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大法学毕业论文电大法学毕业论文（优秀5篇）

2023-09-22 13:27:53

摘要：传统的以单一的课堂讲授为主的注入式法学专业教学方式，已根本无法适应现代社会对复合型法律人才的需要。电大法学专业的教学，应采用灵活多变的新的教学方式，重点培养学生的法律思辩能力和实践能力。为此，本文根据法学教育自身规律和电大法学专业学生的特点，对电大法学专业教学方式进行了探讨和分析，旨在针对电大法学专业的教学内容，选择适用的多种教学方式，培养高素质的法律专业人才。下面是书包范文为朋友们整理的电大法学毕业论文（优秀5篇），希望能够对大家的写作有一点帮助。

电大法学毕业论文篇一

就我国的民事行政诉讼检察监督来看，刑事侦查与诉讼得到充分的重视，反而是民事行政则被看轻。检察机关对民事行政的检察监督长期处于弱化地带。尤其是在当今社会各类诉讼井喷化的大背景之下，司法部门对民事行政的检察监督呈现无力应对状态，没有达到民事行政诉讼活动的需求。检察机关对民事行政诉讼的监督工作相较于刑事侦查普遍存在滞后现象。因此，建立一套独立的，专属于民事与行政诉讼的检察监督机制，十分迫切。

一、从规范现有体制着手，促进民事行政诉讼检察监督体制独立化发展

我国宪法将民事行政诉讼的检察监督工作交予检察机关，是其工作中的一项重要职责与职能。通过调解、审判，保证司法对诉讼双方公平，保证侦查过程无违法偏私行为发生。

就实践方面来讲，我国的检察机关在处理民事行政诉讼检察监督时，并未将民事与行政这两类实际区分开来。然而，无论是在监督的对象、方式和功能方面，二者均存在很大的区别，不可归为一类。从我国司法部门所受理的行政诉讼案件数据来看，在一年的时间内，发生数百起民事行政案件，而真正得到检察监督的，所占比例不到40%。这也就说明了我国现阶段检察监督部门在民事行政类诉讼案件上的过大负荷，加重检察监督机关工作量的同时，也导致一些民事行政诉讼案件无法真正受到检察和监督。再有，我国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案件的受理比重上要远大于行政诉讼案件，行政诉讼案件得不到足够的重视，也属于检察机关工作职能的缺失。而且，就本质上来讲，在处理民事诉讼案件时，检察院与法院之间存在固有矛盾，此种矛盾不利于民事诉讼案件监督机制的有效开展。因此，针对我国民事行政类案件的检察监督体制，必须将民事诉讼案件与行政诉讼案件区分开来，以促进其独立化的发展方向。

二、比较行政与民事案件的法定检察监督机制，促进独立化发展

在我国相关法律中有明文规定，人民检察院无论是对行政诉讼案件还是民事诉讼案件，都拥有同等的监督权力。且两种检察监督体制在细节上存有一定的差别。通过对不同监督体制的分析，将二者分开处理，是促进检察监督机制独立化发展的重要手段。

从监督对象上看，检察机关对行政诉讼的监督主要是以行政单位为监督对象，不对当事人进行监督活动，控诉双方在地位上存在一定差距；而民事诉讼的监督对象，是对包括当事人在内的检察监督，且对当事人和整个诉讼活动都要进行监督检察。由此可以看出，相对于民事诉讼，行政诉讼在监督对象上，具有权力更大、涉及更广、难度更高的特点。

从功能定位上看，检察机关对民事诉讼的监督功能主要体现在，针对行使司法过程和权力的法院审判进行监督；而在行政监督功能方面，则除了履行监督职能外，还具有在审判过程中，保障原告与被告皆具备的独立行使诉讼权益。而由于行政诉讼案件的复杂特点，就法律方面来讲，检察机关对行政诉讼案件的监督更需肩负监督和保障职责。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不仅在于对人民法院审判活动和当事人诉讼活动的监督，还在于通过这样一种监督机制，将检察权能和审判权能统一起来，即以司法权之权威形成对行政权的有效制约，进而实现对审判权和诉讼权的有力保障。

从监督方式上看，检察机关对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皆具有监督职责。在此过程中，检察机关可以以“抗诉”的形式来实行监督责任。就目前我国检察机关的抗诉而言，由于在行政诉讼案件方面，对检察机关行使抗诉权力上，对理由以及理由和理由之间的关系和适用范围都并未作出明确的规定，给检察机关就行政诉讼案件提起抗诉增添了难度，以致于检察机关常常运用民事诉讼案件的抗诉模式。从而造成在运用“抗诉”方式监督时，出现了形式混乱的局面。基于此，建立一套完善的行政案件“抗诉”模式，对促进检察机关工作效率和检察监督独立化发展而言，十分必要。同时，检察监督部门还应当注重于对新的监督方式的开发和创建，紧跟时代潮流，行使检察监督职能。

从诉讼原理上看，行政诉讼案件与民事诉案件存有本质上的差别。

二者在性质、特点以及运行原理上皆有不同。其中最本质的区别在于，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处于平等地位，而行政法律关系的主体地位则不具有平等属性，由此导致民事诉讼检察监督与行政诉讼检察监督具有不同的运行原理。其中，民事诉讼案件检察监督本质为，双方当事人在平等的诉讼身份下，行使民事诉讼活动；而行政诉讼案件首先在控诉双方的诉讼地位上就无法保障其平等地位。且行政诉讼案件的检察监督主要是对行政机关这个整体进行检察和监督，行政机关并不具有反诉讼的权益。

三、结论

我国检察机关在民事行政诉讼案件的检察和监督上，首先在法律上就有明显差异。然而检察机关却将二者放在了同一职能部门进行检察和监督活动。二者在监督对象、监督功能定位、监督方式和诉讼原理上皆存在不小的差异，从而易导致检察监督工作混乱的情形发生。

参考文献:

[1]潘威伟。行政诉讼检察监督与民事诉讼检察监督的比较研究[J]。法制与经济（下旬刊），2013，(12):115-116，118.

[2]白建云。民事行政诉讼违法行为调查中的几个问题[J]。中国检察官，2012，(5):74-74.DOI:10.3969/j.issn.1008-6676.2012.05.027.

[3]巩富文，田鹤城。民事行政检察监督关系论[J]。人民检察，2011，(6):26-30.

[4]邰桂艳。行政诉讼检察监督的异化[J]。湖北警官学院学报，2014，27(4):158-161.

教学计划设计不尽合理篇二

我们知道，教育部高等学校法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规定的法学16门核心必修课分别是：法理学、宪法学、民法学、刑法学、民事诉讼法学、刑事诉讼法学、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商法学、经济法学、知识产权法学、国际法学、国际私法学、国际经济法学、中国法制史、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社会保障与劳动法学。[4]这16门核心课程是所有的法学专业学生必须要修满规定学分的专业课程。但是在我们的法学专业本科教学计划中，5个学期里只看到了商法学、知识产权法学、国际法学、国际私法学、国际经济法学、中国法制史和劳动法学这6门的核心课程。其他的10门核心课程在本科阶段的学习中都没有涉及。

另外，我们看到在法学本科教学计划中有法律思想史、证据学、婚姻与家庭法学等一些省级必修课的身影，除此外还有计算机应用基础、学位论文指南等一些和专业搭不上边的必修课程。我不反对在教学计划中安排和实际工作联系密切技能训练，但法学专业最重要的几大部门法和程序法都没有在教学计划中体现出来，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如何能够达到“在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从事法律工作的高级应用型专门法律人才”这一培养目标呢？

浅谈社会学法学在中国的发展与应用篇三

一、1920年代初中国学界的社会学法学观

傅斯年曾经说，“一种学科的名称”不过是“某套或某某套问题”的代称而已。探讨中国学界对“社会学法学”的认识，不必囿于今天的学科规训，认为非有其名不可。今日之“社会学法学”或者“社会法学”，亦或“法社会学”，探讨的主要问题是法律与社会的相互关系，那么探讨中国学界的社会学法学观也应由此入手。清末民初，现代法学初兴于中国，学界对法律与社会之关系必有认识，但此问题并非本文的关注重点，暂置不论。到1920年代初，学界形成了一套关于法律与社会相互关系的认识。早在1920年1月，北京大学法律系陈启修就对法律的稳定性与变动性有所注意。他认为，法律既要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而变化，又不能时刻变迁，如果“今日一变，明日又一变，则踏于极端社会法学派之弊矣”。由此可知，陈氏认为正常的“社会法学派”之主张，能够注意法律的稳定性与变动性的问题。同年7月，陈启修在探讨法之本质时，论及“社会目的法说”。他认为，“社会目的法说”产生的原因是法律专制之流弊，实验主义哲学之影响和劳动阶级之自觉；此派又因“注重方面，小有异同”，再分为心理学的、社会连带的和实际的理想主义的三派；“社会目的法说”认为法为手段而非目的，贵乎社会的作用和目的，其内容应随社会而转移，不必有绝对之真理；研究法学，取社会学的方法而非法律学之注释方法，对于法之适用，重自由的而非逻辑的解释。陈氏注意到“社会目的法学说”使“法学大势，为之一变”，“实为法学史上最大之发见，其先社会而后个人之根本观念，可谓得理之正”。不过，他认为“社会目的法学”有偏激之处。1922年2月，正在柏林大学留学的吴经熊发表了《法律的基本概念》一文，旨在介绍最新之法理。他认为，20世纪之“理”是“实事求是的理”，是“社会日常行事中之理”；法律公平之实质变化莫测，而公平之名目永远存在；法律不是目的，而是促进人类文化的一种手段；“纯粹的法治主义不免种种流弊，必须用治社会学的手段去补救”法学，才能“从法律的专制而得解放”。同月，朝阳大学李炘在《法政学报》上发表长篇论文《社会法学派》，正式提出了“社会法学”的概念，并对其涵义进行解释:“标榜法律学为研究社会生活与法规关系之学，称之曰:社会法学”。他认为社会法学派经由实证的、生物的和心理的，发展成为综合统一的社会法律学；社会法律学的“二大革新之旨趣是:否认注释的方法之自足论而陈述社会学的方法之重要，攻击法律学自身自足之态度，主张以法律学为社会学之一部”；其具体研究方法有六:研究法律制度或法律学说影响于实际社会之结果，用社会学的研究为立法做准备，研究法规实效之手段，研究社会学的法律史学，谋求个别事件的正当合理之解决，使法律目的确实有效。

在李炘的社会法学派之世界谱系中，主张“自由法运动”的法学家们属于社会法学派，日本法学家穗积重远、志田钾太郎、牧野英一和德国法学家施塔姆勒也属于社会法学派，其中对施塔姆勒的正法观尤为推崇。①1923年1月，东吴法学院陈霆锐提出了“社会法系”之概念。他认为，社会法系是最近一个世纪以内，“诸文明先进国”在个人主义之外另创的一种特殊法系。在陈氏看来，社会法系在文化上的根本点是社会义务而非权利，其立脚点是“社会互助论”。陈氏断言，“社会派之法律思想，将来必支配世界他日之法律，必无可疑也”。②除了上述几种有代表性的观点之外，学界还出现了关于刑法和民法社会化，以及主张通过法律手段实现劳动者的生存权、劳动者和劳动全收权的法学社会主义论。前者如刘震的《战前战后刑法之社会的任务》（《法政学报》，1920年第2卷第2期）和许藻镕的《现行私有财产制度的基础观念和他将来的趋势》（《学林》，1921年第1卷第1期），后者如署名三无的《法学的社会主义论》（《东方杂志》，1920年第17卷第5期）和杨孝斌的《社会主义与法律之关系》（《法政学报》，1920年第2卷第5期）。

二、张志让对社会学法学的推进

1、提出“社会学法学”的概念，分析“社会学法学派”兴起的原因1924年1月，张志让在《社会学法学派之起源主义及批评》一文中正式提出了“社会学法学”的概念。这是在陈启修、李炘、陈霆锐之后提出的又一个指称西方“最新法律思想”的概念。他认为，自上古至19世纪末，法律学说可分为哲学、历史、解析三大派，而新进兴起的第四种学派则是社会学法学派。根据张氏的理解，该派的“原则与主义”有四:一为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之协调；二为“重新审查法律所根据之原则是否与近世世界之状况不背”；三为进行“社会学之研究，为立法之基础”；四为“法官判案当随案情之异同而求判断之公允”。③由此可知，张氏心目中“社会学法学”的内容至少涵盖社会利益理论、法的社会学研究和法律的运行实效等方面的问题。在张氏看来，社会学法学派之所以迅速崛起，有两方面的原因。首要原因是原有各派的法学学说的“陈腐失用”。哲学派“以为法律乃所以表示吾人天然的性质”或“保护吾人之自由意志”，“每欲藉理想之力，以证现有社会制度与经济制度应行存在之理由，因以保全法律所规定之现状，其结果则法庭判决每在法律上为公允，而在事实上为失平”。历史派“对于法律性质之观念与哲学派同，皆以其为表示永久不变之原则”，“以旧有法律为足以代表自然法”，因此专重“从历史上观念之发达与特定社会之习惯中所得之固有原则”，不容破坏“无过错则无责任、契约自由”等原则，由此阻挠法律之改良。而解析派则认为“法律纯为管治者之命令，但将某种规定应用于某种之事实而已足，不必复问各案之特点，以致判案每患失平”，“即就契约一端而论，此派学者与法官皆牢守契约自由之原则，以为人皆能自谋其利益，无待国家之相助，及见保护工人订约之法律，则决然判决之为无效”。所以，张氏认为原有的哲学、历史和解析三派的法学学说都会阻挠法律的进步，不适应于时代的发展。该派兴起的第二个原因是“近世社会和经济之状态变更，因此有新需要发生”。“自经济革命以来，巨城四起，工人麋集，职业之分日细，资本之集日多，旧有法律，早应重加审查，革故鼎新，不容再缓，故第四种学派乃应运而生”。

2、“新”“旧”之间，定位社会学法学为“新”张志让主张“欲知新学说之地位，不可不先知旧学说之内容，罗列兼陈，美恶斯辨”。②张氏认为，自古以来关于法律性质之认识有十二种，即“神授关于吾人行为规则”，“见容于神”的“古有习惯”，“先哲所习知关于吾人行为之安衢大道”，“表示万事万物之天然性质，以哲学方法而发现之原则”，“永久不变之道德原则”，“人民之合意”，“管辖宇宙之神智之反射”，“最高主权体之命令”，“为人类经验所发见，足使吾人意志在不妨害他人意志自由之范围内，有最完全之自由之条规”，“为哲学方法所发见，法学著作及司法判例所阐发的规则”，“有势力之阶级的条规”，以及“经济或社会原则对于吾人在社会中行为所表示之方针”。③对于上述十二种原则，如果再从法律目的观言之，实可分为三派，即“草昧时期”认为法律的唯一目的是“维持社会之安宁”，古希腊罗马时期认为法律的目的在于“维持各人在社会上固有之地位”，17世纪以后普遍认为法律的目的在于保护各人“自然平等”的权利与调和各人之自由意志。④张氏认为，这些学说“皆于法律史上，先后占优胜地位”，但近世出现的第四派则“颇如旭日春潮，方兴未艾”。张氏眼中的第四派，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兴起的“新学派”，其时代背景是“大规模之工业如林，职业之分工益细，自由主义渐失效用”。张氏注意到此派学者“渐舍吾人意志而注意于吾人之需要与欲望”，“法律之目的不在于调和意志，而在于调和人类需要最多之满足”，“法学中之问题为评定各种需要之价值而予以法律上之承认”。评定各种需要的价值，张氏推荐了新黑格儿派柯勒(Kohler)的文明标准，新康德派施塔姆勒的“以具有自由意志之人集成社会”之标准和狄骥的“社会互赖与社会职务”之标准。他相信，“法律之进步，实可于此觇之矣”。⑤张志让认为“社会学法学成效已著，他日造诣，正未可量”，⑥此派“虽属新创，然势力已甚蔓延，立法司法各方面皆已受其影响，继长增高，其未来正未可量”。

3、率先阐释社会利益理论1923年7月，张志让注意到希腊政府于该年2月颁布的具有特殊性质的农地法。为了改变希腊农民极端困苦的状况，希腊政府强迫收买私有土地，以供贫乏农民之用。张氏认为其政府“不过为大多数人的利益起见，不得不夺甲种人之地以授乙种人而已”。⑧可见，此时张氏已经意识到法律与社会公共利益的关系问题。1924年初，张志让详细地阐释了社会利益理论。他认为，社会与个人之利益问题是社会学法学派的首要原则。张氏首先阐明法律、权利、利益三者之关系。“在法律上之权利之后，有社会与个人之利益，法律承认之而使之成为权利”，即法律在前，权利在后，法律的作用在于协调社会和个人利益，而后产生权利。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如何协调呢？张氏认为，只要搞清楚了“社会为保全其存在计，有何需要与需求应受法律之承认”和“个人利益得承认至若何程度，而仍不与此种需要与要求相抵触”两个问题，个人利益便能与社会利益并存，成为法律上的权利。由此，张志让认为“社会利益之研究，实为制定法律之前提”，而应为法律所承认的社会利益应当包括“公众安宁、社会制度存在之担保、社会财源之保存、公众道德、公众进步和个人生命”六种。⑨张氏还认为，衡量各种利益，必须遵守“满足最多之要求”，同时“使其他要求受至小之牺牲”的原则。而这种衡量“每易随立法司法界个人观念而变更”，解决的办法在于“法学家与社会科学家的合作”，“由社会科学家以经验和科学的方法，研究社会的状况和利益的轻重，将所得的结果供法学家采择”。①张氏注意到，美国法官卡多佐提议设立审法机关以及美国法律学校联合会设立法学研究所，都旨在促使法学家与其他社会科学家的合作。②由上可知，张氏接受了庞德的社会利益理论。就目前所见之材料，此为中国学界最早关于庞德社会利益理论的论述。

4、梳理欧洲三大民法典与社会学法学的相互关系张志让认为，因受18世纪之哲学和经济学观念的影响，该时期的法律思想认为“社会改造的基础，端在无限制私有财产权的承认，人权的保障，人民主权的产生，与夫政权的分立”，个人自由是法律的目的，“在私法范围之内，吾人行为皆以自私为动机，而社会利益不与焉”。③这种法律思想体现在《拿破仑法典》中，具有四个特点:一是法典为私法上唯一的法源；二是法律在保护有产阶级的范围内，人人平等；三是全部法典都是根据有数的原则演绎而来，“适用论理过度”；四是法条过于严密，法庭没有伸缩的余地，会导致法律不能应社会新发生的需要，不能适应各案案情的变化。④张氏认为，《拿破仑法典》适应了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但最大的缺点在于不能追踪社会的变化，最终成为“进步的障碍”。而法国的法官和学者们常以为该法典已经将全部法律关系涵盖而不思补救之道，故而难以持久。⑤张氏看到，19世纪中叶以来，社会和经济状况飞速变化，“生产之量日大，职工之分日细，劳工人数日增、阶级之冲突等皆为法典成立以前所未有”，由此，在法律思想上“个人主义渐为社会利益主义所战胜也”。张氏所称“社会利益主义”，是指“人群联合之观念”和“共和之观念”。“人群联合之观念”表现在“行政法对于足以影响法律关系之公共利益，加以规定；法律关系，一以公共利益为标准；立法者为保障公共利益起见，对数种法律关系，不复听由个人自由协定，而为特加规定；新法律采个人互助之原则；限制某种权利之行使，及对于不发生有形损害之行为规定责任”。“共和之观念”主要针对家属法，注重夫妻间之平等关系，父之权力渐减而义务渐增，私生子地位改善。

三、结语

关于法律与社会相互关系的研究，张志让提出了“社会学法学”之概念，与陈启修、李炘、陈霆锐等人提出的概念相比，名异而实同。不过，张志让的理解显然更为丰富，包含了许多前人及同时代的学者所未曾注意的内容。关于社会学法学兴起的原因，其他学者往往就法律的“个人主义”立论，而张志让则从法理方面论述过去三大法学派之“附腐失用”，并考虑社会和经济变迁的影响。张氏还注意了欧洲三大民法典与社会学法学兴起的相互关系，并率先引介了美国法学家庞德的社会利益学说。张氏并不囿于某国某位法学家之观点，对法国之孔德、狄骥，德国之耶林、柯勒、施塔姆勒，美国之庞德、卡多佐皆有考查，描绘了一幅相对完整的社会学法学之“世界谱系”。面对社会学法学在西方的强势传播，张氏并未盲目尊之为“法律发展之趋势”，而是仔细考查了批评者的观点，经考证之后才相信“法律进步之道，其在斯乎”。以上种种表明，张志让对社会学法学的理解，较之此前的学者，要略高一筹。1920年代，社会学法学之理论与思想在中国速兴起。先有陈启修、李炘、陈霆锐等人介绍，后有张志让等人详细论述，其后更有吴经熊、陆鼎揆、丘汉平等东吴法学院学者之发扬，当时在法学界最有声望的北京大学、朝阳大学、东吴法学院、北京法政大学等学校几乎都成了社会学法学的传播平台，绝大多数法学家相信社会学法学之思想是“法学进化之趋势”。社会学法学之强势，由此可见一斑。此一时期，中国现代法学的发展尚难称成熟，社会学法学对法学理论和各部门法学皆有不小的影响，从而对中国现代法学的发展起到了某种导向作用。学界对社会学法学在法理上的共识，又影响到后来南京国民政府的立法和司法，从而间接地影响了近代中国的法制进程。张志让在社会学法学方面的贡献，也是对中国现代法学之发展的贡献。本文仅从社会学法学方面立论，权当抛砖引玉，以期引起更多学者关注此问题。无论如何，在中国法学发展史上，张志让是一名不能被忽略的“法学家”。

关键词:法学理论论文篇四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在我国现今的法制环境下，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已经深入人心。切实推行这一治国方略的坚定施行离不开我们广大的基层法律工作者，也离不开像电大开放教育这样面向基层、面向农村、以最普遍的广大劳动者为教育对象的法学教育。

电大自99年实施法学开放教育以来，为我国基层培养了数以万计的法律专门人才。具不完全统计，仅笔者所在的贵州省黔西南电大分校截止2008年法学专业的毕业生人数就有1919人，其中专科毕业生949人，本科毕业生970人。[1]近几年法学专业学生在校生人数还在快速增长。在电大法学开放教育快速发展的今天，一方面为基层提供了急需的专门法律人才，另一方面，随着法学开放教育办学的不断深入，也暴露出了一些在培养目标、课程设置和教学方法，考核方式上的一些不足。

电大法学毕业论文篇五

为了完成“中央广播电视大学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与开发教育试点”法学专业本科教学计划；加强对国情、民情以及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尤其是对我国司法实践的了解；培养和训练认识、观察社会的能力以及运用法学理论和法律知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基本能力。我于20xx年2月10日至3月20日对当涂县整体城管执法状况进行了调查，现就调查情况做如下报告：

一、我县城管执法状况的总体评价

（一）调查问卷中的评价。

外部对本县城管执法的总体评价：满意32.35%，比较满意44.12%，不满意23.53%。其中，对城管执法实施前、后效果比较，认为明显好的20.53%，较好54%，不明显25.45%；对城市管理难点问题处理的满意度，满意32.44%，基本满意41.34%，不满意26.17%。参加调查的人大代表的评价：比较满意。城管大队内部的自我评价：满意56%，比较满意44%，不满意没有。从调研情况看，调查问卷中的评价与座谈和访谈中的评价基本一致，外部与城管内部对综合执法的总体评价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二）城管执法的作用和成效。

县镇总面积110平方公里，人口15万，辖区内有企业2000余家。当涂县在新旧产业更替中，产生了大量下岗和失业人群，加上地处城乡结合部，各类市场集中，流动人口和外来暂住人口较多，经济落后，造成环境卫生、公共服务，社区治安等发展参差不齐，与其它区相比稍显滞后，因此流动摊贩、乱贴乱画、乱搭乱建等现象严重，治理城市“八乱”的压力较重。近年来，县政府高度重视城市管理工作，把加强城市管理工作作为改善人居环境、提升城市形象、增强城市综合功能、保障城市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任务来抓，城市管理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

二、当前城管执法存在的主要问题

随着我区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管理相对滞后的问题比较突出，已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建设效益的发挥，影响了城市化总体水平。

（一）对城市管理工作重要性认识不到位，社会支持参与度不高。城市管理工作的重要性还没有真正在全社会形成共识，特别是在当前城市面貌“一年一变样、三年大变样”的新形势下，城市建设战线长、任务重、压力大，政府及其部门正全力以赴推进、集中力量攻坚，尚没有足够的时间精力去研究和推进城市管理，致使城市管理滞后于城市建设，存在重建设、轻管理的现象。同时，由于宣传教育等诸多方面的原因，社会公众对城市管理要求高，但部分市民对城市管理认知度和支持度、参与度不高，以自我为中心、我行我素的现象普遍存在，市民文明素质有待进一步提高。

（二）体制不顺，管理职能交叉分散。虽然我县采用了“7+X”城市管理机制，但“两级政府、三级管理、四级落实”的城市管理体系未能真正形成，管理体制上存在条块纵横，政出多门，各自为政的现象还不同程度存在，部门分散执法力度不到位，形成“都管都又不管”局面。比如现有的城市管理涉及到的市容市貌、环境卫生、园林绿化、市政设施、市场管理、噪声和环境污染及车辆管理等职能，相应地分散在建设、城管、工商、环保、公安等部门，职能过于分散，又没有综合的职能机构予以牵总协调，工作难以衔接，部门之间相互推诿和扯皮的现象时有发生，削弱了管理权威，使城市管理整体功能难以得到最大发挥。

（三）规划控制及配套设施建设滞后，加大了城市管理难度。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加快，县城人口逐年剧增，部分老城区的规划由于受诸多因素的限制，详细规划滞后，加之受体制的影响，在城中村、城乡结合部等区域乱搭乱建、违规建设、无序开发的问题非常突出，进一步加大了城市拆迁改造成本，增加了城市管理难度。另外，我县集贸市场、公厕、停车场、垃圾转运站等配套设施建设总量不足且布局不合理，导致市容环境卫生管理与民生之间的矛盾突出。占道经营、乱行乱走、乱停乱、乱搭乱建、乱排乱放、建筑工地乱象等问题屡禁不止，严重影响和制约城市管理水平的提高。同时，老城区部分建成区排污管网设计不合理、管网陈旧，下水道经常堵塞，依靠社区治理难，开发的力度在不断加大，但排污管网建设却一直滞后，社会反响强烈。

（四）城市管理投入不足，城管机构职能有待加强，执法难较突出。由于历史欠帐多，我县的市政基础设施普遍存在简陋老化、数量不足等问题。随着城市的扩容，城区市政设施大幅增加，城市管理运行成本大大提高，但城市维护费没有同步增加，远远不能适应现行城市管理的需要。城管机构的职能有待加强，目前县行政执法局尽管有行政执法人员49人，协助执法人员32人，但我县城市建设起步晚，市民的文明意识不强，增加了管理难度，相应增大了城市管理压力，城管任务艰巨。同时因其执法主体资格不合法，行政处罚权该集中的不能完全集中，执法难问题比较突出。

（五）城市管理的制度体系需进一步完善。我县城市管理执法目前主要依据的是国家和省的一些法律法规，没有与之相配套的实施细则、制度办法，缺乏针对性和操作性，特别是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管理面临新的形势和任务，未能建立起有利于深入推进城市管理的新机制、新办法。

三、城管和谐执法的建议及相应解决对策

（一）进一步加大宣传教育，营造全民参与氛围。要切实加大对城市管理的宣传教育力度，不断增强广大市民的道德意识和综合素质。要充分发挥市民自治作用，积极引导市民加强自我约束、自我教育、自我管理，并利用新闻媒体等多种平台加强对市民的城管相关法律法规教育，不断增强市民的城市意识、环境意识、社会公德意识，提高经营者的守法经营意识，使广大市民和企、事业单位积极支持理解并自觉参与到城市管理中去，强力推进“除陋习、树新风”活动，努力增强市民参与城市管理的责任感，形成全社会齐抓共管的良好氛围。

（二）进一步整合力量，形成城市管理合力。县政府要进一步完善提升现行“7+X”城管工作模式，积极探索职能部门之间双边或多边联合执法和委托执法，探索职能部门适当地有针对性地将相关管理职能委托与街道办事处，切实增强条块管理的互补性。按照“管理、服务、执法”三位一体的“大城管”格局，进一步加强城管机构职能和社区在管理城市中的职能，全面整合现有城管资源，着力完善城市管理机制。要进一步加强城市管理工作的协调，在条块之间、部门之间建立有效的联系沟通、事前告知和定期通报制度。要进一步完善城市管理制度体系，建立有利于深入推进城市管理的新机制、新办法。

（三）进一步加大城市建设管理投入力度，确保基础设施配套。县政府要继续加大对城市建设管理的投入力度。要着力完善城市管理配套公共设施，不断增强城市综合服务功能，努力解决好各种基础设施不配套、不完善的问题。

（四）进一步加强职能部门执法队伍建设，提高综合行政执法水平。要加强对职能部门行政执法人员的教育，树立执法就是服务的理念，大力推行阳光执法、文明执法，努力建设一支素质高、纪律严、作风硬、善于打硬仗、群众满意的行政执法队伍，以此适应城市管理不断发展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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