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牧的诗唐代诗人杜牧的诗有哪些【优秀3篇】

2023-11-28 20:31:11

杜牧(803年-约852年)，字牧之，号樊川居士，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唐代杰出的诗人、散文家，与李商隐并称“小李杜”。下面是书包范文为您整理的唐代诗人杜牧的诗有哪些【优秀3篇】，希望能够对朋友们的写作有一点帮助。

杜牧的诗范文篇一

两技仙桂一时芳

杜牧生在唐代都城长安，他的祖父杜佑是德、顺、宪的三朝宰相，所撰《通典》是我国第一部记载历代典章制度的巨著。关于当时的杜家，长安有句民谚说：“城南韦杜，去天尺五。”而最令杜牧念念不忘的就是“旧第开朱门，长安城中央。第中无一物，万卷书满堂。家集二百编，上下驰皇王”，可见其家世之显赫。高华的世族门第，深厚的家学涵溶，给予杜牧一生的价值趋向及政治追求以极大影响。

然而，命运就是这样变化无常，从十岁起，随着祖父、父亲的相继去世，杜家无可奈何地走向衰落。惨痛的生活变故，深深衬示出人生的荒诞与冷酷，它不仅给心高气傲的杜牧以强烈的人生挫折感，同时也化成了他力学求仕、重振家门的巨大动力。杜牧少年时便博览群书，特别致力于历史的“治乱兴亡之迹，财赋兵甲之事，地形之险易远近，古人之长短得失。”他不仅满腹经纶，而且又胸怀经邦济世的高远志向，充满了忧国忧民之心。因此，他把眼光投向历史，投向社会现实，指谪历史与现实的弊病，关注着民生疾苦和社会弊端。他曾写过《罪言》、《论战》等有关政治、军事的论文，曾注过《孙子》十三篇，还多次引古论今地给当政者写信议论政治、军事方略。在二十三岁就写下了著名的《阿房宫赋》，详尽而沉痛地论述了天下兴亡之道。

大和二年，杜牧26岁进士及第。皇榜之后，他给长安的朋友写了一封信，信中说：“东都放榜未花开，三十三人走马回。秦地少年多酿酒，却将春色入关来。”可见，杜牧当时心情舒畅，满面春风，好像春色也被他带进了长安。

这个春天确实是属于杜牧的，因为他在同年又登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以第四等及第，名振京邑。按照惯例，新科进士要到曲江游耍。这时的杜牧顾盼生辉，一举手，一投足，都才情万种。他们一行三五人来到曲江寺院，碰见一位打坐的僧人，攀谈起来。僧人便问杜牧姓名，杜牧得意地报上大名，心想“天下谁人不识我”，满以为僧人会大吃一惊，谁知这位僧人面色平静。同去游览的人夸赞杜牧考试连中，和尚看了看杜牧笑着说：“皆不知也。”杜牧因为和尚不知道他的姓名而感到惊讶和失望，就在寺院的墙壁上题了一首诗：《赠终南兰苦僧》“家在城南杜曲旁，两枝仙桂一时芳。禅师都未知名姓，始觉空门意味长。”这首诗表明了杜牧放浪不羁的性格特点，同时也表明了他的才学与哲思。

十年一觉扬州梦

晚唐政治腐败，现实黑暗，杜牧只因“性情耿介”，“刚直有奇节”，不愿媚事权贵，在李党之首李德裕的排挤下，不得升迁。杜牧本以为可飞黄腾达，青云直上，取得很高的政治地位，而等待着他的却是几乎终生的幕僚生涯与远守僻郡。他那“邪佞每思当面唾”的直率性格，以致于使他“清贫长欠一杯钱”，日子在柴米油盐的催逼中勉强为继。杜牧看不到自己的前途与希（www.shubaoc.com）望，不能用积极的态度来把握自己的命运，而是以一种借酒消愁，纵情声色的消极态度来表达的自己的矛盾心理。

熟读史书，看透时局，杜牧无法力挽狂澜，只得无奈将一腔悲愤交于酒肆。对于杜牧而言，饮酒成了疗伤祛痛的乐事。在他的诗中描写饮酒的诗句也最多，有“幽人本多睡，更酌一樽空”的百无聊赖，有“生前酒伴闲，愁醉闲多少”的惆怅苦闷，有“细算人生事，彭殇共一筹”的难得糊涂，他在酒中找到了精神寄托和平衡。

杜牧不仅以饮酒来对这个腐败的社会进行消极抗争，同时也以一种不拘细行，放纵的生活行为来傲视人生，以纵情声色来掩饰自己孤寂的灵魂。这时的杜牧三十一岁，于当年年轻气盛，金榜题名的二十一岁相差了一个年龄段。但是，他忧国忧民的抱负却在扬州这一片歌舞升平的花红酒绿中淹没了。杜牧无法施展自己的才华，因此只能以一种消极的沉沦来抒发自己的痛苦心情。

杜牧当时所写的《遣怀》，反映了他以醇酒美人淡忘仕途多舛的失落心情，“落魄江湖载酒行，楚腰纤细掌中轻。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落魄江湖”，可以看出诗人是很不满于自己沉沦下僚，寄人篱下的境遇。但自己无力改变现实，只好流连青楼以忘忧。不知不觉，已是十年了。现在自己要离开了，回头看看，往日的沉湎酒色放浪形骸，如今就像做了一场梦似的。这既有痛苦的回忆，也有醒悟后的感伤。“赢得”二字，也许调侃之中含有不堪回首的辛酸、自嘲和悔恨。政治消磨了一个昂然的青年，十年，对胸怀大志的杜牧来说，是多么漫长而珍贵，他本可以为国家做出多少事。而今空怀壮心，无处施展，大好时光只能虚掷于青楼歌馆中，这是一种怎样的无奈与悲哀！

流水无情草自春

早期诗人有过及第后“春风得意马蹄疾”的豪情与宣州和扬州八年之久的踌躇满志的幕吏生活。大和九年，杜牧接受朝廷任命为幕监察御史，由扬州赴长安供职。杜牧是有政治抱负的，这一次进京，他希望在政治上有所作为。而此时正是震惊朝野的“甘露之变”发生的前夕。

朝廷内部激烈的斗争，使杜牧觉得政治上的远大抱负难以实现。因而因景抒情，赠友伤怀，写了许多好诗，如“秋山念君别，惆怅桂花时。”另外，杜牧这时还有另一层心境：自从进士及第，为官十多年，他经国治世的雄才大略却还未能充分施展，这种惆怅使他的诗作带着一些伤感消沉的情调。但杜牧个性旷达豪迈，这份悲愁心情的自我消解也体现在劲健写意以及豪迈沉雄的哲思中，从而体现了他力求高绝的文学主张，也奠定了他在文学史上的不容忽视的地位。

杜牧也在沉寂中渐渐发觉，自己已无力呐喊，已经在走着一条认命的路，妥协的路。他的想到贾谊，引贾生为千古知己，“聊书感怀韵，焚之遗贾生”，是在诉说着自己寂寞之上的寂寞。不久杜牧就以身体有病为借口，表示不能胜任，又回到了洛阳。这之后，杜牧似乎看破了红尘，又恢复了其风流“本性”。但他的心里却是充满苦涩的。他和朋友一起参观金谷园，朋友兴致勃勃，他却哀叹“繁华事散逐香尘，流水无情草自春”，言语间甚是悲凉。

852年，杜牧病情恶化，他心知死之将至，便自撰墓志铭。据《新唐书》载，墓志铭写就之后，杜牧闭门在家，搜罗生前文章，对火焚之，仅吩咐留下十之二三。杜牧晚年评定自己说，“苦心为诗，本求高绝，不务奇丽，不涉习俗，不今不古，处于中间”，也算是道出了他给自己的一个明确的定位。的确，杜牧和同时代的李商隐合称“小李杜”，一起闻名后世，重要的原因是他能够“特创豪宕波峭一派，以力矫时弊”，自成一家。公元853年，杜牧逝世，享年50岁。

杜牧一生，得意一时，沉沦半世。作为晚唐诗坛的一朵奇葩，杜牧既是一个其人其文风流倜傥的才子，又是一个忧国忧民立志用世的能士，时而“雄姿英发”，时而又“一往情深”，这样不同的气质统一在一个矛盾体中，碰撞出璀璨的诗歌艺术。在花团锦簇、争娇竟艳的繁荣的唐代诗坛，杜牧以他俊爽的独特风格，炫耀奇彩于晚唐，被称为“晚唐翘楚”。

杜牧的诗范文篇二

摘要：杜牧、李商隐、温庭筠作为晚唐最著名的咏史大家，其咏史怀古诗独具特色，在诗史上有重要地位。从晚唐时代背景与三人个人生平经历出发，可探讨其咏史怀古诗的内容及艺术渊源。如果将晚唐咏史三大家进行比较，温庭筠以艳诗咏史、杜牧刻意翻新、李商隐含蓄蕴藉，三者各有千秋。

关键词：杜牧李商隐温庭筠咏史怀古诗

晚唐时期，藩镇割据，朋党之争，宦官专权致使民生凋敝，国家政治混乱不堪。但岌岌可危的大唐王朝却促使咏史诗达到了空前的繁荣。在压抑的时代中，诗人们只得在“沉沦中演进” [1]，不能直抒胸臆，只好大肆借历史来表达对这个时代的控诉和不满，于是咏史怀古诗的创作蔚然成风。晚唐咏史怀古诗成就最高的当属杜牧、李商隐、温庭筠。从诗歌体裁上来看，温庭筠的咏史怀古诗主要有乐府类、七律、七绝、五排咏史怀古诗，乐府类和七律咏史成就最高；杜牧最有特点、最有成就的当属他的七言绝句咏史怀古；李商隐近体律绝咏史怀古诗独具一格。他们都致力于咏史怀古诗的创作，为晚唐诗篇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为晚唐诗歌创作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但是，由于三人的生活经历、性格等的差异，他们创作的咏史怀古诗也分别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杜牧生于世代官宦家庭，家世显赫，自小饱读史书，风流倜傥，但同时又兼有忧国忧民的济世之志，有着三分的风流随性，七分的深沉绝望。他眼光犀利，对于咏史诗的创作有着明确的创作意图和艺术追求。杜牧在文宗时举进士，授宏文馆校书郎，后依次做过江西观察、淮南节度使幕，史馆修撰，膳部、比部、司勋员外郎，黄州、池州、睦州刺史等职，最终官至中书舍人。正是由于在官场的摸爬滚打，深入黑暗的现实内幕，让他深刻的意识似乎到国家命运的不可逆转。李商隐出身寒门，固然才高八斗，但似乎一辈子都在委曲求全，一介儒生本无意卷入风起云涌的政党之争，却因机缘巧合深陷其中，受到两党的排挤倾轧，徒有诗才却只能长期沉沦，遭遇极其不幸。相对于杜牧、李商隐而言，温庭筠既没有杜牧那样情系家园深沉，也没有李商隐那样曲意求成式似的束缚。他出身名门，却偏偏家道中落，因此他身上除了有几分贵公子的才高气盛之外，还多了几分赖气，他只管目之所见，口有所言。他们在晚唐咏史怀古诗的这块广袤的舞台上伸展拳脚，任悲伤和无奈放任自流。

杜牧的咏史怀古诗，风格“爽朗俊逸，蕴含深刻” [2]，往往喜欢刻意翻新，以“立意高绝”[3]的议论来表现他过人的卓识，其史论色彩浓厚，并且经常站在高人一等的台阶上来发表新见解，总结历史经验教训。赵翼《瓯北诗话》评其：“杜牧之作诗，恐流于平弱，故措辞必拗峭，立意必奇辟。多作翻案语，无平正者”。[4]如《题商山四皓庙一绝》：“吕氏强梁嗣子柔，我于天性岂恩仇。南军不袒左边袖，四老安刘是灭刘。”汉初汉高祖刘邦在戚夫人的鼓动之下欲想废太子刘盈而改立戚夫人的儿子赵王刘如意，此事危及吕后权益，因此吕后请商山四皓出山辅佐刘盈，使刘邦放弃废立太子的念头。历来商山四皓为巩固太子的储位而出山相助都是被作为一段历史佳话来传颂的，但杜牧为不落窠臼，竟反说其事，指出正是商山四皓的出山，才导致吕氏外戚专权，差点危及刘氏江山。由此，他的诗中又带有某种深刻的悲哀情绪，如《登乐游园》“长空澹澹孤鸟没，万古销沉向此中。看取汉家何事业，五陵无树起秋风。”诗人亲眼目睹牛李朋党之争，又亲身经历了“甘露之变”，辉煌的大唐王朝已经像曾经鼎盛的汉家王朝一样，渐渐消亡了，因此从心底慢慢涌上一股不可遏制的悲哀和无奈之感。

李商隐的咏史怀古诗则是多引用生僻的典故和隐晦的比喻，并善于抓住微小的事件，从而以小见大，因此导致他的诗含蓄蕴藉，有不少晦涩难懂之作。如其《齐宫词》：“永寿兵来夜不扃，金莲无复印中庭。梁台歌管三更罢，犹自风摇九子铃。”前两句仅用14个字就概述了南齐亡国的起因，经过，结果，从中刻画了齐废帝至死都在纵情享乐的昏庸荒淫。“犹自风摇九子铃”，“九子铃”是宫殿寺观的饰物，史载史载齐废帝曾剥取庄严寺的玉九子铃来装饰潘妃宫殿，诗人借用“九子铃”这样微乎其微的的小物件加以巧妙地暗示，从而从侧面烘托了梁宫的荒淫腐败，用语含蓄蕴藉，意味深长。但李商隐在政治生涯中的举步维艰使得其缺乏杜牧的那种自信，以致于他虽然对史实有清醒的认识，能够切中要害的对其作出正确的判断却不能大声疾呼，只能默默地用委婉曲折的咏史怀古诗来表现，从而折射出他对这个时代深深的悲哀，众多的愁苦使他的诗蒙上了一层凄凉的色彩，如《锦瑟》以悲切幽怨的“锦瑟”起兴，追叙郁郁不得志的一生。运用“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的典故来喻己命运如浮萍，青春年华不再。“蓝田生玉，沧海有珠”折射出诗人虽有卓越之才，却不为所用的深沉悲哀。越是沉迷，这种情思越是难以排遣，诗人也更加幽婉哀怆。

而温庭筠作为晚唐乐府类咏史怀古诗的终结者，对乐府类咏史怀古诗的创作颇为用心。这接近20首的乐府类咏史怀古诗多取材于东晋、北齐等前代昏君荒淫无道的逸乐亡国之事，诗人对其游乐的场面大肆渲染，吸取齐梁文风中注重形式和辞藻华美的部分，并将其融入其中，同时在咏史诗的内容上予以创新，将其咏怀个人遭遇发展到吟咏国家兴亡、朝代兴衰。温庭筠结合自身优势在表现手法上加以改造，开辟了以艳诗写咏史的传统，开拓了咏史怀古诗的新路径，并成就了乐府诗的最后辉煌。相对于杜牧、李商隐而言，温庭筠近体类咏史怀古诗最重要的特色在于他的乐观洒脱。他不恪守传统伦理道德，三分无赖气铸成了他的不完美，同时也成就了他人生表现的一个重要侧面。飞卿的咏史诗既不像杜牧那样刻意翻新，以善于写出出新的见解见长；也不似李商隐那般含蓄隐晦、委婉曲折，一唱三叹。他只管目有所见，口有所言，无论命运怎样将他玩弄于股掌之间，他依然是愤激而不绝望。同样是表达怀才不遇之感，温庭筠是“莫怪临风倍惆怅，欲将书剑学从军”（《过陈琳墓》），杜牧是“登独还天下，谁会我悠悠”（《题敬寺楼》）。相对于杜牧、李商隐的诗，温庭筠是一种盲目的乐观，正如刘学锴所言，“他的这种积极用世情怀，固与其家世、个性有关，也与他对时代的感受与认识比较表面有关”。[5]但他毕竟不是政治诗人，我们也不能对他苛求太多。

咏史诗作为中国文学史上一个大的分类源远流长。自东汉史学家班固的《咏史》开咏史之先河，建安时期，王粲、阮禹有《咏史诗》，曹植有《三良诗》，但大体都是“隐括本传，不加藻饰”[6]，及至左思《咏史》八首，开创了咏史诗借咏史以咏怀的新思路，再至晚唐之时，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题材内容分日益广泛，咏史诗的创作达到顶峰。温庭筠、杜牧、李商隐在这片广阔的舞台上，追忆前朝盛世，悲叹今朝之衰亡，抒发怀才不遇之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赋予其新的意义，为其留下的浓墨重彩的一笔，并凸显了一定的历史意义。（作者单位：济南大学文学院）

参考文献

[1] 袁行霈：《在沉沦中演进——试论晚唐诗歌创作趋向》，南京师范大学编《中国首届唐宋诗词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江苏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190页。

[2] 孙大军：《论杜牧的咏史诗及其怀旧伤时心态》，《淮南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第64页。

[3] 房日晞：《杜牧李商隐之咏史比较》，《西北大学学报》，1994年第2期，第64页。

[4] （清）赵翼：《瓯北诗话》，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第163页。

杜牧的诗范文篇三

关键词：杜牧；咏史诗；立论新颖

中图分类号：1206.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8)12-0214-02

咏史之诗自古有之。诗人借咏史抒发自己的胸怀，以古人自况，或对前人往事进行讽刺与称颂，历代均有佳作。而杜牧于诗，堪称晚唐翘楚；就其咏怀诗而言，则为整个唐代屈指可数的大家之一。他的咏史诗运用史料去重新评价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把历史、现实和个人思想融合在一起，不受传统观念的影响，阐发自己对历史的独特见解，十分有新意。杜牧的咏史诗有60余首，这是他创作中最有特色、成就最高的一部分。

杜牧的咏史诗多为题咏古迹之作。他见古迹、思古人，往往注重的是对人事的思考与评价，尤其是以七绝体论列古今，更为其所擅长。潘德舆说：“七言绝句_，易作难精盛唐之兴象，中唐之情致，晚唐之议论，途有远近，皆可循行。”晚唐咏史怀古诗正是以“议论”为特色而与盛唐之兴象、中唐之情致相区别的。而晚唐议论体咏史怀古诗的杰出作者，就是杜牧。

他的咏史诗，一般都有较强的思想内容，有较强的史论色彩。如著名的《过华清官绝句》第一首：“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这首诗以小见大，通过送鲜荔枝这一小事，深刻地揭露了唐玄宗和杨贵妃不恤民情，只图一己享乐的腐败政治与靡烂生活，这正是导致安史之乱的内在原因，又如《汴河怀古》，诗人途经汴河，想起曾经在此动用几万艘以锦为缆的大船游幸扬州，以及更早的西汉大造宫室的梁孝王，他们当年不可一世，如今岂不是烟消云散了吗？

见微知著，通过一件小事却反映了历史上一个重大的事件，一滴水映现出大千世界，融写景、怀古、论政为一炉，给读者以极深刻的印象。

杜牧咏史诗中最具特色的是诗人敢于发前人所未发，独具慧眼，表现了独到的胆识。咏史诗须鉴古知今，要求作者情致与理性兼容并美。杜牧的独到之处，不仅在于他的好发议论，而且――也是更重要的是他的议论之颖异。他超越了传统的以讽喻为目的的道德定性与伦理评价，而以思辨的方式对历史事件进行态势分析，具有兵家战略眼光和纵横家的意气。比如他不满足于对已然的事实进行解释，而更感兴趣对历史的或然性进行假设，从而揭示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偶然性因素的影响。这实际上已在咏史怀古诗的创作中使用了历史哲学的思维方式。如著名的《赤壁》和《题乌江亭》二诗：

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

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辱是男儿。江东子弟名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

已经发生的事实是“必然的”前提下，为历史是“这样”而不是“那样”发展阐释理由。而杜牧却用大胆的假设与推理来揭示，历史的发展原本可以是另外一种情形，“已然的”未必就是“当然的”。在《赤壁》诗中，他设想如果不假东风之便，江东二乔都可能成为曹操的战利品，强调了一个偶然性的因素往往可以决定历史的走向。

《题乌江亭》却正好相反，他强调项羽如果能忍辱负重、卧薪尝胆，东山再起不是没有可能。项羽的兵败自杀，历来被视为英雄壮举。一般咏项羽的诗，不外乎或赞其英雄气概，或同情其英雄末路，或总结其失败教训，独杜牧从“胜败乃兵家常事”立论，认为项羽本来可以有生机，可惜他过早地放弃了努力，一念之差也许就改写了历史。这又强调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对于历史发展的作用。这与《赤壁》一首似乎存在矛盾，但二者又统一在都是强调没有绝对的事物。可以肯定的是，杜牧对待失败的态度是积极的、辩证的。他所宣扬的是一种百折不挠的精神和坚韧不拔的意志，同时也寄托着对当政者振兴武力以挽救危局的期望。全诗立论卓奇，议论精警，气势振奋。

因而我们说杜牧咏史怀古诗的议论之“异”包含两层意思：一者是“新”能发前人所未发；一者是“高”，能道人所难道。杜牧睥睨世俗，以武略自负，议论中很少平庸肤浅的道德论调，却有一种叛逆精神和进取意识。其指陈利弊，既包含儒家式的良史之忧，又明显具有兵家的审时度势、法家的理治之术，这些再配合以纵横家的气度与言辞，使他的咏史怀古诗气俊思活、雄姿英发。

杜牧的诗 唐代诗人杜牧的诗有哪些【优秀3篇】

杜牧的诗范文 篇一

杜牧的诗范文 篇二

杜牧的诗范文 篇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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