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文章 鲁迅的文章【优秀8篇】
不可否认的，鲁迅先生的作品闪烁着一种睿智的光芒，无疑，是美的。书包范文为您分享了鲁迅的文章【优秀8篇】，希望能够对朋友们的写作有一点帮助。
鲁迅的文章范文 篇一
[关键词]现代传媒；鲁迅；杂文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3）05-0077-04
作为现代杂文经典的鲁迅杂文，与包括报刊、杂志、出版在内的现代传媒有着广泛的联系。《新青年》《京报·副刊》《晨报·副刊》《语丝》《申报·自由谈》《莽原》《萌芽》等现代报刊都为鲁迅杂文的发展与成熟提供了重要平台。据粗略统计，“鲁迅杂文曾刊载于国内外一百多种报章杂志上。在报纸中，仅《申报·自由谈》就发表鲁迅杂文多达一百四十余篇；在杂志里，《语丝》发表鲁迅杂文也达一百四十余篇”。[1]除了上述报刊之外，鲁迅还在自己主编或参编的报刊上发表杂文，如《新青年》《国民新报·副刊》《莽原》《语丝》《奔流》《萌芽》《前哨》《文学月刊》《十字街头》《海燕》等等。
诚如钱理群先生所言，“报刊写作，不仅使鲁迅最终找到了最适于他自己的写作方式，创造了属于他的文体——杂文（鲁迅的杂文正是在这最后十年成熟的），而且在一定意义上，甚至成为他的生命存在形式。”[2]
一
报纸、杂志、出版等现代传媒构成了文学场域的重要部分，他们对文学的生产和传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借助文学生产场域中的报刊、杂志、出版，作品才得以在市场上流通，才可能获得读者的认可，所以可以说报纸副刊和文学杂志就是现代文学的主要传播介质。
首先，从文学场域的角度来说，在文学场中的每个作家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报纸、杂志、出版等现代传媒，因为它们为作家的创作提供了物质载体和历史平台。而鲁迅的杂文创作就肇始于报刊专栏，而报刊专栏也最终成就了鲁迅的杂文事业。
作为“释愤抒情”的精神文本，鲁迅的杂文最初就利用了专栏——报刊的一种特殊形式，对各类现象批评的同时表达自己的见解和感受。作为由《新青年》首创的报刊专栏，最初的“随感录”聚集了“五四”时期一批启蒙者，鲁迅也是其中的一员，这个专栏也成为鲁迅发表个人见解、参与启蒙的重要阵地。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由于文化身份的变化，鲁迅由一名特约撰稿人成为职业撰稿人。伴随着文化身份的转变，其杂文创作与报刊专栏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特别是《伪自由书》、《准风月谈》和《花边文学》三本杂文集中的大量作品就刊载在《申报·自由谈》上。
其次，报刊不仅成为鲁迅杂文的发表阵地和载体，更成为其杂文创作素材的重要来源。
诚如鲁迅所言，“从清朝的文字狱以后，文人不敢做野史了，如果谁能忘了三百年的恐怖，只要撮取报章，存其精英，就是一部不朽的大作。”[3]鲁迅让报刊上的各种材料进入他的杂文，这些材料在被移置到新的语境中后，经过鲁迅的补充和延伸，便改变了原先的面目，并产生与所引材料字面的本意所完全不同的新意义。如《随感录·二十五》和《随感录·三十三》分别采取内容“复述”和“摘抄”的手法来对严又陵的思想进行批判，可以视作他杂文“报章体”发展的端倪。上世纪30年代后，鲁迅的杂文写作更大程度上利用了上海发达的报刊网络，摄取各种报章材料为自己杂文所用，在大量引述别人文章以作“奇文共赏”，在对“他人的话语”的拆解与反思中，批判和抨击潜藏在这些话语背后的压迫和谬误，揭示这些话语背后的意图及其与权力的隐秘关系，撕破这种声音构成的意识形态网络，使之无法有效地行使它的能力。如《保留》一文引述了当时报章上关注的炸黄郛案和西湖枪案案犯被砍头示众的报告，进而联系社会上“童子爱国”、“佳人从军”的趣闻，叩问了一种颇为吊诡的现象：即每当国难当头之时，为何只有老弱妇孺来做真诚有益之事？十七岁的少年被以卖国罪砍首示众，那真正的卖国者当如何自处？看似没有联系的几则报道和几种趣闻在鲁迅杂文中被勾连交织到一起，在互动对话中由鲁迅稍加点染便道出了其背后所隐瞒的真相，表达了他浓烈的悲哀和义愤。《天上地下》则将毫无关联的四则报章新闻信手拈来，天上地下共同构成了一幅颇具怪诞意味的图画。四个表面上看起来毫无关联的报章故事，在鲁迅笔下被寓言性地置于一处，表达了鲁迅对中国人生命圈日渐缩小、国家即将沦丧于日本人铁蹄之下的担忧和愤怒。
再次，现代传媒对鲁迅杂文具有外在形塑的作用。由于鲁迅杂文同报刊杂志等现代传媒之间密切的依存关系，使得鲁迅杂文在体式、表意的曲直、艺术手法等多个方面都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和规约。
在杂文的体式上，鲁迅的杂文中既有议论时政兼及思想启蒙的“短评”，又有基于生存体验而生的“杂感”，还有偏于“释愤与抒情”的“杂文”，体式不一，富于变化，与报刊不无关系。报章杂志的具体需要与所处情境对鲁迅杂文有所影响：如《热风》式短评的发展与成熟，与《新青年》“随感录”栏目密切相关；有的放矢、指名驳诘的精短杂感，与《太白》的特色栏目“掂斤簸两”的稿约颇为相符；上世纪30年代那些富有游戏色彩的杂文，与《申报·自由谈》的“游戏文章”等栏目相关，也是对《自由谈》风格的适应。
在表意的曲直上，报章杂志的办刊风格与编辑的要求对鲁迅杂文也有所规约：如《语丝》周刊以提倡自由思想、独立判断为宗旨，鲁迅发表于其上的杂文也多为“纵意而谈”的杂感，且“富于俏皮的语言和讽刺的意味”。《语丝》停刊之后，鲁迅深感“没有了任意说话的地方”，因而此后的杂文便是于“可说之处说一点，不能说之处便罢休。”[4]如《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文集里的杂文就迫于言论压制和编辑的苦衷，变得“隐曲”起来，像“植物被压在石头下，只好弯曲的生长”。
在艺术手法上，报章杂志上的消息、新闻常常进入鲁迅杂文文本并成为其中的有机部分。如鲁迅在后期的杂文中大量转引、摘引报纸上发表的消息，然后再做各种解说，在话语的丛林中集束起思想的锋芒，使“言”与“意”之间产生微妙而有趣的关系。如《“光明所到……”》摘引了《字林西报》上的消息一则，看似平常却有特别之处，引文之后有的两个注分别对“胡适博士”的身份和监狱中犯人的“自由”给予强调，胡适言论的构造性就在括号内的两个注解的补充中不言自明。《迎头经》引用了报上常见的所谓“日军所至，抵抗随之”的说法，再在文中加以解释和补充，就使这字面背后所掩盖的真实情况如现笔端。《“立此存照”》中引用了一个名叫梦苏的人在《儿童专刊》上的文章，此文教训小学生对外侨必须持友好态度。在大段摘引了这篇文章之后，鲁迅指出了上述文章中所潜含着的声音，那种暗含杀机的、将中国人不当人的心理。大量的报刊消息、文章等以“引语”的形式进入鲁迅杂文，鲁迅让这些引语在他的杂文中“显现自身”，并通过对引语的解构来表达自己的声音和立场。这样的艺术手法使得鲁迅的此类杂文具有了类似巴赫金在论及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时所说的“复调”性特征，鲁迅让两种声音按自己的声部在杂文中各自行进，在相互层叠中凸显自己声音的真实性。
二
布尔迪厄认为，“我们可以在哲学场，政治场，文学场等等，与社会空间的结构（或阶级结构）之间，观察到一个完整系列的结构上和功能上的同源性；它们各自都有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有为侵占和排斥所进行的斗争，都有再生的机制等等。”[5]由此可见，“文学场”同社会空间中的其他场域一样，也存在着斗争。当然，这种斗争并非追求胜王败寇的结果，而是以一种精神意识的满足为目标，所谓的“侵占”和“排斥”也是指言说，以及言说的力度和受众对其言说的赞同度与跟从度，也就是取得言说空间和舆论空间。
而现代传媒作为“文学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是鲁迅在“无声的中国”言说个人话语、发出自己的声音的物质载体，另一方面，又是他试图争取的一个能够体现大众话语的言说空间和舆论空间。在这一空间中，话语权利的享有和争夺在某种程度上与生存环境可以等而视之。
对于报刊在思想启蒙、争取言论自由过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周作人曾在《语丝》的发刊词中有所声明：“我们这个周刊的主张，是提倡自由思想，独立判断，和美的生活。”而鲁迅在《越铎·出世辞》中对此也有所阐述：“爰立斯报，就商同胞，举文宣意，希冀治化。纾自由之言论，尽个人之天权，促共和之进行，尺政治之得失，发社会之蒙覆，振勇毅之精神。”[6]周氏兄弟之所以一再地倡导和强调言论自由，声明创办报纸杂志的目的就在于提倡自由思想，显然源于对严峻社会环境背景下言论不自由的深切意识，以及对言论空间、话语权的相当重视。而知识分子为争取自由发声的舆论空间，必然与公共权力机关及其代表的政治、权力发生冲突，这一点鲁迅在《文艺与政治的歧途》一文中也有所指明。在这里之所以没有使用哈贝马斯“公共空间”（或称“公共领域”），是因为哈氏所谓的“公共空间”主要是指介于公共权力领域和私人生活领域之间的一种社会批判空间，而鲁迅生活的时代这种“公共空间”所赖以存在的政治基础和公民基础并不具备，而鲁迅以他的杂文实践在“无声的中国”发出自己的声音，表达自己的话语，而这样的发声是借助包括报章、杂志、出版在内的现代传媒的平台才得以实现的。
首先，鲁迅与他人的多次论战均以报刊为平台而展开，也写了大量的杂文，比如他一生始终未放弃与陈西滢的论战，两人的论战肇始于《现代评论》杂志开设的“闲话”栏目，[7]从此展开了一场“闲话”和“并非闲话”的论战。《华盖集》《华盖集续编》中的大量杂文均与陈西滢及其所代表的“现代评论派”有关。《三闲集》中的多篇杂文涉及上世纪20年代末鲁迅与创造社、太阳社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二心集》中的多篇杂文则围绕着上世纪30年代初鲁迅与新月派的论辩、对民族主义文学的斗争；《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中则可见他与“第三种人”、“论语派”的论辩。上述论争中若他人的言论和文章是“别人的声音”，那么鲁迅的杂文创作则是在反“别人的声音”而发出“自己的声音”，彰显了作为独立知识分子的鲁迅对个人话语权的捍卫。此外，借助传媒这一平台，鲁迅以杂文文本表达了他的悲苦愤激。包括对时政的不满和愤怒，如《天上地下》《中国人的生命圈》《观斗》《赌咒》《战略关系》等；有对依附权势者的藐视，如《王道诗话》《出卖灵魂的秘诀》《大观园的人才》《言论自由的界限》《新药》等；有对殖民背景下上海商业文化的不满，如《上海文艺之一瞥》《“商定”文豪》《书籍和财色》《商贾的批评》等；有对底层民众悲惨境遇的深厚同情，如《推》《踢》等；有对国民精神劣根的愤激，如《我谈“堕民”》《水性》《铲共大观》等。
鲁迅杂文之所以被喻为“匕首”、“投枪”，不仅是指其对时弊反应的及时与攻击的有效，更主要的是指其中蕴含彰显着鲁迅对现实人生、传统文化和国民精神灵魂的深刻拷问。正是由于报纸杂志等现代传媒的发达，鲁迅借助这一现代传播媒介，通过杂文创作中“个人声音”的表达与言说空间的争夺，与他所处的时代建立了有机联系，在这一意义层面上，杂文便成为一种“释愤”、“抒情”的精神文本，使得鲁迅捍卫个人话语权，发出个人的声音成为可能。
其次，以现代传媒为传播介质和物质载体，鲁迅杂文成为反抗“被描写”的文本实践。
郜元宝先生在《鲁迅六讲》一文中指出，鲁迅在杂文中“发出那样咬牙切齿的警告”，他的杂文创作是反抗“被描写”的自我表达[8]。鲁迅强调“我们要觉悟着被描写，还要觉悟着被描写的光荣还要多起来，还要觉悟着将来会有人以有这样的事为有趣。”[9]这里所说的“被描写”，“主要说的是自己一方”，是指我们自己缺乏文化上的自主性，“自己不积极地认识自己，表达自己，不积极发出声音来‘描写自己’”，于是，就只有要别人（古人或外国人，或某个意识形态的权威）来代表自己，或者用别人的话语来描写自己，从而使自己处于“被描写”的地位，也即被主宰与被奴役的地位。而且，“积久成习，不仅不以为耻，反而以为‘有趣’，觉得‘光荣’”。[10]因此，鲁迅终其一生都在从事着“反抗‘被描写’的”奋斗与努力，并且在反抗中还原真实、“描写”自己。
鲁迅在《灯下漫笔》中也曾指出，外国人之所以赞颂中国文明，“其一是以中国人为劣种，只配悉照原来模样，因而故意称赞中国的旧物。其一是愿世间人各不相同以增自己旅行的兴趣，到中国看辫子，到日本看木屐，到高丽看笠子，倘若服饰一样，便索然无味了，因而来反对亚洲的欧化。这些都可憎恶。”[11]这段话直指外国人对中国文化的猎奇和偏见，以及这种猎奇和偏见)www.shubaoc.com(中所潜隐的文化中心主义。正如萨义德所言，“每一个欧洲人，无论他就东方说些什么，他最终还是个种族主义者、帝国主义者、地道的种族中心论者”[12]，言明了文化身份对人的思考和言说的影响与规约。可以说，“看与被看”的模式不仅存在于鲁迅小说中，而且在他的杂文中也一再揭示这种“看与被看”的情境，即外国人带着猎奇和偏见心理“看”中国，而中国则成为按照外国人的利益和趣味重组的“被看”的对象，“看”者在“俯视”和“误读”中描绘着“想象的中国”。因此鲁迅从传教士写的《支那人气质》，从西方的电影与文学中，看到中国人如何被描写成奇特的、低劣的人种，他一方面提醒国民要觉悟于这种“被描写”，积极地表达自己、认识自己、发出自己的声音，“是黄莺便黄莺般叫；是鸱鸮便鸱鸮般叫”[13]：
“我们已经不能将我们想说的话说出来。我们受了损害，受了侮辱，总是不能说出些应说的话。拿最近的事情来说，如中日战争，拳匪事件，民元革命这些大事件，一直到现在，我们可有一部像样的著作？民国以来，也还是谁也不作声。反而在外国，倒常有说起中国的，但那都不是中国人自己的声音，是别人的声音。青年们先可以将中国变成一个有声的中国。大胆地说话，勇敢地进行，忘掉了一切利害，推开了古人，将自己的真心的话发表出来。只有真的声音，才能感动中国的人和世界的人；必须有了真的声音，才能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14]
另一方面以现代传媒为平台，鲁迅在自己的杂文中坚持对中国国民正视的现实精神，直言国民精神上的劣根性。如批评中国国民的“看客”心理（如《娜拉走后怎样》《偶成》《铲共大观》），面子与做戏（如《说“面子”》《宣传与做戏》《现代史》），势利与中庸（《忽然想到七》《通讯》《无声的中国》），无特操（《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马上支日记》），十景病与其他（《再论雷峰塔的倒掉》《中国人的奇想》）等。
可以说，在鲁迅的杂文中始终贯穿着他对“生命”的执著和对“人间”的执著，即那种时时刻刻进行着的对被主宰、被奴役的反抗。在这一意义上，鲁迅的杂文是对“被描写”的境地的反抗，一种摆脱屈辱的“他者”位置，使主体获得自主地位的努力。
总之，现代传媒使作家的写作状态不再是传统意义的自产自销，而是将作家及其作品引入到文学场域之中。在这样的文学场域之中，作家的文化身份不仅仅是富有个性化的精神生产者，而且成为具有强烈参与意识的社会批判家，以文学创作的方式参与到民族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借助包括报章、杂志、出版在内的现代传媒，鲁迅通过杂文创作言说自我、指涉他人，抒发内心涌动的情感，宣泄胸中不平的愤怒。简言之，现代传媒既为鲁迅提供了社会批判和杂文写作的阵地，更重要的是，鲁迅利用这一空间和这块阵地，使杂文写作成为对话语权的争夺和享有，他以杂文书写使舆论空间与被排斥的沉默的大多数之间产生了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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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925年5月30日《现代评论》发表陈西滢的专栏文章《闲话》，鲁迅的反驳文章《并非闲话》，载于6月1日的《京报副刊》，《我的“籍”和“系”》载于6月5日的《莽原》周刊第7期。
[8][10]郜元宝。鲁迅六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131，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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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转引自王岳川。后殖民主义与新历史主义文论[M].青岛：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47.
鲁迅的文章 篇二
关键词 中学生 鲁迅作品 必要性 意义
中图分类号：G633文献标识码：A
20世纪20年代初，鲁迅作品就已经作为白话文的典范而进入了当时的中学语文教材。然而时至今日，却对中学生学习鲁迅是否有意义发生了质疑，当前国内中学语文教育界更是在一个时期内刮起了弃鲁迅之风，何故？针对这些问题，本文将结合已有的研究结论和相关规定尝试对此做出初步探索和解答。
1 鲁迅作品取舍之“争议”
据以往研究资料表明，舍弃鲁迅文章概括而言主要是基于以下几种考虑：一是认为鲁迅作品文白不通，晦涩难懂；二是认为鲁迅喜欢骂人，文辞尖锐刻薄，不符合现代和谐精神；三是认为学生难懂，教师难教；四是认为鲁迅作品时代久远，“阿Q”的时代已经远去了，等等。在此笔者认为，这些或许应属于对鲁迅和鲁迅作品认识上的“偏误”了。
对鲁迅作品的非议自然很多，现今中学生学习鲁迅到底有意义吗？从语文课程几十年的现代化进程上看，自文道之争后，新制订的语文课程标准说“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可以视为沿袭至今的标准。语文课程不仅要培养学生应用语言文字的能力，还承载着文化熏陶的功能。但从2007年开始，从北京语文教材“大换血”开始，引起社会巨大反响。其两位主编称“语文教材中的‘课文’与作为教材编写素材的原创文章、作品和其它社会读物是有重大区别的。对于这里的“重大区别”，李林荣教授在他的文章中提出见解认为，“这里的‘重大’区别，在满足‘遵循国家意志’的前提性要求之余，显然，也还必须满足教育和教学的最起码、最一般的规律――这也就是：教育必须致力于从低往高地提升受教育者的素质，而不能止于对受教育者现有的素质水准做出俯就、迎合之态。”依照以上标准，如果编写者仅仅以顺时求新的名义而将那些所谓的老师“难教”学生“难学”的课文排斥在外，都是没有说服力的。
何况这些非难就是“属实”吗？笔者并不如此认为。
2 鲁迅文章是“晦涩”还是“艺术”
2.1 语言的艺术性
鲁迅先生语言之犀利，刻画、修辞之精准独到，为很多人所赞同。鲁迅先生对人物的刻画入木三分，将幽默和讽刺的艺术手法运用的淋漓尽致。例如，被众多学者称为“经典中之经典”的《阿Q正传》中：“因为从来不朽之笔，须传不朽之人，于是人以文传，文以人传――究竟谁靠谁传，渐渐的不甚了然起来，而终于归接到传阿Q，仿佛思想里有鬼似的。”这句话中，前面几句文言显然是称引的，过去的文人总是摇头晃脑的自命不凡，将不朽之笔与不朽之人相互标榜，然后最后都朽了。鲁迅这样写实际上是讽刺过去那些酸朽的文人，鲁迅文章中这种幽默讽刺杂出。又如“夫文章者，将来恐怕要变秀才者”一句，则是用庄重的口吻讽刺赵太爷们的封建思想。这不正是语言的艺术吗？语文强调培养学生的语言运用能力，那么是不是能够说出流利的话，极少不能识别的字便算作是熟练掌握语言文字的运用能力呢？结构主义叙事学强调小说语言的“陌生化”和叙事技巧的“陌生化”，什克洛夫斯基在《艺术作为技巧》一文中提出：“艺术之所以存在，就是为使人恢复对生活的感觉，就是为使人感觉事物，使石头显出石头的质感。艺术的目的是要人感觉到事物，而不是仅仅知道事物。”他认为，只有“陌生化”的语言才具有文学性。我们纵观鲁迅众多小说作品，可以随处可见陌生化的语言和典故的巧妙运用。将一个典故运用到另一个语境中，发生奇妙的变化，促使主题的产生。例如鲁迅小说《祝福》中，“她未必知道她的悲哀经大家咀嚼赏鉴了许多天，早已成为渣滓，只值得烦厌和唾弃；但从人们的笑影上，也仿佛觉得这又冷又尖，自己再没有开口的必要了。”“赏鉴”本是欣赏、鉴赏之意，而在这里，却让人看出鲁镇的人们冷漠麻木的人性了。鲁迅的小说语言技巧运用纯熟，如果说他的文章是文白不通的，那么那个白话文刚刚改革的时代，所有人都要被否定了？何况鲁迅还是当时公认的白话文运用得最好的一个。
2.2 作品呈现方式的艺术性
鲁迅的作品，不仅语言充满艺术性并且小说的叙事形式也是有很高艺术价值的。《阿Q正传》这篇小说由隐含作者以及叙述者构成，隐含作者“承担着作家的理想的价值功能”，叙述者由作者承担叙述任务，如果我们的分析仅仅停留在叙事者层面，仅仅分析到阿Q的形象，认为他仅仅是精神胜利法的人物的代表，那么还是浅显的。仅从故事本身分析也自然无法分析出鲁迅在1933年《再谈保留》一文中说到的，“《阿Q正传》是要暴露国民的弱点”。鲁迅还说，“中国国魂中有三种魂，即官魂、匪魂和民魂”“唯有民魂是值得宝贵的，唯有他发扬起来，中国才有真的进步。”小说中阿Q在不同的环境下，做出不同的反应，可以看到他无原则的盲目地俯首于以官与匪为代表的封建伦理。这种多视角的叙事方式使一个人的性格完全呈现出来，让我们看到一个完全没有自我意识、没有民魂的中国大众。如果说阿Q的时代已经过去，那么现今所有人都有独立的个人意识了吗？是“晦涩”还是教师没有正确引导学生欣赏文章的艺术性呢？
鲁迅作品的语言艺术和呈现方式的艺术性，是中国现代文学中不可多得的财富，是有独特地位的。不仅仅小说如此，而且鲁迅先生的散文和杂文也同样如此。
3 鲁迅作品学生真的不能接受吗
对于这种认识，我们需要澄清的是，这是主观臆断还是实际调查的结论呢？中国所有的中学生都如此认为的吗？有人对青岛及其它数个省市的几百名中学生阅读鲁迅作品的实际情况进行了认真调查。他们所得出的总体结论是：多于半数的中学生是愿意或比较喜欢阅读鲁迅作品的，不愿意、不喜欢阅读和反感阅读鲁迅作品的学生所占比例则相对较小。这些愿意或比较喜欢阅读鲁迅作品的中学生认为，鲁迅作品虽然难懂一些，但读起来觉得有意思，有味道，有嚼头，读后收获比较大。认为那些一看就懂、一品就透、过于浅显明白的作品，读起来反而觉得没有多大意思，印象不深，收获也不大，老师也很难讲出多少道道，听起来往往淡而无味，缺少启发性和吸引力。虽然全国范围的实际调查较为困难，但是上述调查结果却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当前大多数中学生对于鲁迅作品是喜欢的，是愿意阅读的，这无疑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鲁迅作品的解读以及对学生兴趣的培养，是语文教师应该给予高度关注的。正如钱理群教授所说：“这里我想强调的是，我们不能低估中学生，特别是高中学生对社会、对人生、文学问题的关注、思考与理解的欲望与潜能。”鲁迅作品，正是白话文以来对中国社会、人民生活、国民性的艺术式反映。高中生的心理发展已经相对成熟，在接受能力方面存在很大潜质，这种关于民族、人性的思考的作品，有利于对他们进行思想的启蒙和引导。
4 鲁迅文章都是文辞尖锐的吗
据以往教材对鲁迅作品的选编可以看到这种说法并不能成立。
在2000年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写的《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实验课本》中对鲁迅作品的选文如下：
注：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为2006年版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为2007年版
从以上篇目可以看出，教材中对于鲁迅文质兼美的散文以及小说作品是大量保留的；而对于鲁迅的一些时代性过于强烈的、革命性过于鲜明的、言辞过于生硬冰冷的文学作品，在和平年代的今天则是可以适当少读或选读的，但并非完全舍弃鲁迅的所有文章。而事实上，在鲁迅先生的众多文学作品中，也有许多类似于《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社戏》这样富于童趣的、温馨的、洋溢着生活情趣的作品，而通过学习这些文学作品，对于培养中学生的文学素养则不无益处。
可见，我们对于鲁迅作品在中学课本中的意义不能一概否定，更不能“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时代在进步，对于传统作品，应该理智看待，同时正视我们生活的时代。
5 必将取的与必将舍的
王锡荣教授在《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读鲁迅？》中谈到：“问题在于书有无阅读价值，究竟以什么来衡量？我想至少要有两点：一曰思想价值；二曰文学价值。”文字的生命力在于其体现出来思想是否为民众所需要。那么鲁迅思想核心是什么呢？王得后教在《致力于改造中国人及其社会的伟大思想家》中提出鲁迅的思想核心为“立人”。在《鲁迅在二十一世纪》中再次提出“‘立人’是鲁迅一生要做和在做的大题目。”
笔者认为，不管是从思想价值还是文学价值，中学生学习鲁迅的部分文章都是有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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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文章 篇三
其实，不只是在生活中，鲁迅先生在自己的文章里对色彩的运用也是极为高明的。如果细细加以琢磨，不难发现他的文章中许多地方的颜色都包含着深层含意，决非随随便便写来。
如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有有关百草园景物的描写：碧绿的菜畦，紫红的桑椹，肥胖的黄蜂，还有各色各样的菜花，鲜艳美丽的珊瑚珠样的盆子……你简直就像进入了一个童话王国，多么美丽，多么绚烂！而这一切又都是充满了活力，充满了生机的。难怪它对儿童具有这么大的诱惑力，难怪童年的鲁迅称它为自己的乐园了。
再看三味书屋，作者是这样写的，“从一扇黑油的竹门进去”。请注意那个“黑”字，黑色似乎总是带给人神秘，带给人恐惧。这是不是也暗示了童年的鲁迅告别自由自在玩耍的孩童生活，即将进入私塾读书时内心的惴惴不安呢？因为上文中就写到孩提时的鲁迅是将家人送他进私塾读书看作是对他顽皮的一种惩罚的。难怪先生家那扇黑色的竹门对他来说是个神秘莫测的未知数了。
同样是描写少年时代生活的小说《社戏》中的色彩描写也是极为成功的。小说中最富有诗意，最引人入胜的地方莫过于夏夜行船、船头看戏、月下归航这几个片段。而这几个片段中恰恰都有极为传神的色彩描写。如白篷的船、碧绿的豆麦、朦胧的月色、淡黑的起伏的连山、乌油油的罗汉豆，这些以黑白颜色为基调的事物组成了一幅清新迷人的夏夜江南水乡水墨画，真叫人心驰神往。而少年们的趣事便发生在这美丽的图画中，景美，人美，情更美。社戏在作者的笔下则是另外一种味道了，戏台是灯火照耀中的，是满被红霞罩着的。戏台上的人物是红红绿绿地动：有穿红衫的小丑，有套了黄布衣的跳老虎，有蒙了白布的蛇精，这却又是一幅色彩斑斓的杨柳青年画了，热热闹闹，欢欢喜喜，表现了江南农村特有的风俗民情。不管是水墨画也罢，年画也罢，作者对大自然的热爱，对本土文化的眷恋却是显而易见的。
如果说《社戏》中的色彩是清新迷人，包含着轻松愉快的感情的话，那么《故乡》中的色彩要黯淡、沉重了许多（除回忆部分外）。当“我”回到阔别二十多年的故乡时，见到的是阴晦的天气、苍黄的天空，这毫无生气的颜色不正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贫穷的旧中国的真实写照吗？中年闰土的脸色是灰黄色的，这暗淡无光的颜色不又是深受层层盘剥、苦苦挣扎着的旧中国广大农民的共同脸色吗？故乡先前也有美：深蓝的天空，金黄的圆月，碧绿的西瓜地，紫色的圆脸，明晃晃的银项圈，红活圆实的小手，这一切多么美啊。可这些富有生命力的美的颜色却被旧时代这张大嘴残忍地吞噬了，剩下的只是苍黄的天、灰色的脸。但作者还是寄希望于未来，所以他又让那深蓝的天空、金黄的圆月、碧绿的沙地在结尾时再现一次，那是在憧憬着美丽多彩的新社会的到来。
在小说《孔乙己》中，作者则借助主人公的脸部颜色来反映主人公的命运和遭遇。孔乙己刚出场时是青白脸色，那是因为好吃懒做，不晒太阳却又半饥不饱的缘故，又不可能吃得红光满面的，所以只能是青白色的。可这脸偶尔也有红的时候，那是在遭人取笑时“涨红了脸”，因为到底是读书人，还没有修炼到厚颜无耻这一步。待被人揭到连半个秀才也捞不到的短处时，脸上又“笼上了一层灰色”。这“灰”色不就代表了失败者的颜色吗？等到被人打折了腿，脸上是“又黑又瘦，已经不成样子”。如果说孔乙己以前还因为自己是读书人要要体面，脸上还洗得白净些，现在被同是读书人的丁举人（只不过是爬上去了）摧残得以手代脚，连起码的生活自理能力都丧失了，脸上除了黑色，还能有其他颜色吗？他只能悄悄地死去，走完一个旧时代知识分子黑色的人生之路。这青白、红、灰、黑，寥寥几字，却注满了鲁迅对孔乙己的批评、不满、同情、怜悯之情。
鲁迅的文章范文 篇四
关键词：鲁迅；讽刺；白描；谩骂；嬉笑
中图分类号：J05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4-9324（2012）06-0247-02
我们认识鲁迅，了解鲁迅，主要是我们学过他很多富有艺术表现力的文章，有小说、散文和杂文等。这些作品中最抢眼的当数鲁迅先生作品的语言，尤其是他语言的讽刺手法，从中看出鲁迅观察之深刻，谈锋之犀利，出语之机智，修辞之巧妙，文笔之简洁，真可谓别具一格。鲁迅并不简单的把自己所处的社会看成“垃圾桶”，而认为它是“一间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铁屋子”。里面有许多人，熟睡的，较为清醒的，鲁迅对他们进行了讽刺。讽刺是鲁迅最为得心应手的锋利无比的解剖刀，不过，他所解剖的不是人们的肉体，而是一切恶势力及其所统治的罪恶社会，以及那些被传统心理扭曲了的病态灵魂。不管被讽刺者如何痛楚躲闪，他只是冷静举刀径刺，让社会的血淋淋暴露无疑。鲁迅的讽刺不仅满怀冲破“铁屋子”渴望，而且饱含医治的热情和疗救的希望，从中我们看到了鲁迅对祖国和人民倾注的全部热情与对恶势力的全部的憎恨。鲁迅先生得心应手的使用了讽刺库中的种种武器，或冷峻辛辣，或调侃戏谑。总之，嬉笑怒骂皆成文章，这突显了鲁迅先生文学大师的风采。从艺术方法看，鲁迅的讽刺手法可分为三类：
一、白描式的讽刺
这类讽刺并不通过人物形象或故事情节的具体描绘，有时也不借助抒情议论，只是运用平白、朴实的语言，特别是使用精当的动词、形容词，极省俭而又极准确地突现最本质的矛盾，聊聊数语，看似信手拈来，其实一字千金，一语中的，极耐咀嚼，这是鲁迅惯使的白描手法在讽刺中的独到运用。例如，“他们没有杀人的罪名，又偿了心愿，自然都欢天喜地的发出一种呜呜咽咽的笑声。”（《狂人日记》）吃人者“欢天喜地地”，却又“呜呜咽咽”，是笑，还是哭呢？鲁迅将两个具有矛盾性对比色彩的词语放在一起，淋漓尽致的剥去了丑陋者虚掩的庄严、神圣的外衣，把吃人者的凶残本质、虚伪心态、卑劣手段，一下子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了。“……所以回家之后不几天，也就装在了花轿里抬去了。”“……用绳子一捆，塞在花轿里，抬到男家……”（《祝福》）对于祥林嫂的悲惨遭遇，鲁镇的人们是把它当“故事”来鉴赏咀嚼的，男人们听了“没趣”的走开了。这些老女人“特意”来“寻”“满足”，待到祥林嫂动情的呜咽了，他们才“陪”出眼泪来，并且“评论”着。把祥林嫂的悲惨故事，当成了笑料“咀嚼鉴赏”，在当时社会是故事发展的必然逻辑。逼迫祥林嫂改嫁是“装”“塞”。鲁迅用这些带有眼泪的形容词、动词等，刻画了“铁屋子”里“熟睡”的人们。“哀其不幸，怒其不争”针对的就是这些愚昧的国民。在这里，作者没有大段的具体描绘或议论抒情，只极经济的用几个饱含讽刺意味的词句，就如此准确写到了“熟睡”人们病态心理的深层。我们掩卷深思，会在含泪的痛苦的笑声里，深味出被封建传统文化氛围所禁锢而造成的巨大精神内伤，从而深刻体会到作者“必须改变他们的精神”，改造国民素质的伟大思想。这就是鲁迅用白描式手法批判麻木国民的鲜活例证。
二、谩骂式的讽刺
中外反动派的倒行逆施使人忍无可忍，白色恐怖的浓重窒息使人喘不过气来。面对这样的现实，鲁迅不避艰险，怒向刀丛，采用了怒骂式的讽刺，把久郁心中的无比愤慨化为投枪、匕首，向敌人刺去，这是战斗日益激化的反映，是鲁迅在极端困难的环境里愈战愈勇的见证，从而起到了强烈的讽刺作用。例如，“好个政府的‘友邦人士’！是些什么东西！”“好个‘友邦人士’！日本帝国主义的兵队强占了辽吉，炮轰了机关，他们不惊诧；阻断铁路，追炸客车，捕禁官吏，枪毙人民，他们不惊诧。中国统治下的连年内战，空前水灾，卖儿救穷，砍头示众，秘密杀戮，电刑逼供，他们也不惊诧。在学生的请愿中有一点纷扰，他们就惊诧了！”（《友邦惊诧论》）读这段话，我们仿佛看到怒火中烧、怒不可遏的作者在指鼻怒骂敌人，字里行间充满了对敌人的憎恶和轻蔑，这就是鲁迅怒骂式讽刺独特的战斗风格，句中连用反复、排比，犹如连续刺去的一把刺刀，剖开“友邦人士”的险恶用心，撕去洋主子的伪善面纱，戳穿“党国”的奴才嘴脸，而在一连串具有浓郁色彩的抒情句中，大量溶入反语，这就是鲁迅怒骂也成了文章的讽刺手法，大大增强了文章的战斗力和讽刺效果。
三、嬉笑式的讽刺
鲁迅文章 篇五
可是我们之后的另一代人，他们只把鲁迅看做遥远的中国故事里一个传说的片段，一个好像听说过的人。他们是新新人类，已经十分惧怕鲁迅先生的文章，更不能理解他的文章里的象征意义。君不知当今中学生有三怕：一怕文言文，二怕周树人，三怕写作文。这所谓的“怕”，充分说明了他们对于这位伟大的文学家的无知和无奈。
这是一个民族的遗憾，也是中国文学史的遗憾。新新人类是祖国的未来，他们有权利选择自己去读谁的文章，他们也有权利选择去崇拜谁。青年人缺乏历史经验，我们可以谅解，但遗憾的是，我们当中有一些学者和文化大家，对于鲁迅的所作所为先是保持了沉默，然后又采取了避而不谈的态度。我们首先应该坚定自己的立场，大力地宣扬鲁迅的思想，引导广大青少年去阅读鲁迅，热爱鲁迅，保持鲁迅的战斗精神，用紧迫的民族使命感去创建理想的和谐社会。
鲁迅的精神是永远不会消失的，鲁迅不但是当时那个时代的思想家和文学家，他也是一个从民族文化的熔炉里走出来的英雄。我们没有必要去嫉妒他的丰功伟绩，也没有任何理由去否定他对这个伟大民族的解放所付出的辛勤劳动。
也许在社会发展和国际接轨的历史巨变中，我们的思维方法已经发生了巨大的转变，我们的视觉所触及的范围已经更加广阔，我们接受新新文化的能力已经大大增强，同时我们也学会了享受和娱乐，但是当我们每天每夜守着电视或手机看着那无聊的戏剧，空虚而寂寞地打发难耐的时光时，那光阴已经从我们的手指缝悄悄溜走，殊不知皱纹已经不知何时爬上我们的额头。有位著名文学评论家做客电视访谈节目时，断然地说，中国这三十年没有真正的文学，他已经三十年没有问津过文学评论的事了。
我们阅读今天的文章，固然有很多的收获和意外，也不乏感动和激励。但是我们已经忘记了文学的重大历史使命，因为我们从事创作的人也是为了迎合读者的心理和赚钱，而读者对于文章的点击，主要也是看是否适合自己的胃口和阅读水平。作者在家里苦思冥想地构思世间本不存在的东西，眼睛只瞅着银行卡上的钱是否已经打来，读者吊着膀子在电脑桌旁等待那满是错别字的长篇小说，熬得眼睛通红茶饭不思，而纸质文学的图书馆里，门可罗雀，尤其是每到开学时，儿童学习教辅书店门前人山人海是何等的壮观。孩子要上学要找工作，鲁迅的篇目能值多少考分，这就是中国文学和中国人阅读需求的现状。
我同情着鲁迅，我怀念着鲁迅，他还在祖国的大江南北为中国苦苦奔走着吗？如果是，先生看到当今这个时代对自己作品的漠视，他那本来就爱生气的脾气，不知会爆发成怎样的呢？我希望善于觉醒的中华民族，有一天会突然想起鲁迅，感念鲁迅的功德，再一次让祖国的新新人类们骄傲地夸耀：中国，有一位伟大的文学家，他的名字叫鲁迅。
说完这些话，我深吸了一口烟，借着烟头的火光，我默默祭奠这些已故的中国文化英雄，他们的笑脸一张张在我眼前浮现，果然还是那么年轻和充满希望。
（选自《时文博览》2012年4月，有删改）
阅读上文，回答下面的问题。
1.下列对文章内容的分析和理解，有误的两项是（ ）
A.作者认为新新人类只把鲁迅看做遥远的中国故事里一个传说的片段，已经十分惧怕鲁迅先生的文章，更不能理解他的文章里的象征意义。
B.作者认为应该坚定自己的立场，大力地宣扬鲁迅的思想，引导广大青少年去阅读鲁迅；只有热爱鲁迅，才有民族使命感去创建和谐社会。
C.鲁迅不但是当时那个时代的思想家和文学家，他也是一个民族文化的英雄。我们没有必要去嫉妒他的丰功伟绩，没有任何理由去否定他的辛勤劳动。
D.我们阅读今天的文章，固然有很多的收获和意外，也不乏感动和激励。但是我们已经忘记了文学的重大历史使命，其中包括许多作者和读者。
E.作者希望善于觉醒的中华民族，有一天会突然想起鲁迅，感念鲁迅的功德，再一次让祖国的新新人类们骄傲地认为中国伟大的文学家就是鲁迅。
2.文中结尾写道：“说完这些话，我深吸了一口烟，借着烟头的火光，我默默祭奠这些已故的中国文化英雄。”这样写有何作用？
答：
3.作者为什么要以“鲁迅离我们到底有多远”为题？请简要回答。
答：
4.请结合我们学过的《故乡》《记念刘和珍君》《藤野先生》等文章，谈谈鲁迅的人格魅力。
鲁迅的文章 篇六
【中图分类号】G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0-9889（2012）07B-0016-01
鲁迅作品教学是中学语文教学的重头戏。不幸的是，鲁迅作品已成为很多教师和学生畏惧、排斥的对象。流行于中学校园里的“一怕作文，二怕文言文，三怕周树人”的口头禅，就反映了这种尴尬的现状。
我们不禁要问：是鲁迅作品不好吗？过时了吗？鲁迅作品教学出了什么问题？我们应该如何加以改进？
首先，我们要正确认识鲁迅及其作品。时下贬低鲁迅、主张删除鲁迅文章的声音不绝于耳，对此我们尤其需要严肃思考、澄清疑问。
鲁迅是20世纪中国最有影响力的作家之一，他对中国文化及中国人的了解极其深刻、其描述极富独立性和艺术性。鲁迅融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三位于一体。鲁迅的精神已成为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标志。作为鲁迅精神体现的鲁迅作品，它怎么可能不合时宜、该被淘汰？我们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我们的时代和社会需要鲁迅精神，中学语文教学需要鲁迅作品。对鲁迅及鲁迅作品的排斥、贬低，恰好证明我们的社会和语文教学出了问题！
从社会方面来看，鲁迅曾被当做“新文化运动的旗手”“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其革命性被过分强调，而其作为文学家、思想家乃至凡人的一面被掩盖了，于是物极必反，人们一提到鲁迅就联想起“横眉冷对千夫指”的斗士形象。这不是鲁迅本身的错。另一方面，现在的社会文化价值观多元化，人心浮躁，肤浅娱乐流行，受冷落、排斥的又何止鲁迅和鲁迅的作品？
从语文教学看，长期以来我们总在用权威的方式向学生灌输所谓的权威理解。讲《阿Q正传》必强调辛亥革命失败教训，讲《祝福》只会提“四条绳索”，学生的自主阅读和个性阅读完全没有了。当然，读鲁迅作品是有难度的，因为它是有深度的。北京大学钱理群教授指出：“说到底，要提高鲁迅作品教学质量，关键还是教师自己先要读懂鲁迅作品，并且有自己的理解和把握。”现在的问题是许多人因自己没有读懂鲁迅作品而排斥它。排斥鲁迅作品的原因还有教育的功利性。许多学生认为鲁迅的文章思想难以理解，语言半文半白，对于诸如考试作文之类没有那种立竿见影的模仿效用。
既然鲁迅的作品重要，不可“删除”，而鲁迅作品的教学又存在很大的问题，那么我们该如何改进我们的教学？一句话，就是要运用新课标的理念，尊重学生的个性阅读，在当代文化语境中实现与鲁迅平等真实地对话。在具体的操作上，我们要做到以下几点：
1.引导学生全面认识鲁迅。教师不再贴标签式地以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三个词来介绍鲁迅，而是让学生认识活生生的、可爱可敬的鲁迅，了解他的家庭、经历、情感等。我们必须改变长期以来形成的空洞、扁平和意识形态化的鲁迅形象，使学生喜欢鲁迅，愿意亲近鲁迅，从而走近鲁迅的精神世界。
2.落实新课标精神，明确鲁迅作品教学的目的和要求。新课标把语文学科的性质定为“人文性与工具性的统一”。中学语文教育是为了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和语文能力，充分发挥其个性。而鲁迅作品恰好是我们目前能接触到的最好的学习材料之一。这是因为：第一，鲁迅的作品思想深刻，内涵丰富，体现了鲜明的立场和是非标准，体现了独立的思考和独立的人格。第二，鲁迅的作品文字优美、细腻、深刻，是现代汉语的典范。因此，培养中小学生的语文能力，鲁迅作品理应成为学习范本。鲁迅的作品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入编中学教科书。对此鲁迅曾明确表态他不愿意，因为鲁迅所提倡的是“疑”，他只是发现问题，引起人们的注意，例如他在《药》中就没有开出什么“药方”。如果我们用鲁迅当年坚决反对的方法——也就是让学生“信” ——来教学鲁迅作品，那岂不是悲剧？所以我们必须把鲁迅作品教学和新课标的理念结合起来：教学鲁迅文章，是为着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和语文能力，是为着充分发挥学生的个性。
3.立足学生实际，提高师生阅读素质。鲁迅的作品感情强烈，思想、文化的内涵丰富而深刻。相应地，其语言表达也深奥含蓄。不顾学生的年龄、阅历和知识水平，对鲁迅作品过度阐释，这已是鲁迅作品教学的顽症。比如教学《祝福》一文，要学生必须掌握“内中一个破碗，空的”一句中形容词的作用，鲁四老爷陆续说的三个“可恶，然而……”中省略号的“深刻含义”……如果翻翻新中国成立以来出版的各种鲁迅作品教学参考书，多如牛毛的此类鲁迅作品的“教学圣经”则会让人崩溃！现在是到了回归“因材施教”传统的时候了，也就是要立足学生的实际来教学鲁迅的作品，不可拔苗助长和生硬灌输。
鲁迅的文章范文 篇七
关键词：高中语文；鲁迅板块；教学
中图分类号：G633.3 文献标志码：A ？摇文章编号：1674-9324（2014）02-0159-02
随着高中课改的进一步深入，作为课程改革的一个重点部分——课程结构的调整，特别引起了在高中教学第一线的教师的注意。
新的高中课程方案，已经将原有的“学科—册—单元—课”的单调课程结构形式，改革为由“学习领域、科目、模块”三个层次构成的有机形式。其中对于“模块”教学设置，更是对课程结构的一次大的变革。语文作为一个单独的科目，由若干个模块组成。模块之间既相互独立，又反映学科内容的逻辑联系。每个模块都有明确的教育目标，并围绕某一特定内容，整合学生经验和相关内容，构成相对完整的学习单元；每一模块都对教师的教学行为和学生学习方式提出要求与建议。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在十个多月的教学工作中，对一个作家及其相关的作品在教学实践中产生了一些感触与想法。这个作家就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巨匠——鲁迅。如果说雨果是法国文学史无法绕开的大山，那么鲁迅就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乃至中国文学史无法绕开的大山。所谓：“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现行高中语文（必修）教材及读本中一共收入了七篇鲁迅的文章，其中小说两篇：《祝福》、《药》、《阿Q正传》；散文兼杂文三篇：《〈呐喊〉自序》、《拿来主义》、《记念刘和珍君》。现行的语文读本中鲁迅的文章暂不一一列举，而在教学过程中，对于鲁迅作品阐发探究时又必须要引入另外一些相关的鲁迅的作品以及鲁迅的评传、事略，相关的纪念文章等等。单从篇幅上看，鲁迅及其作品在高中语文教学中可谓重中之重，教材中所有的作家更是无出其右者。
同时，鲁迅与作品及其相关内容的教学，又承载着语文学科的许多基本要求，体现着语文学科的特点与目标。在对于语文课程结构模块的定义上，我们还并不能直接看出课改之后的教学内容与今天相比有多少进步之处，因为新的教材还在酝酿之中，而课程改革精神已经传达下来。对于必修课程模块的建构还是从学习目标、内容、知识体系上来划分的，与之对应的语文选修课程也安排了相关系列，因而更多地体现了语文学科的第一性质——工具性。关于知识体系的分类，应该是属于一种横向的独立与联系，可是如何来实现语文学科的人文性，或者说如何使得语文学科有一条或者几条完整的精神脉络，使教材与教学上能够体现一种精神、思想的连贯性，我想应该是属于纵向范畴的；而关于鲁迅的教学可能正是可以用来作为建立纵向联系的一条重要线索。
至目前为止，我还只能就其表层作一些教学的试验，因为大多是由一些教学中的实际现象引发了一些问题亟待解决，从而引起我的这些思考的。但由于从事工作的时间还很短，因而试验也并没有得出真正的结论；于是，综合的一些东西姑且只能称之为构想。
在横向的模块中（我希望出台的新的教学范本与教材能够对模块作出最好的诠释，而不是继续作一些篇目的调整，又或者是在确立了彼此独立的知识体系的同时更加割裂了教学内容的精神联系），我想我们是否还可以寻找一些能够贯穿三年高中教学的精神线索，将语文教学能够从经纬上共同编织出一幅绚丽的画布。我的这个试验，便是将高中语文教学中鲁迅及其相关内容的教学加以整合。所谓整合，当然不能是单纯的将篇目堆放在一起，我反对将高中语文教材变为文学史、文学理论以及语言学理论与应用，这是大学科目，体现知识体系的独立性，便于就其中一点进行专入研究，而高中语文仍是处于普及教育阶段，因而没有必要进行体系分科，所以，我决不是想将鲁迅作品放在一个固定的单元里集中学习，连续一两个月只与鲁迅“打交道”，学生会“发疯”的。整合不等于集合，集合是表层次的，而整合是深层次的，当然目前尚在试验阶段，能说有多深，恐怕会遗人笑柄，我姑且只敢称其为“版块”。与地理上版块的概念不同，我所谓的“版块”注重于“海平面”以下的结合而不讲求“大陆”的“接壤”。
同时，一些教学中出现的问题，也促使我下决心找出维系这“版块”稳定的精神线索。对于鲁迅的认识在新的时期面临着新的难题：一方面将鲁迅神化的旧体制下的旧思维被否定了，另一方面，否定又过激化，在否定了“神”的鲁迅之后，甚至进一步否定了“人”的鲁迅，或者将鲁迅庸俗化地肆意解构。这在信息空前膨胀的今天，不可能不对学生产生影响。同时，时间距离造就了隔膜，大部分学生不了解鲁迅，单纯把他作为一个历史人物来看，既然是历史人物那就是过去时了，永不再回来，于是他们不想去了解鲁迅，也懒得去了解鲁迅。这些都是错误的。于是，高中语文关于“鲁迅版块”的教学，一开始就必须在学生心中给鲁迅以重新定位。
我想从“年轻的鲁迅—胸怀壮志的鲁迅—战斗的鲁迅—伟大的鲁迅—青年永远的导师，中国民族肖像的描绘者”，这一最终将鲁迅定位在一个“伟大的人”的过程，正好从这篇《〈呐喊〉自序》开始。这篇序言，交代了1924年前的鲁迅从一个求新的青年到走上“在精神上疗救国人”的文学道路的一段心路历程，表面上它可以串起一些选自《朝花夕拾》初中课文，同时，也能联系到现在学生自身所处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初建阶段。少年求学的鲁迅，或者比留着髭须的导师更具亲合力。中国儒家的衰弱，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厚古薄今，而将孔子等先师神化，因而重塑鲁迅形象，不能再像庙里供奉的菩萨，高高在上却是泥胎一座。鲁迅的精神历程也可以提供给学生一段人生的洗礼。
当然，最初的鲁迅文艺应该是从写小说开始的，小说恐怕是语文学科中最能吸引学生的部分了，同时关于小说，我们还可以调动其他的资源丰富教学，但那是教学方式、方法和手段的问题，而我们讨论的是精神联系。从《呐喊》到《彷徨》，正是暗写了自《〈呐喊〉自序》后鲁迅的精神历程，从“奋起呐喊”到“荷戟独彷徨”，鲁迅似乎又陷入了低回，这无奈与无助到《野草》又开始爆发，从小说到散文，鲁迅由一个“文艺医生”成长为一名“文艺战士”。文学作品，不再是温和的“汤剂”，而变成了刺向敌人的匕首和投枪，变成了愚众头上的棒喝。从含蓄的小说表达，到杂文激昂的战斗文字，鲁迅始终在选用最适合表达自己思想情绪的文学样式。这对于学生的写作可以说有莫大的启示。
从进化论到阶级论，从“打倒孔家店”到“拿来主义”，从《纪念刘合珍君》到《为了忘却的纪念》，我们用三年“鲁迅版块”的学习一同体会鲁迅的成长。随着鲁迅精神的最后完善，学生也从而真正地理解鲁迅；同时在此基础上，同学的欣赏、认识水平也会从被小说吸引的浅层次，逐渐过渡到对于鲁迅杂文、散文乃至思想的形而上层面的思索。
整个现行教材三年六册语文，“鲁迅版块”的作品的选择，还是比较能够符合这段鲁迅个人的精神成长经历的。当然这段经历也可以看作是学生重新认识鲁迅的经历，同样又是学生自己精神成长的经历。此外，我们还可以看到文史不分家，在历史方面，近现代史的学习，也会有助于我们探索鲁迅的成长轨迹，每个人的发展都不免打上那个时代的烙印，而那个时代的骄子，也必是真正书写时代、历史的人物。有幸，近现代中国史与“鲁迅版块”几乎是并行开始的，于是史可以证文，文亦可以映史。这又是更大方面的横向联系。
作为“鲁迅版块”的收尾，选择《阿Q正传》看起来似乎有些违背了我所说的“一贯到底的精神发展的直线历程”，又绕回了1921年，然而追求绝对的“精神直线发展”是可笑的，精神的历程本身有曲折，在曲折中发展，所以不必要求教材按时间严格排序。同时，收尾的《阿Q正传》自有它的独到作用，既然是收尾，那么就应该作个总结，来篇纪念文章唱唱赞歌不好吗？我认为大可不必，高三了，也没这么多工夫，择其要者最好，有句话叫做“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鲁迅最伟大之处就在于他用毕生的心血为他深爱的民族画像，对于中国国民性的描绘乃是鲁迅最成功处，而《阿Q正传》更是这方面无可替代的杰作。不同于现代主义者的精英意识，鲁迅对于愚众的态度，在阿Q身上集中展现，决不站在所谓的高处俯瞰世人，而是真正地爱世人，有怒有哀，但没有一丝一毫的不屑。这使得，我们重塑的“伟大的人”的鲁迅，更加臻于完善。鲁迅的伟大，在于他在人间。
鲁迅的成长历程也是他对自己的错误、缺点、偏见不断纠正的过程，如同他自己在那篇著名的短文《战士和苍蝇》中结尾说的那样：“有缺点的战士终竟是战士，完美的苍蝇也终竟不过是苍蝇。”在教学的过程中，不要回避鲁迅的缺点，相反知错能改乃是最伟大人物难得的品质，瑕不掩瑜，何况这些缺点反而为学生塑造了更有血有肉的鲁迅。
真正的思想与精神是无法灌输的，它们需要人们自己去经历，去体验，有时候，这种体验不是要回到过去，把那样的生活再过一遍，有时，仅仅只是读他一两本书，在精神上与之契合，进而跟随他“走过”一段心路历程。我想，这样，更能达到教育的最终目的。
鲁迅的文章范文 篇八
民国：推广白话文的先锋
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充分认识到要真正实现人精神的自由和思想的解放，就必须将民主与科学精神深深扎根于人民心中，“当时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文化革命的两大旗帜”,而鲁迅的文章在这两方面都做出了突出成绩。他在对封建制度进行无情攻讦的同时，也指出了“僵死的语言”是封建统治者宣传“朽腐的名教”的载体，因而其作品从一诞生起就注定拥有不可磨灭的经典性。
教科书编者更是认识到推广白话文，打倒孔家店，传播反帝反封建思想的关键在于教育。早在1923年，鲁迅作品《故乡》和《鸭的喜剧》就被选人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新学制国语教科书》,随后，国内各书局、教育部门及一些着名的学校，在其自行编写的语文课本中收录发表在各种刊物上的鲁迅作品约五十余篇。这一时期鲁迅作品在语文教材中的数量之多，是“五四”新文学其他作家难以企及的。
这一时期鲁迅的选文对推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展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它以文艺的外衣力图唤醒愚昧的国民。鲁迅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一面大旗，“第一次找到了中华民族从中国古代文化传统中走向中国现代文化系统的一条必经的狭窄孔道”,将鲁迅作品收入中学语文课本，真正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精神植入了语文教学，打破了上千年来孔家店的垄断地位，实现了从文言文到白话文的历史过渡。
建国初：民族新文化的风向标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受到国际国内政治环境的影响，语文课本政治化倾向比较严重，课本中的鲁迅作品成了政治的“传声筒”。人民教育出版社1950年出版的新中国第一套中学语文课本《初级中学语文课本》“编辑大意”就说过：“无论哪一门功课，都有完成思想政治教育的任务。这个任务，在语文学科更显得重要。”
尤其是对鲁迅予以了高度评价，封鲁迅为“无产阶级文艺队伍的总司令”,导致鲁迅作品理所当然地成了负载新的意识形态的工具。20世纪50年代，我国实行亲苏政策，《鸭的喜剧》和《我们不再受骗》被解读成中苏友好的见证。《记念刘和珍君》中的刘和珍被阐释成为新中国建立献身的革命烈士。《社戏》是农民孩子的优良品质。《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则是对中国无产阶级的歌颂。《孔乙己》本是如鲁迅自己所说的“描写一般社会对苦人的凉薄”,有着悲悯情怀之作，却被抽象成揭露封建文化毒害知识分子的罪恶。《故乡》中的闰土，也被认为蕴藏着的愤恨和反抗的火焰，终会爆发。
1957年反右斗争扩大化后，鲁迅作品更是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工具，此时期课本随政治形势频繁增删，对传统保留篇目也有意曲解，无视鲁迅作品的文本内涵。这一时期，鲁迅大量匕首、投枪式的杂文被入选到教材中去。正如王富仁所说：“在这一时期，鲁迅杂文在马克思主义政治派的手中，实现了与现实政治斗争的结合，逐渐蜕化成了社会政治斗争的工具，在对鲁迅杂文的阐释上，政治化的倾向表现得格外的强烈和突出，其影响至今犹存。”
“”:被神圣化的政治工具
“”期间，语文课变成了“政文课”,从事教科书编写和出版的人民教育出版社遭集体下放，全国通用的语文课本被取消，各地自编语文课本陷入一片混乱局面。这一时期，鲁迅极大程度地被神化，他们抽象继承鲁迅痛打落水狗的精神，掏空了其所诛伐的对象，于是鲁迅被改装为造反派的守护神。殊不知，鲁迅生前是最反对被树为偶像的，并一语成谶：“待到伟大的人物成为化石，人们都称他为伟人时，他已经变了傀儡了”。
1972年之后，鲁迅“左”神形象更得以强化，其他作家作品大量被禁，但鲁迅作品均不在被禁范围之内。鲁迅选文成为中学课本中仅存的文学作品。此时“左倾”思想登峰造极，各地自编课本均以阶级斗争为纲，语文课本的选录标准是“以着作作为基本教材，选读的好文章和革命作品”,还列出了“教材编写原则”和“选材范围”,着重强调要“坚持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基本上是对鲁迅作品进行单一的政治性解读，鲁迅成了思想的坚实扞卫者和最有力的实践者，成为了“横眉冷对”的无产阶级的杀人利器。“批孔”时，《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被选人教材；评《水浒》批宋江时，《流氓的变迁》被选人教材；《答托洛茨基派的信》用来证明“革命路线”的正确；《三月的租界》用来批判知识分子要进行严格的思想改造要向工农学习；《孔乙己》是说明“十七年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活教材”;《风波》是“反复辟、反倒退”;《故乡》和《祝福》因揭露旧中国的黑暗而证明“”就是好；《“友邦惊诧”论》是声讨美帝国主义的檄文。
神化的同时也意味着妖魔化。鲁迅选文被从具体语境中抽离出来，符号与意义之间的自然联系被割裂，被篡改，被过度阐释，对鲁迅任意曲解与夸张利用，将其高悬于神坛之上。鲁迅教学更是上纲上线，鲁迅被狭隘地刻意拔高，鲁迅作品中的个别细节更是被无限生发，成为被神化的政治教育工具荼毒生灵。可谓是明修历史栈道，暗度现实陈仓。
改革开放：“人间鲁迅”形象的还原
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思想不断获得解放，文学研究界“拨乱反正”,重新评价定位有价值的作家作品，20世纪80年代王富仁、钱理群等专家，突破几十年以来的鲁迅“功利律”,着书立说正本清源，在还原鲁迅原真性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实现了从他律向自律的、从程式框框向艺术的回归。
这一时期中学语文课本中鲁迅作品的收录主要是对“”和建国初大部分选文的调整，即“课文要选取文质兼美的文章，必须思想内容好，语言文字好，适合教学。”
但中学语文教育界与学术研究界仍存在相当大的隔膜，远滞后于鲁迅研究界新成果。历史的影响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消除的，因而，这一阶段中学鲁迅作品思想主题的解读显得陈旧而无新意，当时的中学鲁迅教学不是一种促进，而是一种延续，从这里仍明显能看出“左”的痕迹。
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时期，与政治时事联系紧密的杂文相对减少，中学语文教学在缓慢恢复，一些更温和的作品被选人中学课本。《范爱农》《阿长与(山海经)》《拿来主 义》《流产与断种》《鲁迅自传》五篇文质兼美的文章更是第一次被选人。教材编者吸取了鲁迅研究的新成果，力图恢复“人间鲁迅”形象，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果。但灾难岁月“厌恶和尚，恨及袈裟”的逆反心理，使大批文人在对鲁迅进行松绑的同时开始对鲁迅进行彻底清算，但这一切都无损鲁迅民族魂的地位。
新世纪：多元化语境的回归
“鲁迅大撤退”是近年的热点话题。尤其是2010年，多地中学语文教材内容出现较大调整，其中人教社新版高中语文教材中删减了鲁迅先生《药》《为了忘却的纪念》等作品。
实际上自2001年高中实施新课改，打破了人教版教材一统天下的局面。人教、苏教、鲁人、粤教、北师、语文六足鼎力。从整体上来看，鲁迅作品在必修课本中的分量相对减少，对此人教版新课程高中语文教材执行主编温儒敏教授发表文章称：“总课量少了，课文总篇数也相应要减少。就是说，鲁迅篇目在必修课中的减少，是由于课程结构变化与整个课时减少决定的。”但在选读本中鲁迅作品骤增，甚至包括《鲁迅警世名言》《题词》《俄译本序》等不常见篇目。
另外，梁实秋作品《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首次走进入教版中学语文教材，体现出课本选编多元化的倾向。长期以来我们对非左翼文化名人研究很不充分，且由于特定社会历史条件带来的局限，有简单化倾向，海峡两岸学者对他们的评价见仁见智，这种争议一直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过程中无法回避的矛盾。梁实秋作品入选中学课本，体现了主流社会对其文学成就的认可。文学与政治固不可分离，但文学并不是政治的附属品，文学与政治也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不能因文废人，也不能因人废文，兼容并蓄则更能体现出价值的多元和社会的包容。
从以上各时期鲁迅作品在语文课本中的变迁，我们可以看出，鲁迅的众多作品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被不同时期的教科书编者所认可接纳，在各个时期都被选人中学语文课本。他笔下的孔乙己、闰土、阿Q、祥林嫂等人物形象，他对中国人生存困境的切实描述，他对假恶丑社会绝不调和的战斗精神，已深深扎根于一代又一代国人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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