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投稿 诗词投稿的格式范文推荐【精选6篇】

2024-03-28 17:3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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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投稿 篇一

1965年1月,时任战友文工团总团副团长、分工兼管歌舞团的晨耕同志找到我和生茂,说上级交待下来一个任务:为总政治部主任肖华同志写的《长征组歌》谱曲。当时的情况是,这个任务同时还交给了总政歌舞团,要总政歌舞团写成专业合唱团用的大型作品,而我们则写成群众性的队列歌曲,便于在群众中传唱。

《长征组诗》的完成稿应当是十四段,但当时只有十段,后四段是写长征以后的事情,如东渡黄河等,当时还没写出来。诗稿各段的结构相同;4个三字句、8个七字句,“三七句,四八开”。我和生茂仔细研究了诗稿,觉得如果这十段诗词谱成分节歌(一个旋律到底)倒是简单方便,但是最大的问题在于,它不同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后者是统一内容、同一情绪、简单直接的歌词内容。这种情况,多段歌词用一个旋律是可以的,也比较贴切。而《长征组诗》在情景转换、节奏变化、感情跌宕上的幅度之大,在我们接触过的大部分作品中,还没有遇到过。所以,《长征组诗》的十段诗词,作为歌词来谱曲,是很难用单一旋律来表现的。也就是说,这十段诗词用一个旋律是“装”不进去的。所以我们最后决定,还是按每一段不同的要求分别谱曲,晨耕同志也同意了。

二、进入创作

“按每一段不同的要求分别谱曲”这一总的创作思路和原则确定之后,“组诗”的谱曲工作便正式开始了。最初,我和生茂的分工是他谱写前六段,我从第七段开始往后写。自从上海音乐学院毕业回团后,领导交给我的常常是一些器乐作品、话剧配乐、舞蹈音乐和声乐伴奏等器乐方面的工作。我去“上音”进修,一学就是6年,大家在坚持工作,所以我回团以后,对各种任务从不挑拣,光歌曲伴奏每年就要完成将近百首,声乐创作无暇顾及,自然比较生疏。虽然抽空也写过一些歌曲,但是为《长征组诗》这样大规模的诗词谱曲还是头一次,而且词作者又是肖华同志。所以,对于这次创作我非常重视,参考了手头的许多资料,还特意观摩了当时正在北京演出的秦腔和眉户剧。

第七曲《到吴起镇》的旋律初稿写完以后,看来生茂不太满意。这时他已经完成了前五曲的旋律稿的起草,他和我商量:“时间太紧,写旋律我还行,编合唱不了,咱俩分工吧,我写旋律,你编合唱,来个流水作业,这样可以快一点。”我同意了。

后来,生茂把我起草的第七曲旋律稿做了较大的修改,只在其中保留了一些音调。八曲以后的旋律创作情况是:三月中旬唐诃进来以后,负责起草了第八曲《祝捷》,生茂、唐诃共同起草了第九曲《报喜》,又将第一曲《告别》改变速度和情绪,作为第十曲。

与此同时,我的编写多声部的工作也在同时进行着。为了更加符合内容的需要,我在对全部的原始主旋律进行处理时,尽可能地在音乐方面进行艺术加工,而不仅仅是添加一些声部。如第三曲《遵义会议放光辉》(原来叫《进遵义》)开头的女声二重唱,使用了西南少数民族的多声部手法,连续几个大二度的碰撞,突出了民族地区特色;第五曲《飞越大渡河》,我觉得原主旋律的紧张度还不够,欠一把火,便在前面加了一大段“划船号子”,等到歌词出现的时候,情绪已经“成熟”了,这也是我自己颇感得意的一笔。第十曲《大会师》套用第一曲的旋律,可以发挥“再现”的功能,使整个作品更加统一完整。然而它的情绪却需要做很大的调整,所以我就利用合唱,唱出雄壮高亢的“啊”声,并加以发展,把原来的压抑情绪一扫而光,取得了满意的效果。

生茂、唐诃的草稿上,有时也会在独唱、合唱的衔接处加上一点多声部处理,一般地说,我会尽可能地采纳他们的意见,但有时也会遇到颇大的困难。例如第六曲《过雪山草地》的后半部分,就出现了男高音领唱与合唱主旋律相冲突的情况:横向地看是合理的,而纵向地看是不合理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便会努力补救,以免闹出技术性的笑话来。

经过两个来月的努力,《长征组歌》的声乐初稿(包括主旋律稿和部分多声部稿)终于在4月上旬拿出来了。

起草和讨论是交叉进行的,每起草若干首便进行一次讨论。我和晨耕、生茂三个人(后来又加上了唐诃)对每一曲的旋律稿进行了研究,逐字逐句地进行修改。对我来说,这也是向他们学习,提高“课堂以外的实际创作能力”的绝好机会。晨耕虽然没有亲自动笔起草,而在组织工作上、创作思路上、排练演出的落实等方面,却也出了不少好主意,做了许多工作。

最后,关于作品的命名,按照作品的规模样式的常规来说,应当叫做“大合唱”(chorus)、“交响大合唱”或“清唱剧”(Cantata)。但是,当时我们参照并借用了肖华同志的原作,《长征组诗》这个标题,改动了其中的一个字,即将“诗”改为“歌”,于是就叫作《长征组歌》,从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方面来看,就这部作品自身而言,这个命名应该说是很贴近的。没想到的是,从此之后,凡是多段词曲组成的大型声乐作品,都被称作“某某组歌”(Suite)了。我在这里说明这一背景,目的也是希望在今后的创作中,大家还是沿用原来习惯的、世界通用的称谓更好一些。

三、杭州汇报

《长征组歌》的初稿定下来以后,在1965年的4月中旬,由晨耕同志带队,在肖华的秘书李圭同志的安排下,我们一行四人到杭州向肖华同志汇报《长征组歌》的创作情况(当时肖华同志正在杭州养病)。汇报时,从第一曲到第十曲,我们四个人边说、边比划、边唱。在合唱的段落,我们就每人一个声部;唐诃唱女高、我唱女中、晨耕唱男高、生茂唱男低。汇报进行得不错,肖华同志很满意。在之后的日子里,他不顾病痛,安排了五天时间给我们讲解《长征组歌》,每天用一个上午,讲解两段歌词。他逐字逐句地讲了“组诗”的创作过程,以及对音乐的要求;讲了长征途中相对应的历史情况和动人故事。讲到生动时,他也手舞足蹈;讲到感动时,我们都为之潸然。这次讲解,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可以说,这次的杭州之行,我的收获是很大的。特别是对进一步出色地完成《长征组歌》的后期创作,以及后来的多次大的修改,打下了形象的、历史的、文学的基础。

四、后期创作

“五一”节前我们回到北京,之后又对《长征组歌》的声乐初稿从头到尾进行了一次研究。我们边讨论、边修改,直到拿出了较为满意的初稿作为定稿,创作的第一阶段就基本上完成了。接下来,对初稿的旋律进一步进行润色,编写全部合唱(原稿的合唱是不完整的),写好乐队部分,特别是把握好独唱、合唱以及器乐三者之间的既要互相协调配合,又要突出各自的特点,最后写出全部总谱的艰巨任务,就完全落在我的身上了。因为他们三个人的情况是;唐诃在这方面没有专门学习过;晨耕学习过,但由于他身兼总团副团长和兼管歌舞团的要职,每日公务繁忙,没有时间和精力写总谱;生茂一门心思用在“写好旋律”上,对多声部技术不感兴趣。

我没有爬过夹金山,可是有在十冬腊月下着大雪,刮着“白毛风”,在大山上行军的经历;我没有走过草地,可是一连三天吃不上饭,从地上抓一把野菜充饥的日子也过过。我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有生活、有素材、有技术”的优势,每三天完成一曲,10段曲子30天便完成了任务,而且基本上未作改动,全部一稿通过。我写的总谱是要给演出队伍用的。但是当时团里的演出队伍情况可以说是很不完整的,按常理根本无法完成这么大型的作品。在这种情况下编合唱太简单了,效果出不来,稍复杂一点儿又怕排练遇到困难。鉴于合唱队的情况,我采取了一些对应的办法:

1.多发挥独唱、重唱的色彩。战友歌舞团的独唱“二马一贾”,有影响、有把握、有潜力,应当充分发挥,这样就能把个性强变成优势,而且个性越强效果越好。

2.由于编制的原因,声部不平衡,女高音较弱,我就用混声二部代替四部,或者混声三部:女高、男高唱主旋律,男低音托底,女中音作内声部。

3.在音乐发挥到辉煌的部分,必须用四个声部(甚至六个声部)的时候,就用乐队加以填充和烘托,特别是铜管的介入,弥补了声乐的不足,效果相当好。

我们乐队的情况就更严重:由于极“左”思潮和瞎指挥的干扰,1964年的“乐队改革”,强制性地取消了一切西洋乐器,拉提琴的改拉二胡,吹小号的改吹唢呐,不能改的人被调走了,一顶“改与不改是革命与不革命的问题”的帽子压得大家无法说。到排《长征组歌》时虽说恢复了管弦乐队,但也还是残缺不全,铜管组是从军乐团借来的,总算是搭起了一个架子,配器当中根本无法解决平衡与融合等基本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我只好来个“中西结合”,有一件算一件。以残缺不全的管弦乐队作为框架,把筝、扬琴、二胡、三弦、唢呐等平时只是用来独奏的乐器,都填充在这个框架里,像写重奏一样,让他们各自担负起适当的声部任务。

从上海音乐学院毕业以后,受到当时“中西结合”思潮的影响,我很想在“西洋技术民族化”方面作些尝试,《长征组歌》可说是一次进行实验的大好机会。我自己也没有想到效果非常好,许多同行还要向我讨教“中西结合”的经验,问我怎么会想到这样使用乐队。直到现在,总谱上的有些民乐声部还是“不可替代”的,如第六曲中的三弦、琵琶;第一曲的笛子、二胡;第八曲的唢呐、三弦、琵琶等等。

这次实验可说是一举三得:从技术上,解决了管弦乐队与民族乐器的融合问题;从内容上,解决了作品对民族风格的需要;从建制上,解决了编制单薄的问题。

我有一个决心:不管编制多么简单(例如大提琴只有3把、中提琴2把、贝司2把),而音乐【WWW.SHUBAOC.COM】不能简单。我用写多乐章的技巧、手法和概括力驾驭全局;用写大歌剧的精神对待每一个片段;用写电影音乐的想象力去塑造形象;用写重奏的手法对待每一个声部。实践证明,这是成功的。直到现在,《长征组歌》中的一些场景音乐,如第二、第五、第六、第七曲的序奏,仍然可以说是很优秀的。

正因为我用的是“写重奏的手法写合奏”的思路,来处理《长征组歌》的多声部和器乐部分,才能在1966年《长征组歌》跟随总理出国访问演出时,歌队(包括独唱)和乐队都压缩到了只有18个人,仍能保持着原有的丰满效果。指挥唐江同志回来讲,在莫斯科演出时,一位苏联指挥家到乐池察看,当他看到乐池里只有18个人时,激动地说:“你们居然能让十几个人奏出一个大管弦乐队的效果,这太不可思议了。”

五、主要经验教训

(一)音乐创作是一种纯粹的个人行为,尤其是大型套曲,包括声乐套曲,最好是独自一个人进行创作,就像冼星海与《黄河大合唱》。如果由于作者的局限性,不可能一人承担,那么在集体创作时,切忌平摊、分割、搞大拼盘。这是许多集体创作的大型作品失败的根本原因。而《长征组歌》之所以成功,也得益于前期创作以生茂为主,后期创作则由我一个人担当,我们取长补短,优势互补。

《长征组歌》创作之初,晨耕很忙,唐诃还没有回来,而我的经验又不足,就指望生茂的发挥了。这种令人头痛的状况,却给《长征组歌》带来了生机,每每想到这里,不禁哑然失笑。如果我们当初也是“兵强马壮”,按当时“集体创作”的惯例,肯定是每个人都甩开膀子大干,“分头创作、分段合成”,必然也会落入大拼盘的模式里,而招致失败。

生茂在《音乐周报》(2006.10.27)访谈文章中也说:“从一曲到七曲是我一个人设计的,哪儿起哪儿伏、哪儿抒情……一气呵成啊,一个人脑子设计出来的,当然统一了。如果大拼盘,你设计一个曲子,我设计两个,永远不行,好多合唱失败就在这儿。你一首,我两首,谁都说自己的是重要的,你也想好、他也想好,最终弄得都不好。”在后期创作上也是同样的道理。

(二)要重视旋律的创作。

旋律在音乐作品中的重要性是人所共识的,无需多讲,即使是大型声乐套曲也不例外。战友歌舞团有一个很好的传统,就是非常注意民族民间音乐的学习、整理、利用。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写过许多好作品的作曲家,像张非、罗浪、徐曙等,这方面都做得很出色,给后人做出了榜样。

《长征组歌》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旋律。前期创作的主力生茂同志,在这之前就已经写过一些非常成功的声乐作品,像《马儿啊,你慢些走》等。《长征组歌》的旋律在民族化与地方特色上,很地道,很优美,词曲结合恰到好处,形象把握准确。他起草的第四曲《四渡赤水出奇兵》,和第六曲《过雪山草地》,到现在还被人们挂在嘴边哼唱。

(三)配器环节不容轻视。

建国以后,特别是“”前后的60―70年代,尤其是部队文工团,认为拉出旋律来就算完成了任务,根本不把配器当一回事儿。由于这种偏见的存在,一些作曲家争抢“旋律”,躲避“配器”,把创作队伍分成“写旋律的”和“配器的”。岂不知,作为一部大型套曲,旋律、织体、多声部技术、配器,都需要精心处理,都是作曲中的重要步骤,哪一步跟不上都会招致失败。

据生茂同志介绍,早在70年代初,他参加了由《歌曲》牵头进行的《井冈山组歌》的创作。他说,他们在那个作品上“下的功夫比《长征组歌》大,各首的旋律比《长征组歌》好听”。为了写好作品,有关部门还专门组织词曲作者去井冈山采风、深入体验生活,投入很大,领导也非常重视。但是,“就是站不起来,你说怪不怪?”我认为,这个作品所以没能成功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它忽视了配器这一重要环节,以为“旋律有了,随便找几个人配上伴奏就可以了”。

(四)要重视大型作品的总体驾驭能力。

大型声乐套曲,并不仅仅是“好听调调的集合”,也不仅仅是“一群小歌简单的加法”。大型作品自有内部的结构规律。把许多独立的段落集合在一起,就会形成一个既是互相排斥,又是互相依存的复杂关系网。还要面对整体布局中的诸多矛盾:

1.声乐与器乐的关系。2.独唱、重唱、合唱的关系。3.多声部色彩的浓淡关系。4.地方特色与功能的关系。5.紧张度的变化关系。6.整体的对比统一关系。7.整体高潮与局部高潮间的关系。

除去具体的技巧问题(那方面的经验教训是很多的)而外,单从宏观的操作方式来说,最后定稿人一定要具备驾驭全局的能力。他的责任不是像“装配工”那样,把各个人写的稿子拼起来了事。他应该“保证最终的完美”。要像建筑大厦一样,把最后完成稿看作是一个整体,其中的任何一个局部都要服从整体的需要。要大胆执笔,而不要顾及“是谁的”。每一个局部都应当根据全局的需要和安排有所突出,也要有所牺牲。例如,第五曲《飞越大渡河》,如果拿出来单独演唱就会显得单薄和唐突。但是,它在《长征组歌》的整体当中,就恰到好处,如果我不顾前后的搭配和整体的需要,而是像独立作品《英雄们战胜了大渡河》(魏风作词,罗宗贤、时乐髯髑)那样去完善它,加强其感情的深度,增加抒情的部分,那么,一定会给后面的《过雪山草地》一曲造成致命的破坏。

(五)恰当的演出形式。

前面几条说的都是有关创作方面的经验教训,而一个作品的成败,其演出形式是否合适,也是非常关键的。肖华同志一再叮嘱我们,要让大家听得懂、看得清,完全理解,晨耕同志在这方面费了不少的心思。

首先,改变字幕的运作方式,觉得当时通用的,一句句地放映太吸引观众的注意力,改成整段一次性地投映,效果很好。其次,利用天幕、服装、道具、灯光等等辅助手段,创造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大合唱的形式,歌剧式的舞台,效果很好。舞美设计张霖、王复先等不负众望,营造出一幅壮丽的画卷,使观众折服。第三,利用形体表演和画面,辅助演唱内容。在这方面,部队文工团本来就是行家里手,而从各军调来的同志们,由于长期活跃在基层,更是得天独厚。导演组的同志们,韩荣实、安虹所设计的场面、动作、道具现在已经成了经典。

但是,“过犹不及”,《长征组歌》究竟是一首声乐作品,不能离开音乐会的形式。这方面我们也有教训,后文将会提到。

还应该看到,《长征组歌》所采用的演出形式是由这部作品的特点决定的,并不具有普遍意义,不可能适用于所有的大型作品。可以借鉴,不可重复。不同的内容,不同的风格,决定不同的形式,不要盲目模仿,这一点很重要。

(六)作为一首大型声乐套曲,由纸面的乐谱搬上舞台,成为一部活灵活现的艺术珍品,首任指挥的作用不可低估。

唐江同志作为《长征组歌》的首任指挥,并没有现成的蓝本以资借鉴。可想而知,他是投入了多么大的精力和热情。初稿排练的时候,他的一些处理和我原来的设想并不完全一致,我心里是有保留的。但是,在看了正式的演出若干场以后,我觉得他的处理是对的。正是这种指挥的主观能动性,保证了作品的成功。由此我想到,有些作品之所以“站不起来”,也许是个指挥的问题。

六、几次大的修改

自从《长征组歌》上演以后,经历过几次大的修改。第一次修改是在1975年,《长征组歌》上演十周年之际,八一电影制片厂要拍纪录片,同时要在北京搞一次大规模的公演。利用这次机会,在晨耕主持下,我们研究将《长征组歌》中一些不甚满意的片段做一次加工修改,具体操作由我来执笔。这次我重点将第二曲的结尾、第五曲的结尾和第十曲的开头做了修改。这次修改时,合唱队比十年前有了较大的提高,所以我也就可以稍稍放开一点手脚,使用了十年前不敢触及的专业技术,如转调、复调等,来推动音乐的进行,提高音乐的表现力。

第二次大改是在1993年。当时的有关领导听了舞蹈界的意见,想把《长征组歌》改成歌舞形式,于是增加了舞蹈:一大群演员满台跑来跑去,比比划划进行图解,结果是画蛇添足。这次修改,在音乐上也是由我执笔,忙活了大半年,总谱写了一大摞,最后不了了之。

第三次大改是在1995年,由中国合唱协会牵头搞的。在由词曲作者和组织者参加的预备会议上,大家决定还是由我来全权执笔进行修改加工。大家同意我为这次修改制定的大方向:保持原有的主要旋律和艺术风格,扩大合唱编制,丰富合唱手法,增加使用多声部的专业技巧,也相应地扩大合唱部分的篇幅。乐队部分的配器也扩大了编制,基本上是需要什么就用什么,前后历时半年。

改完以后进行了录音,经各级领导、专家审听,一致给予好评。这次的修改和审听从上到下,引起了各方面的关注,以及有关领导的重视,影响很大。参与到这次活动中的各界领导和专家有:王平、吕骥、高占祥、杨伟光、莫文骅、周巍峙、李焕之、时乐鞯龋还有词曲作者(王新兰代表肖华)和聂中明、胡德风、郭淑珍、王秉瑞等。

诗词投稿的格式 篇二

诗是灵魂的吟唱,春是四季的歌吟,春节是传统的精华,让我们以青春的名义,携这个以季节命名的节日,走进诗歌的铃音里,为我们奏响青春的心曲!

为了大力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激发人间真情,教育引导青年学生承继我国优秀文化传统,关注并反思春节,学会敬老孝亲,尊重他人,全面提高青年一代的思想道德素质和传统文化素养,本社与河南、湖北两省多家高校、媒体联合举办首届xxx墨璃杯xxx新春主题诗词征文活动。

一、时间安排

1、征文:20xx年1月1日—4月1日

2、评选:20xx年4月—5月

3、颁奖:20xx年5月中旬前后

二、参赛要求

1、参赛对象为河南、湖北两省的文学爱好者。投稿文友请加入河南国文社活动交流群,群号码:52220xx72。

2、体裁以新体诗歌、古典诗词为宜,以xxx新春xxx为题材,可以是新年时对家乡的思念,可以是亲朋好友相聚时的感慨。尽情放飞新年中的畅想把!要求内容积极健康向上,古体诗词限两首以内,新体诗歌不超过两首,每首限30行以内。

3、参赛作品必须原创。严禁抄袭,所有参赛作品文责自负,所有参赛作品不退稿。

三、参赛方式

诗歌投稿 篇三

石祥作为政治部文艺创作室主任,曾被选为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1988年被授予大校军衔,专业技术3级(军级),国家一级文学创作,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现任中国音乐文学学会副主席、中国诗歌学会理事等职。

古诗、民谣是启蒙“老师”

石祥姓王,1939年1月出生于河北省清河县杜家村,他家三代赤贫,房无一间,地无一垅。石祥的父亲忠厚老实,是个有心人,懂得文化的重要,想方设法让孩子读书。村子穷得办不起学校,石祥到临近的葛家村读的小学,在县中读的初中。他读书很刻苦,从小学到中学,每次考试成绩都名列前茅。1956年初中毕业后在小屯中学教了两年书。

1958年10月石祥在小屯中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石祥所在中学有位老师叫苏军,爱好文学,每天早起背古诗。石祥受其影响,把背古诗当作一种乐趣。

石祥常说,我最早的文学启蒙老师是古诗、民谣。《武松》《彭公案》《施公案》《三侠剑》等押韵的口头文学,虽诗意不浓,但朗朗上口,很让人着迷。一些“四股弦”、“河南坠子”等戏曲、曲艺,“小白菜,心里黄,两三岁,没了娘……”等儿歌村谣,都给他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如石祥写的兵歌“风来了,雨来了,练兵场上杀声高”――《风雨谣》的开头,就是从他熟悉的一首民歌“风来了,雨来了,王八背着鼓来了……”引发出来的。

军营中的战士诗人

1958年底,在小屯中学任教的王石祥同几名学生一起应征入伍,到了有名的老五团。这是一支英雄辈出的部队,曾出过“子弟兵英雄”邓仕钧,在朝鲜战场上涌现过“盘肠大战”英雄蔡金铜、“青年英雄”马光里等。大家一看王石祥在地方当过教师、是共产党员,又是校刊“主编”,在报刊上登过稿子,都抢着要他。领导想留他在身边,宣传部门要他搞新闻报道,军务股要他学打字。师政委周树青对著名作家魏巍(正在该师写长篇小说《东方》)说:“我师有个列兵会写诗。”魏巍说:“把他叫来,我见见。”曾写过《谁是最可爱的人》的大作家十分关心这株小苗的成长,当着石祥的面对师领导说:“这个人你要把他放到连队去。”就这样,王石祥来到著名的红二连,当战士、班长、排长,一干就是六七年。

连队生活紧张、艰苦,又充满战斗情趣。石祥利用业余时间编墙报、黑板报,写“挑战书”、“应战书”。火热的连队生活,激发了石祥的创作灵感。他写的第一首诗是《学步》:

“莫笑俺十七八才学步/今年开春刚入伍/走齐步跟不上脚/拔慢步腿挺不住/多想有哥哥领一领/多想有妈妈扶一扶/班长过来纠正我/口口声声像慈母/齐步走――甩开臂/拔慢步――收小腹/挺胸阔步向前进/风吹雨打莫含糊/一边说,一边做/一边领,一边扶/多少英雄的第一步啊/出自部队这个大熔炉!”(1959年作,选入诗集《骆驼草》)

这首诗变成铅字在报刊上发表出来,给了他信心和勇气。接着他又构思出连队训练“对刺”的一首诗:

刺刀对着刺刀/怒吼对着怒吼/――杀――杀/一龙,一虎/龙争虎斗/一刺,一防/一攻,一守/……

这首铿锵有力的短诗,被政治部评为优秀作品。

石祥迷上了新诗。连队时间紧,他见缝插针,把李瑛、韩笑、张永枚等的诗集塞在弹夹里,训练间隙取出来看两句,背两句。周树青政委为让石祥见识更广泛,生活面更宽阔,给他创造条件体验各行各业的生活。他当过步兵、炮兵、工兵、侦察兵、通讯兵等10多个兵种,当过文书、报道员、图书员等。但不管到哪,他的名字仍在红二连花名册上,红二连是他的家、他的根。

石祥在红二连二班当第二班长。一个班配二个班长,是便于石祥机动。有时开班务会,那位班长说:“石祥,把你新写的诗拿来念念、评评!”于是石祥掏出小本一句句念给战友们听,随后大家评论一番。这是二班独有的。师政委周树青大校很爱才,每次到团里检查工作,都要顺便来看看石祥。团里、连里也常给他一些“照顾”。可石祥很要强,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军事训练从不偷懒。那个“五公里越野”,他背着七八十斤重的装备训练,天天几身汗,一米八的个头,累得体重只剩下90多斤,硬是挺过来了。投弹训练,石祥闯过了60米大关,成为全师的投弹能手。打靶、刺杀、背条令等都不拉连队的成绩。连队生活把石祥培养锻炼成为优秀战士。

石祥当兵刚满一年,就列席了全国第三届文代会,进京的第一顿饭是在《文艺》社编辑、诗人纪鹏家里吃的,他第一次见到了曾拜读过许多诗作的军旅诗人李瑛。他的三首一组诗《支援农业短曲》,就是由李瑛、纪鹏编发在《文艺》上的;1963年诗人元辉把石祥一组短诗《战鼓集》编发在《报》上;1964年诗人袁鹰把石祥的《民兵赞》(三首)编发在《人民日报》上。

石祥的诗是战士生活的真实写照。有段时间,他们连的战士们夜间练习瞄准,把星星当作灯靶。石祥顿生灵感创作了《瞄星星》:

枪口对准星星/星星大吃一惊/看它呀,躲躲闪闪/看它呀,跳跳蹦蹦/星星,不要害怕/战士的眼睛最清/我们揍的是空中强盗/瞄你,只是练功/星星笑了/笑着跳上准星/眼睛――星星,一条线/牵来了多少黎明!

石祥的诗形象、洒脱、生动、活泼;石祥的诗短小、精悍、新颖、明朗,兵味十足。广大指战员盛赞石祥是“军营中的战士诗人”。

石祥最难忘的是诗人田间对他的关心和帮助。1963年师里把石祥的诗打印成册,寄给河北省文联主席田间,田间当时正在北戴河疗养,他抱病为石祥的诗编写目录,题名为《兵之歌》,并写了《给石祥的一封信》,连同目录一起发表在1963年8月号《河北文学》上。此后在田间的关怀下,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了石祥的处女诗集《兵之歌》,在军内外引起相当大的反响。

浓浓好时代主旋律

石祥创作的歌词富有时代主旋律。他1964年5月被调入战友歌舞团创作室任专业创作员,这为他提供极好的创作环境。战友歌舞团创作组是个活泼、团结、富有朝气的战斗集体。晨耕、唐诃、生茂、李遇秋是著名的《长征组歌》的曲作家,刘薇、洪源是老词作家。有时报刊、演出团体约稿,他们就让石祥来写,石祥写词,唐诃、生茂等谱曲,《歌曲》几乎收到就用。石祥写的第一首歌词是《我爱我的飞毛腿》:

“我爱我的飞毛腿/走起路来快如飞/长江头,黄河尾/千里行军不怕累/……”

石祥写过许多诗,但写歌词与写诗还不完全是一个路子,用石祥的比喻就是骑自行车的人学骑三轮车,看起来简单,学起来困难。因有洪源、刘薇拉着,唐诃、生茂、晨耕、王竹林、李遇秋等推着,他进步很快。他们密切合作,陆续写出了《一壶水》《老房东查铺》《战士想的是什么》《打靶歌》《一路行军一路歌》等部队指战员和群众喜爱的歌曲。1970年石祥和刘薇合作推出了歌词集《战斗的歌》。在这样一批老同志的协助和托举下,石祥很快就小有名气了。

石祥创作的歌曲,曾托举起两组著名歌唱家。一是《啊,我们永远忠于您》《祖国一片新面貌》,推出了著名的男女声二重唱歌唱家耿莲凤、张振富;二是《十五的月亮》《望星空》,推出了著名歌唱家董文华。

石祥热心为雄师劲旅写歌。他曾为陆海空三军、人民武装警察部队、预备役部队和民兵队伍创作了近百首军、师、旅、团歌和军事院校歌曲。他创作的《红军团歌》,曾获总政文化部一等奖;他为驻香港部队创作的歌曲被确定为《中国人民驻香港部队军歌》。他创作的这些歌曲源自部队生活,高于部队生活,增强、激发了广大官兵的自豪感、光荣感和责任感,不少歌曲成为传世之作,代代久唱不衰。

1964年,石祥在《东方红》大型音乐舞蹈史诗排练的最后阶段见过。当1976年1月8日的噩耗传来,石祥在深沉的悲痛中想写点东西。“四•五”运动的前一天,4月4日,他穿着大衣,戴着口罩,冒着风险来到天安门广场,在那个诗与花圈的海洋之中倾听到了历史的召唤和人们心灵的呐喊。当时,他写了一组诗稿《井冈三月杜鹃红》,《人民日报》文艺部编辑袁鹰打电话问:“能不能加点纪念烈士的意思?”石祥“心有灵犀一点通”,这话里明显隐含着信赖、嘱托和期望。石祥用暖水袋捂着犯胃病的腹部,在那冰冷的防震栅里通霄达旦地创作,捧出了首都舞台上最早朗诵的一首悼念总理的诗《怀念敬爱的》,发表在《诗刊》上,后改题为《悲痛化作千钧雷》,发表在《光明日报》上。

最打动人心的是他创作的配乐朗诵诗《办公室的灯光》,在首都体育馆的1976年春节晚会上,由著名朗诵家殷之光朗诵,著名钢琴家刘诗昆伴奏,一下爆响。在朗诵过程中被掌声打断130多次。这首诗还在北京饭店朗诵过,在场的邓颖超、王震从头到尾流着泪。该诗曾被选入全国中学语文课本作材,香港《大公报》和十几个国家报刊纷纷予以转载。

献给军人妻子的歌

1972年石祥访问过某守备师一位30多岁的参谋长,贤妻在农村,他俩过着“牛郎织女”的两地生活。他们有三个儿女,平时妻子抱一个,背一个,手里牵一个,还要照顾公公婆婆,喂水喂饭,熬汤煎药,端屎端尿,公婆吵架还要劝架,一直侍候三五年;二老相继去世后,她安葬公婆,善尽孝道;她过门时,小叔子才16岁,由她抚养成人,盖房三间,娶媳妇成家;她把小姑子从14岁养到18岁,找了婆家,陪送出门。村里人都夸赞她。这样军人的好妻子,石祥见到听到的还有许多位,他总想为她们写首歌。

1984年《歌曲》举办创作学习班,石祥到某集团军体验生活。一次座谈会上,一位业余作者说,他妻子在县城工作患了重感冒,身边孩子小,又没别人,只能驮着孩子往卫生所爬……他恳请石祥写一首赞颂军人妻子的歌。

石祥深感不能辜负部队官兵的殷切期望,但苦于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形象。一个月夜,他凭窗仰望夜空,皎洁的月光一泻千里,既照着前线,又照着后方,军人和妻子同时可看到这轮圆月。他伏笔写下了第一句:“十五的月亮,照在家乡照在边关”,诗思的闸门开启了,奔放的感情如潮水般涌上心头,他一口气写完了这首歌词。第二天早晨散步时就交给了作曲家铁源和徐锡宜谱出了曲子,他们一个连一个连教唱,征求意见,很快就在部队传唱开了,干部战士都十分喜爱。

《十五的月亮》内蕴深厚,长于抒情。石祥在谈创作体会时说:“情要真,构思、意境、语言都充满真情,这虽说是‘小情’,但‘小情’中蕴含着‘大情’,微观中反映出客观。”这首歌尤其受到军人妻子的赞誉。石祥收到很多军人妻子的来信。天津近郊一位妇女,丈夫在东北边防。她来信说:“我身体有病,既要抚养两个孩子,又要种六七亩地,还要侍候老人,生活的确艰难。听到《十五的月亮》,边听边掉泪,这歌子是给我写的呵!”洛阳一位女教师来信说:“我丈夫为国捐躯,军功章的一半他带走了,我得不到另一半。但我不能玷污他的荣誉,我清苦地守了几十年寡。你们写的歌,唱出了我的心情。”石祥读后很受鼓舞。不久,石祥、铁源再度合作,又推出了一首献给军人妻子的歌《望星空》。

为大地留下一片碧绿

石祥1999年年满花甲,组织上批准其退休。作为一名有40多年党龄的产党员,他退而不休。1999年是新中国五十周年华诞。中央决定在首都举行《世纪大阅兵》。石祥领受了为八一电影制片厂大型纪录片《世纪大阅兵》撰稿并写解说词的光荣任务。盛夏酷暑,他冒着高温天天奔波在各受阅方队,座谈采访,了解训练情况和背景材料,仅收集的文字资料就有10多万字。

石祥退休后仍然关心着军队的建设。2000年他受总政宣传部的委托主持了《军人道德组歌》的创作,成功地完成了8首歌的创作,受到总政首长的称赞。并制作了光盘,拍摄了电影,下发全军,被评为“五个一工程”奖。2001年是我们伟大的党80岁生日,石祥主动与武警政治部联系,在《中国老年报》上联合举办了《卫士杯》征文活动,4个月收到各类稿件1500余篇,发表78篇,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这一年,他特为建党80周年创作了诗歌《赤子情》:

因为爱您,我才不给您涂脂抹粉;

因为您是母亲,我才不嫌您长得丑俊;

因为您是灯塔,我才不容您蒙上半点灰尘;

因为您是旗帜,我才始终跟着您高歌奋进!

2002年11月8日,党的十六大在北京胜利召开。石祥收看完大会现场实况,心潮澎湃,激动万分,欣然命笔创作了散文诗《丰碑礼赞》:“碑是一条船,碑是一盏灯,碑是血与火染红的一面红旗,碑是镰刀锤头交插的一个图腾。碑上刻着6600万党员的名字,其中也有我――一个普通共产党员的姓名啊!我由衷地感到自豪,感到光荣!

诗歌投稿 篇四

第17届起,“中国南京・现代汉诗研究计划”设立了荣誉奖。荣誉奖旨在颁发给对中国当代汉语诗歌有重大贡献或有重大影响力的诗人或批评家或汉学家,以诗歌的名义向他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荣誉奖不由投稿参赛产生,而由评委会全体评委协商决定。第22届之前,北岛、白桦、吉狄马加曾因独特的诗艺、人格、少数民族视野及多年对现代汉诗作出的贡献,分获第17届、第19届和第20届柔刚诗歌奖的荣誉奖,在海内外诗界引起广泛共鸣,成为当年诗坛话题。

为使该奖朝着更健康、更国际化的方向发展,本届继续执行上届率先在国内建立的双向匿名评奖制度,即获奖名单产生前,评委不知作者是谁(评委只能看到编号作品),作者不知评委是谁(公布获奖名单前,不对外公布评委名单),评委也不知其他评委是谁(不再使用公邮投票,投票将实名盲投,具体投票详情将存档并适时对外公布),评委范围将扩大到台湾、香港等汉语诗界与欧美汉学界。

第二十二届起,柔刚诗歌奖的评奖工作由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新诗研究所接手承办。本届诗歌奖在吸纳往届评奖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新组建了“柔刚诗歌奖组委会”,成员由南大新诗所研究员和国内知名诗人、学者组成,该组委会只负责组织和推荐初审和终审评委名单,并监督评奖工作,但不参与评奖投票。

初审评委会为5人(由评奖组委会成员推举并投票产生),他们按双向匿名评奖程序在指定的保密邮箱投票,完成了全部投稿作品的初审,分别遴选出角逐主奖的18位入围者作品(有数位票数相同者),和角逐新人奖的13位入围者作品(剔除数位票数不达标者),提交给终审评委会。

终审评委会为5人(由评奖组委会成员推举并投票产生),他们按双向匿名评奖程序,在指定的保密邮箱就初审评委会提交的入围者作品进行投票,最终评选出了获奖者。

第22届征稿于2013年12月1日拉开帷幕以来,得到海内外诗界一如既往的广泛重视和支持。截至2014年1月15日,先后收到千余件投稿材料,经剔除各种不合规定的无效稿件,最终有效稿件为500件(其中主奖217件、新人奖283件)。

2013年1月至4月间,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新诗研究所组织学生先对500件有效稿件进行了匿名编号处理,然后交初审评委会进行投票,从总计500件作品中分别遴选出主奖入围作品18件和新人奖入围作品13件,再交终审评委会进行投票遴选,最终评选出本届主奖的获奖作品是64号(得4票,得3票的作品有38号、137号),新人奖的获奖作品是37号(31号得票数曾与37号相同,后经评委对31号和37号再次投票,37号胜出)。此外,由评奖组委会提名,经全体终审评委同意,评选出了本届荣誉奖的获奖者。

诗词投稿的格式 篇五

一、项目摘要。项目内容的摘要性说明,包括项目名称、建设单位、建设地点、建设年限、建设规模与产品方案、投资估算、运行费用与效益分析等。

二、项目建设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三、市场(产品或服务)供求分析及预测(量化分析)。主要包括本项目区本行业(或主导产品)发展现状与前景分析、现有生产(业务)能力调查与分析、市场需求调查与预测等。

四、项目承担单位的基本情况(原则上应是具有相应承担能力和条件的事业单位)。包括人员状况,固定资产状况,现有建筑设施与配套仪器设备状况,专业技术水平和管理体制等。

五、项目地点选择分析。项目建设地点选址要直观准确,要落实具体地块位置并对与项目建设内容相关的基础状况、建设条件加以描述,不可以项目所在区域代替项目建设地点。具体内容包括项目具体地址位置(要有平面图)、项目占地范围、项目资源及公用设施情况,地点比较选择等。

六、生产(操作、检测)等工艺技术方案分析。主要包括项目技术来源及技术水平、主要技术工艺流程与技术工艺参数、技术工艺和主要设备选型方案比较等。

七、项目建设目标(包括项目建成后要达到的生产能力目标或业务能力目标,项目建设的工程技术、工艺技术、质量水平、功能结构等目标)、任务、总体布局及总体规模。

八、项目建设内容。项目建设内容主要包括土建工程(水工工程)、田间工程、配套仪器设备等。要逐项详细列明各项建设内容及相应规模(分类量化)。土建工程(水工工程):详细说明土建工程名称、规模及数量、单位、建筑结构及造价。建设内容、规模及建设标准应与项目建设属性与功能相匹配,属于分期建设及有特殊原因的,应加以说明。水、暖、电等公用工程和场区工程要有工程量和造价说明。田间工程:建设地点相关工程现状应加以详细描述,在此基础上,说明新(续)建工程名称、规模及数量、单位、工程做法、造价估算。配套仪器设备:说明规格型号、数量及单位、价格、来源。对于单台(套)估价高于5万元的仪器设备,应说明购置原因及理由和用途。对于技术含量较高的仪器设备,需说明是否具备使用能力和条件。配套农(牧、渔)机具:说明规格型号、数量及单位、价格、来源及适用范围。大型农(牧、渔)机具,应说明购置原因及理由和用途。

九、投资估算和资金筹措。依据建设内容及有关建设标准或规范,分类详细估算项目固定资产投资并汇总,明确投资筹措方案。

十、建设期限和实施的进度安排。根据确定的建设工期和勘察设计、仪器设备采购(或研制)、工程施工、安装、试运行所需时间与进度要求,选择整个工程项目最佳实施计划方案和进度。

十一、土地、规划和环保。需征地的建设项目,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中必须附xxx门核发的建设用地证明或项目用地预审意见。需要办理建设规划报建以及环评审批的,附规划部门规划意见书以及环保部门环评批复。

十二、项目组织管理与运行。主要包括项目建设期组织管理机构与职能,项目建成后组织管理机构与职能、运行管理模式与运行机制、人员配置等;同时要对运行费用进行分析,估算项目建成后维持项目正常运行的成本费用,并提出解决所需费用的合理方式方法。

十三、效益分析与风险评价。本次储备项目要突出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分析,充分说明项目实施对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增加农民收入、强化农业基础等方面的作用,并进行量化。同时,对项目实施所能带动的仪器设备、水泥、钢材等原材料需求增量,劳动用工和就业增量要进行科学的评估测算。

十四、招标方案。按照《农业基本建设项目招标投标管理规定》第十二条规定,编制招标方案。

十五、有关证明材料(承担单位法人证明、有关配套条件或技术成果证明等)。各种附件、附表、附图及有关证明材料应真实、齐全。

诗歌投稿 篇六

诗人赵恺对80后、90后新生的青年诗人来说是陌生的。而我知道是在八十年代初期诗歌复苏后疯狂的年代,他的一首叫《第五十七个黎明》的诗歌,当时给我留下的印象特别深刻。据朋友马铃薯兄弟介绍,赵恺的日常生活过得非常敦厚、实在,自信和宽厚。我从他的诗歌中读出了一个优秀诗人的境界,其作品无不充满历史感和文人情怀。特别是如今,当我重读《第五十七个黎明》时,依旧被感动,依旧感到优秀的诗歌所蕴含的难以抗拒的力量本身就是一种生命。这里我想说,诗人赵恺是值得我尊敬的。(雨田)

84年暑假的某一天,我躺在老家椒江堂前的竹椅上享受着过道风,翻看鲁迅的《野草》,突然,一个念头冒了出来,我要创办一份《现代诗歌报》,以现代独立精神独立思想去引爆诗坛,在旧房子摧枯拉朽倒塌的废墟上,重构新的楼群。

在台州师专中文专业求学时,我组织了一个“求真文学社”,任社长。那时,我非常卖力地举办各种诗歌讨论会、诗歌朗诵会等常规的诗歌活动,也出了几期油印刊物。那蜡笔的钢针在蜡纸上刻写时的吱吱声响,油亮的蜡纸泛出米白色的刻痕,滚筒在油网上推动时散出的油墨香味,都使我难以忘怀,心醉神迷。一句话,我有着办刊的前科和那自以为老到的经验。

八十年代初期,是个纯真的年代。写诗是一种热血,一种信念,无论生活多贫穷,只要写诗,自我感觉犹如皇帝。这种热血虽然还说不上进入了我的血液,但时时让我激奋。到了84年,民间刊物已经不少,但基本上还是油印刊物居多,很少有刊印的。刊印很清爽,很漂亮,也很有派头,于是,我想,要办就办一份铅印的。

当时,我的好友海平在椒江文化馆工作,负责文艺刊物编辑工作。我想借这一方宝地再办这份报纸,我把这意思跟他说了,他默认了。我还记得当时椒江的宣传部长,一个红脸的山东汉子,拍着我的肩膀说:好好干,我支持。还有,当时在椒江一中教书的王彪也同意参与,后来,他不断地为《现代诗歌报》重点推出的诗歌写出简短而有力的评论,对于《现代诗歌报》在外的影响力,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人员场地都搭好了,还得有启动资金。我当时的月工资只有70元左右,印一张对开的报纸2000份,需要100多元钱。这是个难题,我不能不吃不喝还借钱去办这份报纸,办一期可以,长期是办不下去的。我找到了黄岩的叶廷壁厂长一一他就是后来出资办《九龙》诗刊的老先生,他听说我的意图后,二话没说,答应资助我300元钱。这300元钱,如果按照我当时与现在工资的比例,足足翻了200多倍,应该相当于现在的6万多元。所以,多年以来,我对这位老先生一直心存感激,在心里一直把他视为我的另一个父亲。说来也奇怪,叶先生与我父亲长得还真有几分像,无论身高还是面庞神态,熟悉的朋友都说好像。我考虑到《现代诗歌报》一年要出6期,这些资金还不够,于是我再到我二哥詹明清那里拉来200元钱赞助费,他当时在海门加止耐火材料厂当副厂长,有权动用资金支持文化事业。这样,共筹得500元钱,资金的问题就这样基本上解决了。

办报还得有好稿源,尤其是名人的稿源。我从《今天》杂志找到了地址,向北岛、顾城、舒婷等全国知名诗人发出了约稿函。令我感动的是,北岛很快给我寄来了三首非常现代的诗歌,还附有简短的信函,说这个事件对当代诗歌对于历史,都具有深远意义。后来,我们又通了一封信,我至今保存着北岛的这两封信件。北岛钢笔字迹娟秀,光滑的信纸折叠得非常整齐,这使我感到,他是个严谨细致、一丝不苟的人。北岛的三首诗歌发在《现代诗歌报》的创刊号上,这对于《现代诗歌报》迅速扬名起到了功不可没的作用。进入新时期以后,诗坛里有一些派别的人出来否定北岛,我像是掘了祖坟一般难受,在各种场合极力将北岛捍卫,因为他在我心目中是一个伟人。试想,一个当时在全国那么出名的诗人,为了一个名不见经传的陌生人,一个前程生死未卜的刊物,把自己的三首力作给了《现代诗歌报》,这是怎样的胸襟和远见,是怎样的宽厚和关爱?

创刊号上发表的名人作品还有韩东的《老渔夫》,李发模的《冬猎》,刁永泉和唐亚平的《无题》,等等。值得一提的是,创刊号上还发了傅浩翻译的英国“死亡诗人”迪兰・托麦斯的两首诗歌:“二十四年”和“在结婚周年纪念日”,当时,国内对他的诗歌鲜有介绍评价。顾城也寄来了诗稿,因为大多是短句,当时考虑到短诗缺乏冲击力,首期没有刊发。后来因为北岛等人的诗歌影响力,好稿子源源不断,也就一直没有将顾城的诗歌发出,这事现在想来,多少有点遗憾。

然后联系印刷厂,大印刷厂不会接受这么小的业务,于是联系到椒江加止教育印刷厂,由椒江文化馆出具证明。那时,如果没有单位证明,印刷厂给个人印刷资料是违规的,这就是为什么铅印民刊少而又少的原因之一。就这样,到了1985年5月底,第一份《现代诗歌报》创刊号出炉。

我未想到,这份小小的笾皆谌国各大高校里和社会上产生了强烈的震动。这种震动原因是多方面的,开始直接的原因与我采用“信任销售法”有关。我直接把50至100张的《现代诗歌报》卷起用牛皮纸包好,寄给各大学校园诗歌社团的负责人。这些负责人与我从未通信,更没有谋面过,我就把报纸直接寄给他,让他为我们代卖。报纸一毛钱一张,我给他们的批发价是7分钱一张,我在附在报纸中的信件里告诉他们,等卖完了再把钱寄给我。结果,绝大多数寄出去的都打水漂了,他们都说送人了,但这一打水漂的结果带来意想不到的效果,起到了很好的宣传推广。有更多的大学生把报纸寄给已经毕业工作的诗友们,他们纷纷向《现代诗歌报》投稿,并主动承担起下一期的销售任务。所以,在此我要非常感谢当年为我报纸的各位朋友们。当然,也有不少寄给个人是免费赠送的。

《现代诗歌报》从第三期开始扭亏为盈,到了86年3月头版推出唐亚平的力作“黑色沙漠”(组诗)时,这份小小的报纸最大的发行量已达到13000多份,现在想想简直有点不可思议。只有保持盈利才能保证《现代诗歌报》的长久正常运作,我当时的目标是远大的,心情是激动的。

宣传推广仅仅是翅膀,诗歌的内容才是生命的质量。今天我可以骄傲地说,当时选发了不少高质量的诗歌作品,才使《现代诗歌报》影响越来越大。诗人伤水近日对我说:当时我向《现代诗歌报》投了5首诗歌,你只选了其中一首,而且这首诗歌也是我自己最为满意的。《现代诗歌报》选发的不少诗歌在今天看来一点也不过时,仍然是上乘作品,我在此不妨选一首篇幅短小的:

木已成舟/文张子选

木已成舟,浪迹大河上下

浪迹上游与下游

九死一生的水手,一生漂流

这辈子不知到底能靠向哪家码头

没有女人要和水手分分合合

能叫女人牵肠挂肚的船,危险更多

有时也独自在船头

年老的水手仍然爱大河

年青时他也

女人不是河,但他爱过

这都是过去的事了,木已成舟

就只有在这大河上下

漂流啊漂流

这些干净的语言,丰富的情绪,回环饱满的结构,比现在的所谓的口语诗,不知高出了多少,甩出了多少l大街。

还有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的亚卡,她的“情绪”一诗非常有力度,摘取其中几句:现在我的胸部开始放牧你的马群/将埋葬你的一切/现在所有的岩石都睁开眼睛/固定一个位置看我辗转反侧。

更值得推崇的是台州三门人阿德的诗歌,在我看来,他是天才和预言家。他在85年就动用意识流写诗了,他那首“充满喧嚣的病痛”完全是穿越未来的,我们来看这首诗歌的开头几节:

瓶瓶袋袋一大捧,从医务室出来

失眠。这些白晚上也是睡不着的

安眠药每晚两片,不要过量

有人两手插兜龟缩着走过。路旁

桔色的草叶渗出一层血,残酷的霜啊

一阵昏眩,肉体与灵魂锵然错开

如今,已找不到亚卡与阿德了,从百度里也找不到,他们留下那么美好的诗句,但人已经找不到了。

最值得骄傲的是推出唐亚平的“黑色沙漠”(组诗),真正实现了双赢。唐亚平在全国一炮走红,唤醒了女性个体意识,《现代诗歌报》也越来越火红,当期还创造了利润近200元奇迹。在此,我们是付出心血的,我对“黑色沙漠”有些诗句做了修改,把第一首诗歌作为序诗,把最后一首诗歌作为跋诗。这些,都得到唐亚平的认可,她在后来出版的诗歌集中,也完全按照我们所修改的版本。以致1998年我到贵州拜访她时,她把我当贵宾一样接待,叫来贵州省作协主席一起就餐,带我到她家里,与她大胡子丈夫一起聊天,临走时还送我那么多茅台酒,但我不好意思要。在此,我就不摘抄唐亚平的诗句了,且看我们写的短评:

关于“黑色沙漠”

还没有人这样疯狂地写过黑夜。迷惘、焦虑、带有几分歇斯底里;而又纯真、超然,与厌世者的冷漠大相径庭。黑色似乎难以把握,但一个年青灵魂多少带有野性的欲望却是宣泄得一览无余。裸的生命激情混合了原野的气息,略略地折射边疆的民性之光,而零余者的痛苦,更使人相信这绝非模糊年代的梦之呓语。

三十多年前,我们就能写出这样的评论,意识也是够现代的。

我当时是主编,几乎所有的稿子都是我审阅的,但我在内心是把自己当成个读者,对好作品我怀着恭敬谦卑之心去阅读,对优秀诗人充满了崇敬,仿佛他们是主编,我是个投稿者。

《现代诗歌报》之所以影响那么大,还有个细小的原因,就是作者与读者互动,编辑与作者互动。我们在每个作者名字前面都写上他们的单位或学校的名称,这样便于读者与作者及时取得联系,写信交流。现代人的人心是孤独的,同时,也渴望交流,我们轻而易举地让他们隐秘的愿望得以满足。当有些读者建议我们编一本《现代诗歌报》作者通讯录时,我们编了,并以一元一本的成本价格卖了出去。当有读者建议我们组织一次大学生诗人大串联活动,到风景秀丽的雁荡山作一次自费旅游,交流诗艺,我们也做了。记得当时报名参加近100人,最后确定参加活动的有三四十个。我们当时还做了一面红旗,红旗上赫然写着“大学生诗人大串联”几个黄字。我们编辑部几个人轮流扛着这面红旗,到了事先说好的雁荡山地点。我们等了一天,令人有所失望的只等到稀稀落落十几个人。那时由于通信设备落后,资讯闭塞,没有赶到者的原因至今不明不白,也有上海几个大学生后来写信说明无法前来的原因。最后大家到了缙云的壶镇,晃了一下红旗,各自散了,我们原本还想以此走遍全国。我记得诗人于奎潮当时邀请我与他一起到内蒙草原上去游玩,想象中骑上一匹纯种的蒙古马,对着蓝天白云挥动双手。我当时答应了,后来由于俗事缠身没能成行,这也算是一种失信,但至今心里很为歉疚。

正当我雄心勃勃想把《现代诗歌报》做大做强,做成更有影响力的民刊,87年春节一过,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一场运动的波及殃及鱼池,原先要推出的中国十大诗人专版只能放弃了,而且无法向广大读者说明。《现代诗歌报》几乎是不告而别,在86年12月划上了一个令人心疼的句号。87年6月,我接到去浙江教育学院脱产学习两年的通知,梦想在本科高校中再起雄风。虽然后来我也组织了一些活动,但影响力无法与《现代诗歌报》相提并论。这里有时代人心变化的各种因素交集,一些现实的功利性瓦解了诗歌的纯洁性,在此就不再细述了。

《现代诗歌报》在当时之所以有这么大的影响力,的确有天时地利人和等因素起着综合作用。八十年代中期,可以说是中国大学生诗歌的黄金时代,他们的诗歌创作处于十年浩劫压抑后的爆发期。当时各高校文学社团林立,诗歌创作人数众多,萌动的商品意识尚未影响大学生的思维,这是八十年代中期以外的年代所无法具备的。应当承认,黄金时代应有许多黄金成品,成色、质感、纯度都非常好的作品,这样的作品从来稿看还不是很多。但这又有何妨呢?那时的热情已经给那个时代的青年埋下了集体狂欢的记忆,这也足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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