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久成熟德兴若自然矣翻译学习雷锋精神广播稿内容【最新5篇】

2024-01-03 21:50:14

下面是书包范文为朋友们分享的学习雷锋精神广播稿内容【最新5篇】，希望能够对朋友们的写作有一点帮助。

石钟山记翻译篇一

【论文摘要】文言文，是古人用书面用语写成的文章。本文主要从现代汉语的句法和词法两个方面探讨了如何轻松、快速和准确地解读文言文。

文言文，是古人用书面用语写成的文章。运用现代汉语的语法知识，不仅可以清晰地透视文言文语法现象，快速准确地解读文言文，而且对初次大量接触文言文的初一、高一学生来说，运用这些方法可以更加轻松有效地学懂文言文，从而很好地传承祖国的文化遗产。

一、运用现代汉语句法知识，进行古今句式比较，正确理解句意

现代汉语中常式句一般表达形式为：

（状语）定语+主语+（状语）谓语+（定语）宾语（补语）

我们可以把现代汉语的常式句作为“标准句式”拿来与文言文的句式进行比较，可以很容易地发现古今句式的不同之处。从而识别文言文的特殊句式，正确理解和翻译文言语句。

下面以文言文“倒装句”为例来谈谈这一方法在教学中的运用。

文言文的倒装句，也叫“变式句”，就是句子的表达形式不同于现代汉语“常式句”的句子。

1、“大哉，尧之为君也！”此句中“尧之为君也”是个主谓短语，意思为“尧作为君主”。“尧作为君主”怎样呢？没有表达一个完整的意思，需要进一步陈述，说明，形容。而“大”是形容词，意为“伟大”，是要陈述，说明，形容某个对象的。这样“尧之为君”与“大”构成主谓关系，但句子形式是先谓语后主语，不符合我们现代汉语通常的表达习惯，明显属于主谓倒装。说话人为了强调谓语，把谓语前置了。学生有了这样的认识，在理解翻译时只需把主谓关系理顺即可。

2、“蚓无爪牙之利，筋骨之强”。让学生划分此句的句子成分可以发现：蚓（主语）+无（谓语）+爪牙（宾语）。主谓宾完整，“利”似乎多出来了。但依据词类知识，“利”是形容词，意思为“锋利”，在句中应作定语或谓语，“什么锋利呢？”，在句中该词语修饰的对象只能是“蚓”或“爪牙”，而“锋利的蚓（蚯蚓）”是讲不通的，只能修饰“爪牙”。因此，“利”是“爪牙”的定语，应该在“爪牙”的前面。该句是把定语后置了，这是个定语后置句。翻译时，学生只需把定语提放到中心语前面即可。

3、“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李氏子蟠，……不拘于时，学于余”、“形似酒撙，饰以山龟鸟兽之形”。以上三句中“于蓝”、“于余”、“以山龟鸟兽之形”都是“于（以）+名词”构成的介宾短语（介词结构），均置于谓语动词的后面。用现代汉语的句法知识分析，它们处于谓语后面，既不能作宾语（介宾短语不能作宾语），也不能作补语，而现代汉语中介宾短语一般作状语。实际上，三个介宾短语都修饰句中谓语作状语，分别表示比较、对象、方式，属状语后置。翻译时，学生只要把介宾短语提前，放置于谓语动词前即可。

4、①“沛公安在”；②“一言以蔽之”；③“古之人不余欺也”④“何陋之有”。以上所列四类句式是文言文中宾语前置的四种形式。不管哪一种形式的宾语前置，都可以用现代汉语的句法知识加以辨析。如“沛公安在”一句中“沛公”为名词，是句子的陈述对象。“安”是疑问代词，相当于“哪里”，“在”为介词，表示处所。该句本来要表达的意思是“沛公在哪里？”。在让学生认识这一语言现象时，我们可以举出一个相类的现代汉语常式句，如“你在哪里？”与“沛公安在”进行比较：“在哪里”与“安在”的意思一样，但前者是“介词+宾语（疑问代词）”，后者是“宾语（疑问代词）+介词”，显然后者把“宾语”前置了。同样“古之人不余欺也”一句中，构成该句的每个词的意思和现代汉语的意思一样，学生容易理解。但学生对“古代的人不我欺骗”这种说话的方式却大为疑惑，古人为什么要这样说话呢？教者可举一相类句式进行句法分析，如“他不欺骗我”，“他”是主语，“欺骗”是谓语，“我”是宾语。两相比较，学生会很容易发现“不我欺骗”是把宾语“我”放在了谓语动词前面，是宾语前置。这是古人语言表达的习惯之一，是为了强调宾语。可见，利用现代汉语语法知识认识文言文的特殊句式，从而正确理解句意，快速翻译句子，是一种既简便又实用的方法。二、把现代汉语的词法与句法知识相结合，快速解读句子，全面理解文意

以苏轼《石钟山记》一文第一段为例。

《水经》云：“彭蠡之口有石钟山焉。”郦元以为下临深潭，微风鼓浪，水石相搏，声如洪钟。是说也，人常疑之。今以钟磬置水中，虽大风浪不能鸣也，而况石乎！至唐李渤始访其遗踪，得双石于潭上，扣而聆之，南声函胡，北音清越，桴止响腾，余韵徐歇，自以为得之矣。然是说也，余尤疑之。石之铿然有声者，所在皆是也，而此独以钟名，何哉？

石钟山记翻译篇二

翻译作为一项重要的文化交流活动，经历了长期的发展过程。然而传统翻译理论大都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研究翻译。虽然从这一角度研究翻译曾大大地推动了翻译研究的发展，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首先，传统翻译理论对于翻译问题的探讨往往只关注语言文字层面的对应，翻译活动被看成一个从文本到文本的封闭过程，而影响和制约翻译过程的外部因素的研究则被完全忽略了。[1]其次它对翻译的研究都是建立在原着的权威地位上的。以语言转换观和原着中心论为核心的传统翻译观导致了对翻译主体的遮蔽，尤其是对译者的忽略，译者通常被比作“舌人”、“媒婆”等。因此，我们的译者/翻译家研究就只局限在语言层面上评价其译作的得失，而不能从文学、文化层面来评析他们的文学和文化贡献。[2]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文化批评和文化研究在西方学术理论界的崛起[1],翻译研究领域出现了“文化转向”,这种转向使翻译研究者不再纠缠于规定性的指令，而是把研究的重点放在了一种描述性的方法上。翻译不再被看作是文本之间的转换，而是目的语社会中的一种独特的政治行为、文化行为、文学行为。[1]

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不可避免地要涉及翻译主体的问题，对翻译主体的研究，使人们越来越关注译者文化身份及其主体性对翻译的影响。但关于翻译主体性，译界还没有统一的认识。有一种观点认为翻译主体性是指译者、原作者和读者的主体性和他们的主体间性；还有一种观点认为，翻译主体性就是指译者主体性。本文倾向于后一种观点。

那么，什么是译者主体性？译者主体性是指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在尊重翻译对象的前提下，为实现翻译目的而在翻译活动中表现出来的主观能动性，其基本特征是翻译主体自觉的文化意识、人文品格的文化和审美创造性。它贯穿于翻译活动的全过程，具体地说，译者主体性不仅体现在译者对作品的理解、阐释和语言层面上的艺术再创造，也体现在对翻译文本的选择、翻译的文化目的、翻译策略和在译本序跋中对译作预期文化效应的操纵等方面。[2]

本文从译者主体性角度出发，通过对译者译本的选择、解读、表达以及译者在译诗序跋中对译作预期文化效应的操纵四个方面的阐述，试图分析和探讨在当时的社会文化、历史背景下加里？斯奈德在翻译寒山诗的过程中译者主体性的体现及其对翻译的影响。

二、寒山、寒山诗及其翻译

寒山，唐代隐逸诗人，隐居于浙江天台翠屏山寒岩。隐居期间寒山头戴树皮帽，足登破木屐，打扮奇异，行为怪诞，人称“疯癫汉”。居寒岩后，寒山常在林间水边唱偈吟诗，并书之树间石上和田野人家的墙壁，有“好事 www.shubaoc.com 者随而录之”,约三百余首，编为寒山子诗集。[3]

据台湾学者陈慧剑考证，寒山诗流传下来的有314首之多。这些诗富藏禅理，然而语言通俗，极为口语化，有时甚至以难登大雅之堂的粗语、俚语入诗。然而我国的诗学传统强调从内容到语言的雅致和含蓄，因此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寒山诗未能取得传统文人志子的认同和青睐，[4]被正统的文学忽视以致排斥。

虽然在本土的文学传统中长期受到忽视，但寒山诗在国外却很受欢迎，尤其是在日本和美国。寒山诗被介绍到美国是20世纪50年代，当时美国正盛行禅宗。目前较为通行的英译寒山诗有三种。有亚瑟？魏雷(Arthur Waley)1954年译的27首寒山诗。1958年加里？斯奈德(Gary Synder)在《常青藤》(Evergreen Review)杂志上发表了24首有关寒岩和禅境的寒山译诗。1962年伯顿？华特生(Burton Waston)选译寒山诗124首。三个译本中斯奈德的译本影响最大，在当时的年轻人中得到了普及，成了“垮掉的一代”的精神食粮。

三、加里？斯奈德译者主体性在“寒山诗”英译本中的体现

加里？斯奈德，美国当代着名诗人、翻译家、禅宗信徒、环保主义者、BG代表人物之一。在伯克利加州大学攻读东方语言文学期间，斯奈德在着名汉学家陈世骧的指导下开始翻译寒山诗，后来他东渡日本学习禅宗，1969年回到美国后，他定居于加利福尼亚州北部山区，过着非常简朴的生活，同时继续广泛地游历、阅读和讲学，并致力于环境保护，成为美国环保运动的代言人。[5]1958年，斯奈德在《常青藤》杂志上发表了24首寒山译诗。1965年，他将其并入新的集子《砌石与寒山》(Riprap and Cold Mountain Poems)出版，寒山诗在美国也由此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

(一)选择文本

译者的主体性贯穿于整个翻译过程，从选择文本开始就体现出了其对翻译的影响。译者的兴趣、个人经历和翻译目的等都会影响到译者对翻译文本的选择。

斯奈德选择翻译寒山诗就与其本人对中国文化的浓厚兴趣有着紧密的联系。斯奈德很小的时候就对中国文化感兴趣、痴迷于中国文化，尤其是中国的禅宗。他一生阅读了大量东方经典着作、佛经和中国诗歌，还东渡日本(1956-1968年)研习禅宗。斯奈德对东方文化，尤其是对中国佛经与禅学的热爱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其选择寒山诗来翻译。

其次，斯奈德的个人成长经历也是促成其选择寒山诗进行翻译的原因之一。斯奈德出生于农场主家庭，少年时代的大部分时间就是在华盛顿州和俄勒冈州的荒莽山地中度过的，在长年累月的伐木和与自然息息相通的劳动实践中，练就了一身登山和野外生存的非凡本领。他隐居的西艾拉？内华达山同样地处偏僻，远离喧嚣，斯奈德在这里打坐参禅、写诗劳动。偶尔外出，或是到人迹罕至的雪山探险，或是到旷野的阿拉斯加游历，行踪所至，一般总离不开山野。斯奈德非常强烈的“山野情结”与寒山不谋而合。

再次，依据翻译研究“文化转向”代表人物勒菲弗尔的观点，翻译是一种受制于各种社会历史条件的过程；译者翻译活动的全过程，包括翻译目的、翻译方法、翻译选材等均会受到译入语意识形态和诗学的影响。为了使自己的译作符合译入语的主流文学观，为了取悦大多数读者，为了使译作达到预期的效果，译者通常会选取那些符合译入语诗学的作品来译。斯奈德所处的时代正值美国在二战后经济进入高度工业化阶段，但现代工商业机械文明对人的压抑与异化也使得各种社会问题日渐暴露。斯奈德意识到了这一点，试图将禅玄互证、佛老结合作为对西方文明的补充结构和矫正力量[6],忠告美国公众。他还试图在美国文化中引入东方文化的特质并继续沿袭中国古典诗歌对美国现代诗歌的影响来巩固美国文化自身的大传统。[4] 所以尽管寒山一生着诗无数、题材也相当广泛，但斯奈德所选的这24首都是有关寒岩和禅境的，而对原诗中那些劝世诗、宣扬孝道诗以及大量充满谐趣的俗语诗则仿佛视而不见。[4]从诗学角度而言，从庞德开始中国古典诗歌就对美国现代诗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到斯奈德翻译寒山诗

时，甚至当时美国民众也知道一些中国古典诗歌。这样和谐的译入语诗学环境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斯奈德对寒山诗的选择。

最后，斯奈德不仅是一位着名的翻译家，还是一名环保主义者和自然文学作家。他的生态哲学观与西方传统中将自然看成人类利用的工具不同，他将自然拟人化，视之为有机生命。他对自然的态度与中国传统文化中佛禅的生态哲学观有相同之处。因此，尽管寒山诗覆盖的内容非常广，而斯奈德翻译的24首都是关于自然观的。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斯奈德对寒山诗的选择跟他自己的生态自然观和对禅宗的学习都有关系。[7]

(二)解读文本

解读文本是一个主观性很强的活动，不同的读者对于同一文本会产生不同的理解。对于文本的理解不仅与读者所处的社会、历史、文化等大背景相联系，也与其生活经历、知识结构、对于所读文本的熟悉程度、认同与感受密切相关。译者首先是读者，所以其对所译文本的理解会对最终的翻译产生深远的影响。

如前文所讲，斯奈德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尤其是神宗哲学和儒家入世思想的影响。他对禅宗有着浓厚的兴趣，认为禅宗对生活的影响是渗透在生活的各个方面的，从自然风光到人文科学，到处都体现着禅宗简朴、自然的风格。在翻译寒山诗时，斯奈德把自己对禅宗及其境界的感悟则融入到了对寒山诗的理解中，试图以此来解释寒山诗中包含的意味深长的禅境与禅意。例如，在翻译“登陟寒山道，寒山路不穷”一句时，斯奈德通过自己对禅宗的了解，领悟到中国文化中的“道”既可以指自然界的路也可以指宗教意义上通往精神启蒙的抽象的路。因此在翻译时对“道”和“路”进行了区别，分别译为“path”和“trail”。相比而言，另外一位译者魏雷则忽略了这点不同，都译成了“way”。

其次，斯奈德把自己对大自然的理解和感悟融入到了翻译中。斯奈德出生于农场家庭，从小就与大自然结下了不解之缘，一生大部分时间是在山区度过的，而且他非常喜欢登山运动。这些生活经历培养了他对大自然的浓厚兴趣，也影响了他对寒山诗的理解和感悟。

钟玲在仔细研究了寒山原诗与斯奈德的译文后，发现斯奈德译文中选择的字，“远比原文强烈、粗豪”。[8]如他把“杳杳寒山道，落落冷涧滨。”中表现幽深貌[9]的“杳杳”译成了“rough(崎岖的)”;把“冷”译成了“icy(冰冷的)”。正如钟玲所说的，这首译诗确实充满了斯奈德自己在北美山脉中的经验。在斯奈德翻译的寒山诗中随处可见他本人的影子。如寒山诗第7首原文中有一句“任运遯林泉”,“遯”指逃遁，指诗人自由自在地隐居、遨游于林泉之中。斯奈德译为“Freely drifting, I prowl the woods and steams”,根据《美国传统词典》prowl 意为“To roam through stealthily, as in search of prey or plunder”(潜行于……;偷偷地漫游，比如为了获取猎物或赃物)。[7]因此，钟玲认为斯奈德笔下的诗人变成了野狼之类的动物，在山林中寻觅猎物。[8]其实这正是斯奈德生态思想对其对寒山诗理解产生影响的具体表现，因为根据斯奈德的生态思想，人类与其他生物是平等的，并且应该共生共荣。

(三)表达文本

如巴斯奈特和勒菲弗尔在《翻译、改写和对文学名声的操控》一书序言中指出的那样：事实上，翻译就是对原文的一种改写。所有的改写，无论其意图如何，都体现了某种意识形态和诗学理论。[10]

斯奈德在美国当时特殊的意识形态和诗学的影响下，试图通过翻译寒山诗来拯救陷于迷茫中的美国文化。为了达到其翻译目的，为了使其译作满足读者的审美期待，斯奈德对原文进行了改写和操纵。斯奈德的译者主体性在表达文本这一过程中表现得最为明显。

首先，在语言风格上，斯奈德选择自由体翻译寒山诗。不仅省去了原诗的韵脚，还在多处省去了句首连接词和谓语动词，有时更用分词代替谓语动词，这无疑迎合了美国自新诗运动以来开创的意象，并置与开放自由的诗学传统和由此沿袭下来的读者的审美习惯相一致。[4]如下面这首诗：

可笑寒山道，The path to Han-shan’s place is laughable,

而无车马踪。A path, but no sign of cart or horse.

联谿难记曲，Converging gorges-hard to trace their twists

叠嶂不知重。Jumbled cliffs-unbelievably rugged.

沾露千般草，A thousand grasses bend with dew,

吟风一样松。A hill of pines hums in the wind.

此时迷径处，And now I’ve lost the shortcut home,

形问影何从？Body asking shadow,how do you keep up?[4]

其次，斯奈德在翻译寒山诗的过程中大部分使用直译的翻译方法。异国文化正是处于危机时期的美国文化所需要的。寒山诗中所体现出来的人生观和处事方式正符合当时美国青年反对正统中产阶级价值观的思想。蔑视物质主义、传统、权威，喜欢摇滚乐、尝试、对美国文化感到不满的嬉皮士，在物欲横流的社会感到无助、被动、隔离。他们渴望受尊敬的、真的自我。而寒山诗中流露出来的儒家思想正符合了他们的渴望。斯奈德大量使用异化的翻译方法，这无疑迎合了当时的美国青年，体现出了他们与众不同的个性。比如在第5首译诗中斯奈德就将“喃喃读黄老”中的“黄老”直译为“Huang and Lao”;在第10首译诗中将“大半入黄泉”中的“黄泉”译为“Yellow Springs”;第12首中又将“入寒红尘起”中的“红尘”译为“red dust”。这种异国情调正是当时的美国，特别是当时的美国青年所需要的。

此外，在汉语的诗歌传统中很少使用人称代词，而斯奈德在翻译的过程中多处加入人称代词。这无疑更加符合英语主语突出的语言习惯，同时也拉近了寒山诗与读者的距离，这无疑是译者对读者接受水平予以考虑的结果。如他将第21首中的“久住寒山凡几秋”译为“I’ve lived at Cold Mountain-how many autumns.”,将“饥餐一粒伽陀药”译为“Hungry, I eat one grain of Immortal-medicine.”;将第17首中的“一自遯寒山”译为“If I hide out at Cold Mountain”;将“平生何所忧”译为“All my lifetime, why worry?”。

(四)译诗序跋中对译作预期文化效应的操纵

译者在译诗序跋中对译作预期文化效应的操纵也体现了其译者主体性。斯奈德在寒山诗译序中将寒山刻画成“衣衫褴褛的中国隐士”,并在最后说道“他们(寒山和拾得)变成了神仙，现今人们有时候还可以在贫民区、果园、流浪者聚居的丛林中和伐木工人的帐篷里与他们不期而遇。”[11]斯奈德在译序中对寒山的介绍与刻画符合当时美国青年的精神追求。寒山无论在外表、行为还是在精神上都与他们极为相似，从而引起了他们的共鸣，引导他们在寒山诗歌中寻找他们向往的生活方式与所追求的精神境界。寒山最终成了美国“垮掉的一代”的精神领袖。这与斯奈德对其的刻画与描述不无联系。

当然，我们必须承认美国当时有利的社会意识形态和诗学传统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斯奈德寒山诗的成功，但我们不能忽视译者在译诗全过程中有意的干预和操纵，不能忽视加里？斯奈德译者主体性在寒山诗英译本中的体现及其对翻译的影响。

四、结语

在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大背景下，对译者以及译者主体性的研究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译者作为一个能动的个体，其主体性贯穿于整个翻译过程。任何译本都不是一个静态的文本，而是译者主体性发挥的结果。而译者的主体性又是由译者的个人生活经历、双语能力、翻译目的、时代背景等因素所决定的。因此，对译本的研究不能在真空中进行，而应将其放在一定的时代背景下；对译者以及译者主体性在译文中的发挥应给予足够的尊重和重视，更加客观地对其做出评价。

参考文献：

[1]孙会军。普遍与差异：后殖民批评视阈下的翻译研究[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5.

[2] 查建明，田雨。论译者主体性[J]. 中国翻译，2003(1):19-24.

[3] 贺莉。情与貌略相同[J]. 唐都学刊， 2006(5):149-153.

[4] 胡安江。文本旅行与翻译变异？[J] 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5(6):63-68.

[5] 毛明，罗琳会。美国诗人加里？斯奈德与中国文学[J]. 当代文坛， 2006(5):134-136.

[6] 刘生。加里？斯奈德诗中的中国文化意蕴[J].外语教学， 2001(4):77-81.

[7] 耿纪永。翻译与生态思想[J]. 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1):90-94.

[8] 钟玲。论史耐德翻译的寒山诗[J]. 中外文学， 1990(4):11-28.

[9] 项楚。寒山诗注[M]. 北京：中华书局，2000.

石钟山记翻译篇三

不读博士去修行

71岁的比尔・波特，眼睛竟是20岁的样子，充满着好奇。精短的白发、蓬松的白胡子，有人说他像“圣诞老人”，也有人说他更像“云游高人”，或许正是他不凡的气质，改变了之后的人生道路。

1970年，比尔・波特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人类学博士，之所以要学习中国文化，比尔・波特说：“因为那时没钱，如果要取得奖学金，必须要学一门没人会读的语言，然后就填了Chinese，其实我对中国文化一点兴趣都没有”。在学习了古文诗词后，比尔对老子孔子有了认识，阅读起来顺风顺水，甚至觉得“自己前一辈子是中国人”。

后来在唐人街，比尔遇到了一个中国和尚，教他修行打坐。“我觉得打坐比读书好”，也正是这种感觉，比尔在读了两年博士后毅然选择修行。那时比尔到了台湾海明寺，过起了暮鼓晨钟的生活，“白吃白喝”三年过后，方丈对他说“你该出家了”，“于是，我就赶快逃走了”。问起原因，比尔说“因为那时我有一个女朋友”。对于“逃跑”，比尔还有另一种解释，“我要养家糊口，修行未必要做隐士，修行是在心里面”。

修行在路上

也正是这份养家糊口的心，让比尔不能再做个吊儿郎当，“无正经工作”的老美了。那时起比尔就“躲”在阳明山顶的竹子湖，潜心翻译《寒山诗集》和《石屋山居诗集》，顺便给人补习英文谋生，1980年后又做起了英文广播员。对于中国究竟有没有“隐士”？比尔一直很好奇，1989年，机会来了，他首度探访大陆，从此开启了他的探寻之路。

恰逢人间四月天，比尔于山间行走，寻找着一个又一个隐士，预估达数百人。对于山中隐士而言，他们面对这个会说中文的美国也充满好奇。在三个月的相处时间里，他们喝茶、住茅蓬、打坐，比尔过着中国隐士的生活。也正是这段不同寻常的经历，1990年比尔・波特《空谷幽兰》面世。一时间，西方之于“中国隐士”的生活产生了浓厚兴趣。2001年中译本出版，媒体争相报道，“终南隐士”成为舆论焦点。

之后，比尔一发不可收拾，对于中国文化，产生了更为深厚的感情。1991年，比尔供职的电台请他负责一档每天2分钟的节目。于此，比尔提议，讲述他在大陆的所见所闻会很有意思。老板同意，并提供资助。自此，比尔开启云游模式，从黄河之旅到丝绸之路，再到彩云之南，比尔走遍了大半个中国。

在黄河之旅上，比尔看到了中华文明的起源地，在丝绸之路上，随着驼铃，他探寻者古代商人所走的“西行之路”。

1992年，比尔从西安到伊斯兰堡，花费了7个礼拜，重走丝绸之路。比尔说：“走这条路要穿越漫天的风沙和炙人的热浪，历经种种诡异，这是只有疯子和被流放者才走的危途。”即便知道此路险境重重，比尔如同20年前的自己，毅然选择了坚持。坚持即是修行。

在“丝绸之路”上，比尔“经历了”三千年的奇人异事、“遇到了”中国最早的哲学家、也曾坐过地狱般的火车、睡过“不如拉牲口货车车厢干净的客房”、感受了民族英雄流放地的悲凉，成功识破货币骗子的障眼法，明白了传说总是残酷的道理……一路上，作为肤色不同的人，比尔也受到了特殊待遇“车票都是双倍的价格”。而行走最困难的是，“有时候没有啤酒”比尔说。7个礼拜的旅程很快就结束了，他将这段旅程付诸笔端，《丝绸之路》出版了。

后记：

如今年过古稀的比尔，已出版了15本书，继《丝绸之路》后，记录28个少数名族风雨人情的《彩云之南》也面世了。2012年，69岁的比尔再次踏上征程，他去济南找了李清照，到开封找了阮籍，还有贾岛、杜甫、王维、孟浩然、李白、王安石等等，他不仅去寻找诗人的墓，还为他们带了礼物――用玉米做成的威士忌酒。此途比尔也将写成书出版，名字叫做《寻人不遇》，他说“写完这本书，我就可以去死了”。对于已经71岁的比尔，40年的禅宗修行，20年的大陆行走，他重走了一段段重要的历史，而他的这段历史，也将被人铭记。

《丝绸之路》

作者：（美）比尔・波特

译者：马宏伟、吕长清

出版社：四川文艺出版社

定价：39.80元

石钟山记翻译篇四

我将自己几年来的文言文教法总结出来，希望得到同行的批评指正：

一、课前预习

要求学生在扫清文字读音障碍的基础上熟读。古人云：“书读百遍，其义自见。”这是不无道理的。这一步下来，学生能对文章的内容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学生2～4人一组对照注释和其他参考资料讨论并翻译全文，对于文中不能理解和翻译的实词、虚词及特殊句式做上记号。记在纸条上，请组长整理上交老师。这一步既可以使学生巩固过去学过的文言知识，又可以学习一些新的文言知识。运用这种讨论翻译全文的方法，由于很多地方是学生自己翻译的，所以学生对全文翻译记得更为深刻持久，也使老师上课时更有针对性。

二、准确翻译

我们对文育文翻译的原则是信、达、雅。“信”就是忠实原文，不能曲解误解原文的意思；“达”就是译文要通顺明白，合乎现代汉语的语法习惯；“雅”就是译文要尽量优美流畅，译出原文的语言风格和艺术水准。首先要做到“信”，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根据上下文准确理解句子。如“其李将军之谓也？”这个甸子根据上下文我们就只能把它翻译成“大概是说李将军吧？”如果没有上下文我们就很容易把它翻译成“这是李将军说他的吧？”其次要做到“达”和“雅”。这是从表达角度要求的。在翻译中，我们要灵活地采用“留、对、拆、增、删、调”这六种技巧。“留”就是古今意义相同的词，以及专有名词都可以保留下来，不必变动或翻译；“对”就是将已由单音节发展为双音节的词对译出来；“拆”就是文言文中有时连用的两个单音词，在白话文中恰好是一个双音词，对这类词语，需拆成两个单音词来进行翻译，而不能用白话文中的双音词的词义去翻译；“增”就是增补句子的省略成分或词语活用后的新增内容；“删”就是删除文言文中那些没有实在意义的虚词；“调”就是把文言文中倒装的句子成分调整过来，使之符合现代汉语的语言习惯。

三、总结归纳

教师和学生一起对字词和特殊的文言句式等文言知识点进行总结归纳。字词的归纳主要有实词与虚词的一词多用和一词多义、通假字、古今异义(注意古今差别极大的词)和词类活用。一词多用和一词多义主要由教师以题目的形式列出，要求学生解答，在解答中记忆并学会运用；对于文中的通假字、古今异义和词类活用的词按类让学生采取自由发言的形式从头至尾在文章中找出，教师适当的纠正和补充。

特殊文言句式主要包括判断句、倒装句、被动句、省略句等，也应由学生自己以自由发言的形式从头至尾在文章中找出，教师适当的纠正和补充。

在总结归纳的过程中，要给学生总结一些有规律性的东西。如“而”这个虚词的后面如果是一个动词，那么它的前面一般也有一个动词，如果这个词表面看起来不是一个动词，这个词一般也活用作了一个动词。“去今之墓而葬焉”(《五人墓碑记》)中的“墓”就是如此。又如在疑问句和否定句中，如果是代词作动词的宾语，一般都把这个代词前置了。“古之人不余欺也”(《石钟山记》)就是“古之人不欺余也”，“沛公安在”(《鸿门宴》)就是“沛公在安”。规律性东西的总结，往往能对学生起到举一反三的作用。

四、朗读背诵

要求学生背诵文章中的重点文段。文言文的背诵可以加深对文章的理解，提高感悟语言的能力，使学生在今后的写作中语言变得精当简练，所以这一步也是非常重要的。一般学生在完成前面几个步骤后，对文章的思想内容、章法结构、表现技法、语言艺术、艺术风格等方面都有了深刻的理解。让学生在理解的基础上，反复朗读，力求熟读成诵，更为全面深刻地理解课文，这样可以让学生加深理解，强化记忆，丰富语言，积累材料，训练语感，培养素质。

石钟山记翻译篇五

关键词：加里•斯奈德；译者主体性；寒山诗

一、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

翻译作为一项重要的文化交流活动，经历了长期的发展过程。然而传统翻译理论大都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研究翻译。虽然从这一角度研究翻译曾大大地推动了翻译研究的发展，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首先，传统翻译理论对于翻译问题的探讨往往只关注语言文字层面的对应，翻译活动被看成一个从文本到文本的封闭过程，而影响和制约翻译过程的外部因素的研究则被完全忽略了。［1］其次它对翻译的研究都是建立在原著的权威地位上的。以语言转换观和原著中心论为核心的传统翻译观导致了对翻译主体的遮蔽，尤其是对译者的忽略，译者通常被比作“舌人”、“媒婆”等。因此，我们的译者/翻译家研究就只局限在语言层面上评价其译作的得失，而不能从文学、文化层面来评析他们的文学和文化贡献。［2］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文化批评和文化研究在西方学术理论界的崛起［1］，翻译研究领域出现了“文化转向”，这种转向使翻译研究者不再纠缠于规定性的指令，而是把研究的重点放在了一种描述性的方法上。翻译不再被看作是文本之间的转换，而是目的语社会中的一种独特的政治行为、文化行为、文学行为。［1］

本文从译者主体性角度出发，通过对译者译本的选择、解读、表达以及译者在译诗序跋中对译作预期文化效应的操纵四个方面的阐述，试图分析和探讨在当时的社会文化、历史背景下加里•斯奈德在翻译寒山诗的过程中译者主体性的体现及其对翻译的影响。

二、寒山、寒山诗及其翻译

寒山，唐代隐逸诗人，隐居于浙江天台翠屏山寒岩。隐居期间寒山头戴树皮帽，足登破木屐，打扮奇异，行为怪诞，人称“疯癫汉”。居寒岩后，寒山常在林间水边唱偈吟诗，并书之树间石上和田野人家的墙壁，有“好事者随而录之”，约三百余首，编为寒山子诗集。［3］

据台湾学者陈慧剑考证，寒山诗流传下来的有314首之多。这些诗富藏禅理，然而语言通俗，极为口语化，有时甚至以难登大雅之堂的粗语、俚语入诗。然而我国的诗学传统强调从内容到语言的雅致和含蓄，因此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寒山诗未能取得传统文人志子的认同和青睐，［4］被正统的文学忽视以致排斥。

虽然在本土的文学传统中长期受到忽视，但寒山诗在国外却很受欢迎，尤其是在日本和美国。寒山诗被介绍到美国是20世纪50年代，当时美国正盛行禅宗。目前较为通行的英译寒山诗有三种。有亚瑟•魏雷(arthur waley)1954年译的27首寒山诗。1958年加里•斯奈德(gary synder)在《常青藤》(evergreen review)杂志上发表了24首有关寒岩和禅境的寒山译诗。1962年伯顿•华特生(burton waston)选译寒山诗124首。三个译本中斯奈德的译本影响最大，在当时的年轻人中得到了普及，成了“垮掉的一代”的精神食粮。

三、加里•斯奈德译者主体性在“寒山诗”英译本中的体现

加里•斯奈德，美国当代著名诗人、翻译家、禅宗信徒、环保主义者、bg代表人物之一。在伯克利加州大学攻读东方语言文学期间，斯奈德在著名汉学家陈世骧的指导下开始翻译寒山诗，后来他东渡日本学习禅宗，1969年回到美国后，他定居于加利福尼亚州北部山区，过着非常简朴的生活，同时继续广泛地游历、阅读和讲学，并致力于环境保护，成为美国环保运动的代言人。［5］1958年，斯奈德在《常青藤》杂志上发表了24首寒山译诗。1965年，他将其并入新的集子《砌石与寒山》（riprap and cold mountain poems）出版，寒山诗在美国也由此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

（一）选择文本

斯奈德选择翻译寒山诗就与其本人对中国文化的浓厚兴趣有着紧密的联系。斯奈德很小的时候就对中国文化感兴趣、痴迷于中国文化，尤其是中国的禅宗。他一生阅读了大量东方经典著作、佛经和中国诗歌，还东渡日本（1956-1968年）研习禅宗。斯奈德对东方文化，尤其是对中国佛经与禅学的热爱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其选择寒山诗来翻译。

其次，斯奈德的个人成长经历也是促成其选择寒山诗进行翻译的原因之一。斯奈德出生于农场主家庭，少年时代的大部分时间就是在华盛顿州和俄勒冈州的荒莽山地中度过的，在长年累月的伐木和与自然息息相通的劳动实践中，练就了一身登山和野外生存的非凡本领。他隐居的西艾拉•内华达山同样地处偏僻，远离喧嚣，斯奈德在这里打坐参禅、写诗劳动。偶尔外出，或是到人迹罕至的西藏雪山探险，或是到旷野的阿拉斯加游历，行踪所至，一般总离不开山野。斯奈德非常强烈的“山野情结”与寒山不谋而合。

再次，依据翻译研究“文化转向”代表人物勒菲弗尔的观点，翻译是一种受制于各种社会历史条件的过程；译者翻译活动的全过程，包括翻译目的、翻译方法、翻译选材等均会受到译入语意识形态和诗学的影响。为了使自己的译作符合译入语的主流文学观，为了取悦大多数读者，为了使译作达到预期的效果，译者通常会选取那些符合译入语诗学的作品来译。斯奈德所处的时代正值美国在二战后经济进入高度工业化阶段，但现代工商业机械文明对人的压抑与异化也使得各种社会问题日渐暴露。斯奈德意识到了这一点，试图将禅玄互证、佛老结合作为对西方文明的补充结构和矫正力量［6］，忠告美国公众。他还试图在美国文化中引入东方文化的特质并继续沿袭中国古典诗歌对美国现代诗歌的影响来巩固美国文化自身的大传统。［4］所以尽管寒山一生著诗无数、题材也相当广泛，但斯奈德所选的这24首都是有关寒岩和禅境的，而对原诗中那些劝世诗、宣扬孝道诗以及大量充满谐趣的俗语诗则仿佛视而不见。［4］从诗学角度而言，从庞德开始中国古典诗歌就对美国现代诗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到斯奈德翻译寒山诗时，甚至当时美国民众也知道一些中国古典诗歌。这样和谐的译入语诗学环境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斯奈德对寒山诗的选择。

最后，斯奈德不仅是一位著名的翻译家，还是一名环保主义者和自然文学作家。他的生态哲学观与西方传统中将自然看成人类利用的工具不同，他将自然拟人化，视之为有机生命。他对自然的态度与中国传统文化中佛禅的生态哲学观有相同之处。因此，尽管寒山诗覆盖的内容非常广，而斯奈德翻译的24首都是关于自然观的。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斯奈德对寒山诗的选择跟他自己的生态自然观和对禅宗的学习都有关系。［7］

（二）解读文本

钟玲在仔细研究了寒山原诗与斯奈德的译文后，发现斯奈德译文中选择的字，“远比原文强烈、粗豪”。［8］如他把“杳杳寒山道，落落冷涧滨。”中表现幽深貌［9］的“杳杳”译成了“rough（崎岖的）”；把“冷”译成了“icy（冰冷的）”。正如钟玲所说的，这首译诗确实充满了斯奈德自己在北美山脉中的经验。在斯奈德翻译的寒山诗中随处可见他本人的影子。如寒山诗第7首原文中有一句“任运遯林泉”，“遯”指逃遁，指诗人自由自在地隐居、遨游于林泉之中。斯奈德译为“freely drifting, i prowl the woods and steams”，根据《美国传统词典》prowl 意为“to roam through stealthily, as in search of prey or plunder”(潜行于……；偷偷地漫游，比如为了获取猎物或赃物)。［7］因此，钟玲认为斯奈德笔下的诗人变成了野狼之类的动物，在山林中寻觅猎物。［8］其实这正是斯奈德生态思想对其对寒山诗理解产生影响的具体表现，因为根据斯奈德的生态思想，人类与其他生物是平等的，并且应该共生共荣。

（三）表达文本

如巴斯奈特和勒菲弗尔在《翻译、改写和对文学名声的操控》一书序言中指出的那样：事实上，翻译就是对原文的一种改写。所有的改写，无论其意图如何，都体现了某种意识形态和诗学理论。［10］

首先，在语言风格上，斯奈德选择自由体翻译寒山诗。不仅省去了原诗的韵脚，还在多处省去了句首连接词和谓语动词，有时更用分词代替谓语动词，这无疑迎合了美国自新诗运动以来开创的意象，并置与开放自由的诗学传统和由此沿袭下来的读者的审美习惯相一致。［4］如下面这首诗：

可笑寒山道，the path to han-shan’s place is laughable,

而无车马踪。a path, but no sign of cart or horse.

联谿难记曲，converging gorges-hard to trace their twists

叠嶂不知重。jumbled cliffs-unbelievably rugged.

沾露千般草，a thousand grasses bend with dew,

吟风一样松。a hill of pines hums in the wind.

此时迷径处，and now i’ve lost the shortcut home,

形问影何从？body asking shadow,how do you keep up?［4］

其次，斯奈德在翻译寒山诗的过程中大部分使用直译的翻译方法。异国文化正是处于危机时期的美国文化所需要的。寒山诗中所体现出来的人生观和处事方式正符合当时美国青年反对正统中产阶级价值观的思想。蔑视物质主义、传统、权威，喜欢摇滚乐、尝试毒品、对美国文化感到不满的嬉皮士，在物欲横流的社会感到无助、被动、隔离。他们渴望受尊敬的、真的自我。而寒山诗中流露出来的儒家思想正符合了他们的渴望。斯奈德大量使用异化的翻译方法，这无疑迎合了当时的美国青年，体现出了他们与众不同的个性。比如在第5首译诗中斯奈德就将“喃喃读黄老”中的“黄老”直译为“huang and lao”；在第10首译诗中将“大半入黄泉”中的“黄泉”译为“yellow springs”；第12首中又将“入寒红尘起”中的“红尘”译为“red dust”。这种异国情调正是当时的美国，特别是当时的美国青年所需要的。

此外，在汉语的诗歌传统中很少使用人称代词，而斯奈德在翻译的过程中多处加入人称代词。这无疑更加符合英语主语突出的语言习惯，同时也拉近了寒山诗与读者的距离，这无疑是译者对读者接受水平予以考虑的结果。如他将第21首中的“久住寒山凡几秋”译为“i’ve lived at cold mountain-how many autumns.”，将“饥餐一粒伽陀药”译为“hungry, i eat one grain of immortal-medicine.”；将第17首中的“一自遯寒山”译为“if i hide out at cold mountain”；将“平生何所忧”译为“all my lifetime, why worry?”。

（四）译诗序跋中对译作预期文化效应的操纵

译者在译诗序跋中对译作预期文化效应的操纵也体现了其译者主体性。斯奈德在寒山诗译序中将寒山刻画成“衣衫褴褛的中国隐士”，并在最后说道“他们（寒山和拾得）变成了神仙，现今人们有时候还可以在贫民区、果园、流浪者聚居的丛林中和伐木工人的帐篷里与他们不期而遇。”［11］斯奈德在译序中对寒山的介绍与刻画符合当时美国青年的精神追求。寒山无论在外表、行为还是在精神上都与他们极为相似，从而引起了他们的共鸣，引导他们在寒山诗歌中寻找他们向往的生活方式与所追求的精神境界。寒山最终成了美国“垮掉的一代”的精神领袖。这与斯奈德对其的刻画与描述不无联系。

当然，我们必须承认美国当时有利的社会意识形态和诗学传统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斯奈德寒山诗的成功，但我们不能忽视译者在译诗全过程中有意的干预和操纵，不能忽视加里•斯奈德译者主体性在寒山诗英译本中的体现及其对翻译的影响。

四、结语

参考文献：

［1］孙会军。普遍与差异：后殖民批评视阈下的翻译研究［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5.

［2］查建明，田雨。论译者主体性［j］. 中国翻译，2003（1）：19-24.

［3］贺莉。情与貌略相同［j］. 唐都学刊， 2006（5）：149-153.

［4］胡安江。文本旅行与翻译变异？［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5（6）：63-68.

［5］毛明，罗琳会。美国诗人加里•斯奈德与中国文学［j］. 当代文坛， 2006（5）：134-136.

［6］刘生。加里•斯奈德诗中的中国文化意蕴［j］.外语教学， 2001（4）：77-81.

［7］耿纪永。翻译与生态思想［j］. 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1）：90-94.

［8］钟玲。论史耐德翻译的寒山诗［j］. 中外文学， 1990（4）：11-28.

［9］项楚。寒山诗注［m］. 北京：中华书局，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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