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经济与社会体制比较优秀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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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与社会体制比较 篇一
关键词：农民专业合作社；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制度
中图分类号：F235.9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8）13-0099-02
为了规范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会计工作，财政部于2007年12月了《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会计制度(试行)》，决定自2008年1月1日起施行。该制度与《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制度》（财政部颁布并于2005年1月1日执行）共同构成了我国农村会计制度体系。本文就两个会计制度的主要差异进行比较研究。
一、资产的比较研究
1.资产组成内容的比较。《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会计制度(试行)》将合作社的资产分为流动资产、农业资产、对外投资、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而《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制度》则将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资产分为流动资产、农业资产、长期投资和固定资产。与《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制度》相比，《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会计制度(试行)》关于资产分类具有以下特点：（1）将农民专业合作的所有投资统一为对外投资，不区分为短期和长期投资；（2）增加了无形资产的相关内容。
2.存货的比较。与《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制度》相比，《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会计制度(试行)》关于存货的核算有以下两点不同：（1）存货核算范围扩大了，增加诸如受托代销商品、受托代购商品、委托代销商品和委托加工物资等内容的核算；（2）仅对存货盘亏、毁损和报废的会计处理做出规定，即将盘亏、毁损和报废的存货价值计入其他支出，而对存货盘盈未规定其处理方法。
3.对外投资的比较。关于对外投资，《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制度》分为短期投资、长期投资，并分别规定其会计核算方法。《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会计制度(试行)》未将对外投资进行短期和长期之分。
4.固定资产的比较。与《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制度》相比，《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会计制度(试行)》关于固定资产的核算主要有两项变化：（1）增加了接受捐赠旧固定资产的计价内容，即接受捐赠的旧固定资产，按照经过批准的评估价值或双方确认的价值计价。（2）未对盘盈固定资产确认、计量和记录做出规定。
5.无形资产的比较。《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会计制度(试行)》规定了农民专业合作社无形资产的内容，并对无形资产计价、摊销方法、转让无形资产的处理等均做出明确的规定，而《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制度》未有相应的规定。
二、所有者权益的比较研究
《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制度》规定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所有者权益包括资本、公积公益金、未分配收益等。《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会计制度(试行)》规定合作社的所有者权益包括股金、专项基金、资本公积、盈余公积、未分配盈余等。与《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制度》相比，《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会计制度(试行)》关于所有者权益有以下不同：（1）部分项目的称谓不同，如收到投入资本，《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制度》称为“资本”，《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会计制度(试行)》则称为“股金”；（2）《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会计制度(试行)》增加了“专项基金”、“资本公积”的核算；（3）部分核算内容更为细化，如接受捐赠资产，《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制度》计入公积公益金，而《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会计制度(试行)》则单独计入专项基金。
三、收入和收益（盈余）的比较研究
（一）收入的比较
收入内容的比较。根据《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制度》的规定，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收入主要包括：经营收入、发包及上交收入、农业税附加返还收入、补助收入、其他收入。《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会计制度(试行)》规定，农民专业合作社组织的收入主要包括经营收入、投资收益、其他收入。两个制度关于各项收入确认、计量、记录及报告方法差异不大。
（二）收益（盈余）的比较
1.称谓不同。作为反映和考核村集体经济组织或农民专业合作社经营成果的综合性财务指标，《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制度》称为“收益”；而《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会计制度(试行)》则称为“盈余”。
2.构成不同。虽然两个制度均将收益（盈余）区分了经营活动和非经营活动产生的收益（盈余），但其构成确不同。按照《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制度》规定，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收益按照下列公式计算确定：
收益总额=经营收益+农业税附加返还收入+补助收入+其他收入-其他支出
其中： 经营收益=经营收入+发包及上交收入+投资收益-经营支出-管理费用
而《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会计制度(试行)》规定，合作社的本年盈余按照下列公式计算：
本年盈余＝经营收益+其他收入-其他支出
其中：经营收益=经营收入+投资收益-经营支出-管理费用
3.收益分配核算内容不同。村集体经济组织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制定的分配方案，对其当年可供分配的收益按下列顺序进行分配：（1）提取公积公益金；（2）提取应付福利费；（3）外来投资分利；（4）农户分配；（5）其他分配等，其核算内容包括村集体经济组织按规定提取公积公益金、提取应付福利费、外来投资分利和进行农户分配等内容。
四、会计报表的比较研究
（一）会计报表组成的比较
根据《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制度》的规定，村集体经济组织在年度中间(即月份或季度)和年度终了应当提供的会计报表种类有所不同：
1.年度中间：村集体经济组织在年度中间(即月份或季度)，应当提供两张会计报表――科目余额表和收支明细表。其中。科目余额表是村集体经济组织按月或按季度编制，用以反映月末或季度末会计科目余额的会计报表；收支明细表是反映村集体经济组织各月或各季发生的各项收入和各项支出情况的会计报表。
2.年度终了：村集体经济组织在年度终了，应当提供两张会计报表――资产负债表和收益及收益分配表。其中：资产负债表反映村集体经济组织年末全部资产、负债和所有者权益状况。收益分配表反映村集体经济组织年度内收益实现及其分配的实际情况。
《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会计制度(试行)》规定，合作社应编制资产负债表、盈余及盈余分配表、成员权益变动表、科目余额表和收支明细表、财务状况说明书等。其中资产负债表、科目余额表和收支明细表性质与《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制度》中的资产负债表、科目余额表和收支明细表性质、结构等内容基本相同。与《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制度》不同的是，《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会计制度(试行)》增加了成员权益变动表和财务状况说明书。
（二）会计报表结构和内容的比较
1.资产负债表的比较。由于两个制度关于资产、所有者权益组成内容的差异，进而影响了资产负债表中资产部分的结构以及所有者权益项目的内容。《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制度》将资产负债表资产部分分为流动资产、农业资产、长期投资、固定资产四部分、所有者权益分为资本、公积公益金、未分配收益三项内容；而《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社会计制度（试行）》则将资产负债表资产部分分为流动资产、长期资产和其他资产三部分，所有者权益分为股金、专项基金、资本公积、盈余公积、未分配盈余五个项目。
2.收益（盈余）及收益（盈余）分配表的比较。反映合作社一定期间内实现盈余及其分配实际情况的会计报表，在《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制度》称为“收益及收益分配表”。而《农民专业合作财务社会计制度（试行）》则称为“盈余及盈余分配表”。不仅称谓不同，其结构也不同：
“收益及收益分配表”采用的是报告式结构，其上端为收益的形成，分为经营收入、经营收益和本年收益三个层次，下端则为收益分配，包括本年收益、年初未分配收益、可分配收益和年末未分配收益部分。
而“盈余及盈余分配表”则采用账户式结构，左边为“本年盈余”，右边则为“盈余分配”。每一方分为若干具体项目，左边项目是依据“本年盈余＝经营收入+投资收益-经营支出-管理费用+其他收入-其他支出”的依存关系排列，而右边“盈余分配”则是根据“本年盈余+年初未分配盈余+其他转入-提取盈余公积-盈余返还-剩余盈余分配=年末未分配盈余”的依存关系排列。
经济与社会体制比较 篇二
一、传统比较经济学的缺陷
比较经济学在20世纪30年代的诞生，在20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占支配地位的“主义”比较法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这说明，在当时比较经济学家的心目中，比较经济学的存在是以与资本主义制度相对立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存在为基础的。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由于受到两大“主义”制度所出现的各种不同变种的“刺激”，比较经济学才开始摆脱本质论思维的支配。1967～1968年西方学者召开专门会议讨论比较经济学的对象与方法，打破以“主义”划分经济体制的传统（张仁德，1998），比较经济学才开始“真正地”繁荣起来。由于意识到传统比较经济学所存在的局限性，青木昌彦等人试图用“比较制度分析”取代“比较经济学”这种传统的学科称谓（青木昌彦、奥野正宽，1999）。笔者认为，传统比较经济学存在着三个严重的缺陷。
第一，它主要是满足于运用已有的理论对各国经济体制进行分类和比较，而忽视了比较经济研究通过经验性的工作对现有理论提出挑战，从而为运用回溯法提出新的因果假说奠定最重要的基础。
第二，传统比较经济学仍受主流经济学所谓理性最大化和必然进步这种观念的支配，因而是前达尔文的。达尔文革命彻底击碎了必然进步的观念，否决了理性最优范式的科学性。在比较经济学中，不论“研究经济体制的一个原因是发现那种体制是最好的体制”（艾登姆等，1987），还是论证社会主义的内在优越性，这些研究目标都是理性最优和必然进步这种思维的反映。比较经济学作为研究人类经济社会体制多样性的科学，只有彻底放弃先验的理性最优和必然进步的观念，才能为政治经济和社会政策提供较为健全的知识基础。
第三，传统比较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是结构主义的，这严重制约着比较经济学对经济体制的变异、多样性和演化过程的研究。传统比较经济学只关注结构的经济方面，而把其他方面视为外生变量。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有可能深究为什么同一经济制度，可能因为生产力的变化，经济环境的差异，政治的、历史的、文化传统的甚至地理条件的不同而表现为极不相同的经济体制呢？我们怎么有可能对经济体制的变异、多样性和演化过程做出历史性的说明呢？
二、比较经济学新的研究任务
通过以上对传统比较经济学内在缺陷的批判性分析，比较经济学的未来发展面临以下新的研究任务。第一，揭示结构性制约条件及其与能动作用和偶然性因素如何结合导致了社会经济体制的变异、多样性和演化；识别、理解和进一步阐释多样化体制下人们的无意识动机、意会性知识和技能，为政策制定提供来自于不同经验的知识基础。比较研究不仅有助于对已有的或刚刚发生的不同经验的理解，更重要的是，面对尚未形成但仍有端倪可得的结构和意会性知识，它可以为政策研究和制定提供必要的知识基础。
第二，发现新奇事物对社会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有可能带来的重大影响。新奇事物的出现及其扩散通过社会经济结构与能动作用交互作用导致了社会经济系统的演化。新奇事物的起源可能是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之下，由于技术变迁所带来的物质环境的变化、生态环境的退化、政治和经济环境的演变、外部冲击等因素的影响，在个体思维与行为模式上所发生的突变。与经济学其他学科对研究上述新奇事物提供的专业背景知识不同，比较经济学的任务就是进行复杂系统思维的训练，把它放在更广阔的时空背景之下进行比较评估，因此它更能发现新奇事物对社会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有可能带来的重大影响。
第三，促进跨国制度学习。比较经济史的深入研究业已说明，制度学习是导致德国、美国以及日本后来居上最重要的因素。我国的改革目前已取得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从世界各国成功与失败的经验中进行学习的结果。成功的制度学习关键在于其精神而非具体形式，外国制度的引进、修改和创新是以国家或当地的情境和脉络为条件的，完全照搬很少能够成功。比较经济学可以通过对制度原生国与引入国进行比较分析，从而为跨国制度学习与创新提供健全的知识基础。
第四，创造性的阐释文化传统，并揭露现有的经济理论所存在的缺陷。技术和制度创新，特别是从国外所引入的创新，它所蕴含的意会性知识与传统观念必定有一定程度的冲突，这就需要对文化意义系统进行局部修改乃至重新阐释，使产生创新的意会性知识纳入到演变着的文化传统之中，从而为导致结构转变的能动作用提供基础。比较研究通过揭示同种技术、特定制度与不同文化背景之间的历史渊源，在这种文化阐释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三、老制度主义与社会经济本体论的重大意义
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老制度主义者各自试图用其理论范式重塑比较经济学的发展方向。在新制度经济学家斯韦托扎尔·平乔维奇1990年出版的《产权经济学——一种关于比较体制的理论》和老制度主义者皮垂(Petr,J.L.,1994)撰写的“比较经济体制”辞条中，他们都把比较经济体制看作是其理论范式的应用，而避免提起与之相对立的另一种制度主义。与新老制度主义相关，但又有区别，在西方传统比较经济学研究领域之外，出现了两种相互之间几乎从不交流但却进行比较研究的文献。1990年，青木昌彦等人在斯坦福大学开设“比较制度分析”这门新的研究生课程，而不再沿用比较经济学或比较经济体制这样的学科名称，它受新制度经济学的影响较大。另一与老制度主义具有某种联系的“比较创新体系”也开始滥觞，1993年出版了尼尔逊(Nelson,R.)主编的《国家创新体系：一项比较研究》。签于这种情况，对新老制度主义研究纲领及其在比较经济学中的应用做出较为恰当的评价，就成为比较经济学新发展的基本工作之一。然而，对新老制度主义研究纲领进行评价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作，因为在其内部，各自包括了许多不同的种类以及历史演变，两个学派之间现在也出现了某种融合的迹象。但是，作为其主流，新老制度主义之间所存在的分歧仍是很明显的，正如新制度学派代表人物威廉姆森所指出的，新制度主义是对正统新古典理论的补充而非替代，老制度主义当代代表人物霍奇逊也写道：“新制度主义不是通过传统的制度主义的再现，而主要是在现代正统理论的心脏中成长起来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凡勃伦等最初的制度主义主要是通过对正统理论的假设进行批判而产生的。”(Hodgson,1989)
在老制度主义者看来，个人与制度相互作用，共同演化。其中，个人行为不是给定的，制度作为社会结构的一种特定类型，它能够潜在地改变行为者的目标或偏好。社会结构在人类社会的复杂层级上处于个人之上，与这个较高层级相关的因果力量不只是简单地约束而且也能影响和改变个人的特征、力量和倾向，这就称作是重组的向下因果关系(reconstitutive downward causation)，在社会结构的组成要素中，具有这种能力的要素就被称作制度。
新制度经济学则承袭了新古典经济学有关人类行为的基本假定，即个人被看作是给定的。“在他们看来，这种个人不是历史的结果，而是历史的起点”（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7页。），抽象的、先验的和普适的人性假定即源于这种本体论。因此，在主流新制度经济学的本体论预设中并不存在作为突现层级的社会结构观念，制度只被看作是个人创造的结果，这是诺斯在分析国家和秩序产生时之所以遭遇困难，并逐渐转向老制度主义的重要原因（贾根良，1999a）。
新老制度主义社会经济本体论对公共政策具有什么含义呢？称尔奈认为，“休克疗法”的设计师们受到科斯很大影响，大规模私有化战略就是对科斯定理的误用（科尔奈，2000）。科斯定理认为，只要交换是自由的，交易费用为零，并在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进行，那么，合法权利的初始分配是否有效率就无关紧要。实际上，这隐含地揭示了社会经济结构的制约作用，要求赋予制度以本体论的地位。然而，由于新制度经济学的主流把制度变量参数化，所以，尽管科斯强调要按世界的本来面目认识和研究经济问题，但在评估产权制度时，流行的看法仍然是，无论历史和社会条件有何不同，私有产权总是普遍有效的。
制度变迁路径依赖过程的性质说明，人们的能动作用只有通过与既定的结构交互作用才能导致后者的转变，制度创新只有在利用传统的基础上才能实现。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03页。）。因此，公共政策作为能动作用，在推动结构转变时，要因时因地而异，要以解决问题的实用性而非预先假定的意识形态或目标为标准。由于意识到制度变迁是一个充满风险并往往产生意外结果的过程，意识到政策及其制度选择对人性的塑造作用，老制度主义者主张，政策应以实验和过程为导向，不追求普遍的真理，而只希望暂时的改进。特别是由于经济变化基本上是一个自组织过程，制度创新的真正源泉来自于民间，所以公共政策应该鼓励而非压制多样化的尝试。
四、新老制度主义比较研究方法丰富的内涵
由于新制度主义在本体论上的缺陷，其方法论对比较研究的意义是相当贫乏的。
老制度主义者凡勃伦早在1898年就批评新古典经济学是前达尔文的，他认为，经济学应该以达尔文革命所产生的进化生物学为原型，所谓演化经济学实质上就是用动态的、在生物学意义上不断变化的眼光来考察人类行为，从而拒绝包括新制度主义在内的主流经济学所使用的均衡方法。演化方法的核心是“累积因果”的概念，卢瑟福指出，这个概念含有明确的路径依赖思想，在凡勃伦看来，初始条件的微小差异可能会产生明显不同的后果；即使起点差不多，不同的文化还是会按不同的方式发展。老制度主义对制度演化路径依赖和多样性的强调为比较方法的运用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累积因果的概念必然反对个人主义方法论，因为累积因果的变化过程是以社会经济系统的演进和整体性质为条件的。整体论的基本含义是研究制度必须考虑整个人类社会系统，只考虑经济部分就无法理解制度的内生演进过程，这就是为什么老制度主义对技术变迁、权力结构和文化价值观给予很大关注的原因，而这在正统的新制度主义那里是缺乏的，正如卢瑟福(1999)所指出的，“新制度经济学不去分析系统的内部动力，它只考虑理性如何对人口、技术、贸易机会或者意识形态外生既定变化做出反应”，这样它自然就把制度或体制的多样性在很大程度上排除在外了，比较研究就成了无本之木了。
老制度主义者反对高度抽象和形式化的模型，因为他们认为形式化模式必然会丢失掉对制度特定的情境和脉络这些重要的因素。威尔伯和哈里森认为，能够抓住老制度主义整体、系统和演化方法论特征的是由某些科学哲学家所称作的“型态模型”。型态模型与形式化模型在解释结构上是相当不同的，形式化模型按照演绎方法，在解释结构上呈现为从解释变量到被解释变量的层级，而型态模型则是由几个相对独立的部分连结在一起。每一部分的理论独立于其他部分，并首先在特定情境与脉络中被发展、理解和检验，然后以某种形态连结在一起，它对研究主题提供了多层面的和复杂的图景，而形式化模型则是单面的，它从有机整体中抽出某部分进行逻辑研究(Wilber with Harrison,1978)。
威尔伯和哈里森指出，大多数老制度主义者停留在基于案例研究的型态模型上，只有少数老制度主义者如凡勃伦、缪尔达尔等试图以型态模型为基础建立更一般的理论，这就需要比较法。正如老制度主义者斯坦费尔德(1990)所指出的，比较方法“是建立制度分析的合适的方法”，它的基础是运用型态模型对不同地区或国家等进行案例研究，把其政策和制度与特定社会条件联系起来。比较研究通过对特定制度的不同情境和脉络进行相互参照，运用回溯法，提出更具一般性的因果假设（即经济理论）。
五、比较制度分析与比较创新体系发展前景的比较
与制度主义密切相关，比较制度分析与比较创新体系这两个很少进行交流的研究领域给比较经济学的新发展带来了活力。从这两个领域重要人物的论述中，我们可以归纳出它们之间所具有的四个共同特点。第一，它们一致认为，比较研究的对象是多样化的经济体制。全球化不会导致各国经济体制的趋同，相反，“今后的世界经济将成为不同的市场经济体制之间的竞争场所”（青木昌彦，1997），“为对付创新体系中的新范式，可能的制度形态是多样化的，这意味着国民经济持久趋异的可能性”(Ebner,1999)。第二，它们都强调制度重要。尼尔逊认为国家创新体系是一组制度，制度是创新体系效率高低的关键。第三，它们都采用了历史与比较的分析方法。青木昌彦虽然把比较制度分析与格雷夫等人建立的历史制度分析区分为比较现行制度和从过去的历史制度中寻求资料来分析制度，但因为历史方法的核心是把经济过程视作路径依赖、不确定和不可逆的，这无疑包容在青木昌彦所定义的比较制度分析之中。在创新体系的文献中，爱伯纳(Ebner,1999)认为，制度的多样性说明了比较研究的重要性，作为补充，历史观具有实质性的重要，这就是创新体系的历史与比较方法，称作比较创新体系。第四，它们都使用了情境与脉络特定的方法。青木昌彦指出，对于制度的多样性“不能由新古典经济学的演绎法得到满意的解释，而必须通过新的、相互联系的比较制度分析来研究。这种方法一方面需要收集不同经济的比较信息，另一方面需要在近年来发展起来的博弈论、合同理论和信息经济学的基础上建立‘情境和脉络特定的’微观模型”（青木昌彦，1997）。在创新体系文献中，伦德瓦尔认为，在历史经验、语言和文化上的基本差别反映了在创新体系诸要素如企业内部组织、企业关系类型、公共部门的作用、金融制度的结构、研究与开发的性质、组织和数量上的国家特异性(Lundvall,1992)；爱伯纳指出，通过把多样化与情境和脉络化(Contextualisation)的方法联系起来，创新体系文献持有这样的信念：如果从整体的和不可分的“格式塔”形态中观察经济现象，经济行为就镶嵌于具有多种变化可能性的社会关系之中。
但是，比较制度分析与比较创新体系存在着明显的不同。首先，即使是同样地使用了情境和脉络特定的方法，比较制度分析研究的是制度多样性的微观成因，而比较创新体系则着重于体制多样性对科技创新路径有何影响的比较研究。笔者认为，它们分别发展了前述型态模型的两个不同侧面。其次，比较制度分析主要是在技术给定条件下，研究制度多样性的起源；而比较创新体系则以技术变化为核心，研究新知识和技术变化与体制多样性的关系。最后，比较制度分析大量地使用了博弈论，而比较创新体系则几乎从不使用形式化的分析工具。这些差异说明两者具有很强的互补性。然而，由于所承继的学术传统不同，它们在未来发展的潜力上将会产生差异。
比较制度分析继承了新制度主义的大部分研究成果，虽然它对后者提出了许多中肯的批评。这些批评是导致它与比较创新体系在研究方法上具有共同性的原因，这些共同性的原因实际上大部分都可追溯到老制度主义者那里。但有所不同的是，正如青木昌彦(2000)自己所指出的，比较制度分析“试图在一个统一的博弈论框架下分析制度多样性的源泉和影响，而不仅是（如老制度主义者那样）将制度整理分类”。青木昌彦对老制度主义的批评确实击中了要害。
比较创新体系所承继的学术传统来自于熊彼特、老制度主义和德国历史学派。创新体系的概念最早是由弗里曼1987年在研究日本经济时明确提出的，但其概念渊源可以追溯到19世纪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李斯特的《政治经济学国民体系》(1841)强调了科学技术、教育以及制度创新对后进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比较创新体系理论框架的形成融汇了以下三个学派的成果：新熊彼特对技术变迁问题的研究，老制度主义关于知识与制度的深刻认识，以及历史学派对历史与比较方法的强调。比较创新体系研究方法的发展主要是基于近十几年来发展很快的国家和地方创新体系文献，而后者作为演化经济学的应用领域实际上是近年来非常流行的知识经济和网络经济研究的开拓者。由于知识结构的新颖以及与批判现实主义的某种一致性，它在未来更有发展前途。
六、结语
本文的基本结论是：老制度主义对比较经济学的新发展更具理论价值，比较创新体系的方法更值得进一步发展。但相对于新制度主义在我国的流行来说，目前只有屈指可数的学者在对老制度主义进行研究，比较创新体系更是鲜为人知，这种状况对比较经济学在我国的新发展来说是非常不利的。实际上，老制度主义在近十几年已得到复兴并产生了重要的创新，而新制度经济学自1998年以来的研究前沿却与一百年前凡勃伦的主题惊人的相似（贾根良，1999b）。因此，无论是在研究重点还是研究力量上，我们早就应该从新制度主义向老制度主义转移。
经济与社会体制比较范文 篇三
关键词：经济立法 国家立法 地方立法 存在问题 完善优化
胡锦涛同志在论述和谐社会时强调：“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1胡锦涛同志把民主法治置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诸要素中的首要地位，充分反映了民主法治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地位和价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法治经济，经济法乃振兴经济之法。从法治层面看，立法是其中首要的环节，是民主法治的前提和基础。立法是一种创制法律规范的活动，我国的立法由中央立法和地方立法所组成，研究和改进两者的关系，对加快我国法治步伐，提高立法质量，促进我国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及和谐社会的构建，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一、我国经济立法取得的瞩目成就
伴随着我国的改革开放，经济法应运而生。经过20多年的发展，从无到有，由浅入深，与时代同行，应对全球化挑战，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立下了汗马功劳，特别是经济立法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自第八届全国人大倡导尽快建立比较完备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以来，我国的立法出现了空前的繁荣，立法驶入了快车道。立法的发展十分迅速，立法的数量大量增加。据统计，从1949年10月至1978年底，我国制定了法律和法律问题的决定134件。党十一届三中全会至1998年底，制定了350多件。1从1999年开始，我国立法进入一个全面发展的新阶段。这些标志是，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依法治国，实行社会主义法治”的基本方略，第九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确立了这一治国的基本方略，从而将依法治理的实践和党十五大确立的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以根本法的固定下来，作为治国安邦总章程中一项重要的原则。与此同时，该修正案还确立了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确立了个体、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用根本法的形式确立其地位和作用，既是对改革和发展成果的肯定，又为今后的改革和发展提供了宪法依据。2003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响亮地提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其中包括“完善经济法律制度”、“全面推进经济法制建设”。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更是提出了“以科学的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的发展全局”、“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完善市场主体、市场交易、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法律法规”。进一步为经济法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可以肯定，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特别是我国加入WTO之后，不论立法的数量，还是立法的质量都有更大的提高。
从目前我国经济立法的情况看，我国宪法中有大量的经济制度和经济原则的规定。经济法在宪法的指导下，向国民经济管理领域长驱直入。由国家立法机关制定和通过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预算法》、《中国人民银行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税收征收管理法》、《对外贸易法》、《公司法》、《票据法》、《保险法》、《海商法》、《土地管理法》、《审计法》、《烟草专卖法》、《广告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一系列经济法律；由国务院主持制定和批准了《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私营企业暂行条例》、《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土地复垦规定》、《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增值税暂行条例》、《消费税暂行条例》、《外汇管理条例》等一系列行政法规；与此同时国务院所属的各部、委、办、局等机构也主持制定和批准公布了大量的经济行政规章，从地方立法看，地方性经济法规、经济行政规章的数量很大，质量也有比较大的提高。
二、经济立法中存在问题的法理分析
从上述我国经济法的发展现状可以看出，我国已初步形成了比较完善的经济法律体系。经济生活的主要方面基本上做到了有法可依。但同时，我们也必须清楚看到，在这种表面繁荣的背景下，我国经济立法工作，特别是地方立法还存在着许多困难和问题，体现在：
（一）中央立法与地方立法职能划分不明确
由于中央与地方立法职能划分不明确，造成地方越权立法、重复立法、分散立法的混乱现象，对此，必须采取一些行之有效的措施予以解决。所谓越权立法，即法律或行政法规明确授权由省、自治区人大及其常委会或政府制定实施条例、实施细则，而未授权给省会市和较大市的，省会市和较大市超越授权，在省、自治区之前，制定有关实施条例、实施细则。所谓重复立法，即省、自治区与省会市、较大市制定内容基本相同的地方性法规或政府规章。所谓分散立法，即本应由省、自治区制定的地方性法规或政府规章，省、自治区未及时制定，省会市鉴于实际所需而自行制定，其结果必然导致省、自治区内立法分散化。我国统一的市场必须有统一的法律，但统一立法并不等于集中立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多元的主体利益必须由多层次、多位阶法律规则的交互调整，但地方立法权的适当扩大并不必然导致“地方割据”。我们要清醒认识到，中国当今地方立法中存在的立法侵权、立法越权以及立法无序的现象却是客观存在的，其隐患无穷，给我国经济和法治造成了极大的损失，对此，我们决不能掉以轻心。这个问题业已成为制约我国法治建设特别是地方立法工作依法进行的一个突出问题。
社会经济体制 篇四
国有企业通过放权让利改革，经营机制发生了一定变化，但总体上没有取得根本性突破。产权关系没有理顺，政企不分问题突出，国有资产存量结构调整困难，折旧计提严重不足，明亏、潜亏企业达2/3以上。
在商品生产和流通领域，传统的指令性计划和行政命令协调已经受到根本削弱，市场供求机制已开始发挥基本的调节作用。农业生产已全部取消了指令性计划。工业生产的指令性计划占全部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已下降到只有5%左右，产品和服务的价格形成中，由国家定价的部分只占10%。生产资料的销售除一小部分仍受到各级政府的干预外，绝大部分已经进入市场。
在生产要素领域，不同程度地引进了市场调节，但行政性协调仍发挥着很大的作用。银行在社会资金融通领域的作用不断扩大，各种集资和证券市场快速发展，但银行的借贷活动仍受到各级政府的约束和干预，劳动力的流动性有了很大提高，土地的价值开始得到承认，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市场迅速发展，技术开始进入市场，知识产权概念逐渐普及。
在宏观经济管理领域，已从实物计划控制转向以信贷和财政为主的价值控制，但对金融的管理仍基本上依赖直接计划和行政手段。在社会资金流量的分配中，银行信用社融通资金占50%左右，政府、企业和居民自我积累占30%左右，证券市场和社会集资占20%左右，但银行的借贷活动仍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指令性计划的约束。货币政策管理侧重于银行借贷规模和现金发行量指标，而非通过控制基础货币来调节供应量，财政政策手段由于现行的税收体制和分级包干体制的原因很不灵活。
在对外经济方面，从基本封闭的经济体系初步转向开放性经济体系。改革15年来，我国对外贸易快速发展。1992年对外贸易总额达1650亿美元，成为国际上第十一个贸易国，总共实际使用外资988.3亿美元，其中1992年实际使用外资192亿美元，已登记注册的“三资”企业已超过10万家。但是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受到国内体制的严重牵制，对外贸易的管理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直接行政控制。关税减免情况严重，1992年实际征收总额占进出口总额的比重只有4.6%。
改革开放15年来，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格局初步形成，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迅速扩大，全面对外开放的格局逐步展开，已经具备了全局性整体性推进改革的条件。同时，在改革中也存在着许多不协调、不平衡。在发展多种所有制、放开商品市场、扩大对外开放方面相对快一些，而在国有企业改革、要素市场和宏观体制改革方面却明显滞后。现行体制在地区之间、城乡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部门之间，在微观搞活和宏观调控之间，在国内经济和涉外经济之间都存在着明显的不协调。国有企业产权关系不清，经营目标扭曲，各级政府部门的职责不清，盲目投资冲动强烈。部分生产资料如资金、土地等生产要素的价格“双轨制”造成了市场信号和市场秩序的混乱。计划、财政、银行在调控目标和手段上，缺乏有效的配合和协调，助长了投资和信贷的盲目扩张。这些问题，不仅影响着改革的深化以及产业结构的调整和经济的发展，而且影响着社会政治的稳定，迫切要求改革的综合协调和全面性整体推进，需要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进行总体设计。
从发展情况来看，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仍未解决。例如：由于政府职能转换滞后，投资增长过快，投资结构不合理的问题仍然突出；由于通货膨胀积累的压力较大，零售物价水平上涨的幅度仍然居高不下；由于国内需求过旺，加上外贸体制没有理顺，致使进口势头强劲，出口增长缓慢，出现外贸逆差；国家财政收入不能随着经济发展而同步增长，财政困难没有缓解。这些问题，主要靠加快改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才能从根本上解决。
从长远看，到20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要再翻一番，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到21世纪中叶，要使我国经济再上一个台阶，赶上中等发达水平；要使我国经济发展更多地依靠科学技术，不断提高国民素质，所有这些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实现，根本的出路在于建立一个新的有效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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