制，导致弊端滋生。尽管儒学包含有权衡观念，也常说“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但是，儒家之权更多地是一种优先选择的价值判断，缺乏可操作的计量方法。所以，实践中儒家之权只能在生命和礼制的优先选择中确定“嫂溺援之以手”，而不能确定民间贸易和官办贸易哪个更能满足社会需要。王安石变法中，关于新法利弊的争论，往往各执一端，很少有详尽的计算，更没有利弊消长的精确表达。更重要的是，坚持新法者，只讲好处不说弊害；反对新法者，只谈弊端不说益处。说好就在九天之上，说坏就在九地之下。主持变法者为了取得皇帝的支持，有意无意地隐瞒可以预见的问题；而反对变法者为了取得反对效果，危言耸听地夸大发生的弊病。这种两极化争论，并不利于客观公正的评价政策效果。这一不足，是导致政策“翻烧饼”的重要原因之一。
即便利弊兼论，儒家学说往往在陈述自己的主张时先讲利而后讲害，相比之下，法家学说往往先讲害而后讲利。这也是法家学说的实践性强于儒家的因素之一。在政策制定中，损益分析的先后次序是有名堂的。提出政策动议时应当先说收益，否则就没有提出动议的必要；但在政策论证时则应当先说损失，否则就看不清执行中的困难。王安石变法时，恰恰是在政策论证中压抑对弊端的揭示，导致神宗只知道新法的好处，而当新法推行以后才会察觉其中的问题。这也是熙丰新法最终全面倾覆的一个技术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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